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文学翻译，一部作品就能走向世界吗？
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韩国作家韩江。颁奖词称：“她的作品直面历史创伤和隐性的规则，揭露了人类生命的脆弱……”文学作品如何在不同国别、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中脱颖而出？经历了怎样的跨国翻译和传播？这其中作者、译者、编辑甚至版权代理人，哪个环节起到了关键作用？近日，以“文学引进与输出”为话题，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国际版权专家、英国安德鲁·纳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驻中国代表黄家坤，作家许言午、辽京、侯磊、阿依努尔·吐马尔别克、孔孔以及编辑代表等共同探讨了中国文学对外输出生态——我们应付出怎样的努力，才能如活动主题所述，让文学成为“人与人之间最短的距离”。
走向世界的文学在于深度，而不在于尖锐
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韩敬群的成长和受教育过程中，文学的引进和输出，尤以翻译为主的引进工作，对青年文学修养的形成、文学体系的构建，都产生过重要作用。他提到八十年代的两套著名丛书《走向未来丛书》与《走向世界丛书》，甚至有人将由诸多学者名家编译的《走向未来丛书》视为中国的“第二次启蒙”。罗念生、朱生豪、李健吾、许渊冲、李文俊等翻译家对国外文学名著的译介，很大程度上丰富并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样貌。与过去相比，“现在的文学引进工作不再注重系统性，目光更多放在畅销书，也很少考虑文学体系的建构，甚至翻译质量也有所下降”，韩敬群说，在文学输出方面的问题更为切近，“走到世界去，并不是我们一厢情愿就能实现。对方会不会开门将你迎进来，会不会阅读你的作品？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从事版权工作近四十年的黄家坤一直面临这样的疑问与困惑：中国文学的引进与输出工作非常不平衡，“不仅在中国，纵观亚洲与欧美，总是我们买他们、看他们的作品多，对方看我们的作品少。”
汉语是全球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进入西方世界的汉译文学作品却并不多见，有一个例子可以衡量——过去十年中，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提名的超过100部作品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部是从中文翻译的，入围美国国家翻译奖的作品也存在类似情况。对此，美国Riverhead Books出版社一位特约中国编辑解释，这种情况一方面源于华裔是少数群体，以中文创作难以扩展到国际市场，很少像英语作家能够获得丰富的推广宣传以及资源平台；另一方面源于中西媒体的不融通，西方甚至对中国茅盾文学奖知之甚少，中国文学作品通过西方媒体的宣传与曝光度亟待提高。
这位特约编辑说，无论中外，大多数作家都真诚渴望与世界读者建立连接，事实上很多国家希望本土文化能够实现有效海外输出，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国也不例外。“文学是人的故事，并不是政治的故事，不要拿它作为文学唯一的表现途径与意义符号。” 据其介绍，今年8月，Riverhead Books出版社将出版作家张悦然的小说，直译名为《坐着的女性》。
许言午曾经中断写作多年，创作最新长篇小说《扬兮镇诗篇》之时，他也曾考虑是否应提前预设行文框架，规避风险，进入写作才发现并不需要——“作家不要自我设限。一些人眼中小说必须具有批判性，但我认为文学最大的价值在于深度，而不在于尖锐。” 真正的好作品不分地域国界，创作本身之外的客观原因并不足以阻碍优秀文学作品传播。
对此，辽京和哈萨克族作家阿依努尔·吐马尔别克也谈到，通过阅读不同国家的当代文学，普遍发现年轻人虽关注不同议题，有不同生活困难和困惑，但处理文学素材的方式值得交流与借鉴。同时作为出版社编辑，阿依努尔·吐马尔别克深知文学翻译与版权输出工作的重要性，“有次妹妹在国外一个咖啡馆看到当地语言写着要放映根据余华作品改编的电影《活着》，福贵身边最后一个亲人去世时，所有人都泪流满面。我想，这就是文学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
翻译之后，版权工作更加重要
黄家坤将“what、where、who”三个英语单词视为文学出海三要素——简而言之，作品写的什么？传播到哪去？卖给谁？由于文化差异，一些在国内为人熟知的题材在国外很难引起读者共鸣，比如历史内容。这是出版方引进需首要考虑的因素，在主题具有普适性和确保文学质量前提下，输出方和引进方的编辑对接工作尤为重要，甚至直接决定一部文学作品的海外输出是否成功。
参加国外出版社的编辑聚会，黄家坤很受震撼。“不仅限于作品，他们对自己负责的每一位作者都了如指掌，包括成长经历，创作风格，家庭生活甚至八卦故事”。如果编辑能与译者、版权代理人进行良性合作沟通，那么文学作品的海外输出成功率将会大大提高。
英国伦敦大学一位汉学系教授曾想翻译贾平凹《废都》，终因难度太大而放弃。聚焦上海文化的金宇澄长篇小说《繁花》，大量方言和地域特色，最后把法文翻译累哭了。同样，在国外热度高市场火的作品。引进到国内也有坐冷板凳的情况。
作家孔孔的小说由一位英国人翻译，二人每周都要进行几小时语音通话，交流问题。由于文化差异，有时要花很久解释一个单词或形容词。侯磊参加某个中外作家论坛也有相似感受，“双方学者翻译交流没问题，真正达到文学出版水平还是有差距。”
很多人简单认为，翻译完就等同于走向世界，其实不然。找到译者只是第一环节，对译者知识水平的了解、与译者的有效沟通，对输出目标地域的社会文化、文学市场、阅读生态、读者群体等进行系统调研与评估，这些工作通常需要成熟的版权代理人来运作。黄家坤透露，韩江的作品由韩裔美国人进行翻译，翻译灵活考虑到西方读者阅读习惯，因而作品英文版和母语版是有些许差异的。
“中国有非常多的优秀文学作品，太需要一个窗口了”，黄家坤建议在国内开办版权与海外输出培训。鉴于自己作品的海外推广经验，孔孔也提到，目前国内的文学海外输出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机制，渠道狭窄而分散，一些重要环节都是各起炉灶，难以形成合力。
因为不了解相关知识，黄家坤在与国内作家合作时还遇到不少尴尬情况。有位知名作家，团队签了独家代理，后来却发现世界各地译者都在销售他的作品，而且很多已经卖掉了。“他没有理解独家代理的意义是什么，只把我们当成作品译者之一。” 黄家坤说，版权代理人就像桥梁，作品翻译完的下一步，才真正面临走出去的实际操作。“作家觉得译者重要，实际上版权代理人同样重要，他们基于专业性，对作品的海外输出是有综合判断力的。”
当下传播模式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营销编辑王昊观察到，国内线上销售占比日益增长，尤其是一些视频平台，甚至比当当、京东等传统线上销售平台运营数据更高，用户粘合度更大。不同区域的营销手段也会随之改变，比如之前在美国《纽约时报》或《纽约客》写一篇书评，就会带动传播热度，现在则有所下滑。“表现方式变了、推荐方式变了，出版社的选择判断和作家写作风格会受到潜在影响。如果能够把作品热点与相应营销手段对接到一起，也许不失为一种有效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