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获 鱼

从北京回南方途中，窗外风景不断变换。起初是平原，广阔荒芜，横平竖直的田畈上，偶尔一条笔直的结冰的沟渠贯穿其中，向远方伸去。时时有高铁从对面开来，轰隆隆几声巨响，就已擦身而过。铁轨边处处跟随的杨树叶落尽了，露出萧萧疏疏的枝条，偶尔有大山，山体棱脊分明，在平原上耸立绵延。荒凉延续许久，直至初入安徽境内，平地上才显现出初生的嫩绿，大约是刚发芽不久的小麦。沟渠不再结冰，溶溶一条水色。将下车时，地势已经改变，不再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而是丘陵隆起，山坡上覆盖着经冬未凋的树林，在丘陵间的平地上，水塘如明亮的眼睛，不时一闪而逝。南方到了。

在姐姐家待了几天，到家时已是腊月廿五黄昏。从早上起就是阴天，到黄昏时愈加昏黑。沉沉天色下，收割净尽的稻田、田埂上高高的枯茅草和加拿大一枝黄花、远处落光叶子的水杉树尖与苦楝树、空不见人的房屋，都显出格外萧索颓败的气息。空气生寒，四处皆冷，晚饭时开始下雨，屋子里寒气更甚几分。妈妈提前一天从姐姐家回来，这时刚把脏乱如麻的家里收拾出一部分，但整个屋子里看起来仍黯淡多尘。我在北京过了几个冬天，习惯了周身有暖气的包围，如今回到南方，竟已不习惯进了屋子还要穿着羽绒服才能不冷，总觉得束勒得慌。前两年冬天我买了一台电暖器在家里，但爸爸从不肯用，说他不冷，不需要用，不知道他是真习惯了家乡冬天的这种生冷，还是他舍不得用电。或许兼而有之。爸妈是常要在生寒的空气里进进出出做事，不可能在电暖器边待着不动的。这种享福的生活在他们的头脑中大概就从没有过雏形。我把电暖器从楼上搬下来，放到我的小房间里，把开关拧到最大。一家人在桌边草草吃了晚饭，便躲到各自房间去。妈妈昨天就给我铺好了床，褥子下垫了一张小旧电热毯，把它打开烘了几个小时，好去除被褥里吸的潮气，今天吃饭前又叫我去把电热毯打开，这时候赶紧躲到床上去。被窝是暖的，电暖器把小小的房间也烘得暖了点，人终于觉得舒活开来，不再冻得那么僵硬了。

晚上爸妈商量，明天抽塘逮鱼。塘水抽干估计要到中午，到时候也许要把我们给家里买的电子秤拿到塘埂上，可能会有附近村子里的人来买鱼。早上起来，爸妈已不在屋子里。天上仍下着小雨，感觉十分阴冷。我和姐姐带小孩去镇上买菜，远远看见他们在草塘塘埂上忙碌。买完菜到家没一会儿，妈妈回来了，说塘抽干了，荡子里根本没有鱼，全被打电瓶的偷光了，只逮到两条草鱼，还有一些小杂鱼。

草塘是爸爸承包的几个鱼塘之一，从我记事起就由我家承包着。村子里共有七个大大小小的水塘，爸爸喜欢养鱼，最多时曾同时承包过六个，其中四坝子、草塘和蔷沟是承包最久的三个，从我们小时候起到现在，从未由别人承包过。乡下鱼塘归村里所有，由乡人承包，照例要村子里有份子的人家同意，谈妥每年交多少担鱼为塘租，每到过年便抽塘，将鱼分送过去，往往就成为村人过年时桌上吃的鱼。爸爸性格大方，他年轻时，在每一个鱼塘里都养了不少鱼，一半作为塘租，四分之一分送亲戚邻居，最后几担，由妈妈逢年过节挑去街上卖，因此并不能挣几个钱，只是稍加改善，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可以让家里时时有荤腥罢了。到如今塘租都改成付钱，爸爸的年纪渐大，这几年其他塘都已退租，只留下三坝子、草塘和蔷沟三个。他不舍得把它们全都放掉，他的精力也还远没有退到那一步。这三个塘，三坝子和草塘稍大一点，蔷沟则是很小的一口。但这三个塘养的鱼的数量也远不如过去，因为还要种田，已没有力气像从前那样时时砍草喂鱼。只有在春天放一点鱼苗进去，由它们自己去长，时不时砍些菜园里种的空心菜或是荒地里的草撒进去，夏天水残时抽一个塘，冬天再抽一个塘而已。今年草塘里的鱼，是去年夏天蔷沟塘里的水被人家溉田时抽干了，塘里的鱼无处可去，也没有人能去菜场上卖鱼，于是过了三担尺多长的鲢子鱼和一些草鱼在那里养着的。

我换上胶鞋，和妈妈一起到了塘埂上。只见L型水塘里，水已经完全抽干了，露出底下淡灰的塘泥。塘里几个稍深的荡子里，都还各积着一点浅浅的水。荡子四周密密麻麻交叉着插了一圈两头削尖的斑竹竿，这是春天时爸爸为防偷鱼的人下丝网而做的防御，但这防御更接近于一种安慰：它们既防不住打电瓶的，也防不住钓鱼的。甚至，只要下丝网的胆大心细一点，也能安然从中穿过。毕竟爸爸自己平常在塘里下丝网也是无碍的。塘水抽到一田之隔的蔷沟，此刻隔着的那块田里也灌满了水，一只大篮子里装了大半篮鲫鱼，浸在田水中。爸爸戴一顶草帽，穿着他捉鱼专用的黑色齐胸背带皮裤，这皮裤很大、很重，平时常常沾满泥水扔在堂屋角落，这时候穿在身上，才不显得大了。他拿一把铁锹，从对面塘埂走过来，走到这边，又下到塘里，把一只小水泵放进第二个水荡，重新打起水来。远处第三个水荡里，也有一只小水泵在打水，怕雨淋湿变得危险，开关的电闸放在一个倒扣的塑料筐上，上面再扣一个塑料脸盆。这时我才知道，原来已有两个荡的水被抽干了，但没有逮到鱼。目力所及，只有正在打水的第三个水荡里隐隐可见鱼脊正在不安地涌动。

放好水泵，拖好水管，爸爸重新爬到塘埂上，点一支烟。打火机却半天打不着，他不耐烦起来，低低骂了一声，把它扔到塘埂上，又在口袋里摸起来。终于摸到个新的，打两下，把火点着了。气氛一时有些凝滞，我们都默默站着，远处白鹭忽然从田间飞起来，在田畈间冬天苍绿的松树和香樟树林与远处人家白屋的背景前振翅盘旋，飞一两圈，又落到什么地方停下来。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才能使人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一支烟抽完，爸爸背起塘埂上之前捉的小半袋杂鱼回家去了，留我们在塘埂上。过了一会，妈妈也拎着一只桶走了。我一个人看着水，细雨不知何时停住，空气寒冷潮湿，塘埂靠近水田的这一侧，鼠麴草已长了出来。时节还早，气温也低，鼠麴草此时都还贴地，银灰绿的叶片如鼠耳般微微卷起，耳朵里盛晶莹雨滴。靠近水塘另一侧，夏天时因为过于茂盛而无法穿越的茅草终于干枯了，一蓬又一蓬地竖着，如同焦黄的头发。现在我们不用再担心草里有蛇，可以轻易地走过去了。走到第三个水荡边，里面的水又少了一些，鱼脊涌动得更加厉害，比起之前，看起来似乎又多了一点。偶尔有鱼拱到圆形水荡边缘，露出大半截身子，在泥水中惊慌拨剌，身上已满带泥。

第二个水荡很快抽干，爸妈从塘埂那头走过来，后面还跟着一个人，穿着这冬天本地老年女性常见的装束，棉袄外罩一件便宜的红底黑花薄棉外套，戴一顶包住耳朵的豆沙红针织鸭舌帽。她跟妈妈一起站到塘埂上，看爸爸拎一只篮子下到第二个荡子里捉鱼。“大概是来买鱼的吧。”我心里想。后来，直到她走到我旁边，我才发现这个人原来是二姨。妈妈的妹妹看起来竟然已经这样老了，我吃了一惊，我还以为妈妈不老！

第二个荡子里不出意外一条大鱼都没有。爸爸逮了一会儿，小鱼也不满一篮子底。他又拿来一把钉耙，用铁齿在荡子周围的淤泥里耙了一会儿，大概是在看有没有躲在淤泥里的乌龟。也没有我们回来前，他已经捉了一只小乌龟在桶里，说要烧给小孩吃，我趁他不在家时，又把它偷偷倒回三坝子里了。

细小的风从远处吹来，寒气浸进每一寸裸露的皮肤里，我在塘埂上站着，感觉手脚冻得发木，赶紧把棉袄帽子套到头上。妈妈在对面塘埂，也被风吹得套上了棉袄帽子。想到爸爸在塘里站着，肯定要冷上许多。塘里只有他一个人，每走出一步，从荡子这边到荡子那边，塘底淤泥上就留下一行深深的胶鞋足迹。这样的捉鱼场景实在是太冷落了，全然没有小时候抽塘的热闹。那时候家里养的鱼多，抽塘时爸爸会叫舅舅和姑父，或村里的男人来帮忙，等水抽得差不多时，几个男人拖一张长长的、沉重的绿色尼龙拖网，齐心协力，把里面的大鱼小鱼一把拖起来。拖起来的鱼，一桶一桶、一担一担地挑到门口场基上，门口聚满了人，先是大的装几稻箩，给交塘租的村子的男人们挑回去，再是一篮一篮地拎给前来帮忙和吃饭的亲戚，再送一些小的给邻居虽然是冬天，我也从来不喜欢抽塘捉鱼这件事（如果是夏天，鱼大多是因为水被灌田的人家抽干了而不得不捉，更有一种焦灼的可怜。那时候我们都会下塘去捉鱼，把还能救过来的鱼移到另一个塘里），看着那么好的大鱼一担一担地被人挑走，也总感到非常心疼，但那时的气氛，如今想来还是让人感慨。

第三个荡子很快也抽干，爸爸下去捉，先是拎一只大竹篮，犹犹豫豫逮了几条，好像拿不定主意似的，又停下来到旁边站着。我问他做什么，他说：“这鱼逮了怎么搞呢？”原来他们以为会像去年一样有人到塘埂上来买鱼，结果今年不知道是不是没有人听闻，根本不见买鱼人的影子。

我们这地方，大年三十晚上的饭桌上，一盘辣椒酱烧鱼是一定要有的。到了腊月底，远近村子里的人听说哪天抽塘，就会来买几条鱼，留着过年那天烧。爸爸现在养的鱼不多，捉的鱼在塘埂上卖一卖，再到街上卖一次，剩下的家里吃吃，送送亲戚邻居，也就所剩无几了。想不到今年连来买鱼的人都没有，心里不禁更加气馁了。

“不管了，先逮上去再讲吧！”

他把篮子放下，换成一只绿色的大尼龙网兜，下到荡子里，开始左一条右一条地网起鱼来。大鱼被网进兜里以后，后知后觉感到危险，开始在网兜里拼命挣扎，搅起一串串浑浊水花。爸爸不管，接着一条条兜，兜了大半兜后，这才发现鱼太重了，网兜根本举不起来，他只好躬身一步步直接在塘底把它们往岸上拖。塘泥上还好，遇到满是小石子的地方，使人看了心恻。妈妈在塘埂上等着爸爸，等他一走到塘埂边，就赶紧蹲下，和他一起把网兜拖到塘埂上，再一起抬到塘边那块灌满了水的田里，先把鱼放进田里养着。就这样一遍遍来回搬运。爸爸在塘里，因为专注做事而显得过分严肃，鱼挣扎着溅起泥水，泥巴干在他的脸上，两只袖子早已被泥水浸透。妈妈蹲在塘埂上，为了提高效率，往往把拖上来的鱼立刻倒进身边没水的田里，再用篮子装着，一篮篮运送到有水的田边。稍微有点空时，就起身把水管一点一点卷起来。看着他们做事的时候，我的心里忽然涌起这样的情感：他们的生活才是结实的、真实的，而我的生活内里虚弱，不堪窥问。

小孩被爸爸带来，在塘埂上站着，和他的表哥表姐们一起专心看公公阿婆捞鱼。一面细声学语：“哇，还有大鱼吗？”“还有好多大鱼吗？”塘埂上实在是冷，没过多久，他就把脖子缩起来，细细哭着要回去。于是带他回去，对比之下，再次感觉自己的房间实在是暖和多了。等把小孩哄睡，已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也感觉很困，但还是挣扎着爬起来，再次来到塘埂上。水荡里的鱼已全捞上来，都放在田里了。大部分是鲢鱼，间杂一些胖头，因为之前在塘底拖过，许多鱼身上擦出血痕，细细白鳞上泛着微红。鲢鱼的生命力较弱，是容易死去的鱼，受了这样的折磨，此刻都侧躺在田水里，半翻着肚子，一动不动，只偶尔张一下胸鳍。少数未受伤的，才能立着背脊。草鱼则强壮得多，全然无事，浑圆淡青的长条，稳稳卧在稻棵中，但只有三四条。妈妈说之前过鱼到草塘时，放进去的半大草鱼就有二十来条。

问妈妈这些鱼怎么办，她说过会儿再移到家门口的田里，等明后天姐姐回来拿去街上卖。爸爸已经把小水泵移到家门口的田边，在三坝子里抽水灌田了。我听了心里松了一口气，大概潜意识里很害怕爸爸又随便把这么多鱼送人，或是今天就让它们这么死去。余下的事便是把鱼挑过去。妈妈在田里负责捉，爸爸则用两只蛇皮袋装鱼，装好了用扁担挑回去。而后妈妈又捉一水桶鱼，挽在胳膊上送回去。白鹭在身后起起落落，二阿姨在田边看着，见我来了，便也用竹篮装一篮子鱼往家门口送，留我一人在田边看鱼。逮鱼的时候，我问爸爸：

“今天鱼有三担吗？”

“差不多，今年鱼没怎么被偷看来还是给了我面子。”

“不是讲偷得不少吗？前面荡子里都没得鱼。”

“后面荡子里不是有吗？”

“那放进去的那些草鱼呢？”

“草鱼肯定都是被偷偷来钓鱼的人钓走的！”

“你为什么要给人钓鱼呢？”

“你要晓得哎，你在田畈里做事，他在这里偷偷钓鱼，你哪晓得！”

送了两趟，余下的鱼爸爸再挑一次就可以了。二姨和我一起留在田埂上，忽然说：“你看那牛屎卧子！落到塘里，吃鱼活灵活现，骨碌一口就吞下去了！”

我转过头看塘里，刚刚捉过鱼的荡子边，果然停着许多白鹭，正低头觅食。二姨忍不住大声咳嗽了一声，白鹭们应声而起，腾向远处田畈，盘旋须臾，又慢慢落进附近一块田中。我看着它们，想等它们飞回塘里，它们却静静蹲着，很久都不再动一动。白鹭竟是这样机警谨慎的鸟，真是我从未注意过的事。或许小时候也是知道的，只是忘记了。天色已至黄昏，烟雾与暮色笼罩田野，远处别村的楼房与门口落光叶子的水杉树尖，都显出一种说不出的凄清与寥落。回到家，妈妈担心门口的田被鸭子踩过，打了水，混得全是泥，鱼放进去会被呛死。直到夜里，爸爸又去田里看，回来才说：“你妈妈尽是发虚，那鱼不全都立起来了吗？活过来了！”

第二天上午，爸妈接着去荡子里，逮剩下的小鲫鱼和其他野鱼，去了半天时间。中午有人来买鱼，一个女人的声音，问爸爸有没有大胖头，爸爸说：“胖头有啊，都是两三斤重。”过了一会儿，将昨天逮的一篮子鲫鱼，并草鱼、胖头、鲢鱼、鳊鱼等都塞了几条进去，称了有二十四斤，算作二十斤给那个女人，却并没有收钱。一面把鱼送到她的电瓶三轮车上，一面客气道：“你家那个怎么没来？我讲等他来一起喝酒的！”女人说：“他在家里有事。”爸爸说：“你喊他二回来喝酒，我们这些年不都蛮熟的吗？”女人说：“唵，是蛮熟的！”爸爸又搓着手说：“这不好意思了，一毫钱差这么些年！”那女人说：“这哪叫差钱！”“这些年我也找不到他，一拖就拖下来了。”“那一毫小钱不要紧的，我走了！”“好，好。下次叫你家那个来找我喝酒噢，这下我也在家，他也在家了。”

问爸爸怎么回事，才知道原来是好些年前，挖门口那个小水塘时，她的男人过来挖过一天的工，当时没给钱，后来他去城里打工，爸爸也去城里打工，就拖了下来。如今十来年过去了，今天估计是听说我们家抽了塘，所以过来拿点鱼，就算抵充当时的工钱了。

因又说起从前四处欠的账。过去地方穷，乡下这样欠账很寻常，那时候我最怕的事情之一，就是去小店为爸爸赊酒，而爸爸说十几年前他在各处村子里放鱼花子，没收钱的不知有多少，这些年也就算了。“放鱼花子”即卖鱼苗，那时他承包的塘多，每年春天都要到长江边的鱼苗场去买只有星星大的鱼花子，回来细心在水池罩网，养大一些之后，再用水桶挑一些到各处村子里，卖给那些只有一个小鱼塘的人。妈妈想起来说：“那德兴子以前还在我们家逮过一头黑猪，也没把钱，德兴子现在也过得不错，也没见他还。”爸爸说：“我们都不记得了，他能记得起来吗？不就算了。”

林有泉带着他的亲戚来买鱼。大人小孩，男男女女，几个一起围在场基上，问：“可有大鱼？”爸爸说：“没得大鱼。”那时爸妈正好从塘里捉了一篮子鲫鱼、昂刺鱼上来，他们便说要鲫鱼，把大的从中挑出，又叫爸爸把几条昂刺鱼和一条黑鱼也一并称了。昂刺鱼、黑鱼、鲫鱼都是本地县城人欢迎的鱼，大家认为有营养，回去做汤好吃。爸爸把旁边小些的鲫鱼也用畚箕铲了一些起来，问陪在一边的林有泉：“老林，我把这小鱼给你，你还要？”林有泉说：“你给我，我当然没话讲！”爸爸一面称鱼，一面对他亲戚说：“这鲫鱼在外面二十块一斤好卖得很，我算你十五块一斤，你嫌不嫌贵？”

“好好好。”

“这几条昂刺鱼你要我就放进去，黑鱼也放进去，都算你十五块一斤，怎么样？”

“好好好。”

妈妈在旁边说：“我们家塘里水真是涤清的！鱼从来没喂过饲料，烧出来是真好吃哦！”

爸爸说：“小六子早上来了一趟，看了看，他讲这个大鲫鱼他到街上要卖三十块钱一斤的。”

他们自己也相互道：“他们家鱼真便宜。”

一堆鱼用袋子装好，过秤时将近十一斤，爸爸又添了几条：“现在十一斤半，算你十一斤。”

又拎了篮子去田里捉胖头。胖头便宜，六块钱一斤。鱼装好，付钱，找钱，又客气了很久。一边说：“谢谢叻！”一边说：“瞎扯！”才终于完成了。

下午亲戚们来拿鱼。各家七八条鲢子鱼，再加半篮子鲫鱼、昂刺鱼并其他杂鱼。黄昏时，妈妈又送一些鱼到外婆家。田里剩下的鱼，等着三姐晚上回来，明天和我一起到街上去卖。本来上午我很忧虑，害怕鱼在田里会死掉，催着妈妈去卖鱼，因她说去年三姐借了姨父的电动三轮车，就骑着三轮车去前后几个村子里卖鱼，半天就把几担鱼卖完了，我便催她也去借个三轮车来我们一起去卖，然而她不肯：

“我在家里忙成这个样子，哪有时间去卖鱼！”

“鱼要是死了不是可惜？”

“哪来的三轮车！”

“不是讲能问姨父或者舅舅借吗？”

她不理我，被问得急了，才说：“我不能去嘛！前后村子里的人都认得我，我去卖不出来钱！”

我只好偃旗息鼓。卖鱼可不就是想要赚点钱吗，要是卖不出来钱，还有什么卖头哦。从小在家看大人送鱼都看够了。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太穷了，我总想体会把鱼一条条卖掉，把一把小票子渐渐抓到手上的感觉。钱使我感觉充实。正是因为现实中没有钱，才会在想象中被这种充实感所吸引。这是穷人固执的、无法放弃的心愿，即便过了二三十年也无法轻易更改。

妈妈说：“要不你去卖？”

我一下跳得老远：“哎哎，我一个人不行！可怕！”

至于爸爸，不用问我也知道他是不能去卖鱼的，就因为他那大方而又好面子的性格。“爸爸要是去卖鱼，那鱼就是送给别人了。”

他说：“要我去卖鱼，那鱼卖不出来钱。个个都是熟人，看到就讲，‘拿条鱼家去吃！’‘瞎讲，一条鱼把什么钱！’”

“人家称两条，你就要搭一条。二十二块钱你都要抹零抹到二十块！”

“那啊，那就不止搭一条了。‘两条搭一条，二十二块钱，二十块钱算了。再拿一条鱼去！’”

我记忆里没有爸爸上街卖鱼的印象，都是妈妈去的。偶尔妈妈也带着我和妹妹，让我们跟她一起去卖鱼。然而爸爸说他以前也到街上卖过鱼，“以前我到葛里菜场卖鱼，那些鱼贩子看到我头都疼，都不卖了，等我卖完再卖。”

“为什么呢？”

“我卖得又便宜，又大方，零头全抹，还搭还送，人夹在哄里，全部来买，一下子就卖光了。那时候用篮子挑，也挑不了多少鱼。”

怪不得我没有爸爸上街卖鱼的记忆。

“那今天不卖怎么办呢，鱼在田里不会死吗？”

“不会死的。”

“那就好。”

于是等三姐回来。

卖 鱼

下午三姐坐大巴回来了，二姐还没回来。家里没有车，终于还是商量好，明天早上借三姐的同学逸永哥哥的车去葛里的菜场卖鱼。葛里是隔壁乡，虽然早已和我们乡合并作一个镇，并且成为镇中心，但我们还是把它看作另一个地方。它不比我们自己乡的街近，但地方大一些，经济也更好一些，市场上的人和东西都更多，因此我们小的时候，妈妈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去葛里的菜市场卖鱼，鱼更容易卖完。第二天早上六点，姐姐轻轻推开门，叫我起来。我轻轻穿好衣服走出去，空气湿寒，天还是黑的。门口浅水塘里，爸妈正在捞鱼。爸爸穿着鱼裤，手里拿着四角的赶网和竹子做的三角形赶棍，妈妈站在塘埂上，手里拿手电筒，给爸爸照着光，好让他把之前放在浅塘里的鱼赶到网里去。每赶上几条，爸爸就靠近岸边，把网底的鱼抄进田埂上放的一只大篮子里。这样慢慢抄了几篮子鱼，把它们装进两只大蛇皮袋，时间已近六点半。姐姐在黯淡的厨房煮面给我们吃。匆匆吃过早饭，在冰凉空气中把两大袋鱼七手八脚放进汽车后备厢时，天色已微微发蓝。怕鱼在路上死掉不好卖，临装袋前，妈妈给它们泼了次水，它们在空气中又艰难地嗫嚅起来。沿乡道往葛里开去，黯蓝的天色渐渐泛白，开到通往镇中心的柏油路上时，天色已至乳白。空气中起雾了，灰白雾气中，是落尽了叶子的光秃树枝和微微有些发黄的毛竹林，竹林后的人家，有一两个早起的人在路旁一闪而过。这也是后来新修的318国道的一段，不同于我们小时候和妈妈一起卖鱼时走的老318国道，当然是不尽相同的风景，但仍是同样的方向。想起小时候卖鱼时期盼而又十分担忧的心情，到今天竟然也没有好多少，不由得微微难过起来了。

小时候我和妹妹偶尔和妈妈去葛里卖鱼，时间都是盛夏。田里事情忙得让人要发疯，大塘里的水被浇田的人抽干了，鱼不得不逮上来，也是养在门口水塘里。等到家里没那么忙，有一两个早上，妈妈就用竹篮子挑两篮鱼到街上去卖，给家里换一点零用钱。偶尔她主动提出要带着我们，也许是想让我们看看热闹，吃一点平时吃不到的早点，也许只是因为她害怕一个人赶夜路，哪怕只是我们陪着也好一点，但在那时候，她从没跟我们说过。那时候我们上街纯靠步行，如果到得晚一点，菜场上买菜的人早就散了，因此，二三十里的路，我们起得绝早，三点钟就要起来。爸爸拿着赶网和赶棍，也是去门口这个四方小水塘，把鱼赶起来。鱼打好了，齐齐装在篮子里，又从井里打一桶水，临走前也“哗啦”一声泼到鱼头上。到快要出发的时候，妈妈才把我们喊起来，那时月亮还很亮，斜斜挂在天上。夏天的清早起了大雾，天地间一片米汤一样的白，仿佛伸手便能抓住空气中浮动的潮气。路边人家的狗听到人经过的声音，隔着园墙狺狺猛叫起来。妈妈不说话，一手挽着篮子，在前面疾疾行走，怕鱼死掉不好卖。她的忧虑心是很重的。我们紧紧跟在她后面，等走过村道，走过山咀村，再走过一大片田畈间一条很长很长的路，走到方圆那条唯一的柏油路上时，天已经蒙蒙亮了。我们额前的头发完全被雾气打湿了，变成一绺一绺的。一辆三轮车从身后“轰隆隆”开过去，车上挤满了竹篮子，装着鸡鸭的圆竹匾，都是一大清早赶去菜场卖菜的人。这一般是经常去卖菜的，舍得花一块钱去坐三轮车，妈妈却从不招手，她绝不舍得花我们三个人的车费，只想着剩下的十来里路，紧走一个小时也就到了，却又担心我们走不动。我们问：“妈妈，我们不坐车子吗？”她就说：“我们走到菜场去，把钱省下来给你们买早饭可好？”我们只好跟着走，她继续亲热地说：“等下给你们买糖耳朵和糍粑，你们想吃什么吃什么！”

等柏油路两边的田和水塘渐渐变成两层高的楼房，天光已经大亮，有人出来把洗脸水泼到外面空地上。再走一会儿，终于见到马路对面楼房上的“青年菜场”四个金属大字。这金色大字在乡下很少见，因此很引人注目。菜场这时候已是人声鼎沸，靠外头的摊位早已摆满，妈妈带我们转一圈，在里面一个被人拣剩下的空档停下来，然后把鱼从篮子里拿出来，一条一条放到菜场砌好的水泥案板上。这时候草鱼和鲫鱼都还微微开合着嘴，只有鲢鱼全死了。鱼摆好，我们便定定立着，紧张地等那第一个买主到来。半天终于有一个女人来买第一条，她十分挑剔，问问这个的价钱、那个的价钱，用两根手指把一条鱼翻一下，看看两面是不是都新鲜、都完美，是不是符合她的心意，不满意就再换一条翻，最终决定买其中一条。她把鱼放下来，说：“你给我称这一条吧！给我绑好。”妈妈就赶紧用星秤钩子把那条鱼的嘴巴钩起来，高高地称，把零头抹掉，末了从带来的稻草把子里抽出几根稻草扭几下，从鱼嘴上穿过去，打一个结实的纽子，方便她拎着走。收了票子，手上没有零钱，找不开，于是求旁边卖东西的人把钱换开，找给买鱼的人。如此便好多了，看到有人买，其他人也跟着过来看。

虽然只上过两年学，但妈妈卖鱼不用我们帮忙算钱。实际上，我们既不认得星秤上的斤两（那时候辨识它们对我们来说跟天书一样），心算也不如妈妈快。因此过一会儿，当鱼卖了一些，摊子上已经堆了些几块几毛的票子和角子后，妈妈就会拿两块钱出来，让我们去炸油条的摊子前买糖耳朵吃，并叮嘱不要乱跑。糖耳朵是一种糯米粉和水捏成的点心，像一只大耳朵，里面裹着红糖，在油锅里炸熟了来吃。刚炸好的糖耳朵，一口咬开，里面融化的红糖便会滚烫地涌出来。妈妈喜欢吃糖耳朵，总愿我们也喜欢吃，只是她很爱吃糖耳朵却又舍不得花钱给自己买，所以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的希望表达了出来我们不喜欢糖耳朵里的红糖滚出来那么烫、那么甜，喜欢的是别的东西，不愿轻易把这难得吃到早点的机会放到糖耳朵身上。我们两个去卖油条的锅前买两个糍粑，再加两根油条，偶尔不买油条，买两个糖耳朵，一边吃一边看卖东西的摊子。卖豆腐干子的，卖青菜韭菜的，卖鸡卖鸭的，转一圈，回到妈妈身边。把剩下的半根油条或半个糖耳朵举到她面前，问她吃不吃，她说手上全是鱼腥气，不吃。只有我们剩下不吃的，她才会把它们吃掉。

卖东西最怕的是无人光顾的时候。即便已经卖了好一会儿，鱼卖了一半，再遇到好一会儿没有人来买鱼，旁边的摊子却一直不停地在给人称东西，殷勤地招呼着他们的顾客，就会让人感觉尴尬不安，仿佛我们卖的东西有缺陷，连带着我们都有缺陷了似的。尤其当人们在附近长期卖鱼的摊子上买了鱼，却没有在我们这儿买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忍不住燃起嫉妒的火苗，想，这些人不识货，我们的鱼多好呀，一点饲料也没吃过，绝对不是鱼贩子卖的那种鱼！好在这样的时候总会过去，一旦有人从水泥案板前经过，妈妈就会打招呼：“买条鱼回家去吃吃哎，自己家塘里养的鱼！”只要这人停下，一般都会买一条。到最后只剩下几条，我们就略略松了一口气，不用再额外担心什么，却又总想着要有一个完美的收尾，把所有鱼都卖出去。这时候我和妹妹往往会跑到菜场其他地方玩，把这最后的惨淡时光留给妈妈独自面对。剩下的都是鲢子鱼，人们走过来，总是要挑：“这鱼都死了！”妈妈说：“一大早才从鱼塘里捞出来的，卖到现在半上午了，鱼刚死的，保证新鲜的！就剩这最后两条了，你要就少把些钱，我称给你。”有些人撇撇嘴走了，有些人问：“好些钱？”最后鱼以便宜的价格全都卖出去，我们面前的水泥板终于又归于一片空白，只剩下些鱼鳞、血水干在上面，苍蝇绕着它们飞。妈妈把秤收到篮子里，把票子卷起来，小心纳进裤腰上隐藏的小口袋里，带我们在菜场买点豆腐干子、肥皂、洗衣粉，或是其他家里要用的东西，回去了。这时候菜场里其他卖菜的也大多已卖完东西，收拾家伙回去了，买菜的也只有零星几个，只剩下那些终日摆摊的摊主还在守着，等着中午买菜的人来。菜场里空旷起来，显出寂寞的样子。回去的路上，我们可以坐一截三轮车，不用在已升上来的烈日下走回去。到靠近童家坟山的分岔路边，我们下车，从那里走到河边，赤脚蹚过这时候已干得非常浅的河，走过河滩，穿过田畈回家去。

那时我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情感被小时候的记忆给攫住了。或者说，我没能用成年后的眼光来看待，意识到现在的事情虽和过去相似，但也已不尽相同。我们不再是仰赖这两袋子鱼的收入来生活的人。但在那时候，我仍然感受到了强烈的不安，害怕卖鱼会遇到麻烦，找不到合适的摊位，或鱼卖不出去，最终失败而归，诸如此类。这不安使我感到失落，它或许也来自一种想要安慰父母的心愿，想要向他们证明，他们的努力终将有回报，哪怕是这么一点钱，也足以给他们一些安慰，胜过毫无所得的空虚与失落。正是这种希望把鱼全部顺利卖掉，带一些钱回去给爸爸妈妈让他们高兴高兴的愿望，使我在过去卖鱼经验的影响下变得非常忐忑。路在开车的情况下变得很短，没过几分钟，我们就到了菜场外面还是过去那一块儿，只是金色的大字早已消失不见，如同会赋予菜场“青年”的名称的时代一样。它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乡镇菜场（随着我们的成长与出走，发现它只是普普通通的乡镇菜场，而不再能如童年时代将之视为记忆中最繁华的地方），里面一道道的水泥案板也没有改变，只在90年代末某个时候，上面贴满了地方当时流行的白色小瓷砖。水泥案板上方支了蓝色铁皮棚子，给卖菜的人遮阳挡雨。

这时七点刚过，天光正好大亮。菜场里已是人声鼎沸，摩肩接踵。三姐说：“哦豁，我们来太晚了，里面恐怕没地方了。”汽车和三轮车把进菜场的一小截路给堵住了，也有一两个开三轮车的老手，继续从人和车的缝隙中勇猛地开过去。逸永哥哥说：“这路开不进去了，下来走吧。”三姐下了车，跑到菜场门口一看，回来说：“里面都挤满了，没地方了，我们就在门口找个地方卖吧。”我们合力把鱼从后备厢抬下来，袋子太沉，我们抬不动，只好把鱼放到地上，拖过去。我心里一恻一沉。终于拖完这一小截路，到了菜场门口。菜场四周建了一圈小商品房，都是些一年四季卖水果、茶叶、干货、杂货之类的店铺。靠近菜场门口的小商品房，是一家做糖的店铺。店铺前摆了几张长桌，桌上摆着大铁盘，盘里盛着做好的糖，怕糖绵掉，上面都捂了塑料膜，一个女老板在桌子后面称糖卖糖。旁边路口还有一个鱼贩子，也穿着迷彩大衣，地上摆着两个大洗澡盆，盆里养着些鲢鱼、鲫鱼。三姐说：“这里人不少，我们就在这里卖吧。”怕开糖铺的嫌我们挡了他们家生意，她便从蛇皮袋里掏出两条漂亮鲢鱼，送给女老板，跟她说了两句。老板旋即答应我们在她店前的空地上卖鱼。

我心里暗暗赞叹，不愧是姐姐，知道怎么把问题解决。我们放下心来，把电子秤在地上放好，把鱼从蛇皮袋里掏出来，先掏十几条，放地上一一摆好。都是些很大的鲢鱼，爸爸在水塘里给我们捞鱼时，主要捞的就是鲢鱼，因为草鱼很少，留在家里都不够卖，而鲢鱼最多，也最便宜、好卖。我们把鲢鱼称为鲢子，本地最经常吃这种家鱼，便宜而受欢迎，最常见的做法是切段加辣椒酱红烧。我小时候吃鱼吃得太多，几乎到了反胃的程度，上大学离家几年以后，才渐渐回味出家里鱼的好来，这才开始在回家时变得喜欢吃鱼了。到这两年，我更感觉到家里养的鲢鱼的新鲜，只是这样简单烧出来，肉质却柔嫩细腻，冷了以后汤汁冻成鱼冻子，拌着鱼冻子一缕一缕地吃，味道更足。因此鲢鱼在乡下人眼中也是好的，虽不及鲫鱼那么受生活条件较好的县城人的欢迎。鲢鱼这时果然全死了，身上布满刚刚拖过水泥地时留下的血红细点。除了鲢鱼外，还有几十条大鲫鱼，装在一只大脸盆里，因为是用水养着放在车里的，这时还活得好好的。

空气很冷，冻得人手生疼，沾了水的手更疼。我们没带面纸，我只碰了几条鱼，勉强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就把手放进口袋了。三姐则不同，她拿的鱼多，手更脏，也更爱惜她的衣服，更重要的，是鱼主要由她来卖，要不断抓鱼称秤，手脏，也就没法把手放口袋里焐焐。在这件事上，三姐比我负责得多，也有经验得多，比我们都能干。1998年的冬天，我和妹妹念初三时，当时十几岁的三姐就曾和小刚表哥一起到孤峰去卖过鱼。孤峰是大姑姑和她的女儿所在的地方，因为是山区，没有什么鱼塘，鱼比我们这里更容易卖一点儿。孤峰离家几十里路，那时给汽车开的大路还没有修通，但家里已有了两辆大姐买给我们上学骑的自行车，要到这样远的地方去卖鱼，只有让小孩骑车去爸爸妈妈不会骑车。也是三点钟就要起来，爸爸妈妈把鱼用蛇皮袋装好，三姐和小刚表哥一人骑一辆自行车，每辆车的后座上绑两袋鱼，搭在车两边。两个人打着手电筒，在乡下黑漆漆的田畈间穿行。因为带着鱼骑车，要用力踩，一路上倒是不冷，只是害怕多过了累。经过田畈和村子时还好，至少地方开阔，并不需要爬山，最怕的是过几字岭的山。这至少有一半缘于大人的恐吓。小的时候，偶尔跟着大人去姑姑家做客，走到几字岭，即使是白日，都要战栗几分。几字岭是站在我们家门口就能望见的、往孤峰方向最高的山，也是那条路上第一座且唯一一座真正需要爬的大山，山路狭窄而崎岖，人只能呼哧呼哧爬上去，而大人们总是害怕小孩子不肯爬山，到了山脚下，就使出手段来恐吓：“跟紧了！几字岭山上有大老虎，不跟紧了在后头就被大老虎吃掉咯！”甚或只是为了逗小孩，也要这么说，看小孩吓得噤声缩身的样子，觉得好玩。这是我长大以后才醒悟过来的事实，几字岭在过去漫长的历史里，也许确实有过有虎或狼的时候，因此留下那样的传说，但那已不知是上百年或数百年前的历史了；我们对几字岭的恐惧却就此像种子一样被种下来，紧紧跟在大人后面，生怕落单，甚至只有走在中间，才觉得安全。因此当三姐和小刚两个大小孩在天光尚未大亮的几字岭上爬行时，心里的害怕可想而知。山太高太陡，车骑不上去，又拖着那么重的鱼，只能推着走。如此这般磕磕绊绊推上去，又磕磕绊绊推下来，两手使劲捏着刹车到山脚下，天色已大亮了，才松了一口气，继续往前骑。大表姐到乡里的街上来接他们，大表姐比我们大很多，从那时候到现在，她都在孤峰的街道上开早点店过去和大姑姑一起，现在独当一面他们就在表姐的店前卖鱼。也不认得秤，于是表姐帮忙称秤，最后带过去的鱼顺利地全卖光了，他们在店里吃了面条，又骑车回来。这一段卖鱼的经历留给三姐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到今天说起来，记忆犹新。

我们停下来没一会儿，就有人走过来，站到鱼旁边，仿如不在意地瞟几眼。我们开始自己的游说和招徕，亲切地说：“买鱼哎？这是我们爸爸在家里鱼塘里养的鱼，从来没吃过饲料的，过年家里打塘了，我们来帮他卖一些！”看鱼的人说：“看你们样子也不像是做生意的，这鱼不会是从湖州贩来的吧？”这下我们更理直气壮地说：“是的，你看我们哪里像是做生意的？就是过年回来才帮老爸老妈卖一两回鱼啊！你看我们这卖鱼的东西都没有，也不是长期卖鱼的样子。”“鱼都是一大早才捞起来的，没盆装水，鱼才在路上死的。”这时买鱼的基本上已打消了疑虑，如今也并不像过往，经常能碰到乡下自己家养鱼的，能碰到一回也是难得的。她问：“鲢子好多钱一斤？”三姐说：“六块五一斤。”我们卖的价钱跟旁边鱼贩子的一样，并不比他们的贵。她不再犹豫，指着地上一条说：“那把这条给我称了吧。”三姐热情地把鱼拿到电子秤上去称，没有塑料袋，就在三姐卖鱼的当儿，我奔去旁边卖杂货的摊位买了一捆塑料袋，回来给人装鱼。接二连三就卖出了几条。我们高兴极了。但这游说的话要时时说，每当卖过一阵，停歇下来之后，下一次再有人来的时候，就又要再辩白一次。还有自认对附近村子很熟的人，问我们是哪里的，待我们说了村子和爸爸的名字之后，那人说：“哦哦，我晓得他，他是那块养鱼的。”这下皆大欢喜，旁边的人听闻放下心来，纷纷让我们称一两条鱼。

每卖出一条鱼都让我们开心。卖出几条，三姐就从蛇皮袋里再掏出几条新的摆好。她把自己平常用的小包斜背在羽绒服外面，把收到的钱都塞进包里。这个包里今天早上除了爸爸给三姐的一小沓找零的钱，是特意空着带出来的，好回头看看卖鱼卖了多少钱。天实在太冷了，没有人来买鱼的时候，我们在那里蹦，让自己暖和点儿。一个棉袄外罩着灰格子外套、戴着灰色针织帽的大妈骑着一辆小三轮车来了，她把车也停在我们旁边。车斗里是一堆干枯的扫把，她老头子在家一把一把编好，她拿到市场上来卖，十块钱一把。我想，这倒是一个好主意，爸爸其实也会编扫把的，只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上街来卖当然也不可能，叫他在家里细细做这些零活，挣点这样的小钱，他肯定不愿意，同样收入也极微薄的。这只是贫穷遗留在我心中顽强的愿望，如同基因般渗透入根基，就像小时候在树林里捡柴火，每捡到一根好树棍就非常欢心。她也问我们的鱼，只是不买，倒是我想在她那买一把扫把，因为家里的扫把不好用了。三姐说：“扫把别买，回头叫爸爸在家编一把。”我只好作罢。过了一会儿，里面有块地方空了，三姐把鱼移到这块她觉得更好的地方，不再在糖铺门口了。糖铺这会儿生意倒很兴旺，正是过年边上，卖糖的到了一年中生意最好的时候，不断有人走来，围在桌子边看。我这才发现他们的“桌子”原来是过去夏天睡的凉床，只是底下垫高了，竹面上放着几只巨大的铁盘，盘子里盛着刚做好的糖。店铺里一口大铁锅，一个师傅正在熬糖，待锅里的糖浆熬成透明的、几乎快要凝固的液体，就把糖加进炒好的花生米里，揉成一团，堆到一个四方形木制模具里，用一个木头做的滚轮，趁烫立刻把糖滚成一个平平整整的大四方形。随即，随着糖冷却凝固，把模具取下，把糖切成一根根长条，再把长条切成薄片，如此，一片片的花生糖就做好了。糖铺里有三四个人，有的熬糖，有的切糖，有的装糖，有的卖糖，忙得出乎人意料我以为现在乡下买糖的人应该很少了。

差不多三小时后，最后一条鱼也卖完了。我们大松一口气，鱼终于卖完了！市场仍是热闹非凡，我们也去转转。菜场里还像过去那样，摊位上大多是卖蔬菜、肉类和豆制品的，有意思的还是自己从乡下各处到这里来卖东西的，其中最有本地冬天特色的是卖青皮甘蔗的板车。还是我们小时候常见的那种木头板车，也有骑电动三轮车的，长长的本地青皮甘蔗堆在车子里，一节一节的间节很稀疏，外面沾着在成长过程中积累的黑釉，显见是很好的甘蔗。卖甘蔗的老头站在旁边，有人要买，就用刀把皮刮干净，把甘蔗断成几截，给人装在袋子里带走。此外是四周的杂货店，卖锅碗瓢盆的，卖菜板的，卖一袋一袋敞开在门口透明大塑料袋里的茶叶的（本地人爱喝绿茶），卖装在塑料桶里给人冬天炖炉子用的粉色酒精的。这种酒精很便宜，却不好用，勺子一舀就碎，稍微舀几次，桶中心就汪出一堆液体来，积在那里。卖春卷皮的坐在一只煤球炉子前面，在鏊子上烫春卷皮。面团极湿软，在鏊子上一沾，随即拽走，鏊子上就沾下一张薄薄的春卷皮，可以揭下来了。卖甜酒酿的把酒酿装在一只只塑料桶里，摆在那里卖，前面用小杯子装了些酒酿，给路过的人试着喝，冰凉的甜。有人抱着孩子走过去，孩子的手上拿着刚刚买好的、卷起来的春联。我们买了小小的花炮和春联。回家路上，我问三姐今天卖了多少钱，把钱拿过来数了数，一共755块钱。我忍不住把这些钞票打开来，拿在手上，拍了一张照，像是要挽留什么。

【作者简介：沈书枝，80后，安徽南陵人。已出版长篇非虚构作品《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散文集《八九十枝花》《拔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