历史的考掘与生命的复归——再论邓一光的深圳系列小说
内容提要：和邓一光最早的深圳系列小说相比，他近年同类题材的写作有两个显著的变化：由偏重叙写当下的生活转向注重历史的考掘，尤其是深圳史与岭南近现代历史的考掘，在历史的视野中观照当下；叙事空间和叙事视野也明显扩大。此外，邓一光通过互文写作等形式实现跨文类的资源整合，形成跨学科的思维方法和观察视野，将城市与更为复杂的系统联系起来，为城市书写引入或建构具有当代性的复杂思维模式和系统思维模式。他在更新城市文学上做出了重要的尝试，也取得了不容忽视的实绩。
关键词：邓一光 博物学 跨学科 深圳系列 岭南史
和邓一光最早的深圳系列小说相比，他近年同类题材的写作有两个显著的变化：由偏重叙写当下的生活转向注重历史的考掘，尤其是深圳史与岭南近现代历史的考掘，在历史的视野中观照当下；叙事空间和叙事视野也明显扩大，由写深圳到写岭南，既在岭南的视野中看深圳，也在世界的视野中看岭南。深圳史有别于深圳城市史，作为一座在改革开放中快速形成的城市，深圳的城市史是短暂的，而深圳史可进行更漫长的追溯，也可以作为谈论、分析问题的框架。岭南的近现代史，更是文学的富矿，有待作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入手予以考掘，以多样的写作美学予以表现。
邓一光此类创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当属《人，或所有的士兵》。在这部篇幅宏大的长篇小说中，邓一光回到历史深处，把目光投向香港保卫战，以倔强的认知意志深入到一个地狱般的世界的内部，以史实和虚构相结合的方式呈现战争如何扭曲人性，如何把人抛入非人的境地，也反思战争如何借助国族、文明之名而获得合法与正义的假面。
邓一光的短篇小说《深圳自然博物百科》同样注重历史的考掘。其中有两点颇为值得注意：一是深圳史的考掘与呈现，二是自然史或博物学视角的融入。《深圳自然博物百科》中写到一个名叫行洛水的现代舞舞者。他从小就有些孤僻，不善言辞，所幸在舞蹈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找到了个人和世界的连接路径。他正处于艺术生命最好的时期，却因为新冠疫情的发生、舞台表演活动的停止而失去最为宝贵的三年。在这个过程中，他持续地陷入抑郁甚至是失常的状态。他对世界失去了信心与希望，不断地被怀疑、焦虑裹挟。朋友送的一株香荚兰——他给它起了名字叫晨曦，则成为他情感的寄托、对话的对象，甚至，就是他朝夕相处的家园。疫情管控解除的第二天，晨曦戏剧性地死去了。为了和晨曦有一个庄重的告别仪式，也为了让个人能够在自然之地中得到护佑，他最终走向了深港边界无人区的原始谷地，打算在那里埋葬晨曦。
正是在那个山谷中，行洛水出现了听幻觉，听到了很多历史人物的声音。这些人物，大多与深圳史或岭南近现代史有关。这一历史视野的融入，虽然对于这篇小说的情节来说不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对于邓一光小说创作的总体性来说，又非常关键。它使得邓一光近期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始终有一个总体视野，并且在合而观之的时候能实现意义的增殖。
单就《深圳自然博物百科》这篇小说而言，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博物学或自然史视角的引入。“博物学”这个词是晚清时期在西学冲击与日语影响下对“Natural History”所做的中文翻译。“Natural History”蕴含着对所有自然事物进行探究之意，在中文语境中又被译为“自然史”。博物学是一个包含甚广的学科，在17至19世纪堪称“大科学”，如果参照今天的学科分类，大概包括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天文学、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内容。在《深圳自然博物百科》这篇小说中，博物学视野或自然史视野有很多方面的体现。
首先，这并不是一篇小说常见的名字，之所以取这样的名字，和南兆旭的博物学著作《深圳自然博物百科》有关，两者有非常明显的互文性。邓一光小说中对这部著作的介绍，也包括对南兆旭的介绍，增加了这篇小说的博物学色彩。这篇小说的整个书写过程，也充满博物学的旨趣。比如小说开头就写到一个生于病毒时代的三岁萌娃得知不用去做核酸了，可爱的游乐场被拆除了，立马惊恐如失去阴暗石穴的大鲵，哭得惊天动地。诸如此类的人与动物、植物的对比或关联，还有对动植物的描写，在这篇小说中随处可见。
深圳史或自然史等历史视野的引入，对于《深圳自然博物百科》这部小说来说是重要的。历史是认识得以发生的、必不可少的语境，也是认识人的非常重要的维度，人天然具有历史性。正如约翰·G.T.安德森在《探赜索隐：博物学史》所谈到的：“历史是故事——记录了真实的人做过的真实的事，以及这些事对他们自身和我们产生的影响。如果你对一个事件发生的背景一无所知，就很难真正理解这个事件；如果你对一个人生活的世界有些概念，便能更好地理解他为什么会有某种所思所行。历史之所以如此引人入胜，是因为历史就是我们。历史是小道消息。历史是野蛮的、温柔的、启发的、压抑的、有趣的、讽刺的，但从不是无聊的。我们来自一条无限长的人和事件组成的链条，也是这链条上与未来相扣的一环。”1此外，深圳史和自然史视野的融入，拉开了观看问题的时间距离，拓宽了视野，从而导致行洛水本体感受的改变。
在深远的时间中去理解人的存在，有两种可能。一是望远皆悲，即发现人终究是要死的，人在当下的欲念、努力，等等，最终都会化为乌有。二是如果能够望得更远，在更深远的时间中去看个人，也可能发现积极的可能性，即发现个人和自然、社会等有更为深层的联系。站远了看，个人眼前的悲欢，往往会变得相对不那么重要，也相对容易接受。在《深圳自然博物百科》中，疫情的切近经验是令人痛苦的，行洛水就非常痛苦，而当他在漫长的历史时段中去看，这一切似乎又变得相对容易承受了。他获得了新生，或者说，获得了另一种对待生活、看待得失的态度。得失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他似乎从失重、失神的状态中抽离出来了，生活所应有的实感也回来了。
历史视角的引入，尤其是自然史视角的引入，甚至还带来了世界观的改变。这篇小说充满对身体与灵魂、生与死的思考。借助自然史的视角，它思考并表达了生命的复归这一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行洛水最终决定离开舞台，打算去舞蹈学校教孩子跳舞。他从昔日泥淖般的虚无状态中抽离出来，复归于他的本性。他承认了人生的局限和时间的不可逆，又不再为悲观和虚无所裹挟，而是决定务实地、积极地往前，行动起来。透过自然史的视角，行洛水意识到，他和晨曦都将复归于自然。晨曦的生命已无可避免地终结，可是，在行洛水的理解中，晨曦会进入轮回，会再度活过来，就像自然界无数的生命一样。“自然这件事情的前提并非是它拥有一个或几个超拔的永生者，而是它拥有生命世世代代的繁衍能力。他无法用语言向这个世界做出表达，又错过了身体与世界最好的组合机会，但他可以从另外一个种子的胚芽中重新出生。”这是行洛水对自然的理解。这意味着，行洛水虽然还活着，但是由于他的想法和内在精神改变了，他彷佛获得了新生。在那个山谷中，在带着自然史的视角和晨曦告别后，属于行洛水的时间仿佛不一样了，它进一步加深、折叠。处于时间中的行洛水依然活在当下，又似乎超越了当下。
在山谷中的行洛水实际上是在一个复杂的时间网络中来认识生，认识死，认识困境也认识意义。自然史或博物学为行洛水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视角，提供了一个看待现代人生活困境的框架，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甚至可以说，提供了另一种存在论尺度。经常置身大自然，或是经常和植物打交道，会倾向于认为生与死并非绝对，更不是二元对立的存在，在自然界当中似乎并没有什么是真正死去的，而是各种形式的生命都在更新。相比于生死，更新更能体现自然界的真实状态。所谓死亡，只是生命形式的转变。引入自然史的视角后，行洛水对生命的认识也与此相近。个体生命只是相互联系的生命圈中的一员，只是相互联系的生命链中的一环。个体生命注定会消亡，这是存在的有限性，可是，生命圈和生命链又是无限的。行洛水也意识到了，不管是植物的生命，还是他作为人类个体的生命，都在更新、承继或轮回当中。由此，他也就能相对看淡个人的生死与得失。
自然史的视角，还有助于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有助于意识到人和植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存在复杂的联结，存在“对话”的可能。行洛水和晨曦的“对话”，看似不可能，是非理性的行为，其实未必如此。哲学家、人类学家托比·李思就从疫情对人类的影响中得到启发，主张把人放回自然之中，从而实现对人的重新定位。他认为，我们并非生活在人类世，而是生活在微生物世；新冠肺炎疫情提醒我们，从病毒的角度来看，我们与其他宿主没有什么不同。李思还认为，新冠疫情作为大型“无差别事件”对“现代性的本体论”提出了质疑。“现代性的本体论”的前提在于，人类作为自然界中唯一有理性思维能力的存在，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事实上，人类应从作为自然一部分的角度重新思考自己，努力形成“以地球而非种族或物种为中心的‘我们’的观念”，从而解决现代社会所存在的种种问题。2即使不作这种相对激进的思想推演，仅仅是注意到人和自然的深层关联，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正如王蓉蓉所指出的，“引导人类关注自然的声音，将人类的注意力导向信任和依托自然之运行，这是人类给自己的一份礼物。它赋予人类一种宇宙观，捕捉破灭希望背后的激情，将人类引向转化，经由这蜕变人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使命。庄子教导我们，人类作为自然共存者而非凭空存在者，是能够将那深层的相互联系感发扬光大的”3。
在邓一光的这篇小说中，家园也是一个关键词，或者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家园也是邓一光的小说和南兆旭的博物学著作构成互文的一个连接点。南兆旭这部著作的献词为“献给我挚爱的家园”。南兆旭的著作和他的工作方式，也包括邓一光的这篇小说，都提醒人们注意，除了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去理解深圳，生态或自然也是重要的路径。除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层面的魅力，丰富的植物和独特的生态环境，也是深圳作为美好家园的重要方面。
在邓一光的小说中，家园的问题，还可以放在另外的视野中进行思考和谈论。尼采、海德格尔等思想家在对现代社会的凝思中，都强调无家可归是人类的基本生存处境，邓一光在他的深圳系列小说创作中，也一再思考这一境地，一再强调人重新扎根的必要，也一再肯定人为此所作的种种努力。邓一光主张每个个体，都应该努力地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认为家园意识依然是人生活的重要问题。他笔下的人物，也许会深陷绝境，会有挣扎，但他们拒绝认为无家可归是必然的现实。相反，他们应该尝试通过各种方式来寻求生命的安顿，让个人有自己的存在之家。行洛水也是如此。他们也会失败，但是这种意志和精神，以及相应的行动，使得他们成为现代生活的英雄。
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书写现实，也是邓一光的《深圳自然博物百科》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深圳自然博物百科》所处理的题材是高度现实化的，写法则是超现实主义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深圳自然博物百科》的主人公是一位带有抑郁症倾向甚至有些精神失常的人。他从小就不善于与人交流，对语言和语言方式缺乏信任，舞蹈是他表达痛苦、欲望与挣扎的方式。而类似的“不正常的人”，正是超现实主义者所看重的书写对象。超现实主义者在“不正常的人”身上看到了如下的可能：他们敢于背叛传统，能解放精神潜能，在无意间探索并表达着精神尚未为人所熟知的种种可能。因此，他们偏重书写这样一类人物，或是在写作中模仿这类人物的思维方式。比如布勒东和艾吕雅在《无暇的观念》中就模仿并表现了各种精神错乱的状态。
梦幻叙事或仿梦叙事，也是超现实主义常用的表达方式。超现实主义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往往注重表现梦幻与欲望。超现实主义者认为，处于睡与醒、潜意识和意识之间的状态，恰恰是人的真实表现。布勒东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就提出，要把梦和现实两种表面看来十分矛盾的状态融合为一种绝对的现实，并且这就是超现实。《深圳自然博物百科》的主体部分，也正是一种仿梦叙事。这篇小说主要写行洛水的内心景象，以及他和晨曦之间的对话。小说一开始就营造一种超现实的叙事氛围，晨曦就被赋予了拟人色彩，是行洛水对话的对象。生活与梦幻、现实与超现实，从一开始就不着痕迹地融合在一起。小说开篇写行洛水在音乐中打坐，惯于冥思，已暗示他容易有情绪的问题。接下来更是直接写他种种心绪的波动。经过层层铺垫后，行洛水在山谷里埋葬晨曦时遇到大风，出现听幻觉，就显得顺理成章。《深圳自然博物百科》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了疫情给人造成的心理创伤，用梦幻叙事来展现真实。疫情造成了亲密关系的丧失，也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疏离。行洛水和晨曦之间的种种，不免让人想起疫情时期流行的段子——在这样的时期，和花花草草说话是正常的行为，无须担心患了精神病。邓一光写出了人可能陷入的既孤独又孤单的状况，直面了现实。他又选择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来展现这种现实，从而让小说的叙事起到陌生化的美学效果。
在邓一光近年创作的短篇小说中，《在地下》非常适合和《深圳自然博物百科》放在一起进行对读。
这首先体现在，《在地下》和《深圳自然博物百科》的主要人物具有家族相似的气质。“狄二岸曾是羞涩的小镇少年，不聪明，没有出色的能力，有时候会犯点小错误，把事情搞砸。因为这个，他一直有点紧张，不爱说话，童军和少年时期没有朋友，中学毕业后只考了个专科，让父母失望，连向暗恋女孩表白的机会都错过了。”4和《深圳自然博物百科》的行洛水一样，狄二岸敏感内秀，和周围世界格格不入。不过，这两篇作品在人物书写上也有鲜明的差异。《深圳自然博物百科》把大部分的篇幅都用在了行洛水身上，主要讲述行洛水的遭遇；《在地下》则在写狄二岸的同时，也注重人物群像的勾勒。《在地下》主要从狄二岸的视角去展开观察和想象，他的身份被设定为深圳地铁的志愿者。《在地下》也从狄二岸的视角出发，写了不少生活在深圳的人：非常劳累、缺少睡眠、对收入不满意的地铁保安，家里有两三个孩子、经济压力巨大、同时有着一份或两三份工作的中年妇女，在地铁里哭泣的女孩，学艺术出身、无法适应职场规则而选择漂泊、像“香荚兰叶”一样瘦弱的忧郁青年，想要洞悉世事、被生活深深伤害的中年男人“明白哥”，有远大志向却平庸、无法有远大前程的青年，和南兆旭一样真实存在的现实人物胡野秋……对这些人物的书写，有的描述相对详细，有的则非常简略。他们都是巨型城市深圳中的一员，是独特的“这一个”，也是一类人的、有普遍性的代表。
和《深圳自然博物百科》一样，《在地下》同样注重历史的考掘，并且带有鲜明的博物学色彩。这种鲜明性首先体现在，小说引入了两个在地质学上非常重要的概念和视角：人类世和深时。
人类世通常被认为是人类对地球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的时代。2000年，荷兰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在一次会议上偶尔提及“人类世”一词，这个带有现场即兴发挥性质的词成为这次会议的热议话题。会后，保罗·克鲁岑对这个词继续加以研究，发现湖泊生态学家尤金·施特默曾创造了这个词，并被他的同事和学生加以使用。随后，保罗·克鲁岑和尤金·施特默联系，共同在《IGBP通讯》上联合发表了这一名词。2002年，保罗·克鲁岑在《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仅一页的文章，使得该名词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保罗·克鲁岑并非地质学家，但他公开宣称全新世己经结束的说法，推动着人类世成为新的地质时代，人类世也成为近年来不同学科的热议话题。深时则是一个地质概念，是塑造地球地质事件的时间尺度。这个尺度非常巨大，对人类的理解与想象会构成挑战，但同时，也为人类的理解打开新的认识空间和认识尺度。
写作《在地下》时，邓一光既保留了人类世和深时的时间尺度，又将它们进一步空间化：在人类世和深时王国之间形成对比。狄二岸虽然和周围世界显得格格不入，但是他具备出色的想象力，能够穿行于不同的世界，比如穿行于人类世和深时王国。小说的开篇就写到，深夜，狄二岸的保安舍友们熟睡后，狄二岸便安静地启程，离开人类世而返回深时王国：“狄二岸来到大鹏半岛的四代火山遗址，从这里开始了他当晚的旅行。他独自穿过岬湾海岸挂满海葵和层孔虫的海蚀崖，从那里折返，通过生物遗骸沉积而成的盐矿，依次去了咸头岭和大黄沙、屋背岭和九祥岭、红花园和铁仔山的地下遗址，它们分别是新石器时期、商代和汉代人类活跃过的地方。狄二岸在那里见到一些新朋友。他没有和他们打招呼。用不着。他们以后会认识。不过，他双手抄在裤兜里，闲适地在元代人类活动过的楼村悠悠散步的时候，见到三位在那里度假的老朋友，德国人郭士立、瑞典人韩山明和德国人黎力基，他们为黎的《德客辞典》词性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几近翻脸。狄二岸礼貌地在他们面前站定，问候了三位长者，顺便问了黎先生，他失踪的妻子是否回到了他的身边。”5
和《深圳自然博物百科》一样，邓一光在《在地下》中也注重引入一些与深圳历史有关的人物或事件，比如德国人郭士立、瑞典人韩山明、德国人黎力基。他们都是传教士，都在深圳有过停留。在跨文化史、全球微观史的意义上，他们的过往经历，也是深圳历史的一部分。6而正如上述段落所展现的，邓一光赋予了深圳历史以广阔的景深。
《在地下》接下来的书写，同样沿着不同的历史视野而展开，既有非常典型的对城市生活的思考，同时也有超越性的注视。邓一光一如既往地关注城市的问题，关注当下生活的问题，试图写出当代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城市并不爱所有人，它在崛起时不光托起了目光如炬的财富者，也陷落着无数打拼者的无效梦想，在地下行走的人们大多属于后者。他们是城市里人数最多的疾群，城市故事里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但因为有了地下，他们可以怀揣不放弃的残梦，搭乘一匹钢铁快马，在黑暗中一往无前地向前奔跑，穿越刀锋生活，哪怕距离灾难只有一寸。”
邓一光对城市的理解超越了二元对立式的思维局限，不是单纯地认为城市生活是好的或是坏的。与此同时，他也试图站在更高的视角，即小说中所说的“深时王国”的视角，省思人类世的种种局限，思考人类文明的成就与风险、洞见与盲见。
拉开距离去看，我们会很容易发现人类的成就。比如在《人类时代》中，黛安娜·阿克曼就以诗意的笔触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请展开丰富的想象力，想象着我们人类是如何开始的——先是半直立的猿类，在树上悠闲地打发了部分时光；之后成为一群衣不蔽体的游牧狩猎者和采集者；而后成为有意识种植谷物的护卫者，以令人费解的缓慢速度挑选出适宜的谷物，这一进程持续了上千年；接着摇身变为勇敢的农民和森林砍伐者，建造了栖身之地，并获取了更加稳定的食物来源；随后变成村庄和城镇的建造者，村庄和城镇的出现让沟壑纵横、精耕细作的农田黯然失色；紧接着成为制造者，创造出蒸汽机（一种不同于马力、牛力或水力的异常丰富的动力源，不会受到健康状况或天气的影响，不会受到位置的限制）等发明；之后变为行业经营者、苦力者和大企业家，搬迁至距离工厂更近的地方，这些工厂出现在像蜂窝一样的城市里，位于一望无际的主要农作物（如玉米、小麦和大米）的田地旁和成群的关键物种（主要为牛、羊或猪）的周边；最后成为熙熙攘攘的大都市的建造者，大都市周围是农场减少、森林萎缩的郊区；然后在强烈的群居冲动的驱使下，成群结队地涌入散发着希望气息的城市。在那里，我们如同散落的水银珠子一般，流动着聚集在一起，最终合并成为一个个巨大的、坚固的文明球体。”7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人类文明浓缩而诗意的描绘，动人心弦。而在浩瀚无垠的时空面前，人类的成就和得失，又总是有不断进行重新估衡的可能与必要。这也是邓一光在他的深圳系列小说中尝试处理的。比如在《在地下》中，他引入了1993年深圳清水河仓储区大爆炸这一历史事件，也把胡野秋等深圳的文化名人写进了小说中。其中写到，这次大火引发了两次大爆炸。当时有六个过氧化氢罐离大火仅三十米，如果第三次爆炸发生，必将引爆附近八个储量超一千吨的液化气罐、十八节液化气槽罐和加油站，威力是广岛原子弹的两倍，破坏力也更大，大半个深圳特区将会成为废墟。好在那天，有三千多个男人冲进大火现场，用两百多吨水泥铺出了一条隔离带，这样才阻止了大火的继续蔓延和悲剧的扩大化。通过对一个城市的危机时刻的回望，邓一光把省思从对城市文明的思考引向了对人类文明的思考。《在地下》中还写到马斯克在试图造超级高铁，一旦造成，出行的时间会进一步缩短，从深圳到北京仅需两个小时。这种速度的提升会带来很多便利，同时也可能让人丧失很多。比如丧失慢所带来的种种故事、美学和可能。从深时的时间角度看，人的生命是何其短暂，从宇宙的空间角度看，人类则渺小如尘埃。那么，我们该如何估算其中的得失呢？邓一光并没有试图把读者引向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试图营构一个复杂的问题境域，让人据此去展开思考。
邓一光的深圳系列小说，还有鲜明的互文性。作为短篇小说的《深圳自然博物百科》和南兆旭的同名博物学著作构成互文关系。在这篇小说中，邓一光明确地谈到南兆旭及其著作，这种互文的形式，可称之为显性互文。《在地下》，则在有意无意之间，与英国作家罗伯特·麦克法伦的非虚构作品《深时之旅》构成互文关系。《在地下》虽然没有提及罗伯特·麦克法伦及其《深时之旅》，但是它们都涉及对深时和人类世的讨论，也都试图探讨关于地下的哲学和美学。两者构成隐性的互文关系。互文手法的融入，与作家在写作上的探索有关，涉及作家的写作方法层面的问题。同时，这种写作也指向作家如何介入时代、如何通过写作和现实形成互动等问题。邓一光深圳系列小说的写作，是一种注重向内考掘的写作，也是一种注重向下考掘的写作。
我在一篇谈论邓一光的深圳系列小说的文章中曾谈到，邓一光有一种从高处俯瞰生活的智慧。在他的笔下，人既是属于城市的，又是属于自然的和宇宙的。邓一光及其笔下的一些人物，会从自然的、宇宙的视域来打量世俗世界，打量世俗的城市生活。8邓一光之前的一些关于深圳的短篇小说，蕴含着皮埃尔·阿多所说的“俯瞰事物的体验”：“俯瞰事物的体验可以让人想象一种内心的视觉，飞越大地与凡间。”9这种俯瞰的体验是从天上看地上的视角，而在《在地下》等小说近作中，邓一光则增补了从地下看地上的视角。这两个视角，在邓一光的写作中所起的作用，是大致相同的：都使人们可以从普遍性的视野出发去看待事物，在巨大的时空尺度中去观看城市与文明，去省察城市与自然。而在认识论、在美学的意义上，从地下看地上的视角又增添了新的维度。正如罗伯特·麦克法伦所指出的，在人类文化史中，人们似乎对地面以下的空间抱持着长久的憎恶，出于各种原因，人们总想回避地面之下的事物，地面之下由此成为认识论和美学的反面或暗面。但麦克法伦主张，黑暗也可能带来洞察，向下挖掘也可以通向启示。10在《深时之旅》和《在地下》中，我们都能发现麦克法伦所说的不无道理。
邓一光近期的、以《深圳自然博物百科》《在地下》为代表的深圳系列小说，为理解深圳的历史提供了不同于其他作家作品的视角，也开显了一种可能——短篇小说也可以探讨宏大的主题，而不必只是书写小情小绪。
《在地下》对人类世及其相关问题的书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人类世和深时，为这篇小说提供了一种观看城市的新视角，也带出了一系列新的主题。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人类世自出现以来就具有多学科特性。各个领域的自然科学家，连同社会科学家、人文学者、文艺评论家、艺术家、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很早便意识到地球正在发生一些奇怪的变化，并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地球是如何以及为何变化的。从这些角度来看，曾经无边无际、丰裕富饶的地球已变得局限、污浊并趋于陌生化。”11虽然经过十五年的讨论和探索，国际第四纪地层学小组委员会决定，人类世目前还不会成为地球地质时间表上的正式纪元，但毫无疑问的是，人类世及其相关的概念已经跨出了地质学的视野，成为有着广泛影响的文化概念。邓一光对人类世、对深时的问题与方法的引入，为书写深圳构建了不同于以往创作的思想景深和文明景深，在面对相同的、相似的题材中构建了个人的写作方法和叙事美学。在城市文学的典型视角中，个体的自我困境，是思考的中心议题，而在人类世、在深时的视野中，人类是作为一种整体力量而对地球产生影响，相应地，人类全体与全球困境之间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联系。《在地下》实际上同时思考这两方面的问题，也同时开显这两方面的问题。邓一光将城市与更为复杂的系统联系起来，为城市书写引入或建构具有当代性的复杂思维模式和系统思维模式。他在更新城市文学上做出了重要的尝试，也取得了不容忽视的实绩。
[本文系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深圳文学研究中心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美]约翰·G.T.安德森：《探赜索隐：博物学史》，冯倩丽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页。
2 [加拿大]托比·李思：《从人类世到微生物世》，《走出人类世：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哲思》，宋冰编著，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版，第22页。
3 王蓉蓉：《道的时刻：全球性大流行病时期的无奈、乐与柔韧》，《走出人类世：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哲思》，宋冰编著，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版，第140页。
4 5 邓一光：《在地下》，《收获》2023年第6期。
6 蒋荣耀曾撰文对这些人物在深圳的经历进行勾勒和描绘，具体可参见蒋荣耀：《1840 年代， 洋人的深圳“朋友圈”》，《深圳商报》2016年6月12日。
7 [美]黛安娜·阿克曼：《人类时代：被我们改变的世界》，伍秋玉、澄影、王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73页。
8 李德南：《他们都是造物主的光荣——论邓一光的深圳系列小说》，《南方文坛》2015年第3期。
9 [法]皮埃尔·阿多：《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皮埃尔·阿多与雅妮·卡尔利埃、阿尔诺·戴维森对话录》，姜丹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版2014年版，第200页。
10 参见[英]罗伯特·麦克法伦：《深时之旅》，王如菲译，文汇出版社2021年版，第10—15页。
11 [美]朱莉娅·阿德尼·托马斯、[英]马克·威廉斯、[英]简·扎拉希维茨：《人类世：多学科交叉研究》，谭亮成、王甜莉、车乒译，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页。
[作者单位：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