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政治与“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再解读
内容提要：“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对“贴心人”和“贴心”的革命感召方式推崇有加，同时还注重将古旧的尊师爱徒情感注入全新的技术生产工作之中，以便构建用真心换真心、用真情换真情的良性师徒关系，这些思路均表明“情感唤醒”工作是“政治唤醒”任务的重要前提和根基。“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关于“见物不见人”现象的指陈和治理，则表明物质基础与革命热情、“知识之道”与“革命之道”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互斥张力，情感政治在此便从一种有益资源变形为桎梏性的障碍。从情感政治视角出发重读“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有助于深入还原工业层面的文学镜像，敞现出这一评价不高的文学类别的繁复性面貌。
关键词：“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 情感政治 师徒关系 “见物不见人”
工业题材本应成为“十七年”文学中“‘不同题材类别’被赋予了‘不同价值等级’”1的“主题材”，可恰恰是“十七年”时期的工业题材小说，正受到人们越来越强烈的否决，但凡讲到“十七年”文学作品“成就不高”，指摘十七年文学的“债务”问题时，工业题材小说往往首当其冲，成为众人口中的典型“标靶”。实际上，只要我们换一副眼光，从情感政治视角出发，就会发现在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这个普遍评价不高的文学类别之中，凝聚着诸多为后设立场及其思维桎梏所遮蔽的细腻繁复的文化政治图景。这种繁复性的敞现，不仅开启了研读“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的新的可能性，更折射出新中国工业生产动员的独特历史经验。
一、“贴心人”与“贴心”的情感革命机制
1949年3月，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展望并谋划新中国的各项工作时曾掷地有声地宣称：“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2从“破坏”到“建设”，既是一种工作方向的转变，也是一种新的角色定位。相比于过去“破坏旧世界”的革命征程，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的经济建设工作，不啻为一场新的革命。发展工业又是这场新革命事业的重心，在此过程中，当然要运用政治技术、遵循思想法则，但落实到具体实践时，则会有意无意地诉诸心灵世界的情感动员机制。
上下之间的区隔对立是工业领域生产动员工作遭遇的最大障碍，对于那些能够理解感知并愿意满足民众内心情感诉求的干部和积极分子，民众会由衷感激地称呼对方是自己的“贴心人”，程树榛《钢铁巨人》中北方机器厂铸钢车间的支部书记王永刚因为积极主动向工人学习技术生产知识，愿意与工人亲切交流思想，费心替困难职工安排生活……所以他获得了工人众口一词的赞许：“王永刚同志真是咱工人的贴心人！”3技术员杨坚与工人同吃同住，从不摆大学生架子，戴继宏便真心实意地称赞他“能和工人们的心贴在一块儿”4。这类“贴心人”首先在情感上与群众沟通会合，在此基础上，技术革新和生产建设任务才能顺利开展实施。情动才可能有所行动，动情是工人投身生产建设热潮的重要机制。
努力成为工农民众情感上的“贴心人”，是生产动员工作开展的重要条件与保障。于是，想方设法做情感打通的工作，就成为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思虑谋划的重点，其结果使得“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涌现出一系列具体而微且行之有效的情感动员方式，即“贴心”的具体路径。首先，在代代相传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工人群众通常都信奉着一套惯例和制度，他们在新的环境条件下依然习惯把传统承续而来的东西当作理所当然的“范型”予以接受，这种来自传统的行为法则对他们来说“成了行事的‘自然方式’”5。要想有效动员民众参与到新中国的生产建设和技术革新运动之中，就必须对工人的生产生活传统习惯加以尊重。周立波《铁水奔流》中的党委书记邓炳如曾提醒负责技术生产管理工作的进步工人苑清，“在工作中勤和工地上老师傅商量”，要注意尊重和吸收老工人的“实践经验”。正是得益于“新任务”与“老经验”的配合，矿山的生产建设才摆脱了忙乱无效的局面。《沸腾的群山》中的苏大嫂曾亲眼目睹许多矿工枉死在矿洞里，为了消解心中的畏惧，每当丈夫和儿子下矿井时，苏大嫂都会悄悄拿着香蜡钱纸去拜太上老君。解放后，拜神祈祷不被允许，但当苏万春父子下矿后，苏大嫂依然偷偷跑去烧香磕头。这一幕，恰巧被苏万春和矿长唐黎岘碰见，苏万春当即怒瞪苏大嫂斥责她“丢人现眼”，同行的矿长秘书薛辉也附和批评。这时矿长唐黎岘则站在苏大嫂一边，劝说苏万春：“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不体谅人，你娘不怕挨冷受冻跑了这么远，还不是为了你们爷们。道理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讲通的，慢慢来嘛。”听了此话，苏大嫂感到十分痛快，她回瞪了苏万春一眼，似乎在说：“瞧，人家唐矿长说的话多么着人听！”6以拜奉神祇的形式来讨个吉利、解个宽心，是苏大嫂这类民众习以为常的生存传统，以革命进步的眼光衡量，它们当然是应予取缔的落后现象，但矿长唐黎岘却能保留这一套传统，这既是践行群众路线，更是建立在尊重基础上的情感动员，苏大嫂内心深处“着人听”的动容之言就是明证。生产动员是一项团结带领有着不同出身、不同教养、不同思想状况的人群通力合作的新任务、新命题，而“新命题从传统的命题中寻找出发点，它们包含着许多从传统中接受来的因素”7，尊重并保留工人的一些老经验、老传统，就会在冷漠的政治大道理灌输之外，收获人心与人心之间共情的可能，这种情感动员机制显然是完成生产建设“新命题”的宝贵“出发点”。
工业领域的生产动员工作，必须激发工人的积极性和热忱，为此，领导干部常常会在实际工作中召开各种类型的会议，周立波在《铁水奔流》中便借余慧之口告诫工厂积极分子和新党员李大贵：“碰到困难，就开会商量。”8开会是生产动员工作中组织民众的独特政治实践，但开会必须讲求方式方法，否则就会吃力不讨好。草明1949年之前出版的《原动力》中，陈祖庭被指派到玉带湖水电厂领导修复机组，开会是他热衷采取的工作手段，但他“开口便是真理，闭口又是毛主席，一说就长篇大论”9，自我感觉良好，实则却惹工人厌嫌。开会本来是想打通干群之间的隔阂，但宣讲抽象的大道理、死守呆板教条的会议规矩，到头来却加深了干群之间的隔阂。与之相对，“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那些卓有成效的生产动员会议，则贴合民众心理从会议语言和会议形式两个角度进行了改进，进而“有效连通起了上级与下级、主体与客体两端的心灵世界”10。首先，在会议语言上，变抽象枯燥的高谈阔论为通俗生动的形式，《钢铁巨人》中的技术员杨坚在向工人讲解技术原理时，就选择了工人们平时使用的土腔土调的语言，所以他的讲话很有吸引力，“虽然讲的是复杂的技术问题，但他却讲得通俗易懂……把所有的人都吸引住了”11。其次，在开会形式上，变组织起来开大会为走到民众身边开“小型会”“交心会”。艾芜《百炼成钢》中新来的党委书记梁景春就对车间支部书记何子学说：“不要老是开会，应找人作个别谈话，要好好地谈，像朋友一样地谈话，不要做出审问人的态度，也不要做出教训人的态度，那些态度都会使人远离我们的。”12《沸腾的群山》中的矿山领导唐黎岘和焦昆，不仅组织训练班给工人讲解政治问题，还经常走向群众身边，与他们拉家常。这种亲切的交谈，与开大会中的高头讲章相比更易获得寻常百姓的喜爱，收效更大。老工人苏福顺就在与干部的促膝谈心中疏解了内心的担忧，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他想起两人的亲切话语，就觉得眼睛亮了，心胸开阔了”13。《钢铁巨人》中的工段长戴继宏在与技术副主任李守才的接触过程中，曾不满地表示“每当和副主任讨论什么问题时，心里总觉得有点儿紧张，不能畅所欲言，这倒并不是怕他批评，而是感到不对味儿”14。“不对味儿”恰恰使得《原动力》中的陈祖庭、王永明那种开会方式收效甚微，而运用工人群众能懂、想听、会说的语言开会，在面对面、拉家常的生活氛围中谈心开会，才会让工人群众感到“对味儿”，这种旨在解决技术生产问题的“对味儿”的开会形式，主要包括会议语言“从群众中来”及会议形式“到群众中去”两个维度的内容，核心的考虑都是贴合群众的情感。
除了尊重民众的传统生存和劳动经验、在开会时尽量贴合民众的内心喜好之外，当技术生产工作遇到困难时，“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常常会让那些老工人、老革命、老干部出面，向年轻一代深情讲述过去的革命斗争往事。《沸腾的群山》中的老矿工苏福顺在生产陷入瓶颈时，便对工人讲起了日本人占领期间矿山工人惨遭屠戮的痛苦往事，以此激励大家积极建设自己的工矿，矿长唐黎岘后来亲自带领工人去安埋万人坑那些被杀戮的同胞，并表示：“矿工的悲惨生活已经过去了，不能让那些工友弟兄的尸骨丢弃在山沟里。”从这件事上，陈云山“相信矿山要大变了”15。同样的道理，《在和平的日子里》桥梁工程队副队长梁建丧失了革命时期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心劲，变成了“三锥子都扎不出血的人”，工程队队长阎兴便不厌其烦地带领梁建回忆革命战斗往事。这些悲苦勇毅的革命往昔记忆的回溯和调取，“决不是陈旧的回忆”16，它们能十分有力地挑动起工人群众的情感共振，陷入困境的技术生产任务，得以在情感援引的基础上恢复生机。
“建设一个新世界”是一项新的革命运动，技术革新与生产增速是完成新革命的重要条件，为了动员民众积极参与到技术生产工作之中，需要做大量的“政治唤醒”工作，在这一点上，《原动力》中王永明的认识十分准确，他表示要做好生产建设工作，必须要使工人弄清楚“究竟为谁工作”，只有在政治立场上明确了，“才能把他们的被动，雇佣思想变成为主动的、积极的”17。问题在于，技术生产工作面对的是活生生的具有复杂内心世界的个体，抽象的政治事理，必须与真实的个体、真实的革命肉身之间建立密切的情感联系，抽象而枯燥的技术生产道理，必须和具体的“人的生命质感”进行叠合，“思想，从没有抽象而枯燥的思想。它总是生动的，跳跃的，饱和着感情的；一钻到人心里，就使你发热，发光，使你蓬勃成长。”18“政治唤醒”之外，诉诸肉体和心灵层面的“情感唤醒”工作，不容或缺且尤为切要。
在新中国的实际工业生产领域，也不乏由“情感唤醒”助力技术生产，进而成功引发“政治唤醒”的事迹，赫赫有名的“郝建秀工作法”的推广即为典型案例。郝建秀是青岛国营棉纺六厂女工，她创造的一套细纱工作法，使皮辊花大大下降，并提高了看台能力。在青岛召开的全国细纱工作会议中，她的工作方法被命名为“郝建秀工作法”。其后，在相关部门的领导组织下，郝建秀工作法开始推向全国，推动了纺织行业乃至整个工业生产制造领域多种工种工作法的总结、推广和提高。“郝建秀工作法”在短时期内经过组织力量的强劲宣传和推广，绝不仅仅是纯技术领域的事，更与政治思想的输送和提升密切相关：“推广郝建秀工作法是一项复杂细致的工作，是一个新旧思想的斗争过程。”19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各方对郝建秀工作法的倡扬推广中，充满着“对家庭出身、性别平等、主体思想、社会关系和阶级地位转换方面的叙事与报道”20，这背后诉诸的恰恰是情感刺激与情感动员的策略，只不过在技术革新和政治宣教的话语主导下，情感话语显得颇为隐约。与之相比，“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所推崇的“贴心人”和“贴心”的生产动员感召方式，则是典型有效的“情感唤醒”和“情感革命”举措，是历史语境中隐而不彰的情感话语的明确扩张和外显化。
二、真心（情）换真心（情）的师徒关系
对于技术革新和生产建设工作而言，师徒关系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关键因素，唯有建立良好的师徒关系，才能保证技术生产工作的有效运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共产党对用工制度进行了有步骤的改革，废除了所谓的“封建把头制度”，建立了新的技术训练体系。从“一五”计划开始，对新工人的培养采用了技工学校、训练班和学徒培训三种训练形式。在“一五”熟练工人培养计划当中，“采用技工学校的形式培养毕业学生并使成为熟练技术工人共11.9万人，占计划总数13%”，“各类企业采用工人技术训练班培养训练36.2万人，占总数的39%”，“在生产中运用师父带徒弟的方式共培养43.9万人，占总数48%”21。“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的技术生产描写同样将师徒关系作为关注重心，这些师徒关系，一方面紧紧围绕着生产建设的革命需要发展更迭，另一方面又时时留意以心换心的情感互动，古旧的人情与全新的事理在此交织共存。
传统的师徒关系中师傅是技术上的传授者，因此在对待徒弟的态度上特别强调师者的尊严，在意师傅的权威性，主张徒弟应与师傅保持必要的距离。这种师徒关系在“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依然有着延续并严重影响新环境下的技术生产工作。《百炼成钢》中的老工人袁廷发就表示：“师傅和徒弟不能嘻嘻哈哈，更不可以随便打打玩玩。”22并且，他还坚信师傅对于徒弟应“留一手”，“他觉得他的技术，好不容易从日本工人那里偷着学来的，经过不少的自学苦心，哪能轻易一下交出来。”23这些教条地固守着所谓师道尊严的技术人员，被普遍当作政治批判的对象。然而细读文本，我们又可以清晰地发现，技术人员不再轻视工人，师傅不再和徒弟刻意保持距离，除了政治批判的作用，情感层面的触动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视工程技术人员与普通工人为对立关系的袁廷发，在党委书记梁景春的启发下，毫无保留地向工人徒弟分享传授自己掌握的技术，结果人们开始尊敬爱戴袁廷发。紧接着，袁廷发更进一步提出让大家轮流做炉长，自己则在一旁随时加以纠正，工人徒弟做过一次炉长之后，都感动地说：“这做一天比做三四个月，还学习得多。”24自此以后，袁廷发就被工友们看成最好的师傅了，一提到他的名字，“大家就情不自禁地感到欢喜”。袁廷发这套快速教学法，激发了工人的巨大热情，党委书记盛赞它“有很大的政治意义”。事后，袁廷发之妻丁春秀感动地说：“这个党委书记真好，他就像故事里的神人一样，到处点石成金。一个霉黑的东西，都会给他放出光来。”25技术人员袁廷发主动帮助徒弟，徒弟则对之心生感怀，成功将两者加以沟通的显然并非抽象的阶级道理，而是挚诚的情感互动，党委书记的“点石成金”之举，关键之处就在于他成功开启了师傅袁廷发与徒弟之间的情感通道。
“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热衷于书写工人群众打破知识分子的技术权威，热火朝天进行技术革命进而推动生产建设的情节。工人群众以冲天干劲做出的革新创造经常给高高在上的技术人员以深刻的教训，此类情节常常更具体地以徒弟批评并超越师傅的形式展开，费礼文的《一年》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作品。小说中的老工人金照刚曾是工厂连续五个季度的先进工作者，他固守着师傅的做派，严格要求徒弟必须对自己保持绝对的服从。金照刚的女徒弟黄爱华对师傅指点的法子，总觉得有点不称心，在处理师傅指派的任务时经常寻找一些改进的“花样”，所以，金照刚对这个女徒弟十分反感：“她不明白，师傅总归是师傅，徒弟总归是徒弟。”26金照刚后来因病离开工厂一段时间，等他病愈归来后，发现徒弟黄爱华居然发明了许多自己完全弄不明白的新机器和先进技术，目睹此景，老师傅金照刚在震惊之余又感到五味杂陈：“作为一个先进工作者，人们盼望我能回来，要我能同他们一起，跑在时间前面，提前完成五年计划。我是来了，但成了老掉牙的废物。……爱华赶过了我，她创造的工具我不懂；她能做的车床，我不能做。”27
近代以来，在外来思想的传布和影响下，传统师徒关系的宗法伦理色彩逐渐淡化，学徒地位日渐上升，但师傅凭借其薪资、才能、资历等优势，仍在师徒关系中占据上风。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党和政府陆续出台了维护学徒权利及合法权益的新规定，学徒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地位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和改善。28这样一种师徒关系的升迁转变反映到“十七年”时期的工业题材小说中，尤为醒目，年轻的徒弟们不仅一改过往的唯师傅之命是从的状态，甚至转而凌驾于师傅之上，在许多作品中，年长的师傅往往是一些拥有丰富技术生产经验但又思想保守的落后形象，而他们的徒弟则是一群昂扬乐观、永不满足的积极分子。其结果是，师傅牵引徒弟的传统师徒模式逐渐被徒弟教育师傅的新型关系取代，师徒关系由此呈现出旧貌换新颜的总体倾向。然而，在这种貌似刻板化、模式化的师徒关系之中，依然隐藏着传统师徒关系的倔强面影，尊师爱徒的情感粘连就是新型师徒关系中十分显明的老传统。
费礼文《两个技术员》中被徒弟小秦公开指出问题的师傅李清怒冲冲准备吵闹一番。当李清去往小秦房间后，偶然发现徒弟居然完整珍藏了自己教学期间的绘图图纸，这些图纸使李清回忆起了小秦刻苦学习、虚心求教的场景。小秦回来后，笑着说自己刚才在车间里研究钻床夹具，但总是画不出来图纸，因此诚心邀请师傅到车间去看看机器实样，教自己画图。由此一来，李清释然了，还摸出手绢塞到徒弟小秦手里，要他把脸擦一擦，然后有说有笑地跟着小秦去往了车间。29徒弟的好学态度，徒弟对师傅保持尊重敬爱的情感，是师傅由怒转喜、愿意向徒弟靠拢的一个前提或者说促因。费礼文的另一篇小说《晨》更是集中展现了“尊师”这一情感因素的强大效力。《晨》里面的电缆工王小杰进厂之前准备轰轰烈烈大干一场，但日子久了，他发现电缆工太单调、太平淡无奇了。一天，工人李阿三着急忙慌来叫王小杰去帮忙维修运煤场的电缆。好不容易修好电缆后，又有一批人找来，要求电缆组帮他们铺设新电缆或者将他们的工作列入检修计划。组里的几个青年又你一言、我一语，要王小杰出主意。就在王小杰幻想着依靠师傅来解决这些问题时，他突然得知师傅生病需要住院的消息。长期以来，王小杰颇为自负：讲技术，电缆组的活都会干；讲文化，已经是高中生；讲力气，肩膀能扛二百斤。因此，张师傅要他多钻研技术，他轻描淡写地不当一回事；夜校老师动员他学文化，他也没有认真学习。现在真要他应付各种问题时，却无所适从。迫不得已，王小杰只得代替师傅负责领导整个维修组的工作，在此过程中，王小杰得以把自己的劳动跟整个工业的巍峨图景联系起来，“他才懂得自己在厂里不是个可有可无的人”30。王小杰的成长与转变，表明了工人对自身主体意识和政治使命的成功领会，随着这番转变，青年工人王小杰还同时真切懂得了师傅的宝贵之处：“他所以敢大着胆子开了那么多‘支票’，是因为有着张师傅来兑现的；他所以对不懂的事不担心，是因为有着张师傅打前阵的……”31从厌烦师傅的唠叨到重新建立起对师傅的情感尊敬，这无疑是徒弟王小杰成长的关捩。
尊重师傅之外，关心爱护徒弟同样是生产动员可以借用的重要情感资源。胡万春《爱情的开始》中，积极好学的徒弟秀娟突破了生产定额，成了模范，她也替换了光荣榜上师傅吴青的照片。就在吴青感到不快时，他偶然间听到了秀娟和自己的师傅王妙发的对话。王师傅恳切地对秀娟说：“你知道我是多么关心他，为了他，常常使我不安心。唉！他到底是我的徒弟，我就像疼亲生儿子般的疼他。……秀娟！你不应该不理他，要去帮助他。他是有缺点，他骄傲自满，看不见新鲜事物，不愿进步……我知道他一旦明白了，一定会改过来，而且是一个挺好的车工。”秀娟表示：“已经有好多次了，我要他学习，可是他总是给我碰钉子。也怪我不好，耐心不够……”32听到这番交谈后，落后的吴青深受感动，毅然追上秀娟，决定与她好好谈一谈。吴青与徒弟冰释前嫌，师傅反过头来跟上徒弟先进步伐的情节，深深得益于自己师傅真心关爱徒弟的情感驱动。同样的情形还发生在胡万春的另一篇小说《步高师傅所想到的》之中。步高师傅是轧钢车间甲班工段长，徒弟杨小牛被调去代理乙班工段长后，认为自己可以完全独立了。但杨小牛主张独立的出发点是害怕别人说闲话，后来，杨小牛独立修正的进口尖工作遭遇了巨大挫折，这时，步高师傅并未弃之不管，他依然耐心细致地帮助指导杨小牛，在生活上更是加倍关照徒弟。最后，杨小牛不再把独立挂在口上，转而虚心向学。在徒弟杨小牛的工作陷入困境时，步高师傅曾自我反省说：“过去，我没从政治思想上去关心他，只是用个人的感情去爱护他，这是错误的。”33事实上，徒弟杨小牛政治思想上的提升，恰恰来自于步高师傅对徒弟在生活上像关心自己儿子般的关心，步高师傅每天给徒弟带饼，坚持教给徒弟技术，这些个人感情层面的爱护，是抽象的政治思想的活水之源。
对于技术生产水准超越师傅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有论者以绝对的语气颂扬道：“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新人、新英雄，是推动时代前进的先进力量。这与过去文学作品里那些英雄所谓的‘忠义’之道，‘仗义疏财’‘劫富济贫’‘济困扶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朴素道德感与江湖义气相比，是一种全新的境界。”34这种非此即彼、古今对立的判断，不是一种轻率，至少也有失偏颇。“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那些在技术生产水平上超越师傅的徒弟，恰恰依赖着“尊师爱徒”这一来自传统的“朴素道德感”的滋养，他们虽说属于“新人”，但绝非横空出世的无根之人。正是认识到“尊师爱徒”的情感询唤功用，所以新中国成立后，诸多工矿企业大力纠正徒弟“混日子”、“靠关系”和看不起师傅的不正确的思想和态度。同时，充分利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推广订立师徒合同，想方设法“开展尊师爱徒运动”，快速培养了众多青年技术工人并提高了他们的技术水平。35《铁水奔流》中的翻砂匠张万财在生产上表露一些迂腐陈旧的看法，遭到年轻气盛小伙子们的无情批驳，关键时刻，工厂领导组织召开了翻砂场青年团支部会议，严厉批评了团员不肯尊重技术工人的自高自大思想，并且“提出了尊师爱徒的号召”。这样一来，翻砂场的师徒关系大为改观，张万财也把那记录别人毛病的小本子扔进了熔铁炉。36以尊师爱徒为核心的情感互渗，在年长的师傅和年轻的徒弟之间形成了用真心换真心、用真情换真情的良性师徒关系，相对于那种“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大知识”而言，经由情感连接的师徒关系，可视为“作为民情基础的、温情脉脉的师徒情谊的小知识”37。从技术发展角度来看，“十七年”时期的工业题材小说透露出一副全新的建设图景，但就内在的情感交互机制而言，新颜背后又分明隐伏着旧貌。
三、“见物不见人”现象及其难解
“十七年”时期的工业题材小说实际上起着反映新中国工业建设辉煌成就，进而提振包括工业生产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中国的革命激情的任务。其中，技术改革及其带来的高质量产品的高速度生产是最能突显工人的英雄形象、最能彰显社会主义中国工业生产成绩、最易鼓舞人心的元素，由此导致技术生产又成为“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被浓墨重彩描写的内容。然而在实际写作过程中，不少工人作家常常沉迷于技术生产描写，遗忘了工人典型形象的塑造，使得相关作品变得干巴巴的、缺乏艺术美感。技术生产描写的这种问题被人们概括为“见物不见人”现象，遭致猛烈批评。38为了从革命激情维度张扬人（工人）的力量和气势，驳斥“物”对“人”的压抑，“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经常把技术人员与工人群众视为彼此对立的两极，在许多作品中，知识分子往往是一些拥有丰富技术理论的保守落后形象，他们在技术上蔑视打击工人群众的创造性，是新的革命工作亟需改造的对象。《沸腾的群山》里新调到孤鹰岭矿的副矿长邵仁展一再强调“搞工业，特别是搞现代化工业，最根本的是要有先进的设备”39。与邵仁展一道来到矿山的工程师严浩也主张“修建这样大的矿山，光靠热情是不行的，一定要有充足的资金、设备和技术人员”40。反观工人焦昆和张学政编制的生产计划则处处流露出以战斗姿态去修复工厂，不然就赶不上革命形势的奋发激情。两相比对之后，矿长唐黎岘指出邵仁展和严浩的最大不足是：“在管理和施工方法上基本上是照搬资本主义企业那一套，见物不见人，忽视群众的作用，只谈管理监督，没考虑政治思想工作。”41与之类似，《钢铁巨人》中的铸钢车间技术副主任李守才以尊重科学道理的“唯物主义者”自居，对上级宣扬的自力更生主张抱有敌意，强调工业生产“首先应该相信科学，光靠工人们的热情是不行的”42。铸钢车间技术主任兼支部书记王永刚当众坚定驳斥说，李守才“只看见困难，没看到克服困难的条件，只看到我们技术水平不足，没看到我们广大职工思想的先进，这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思想在作怪”43。在当时的语境下，这些存在“见物不见人”缺陷的人物理所当然地被视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只会对生产建设起阻挠作用的负面形象，正是在与此类人物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凸显了工人群众的革命热情，确保了技术革新与生产建设紧密绾合于社会革命的意识形态。
“见物”主要是指看重生产建设的技术条件和物质基础，属于事理（道理）层面的内容；“见人”则指向对工人群众昂扬的革命热情、对人的情感能量的捕捉，归属人情（情感）层面的内容。揭批指摘“见物不见人”的弊端，由此一来便幻化为人情对事理的超越，最终目的是避免“把广大群众排斥在技术革命的大门外”44。作为这一实质的反映，当“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纠正“见物不见人”现象时，诉诸的也常常是“情感唤醒”的途径。《钢铁巨人》写到当大机架铸件出现裂纹时，工人戴继宏冒着生命危险成功修补裂纹，这时李守才便放弃了保守的态度，积极承担起后续的热处理工作。对李守才这种转变，支部书记王永刚颇为感慨地表示“事实对人的教育是最深刻的啊！”实际上，与其说事实的教育让李守才开始变得积极，毋宁说是以戴继宏为代表的工人在补救铸件裂纹时表现出的将生死置之度外的高尚情操带给李守才巨大的思想震动，给予他的教育最深刻。正是在此意义上，李守才动情地自责说：“人家共产党员硬是不同，干什么都没有顾虑，前不怕狼，后不怕虎，一决定干了，就勇往直前，顽强地干下去。有时候，自己也佩服这种精神……”45改变“见物不见人”现象的情感意涵，主要被归结为阶级之情和对革命目标的献身激情。关于这一点，《钢铁巨人》中的党委书记有过十分精到的概括：“我们打的这仗，不但是科学仗，也是思想仗、政治仗，而要想打好科学仗，必须思想仗和政治仗彻底打胜才行。”46所谓以打好“思想仗、政治仗”为中心思想来带领实现“科学仗”的胜利，更准确地说，是大力吸取工人身上的阶级情感和政治革命激情，以之来解决技术生产这一经济建设层面的事理困境。1960年3月中共鞍山市委员会在其上报的《鞍山市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中便旗帜鲜明地指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本身，就是一场新与旧、先进与落后、革命与保守、科学与迷信、多快好省与少慢差费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所有运动开展得好的单位，都是坚持政治挂帅，狠反右倾，大鼓干劲的结果。”47这份影响深远的工作报告，着重张扬的同样是人的力量，强调的是以“人”应对和治理“物”的策略。
尽管“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严厉贬抑了“见物不见人”现象的不足，但这并不能说明人们对技术革新和生产程序本身弃之不顾，恰恰相反，在许多地方，“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也同时对技术生产背后的事理表达了明确的重视与肯定。“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经常写到领导干部深入生产现场、主动向工人请教学习的场景，这些场景既是领导干部对群众路线的积极践履，更是革命干部向生产管理干部转型的必要途径。在《沸腾的群山》里，矿长唐黎岘提醒告诫意气风发的焦昆说：“你经受过战火锻炼，这是你的光荣，但要注意不能有优越感。我们得承认缺乏建设知识，这是我们的最大弱点，要虚心哪！我们要很好地向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向有经验的同志学习！”48秘书薛辉则主动向唐黎岘提出：“你让我去学一门技术去吧，搞工业不懂技术哪成。”49“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之所以都会将领导干部和工人群众学习技术知识和生产方法作为故事讲述的起点，而且几乎每部作品都会费心费力“争取”“拯救”“改造”那些思想保守的技术人才，实际上因为无论如何强调人情的勾连整合功能，都不能不承认科学技术与物资设备是工业生产无法彻底打破的事理和法则。有鉴于此，《钢铁巨人》中的上级党组织才明确指示：“企业中的职工思想问题，常常同生产、同技术、同操作有密切联系，企业干部如果不掌握技术、不懂生产业务，就很难深入地了解和正确地解决这些思想问题。”50同样的道理，当“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的工人群众在处理实际问题时，都会寻求技术能手或者科学数据的支持，费礼文《抢红旗》中的管理员金燕要想说服管理科长同意自己试验除锈法，得拿出证明试验可行性的报告。《钢铁巨人》中，戴继宏在制造大型铸件时，会主动让技术副主任李守才给把把关，因为“只要李守才的放大镜通过，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51。
“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不仅一再写到学习技术生产知识的重要性，而且还借助人物之口为契合工业生产的现代管理方式正名。《火车头》中的方晓红是思想进步的党员干部，但她却采用“北满那套农村经验”来处理现代工业生产中出现的“新问题”，显得格格不入。工业部领导李富春因此在厂矿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强调“厂矿的管理必须科学化和民主化”，要求各厂矿领导“认真转变工业里的农村作风”52。《沸腾的群山》中的唐黎岘和焦昆，主张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动技术生产工作，副矿长邵仁展则坚持“不能用领导游击队的办法，也不能用领导手工业的办法来领导大工业”53。邵仁展虽遭到抵制批评，但有趣的是当工人张学政满怀希望地讲道“笨重的体力劳动要不得，机械化生产就省劲了”，焦昆回复说：“我们是要实现机械化，建设目标就是要为高度机械化、电气化而奋斗。可是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要根据客观条件去做，现在我们是在一片废墟上搞建设，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54焦昆这番解释，与他前面批评邵仁展的言论其实是相互矛盾的，“要根据客观条件去做”，这恰恰是邵仁展提出实行现代工业管理办法的根据，反对者在此悄悄服膺了他所反对的对象。
如前所述，青年工人在情感上建立对师傅的由衷尊敬，是技术革新和生产建设的重要保障。而所谓的“尊师”又总是与“重道”相联结，正是在这个“道”的所指层面，又烛照出“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及其对“见物不见人”现象指陈治理的深层症结。一方面，尊师重道，尊重和重视的是师傅掌握的高超技术生产本领，因此“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的正面工人，几乎都是积极和师傅学习技术生产知识的形象。《钢铁巨人》中的戴继宏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他虽然是普通工人，但却真心将技术员杨坚当成自己的师傅，虚心向其学习系统性的技术理论知识。通过这番学习，工人戴继宏对技术生产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他觉得以前干活儿就知道猛干，只知道这样或那样干才好，为什么要这样或那样干，自己解释不清楚。有一年，市里开先进生产者座谈会，同行们要他给他们讲讲课，自己满心的话，就是说不出来。现在不同了，经杨坚用理论来分析，心里敞亮了。”55另一方面，在“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尊师重道又常常意味着对老工人身上葆有的革命精神的称扬和接续，此时的“道”就从“知识之道”偏移为“革命之道”或者“精神之道”了。唐克新在小说《“政治委员”》中，描写了一个被分配到电车厂工作的高中毕业生如何获得成长的经历，对于这个青年的成长，作者并未将技术能力的提升作为表现的重点，而是着重书写了师傅老丁在政治思想上给予徒弟的教益，对此，青年徒弟感慨地总结道：“这一年多我虽然没有在大学的课程里学习，也没有读什么机电理化或文史哲学，然而却是进了一次红色的政治大学，而老丁就是我的政治委员。”56换言之，厚植革命精神是徒弟从师傅那里学到的最有价值的内容和道理，这时的青年徒弟和小说作者称许的就不是客观的技术生产规范，而是师傅身上表现出来的光彩熠熠的革命品德。尊师重道的“道”既有知识层面的内容，也有精神层面的意涵，两者的差异正是“见物”与“见人”的分殊。
《乘风破浪》写道，当兴隆市钢铁公司总经理陈家骏向作家妻子介绍工厂的工业盛景和以刘进春为典型的工人勇毅奋斗的场景后，妻子十分着迷，可当陈家骏提到企业管理制度等名词时，妻子却感到十分没劲，她打着哈欠说：“你的脑子尽是想的这样多……可是我需要的是形象的积累。”陈家骏觉得有点委屈，在心里抱怨：“可是党交给我的任务不是叫我创造形象。”57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要求“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摆脱“见物不见人”的弊端，就是要求作家们创造出具备雄伟气魄及高尚精神的社会主义工人“形象”。“创造形象”，必须崇扬革命热情和“革命之道”；超拔于“创造形象”，又必须考虑物质基础和尊重“知识之道”，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便是“见物不见人”现象之难解性的表征。由此看来，若缺乏“物”以及“知识之道”的加持辅助，“唯情”的政治也难以行之久远，“人”及“革命之道”所代表的丰沛的情感力量，并非无往而不胜。所以，当我们热衷于从“情感”视角为政治披上一件件动人的感性外衣时，理应对“情感”能效的局限及其缺陷葆有清醒的意识。
结语：情理绞合与“过程性”思维
新中国工业领域的生产动员工作推崇技术革新、追求建设速率，因此必然要遵循一系列的理性法则和客观数据，这是事物的道理和规律。与此同时，生产动员又总是与具体的个体密切相关，为了确保生产动员的顺利展开，总是少不了诸如同情、感动、尊重、关爱等情感因素的辅助与驱动。情感动员、情感交互机制的存在，实际上将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目标转化为真切可感的肉身体验，革命由此获得了情感的加持。身心的情感交互作用，一方面有助于联动技术生产任务各层面参与者的能效，另一方面又会与技术生产背后的科学知识和管理方式等事理产生乖隔。小说《钢铁巨人》最后写道，技术副主任李守才在关于大型机器铸造的总结中，采用了“半文半白、不今不古”的语言文字形式，党支书王永刚看后，总结“写得太文一点了，怕有些同志看不懂”。李守才则表示：“习惯这种写法了，总改不掉，用现在的口语写出来，总感觉拖泥带水，其意不深。”58某种意义上，“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的情与理，恰恰可以类比为李守才笔下“半文半白、不今不古”的总结文章，两者之间构成了交织融会、彼此粘连的关系。而“理”之于“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而言，指的无疑是政治性的道理，如此一来，情与理之间的交融便显现为一种“情感政治”样态——“情”乃“政治化”的情感，“政”更属于“情感化”的政治。
情与理绞合所形成的“情感政治”视角，打开了一种深入研读包括“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在内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新思路，为我们深入勘探革命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张力提供了新启示，获取这种新视角的重要前提则是规避“结局性偏好”而接续上“过程性思维”。《钢铁巨人》之中的戴继宏等人在戏剧《敢想敢干的人》演完之后才想起跑去看结局，导演幽默地说：“结局很好！敢想敢干的人，都成功了！遗憾的是，你们只知道结局，没法提意见了。”59今时今日，越来越多的人们越来越理直气壮地断定“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无足可观，正是仅仅关注“结局”的思维模式在作祟，其结果只能制造出更多的“偏见”和“不见”。“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技术生产描写呈现出的人情与事理的繁复图景，恰恰是一些在历史过程中发生、演化并存留的清晰纹理，只有摒除痛快却简单的“结局”偏好，构建过程性思维，方能体察这些历史细节。由“过程性思维”所探查到的“情感政治”与“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的繁复面影，有效记录下了工业的文学镜像，这是对于被谈论过多的文学作品中的工人形象和工厂图景的有益补充，相似的情形，还存在于农业题材文学作品中，以往我们似乎只留心文学中的农民形象和农村风貌，却遗忘了文学中的农业图谱，这一点同样需要借助“过程性思维”加以敞现。
注释：
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9页。
3 4 11 14 42 43 45 46 50 51 55 58 59程树榛：《钢铁巨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243、268、138、53、133、406、417、370、188、433、267、467、263页。
5 7 [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14、97页。
6 13 15 39 40 41 48 49 53 54李云德：《沸腾的群山》，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253、140、401、117、310、148、172、223、245-246、411-412页。
8 36周立波：《铁水奔流》，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220、226—227页。
9 17草明：《原动力》，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69、39页。
10 高强：《“通心”：社会主义文学的开会书写》，《开放时代》2024年第2期。
12 22 23 24 25艾芜：《百炼成钢》，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51、114、138、304、305页。
16 18杜鹏程：《在和平的日子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27、95页。
19《郝建秀工作法推广中的成绩和缺点》，《人民日报》1952年6月6日。
原璐璐、Nicola Spakowski、周晓虹：《20世纪50年代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性别平等、技术革新与“翻身”叙事——以郝建秀的工作法及其生命历程为例》，《妇女研究论丛》2023年第6期。
21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195页。
26 27 29 费礼文：《成长》，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第87、94、74-75页。
28 郑瑾瑜：《中国师徒关系的变迁过程及其社会建构》，《现代交际》2017年第18期。
30 31 费礼文：《早春》，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35、28页。
32 33 胡万春：《特殊性格的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4、77页。
34 寇鹏程：《百年“新人”形象的流变与文学的先进性》，《贵州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35 祝慈寿：《中国工业劳动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0-411页；徐雪晴：《1949—1958年工矿企业青年工人的技术培养——以师徒合同为中心》，《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1期。
37 傅春晖、渠敬东：《单位制与师徒制——总体体制下企业组织的微观治理机制》，《社会发展研究》2015年第2期。
38 高强：《从“工农兵文艺学习小丛书”看工农兵文学生产的路径与困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
44 郑重：《思想大革命，技术大革命》，《人民日报》1960年4月18日。
47 中共鞍山市委员会：《鞍山市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鞍山市志·附录卷》，鞍山市史志办公室编，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382页。
52 草明：《火车头》，工人出版社1950年版，第306页。
56 唐克新：《种子》，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121页。
57 草明：《乘风破浪》，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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