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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黑妮成为“问题”与作者含蓄的回应、评论家的各执一词及隐晦不显的文本呈现有关。黑妮形象的另类性不能用习见的苦难叙事模式来阐释，具体表现在无缘“压迫”与无须“翻身”两个方面。她是一个被革命浪潮推动的“被解放者”，一个与其生活环境极不协调的精神压抑者。她遭受的是自我精神难以舒张的苦难，且这种苦难更多来自自我的感知。黑妮与丁玲前期女性形象有一定程度的重合，彰显出丁玲在处理革命与家庭、亲情与阶级等复杂关系时的深重困惑。

关键词：黑妮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丁玲 被解放者 压迫

近年来，土改文学研究持续走热，相关研究屡见不鲜，作为解放区文学尾声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等小说，重新激起了研究者的解读热情。尤其是丁玲创作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更因其对个体生命的人文关怀1与“弃民”“新人”的审美重构2，成为当前现当代学界重回历史现场、重估社会主义文学经验的重要个案。这种现象既是1990年代以来对左翼文学思潮“再解读”的延续，又可视为新世纪以来对“人民文艺”内在张力清理与辨析的重新起步。但内在的方法论转换的意义值得省思，即从之前用人道主义话语追索左翼文学叙事罅隙的内在视野，经援用西方文艺理论以呈现文本多元因素缠绕的外在视野，转入到一种在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辅助性渗透西方文艺批评原理，继而重新体察文本复杂性的复合视野，客观上对土改文学文本世界的新掘与深化助力良多，也为有效克服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同质化问题注入了新的活力。

可问题也随之而来，关注文学叙事与社会史的互动，显然在“土改事件”与“叙事话语”之间的内在关系方面有所透见，但容易因对“事件”的过度依赖从而忽略了文学的虚构本质及叙事本身所蕴含的主观性因素；关注其间人文精神的隐伏与闪现，可以发现作家创作与时代要求之间的某种不和谐存在，但可能因对作家创作自主性的自觉放大，从而悬置了历史对作家本有的约束。这些问题无疑在提醒我们，作家的创作只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创作，其作品中某些非意识形态元素的溢出并不一定意味着对当时叙事规范的僭越；土改历史的原貌只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前提，文学叙事的相关问题唯有置于文本的话语结构中才能得以可靠的阐释。如果这样的推论可以成立，那么，土改小说的重读与土改小说形象的重释，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鉴赏行为，相反成为客观辨识形象面影、审慎体察作家创作心理的意义还原行为与价值归位行为。鉴于众多研究者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黑妮形象颇为关注，本文的思考自然就从黑妮形象的再认识开始。

一、成为“问题”的黑妮

黑妮之所以成为文学研究的“问题”，大致与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其一，作家半遮半掩的阐释。在说谈到这一形象获得众多读者的关切时，丁玲这样说道：“因为这里面有东西。我收到读者的信，最多的是询问黑妮。尽管作者不注意她，没有发展她，但因为是作者曾经熟悉过的人物，喜欢过的感情，所以一下就被读者所注意了。”3至于这一形象中有何东西，在何种意义上与作者的情感熟悉，又如何与前期小说人物发生关联，且关联程度如何，丁玲不置一言，留下万千悬念。在后来的多次谈论中，她只是一再重申这个形象产生的瞬间性与主观性，有意避免读者将黑妮形象与莎菲、贞贞、陆萍及丁玲本人的重叠，甚至在话语中流露出创作中引为大忌的思想先行的印痕，即“写黑妮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模特儿，而是凭借一刹那时间的印象和联想，那一点火花，创造出来的一个人物”4。丁玲的闪烁其辞，使黑妮这一形象成为小说中谜一样的存在，如何解读成为困惑研究者的一道难题。

其二，评论家各执己见。丁玲对黑妮形象的微妙言说，使评论家对这个形象的把握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谈与不谈是个问题，谈什么与怎样谈也成为问题，尤其是这部作品伴随了丁玲自身的沉浮，且对其作品的评价日益成为一种政治倾向与审美态度的考量时，有关这部作品的评价冲突就越发鲜明。陈涌认为黑妮这个形象是一种依附性的叙事因素，通过地主侄女与农会主席程仁情感方面的牵扯，“在这个事件中间放进了深刻的意义，而越出了通常所谓‘美人计’的公式”5。冯雪峰对小说本身给予极高评价，但对黑妮形象颇有微词，“对于这个人物，作者的注意力似乎有一点儿偏向，好像存有一点儿先入之见，要把这个女孩子写成为很可爱的人以赢得人们（书中人物和我们读者都在内）的同情，但同时，关于她与钱文贵的矛盾的联系和这个性格的社会根据及其本身的矛盾，却不够加以充分的注意和深刻的分析”6。竹可羽则称“这个钱文贵的侄女，是作者笔下最主要的抒情人物，是作者怀着最赤裸的同情，写得最富于诗意的人物……但是，关于这个‘美丽的少女’的爱劳动的生活和受压迫的生活，描写在什么地方呢？在这小说里是没法找到的……作者把别的农村妇女写得那么落后，那么可笑，那么乖僻，而独独把黑妮写得那么纯洁，那么可爱，那么美丽。这个极其鲜明的对比是这小说中向我们提出来的一个谜”7，甚至还大胆预测“那个李子俊家的机灵的小女孩，正是黑妮幼年时代的影子，而李子俊老婆，正是从黑妮这样的少女变成主妇的”8。王燎荧也将黑妮形象视为“一个和全书极不调和的怪状人物”9。冯夏熊则认为这个形象贯穿着作者一个共同的主题，“尤其是对中国不幸的女性的爱……它是丁玲十年来心血所结成的果实，是她心灵所开放的花朵”10。相比之下，赵园却丝毫不掩对这个形象的偏爱，“无论初读，还是重读，以至多次翻阅，这部小说活跃在我的记忆中最生动的形象，是文采、黑妮这样的人物”11。评论家对黑妮形象的认知与评价大相径庭，其中自然与不同社会历史场景下文学创作理念与评价尺度的差异有关，但也与黑妮这一形象在文本中游离不居的存在状态及隐晦不显的叙事话语有关。为此，这一形象成为研究者每读必解又每解必惑的存在，也即赵园所云“这样一个人物是不应当从研究者的眼底轻轻滑过去的”12。

其三，文本叙事的隐晦不显。其实，无论是丁玲的自我言说，还是评论家的众说纷纭，造成黑妮形象多义性的主要原因还是与文本叙事的模糊性、转述性与跳跃性相关。先说模糊性，黑妮形象在文本中直接呈现的片段极其有限，除开场陪二嫂一起回顾家探查、领着识字班女子去妇联主任家询问开会事宜、苹果园中树上采摘果实、大妮与婶婶劝慰她去找程仁谈叙、翻身乐中挑选物件外，小说并没有让黑妮与钱家、与工作队、与正在暖水屯兴起的土改波澜有充分的交集。即使这些寥寥可数的片段，丁玲也用语甚简，几乎没有对其生活处境及情感心理的变迁进行必要的呈现。再说转述性，有关黑妮的身世，她与钱家雇工程仁的相恋，交往过程中随程仁的身份变化而带给黑妮的内心波动，以及在严峻环境中经受家庭、爱情与时代等三重考验的纠结与痛苦，小说都是以作者的转述来叙事，不但造成了行文过程中的某种冗赘与单调，而且将这颗本应波动不居的灵魂置于作者主观性叙述的严格框囿之下，从而使黑妮形象的面影越发显得隐约朦胧。后说跳跃性，在小说的叙事秩序中，黑妮始终与主体形象、主体事件刻意保持着一种无形的距离，她似乎只是被动地龟缩在自我的精神世界中，在需要出场的时候间或一闪，然后迅速消失，后又在某一个片段陡然浮现，看似见证了暖水屯的波动、斗争与翻身全程，如果细推却没有明细的印痕可寻，从而使黑妮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游离于文本内部的幻影。当然，文本叙事的隐晦不显与丁玲创作时的困惑有关，丁玲曾言：“但是在写的时候，我又想这样的人物是不容易处理的。于是把为她想好的好多场面去掉了。”13看来，作者对黑妮形象中部分内在生成环节的有意“擦抹”及至不留“擦痕”，是这一形象含混多义的主要原因。

二、问题的关键在于黑妮形象的另类性

这里所言的另类性，是指我们很难套用文学史中土改小说、农业合作化小说或革命历史小说中习见的苦难者叙事模式来阐释黑妮形象，这个形象所依存的家庭氛围、她所经受的精神折磨，甚或自我成长的轨迹，也完全脱离了一般政治性叙事中受难——挣扎——救赎的陈规，相反显示出无压迫却痛苦不堪、无斗争之愿却望摆脱约束、无翻身初心却有自由之乐的特殊内涵。尽管丁玲对其关注不够致使形象的延展性不足，但我们还是能从文中有限的描述中来体察黑妮尚有一定延续性的人生理路。

其一，无缘“压迫”的黑妮。在河北怀来下乡过程中，丁玲曾目睹了地主家门口一位少女的身影，这个身影使她浮想联翩，“我想这个女孩子在地主家里，不知受了多少折磨，她受的折磨别人是无法知道的”14。但只要细读文本，就会发现丁玲这种预设性的观念在写作中其实并未真正落实，反而在多个细节处反拨着这种观念的虚妄。

首先，小说是这样描述黑妮的身世的，“五岁上死了父亲，娘跟着她胡揪过了两年，地土少，呕气，又没个儿子，守不住，只好嫁人，本想把女儿也带走，钱文贵不答应，说这是他兄弟的一点骨血，于是黑妮便跟着她二伯父过日子来了”15。单就从这一简短的陈述来看，黑妮不像《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一样身上流淌着双重血脉，只是因为父亲早亡，母亲远嫁，才被二叔钱文贵收留。而钱文贵对黑妮的收留，最起码在黑妮幼时并无过多的考量，其思量其态度尚有亲属之间应有的牵念。至于黑妮长大之后钱文贵夫妻对其所谓“捞钱”的想法，如置于乡村生活秩序中似乎也合乎情理，民间文学中以女儿待价而沽的亲生父母不胜枚举。这种叙事片段只具有伦理方面的警示意义，与阶级本质无关。只是作者搭建的这个家族结构有些特殊，钱文贵弟兄三人，两人赤贫，一人冒尖，冒尖者在经济与土地方面对两个兄弟毫无关照，只是收养了亡弟之女。这种处理亲族内部关系的写法与同期土改小说《暴风骤雨》极其迥异，但也可能表征出当时乡村社会的另一种真实。而黑妮与钱文贵一家的“不相投”及与大伯父的亲近，也很难解读到阶级意识的契合，更多是出于同等生活境遇下叙谈无碍的自由与畅快而已。

其次，黑妮在钱文贵家中的境遇很难用“受压迫”“被剥削”等阶级话语来指称。黑妮第一次出场时的情境便为一例，“小姑黑妮在烧开水沏茶……黑妮闪着两颗大黑眼珠，半天，也嗤的一声笑了……北屋里的公公却叫他侄女儿了。黑妮便忙着把开水倒在茶壶里……钱文贵又嘱咐了侄女，他要黑妮陪她二嫂一道回娘家”16。黑妮尽管不解，但还是随二嫂前去。这个片段很有意味，看起来轻描淡写，其实较为真切地还原了黑妮在钱家的身份与处境。从其从事的烧水沏茶等活计来说，黑妮的确有丫鬟之实，但尚不足以昭示其被压迫的地位，在一般家庭中，年幼者从事类似的服务性工作也在情理之内。小说中并没有安排其吃糠咽菜等悲苦性情节，更无为钱文贵夫妇揉腿捶背直至劳累过度被锥扎而醒的血泪史，与政治意义上的被压迫叙事相去甚远。从其与二嫂交谈的神情看，黑妮谈笑自若，丝毫没有身份尊卑之别，更不存在地位高下之异。从钱文贵给她交付私事来看，他从未将其视为外人，而是当作家人来托付。这当然与其年幼单纯有一定关系，但以此来忖度钱文贵之阴狠则显然有悖于情境。从她对询问一事的不解来看，黑妮尚有一定的主见，也敢于同钱文贵对话，尽管导致“挨骂”，也只是受限于养父在家庭层面上的训诫。至于“她不喜欢二伯父，也不被喜欢”一句，其实蕴含着两层含义：一是黑妮先入为主的不喜欢在前，才有自己所感知的钱文贵对其的不喜欢，二者次序不可颠倒；二是“不喜欢”是一个中性词，只是表达一种情感方面的不认同与不亲近，与仇恨、压迫所引发的对抗、斗争等情绪毫无牵连。

再次，钱家以婚事做筹码屡次三番劝慰黑妮一节，也丝毫看不到地主阶级的穷凶极恶，反而体现出一种风潮卷来时唯有亲情才可依托的凄凉。对于黑妮与程仁的爱情，钱文贵由起始时的“不愿意”到后来的“同情与鼓励”，其心理变化符合生活逻辑。而钱文贵女儿大妮对黑妮的劝解，除体现出一种已为少妇者对情感生活直率而朴素的理解外，并无实质意义上的刻薄，充其量在劝慰不成时来一句“那你不给人白占了便宜？”17至于二伯母对她的央告，更有一种悲苦无助的滋味：“坐在她旁边，抚摸着她因哭泣过度而软瘫了的身体和麻木了的四肢。那个老女人什么也不说，做出一副愁苦不堪的样子……一声一声的叹气。……并且向她哀求说：‘黑妮呀！你救救咱们老两口嘛’！”18同样愁肠百结的黑妮甚至在一瞬间也萌生了寻找程仁的想法，但自尊敏感的她难以揣测身份已经转换的程仁到底对她是否还有那种久违的深情，无奈之下只能是以泪洗面。这就意味着钱家对黑妮的劝慰，在一定程度上打动了黑妮的内心，这种打动有必要的生活依据与心理体验，并非一时的蒙骗与诱哄，最多也是一种亲情性的逼迫而已。当逼迫不成，钱家也只能坐视潮流涌动而再无他法，绝无《暴风骤雨》中韩老六以女儿韩爱贞为饵设局拉拢杨福元之举，也无《创业史》中姚士杰托媳妇色诱高增福之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劝慰事件中，钱文贵并未出场，他只是躲在暗角，妄图以亲情来维系这个行将撕裂的家庭。但黑妮的倔强让暖水屯这个“摇扇子的”的能人束手无策，再无别的卑污伎俩，只能以分家来做权宜之计。由此也能体会到他和黑妮的关系，基本上还是维系在亲情而非阶级这一生活与人性的维度上。另外，“果树园”一节也印证着黑妮与钱家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当听闻工作队并没有将钱文贵列为斗争对象时，黑妮第一次以活泼欢快的面目示人，“那个穿浅蓝布衫的黑妮，正挂在一棵大树上……树林又象个大笼子似的罩在她周围……鲜艳的星星不断的从她的手上，落在一个悬在枝头的篮子里……忽的她又缘着梯子落了下来，白色的长裤就更飘飘晃动”19。黑妮之所以如此欣悦，根本原因在于心理压力的暂时解除。钱文贵不在被斗争的序列，也就意味着钱家不会再以婚事为由向她施压，家庭气氛终归正常。这种叙事方式完全有别于阶级叙事中的“解放”图景，同时也使丁玲自言的“黑妮是一个刚刚被解放的囚徒”20一句有了别样的意涵。

其二，无须“翻身”的黑妮。既然与“压迫”无缘，黑妮自然就无须翻身，小说较为清晰地描摹了她在简单的家务活动之余并无阴影缠绕的读书经历与社会活动。如“黑妮十岁上也跟着大妮到小学校去念书，念了四年，比哪个都念的好，回到家里还常常出来玩，欢喜替旁人服务”21。从这段描述可知，钱文贵对黑妮与自己的子女并无二致，且思想较为开通，并从另一个侧面揭示出，黑妮的家务劳动并不繁重，读书之余尚有外出玩乐之时，牛马苦与猪狗食等习见的苦难景象在黑妮身上并不适用。成长之后的黑妮，尽管因其美丽的容颜得到村中众多年轻人的凝视，但并不妨碍她积极承担相应的社会工作，为此，村干部“把黑妮吸收到妇女识字班当教员。她教大伙识字很耐烦，很积极，看得出她是在努力表示她愿意和新的势力靠拢，表示她的进步”22。对此，钱文贵从未有过阻止，这可以理解为钱文贵善察风物变化的老到，也可以理解为黑妮对乡村新生事物的热情，唯独不能将之归结为渴望救赎的心理所致。事实上，妇联会主任董桂花的一席话道出了这些家境优裕的女孩子们热心识字开会的初衷，“只有这些无忧无愁的年轻的媳妇们和姑娘们，欢喜识字班……她们脱出了家庭的羁绊和沉闷，到这热闹地方来”，并忧心忡忡地反思“她们并不需要翻身，也从没有要什么平等”23，由此便能深切体味到黑妮与“翻身”的距离有多么遥远。正因为此，对于众人隐忍而仇视的钱文贵，黑妮实在是无苦可诉，也无仇可报，更无喜儿一般的深冤大恨。小说之所以没有安排黑妮在斗争会上现身，除过抹不开情面的尴尬外，在钱文贵家里居住多年却毫无压迫感的内心感受是主要的原因。

但问题也就在这里显示出其吊诡之处。为什么待在钱家衣食无忧的黑妮始终觉得“没有一点温暖”？为什么在村干部看来黑妮“也是被压迫的”，甚至顾二姑娘还为她的将来担心不已，“看起来长得很好，也穿得不错，就没有人疼，到现在还没个着落，缺一个婆家，知道将来是一个怎样的命”24。先说前者，黑妮之所以感到没有温暖，是因为多方面的原因。一是父亡母嫁，无奈寄身伯父之家，即使钱文贵夫妇了无亲疏之别，对其厚待，她的内心总有些隐忧不快。二是“两个堂兄也无趣味”，这是小说中很有咀嚼味道的一句话，这里的趣味或许指的是生活情趣，或许是指一种基于生活经验基础上的共同话语，但可以明确的是黑妮从少时起就是一个敏感多思的女孩，其内在精神的丰富性与钱家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有些格格不入，故而有“不相投”之说。三是爱情之火初燃即灭的内心煎熬。曾一时，雇工程仁的到来打破了黑妮沉寂的生活氛围，越来越融洽的交往随着钱文贵的干涉而重陷精神空虚。好在黑妮与程仁依旧心心相印，程仁赌咒发誓要娶黑妮，黑妮也信誓旦旦，刚烈逼人，“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咱一个亲人也没有，就只有你啊！你要没良心，咱就只好当姑子去”25。这样门第悬殊的爱情故事本来有多种讲法，如果时局未变，离家出走是一种模式，私定终身也是一种模式。谁料偏偏是程仁做了村里的农会主任，两人身份的差异陡然发生了惊人的逆转。尤其在工作队下乡后村里的土改运动掀起时，程仁虽然内心中时时千折百回，但已经开始“有意的和她疏远”。黑妮纵然内心迫急，但碍于女子的羞赧与矜持，始终没能当面与程仁谈叙。加之钱文贵看准程仁这棵救命稻草，对黑妮的劝慰日益升级，于是，“在这个本来是一个单纯的，好心肠的姑娘身上，涂了一层不调和的忧郁”26。这样看来，黑妮所言之没有温暖，主要是指家庭环境的压抑与爱情之光的消逝，与阶级的翻身并无关联。如果强行要从救赎的角度而言，那么，她呼唤的更多是一种精神的解放，期待着抹去忧伤从而投身新的环境的精神自由。再说后者，之所以干部与群众都对黑妮的命运充满忧思，认定她是一个被压迫者，无疑是出于狭隘的阶级意识所限。小说中曾这样描述斗争风波袭来时黑妮与大伯父的共同感受，“他们只有为他们那种茫然的，不幸的预感而惶悚焦心”27。如果真是两个阶级，黑妮与大伯父何以如此焦心？我想困扰他们的可能不全是生怕被牵连的惶惶不安，同样也有同为一体的难言之苦。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就能理解黑妮为何如此煎熬却又如此执拗地困守于现状了。

不过，由此衍生的另一个问题依然值得我们思考，即丁玲诉诸黑妮在生活选择与爱情选择两个方面百般纠结的同时，又为其精神的成长赋予了某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与其隐伏跌宕的心潮相伴而行且不断冲突，但黑妮并未能在这种撕裂性的精神痛苦中做出更为明朗的抉择。直至钱文贵最终被觉醒的农民清算斗争之后，解除各种包袱的黑妮才真正焕发出青春的朝气，她喜悦地挑选着分来的用具，对一件普通的家用盔子激动不已，就连依旧怀有负罪感的程仁也深感疑惑，“她还那末快乐着呢！她快乐什么呢？”28看来，在黑妮无法自我解脱的时候，只有外力的介入才能真正消除其内心的块垒，即她对钱文贵一家的复杂情感，她对程仁那种既渴盼又无言的坎坷心路，归根结底是因为她和钱家的一体性关系所致，而单纯年幼的黑妮显然看不清也打不破这个杂糅着各种情愫的家庭关系。只有当群众的控诉声浪强行将钱文贵打回剥削阶级的原形，固有的家庭关系瞬间让位于醒目的阶级关系时，黑妮才能被动而又坚决地走向新生。这样一来，黑妮的新生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以爱情为目的的精神逃离，转而成为被革命浪潮推动与重塑的“被解放者”，具有了深广的生活内容与深刻的人性内涵。在此角度上再来回味丁玲的那番话，就能深解黑妮形象所内蕴的新旧斑驳之味，“象《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面完全是新的人，这是指从我的作品来说，这些人物在我过去的书里是少有的。但是还是写进了一个黑妮”29。

三、仍需理清的相关问题

面对这样一部土改文学中的重要作品，在解析了黑妮形象的特殊内涵之后，需要我们理清的还有以下三个问题。这些相关问题的解答，依然与黑妮形象的解读有关，也与丁玲创作的人物谱系有关。

其一，文末最后一个细节的特殊况味。分地结束后，获得土地的民众敲锣打鼓欢庆中秋，当游行队伍行至钱文贵家门时，“打倒恶霸”的怒吼“声震屋宇”。钱文贵的妻子“忽然发现了什么稀奇物件一样，她惊讶的摇着头，手打哆嗦，她朝队伍里颤声叫道：‘妮！黑妮！’但没有人应她，队伍一下子就冲到前面去了。她摸着头，一拐一拐往回走，她觉得这世界真是变了”30。显然，黑妮已经成长为新人中的一员，游行队伍的呐喊声中应该有其嘹亮的和声。只是不知终于在外力裹挟下脱离“苦海”的黑妮，在面对自己曾经熟悉的家宅以及门口张望的那个日益枯老的伯母时，又该心存何想？丁玲只在文中留下一个缥缈的身影，但黑妮的心理缺失无疑成为一个悬念，让人不由思考这看似扭头不顾的决裂背后所可能暗藏的心理阴影。相比之下，更引人注目的或许是二伯母那种无言的凄怆，看到黑妮，她流露出的不是由羊及狼的失望，也不是如李子俊老婆一般满含着仇视的诅咒，她只是无解，无解这世界的沧桑变化。从她令人眼热的颤声，从她由“妮”到“黑妮”的这种称谓在无意识中的转换，可以体味到她对亲情关系陡然在外力作用下连根扯断的无奈与悲凉。

其二，如何认识黑妮这个形象？结合以上所述，我以为黑妮并非一个习见的遭受封建压迫与奴役的“被解放者”，也不是一个受难的囚徒，她只是一个与其生活环境极不协调的精神压抑者。她遭受的是自我精神难以舒张的苦难，且这种苦难更多来自自我的体验与感知，与它依存的生活环境没有实质性的关联。只不过在当时的社会场景下，受自我、家庭、乡村社会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她无法也无力通过自我的努力来完成这种精神意义上的逃离。唯有在政治外力的推动下，原来依存的封建关系链条彻底发生断裂，原有的伦理亲情关系开始让位于对立性的阶级关系时，她才能被动而又掺杂着自我愿望地顺势汇入时代潮流中，也才有了实现自我发展、自由发展的真正可能。从这个角度而言，黑妮只是一个精神苦闷的被解放者，土改运动恰恰给予这些想走出家园又不能自主走向自由天地者的女性们一种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另一方面，黑妮形象虽没有在文本中给予必要的扩展，但透过文本，这个形象的进路是清晰的。丁玲把人物叙事的重心放在其精神心理方面的痛苦之上，对其随后的变化采取了淡化处理。这一方面表达出丁玲对这个人物在当时历史情境下不易把握的真切感受，但在另一方面可能蕴含着对摇荡于革命潮流中的伦理亲情是打破还是延续、是决裂还是认同的深沉思考。那么，这个形象的文学史意义又在哪里？我觉得黑妮形象的出现使土改小说中的“解放叙事”呈现出另一种光谱，从中可以体察到解放叙事的多重性，即所谓的解放叙事显然不是阶级压迫一种形式，还有精神苦闷等其他形式。这种个体的精神苦闷往往与特殊家庭秩序中的压抑感关联起来，又在新的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得以纾解。但精神自由的实现在促成了人物新变的同时，也使原有的家庭关系趋于解体，从中体现出革命、自由等现代性话语内涵的复杂性，以及乡村背景下“启蒙”话语对部分特殊群体的实践方式及伴生的隐性破坏力。如果从这个角度再来反观李永东的这番话，“精神文化层面的内部桎梏则不太容易被人发现，所以要获得精神层面的自由便显得困难重重，精神的解放只能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而不是被动等待的方式”31，便会觉得有点浮泛而绝对。黑妮在精神自由的追求中显然不是这样一种状态，她有精神解放的诉求与行动，同时又有等待外力来消除自我顾忌的被动性。故而这个形象显现出“解放”本身的复杂性。丁玲之所以不能给这个人物以更为合理的解释，究其里，还是人的书写与意识形态书写的困惑，还是写生活真实与写本质真实的困惑，这是横亘在1940到1970年代作家写作过程中的集体困惑。为此，丁玲对黑妮这一个体所投射的人文关怀是有时代特征与历史限度的人文关怀，不可能越出当时文学叙事规范的边界。

其三，黑妮形象与丁玲前期人物形象发生重合的可能性。有关这一问题，丁玲尽管只以一句“曾经熟悉过的人物，喜欢过的感情”来巧做应答，但显然引发了研究者对这个问题的持续关注。赵园认为“尽管‘她’与同一作者所创造的‘她们’并不重合，但有一定的生活根基，写来也自是轻车熟路”32。李君坦则认为“透过她的形象我们又可以看到许多亲近的面影，有莎菲女士的追求、阿毛姑娘的执着，有梦珂的倔强、贞贞的不幸，有陆萍的敏感、杜晚香的赤诚”33。在我看来，黑妮形象既然是作者曾经熟谙的人物和情感，这个形象自然与其前期形象有着一定程度的关联，否则丁玲就不会专门强调这个人物身上所携带的“旧”的因素。但在何种程度上关联，则成为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盘点丁玲前期的小说创作，最引人瞩目的还是在各个历史场景下生活与生长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多孤独而倔强、敏感而多思，充满了精神的苦闷与成长的忧伤。不管是作为“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34的莎菲，还是对就职后的新医院充满各种疑惑与不解的陆萍，还是回乡后被道德与舆情处处围攻的贞贞，丁玲笔下的女性程度不等地体现出在个体与环境极不协调的状况下痛苦思索人生出路的面影，且虽有前进的预想，却总有一种寻路不得的彷徨。我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妮与丁玲前期的女性形象有了一定程度的重合，这才成为了丁玲小说形象谱系中读者似曾相识、作者情感熟悉的“旧”的人物，同时也与穷其一生、飞蛾扑火般追求光明的丁玲有了一定的精神呼应。

注释：

1 秦林芳：《在“传达意识形态的说教”之外——〈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人文精神》，《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2 张均：《革命与乡绅——〈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史实考释》，《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3 13 14 29 丁玲：《生活、思想和人物——在电影剧作讲习会上的讲话》，《丁玲研究资料》，袁良骏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6—157、157、157、156—157页。

4 丁玲：《丁玲谈自己的创作》，《丁玲研究资料》，袁良骏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5页。

5 陈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研究资料》，袁良骏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6页。

6 冯雪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丁玲研究资料》，袁良骏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1页。

7 8 竹可羽：《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节录），《丁玲研究资料》，袁良骏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1—393、393页。

9 王燎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究竟是什么样的作品》（节录），《丁玲研究资料》，袁良骏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3页。

10 冯夏熊：《丁玲的再现》，《丁玲研究资料》，袁良骏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4、460页。

11 12 33 赵园：《也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研究资料》，袁良骏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4、494、498页。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30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15、9、143、144、186、186、15、17、26、17、16、14、16、18、141、292、301页。

31 李永东：《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解放”书写》，《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

32 33 李君坦：《黑妮的意蕴——丁玲逝世周年祭》，《文艺理论与批评》1987年第6期。

34 茅盾：《女作家丁玲》，《丁玲研究资料》，袁良骏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3页。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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