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得悉刘锡诚先生于8月22日突然病逝的噩耗，有好几天无心做事，郁闷不乐，常常沉浸在有关他的过往的回忆之中。初识刘锡诚，是他在《文艺报》当编辑部负责人的时候。我于1979年7月调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之后，曾去位于沙滩北街的《文艺报》编辑部找过阎纲，经阎纲介绍与刘锡诚相识。那时的《文艺报》编辑部，编辑个个有名望，评论人人是好手，可谓是名家汇聚，英才济济。后来，刘锡诚与阎纲都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担任副会长，因此接触更为经常，或谈文论艺，或编辑刊物，或商议会务，从他们身上学到为文与文人的许多东西。我把他们当成学业和事业上难得的老师，不仅紧随其后，而且心慕手追。

北京大学俄语系毕业的刘锡诚，因熟读俄国三大批评家“别、车、杜”的原文理论著述，有着深厚的文学理论功底。而后又在民间文学、新闻战线多个领域下过深耕的功夫，并经历“文革”时期和“五七干校”的特殊淬炼，这使得他有着多领域的学识和多方面的造诣。因此，刘锡诚在文学编辑、文学评论、文学史写作和民间文学研究几个方面，都有突出的业绩和重要的建树。我主要从文学评论、文学史写作和中国当代研究会的工作三个方面，谈谈我所了解的刘锡诚，以此表达我的敬意，寄寓我的思念。

一

新时期伊始，刘锡诚便从《人民文学》调到复刊的《文艺报》，任编辑部副主任、主任。这个时期，刘锡诚的本职工作，主要是根据文学创作现状和文学发展需要，联系文学理论批评作者，组织理论与评论文章。但他结合工作需要和自己的阅读体会，在新时期的理论批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并以立足于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和鼓动文学探索与创作突破的理论站位，连续撰写了评说文学新倾向、品评创作新成果的理论批评文章，形成了“求深、求新、求真”的批评风格，在文坛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由此，他在劫后复苏的新时期文坛，与张炯、阎纲、顾骧、谢永旺等人一起构成了主流批评的中坚力量，发挥了为新时期文学推波助澜的特殊作用，奠定了自己在当代文学评论领域里的重要地位。

经由“拨乱反正”逐步走入正规的新时期文学，理论探讨异常活跃，文学论争此起彼伏。其中有关“两结合”问题、现实主义问题还在争论不休的时候，刘锡诚就明确提出“恢复革命现实主义传统”问题，并坚定地立足于这样一个理论基点，来观察文学创作走向和品评作家作品。他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撰写的许多评论文章，都带有既表明理论主张、廓清思想认识，又肯定创新探求，张扬艺术突破的鲜明特色。他的《谈谈当前短篇小说创作》的文章，主要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选》（1977—1978）所选收的小说新作为评论对象，认为这些作品表明近两年的短篇小说，“在恢复革命现实主义传统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他在肯定这些作品的价值与意义的同时，还有力地回应了对于这些作品的一些质疑。文章指出：“如果作家不正视现实，他的作品何来的时代精神？如果作品没有时代精神，又何以能‘干预’现实生活？”①在《惟其真实，才有生命力——1979年中短篇小说创作随想之一》的文章里，他认为1979年的不少短篇小说，“在作者对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的把握与评价，对典型人物的塑造和典型环境的描绘上”，充分体现了小说创作的真实性。而“由于写了真实的人物，真实的境遇，真实的环境和真实的感情，真实而不是虚妄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这种盛况使1979年以来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成为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②。在《悲剧，激发人们前进的力量——1979年中短篇小说创作随想之二》的文章里，他由受到读者普遍欢迎的“伤痕文学”小说谈起，义正词严地为“悲剧”大声疾呼，他指出：“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中有悲剧，社会主义文学也应该还有自己的悲剧作品。”他认为：“悲剧给予读者的不是悲伤，而是悲愤，不是消沉，而是振作。”③这些评论文章，以其透彻的文学思辨，辩证的理性思维，在肯定作家与作品的同时，也在声扬着小说创作的突破取向，促动着文学奋勇向前的走向。

当新时期文学从“伤痕文学”逐渐走出，出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之后，刘锡诚敏锐地感到“时代的转换”已经到来。在《从思想到艺术的突破——谈1980年的短篇小说》的文章里，他由作品的人物塑造和主题运营两个方面，捕捉到作家们感知新生活、塑造新人物的新的努力。他首先指出：“作者们着力于并且已经成功地塑造了几个立于现实生活土壤之上的人物形象”，“并且通过人物各自的性格这一棱镜折射出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其次，他又提取出另外一个突出特点：“深刻地反映新时期的社会矛盾，从不同的角度对现实生活进行深入的开掘，不断地深化作品的主题。”新生活催生新人物，新人物成就新作品。循着新生活、新人物的路径，刘锡诚对这一时期小说创作呈现出的新现象、蕴含的新意向，保持了高度的关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对新人物的探索——谈几篇反映工业战线的短篇小说》的文章中，他具体分析了《独特的旋律》《女瓦斯员》《献礼》等几篇作品的人物塑造，特别指出这些短篇小说“在刻画新的人物形象的精神世界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些探索不仅冲破了当前某些揭批‘四人帮’的悲剧作品的框子，而且也冲破了关于写英雄人物的理论的框子”④。而他评论蒋子龙的短篇新作《乔厂长上任记》的文章，索性就以“乔光朴是一个典型”为题，欣喜之情与赞誉之意都溢于言表。他认为，作者笔下的乔光朴，“是一个体现着时代精神的当代英雄”。而因为塑造了乔光朴这样一个典型形象，《乔厂长上任记》这部作品，“是工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的时候文学创作领域里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篇力作”⑤。这篇在《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之后及时跟进的评论，肯定作家毫不迟疑，褒奖作品不吝笔墨，个中既体现了一个优秀评论家所具有的超凡学识，也显示了包孕在超凡学识里的无畏胆识。

刘锡诚在新时期文学评论的另一个着力点，是有关中篇小说的研究与评论。中篇小说在“十七年”时期并不多见，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更是为数寥寥。但在进入新时期之后，数量不断增多，质量稳步提升，成为小说创作中影响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要的文体形式。为此，中国作协从1980年起设立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并连续举办了十多年，直到1995年纳入新设立的鲁迅文学奖之中。还在中篇小说崛起之初的1981年，刘锡诚就先后撰写了《中篇小说杂谈》《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等综合性评论文章，提请人们注意中篇小说创作蓬勃的势头，并就中篇小说创作崛起的原因，主要艺术成就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发表了颇有见地的看法。在《中篇小说杂谈》一文中，他高度肯定中篇小说创作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充满惊喜地指出：“中篇小说出现了建国三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好局面。如果把1980年称之为中篇小说年，我以为一点也不过分。谈到中篇小说的崛起与发展，他从社会变迁与时代变化的根本方面寻找原因、认为最为主要的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出现”，推升了“革命现实主义中篇小说创作的高潮”，而这“又反转过来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⑥。在《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一文里，他从“反映着生活的脚步和脉搏，思想不断深化”，“写出既是典型化，又是个性化的人物形象”，“为社会主义新人塑像”等几个方面，具体论述了中篇小说创作所表现出来的艺术进取和文学成就。由此，他得出了这样的明晰判断：“中篇小说创作的艺术成就是十分可喜的，不仅把这几年的创作水平大大提高了，而且超出了三十年来任何时期的水平，把现实主义推向了广阔和深化。”⑦除去这综合评论文章，刘锡诚还就谌容、鲁彦周、陈国凯、叶蔚林等人的中篇小说新作，分别撰写评论文章予以及时解读和热情推介，从宏观与微观的两个层面，就中篇小说的创作成就与艺术成因等，不遗余力地予以评说，让人们看到了中篇小说创作的长足发展与巨大进步。中篇小说在新时期以来的强劲崛起与不断发展，虽然主要的动因在于小说家们的蓄势待发与奋发努力，但像刘锡诚这样的评论家通过理论阐释和评论解读所提供的支持与助推，无论对于作家们的创作，还是对于读者的认识，显然也不可或缺，功不可没。

二

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刘锡诚用力较勤、着力较多的一个方面，是对文坛重要事件、重要活动、重要人物的纪事与怀往。在这一方面，他先后出版过《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文坛旧事》（武汉出版社2025年版）等著述。这些著述以忠实的记录、清晰的记忆、扎实的材料，由他所经历的文坛往事的角度，还原了新时期文学中许多重要事件的经过与始末，包括重要会议的举行、重要评奖的操办、重要争论的始末、重要作家的遭际等，披露了“转折时期”文学破浪前行的内部运行情形，描绘了当代文坛一些风云人物的身影与性格，为人们了解当代文学的坎坷过往，研究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可靠的资料，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和重要的文献意义。

《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分“中国文坛的早春（1977）”“新时期文学的兴起（1978）”“大辩论与大前进（1979）”“与人民同呼吸（1980）”“在风雨中跋涉（1981）”五章，详切记述了作者所亲历和参与的大大小小的文坛事件与文学活动。因为作者刘锡诚当时先在《人民文学》杂志任评论组组长，后又到复刊的《文艺报》主理编辑部事务，经常在中国作协党组领导下承办相关会议和处理有关文学疑难问题和重要事件，可谓身居要津之地，又深处旋涡之中，文艺界在切后复苏中的期刊恢复、机构重组、平反冤案、会议举办等一系列重要活动、重大事件，以及上层的领导决策，内部的相关纠纷等，都有详切的回忆、如实的记录。如“短篇小说座谈会始末”“文联全委会与文联各协会恢复活动”“凤凰涅槃：《文艺报》复刊”“三刊编委会与真理标准讨论”“为作家作品平反”“启动短篇小说评选活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的终结”“第四次全国文代会”“长篇小说读书会”“剧本创作座谈会”“正式宣布《文艺报》改版”“中篇小说评奖启动”“送别茅盾”“三项文学评奖颁奖大会”等重要事项，都有具体而细切的记述，以及自己的经见与感受。特别是涉嫌争议乃至引起质疑的一些事件，如“评委们对短篇评奖作品各抒己见”“重提‘写中间人物’旧案”“《为文艺正名》引起争论”“《“歌德”与“缺德”》风波”“《电影工作简报》事件”“《乔厂长上任记》事件”“沙叶新文章惹了点事”“领导核心的分歧”“《苦恋》事件”“反自由化”“二唐《论〈苦恋〉的错误倾向》发表”“戴厚英的《人啊，人》”等，多是别人不知情、外人难知晓的，多属内情分享与内幕披露。这里的纪事与纪实，为人们如实地了解真情实况、窥知文坛，提供了难能可贵的一手资料。因此，刘锡诚的这部著述，看上去是一部个人的文坛回忆录，实际上以“在现场”的笔录、词条体的文笔、历时性的编排，构成了“新时期文学五年”发展史的别样写作。刘锡诚在《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后记”中谈到这部著述的写作依据时说：“笔者主要的凭依，是三方面的材料。一是笔者的记忆；二是笔者的日记与笔记；三是当时编辑工作中接触到和保留下来的文书与文件。”这也就是说，《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的所有内容，事事有依凭，件件有出处，既是真实的，也是独家的。人们读到的当代文学史著述，无一不是与一作家作品为主的叙述，但更全面和更内在的文学史，还应包括超越作家作品的来自组织管理方面和理论批评方面的相关内容，尤其是在背后起实际主导作用的内情与内幕。刘锡诚的这部著述，完全可以看作是以事件为主、以史料见长的独一无二的新时期文学史。

相较于《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文坛旧事》以忆往怀人为主，主要记述了他所接触和了解到的周扬、张光年、荒煤、冯牧等当代文坛名家的印象与行状。这本《文坛旧事》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作者通过翔实而可靠的史实，对周扬、张光年、荒煤、冯牧等人在新时期文学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中的开拓精神和先导作用的描述，以及在复杂的矛盾纠葛和内部斗争中迎难而上、左冲右突的状写。他们的所思所想，顺应着时势，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切合着需要，但因为观念的差异和旧有的矛盾，他们时时被质疑，常常被掣肘，种种纠葛与矛盾的叠加与衔接，使得那明里和暗里的斗争，此起彼伏，无止无息。这使得新时期文学的进取与发展之路，充满了坎坷与艰难，远非铺满鲜花的坦途。而周扬等人，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环境和具体氛围中，以他们筚路蓝缕的开拓与进取、披坚执锐的突破与创新，表现出了他们特有的价值和特殊的分量。

在刘锡诚的笔下，周扬的一生，似乎是一直处于各种矛盾斗争的旋涡之中，从1930年代的“左联”“国防文学”，到1950—1960年代的历次文艺批判与文化运动，他都是争论“焦点”和矛盾的“要点”；复出于新时期之后的文坛，他同样未能避免这样的遭际。如由他主要主持并做主旨报告的第四次文代会，虽然起到了解放思想、团结队伍和统一方针的历史性作用，然而，当时的黑龙江省宣传部就表示有不同的看法，上海市主管文艺工作的某领导也表示“不贯彻”；而“最令周扬头痛不已的”，还是“在文艺界领导层中的意见不一致”，作者简要举出了刘白羽对陈荒煤支持赵丹文章的意见、林默涵对“伤痕文学”的意见、魏巍对一些刊物的倾向的意见，等等。这样一些意见，都不同程度地牵涉作协、文联和《文艺报》的工作，因而与分别在这些部门主持工作的张光年、荒煤和冯牧不无干系。又因为这样一些意见来自于当时文艺界的领导层，就格外具有了自己的分量。于是，“通过党内老同志谈心的方式达到领导核心的团结”，就成了周扬在一个时期的主要工作。这样的工作当然必要，但能做到什么程度，能起到什么效果，实在就很难说了。作者就此做了自己的估测，“据我这样站在文坛边缘的人来看，这种分歧，一直到1984年周扬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都没有解决”。这样的叙述、这样的感叹，既是真实而恳切的，也是令人寻味的。

周扬、张光年、荒煤、冯牧，可能是当代文艺界领导人之中，对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付出心力最多、作出贡献最大的前列四位。刘锡诚在《文坛旧事》一书里，概要记述了他们各自的主要建树，这是值得人们怀念在心和铭志不忘的。如周扬：“仗义执言地站出来批判‘四人帮’对三十年代文艺和“十七年”文艺的歪曲和诬陷”；“对十七年间文艺上所犯的错误和缺点，承担主要责任”；首次提出“新时期文艺”的概念，首次提出“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观点；组织和主持第四次文代会和引领文艺界的拨乱反正斗争。对张光年、荒煤、冯牧等人，作者也都做出了自己生动形象的描绘和简明扼要的概括。从这些极其概略和挂一漏万的罗列里，我们即不难见出四位文坛前辈超乎寻常的劳心劳力，以及不可替代的卓越功绩。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了动辄就是政治问题的压力、动辄就是路线是非的畏忌，这除过社会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之外，周扬等老一辈文艺家等人所推动和引领的文艺思想解放运动，以及他们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科学辨析、对文学艺术的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坚决遵循，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者真切地描写了这些文坛掌舵人的迎难而上、力挽狂澜，也如实地揭示出了新时期文学的筚路蓝缕、破浪前行。可以说，这部以人物小记为主的《文坛旧事》，也是一部人物志方式的新时期文学史著。

三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79年，此后与新时期文学一起成长，与改革开放时代一道前行。根据研究会的相关记录来看，刘锡诚参加了1980年于云南昆明举行的第二届学术年会，由此开始介入研究会的工作。《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的第三章，有一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成立和部分期刊主编会议”。刘锡诚没有参加这次成立大会，但由与会者提供的资讯与材料详尽记述了研究会的成立经过，并在书中全文引述了《研讨会纪要》。并由此谈到他与研究会的关系：“我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理事，参加了它的大多数学术会议，到1986年6月在呼和浩特召开的第五届年会和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常务理事和副会长，直到2000年11月在广东肇庆召开了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自动退出研究会领导班子，算起来，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工作，前后整整20多年。”⑧

我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工作，是从1980年编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丛刊》开始的。后来从副秘书长做起，到第五届研究会领导班子改选时担任副会长，当时刘锡诚是副会长兼秘书长。我在张炯、刘锡诚等老辈学者的用力提携和悉心引领下，逐渐走向成熟，提高了参与研究会事务和管理研究会工作的能力。1979年至今，研究会已经走过了四十五年。研究会能一直稳步发展，一路向前行进，张炯、刘锡诚等人的用心指教和言传身教，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我都把他们视为我至关重要的领路人。

1980年代那个时候，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的发展蓬蓬勃勃，研究会的活动也十分繁多。研究会除去两年一届的学术年会，还有常务理事会、学术研讨会、作品研讨会、作家培训班、教师培训班，以及学员人数累计多达万人的中国文学函授大学。因此，参会频次较多，讲课任务繁重。研究会举办这样一些学术年会、理事会、研讨会和培训班时，刘锡诚不管本职工作有多忙，都一定会抽出身来参加，并且都有精心准备的发言或讲话。就研究会的几届学术年会而言，刘锡诚从第二届到第十三届，次次参加年会，都有精彩发言。从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发展，新技术革命与新时期文学、女性文学的崛起，评论家要有作品鉴赏能力，等等，话题紧贴文学现状，每每充满见地，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还有一些专题研讨会，刘锡诚也以充满新见的发言，给人深刻印象。如1980年8月研究会在首都师院召开“王蒙近作研讨会”，他高度肯定王蒙小说创作的艺术探索，认为在这一方面，“没有任何一位当代作家可以与之比肩”。在做了这样的肯定评价之后，他又就王蒙的创作提出了要注意避免“碎片化”“杂文化”的建议。肯定与建议，都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某种意义上说，学术年会与作品研讨会既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交流，也是研究会自身学术水平的反映。正是因为有着刘锡诚这样一些为学认真、造诣深厚、水平较高的中年学者鼎力支撑，才使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自身发展与学术影响有了可靠的保障。

为了适应文学的发展与需要，当时的研究会还创办了一些文学刊物，其中的《评论选刊》因角度独特，影响甚大，后来也命运坎坷，被迫停办，这份刊物也一直与刘锡诚密切相关。大约是在1984年间，研究会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筹备，于1985年创办了《评论选刊》。这个刊物的创办，旨在为当代文学理论批评提供展示的舞台，搭建交流的平台，并为蓬勃发展的当代文学研究积累成果和总结经验，推动当代文学事业健康发展。这个刊物起初由阎纲主编，1986年起由阎纲、刘锡诚共同主编。两位主编为办好刊物倾注了很多心血，每一期的编选工作都高度负责，格外认真，每期都召开编辑部的选稿会和编前会，力求每期都是精品力作的荟萃。那个时候，编辑部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办公地点，每次开编辑部会，都是周末时候现找地方，或临时租借场所，但这些都没有影响编辑工作和刊物质量。1985年到1988年，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与帮助下，《评论选刊》持续举办了四年多，在展示理论批评佳作和推介文学评论新人方面，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刊物改为以选发纪实文学力作为主的《中国热点文学》，依然由阎纲、刘锡诚共同主编，再后来，因管理部门有了新的规定，学会不能再主办刊物，这份刊物又面临难以存活的巨大问题。印象中，刘锡诚等人为了刊物能够存活下来，找了文艺界的许多领导和相关单位，仍然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找到接手的主办单位，《中国热点文学》也只好在1989年无奈停办。这一时期的刘锡诚，已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分党组书记和驻会副主席，主持民研会十分繁重的日常工作，但他依然把很大一部分的精力投入到研究会的有关工作中，使得研究会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继续前行。

“算起来，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工作，前后整整20多年。”这里的简要表述，绝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单位，数字的概念，这里包含了持续不断的精力投入，殚精竭虑的心血付出。他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辅佐了冯牧、朱寨、张炯三位会长，也帮衬了我任会长的好多年，可以说，他的勤奋、诚恳、正直、严谨，体现于工作的方方面面，溢渗于他的学术的字里行间。他为当代文学事业和当代文学研究会的付出，是无私的，也是巨大的，而他由此体现出来的奉献精神、孺子牛精神、君子精神，更是可贵的、闪亮的。这些都与他的学术成果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回顾往事，浮想联翩。刘锡诚那总是面带微笑的可亲形象、那儒雅又劲健的清瘦身影，始终在眼前闪现和回放。我总觉着，他没有离开，他还活着，他那不朽的形象和不灭的精神，活在我们的心间里，活在我们的事业中。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刘锡诚：《小说创作漫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9、59、82、96、97、132、133、151页。

⑧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5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