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里的乡愁
在首都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室里，阳光斜斜地穿过窗棂，落在泛黄的书页上。一册册被灼烧、虫蛀、鼠啮、霉菌侵蚀的古籍，像一位位沉默的老者，承载着百余年的记忆，却因岁月摧折而支离破碎。
王岚的手轻轻抚过一页残破的书页，指尖触到的不仅是脆化的纸张，还是一段凝固的时光。手边的竹启、镊子、针锥仿佛时间的缝纫机，期待着通过她的十指，将断裂的历史重新缀合。
这个普通而别有意味的场景，正是一名古籍修复师的日常。
一
古籍修复，一个古老而小众、少为人知的行当。早在1400多年前，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便写道：“书有毁裂……裂薄纸如薤叶以补织，微相入，殆无际会，自非向明举而看之，略不觉补。”这是中国古代关于古籍修复的最早记载。
撕出如薤叶般细长的纸条，在书叶缺损处轻轻搭上，让它像从未破损过一样。只有当阳光透过细如发丝的接缝时，才提示它曾经受过的苦难——如此温柔治愈，无怪乎修书人也被称为疗愈书籍的“书医生”。
过去，售卖书籍的书肆、书坊和字画装裱店兼做修书生意。新中国成立后，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开始专设修书岗位。然而，绵延千年，修书仍然是冷门行当，尤其在全力追求经济发展的时期，全国上下的“书医生”一度不到百人。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发布，提出大力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推动古籍修复工作发展，这一行当逐渐受到重视。
也正是在2007年的一天，在首都图书馆采编中心工作了8年的王岚，因裱画问题请教馆内唯一的修书老师傅。老师傅听说王岚会国画，也喜爱传统文化，十分惊喜，“你不如来这个岗吧”。思考一番后，王岚向馆里提出申请，转身踏入了这个陌生行当。
虽然有美术基础，但一切仍要从头学起。从拆书、缝线开始，王岚跟着老师傅边学边摸索。此时，全国高校还未开设相关专业，好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每年会在各地办培训班，短则一个月，长则三个月。日复一日，学习、实践、切磋，王岚慢慢地成了一名修书人。
二
纸寿千年。不同于今日机械制造出的纸张，1912年之前，人们经一道道手工工序将植物纤维制成纸，再以传统工艺装订成书，其坚韧耐久更胜于今日的出版物。
但一册册书卷在世间辗转流传，仍经历了重重劫难：霉烂蠹蚀，破损粘连，以及无尽的灰尘，淹没了最初的纸润墨香。
修书并不像想象中那么优雅文艺。“那些书要多脏有多脏，要多破有多破，抖搂一下都掉渣，两只手真不知道该拿哪里。”偏偏修书时不能戴手套，需双手洗净，直接触摸纸张，感受纸张的肌理质感。因而，刚开始修书时，王岚觉得很不适应。
但恰恰是这些污损朽烂、看似毫无价值的断纸残篇，承载着古代的笔墨，凝结着历史的技艺，甚至可从中窥见一个文明的呼吸。这些不可再生的文物，唯有依靠修书人的手艺才能延续寿命、赓续使命。
通常，需要修复的古籍先在冰柜里冷冻5—7天，待蠹鱼、书虱、黑毛皮蠹等书虫冻死后，在常温下进行修复；修复结束后再冷冻，最后放到恒温恒湿的书库里长期保存。修复师会依照《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对书籍破损程度定级，制订修复计划，并在整个修复过程中进行拍照记录，最后撰写详尽的修复档案归档。
用补纸修复虫蛀、火星造成的小破损，是古籍修复中的一项“精细活”。中国传统手工纸种类众多，按原料大类可分为麻纸、皮纸、竹纸、草纸等等，每个大类里又有许多小类，如檀皮纸、桑皮纸、苎麻纸、白麻纸、混料纸……要寻到材料一致、厚薄相同、颜色相宜、帘纹相近的理想补纸并非易事。为修复1904年为慈禧七十寿辰颁布的一卷诏书，王岚反复做了多次染色实验，还专程到安徽泾县拜访非遗传承人，只为配出诏书上那抹明艳的帝王黄。
比修复蛀洞更需要耐心的是缓解纸张的酸化。岁月流逝，导致纸张的主要成分纤维素氧化，稍有不慎便成齑粉。因此，需采取传统的脱酸工艺，以毛笔蘸取氢氧化钙溶液，轻刷酸化严重的地方；或将整张书页浸入温水或脱酸溶液中反复漂洗，直至焦黄刺鼻的污水变得清澈。
王岚曾参与天坛藏清道光刻本《太常寺则例》的修复。此套书详尽记载了清代北京各个坛庙的祭祀仪规，极具历史价值。刚打开函套时，只见字迹清晰，没有虫蛀，仅见纸张四周因酸化而呈咖啡色。本以为能轻松修复，真正操作起来才发现极耗时间，一天只能修两到三页。“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纸张酸化修起来比修补虫吃鼠咬还要难。”
三
古籍修复是一门手工活，修书几十年的老师傅，指纹会因无数次摩挲纸页而磨平。而王岚也总是自称“手艺人”，如果有段时间没有修书，就会心慌不适，“这和练书法一样，一天不写自己知道”。
尽管古籍修复以手工为绝对核心，但并不拒绝现代科技的加持与赋能。
显微检测技术能分析纸张纤维结构，帮助修复师找到更契合的补纸；pH表面酸碱检测仪能在不损伤纸页的情况下测定酸碱度，为调配洗酸溶液提供参考。国家图书馆也已研发出纸浆补书机，修补整张书页的虫洞的速度大大加快。
只是，机器再精准，也不能像指尖那样感知纸张的质感。事实上，纸浆补书机对纸张的匹配度要求极高，因而应用范围有限，凡细微处还得依靠人来修补完成——技术为人所用，最终还得回归手工。
虽然修复方法还是延续传统，但修复的理念却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步更新。诞生于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创造性地提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必须遵守“真实性”与“完整性”两大原则。时至今日，中国的修书人们也逐渐形成共识：古籍修复应尽可能地谨慎小心，遵循最小干预、修旧如旧、可逆性三条准则。
王岚说：“我们不会像过去的一些修书人那样，擅自在书卷上补字。对于化学用品的使用，我们也非常谨慎，因为无法预测随着岁月流逝会对纸张造成怎样的影响。”
现在，王岚最常用的修复工具仍是自制的竹启子、小针锥，以及自己用淀粉冲调出的糨糊。“用淀粉糨糊做黏合剂，不仅因为它安全无毒，还因为它有着易于揭除的特点。”用糨糊修复的书，浸泡于温水中，还能再次揭开、拆下，这就为后来人的再次修复留下了空间。
至今，王岚还记得修复专家朱振彬老师对水渍的独特处理方式。那是几年前，她向朱老师请教关于书页清洗的问题。原以为老师会指导一两种将书页彻底洗净、令其焕然一新的妙招，没想到他却说：“其实留下一点水痕也无妨。”
王岚看到了朱老师所修的《韶山毛氏族谱》的照片。修复前，书页纸张因浸水变得褶皱不堪，水渍形成的黄褐色边缘非常明显。修复后，书页平整干净了许多，但仍有淡淡的水痕若隐若现，平添了一抹岁月的痕迹。
朱振彬说：“特意不洗干净，留下一点水痕，也是告诉后人，这本书曾经被水洇过。破损痕迹也是书籍递藏过程中的一部分啊！”
如此“修旧如旧”让王岚既震惊又钦佩——古籍无须修到全新，而是要保留一点故纸的“旧气”，在接续文物存世光阴的同时，依然保存它的沧桑感，将对历史的无尽想象传递给后世的人们。
四
修书人是寂寞的。修书如修行，通常，一桌一椅，一人一书，一支毛笔，一碗糨糊，便是枯燥悠长的一天。
修书人也是孤独的。修书十六载，王岚修复过的古籍几百本，而首都图书馆馆藏古籍40多万册，需要修复的不在少数，“不仅我们这批人修不完，可能几代人都修不完”。放眼全国，经大力推动，全国的古籍修复师已增至千人，但相比浩如烟海的待修古籍，同样是杯水车薪。
青灯古卷、劳作无尽之外，修书人的孤独和寂寞还在于，他们总是被反复问到同一个问题：既然纸张的破损、老化、腐朽是不可逆的自然规律，既然已有技术能将所有古籍电子化并广为传播、供人使用，为何还要像西西弗斯那样，执着于一次次抢救那些终将湮灭的残卷？
曾经为这个问题困扰过的王岚，从业多年后，已能清晰地从理论角度解释这一疑惑：“古籍保护方法从理论上可以划分为三种：原生性保护、再生性保护和传承性保护，三种保护缺一不可。在原生性保护中，古籍就是保护的主体对象；再生性保护则是针对文字内容的资料性保存，让尘封的古籍免于藏而不用的遗憾；传承性保护的主要形式有面向社会大众开展与古籍保护相关的展览、报道和互动体验，吸纳更多的人参与，从整体上增强古籍保护事业的力量。”
然而，这样客观理性的回答似乎缺了些什么。事实上，在王岚的内心深处，还存在着另一个基于情感、源于热爱的回答。
那是某年她在从丽江返回北京的飞机上冥思苦想后的一次“顿悟”。
那一年，她到丽江探访东巴纸，跟着东巴纸传人到山坡上采荛花，剥掉荛花枝条的外皮，用菜刀剁木芯，用脚踩木碓舂料，在竹筒里捣料……她在东巴文化博物馆看到写满东巴文的经书，感受到东巴纸是如何凝结纳西族的文化与宗教、连接雪山与它的子民的。但同时她也得知，现在的纳西族青年大多不认识东巴文字，也不再有人抄写东巴经了。分散在亚洲、欧洲、北美的图书馆中的一万多卷东巴经，现在仅仅作为藏品存在于世。
“当一件物品脱离了实用价值，还能存在多久呢？既然要与时俱进，我们执意保护、努力传承的又是什么呢？”在回北京的飞机上，王岚思考着。
在飞机落地的瞬间，脑海里的古城雪山被眼前首都的璀璨灯火替代，但仍然令人止不住地回想。她忽然意识到，就像人有乡愁一样，一个民族也无法停止对自身记忆的温柔凝视：“那些技艺与文物的存在，唤醒了我们精神家园中那一缕远去的乡愁，不由得让我们回想起祖先的血脉曾与这些手工技艺紧密相连的历史。那是延续人类文明的历史，其中蕴藏的深厚情感是工业制造所无法取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