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书写故乡，竟是一件如此的难事。正逢Deepseek风头正劲，便请出询问，一杯水倒罢，成一部万言书，一个“我”在祭祖现场看到密密麻麻的电子香烛插在无线插座上，“我”说，这几乎是《流动的现代性》中的插图。自ChatGPT的创作能力被正视以来，这是我见过AI作出的最精彩的意象。它的语料库是否最终抹杀掉文体学？热水杯里烟气袅袅，我想象不出，电子香烛是否也有虚拟的烟。

或是故乡？或是“故乡”？水放到凉，便关节在此。几个音节，口齿间碰撞，屏幕上万千笃定，在我眼中沉没。写到这里，高铁刚出曲阜东站，父亲把手机歪过来：别眨眼！

别眨眼，指的是要留心着一条水的身迹——很长时间以来，我都以为是此水使沂蒙之为沂蒙。不知多少年前的哪个下午，一个少年读到“风乎舞雩，咏而归”，不禁击节赞叹，“吾与点矣”！“浴乎沂”，“沂蒙”之“沂”；“蒙”，启蒙、发蒙、开蒙，言出《论语》，岂非通顺已极？

但是，此“沂”正在高铁北出曲阜东站不到千米处。也许眨眼了吧，被垄沟割碎的田野正连片流过，猛一回神去看卫星地图时，要找的水已远远在身后。既然这么说了，我要找的当然不是沂水，而是曲阜的大沂河，在未曾到来的那个暮春，孔子正是在此“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我父亲的老家在山东济宁，曲阜是它下辖的县级市。在这个曾经想把市政府迁到曲阜的城市，人们相逢便呼“老师”——“师”要发平舌，绝不可带姓，入耳是“老丝”，每张嘴上都挂着“孔孟之乡”的招牌。曲阜东站，这座济宁全域最早的高铁站前，正立着一尊巨大的孔子雕像与四个巨字“万世师表”，但是，少有人知道那个暮春。

后来，我才明白我也不知道那个暮春。一段隐喻、历史与现实交织的语句，我仅带上“春服”二字便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我母亲老家在山西，和父亲在从新疆往西安上大学的火车上相识，一个家庭是来一家新疆钢铁企业赴工再未回晋，一个家庭是山东的军人来支边。由此，我从小户口便在新疆，却很大程度因为山东的教学质量好而在山东长大，大些才因学籍不得不回到新疆。

第一次言说山东济宁，便是因此：济宁有什么呀？大概是姨姨问过，或是舅舅，又或许是某位新同学。济宁有什么呀？甏肉干饭：捞出几大块热腾的卤肉，连汤汁一并浇在米饭上，一剪开扎捆的绳线，肉与卤子的鲜香便绽放出来，再佐几粒缸中的海带结或大青椒去腻——盖浇饭吧？大概不比鱼香肉丝更下饭些。运河之都：你要知道，河道总督是常设济宁的。总是叫京杭大运河吧？那么北京，那么杭州……便去争辩：那么孔子、那么孟子、那么曾子，这些别的地方没有吧？

“老师”有什么，新疆逢人也叫“阿达西”“朋友”，不过是例行称呼。那么，大概不是因为孔子吧？“那么”多了，我便梳理出一种说法：从京或从杭顺着河道出发，船到济宁一经上岸，走两步就进了我家的门。孔、孟、曾……

说话间，就连新疆也在我的生活中模糊了。去北京工作后，我就只好说：我有“两个故乡”。出于在西北遭了一场大车祸的缘故，那里我多数时间难以出门，能诉说的新疆远比能诉说的济宁少得多。越往后越瞒不过，就悟到给人字正腔圆地讲：我，业余新疆人！可是，不论哪个故乡，一些能结合我生活经验的细节还是要查查告诉人家。这一查便知，我不仅是业余新疆人，也是业余济宁人。

比如，我家门口确凿是有一条京杭大运河，但并非想象中的那条河，而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修建的。1958年，黄河下游位山枢纽工程兴建，“腰斩黄河，造福人类”，爷爷常讲赴疆前的挖河往事，挖的就是门前的河。而最令我震惊的，则是那条曲折沉默着穿过济宁市区浑浊而狭浅的古河道，那才是历史上的京杭大运河！这条“臭水沟”从济宁最繁华的区段折过一个九十度的大弯，夏天养活整个市中心的蚊子，冬天就把垃圾结进冰块里——“江北小苏州”最没人稀罕的就是水，管你从哪儿流来，向哪儿流去。我惊异于我的目盲。京杭大运河在此流淌了近千年，从元末——怎会是元末呢？

是啊，隋炀帝怎样下江南，也不需要先从长安转道北京，如此显而易见的事实，竟从未进入我的脑海，问身边人也即如此。我们都固执地认定，城内那条臭水沟只会滋生蝇营狗苟，隋唐王气正在城西那条天阔风急的河道内日夜奔流。

原来，“他乡生白发”还有这种写法。司空曙大概是要第一个反对的，当然，若知道有人错把济宁当成长安，还以为京杭的水都于此汇聚，他会更加反对。所以故乡耶？“故乡”耶？我认知中的济宁与实际地理空间中济宁的错位，使我对新疆的有限言说成了更接近真相的一个。于是，当老朋友从天南地北回乡过年，我便成为最低程度上参与诉说“故乡”的那个。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自己对“故乡”一无所知，遑论承认所知也是所错，后来就归结为一句精彩的指摘：你是新疆人！

也许吧，我不知道。我已经不确定在乌鲁木齐时当我推开门，街尽头处隆起的是否就是博格达峰的雪线，尽管我常说。我也已经不确定塔里木河和额尔齐斯河到底谁在向北流，一切与“故乡”有关的词汇以极快的速度全部沦为我的主观臆断。我并非故乡太多，就像朋友们常惊叹我的“两个故乡，同等分量”那样，而是故乡太少，竟一个也说不出口。故乡是北京的量酒器里一种明确可称量的物，人们诉说其最真实的一刻，是密切接触者数量公布的瞬间。试图在这种全球化的张力面前反驳是无效的，当然，此时此刻，再次提起流动的现代性也只是一种陈词滥调。“纽带”并非“易于断开”，而是从未链接，在三线城市仅仅二三十公里的直线距离里，我与我的朋友或同学就从未共享一套公共空间，从小城西南到小城东北，是完全不同的发展规划、建筑风格甚至城市中心，配套设施在一定范围内自给自足，不必互访一次。于是，“故乡”仅仅变成一场P2P语言握手协议，Deepseek要我们一边翻着鲍曼的书一边牢牢抓住家谱，并在电子香烛前痛哭流涕。然而事实是，这一代人从小生活的地方往往又不是所谓“老家”，“老家”让真正的成长生活变成一种必须承认的中间地带，同时又是事实上的“故乡”。他们几乎不“认识”“老家”的任何“亲人”，家谱、牌位、祭祖的一整套仪式性规范也逐渐变成一种乡村沙文主义，被大规模城市化遗漏下的村民们对抗我们这一代大多数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城市沙文主义，还遭受着进步主义和女性主义无法回避的正当攻击。

我似乎必须假装或暂时承认“故乡”这个词的存在和相对静止才能展开我的感受，Deepseek迅速查询、推理并接受了一个挣扎的“故乡”——那种在全球化语境下失语的困惑与沉默，我却觉得挣扎得还不够。是否应当最大限度地除去语言，把它从量酒器中捞出来，才能最大限度地见到乡关何处？

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故乡”可以被还原为一摊又一摊原始的流动：不是“京杭大运河”，也并不因此就必须规定它在西边，而是“有一条河”，到此为止，它不从哪里流来，也不往哪里流去。许多短暂的、转瞬即逝的感受组成一幅剪贴画，不再有全景照片。第一次坐在从济宁去往北京的高铁上，想着两个半小时后就将到达，我想，就连去新疆都要比这久得多。

哦……北京。是在这里我重新“学习”了我的“故乡”，我从没听过见过京杭大运河的桨声灯影，但他们都觉得我听过见过。流水席天南海北，我无暇记住每一条京杭大运河，只有一次不然，对面一人自我介绍：“我客居北京。”

“客居北京”，大概接近我关于“故乡”这个词想说的话。诉说故乡是一次朝向未来的跌落，想要开口，你必须正在离开那个地方的火车上——火车速度也太慢，最好是CRH450或C919。“故乡”就这样在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的夹缝中持续不断地生成，那不是传统的、原始的、前现代的、壁龛上民族志式的呼愁，而是此时此刻的回音。

如果一定要我多说些关于“故乡”什么，我必须刻薄地承认，回望比眺望更容易接近这个词。这一代人以被大城市虹吸为荣，以为被虹吸才真正成为历史主体，哪怕以“逃离北上广”的名义行动，也无法逃离被北上广凝视的焦虑。我初到北京，以为一个片子做完后面就将源源不断，结果一个片子做完几乎饿死。临山穷水尽，我一手做着十数个策划，一手分账不入，给自己数倒计时：故宫、长城、天坛、雍和宫，去完就可以滚蛋。

——文章便卡在这。从我上一段的最后一句到这一段的第一句，隔了将近一个月。一个月后，我终于明白缘由：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倒计时。我潜意识里想梳理出一个“干净”的故事，就好像真的可以十、九、八、七……

在天坛，我被丹陛桥的规制所震撼，巨树婆娑，天高地阔，我想象着数百年来，有几个人走在丹陛桥上，发自内心地相信世间万物都与自己息息相关，万物皆备于我。然而，那天我没有进入祈年殿。祈年殿在例行维护，鎏金宝顶孤寂地朝向天穹，我给自己讲故事：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但也许正因这“何必”，一个“干净”的故事就生成了。似乎从1914年袁世凯最后一次在天坛的丹陛桥上走过到我凭绿码进入景区真的只是翻过一页纸，人和天地就是这样断裂。永乐、嘉靖、万历、乾隆、光绪、袁世凯，他们都会觉得仰首便安吗？我总疑心生命与一片5A级旅游景区大概有一些不同，这个祈年殿是非进不可的。

当然这也并非可惜。要把一部纪录片从前期策划完整跟到后期宣发，要做好短时间内迅速专心组织大量文史知识的准备。一个策划接一个策划，学习、组织、垒起，再石沉大海，是会慌张的，北京的生活成本又使人分心，倒计时便由此来，不过应当是：十、九、八、七、九、七、三、十、八……但是，我也因此前所未有地切近了许多历史和文化现场。

北宋绍圣四年（1097），苏轼被责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只好渡海前往。此次远走儋州，是苏轼晚年遭到一连串贬谪的缩影。是年五月十一日，苏轼在藤州见到同遭贬谪的弟弟苏辙，这是他们平生的最后一次相见，苏氏兄弟的故事也就此彻底落幕。然后，他再朝南去，行至琼、儋之间，面对南海之无垠无涯，写下《试笔自书》，“念此可以一笑”，用《庄子》照慰自己。渡过风浪，初到儋州，对海岛生活毫无准备的苏轼极不适应，“食物人烟，萧条之甚”，藏身在几间破烂的官屋里，好在八月新任军使张中赴任，帮他修整了官舍。然而，所有这些关照苏轼的措施直接导致次年张中等人被察举弹劾，苏轼又被赶出了官屋。他只好在城南置一片地，在当地百姓和朋友的群起帮助下，建起了“桄榔庵”。

“野径行行遇小童，黎音笑语说坡翁。东行策杖寻黎老，打狗惊鸡似病疯。”以桄榔庵下为起点，苏轼四处行走，串亲做客，儋州黎族的好意和淳朴，安慰了东坡的内心。苏轼对朋友说儋州“风土极善，人情不恶”，以桄榔庵而见儋州，以儋州而见自己，写下“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海南的书籍笔墨奇缺，但苏轼仍笔耕不辍，修改订正了贬居黄州时写成的九卷《易传》、五卷《论语说》，还新撰了《书传》十三卷、《志林》五卷。他热情地记录下儋州的药草、美食、风俗、景色，写“丰湖有藤菜，似可敌莼羹”，将当时还少为人知的蚝肉做成美味，笑道“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他以文化当地的百姓，不仅使得“儿声自圆美，谁家两青衿”，其他三州的学生纷至沓来，并为儋州培养了第一位进士姜唐佐——“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目长。”今天的海南大学，正立着苏轼的雕像，后世称“东坡先生居儋四载，流风余韵，至今未泯”“风开溟南”“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在远离政治中心倾轧的儋州，他真诚而强烈地热爱着这片域外之地，同时也迎来了人生最富韵味的阶段。他写下“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还写“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在数十篇《和陶诗》里，他自称“只渊明，是前生”，迎来了不受摆布、高贵的生存。

但是，我却感觉到逐渐疏远了他。从进入景区大门到靠近祈年殿，也许这就是天坛的诅咒发挥作用的过程。这就是最吊诡的一幕——当你为了接近一个对象研读了大量学术文献后，会感觉到这个对象逐渐陌生。不对吧？我知道工作要求早已满足，但是总不甘在此停步，但也自己劝自己：他妈的，饭都吃不到嘴边，还考虑这么多干吗？

于是继续读。一日，我突然看到苏轼外出访友，身醉而归。“半醒半醉问诸黎，行刺藤稍步口迷。”我相信“问诸黎”显然是没有问出什么的。他在儋州区区四年，就算“载酒堂”里日日高朋满座，恐怕也实在做不到路边老翁能对答如流。“步口迷”，不只是酒高之际打头打脚，也是实在无人可诉。于是，他求诸风物，空气中的牛粪气味，一路指引他往归处去，因为他记得，他的住处就在牛栏西边再西边。“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我一下被击中。那一刻，我感觉我前所未有地接近了他。醉倒在牛栏边力尽的苏轼，自称“只渊明，是前生”的苏轼，会否想起《世说新语》里陶渊明的同代人刘伶的一醉而死——“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但是，这种话就须在醉倒时才得意趣。因为，“家”未必就真在“牛栏西复西”。

《庄子·达生》里说：“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是故迁物而不慑。”喝醉之人，就算从车上摔下来，不管怎么摔都摔不死，因在“神全”。我看，就是因在获得了一种无奈地向从未存在的人宣布“牛栏西复西”的权力。整天在房间里倒计时的我，恐怕就会轻易摔死。我的写作卡死一个月，是不知自己难以承认倒计时之周折反转，而此时此刻，我便确知了吗？

终于有一夜，我也酒酣归来。那一天，我已明知几年来许多承诺已经破碎，但还是不得不把故乡放进量酒器。行至小区门口，正走到家门前的十字路口中央，红灯亮了，两边的车呼啸过去，风很大，我一个人愣在路口中央。路尽头是西山的轮廓，月色洒在每个人头顶，我心中默念着，山在神的眼中是流动的。我又想到苏轼褴褛着醉倒在牛栏边的模样——“抱明月而长终”。我见过整个医院的病友都无法动弹，几十年的瘫痪、毕生的瘫痪，总比一时之困窘好过得多——连诉说都是无气力的。如果我说，我在十字路口中间感受到刹那的“神全”并因此多留了几秒，请勿要谴责我公民意识的匮乏，就与我携手相忘于江湖吧。

当孔子困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而弦歌不辍，李敬泽老师称其为“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我不必如此自我褒扬地比较，只是对自己说，这个刹那，是我的“精神的关键时刻”。回到家里，我继续做策划，看到在人生的极困窘处，苏轼回忆当年困于陈蔡之间的孔子、“韦编三绝”的孔子，继续把那首诗往下写：“总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个人畅怀言志，召唤一个从未到来的暮春，“吾与点矣”，我也听到故乡强烈的召唤。我无意把“故乡”如此简单地等同于离散的身份认同，尽管我也不得不承认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之间的强大张力，尽管这也已过时——但我还是一定要以这种方式说：不必想象身与心被放逐得有多遥远，只要看到一条小溪在我身边流过，我就能想到，那个暮春停驻在我的精神之中。

便回到大沂河吧。

直到今天，我还是没有亲眼见过大沂河的模样。而过年时父亲的“别眨眼”，是因为我新注册的公司便取名“舞雩”。听到“舞雩”能说出“咏而归”的，十之一二，能再折到儋州小溪的，又十之一二。于是也不得不丑陋：“舞雩”最终也要扔进量酒器。在这首诗的最后时刻，苏轼笔锋折转，写下：“符老风情奈老何，朱颜减尽鬓丝多。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惟逢春梦婆。”我知道，这是一个酒醉方醒的人正在厌恶自身。元符三年（1100）六月，朝堂风云变幻，苏轼获旨离开儋州。离开之前，当地百姓前来送别，他动人地写下“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在昌化江畔，他为海南留下了至今屹立的峻灵王庙碑，感慨自己否极泰来：“我浮而西今复东，铭碑烨然照无穷。”次年，他在北归路上去世。

然而，他正是在酒醉与清醒之间触摸到生命之轻重，哪怕他后来还要死在北归路上——“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惟逢春梦婆”，这微小的、刹那的安慰，也是昆德拉著名的最后一章“卡列宁的微笑”。没有故乡的人，是一张流行病学调查报告，不愿长醉，亦不愿长醒，人们永远在召唤，“故乡”的面目就在其中隐现。北京与否的问题是不足道的，既然来了，便是为了归乡所作的准备罢——我们也不得不在反复的日常中，望见自己他乡的白发，探求如何无限靠近某种真理性的生存。

【作者简介】

李子麒，1998年出生于山东济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六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短篇小说《谜》获得“中国好文笔”全国征文大赛一等奖，长篇小说《正值青狂》进入国家“十三五”“东风工程”。作品散见于《散文》《西部》《四川文学》《青年作家》等。国家“十四五”纪录片重点选题规划、中国广播电视大奖2023年度广播电视节目奖初评一等作品《郑板桥》总撰稿。中宣部重点项目、总台重点项目《伟大的瞬间》撰稿。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