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彩从何而来？
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论证，人们不可能获得一种无风格或者“无色彩”的写作方式，“写作绝非交流工具，它不是一条康庄大道，供言说的意图从那里通行”。人类是模式化的动物，我们用一套社会赋予的、相对固定的模式（框架）去解释宇宙万物，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去指引自己的人生。所以巴特的意思大概是说，没有文学作品能够脱离作者的思想框架而存在，“为了艺术而艺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用来观察的目光、你所使用的语言、你的遣词造句、你所表达的对象，无一不是由人类的思想所塑造。我赞同巴特的观点，并且在《金桃》里借小说人物之口作了呼应，“……思想就像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时刻受其影响，却又难以察觉它的存在，所以文明总是在历史的呼吸中不自觉地完成自己的命运”。
文明如此，作为文明结晶的文学作品亦然，带有深刻思想实验性质的科幻小说更不消说：冷战时期的美国作家热衷于写外星人和异种，实质上是写假想中的敌人入侵；末世和废土，不过是在预演着基督教的末日审判；宇宙边疆的豪迈与蛮荒是美国西部大开发在更大时空尺度上的书写，崛起、衰落、复兴的星际帝国是古罗马荣光的遥远回响，朋克和新浪潮则高亢地呼应着嬉皮士们的“爱之夏”，即使是清新脱俗的田园科幻，也浸润着《瓦尔登湖》的清教徒精神。这样说吧，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去解构文本，你找不到一座凭空而起的幻想大厦，这几乎是必然的：理解文本的基础是相同或者至少兼容的思想框架，框架来自语言、历史和文化，而以上诸要素都是人类的建构物，它们真真切切地存在着。
科幻不仅仅关乎科学，它还携带了一整套思想框架。随着年龄渐长，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和中国许多的科幻迷一样，我对这套框架也只是“兼容”，思想母体对我的影响远比我所意识到的要深刻和广泛。现在回头来看，即使最开始写作科幻小说时，我会笨拙地使用西方人名、西方背景和科幻小说里最经典的主题，我讲的依然是中国人的故事，因为“中国”就是我的思想母体。也许有人会说，科幻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因为它书写的是宇宙尺度的故事，而在和宇宙的冷漠乃至敌意的对抗中，人类文明作为整体存在——我完全赞同，但我也同样认为，科幻给出的对抗图景依然遵从创作者的思想框架：面对全球性的危机，《流浪地球》、《逃离母宇宙》、《星际穿越》和《2012》给出的答案是完全不同的；对于人性，刘慈欣和诺兰的希冀也是迥然相异的。
是思想框架赋予科幻作品以本底色彩。当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幻作者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开始有意识地跳出经典的科幻框架，调用中华文化主体性资源去创作科幻小说。《金桃》便是这样一次尝试，在创作的过程中，在读者对文本的解构与分析中，我惊喜地发现，当我以中文来表达我的思想框架时，文本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了极大的广度和纵深，不管是在技术、美学、叙事还是在观念上，这当然和语言有关：中文是斑斓的，它的色彩来自我们丰饶的历史，来自于数千年来不断添砖加瓦的思想框架，最后构成了写作者最基础的无意识。当我们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这种无意识，思想转译的“蒙皮”便被去除，色彩得以更通透地表现出来。《金桃》中关于技术哲学的探讨，关于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关于对唐朝的集体记忆，关于对东亚社会规训的反思与反抗……凡此种种，无不构成这部小说的色彩。然而与其说这些色彩来自作者有意识的涂抹，倒不如说，这是中华思想大厦借作者之笔呈现其自身。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吧：《金桃》若是一眼清泉，从其中流淌出的富含矿物质的泉水，实际上来自中华文化地层数以千年计的漫长孕育。
如果读者觉得泉水清甜甘冽滋味丰富，那不过是因为泉眼立于这片大地之上。
（作者系科幻作家，《金桃》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