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胡安焉，1979年生。2009年开始写作，作品散见于网络及一些期刊。2023年出版打工自传《我在北京送快递》，现居成都。

夜泳

胡安焉

1

出门的时候，我担心有点晚了，实际正好相反，我早了很多，后来证明，早了四个多小时。我要去见甄重，他来北京办事，我们约好碰个面。然后，假如他有时间的话，我会留他玩几天。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他没有主动提到，我也没有问。

很难相信北京有两千多万人，当我走进地铁站时，连一个乘客都没有见到。不过这是一条去年底才开通的新线路，据说是为来年将要开张的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安排的配套交通，运营部门可以接受它暂时乘客寥寥，一切都是为了将来嘛。

我把双肩背包放到安检机的履带上，它缓缓地流进了厚实的黑橡胶帘里，然后我主动伸出右手，让一个男站务员在我的手腕上测量体温，以避免他拿红外线体温枪瞄准我的太阳穴。接着我往前几步穿过了安检门，它随即发出一阵尖锐的鸣声，我以为这是触动了某种警报，提示我可能随身携带了某些违禁物品。不料这是一个误会，当我准备好自证清白时，却发现前面的两个女安检员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既没有走过来让我配合调查，也没有把我扑倒在地，反扭我的双手。她们只是微笑地站着，等待我从她们的身前走过。显然，刚才的鸣声虽然刺耳，却并不是一种危险的预警，反倒是在提醒安检员，我已经顺利地通过了自动检测，接下来，将由她们对我进行手动的检查。或许这套滴水不漏的程序有点小题大做，但也确实因此令人对他们的未来充满信心——既对这个站点必将迎来的繁荣，也对他们在更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的表现充满信心。

我非常大方地配合了女安检员对我的检查，她用一只可能是金属探测仪的手持工具前后左右地扫描我的身侧，而我向两边平伸双臂，还默契地原地转了个圈。然后她对我点点头说可以了，声音轻得几乎听不到。这些女安检员还是孩子，大多表情羞涩、动作生疏，显然是某所专科院校刚输送来的实习生。

不过我的背包却没有从安检机里流出来。我站着等了一会儿，背包里只有一本书和一只Kindle，它太轻了，被堵在厚重的帘子后面。我想伸手进去拽一下，但突然想到，里面可能有X光射线，照到手上会不会不太好？（或者，里面究竟有没有X光射线？）虽然我也觉得这种担忧未免荒唐，但安全起见，我还是请求站在旁边的男站务员帮忙，而他毫不犹豫地伸手进去把包拽了出来，交还给我。

我边走边拿出手机，点开了亿通行里的二维码，进了闸机之后，我向下坐了一段扶梯。下面的月台很长，玻璃屏蔽门坚硬、冰冷，抛光砖地板光洁如镜。我看了一眼挂在上方的液晶显示屏：本趟列车还有2分钟到站，下趟列车还有7分钟。也就是说，每隔五分钟一趟车。既然还有两分钟，我可以考虑一下从哪个位置上车。一般来说，我喜欢最后一节车厢，于是我朝来车方向那端走去。

在疫情发生之后，乘坐公共交通的人显著少了，这说明从前人们有些外出并不是必须的。无论如何，我对现在这样的交通状况感到满意。下午一点半左右，我从西黄村站登上了地面。西黄村正好在五环边上，也就是说，我从东五环外来到了西五环外。和我住的地方相似，这边街道上行人也不多，朝我前进的西北方向望去，远远能看见翠绿的西山峰峦。

我先朝西走，然后沿着八大处路往北走，手机导航显示全程3.8公里，步行约需54分钟。我想，除非一路上碰到的都是红灯，否则3.8公里花不了那么多时间。不过，尽管我判断准确，但当走到半途，看见路边停了一辆共享单车时，我还是不由得心动了：早一点去到也不坏，何必把时间浪费在路上呢？

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我不知道这辆单车已经停在使用区域的边缘，当我骑着它到达八大处公园南门时，App竟提示我支付二十元的调度费。我义愤填膺地研究了一番这个软件，终于找到了申诉按钮，我立刻点进去，在它给出的有限几个选项里，唯一可以挽回损失的方案是：再把单车骑回到使用区域内归还。于是我又付了一块五租用这辆车，然后把它骑到刚才发现它的地方停好。等我再次步行回到八大处南门，时间已经来到下午两点半。

我核对了一遍甄重给我的地址，以确定没有找错地方。一路走来的途中，我发现周围一大片区域不仅属于西山景区，同时也隶属军区。我看见人行道上立了一块“禁止外国人继续前行”的警示牌。看来，我还享受到了作为本国人的特权，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之间。不过话又说回来，那面牌子就那么随意地立在完全开放的人行道上，旁边也不见有卫兵戍守，这个禁令究竟如何落实令人生疑，恐怕也只能靠外国人自觉了。可是牌子上写的是中文，普通外国人可能根本看不懂，而图谋不轨的外国特务，想必看懂了也不会遵守。

我在微信上给甄重留了言，告诉他我在门外等他，他没有回复，大概正在忙，甚至手机被收走了也说不定。我在景区门边的阶梯上坐下，旁边的售票亭已经废弃不用，游客只能扫二维码购票进园。庆幸的是头一天下过一场大雨，空气里还残留着一丝难得的湿润和清凉，削弱了这三伏天里的暑气。

我从背包里拿出书来读，是一本贝克特的《瓦特》，这本书我在住处读不下去，所以想换个环境试试。贝克特带给我的困难是复杂的，读了一会儿后，我按摩着太阳穴，调整了一下坐姿，从一个舒服的姿势换到另一个更舒服的姿势。阳光下的书页白得晃眼，这个没有办法解决，不远处虽然有一片树荫，但那边的地面脏得没法坐，我宁愿留在阳光下。

户外的贝克特仍然难以亲近，对读过的内容我几乎转眼就忘，于是我坦然地把书放回背包里，又拿出Kindle来。在阳光下Kindle的屏幕甚至比纸张的反光度更低，看起来也更舒服，这是我没有料到的。

这时在我身边坐下来一对尼姑，她们穿着一身泥黄色的僧袍，假如我不扭头去看，光是听她们说的话我肯定猜不到她们是出家人。两人中的老尼姑正在训斥小尼姑，她的话不像佛教的规训，倒像是情绪管理方面的套话。那个小尼姑一点也不怕自己的师父，明显地表现得不耐烦，连说几声得了得了得了，粗鲁地打断了老尼姑。过了一会儿，小尼姑和师父说了句什么就跑开了，在我琢磨她要去哪儿的时候，她带着两根冰棍跑了回来，然后师徒俩就一起舔起了冰棍。

很快两个小时过去了，甄重没有回我的微信，显然他的事情还没有办好。最初的时候，不断有游客进公园游玩，他们在大门外按照防疫要求离得远远地高喊着问工作人员：“进公园要买票吗？”后来游客渐渐稀少了，开始有人问“现在还能进去吗？”或者“这里还有多久关门？”，再后来，就完全看不到游客了。接下来，蚊子从阴暗的灌木丛里飞出来，我稍不留神就被叮了两个包。

我站起来拉伸了几下，觉得有点口干，于是走到不远处的小卖亭买了两瓶怡宝。问价钱时我担心老板告诉我五块一瓶，毕竟这里是景区门外，当然五块我也会买，不过会很心疼，幸好老板说三块。我把其中一瓶放进背包，准备留给甄重，然后拧开另一瓶一口气喝掉了一半。这时我看见旁边的横路里还有一个公交站场，于是我拐进去把所有公交牌都看了一遍，记住了等会儿可以乘坐的线路。

回来的路上我碰见一个瘸子和一个尼姑，瘸子很主动地向每一个路人求施舍，我走过的时候没有理他，他仍然很礼貌地在我身后说“祝你身体健康，平安幸福”。而那个尼姑则很拘谨，或者是难为情，或者是想到自己四肢健全的缘故，加上大概看见我没给瘸子钱，当我走过的时候，她缩到了路边，没有和我说话，甚至都没看向我。当时我不知道她也在行乞（或者说化缘？），因为旁边有几个算命先生在摆摊子，我把他们当成一伙的了。

为了躲开蚊子，我没有回到公园门边，而是在相距不远的一块空地上找了个路牙子坐下。这时我发现公园门外多了一些人，这些人显然不是游客，他们和我一样，也是在等人。他们等的人很可能和甄重办的是同一件事情，甚至就是甄重的竞争对手也说不定。在我看来，到这里来的人，可以说都是社会的精英。不过甄重不会大方承认这点，他会说只有没有出路的人才会到这里来碰运气。假如待会儿我问他事情办得怎么样，他肯定会回答事情办得很不顺利，哪怕实际上他成竹在胸——这就是我们的相处模式，谦虚并节制，悲观中透露俏皮。

天开始暗下来了，不是一下子暗到底，阳光看起来仍猛烈，但能感觉它的盛极而衰。这时我发现自己有点儿紧张，我和甄重有六年没见面了，期间联系也不多，他完全可能变成了另一个人。或许他对我也有这种揣度，认为我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突然，刚才那个尼姑走到我身边，这时我已经知道她在化缘，因为我看到她向别人求施，所以我猜到了她和我说话的目的。

她问我，你是来这里玩吗？我说，我在等人。她指指公园的大门说，到里面逛逛嘛。这个时间其实已不适合进公园，所以我只是对她笑笑。她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说出来了：“你帮帮我吧，今天下午我连一分钱都没有要到。”随即她向远处的瘸子瞟了眼：“他要到不少呢，他是跛脚的。”似乎她觉得，自己没有跛脚，因此工作难度更大。刚才我还看到他俩有说有笑，显然不是那种同行之间的敌对关系，至少不完全是。我相信她讨不到钱是真的，我已经留意到她对于乞讨，不像那个瘸子那么坦然，她对此大概也有点自暴自弃。有一回我看见她隔着马路对一个过路的老人喊：“给点钱我买个包子吧。”她这么做很不明智，隔着一条马路呼喊是不会成功的，她应该主动贴上去才对。在她身上，我仿佛看见自己的影子。

我掏出十块钱递给她，她没有用手接，而是递过来一只浅黄色的搪瓷碗，于是我把钱放了进去。她向我道了谢，然后继续往前走，再也没有转回来。另一边的瘸子大概看到了我施舍尼姑，于是也向我走了过来。我没有躲开瘸子——这么做似乎不体面——但也没有施舍，而是朝他摇摇头。我觉得他的业务水平不低，不必靠我来关照。

瘸子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修养，主要是他的心态很好，尽管两次向我乞讨徒劳无获，而且亲眼看到我厚此薄彼，但仍没有露出失望或不满的表情。他再次祝我健康平安，我几乎要被他感动了。当然，尼姑的境况不如他，这可能使他心里更容易知足和快乐——毕竟身边还有比自己倒霉的人，那么对于生活，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在被我拒绝了之后，他也很快消失不见了，看来我是他今天的“最后一搏”。这时天色已黑得七七八八。

2

甄重终于走出来了，他穿了一条休闲长裤和一件白T恤，脸上笑嘻嘻的，一副很放松的样子。和他一起出来的还有他的竞争对手们，他们大多穿着正装，男的还系了领带。我当然希望甄重的面试成功，但是在对比了他和他的对手们的穿着打扮后，我不能说没有一点想法。

尽管在这么热的天气，穿上一身正装肯定很难受，而且坦白说毫无必要，但是，既然有人这么穿，就说明不能完全忽略了这个次要因素的影响力。不妨这么想：工作本身往往就由许多毫无必要的内容组成，我们不仅要具备处理它们的能力，还要怀有对处理它们的必要性的坚定信念——这对于甄重应聘的部门来说尤其如此。那么任何看似毫无必要的方面都将因其隐含的对共同信念的考验而不再成为毫无必要。甚至不如这么说：越是看似旁枝末节、无关宏旨的细节，越有可能左右手握权力的人的选择和判断：“假如你们自己都有能力判断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那么还到我们这里来做什么呢，我们可请不动你们这些大佛啊。”——这样的话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

不过，甄重一定有比我更周到的考虑，既然他觉得这样穿没有关系，那么应该确实就没有什么关系。说回来，我发现他好像长胖了，身板变得更厚实，脸似乎也宽了一点。当年我认识他时，他刚从院校毕业，微信头像是一个戴着红领巾在敬礼的少先队员。原本我以为那就是他本人，谁知见面后发现不是，不过他本人也同样朝气蓬勃、意气风发。

我们远远望见了对方，彼此都还有些拘谨，毕竟分隔的几年不是说抹掉就能抹掉的。我问他事情办得怎样了，他果然回答道：“已经没戏啦，一切都结束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既可以理解为鼓励，也可以理解为我压根就不信他的话。他又补充道：“刚才还有一个是北大的博士。”——他是指他的竞争对手。

我对北大博士倒没有什么感触，反正我不会碰到这种厉害的对手。“没想到北大博士都看上这种职位了。”他自嘲地说道。“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应道，“你不是也看上了吗？”他哀怨地瞟了我一眼：“我已经被淘汰啦！”

说实话，我不是非常在乎他的事情成不成，而且我也不清楚他是真的已经失去希望，还是照旧在表演谦虚。于是我说：“那么，我们去庆祝一下吧！”“庆祝个屁呀！”他苦着脸回答。我不管他说什么，向他介绍了我住处附近的餐馆。他尽管愁眉苦脸，胃口却没有受到影响，当我介绍完后，他立刻选中了“大鸭梨”。我喜欢甄重这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他那百折不挠的精神。换了别人问我想吃什么，我就只会说随便、无所谓，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扫别人的兴。

我们赶到“大鸭梨”已经是晚上九点二十分。坐下后我先点了半只烤鸭，然后问甄重还吃些什么。他说再来个素菜就行了。于是我翻开菜谱，毫无疑问，他说的是客气话，斟酌一番后，我点了蒜蓉菜心、蟹黄豆腐羹，和一个什锦海鲜煲。

在我点菜的时候，甄重熟门熟路地舀回两碟水果，一碟是蜜瓜块，一碟是小番茄。他摇着头惋惜地向我道歉：“都怪我拖到这么晚，水果全被人夹光了。”而我根本不知道这里有免费的水果。

我在手机上查到这家店十点关门，除了我俩以外，店里还有两桌客人，都已经进入酒足饭饱后的聊天状态。甄重看出我焦虑，就安慰我说：“不要紧的，上次我来北京出差，晚上和同事出去吃饭，店家也说十点关门，但我们吃到了一点多，他们也只能等我们吃完。”我不认同地摇摇头：“那些店员肯定恨死你们了。”

服务员很快把半只烤鸭端了上来，装在一只中等大小、贝壳形状的小盘子里。鸭子已经片好，橘黄色的鸭皮像鳞片一样紧密排列，堆成一个中间稍微鼓起的山坡，分量却并不大。我夹起一片橘黄色泛着油光的鸭皮，蘸过甜面酱后伴着大葱丝、黄瓜丝一起卷到薄薄的饼子里。那些饼子像是烙的，码成一叠，每张比复印纸厚不了多少。我想象不出用什么方法能烙出这么薄的饼，并且每张之间丝毫不粘连，轻轻一拈就能撕下完整的一张。

一个服务员过来问我们要喝些什么，我问甄重：“你要喝啤酒吗？”他马上说：“不要啤酒，我要一瓶北冰洋。”我转头回答服务员：“那就来两瓶北冰洋吧。”北冰洋是北京人的情怀，它卖得越贵，北京人越自豪，所以它的三百毫升玻璃瓶装在超市里卖四块钱，而美年达和芬达才卖一块五。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出于好奇尝过一次，之后就再没有买过。有段时间它在我居住小区的大门拦车杆上打广告，广告语是：我们不是汽水，我们是北冰洋。

在饭桌上，我们聊到一桩趣事，最近我有一篇日记，在豆瓣网上莫名其妙地火了，很多网友给我留言和点赞，继而有媒体向我约稿，为此我挣到了一万多块钱稿费。对于这笔意料之外的收入，我觉得很高兴和满意。可是，甄重对我写约稿的做法不太认同，这点他在微信上已克制地向我表达过。他所交往的写作朋友，各有各受他推崇之处，而我在他眼里大约被归在不被名利所动、不为潮流左右，清高且甘于寂寞的写作者之列。大概在他看来，假如有人为我写好的文章付钱，那自然是件好事，而我为了稿费按对方的要求写稿，那就没有那么好了——其中隐含的逻辑仿佛是：为钱写作有悖艺术的纯粹性。

尽管我完全不认同他的看法，但出于习惯我还是向他解释，写稿并没有浪费我很多时间——我的时间原本也是被浪费掉的——跟我约稿的编辑业务水平都很高，提出的要求都很清晰，做这些工作并不费劲。何况这样的机会不可多得，从前我可没有这么高效的挣钱机会。

甄重默默地听着，不予置评，神情仿佛有些凝重。在我说完之后，他告诉我，他收过的最大一笔稿费是一万二，不过他并不为此感到骄傲，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不希望我以为他在为此骄傲。要知道文学的价值不能用钱来衡量，他只想我体会他那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沧桑：哪怕已经拿到这么高的稿费，可是在小说艺术的璀璨银河中，他甚至都还够不上其中的一个光点。而我和他是由于写小说认识的，大概他想提醒我这点：不要忘记初衷，不要在小说的艺术性以外迷失自我。

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奇怪，不过逻辑上仍然说得通，他竟然不担心我挣不到钱，就像我的家人经常担心的那样，而是担心我为了钱而丢弃了写作的纯粹性。他自己在挣钱方面倒不怎么讲究纯粹，只是他赖以为生的工作，在他看来反正已经不可救药，纯不纯粹根本没有区别。而写作在他看来仍然是圣洁的事业，前提是这世上还有人在纯粹地写作……

吃完饭，我建议骑车回住处。我们沿着九棵树西路往南走，拐了个弯后在旗舰路上找到了共享单车。在扫码的时候，他突然告诉我：“上次和你们环洱海之后，我就再没有骑过车了。”他说的是六年前的事情，当时我住在大理下关，他和张放来找我玩，我们一起骑车环了洱海一圈。不过，他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没有骑过车，这让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那次把我骑怕了。”他向我解释。我有点愣住了，我以为他和我和张放都同样地享受那趟骑行，现在看来他不像我以为的那么享受，或者不如说——按照他现在的意思——他觉得那是在受罪。可我当时怎么没有察觉到呢？而且更重要的是，假如他这次没有来看我，那么毫无悬念地，他会把六年不骑车的纪录延长下去。这也就是说，在他交往的人里，我是唯一有机会让他接触到自行车的。这算是代沟吗？我没有比他老那么多吧！到底是阶层还是年龄造成了这种差异？不过，这不损害我们的交情，单车仅仅是个交通工具，没有必要上纲上线。

回到住处之后，我从冰箱里拿出两罐哈尔滨冰醇，又开了一包白玉京酱肉丝。甄重赶紧夹起几根放进嘴里，我随即向他介绍，这是豆制品，不是真的肉。没料到这句话立刻打消了他的兴致，大概素肉并不对他的胃口。他放下筷子，意兴阑珊地说：“难怪是这种味道，你早说就不开它了嘛。”然后他啜了一口啤酒，又遗憾地说：“其实你买包花生米就好了。”当然，我不会因为他这样说就下楼去买花生米的，虽然这个念头确实在我脑子里闪了一下。不能把他惯坏了，我想。这素肉丝挺好吃的，后来——在甄重走了之后——我自己把它吃完了。

北京的楼房都有保温层，太阳下山之后，外面的温度虽然降了下来，但屋里还是很热。我和甄重都来自南方没有统一供暖的城市，所以我带着歉意向他讲解了屋里比屋外还要热的原因。根据我的了解，甄重并没有在北方居住过。不过他显然见过世面，只见他对我摆摆手，意思是这不要紧。

3

第二天早上，我们吃了烤面包片、煮鸡蛋和牛奶，然后出发往大运河森林公园。我的计划是先骑车到公园最北端，然后沿运河西岸往南步行七公里，从公园南门出来，再骑车或坐公交车离开。老实说，我很喜欢这个公园，附近也只有这个公园的规模，可以让我们尽兴地游玩一整天而不觉得——厌倦？这我可不敢保证，但最起码，不至于走重复的路。因为光运河西岸走完就得七公里，倘若意犹未尽，对岸还有七公里可走。除此以外，公园往北可贯通到运河奥体公园、运河文化广场，那又是十多公里的路程，即使对于硬核的远足者来说，这条线路也足可交待了。然而后来我才知道，甄重虽然体格壮实，喜欢踢足球，却不是个远足爱好者。

进了公园之后，我很快察觉，对于运河，甄重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兴趣。当然，他打量了河面一眼，但仅此而已，就像打量迎面走过的路人一样，漫不经心。这似乎也情有可原。相对于“京杭大运河”这个显赫的名称和它的历史意义，河本身只是一条普通的河。你不必盯着它仔细地看，它没有隐藏什么深奥的秘密，是需要久久观摩才能洞察和体会的。河面很开阔，视野毫无遮挡，无论你站在哪边岸上，都能把对岸看个一清二楚。河水是平缓的，河道既不特别宽，也不特别窄，假如你站在岸这边用尽力气大喊，对岸的人应该能勉强听到，但听不清你在喊什么。我这么说是因为，确实见过有人这样大喊，但不是因为心中的绝望，也不是因为积累了过多的情绪，必须以这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宣泄出来，他们只是在模仿：模仿情绪比自己更饱满的人。就像我们也经常模仿比我们高贵的人那样看待自己，模仿比我们善良的人那样去爱，模仿比我们自信的人那样规划未来——这些事情我们都很擅长。

其实公园里这时很安静，虽然园外紧挨着马路，离我们并不远，但附近来往的车辆很少。公园里的游人也不多，大概因为这天是工作日，我们碰见的游客几乎都是住在附近的老人，他们因为无所事事而到公园来打发时间。假如我是一个人来这里，我很可能会把自己视作他们中的一分子，对着平平淡淡的河水，反省自己平平淡淡的人生，然后心安理得地把已经所余无几的光阴继续虚掷掉。

“这一片是杏林，不过杏子已经掉光了。”我一边走一边对甄重说。“是吗？”甄重仔细地打量起周围的杏树，“怎么看起来像桃树？”“是杏树，我一个月前来过，当时杏子还没熟透，现在估计都被老人摘去了。”“唉——”甄重惋惜地叹了一声，不过仍然用目光搜索着树丛。

走了一阵子后，我们看见路边有几棵挂了果的桃树。桃子很小，比鸡蛋还小，但大多已经成熟，尾部染了一抹绯红，地上也落了不少。

“这是桃子吗？”看到这么小的果实，我迟疑地问。甄重定睛看去，沉吟片刻后坚定地说：“是，是桃子。”“这桃子好小。”我说。甄重似乎不以为然，做出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我们摘些回去吃吧。”显然，相比于运河，他对果树的兴趣更大。

“现在？”我问，“我们怎么带走啊？”然而巧合的是，正当我这么问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清洁工骑着三轮车经过。甄重立刻迎上去礼貌地问：“大姐你好！请问你有塑料袋吗？我们想摘一些桃子。”那个大姐笑着给了甄重一个透明塑料袋，还热心地指点他：“在那边有更多，往里边走。”

我们根据大姐的指点，果然找到了一片更隐蔽和茂密的桃树林——其实挂了果的也就十几棵树而已，但不同于长在路边的那一排桃树，这里有一种保存得更完好和不为人知的处女地气息，而落在地上静静腐烂的果子也明显更多。甄重已经开始摘果子了，我虽然不能对他的兴奋心情感同身受，但也帮着他一块摘桃子。我专挑个头大的，尽管也没有多大，甄重看见了立即提醒我：“你得捏一下，挑软的。”我这才发现，并不是个头越大的桃子越成熟，相反很多小的捏起来更软些。“我们还是捡地上的吧。”他建议道。

没多久，我们就装满了一袋子，甄重掂了掂问我：“这里有两斤没有？”我接过来掂了一下，惊讶于他估测重量的能力之差：“起码有四斤！”

我们继续往前走，来到一个被运河支流隔开的小岛，站在登岛的石桥上望下去，只见密密麻麻的荷叶像地砖一般完整覆盖住一大片水域，在这主要由荷叶构成的近似奇观的景象里，连端庄挺秀的荷花也沦为了配角。我拿出手机想拍下这幅画面，却发现通过手机镜头的构图很难记录下这广袤而又密集的震撼。在手机屏幕里，原本光彩照人的荷叶显得肮脏、残缺、凹凸不平，而且比实际看到的距离我更远。不过在我举着手机左右比画的时候，意外地看见在一片荷叶上，有一只成年的大龟正趴着晒太阳，它可能是被人放生到河里的。

我饶有兴致地把它指给甄重看，他平静地点点头，意思是不必大惊小怪，这种事情是寻常的，他并不太感兴趣。这个公园虽然完全出自人工的斧凿，但得益于平常游客不多，自然生态维护得还算好，哪怕这种“自然”只是人造的自然。我对甄重说：“等我老了之后，大概也会跟这只龟一样，找个清静的地方蛰伏，每天晒晒太阳就满足了。”他听后哈哈地大笑，并不相信我说的。

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走了一半多的路程，一路上我都关注着手机地图里的定位，此时再走四十分钟就能到达公园南门，于是我想给甄重打打气：“再过半小时我们就走完了，然后坐车去吃饭，大概一点左右能吃上午饭。”

不料他听后大吃一惊，不但没有因为看到希望而鼓起劲，反倒由于希望过于遥远而泄了气。早知道我就不告诉他了。他提出要休息一下，并且不听我的建议，径自坐到了一棵大树下。

我只好也坐了下来，但嘴巴并没有闲着，而是絮絮叨叨地解释，这才走了一个多小时，因为他要摘桃子，我们耽搁了点时间，假如此时停下来休息，午饭就要更加推迟了。看到他不为所动，我又点开手机来提醒他：“我们才走了八千多步啊。”甄重却只是摇头，示意我闭上嘴歇一会儿。

过了一阵，他突然建议：“我们先去吃午饭吧。”我隐约觉得，不该为这种理由打乱计划。所以我反问：“那剩下的路你不想走啦？”他说：“吃了饭再说吧。”这时候我突然想到，早上我按照自己的食量为他准备的早餐——两片全麦面包、一只煮鸡蛋、一盒牛奶——显然远远没能让他吃饱。而他大概碍于客人的身份，没有向我言明这点。

不过尽管如此，尽管我已感到愧疚，但在大树下百无聊赖地坐了一会儿后，我还是忍不住地想要刺激他一下。“年轻人，你这样不行，刚才我们走了还不到五公里啊！”

他听到我的话后，慈祥地抬起头看我，朝我憨厚地笑了笑，似乎放弃了维护自己尊严的权利。于是我继续说：“当年我一个人徒步环洱海，第一天从下关走到了双廊，走了六十公里。第二天从双廊走到古城，又走了五十公里。当时我还背着行李哪——”甄重伸手扶住我的肩膀，打断我说：“我服了我服了，求你不要再说了。”

短暂的休息似乎没能令甄重振作起来，相反倒坚定了他要先吃午饭的决心。恰好前面不远有个停车场入口，从停车场的出口可以穿出公园。甄重提议去吃驴肉火烧，这个念头可能已经在他脑子里酝酿了一阵，只见他迅速地在手机里搜出附近口碑最好的一家驴肉火烧店，然后又叫来了网约车。我们一起坐进车里，我坐在司机旁边，他坐进后排。司机礼貌地提醒我扣上安全带，在我低头的时候，听到甄重不失时机地和司机攀谈起来。他问司机要不要些桃子，司机受宠若惊地谢绝了。

吃完驴肉火烧出来，甄重提出回住处休息一下，我猜他平常有午睡的习惯。我们扫了两辆共享单车，这时天上洒下一阵毛毛雨，天气又凉快了一些。

结果我料错了，回到住处后，甄重并没有午睡，而是和我天南地北地聊起天来。我们聊到了契诃夫的小说《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这是契诃夫发表的篇幅最长的一个小说。甄重对这个小说的主人公，一个叫作米萨伊尔的年轻人印象深刻。他滑稽地向我模仿米萨伊尔说的话：“大人，您认为我会自己滚蛋，未免过奖了。”在这个小说里，米萨伊尔觉得公务员是个骗人的行当，虽然他受人尊敬的父亲三番四次地为他安排，他仍然自甘下流地去做体力工作，把他那爱面子的父亲气得半死。甄重觉得米萨伊尔滑稽可笑，尽管他这次到北京来恰恰是为了考公务员——或许反而因为这点，他觉得米萨伊尔更有意思了。这个小说我当然也很喜欢，米萨伊尔让我感觉亲切。

“你觉得现实里会有这种人吗？”甄重问我。这时我正在厨房洗桃子，这些桃子很脏，盆里的水换了几遍，可还是浑浊的。“你觉得他们会在桃子上喷农药吗？”我反问。“什么？”他走过来看了看，“用水泡一会儿吧。”这时我突然想起有个东西能派上用场，于是我打开壁橱，翻出了一包食用小苏打，我告诉甄重这个东西可以降解农药。他将信将疑地盯着我手里的那包白色粉末：“我来百度一下。”他掏出手机。“不用！”我立刻制止他，“这里写着呢。”我把包装袋举到他面前，上面的使用说明一段印着：“用5%浓度的小苏打水浸泡蔬菜、水果3分钟，可有效去除残留农药。”看来，在食品安全方面，甄重对我并不完全放心，要不就是他比我更爱惜生命。

“你觉得有那种人吗？”他突然又问。

“你说什么？”

“契诃夫写的那种人。”

“哦，”我回过神来了，“我觉得有，在当时的俄罗斯有。”

“那么后来为什么没有了？”

“被消灭了，”我说，“后来，消极分子都被积极分子消灭了。”

这时甄重的手机响了起来，他一边接听一边走回客厅。挂断电话后他问能不能用一下我的电脑，他有个工作文档要处理。我说没有问题，电脑没有密码。

我把桃子洗干净后，装在小盆里，放到电脑桌上，然后坐下来看书。突然甄重盯着电脑屏幕问我：“这个西海子公园里有个三教庙，要不我们去看看？”原来他已经处理完工作，正在浏览器里搜索通州值得游玩的景点。

“可以啊，”我说，“那是个小公园，我也没有去过，我们去逛逛吧。”屋外还在下着小雨，对于北京的夏天来说，这是值得庆幸的。

4

西海子公园的保安告诉我们，公园是“24小时营业”的，他的措辞让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公园是免费的，他应该说“开放”，而不是“营业”。此外，这个保安很年轻，假如不是穿着一身保安的制服，那就怎么看都还只是个学生而已。他拦住我们是因为，我们想把共享单车骑进公园里。早上我们去的大运河森林公园是可以骑车进入的，所以我以为这里也可以。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个公园面积很小，走路逛完也不用半个小时，确实没必要骑车进去。

或许我该先介绍一下这个公园：西海子公园的正中间是一个湖，“海子”就是湖的意思，整个公园其实就是绕湖而修的一片绿地。不过这个湖的面积不大，或许把它称为“池塘”也不为过。公园的西边挨着通惠河，河道约有三四十米宽，对岸是一大片林立的写字楼，一面面光鲜透亮的玻璃幕墙倒映着天上浓重的云彩。甄重掏出手机拍下了对岸的建筑，这时刚好一架飞机在低空划过，看不出是在备降还是刚起飞，他也顺手把它拍了下来。我记得早上在大运河森林公园，他并没有拍任何照片。

“你觉得这个公园怎么样？”我边走边问甄重。“挺好，挺干净的。”这时候刚停了雨，地上一摊摊的积水清澈透明，像一面面镜子，空气里挟带着泥土的气息。穿过湖边的亭廊，不远处有一座佛塔，但是一道齐胸高的铁栅栏挡住了我们，看来佛塔是不许游客靠近的。

我们站在铁栅栏外，佛塔的基座有三四米高，由青砖砌成，下部呈层叠结构：一圈浮雕，一圈仿木斗拱，一圈仿木屏栅......上部则是一层向四周伸出花瓣的莲花造型塔座，再往上才是六角形的塔身。假如把莲花座比作剑托的话，下面的基座就是剑柄，而塔身是剑身。塔也确实像一柄杵在地面的宝剑，剑尖指向天空。而在塔身最下方，莲花座之上，有三扇镶嵌着一排排鎏金门钉的朱红大门，悬在四五米的高处。倘若塔内有人由此推门而出，可能会猝不及防地摔落地面。不过当然，这些门大概已不能推开。

当我们站在铁栅栏外欣赏佛塔时，身后有个保安一直盯着我们，这令我始终无法放松。我察觉到这个公园里的保安、园丁和清洁工加起来甚至比游客还多。于是我小声地对甄重说：“维护这个公园得花多少钱啊，这里24小时开放，工作人员要三班倒，那得雇多少人！”

“现在重要的就是安排就业，”甄重漫不经心地答道。

我们把公园绕了一圈，并没有看见甄重心心念念的三教庙。其实这时看不看庙已经不重要，这就是所谓的“缘”，不能强求。不过，假如能看到自然更好，至少甄重是这么想的。所以从公园南门出来后，他建议往东绕着公园外墙走，他觉得庙可能藏在佛塔的后面。既然从公园里面不能靠近佛塔，那就绕着公园外墙走，或许另一边还有个入口。

可惜那个入口并不存在。我们走了一会儿，发现公园无缝拼接了一个商贸创业园，创业园里当然不会有公园的入口，可假如我们继续绕着创业园的围墙走，只会离公园越来越远。

果然，我们一直走到了运河边，前面已经无路可走，眼前赫然是一座新修的桥梁。这座桥还没有竣工，施工方设置了一道铁栏杆，截断了去路。我们一直走到栏杆前，附近一个人也没有，四周视线很开阔，路面因为还没被使用，而显得无可挑剔地整洁和平坦。

“你来看看对面那是什么塑像？”甄重突然兴奋地问。我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河对岸的运河文化广场中心有一座几十米高的青铜巨像，造型颇有些奇诡。“我们过去看一下吧。”他建议道。对此我毫无异议，让我去哪儿都行，哪儿都不去也行。于是我们回头取了共享单车，绕东边的东关大桥过了河。

巨像矗立在一片像高尔夫球场般修剪整齐波浪起伏的草地中央，造型是一条中国龙和三只麒麟。龙盘旋在一根硕大的花岗岩柱上方，三只麒麟则神态威武地蹲守在地面，每只都有十多米高。为了显出刚劲有力，几头神兽的毛发都被处理成棱块状，边沿像刀锋般尖利，线条硬朗，颇有些卡通造型的风格。

看完雕像后，我们沿着运河往回骑，这时已经是黄昏了。公园里的游人多了起来，主要是老人和小孩，一般以类似这样的形象出现：小孩坐在彩色的塑料小车里，小车后面连着一根杆子，杆子的另一头攥在老人的手里。实际上是老人推着小车往前走，那样子有点像在拖地。可车里的孩子认识不到这点，他们以为是自己驱动着小车，因此显得很兴奋、满足，用力地扭动那只装饰的方向盘。于是老人和小孩，在此过程中都获得了娱乐和锻炼。

假如没有小孩可带，那么还可以牵条狗。每天在同一个地方遛狗，人们会渐渐熟络，见面了就得聊上两句，互相问候一下，传递疫情中珍贵的温情。但彼此又不能贴得太近，一方面是遵守政府颁布的防疫守则，另一方面是怕两根狗绳缠在一起。因为狗总是动个不停，这边的狗要往那边的人身后绕，偏偏那边的狗也这么想，两个狗主人只好一边聊天一边绕着对方打转，好像两个武林高手在动手前的脚步试探......当我骑着车在公园里穿行时，以上种种景象就如浮光掠影一般，一幕幕地在我眼前闪过。

在路上我问甄重，等会儿想吃些什么，他说想吃涮羊肉。昨天要吃烤鸭，今天则是涮羊肉，看来他还算了解北京。他接着反问：“这附近有东来顺吗？”我从来没有吃过东来顺，我不相信名气越大的店越好吃，只信名气越大的店越贵。所以我说：“还是回住处附近吃吧，我们那边也有涮羊肉，味道其实都差不多。”甄重马上同意了，看来他只是随口一问。

5

“就是这家‘白记涮肉’。”在进店之前我向甄重介绍道，他立刻满怀期待地打量起来。不过白记涮肉并不以门面见长，尤其是在旁边一排新开的食店的反衬下，它显得更加寒酸和落魄。不过在大众点评里，它是附近最老的一家食店。我相信一家店能生存更久，必定有它的过人之处。

大概因为过了饭点，店里此时只坐了一桌客人：四个中年男人，围着一张方桌，正在高谈阔论，桌面上摆满了空啤酒瓶。我们找了一张远离他们的大圆桌坐下。老板是个瘦削的中年男人，连忙送来菜谱。我翻开只有寥寥几页的菜谱，粗略地浏览了一下，然后歪过头问甄重：“这里有清汤锅、麻辣锅和鸳鸯锅，你想要——”

“鸳鸯锅。”甄重立刻回答。对于自己想要什么，他总是无比清楚。

“那再看看要些什么肉，”我念道，“一种是羊肉片拼盘，一种是牛肉片——”

“牛肉没有了，”站在旁边的老板打断我说，然后他把我手里的菜谱翻到下一页，示意说，“这里有个杂锦肉拼盘，里面有牛肉。”

“这和前面的牛肉片有什么不同？”我问。

“这个肉是腌好的，已经有味道了。”

“那不要这个了——”我边回答边看向甄重，征求他的意见。

“对，不要这个。”甄重赞同道。

“嗯，”我满意地点点头，“那就要一份前面那个羊肉片吧。”

“好嘞。”

“是一斤的对吧？”

“对，一份就是一斤，”老板麻利地回答，“素菜你们要些什么？”

“素菜，”我把菜谱调转头，推到坐在对面的甄重面前，“你先看看想吃什么。”

甄重拈起一页菜谱，随便扫了一眼，都还没有看完，就利索地吩咐：“大白菜和土豆片。”我追问：“还有呢？”“够了够了。”“两个素菜肯定不够。”于是我把菜谱拉回到自己面前。老板也在旁边帮腔：“对，是有点少。”

“豆腐来一份吧，”我边琢磨着菜谱边说，“还有香菜也要一份。”我抬头看看甄重，他也正看着我，于是我解释道：“没有香菜可不行。”他马上点头附和：“要，要！”

“还要点别的吗？”老板问。

“我还要看看，”我把一页菜谱翻过去，再翻回来，前后都看了看，“你稍等一会儿，不好意思啊。”

“没事没事，您慢慢看。”老板谦恭地应道，一副对此习以为常的架势。

“嗯，这个杂菌拼盘也来一份，现在正好是吃菌子的季节。”

“对，我们这里的菌子很新鲜！就要这些对吗？”

“再要个西兰花吧。”

“够了够了，”甄重在旁边连忙阻止，“吃不完浪费！”

“肯定能吃完，我们是晚饭连宵夜一起吃了。”我笑着安慰甄重，然后吩咐老板，“再要份白萝卜，就先上这些，不够我们再点，然后赶紧来两瓶冰啤酒。”

“好嘞，冰啤酒，马上！”老板合起菜谱，拿在手上，然而没有立刻离开，而是朝我身后努努下巴，示意我往后看，“今天我们的空调不巧坏了，维修师傅到现在都没来，实在不好意思，两位凑合一下，啊（ā）。”

我顺着老板的目光回头望去，只见一张大桌子上放着一台体积和滚筒洗衣机相仿的机器，同时上方的天花板空着一个方形的孔，显然这就是从上面拆下来的空调机了。大热天的吃涮肉，没有空调确实叫人恼火，但这会儿我们连菜都点好了，再退出去似乎也不妥，何况附近也没有别的涮肉店。

“那风扇总有吧？”我问老板。“有的有的，已经对着这边吹了。”我顺着老板指的方向看去，确实有一台挂壁电扇对着我们在吹，但因为隔得有点远，风吹到我们身上几乎感觉不到。我问：“那风扇能调大一点吗？”“可以可以可以！”老板一边欣然地应，一边飞快地走过去调风扇。

“这家店已经开了十几年，是这条路上最老的一家店，应该还是不错的。”我有点心虚地向甄重介绍道。空调的问题是我的失误，刚才骑了几个小时的车，这时又累又渴、浑身燥热，接下来还要吃涮肉，可见空调的问题绝不是无关痛痒的小问题，甚至可能比菜品质量更能左右用餐的体验。甄重却似乎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至少我偷偷观察他的时候，丝毫看不到他有不愉快的表情。

服务员很快端上了一只双层的铜锅，和重庆的井字格或成都的八卦锅不同，这里的鸳鸯锅是在普通的单锅上加了一层：上面一层直径较小，是麻辣锅底；下面一层直径较大，是清汤锅底；两层锅都通过中间空心铜柱里的火炭加热。我知道地道的老北京涮羊肉只有清汤锅底，而麻辣锅底大概是后来的迎合市场之举，因此也不出所料地令人失望。尽管我和甄重在吃方面都不算讲究，但这个麻辣锅底也委实糊弄人，只是往清汤里加了一勺辣椒面，完全没有麻辣的香味可言。

甄重先呷了一口啤酒，漱漱口后咽了下去。我也同样口干舌燥，不等肉菜端上来，也给自己灌了一大口啤酒。在我座位的右前方，大厅里侧的一角，有一个用铝塑板和玻璃隔出的小房间，我看见老板在里面的工作台上操作一台器具，从一大块冰冻的羊肉上削出薄片来。我边看边对甄重说：“实际上地道的老北京涮肉，锅底就是普通的清汤锅底，麻酱蘸料也没有什么特别，自己在家里也能调出来，而好坏就全在肉上面了。”

“哦，这肉有什么讲究呢？”

“这个我也不懂，不过，我觉得就应该这样。相比而言，把功夫花在锅底和蘸料上好像有点本末倒置。”

“也不能这么说啊，这两方面不对立嘛，”甄重反驳道，“难道不能把肉、锅底和蘸料都做好吗？”

“对，理是这个理，但现实里经常不能都做好。怎么说呢，”我喝了一口啤酒，想了想接着道，“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假如你要把事情的方方面面都做好，成本就会非常高。实际上，很多情况下你没必要做到最好，只要某方面做得比较突出，也就是比你的竞争对手好，那就足够了。从投入产出比上来说，这样获利更大。”

“但也有些事情，我们不是为了获利而做，而是纯粹想做好的吧。”

“对，是这样的，不过这种事情很少。比如他们开这个店，只是为了讨生活而已，就像你到北京来一样，他们肯定不是为了把一道菜做到最好而开店的。”

这时候服务员把肉片和蔬菜端了过来，我连忙招呼甄重：“来来来，动筷动筷，今天都饿坏了，我们放开吃。”

“穗哥先来，穗哥先来。”甄重一边撕开消毒碗筷的塑料膜一边说。

“这个肉片是刚刚切出来的，就在后面的小房间里，我看着老板切的。”

“切？”甄重疑惑地问。

“机器，”我解释，“是用机器切的。”

“我说呢。”甄重做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人手当然没法切得每片一样厚薄，”我夹起一片羊肉浸进沸汤里说，“不过从前确实是人手切的，在还没有发明机器的时候。”

“现在手艺贬值了。”甄重不假思索地应道。

6

六年前的夏天，当时我住在大理下关，甄重和张放结伴来找我玩，我带他们到洱海南端的兴盛桥南租了单车，然后出发依顺时针方向环洱海骑行。

第一天下午我们骑到了双廊镇，这个原本以捕鱼为生的小镇正狂热地开发旅游业，密密麻麻的旅馆——包括建好的和在建的——好像出痱子一样迅速地覆盖了这个原本偏僻的小渔村。超过负荷的游客和建筑工地共同造成了水域的污染，浮躁的投资者和表面的繁荣又抬高了物价，导致慕名而来的游客怨声载道。然而恢诡的是，就像有的电影口碑很糟但票房很好一样，选择到这里来游玩的人也络绎不绝。

不过，这没有影响我们的心情，一方面是因为这天六十多公里的骑行既满足也消耗了我们，令我们没有了挑剔的精力；另一方面我们计划要绕洱海一周，把沿岸的全部风景——包括好的和不好的——都完整地看一遍，因此和那些直达双廊来去匆匆的游客不同，我们不会单单因为双廊这个地方不如所愿，就对整趟旅程感到失望。

傍晚，我们在旅馆寄存了单车，然后在镇子南边的大建旁村找饭吃。村口的一家希望小学提醒我们，这里的繁荣只是新近的事情，贫穷才是它的本来面貌。

我们沿村子的主道走进去，很快到了一个T字路口。我站在路口往左右两边张望，只见深入村子的甬道异常曲折和狭窄，甚至仅仅能容两人并肩而行。然而就是在这些如毛细血管般错综复杂、九曲十八弯的小径里，似乎还隐藏了难以穷尽的灯光和生意。突然，一个穿着白族服装的媪妪从旁边的宅院里蹿了出来，朝着我们说了一些听不懂的话。原来我们恰巧站在了一家菜馆的门外，这是一座普通白族宅院改造的菜馆，门面没有做任何装修，只在一边门柱上安了只广告灯箱，上面写着“红双喜饭店”。这时天还没有黑下来，所以灯箱并没有打开。

作为三人中的领队，我犹豫地向巷子深处张望，那个媪妪似乎有点急了，对着我们不断地招手。我问身边的张放和甄重：“要不我们就在这家吃吧？往里面走也未必有更好的。”他们都没有意见，甄重还嚷嚷地说：“这家就已经很好了嘛。”

于是我们跟着那个只懂说白族话的媪妪进了院子。假如我没有理解错，她是这家店的咨客，哪怕他们没有咨客这个概念，起码她也承担了咨客的职责。奇怪的是她不懂说汉语——显然她清楚我们听不懂她的话，假如她会说汉语，刚才想必已经说了——不知道是因为店家本小利微，只能找个亲戚来帮忙，或甚至她就是店主的高堂大人，还是故意采取这种营销策略，通过这样的安排凸显这是一家正宗的白族菜馆？假如是后面一种情形，那一个说着游客听不懂的白族话的老女人，确实要比一个伶牙俐齿的小姑娘更有说服力。毕竟谁都明白这个道理：重要的不是你说些什么，而是你本身是什么。

进了屋子后，我们选了一张天井旁边走廊上的小桌子。大理的食店大多循故袭常，至今仍在使用矮桌和矮脚凳，所以当我们坐下来后，身体就折成了一道闪电的形状。

媪妪很快端上来一壶热茶，这种茶我在家也常泡，是普通的蒸酶绿茶，大概考虑到成本，茶叶放得很少，茶汤很淡。而茶壶是一只因过于刻意表现“手工制作”而塑得歪歪扭扭的陶罐。我开玩笑说：“你们看，这是新石器时代的工艺水平。”甄重一边帮我们斟茶一边冷笑：“新石器时代的水平比这高多了。”

张放正在翻看一本简陋的菜谱，在我们当中，他是公认的对生活细节最讲究，品位更稳定和全面，去过的地方更多和处事周到的一个人，因此有他在场时，大家都很有默契地把点菜的工作交给他。不过这次，张放在看了一会儿后合上了菜谱，大概从里面得不到他想要的答案。他对我和甄重说：“要不我们去看看那边的食材吧。”

甄重听到后马上站了起来，显然他对这里的菜式充满好奇。我则对点菜兴趣不大，大概因为我经常搞不懂自己喜欢什么，由他们点的菜完全有可能比我自己点的更符合我的胃口。所以我说：“你们去看吧，我什么都吃。”于是张放和甄重站起来往门边走，那里摆放了一盆盆新鲜的蔬菜和鲜活水产，在地面排出几行来。这时店主刚好从里间走出来，他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看起来像个孤僻寡言的农民，实际上却不是，因为当他看见张放和甄重正往外走，连忙抢前两步过去，热情地招呼陪同。

趁着这个机会，我仔细地打量了一番这家菜馆。我发现店主一家就住在这屋子里，他们的客厅在我们落座的走廊边上，被一面两米多高的雕花木门隔开。木门从中间拉开了一道几十公分的口子，从我的角度能看见里面摆放的木茶几、电视柜和开着的电视——这么说，客厅的另一边可能正坐着老板的家人，这会儿正在看电视，只是隔着门板，我看不见。

然后我把视线投向另一边，也就是张放和甄重走出去的方向：刚才领我们进来的媪妪正坐在一张马扎上，一边洗着餐具，一边观察有没有顾客在门外徘徊。她的身边摆着几只塑料盆，里面养着做菜用的鱼。天井靠墙的那边还有座小假山，可能是为了经营餐饮而特意安排的装饰，如今已遭到嫌弃，变成一堆湿腻又邋遢的脏石头——这些东西占据了天井一半多的空间。而招待客人的席位，包括我坐着的餐位，则都布置在比天井地面高出约三十公分的侧厅和廊道上。这栋房子的主厅就是刚才被门板遮挡起来的房间，侧厅却是开放式的，在靠屋子外侧、和大门相对的另一角，面积比天井还略大。我在心里琢磨了一下，猜不到这个大侧厅在宅子改成菜馆之前，原本是派什么用途的。不过我也并不一定要知道这个答案。

我的注意力最终落到了主厅里的电视机上，屏幕里正播放一档音乐选秀节目，几个衣着光鲜的评委坐在如王座般硕大豪华的座椅里，正背对着舞台中央的参赛选手。这也就是说，他们看不见选手。而参赛选手则大多打扮朴素紧握话筒表情紧张孤注一掷地对着评委们的椅背倾情献唱，他们的去留完全取决于有没有评委为他们转过身（椅）来。这种残酷而直观的淘汰规则极大地调动了观众的情绪：唱得好的选手自然攫取了观众的赞赏，而唱得不好的选手也博得了观众的同情。同时扣人心弦的背景声效加上一边的主持人煽风点火，凡此种种的手段令观众身不由己地为选手们的命运捏了把汗，仿佛他们面对的不是一档娱乐电视秀，而是一场生死的审判。而这，恰恰是节目设计者的苦心孤诣所在……

张放和甄重从门外拐了进来，我看见甄重走在前面，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仿佛对他来说不仅是用餐，就连点餐也是件赏心悦目的事情。一坐下来他就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刚才我们点了一种叫作‘水性杨花’的菜。”

我先往他们的杯子里添了点茶，然后问：“就是那种洱海里的水藻吧，你们点的是汤还是炒的？”

“原来你知道啊，”甄重有点失望，大概他原本想勾起我的好奇心，“我们点了汤。”他把杯里的茶一口喝光，然后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海菜芋头汤。”我点头应道。

“对，”张放接过话说，“其实刚才应该你去点菜，我和甄重根本不懂这里有什么好吃的。”

“我也不懂啊，”我连忙分辩道，“我很少在外面吃饭。海菜我也就吃过一两次，味道我都记不得了。”

“那也比我们好啊，我们连听都没有听过。”

“听没听过不重要嘛。”

“我们又点了那个老奶洋芋。”甄重在旁边插嘴道。这道菜头天晚上我们在下关吃过，大家都觉得不错，我也觉得可以再吃一次。“还点了个永平黄焖鸡。”甄重接着说。“这个好，”我点头表示赞同，“今天我们都累了，正好胃口大开，没有一个肉类的大菜压压阵是不行的。”张放似乎有点迟疑地说道：“老板还推荐我们吃砂锅酸辣鱼，但我没有点。”“不要酸辣鱼，”我马上接道，“我们昨晚吃的海稍鱼，味道其实差不多。”“对，我也是想到昨晚吃过海稍鱼，而且这里的酸辣鱼是用鲫鱼做的，感觉还不如昨晚的海稍鱼，所以，”张放说到这里又停了一下，好像对自己将要说出来的话缺乏信心——“我们点了个洱海醉虾！”甄重代替张放说了出来。

“洱海醉虾？”我念了一遍，“这个好像不是本地菜吧？”

“醉虾好像是江浙那边的。”张放不太确定地说。

甄重立刻掏出手机来：“我来百度一下。”片刻之后，他公布了答案：“醉虾是江浙沪一带的特色菜。”他看着手机屏幕继续念下去：“醉虾的做法：取活虾洗净泥沙后，剪去虾的须、螯、腿，倒入盛有黄酒的碗内，盖上盖子。待活虾跳动能力减弱后，倒入调好的酱汁，再盖上盖子，直到碗里完全安静。”念到这里，甄重抬起头，瞪大眼睛看着我们说：“原来是生吃的啊。”张放瞪了他一眼：“刚才老板已经说过了呀！”“我没有听见啊。”“那你在听什么？”甄重尴尬地笑了笑，又小声地咕哝：“就是没有听到啊。”

张放对这个菜似乎也不是充满信心，皱着眉说：“不知道好不好吃。”

“没有关系，”我安慰道，“无论好不好吃，尝一次总是值得的，再说我还没有吃过生的虾呢。”

“我也没有吃过。”张放说。

“我也没吃过，”甄重紧跟着说，“不过这虾不知道卫不卫生，我看这里的洱海也不怎么干净。”刚才我们骑车抵达双廊时，因为时间还早，甄重在南诏风情岛码头边游了一会儿泳，我和张放只在岸上等着，故此对于这里的水质，他最有发言权。

我问张放：“老板说他的虾是从洱海里打上来的？”

“对，他是这么说的。”

“不要紧，”我说，“这些虾应该是在挖色那边打的，双廊这里已经没有人打鱼了。”

“挖色？”张放用疑问的眼神看向我。

“对，挖掘的挖，颜色的色，明天我们会路过的。”

听到我这样说，张放和甄重都放心了，他们的表情仿佛在说：先前的担心果然是多余的。其实，我也不肯定这里的水产是从哪里来的。我确实在挖色见过人打鱼，而在双廊却从没见过。但那也可能只是因为，挖色的湖岸线是敞开的，一览无余，而在双廊，人们把房子修在水边，我很难看到湖面。

“请问你的梦想是什么？”这时客厅的电视里传来一把磁性的男声。我转头往屏幕方向看去，只见评委座上一个油亮亮的中年男人正满怀期待地看着舞台中央的参赛选手。这个参赛选手也不年轻了，看样子甚至比评委还老一点，正挎着一把木吉他，大概是刚演唱完。面对评委的问题，他显得有点不知所措，毕竟几位评委都是音乐圈里功成名就的前辈老师，他们的意见决定着选手的去留。犹豫了片刻后他不太自信地答道：“我没有什么梦想。”

刚才问话的男评委顿时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怎么会呢？”他惊讶地问，同时左右看看身边的其他几位评委，好像在征求大家的意见。另外三名评委果然都很配合地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于是男评委又问道：“难道唱歌不是你的梦想吗？”舞台上的选手似乎感到尴尬，但又不能不回答，于是他嗫嚅着说：“可是我一直在唱啊，这个梦想已经实现了。”

男评委不依不饶地追问：“那么你来到我们这个大舞台，有机会被更多的观众听到和喜欢，这不是更大的成就、更大的梦想吗？”这一次，选手虽然仍不免拘谨，但语气坚定了一些地答：“如果有更多人喜欢我，那当然很好，可是没有的话，也不觉得遗憾，唱歌是我喜欢的事情，不一定要被很多人认同……”

“这个人答得挺好的。”张放突然说。“动不动就问人家梦想的都很傻。”甄重接着道。原来他们和我一样，都被电视吸引过去了。看来，虽然我们三人喜欢的东西大相径庭，但在讨厌这个男评委上是一致的。这可能是因为美的东西各有各的美，但丑的东西都丑得差不多、丑到一块去了。丑，一言以蔽之，就是单调、匮乏、封闭、狭隘、自以为是——“小心！”老板的声音突然从背后传来，打断了我的思绪。随即，他端着菜的一双手从后方伸进了我的视野，在桌子中间放下一只扣着盖子的大白瓷碗。“这是醉虾，要过十分钟吃，现在还不能打开盖子。”我们连忙回答好，同时目光聚集在这只大瓷碗上。我们都听到了碗里发出的声音，就像有人在用指尖不断地轻敲碗壁。当醒悟过来这些是什么声音后，我们变得有点面面相觑，好像在为这些生灵的垂死挣扎感到负疚。

“他为什么不等这些虾都不动了再端上来呢？”我小心翼翼地打破了沉默。“那就会有人怀疑他用的不是活虾。”甄重回答。“你们说，虾能感觉到痛吗？”张放问。“当然能感觉到，否则它们为什么挣扎呢？”甄重说。实际上，张放当然也知道这个答案。

我们讪讪地盯着碗看，心里大概都默默地期待着它们快点消停，别拿它们的不幸来折磨我们了。尽管就眼前的情形来看，似乎是我们为刀俎，它们为鱼肉。但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难道不是天地为刀俎，众生皆鱼肉吗？

庆幸的是，几分钟之后，碗里的声音变得稀疏了——虽然这几分钟极其漫长——原本密集的响声，现在要隔十多秒才响一下。我下意识地摸摸筷子，又缩回手说：“看来它们醉得差不多了。”甄重听到后瞪大眼睛看着我：“你说它们只是醉了，但没有死？”

这个问题我倒没有想过，但我不假思索地反问：“否则为什么叫它们醉虾呢？”

“那总不能叫它们死虾吧，否则谁会点这个菜呢？”

“那你觉得它们都死了，就在刚才这几分钟里？”

“肯定啊，哪里有动物能在酒精里活下来？”

其实，我心里是认同甄重的，但我偏偏继续抬杠：“这道菜用的只是黄酒，度数没有白酒高，何况虾本来就生活在水里，它们不会淹死。”

“如果它们真的没有死，”张放突然插话道，“那我们就是活着把它们吃下去了。”

甄重马上摆摆手说：“不可能的，不可能没死！”

我不由得在脑子里想象那种情景，一条条活着的生命被我们的牙齿无情地碾碎，这确实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可是，尽管如此，我却听到自己的声音在说：“我在下关有个同事，他说他有个亲戚，有天晚上喝醉了酒，倒在铁轨上睡着了，结果被火车活活轧死。”

“我去，你怎么在这个时候说这种事，我们正要吃呢！”张放嚷道。

“两码事嘛，我只是恰好想到而已，”我笑嘻嘻地揭开瓷碗的盖子，“来来来，让我们尝尝活虾是什么味道。”

“是生的，但不是活的。”甄重不厌其烦地纠正我，他知道我只是在开玩笑而已。不过，他们都没有立刻动筷。“你们不会是想让我先尝吧？”我问。他们都露出了腼腆的笑容，张放客气地劝道：“穗哥先请。”

“就算这虾有问题，吃下去也不是立刻发作的，谁先吃都一样。”我大方地夹起一只虾放进嘴里。这些从洱海打上来的虾个头都很小，其中最大的也还比尾指小一圈。“感觉有点怪怪的，”我一边咀嚼一边说，“不过确实很新鲜，味道不错！”

“可能因为这些虾和活着的时候一样，没有变成红色。”张放说着也尝了一只，“确实做得有水平，这里的老板可能去江浙那边学过厨艺。”

“不用特地去学，我觉得这道菜没那么难做。”甄重一边咽下嘴里的虾一边说道，“只是调一个味汁而已，没有多难，就跟鱼生一样，只要这个虾新鲜，这道菜就很难搞砸。”

“其实这才是最难的，”张放感叹道，“你想想看，真正好的食材，肯定是可遇不可求。”

7

吃完饭后，趁时间还早，我们就在大建旁村散了一会儿步。这条村子紧挨着一片伸入湖中的岩岬，村里的一些小道，其实是从扎进水中的岩壁上开凿的。而一些渔民的宅子——如今全都变成了“海景客栈”——甚至就直接修在水边。村子里几乎没有路灯，狭窄的甬道里昏暗、朦胧，有时我们就完全靠两边屋里漏出的光线视物。甄重提出到洱海边看看，吹吹风，我和张放都觉得好。

我们在村子里逛了一阵，尽管洱海就在我们身边不远，有时甚至能听到湖水拍打岩岸的声音，却始终看不见湖面。我虽然不常到双廊来，但毕竟比张放和甄重更熟悉这个地方，所以带头往北边的玉几（半）岛方向走。

洱海终于出现在我们眼前，这里是南诏风情岛码头——其实就只有一条小船，把买了票的游客接到离岸一百多米远的岛上参观。码头沿岸是一条热闹的商业步行街，北段是各式餐饮、酒吧和商铺，有来自五湖四海的乐队在此倾情献唱，嘶哑的贝斯和狂乱的鼓点穿插在扩音器材的自激啸叫中，结伴的游人只有瞅到空档才能互相交谈几句。南段则是一排面向湖面的“海景客栈”，建筑风格千奇百怪、争奇斗异。

下午我们骑车从洱海北端绕过来时，其实首先到达的是这里，甄重看见有本地人在洱海里洗澡，于是也脱了T恤和短裤，穿着内裤下水游了一会儿。我和张放就站在岸边等他。张放对游泳兴趣不大，我倒是有点想下水，但是考虑到游客往来不息，我不想成为众人视线的焦点。

几个小时后再逛回来，甄重感叹道：“原来这里晚上比白天更热闹。”事实上，这主要因为我们刚从幽深的小巷里拐出来，被这片突如其来的灯火晃瞎了眼睛。我们随着人流一直走到玉几（半）岛的末端，当年杨丽萍的宅院还没有对游客开放，沿路两边的商铺陈列着千篇一律的特产和饰品，流动的摊贩在卖让人倒胃口的油炸小鱼和火腿肠，奇怪的是连这种小吃都有游客光顾。

回到旅店后我们都累坏了。我打开墙上的电视机，在遥控器上按顺序一个个地切换频道：央视九套在播放一集关于当代农业的纪录片，一个戴着草帽的专家领着几个农民在田里劳作，专家时不时地停下来，伸手指出一些问题，神情肃穆地叮嘱着，身边的农民不住地点头，唯唯诺诺。央视八套在播放一部革命题材的电视剧，年轻的将领穿着一袭新净的浅蓝色长褂子，正站在田垄上对战友侃侃而谈。央视七套里男新闻主播面向镜头正襟危坐，他的脑袋随着讲话的节奏轻微地晃动着。央视六套正播映一部古装的欧洲片，几个诺曼人将领说着标准的普通话，正商量如何把盎格鲁-撒克逊人赶尽杀绝。央视五套正在进行一场我不熟悉的冰壶比赛，两个女运动员各握着一根形似扫把的杆子，在缓慢滑动的冰壶前面急速地打磨地面，这个比赛的惊心动魄之处在于，她们疯了一样地想要干预冰壶的运行轨迹，可是偏偏不能触碰那只冰壶。

因为第二天一早还要骑车，我们轮流洗了澡后，很快就关灯睡觉了。这家旅店在大建旁村里，缩在一个凹进陆地的微型湾区内侧，虽然也由濒湖的民宅改造，但因为视野被湾区对面的房子遮挡，不能很好地观赏“海景”，因此房费相对便宜，入住的旅客也不多。我们要了一个所谓的“榻榻米间”，里面有一铺两米宽的大炕，睡三个人完全不成问题。

我仰面躺着，房间的灯已熄灭，屋外微弱的光线从敞开的窗户映进来，照在天花板上，形成一个个规则形的光斑。我向来躺下就能睡，即使在火车的卧铺上，我也能迅速入睡。但这次不知道为什么，尽管很疲倦，但躺了很久，却始终无法睡着。就这样，我辗转到了半夜，不但没有培养出睡意，脑子反倒越来越清醒。期间甄重还起来解过一次手，但他不知道我醒着。

终于，我决定放弃了，既然想睡也睡不着，那就没必要勉强。再说躺了那么久，我也觉得有点胸闷背痛。我坐了起来，看了看身边的张放和甄重，他们都侧身躺着，背向着我，发出均匀而轻微的呼吸声。我推开房门走了出去，我想到楼顶上吹吹风，假如这里的天台能上去的话。

天台确实能上去，不过情况很糟糕，两组太阳能热水器的储水罐和集热板占据了近半的空间，用来固定储水罐的铁支架都生锈了，店主还在上面系了几根铁线，用来晾挂衣物。这使得原本就不宽敞的天台更显局促。此外我发现天台的地板很不整洁，我必须边走边留心脚下，以避开那些被人遗弃在此的杂物，其中竟然还有打碎了的啤酒瓶。

我很快离开了天台，但也不想回房间去，于是下到了旅店的一楼大堂。这个大堂其实就是个门厅而已，店主在门边摆了张前台柜，白天她会坐在这里。我好奇地拉了拉大门的把手，我并没有想要出去，我以为门是锁着的，伸手去拉只是为了确认这一点。结果门被我拉开了，原来这扇门没有从里面上锁，只要扳动锁扣就能拉开。

皎洁的月光照亮了门外的地面，远处传来昆虫吱吱的叫声，我有种想迈出去的冲动。然后，仿佛受到某种心灵的召唤，我什么都没有想，就这么走了出去。我没有拿手机和钱包，甚至没有穿上自己的鞋子，而是趿拉着一双旅店的拖鞋。

村子里的每一条小路看起来都差不多，尤其是在半夜昏暗的光线里。我努力回忆着傍晚走过的路，踅摸着往洱海的方向走去。

码头边依然一片敞亮，一排路灯孜孜不倦地守望着湖岸，尽管这时附近连一个人影也没有。我徐徐地踱到岸边，直到身体依在石栏杆上。我发现头顶的光线只能勉强覆盖近岸的一片水面，稍远处的水域依旧是黑黢黢的。而对面的南诏风情岛大部分隐没在黑暗里，只有几处建筑物发出的亮光勾勒出岛上的地形轮廓。

我转身朝周围仔细地观察了一番，这里应该会有值夜的保安，但事实上我没有看见任何人。可能这个保安——如果确实有的话——刚好巡逻到别处去了。于是我脱掉身上的T恤，再褪下短裤，把衣服拢成一团，和拖鞋一起留在了岸边的石阶上。

洱海的水出乎我预料地冷，尽管这是在盛夏时节，我猛地打了个激灵。可是当我整个身体泡进水里后，感觉就没有那么难受了。我在靠岸处蹬着水，想先等等看，假如有人发现并制止我游泳，那我就乖乖地回到岸上去。我不想在这里惹麻烦，更没想过给任何人添麻烦。可是，并没有人跳出来阻止我。等了一会儿，在确信自己没有惹恼某个躲在暗处的景区管理员后，我才转身往外面游去。

我采用的是蛙泳，在这个午夜时分，在这片静谧的环境里，吵闹的自由泳并不合适。我尽量慢地完成每一个动作，每次蹬腿后，我都停顿几秒，身体伸直不动，直到几乎不再往前滑行了，才抬头换气、划臂拨水，然后再蹬腿。当我游进了刚才从岸上看过来漆黑一片的远岸水域时，发现实际上当人身在其中，这里并没有原本以为的那么黑暗。我能看清楚身边晃动着的水波，当我把头潜进水里时，也能依稀看到自己朝前伸出的双手。

不消片刻，我已经游到了南诏风情岛前面，毕竟这个岛就离岸一百多米，即使我游得再慢，这也花不了多少时间。我停了下来，并不想登上岛去，因为这岛是个售票景点，假如我偷偷登岛的话，就相当于侵占了不属于我的利益。再说了，我对这个岛连一点兴趣也没有。

不但如此，我还担心岛上的保安发现我，假如在水里被岸上的人发现，情形就有点像瓮中捉鳖，我连藏都没法藏。到那时会不会有一道圆形的光圈——就像越狱电影里经常发生的那样——打在我身上，令我成为众矢之的？想到这里，我觉得还是不要逗留为好。要不就绕岛游一圈，然后回去睡觉，可我不知道自己的体力能不能支撑住。

正当我踌躇不决的时候，突然，夜空中响起一阵嘹亮的钟声，是那种模仿撞钟的电子钟声。可是，这个地方不该有这种钟声才对，何况这时是半夜三更，周围几十数百家旅馆里，无数的旅客正在休息，为明天的游乐和消费养精蓄锐。到底是什么人或机构，敢在此时扰人清梦？

我回头往岸上望去，奇怪的是，这阵震耳欲聋的钟声并没引起骚动，沿岸的一排旅馆甚至没有一个房间因此亮起灯。难道所有人都聋了不成，或是只有我一个人听到？这简直不合情理。而且，假如它真是报时钟的话，这会儿是凌晨，应该敲两三下就结束了，而不是敲了二三十下仍然没有要停下来的迹象。或许我该马上回去找张放和甄重，看看他们听见这钟声没有。但我转念想到，假如他们听见了，肯定就已经醒过来了，这会儿正为我不见了而纳闷和焦急。他们会起身找我，但无论如何，他们不会想到我在这里游泳。

我转身潜进了水里，钟声因此减弱了一些。既然发生的事情无法理解，那就不去理解好了。我决定先绕岛游一周，然后决定回不回去。我从没像此时这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我不断朝前伸出双臂，然后往两边拨开，就像要不断地钻进和钻出这个世界。我的手掌真切地感受到了水的阻力，那同时也是我前行的推动力。我不再小心翼翼地保持安静，虽然也没有刻意弄出很大的响声，但在这宏大、响彻夜空的钟声里，拘泥自己发出或不发生的那一点点声音未免过于可笑。此刻我不再像刚才那么慢条斯理，相反，我拼尽全力地划水、蹬腿，朝着广袤的黑暗水域冲刺，我感觉自己在乘风破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