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象，1984年生于山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四十二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山西文学院第七届签约作家。小说散见于《都市》《上海文学》《青年文学》《西湖》《青年作家》等刊物，著有《外省青年》等三部文学作品。曾参加第九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第三届华语青年作家写作营。有小说入选高中语文试卷。

吸火的人

张 象

A

许多年前，银杏树刚挂青果的季节，我见过一个吸火的人。

我坐着轮椅，母亲在我身后推着我，车轮碾碎银杏树斜斜的影子。我看到了烟，那烟呈淡蓝色或青白色，横飘过来，旋而上升，很快，消散于无形。我一低头，看见了他。他穿着什么衣服，我已经忘了，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我造成的影响。我想穿过时光小巷，跟着记忆的双脚，掰开被命运揉成一团的往事，看看里边的幽暗辉煌。

那一年，鸣蝉衔夏，露水惊虫，差一点我就升入了高中。可惜，毕业在即，我打篮球时被撞骨折，紧急送医，做了三场手术，依然无法站立。转到康复科，那个秃顶医生总是笑眯眯的，说还好还好，不严重。问他什么时候能好，他说理论上也快。那实际上呢？实际上有个体差异。父母在我面前也笑逐颜开，作轻松状，但我总感觉那是强颜欢笑，背后似藏着什么隐秘，疑心我这病怕是好不了了。

我的心情很坏，大喊大叫，见什么都摔。为此，母亲不得不把给我的碗筷和勺子都换成不锈钢的，父亲托关系送礼，把我弄到单人病房。单人病房的窗外，有一棵一人高的银杏树，我就是在那棵树下见到那个吸火的人的。但我当时并没有看到火，我只看到了烟。淡蓝或青白色的烟，从他胡茬环绕的嘴里溜出来，横飘一阵，上升一阵，袅袅于天际，眨眼间消散，像人的一生，短暂而缠绵。

而在见到他之前，我先听到的，是他的声音。或者说，是他发出的声音。

那时候我不能动，羡慕一切长脚而能动的物体，也羡慕风。风没有脚，却自由自在，想走路走路，想上树上树，翻山越岭，跨越江湖，无拘无束无碍。而我有脚，却只能躺着、坐着，在窄窄的病床上思考人生，有时仰起头，透过小小的窗户看方格子玻璃外的凉风，把树梢、云朵以及过路人身上的叹息吹来吹去，心里会异常的伤感。

有一天夜里，刚吃过晚饭，隔壁电风扇带起的微风吹来一阵口琴声，声音悦耳纯净，像一群圆滚滚的野鸽子在飞。那是一首我父亲在家时也喜欢哼哼几句的老歌，旋律熟悉，歌词慷慨激昂：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风霜雪雨搏激流

历尽苦难，痴心不改

少年壮志不言愁……

少年是少年，壮志却无，站都站不了，谈何雄心壮志？我不想再躺在床上研究天花板，心里烦闷，使劲地拍打着自己的头。母亲松开我的脚，飞扑到床头，嘴巴张了张，什么话都没说，紧紧抓着我的手，喉头蠕动，双眼通红。父亲打热水回来，看看我，又看看母亲，鬓角倔强地翘着，仿佛更白了，他叹了口气，放下暖瓶，又走了出去。

翌日午间，一个老人来到我的病房，他和风一起挤进门，风的头上拴着一群红草莓，草莓下是塑料盆，盆下是一双黑瘦的手。草莓不错，大而红，尾巴上的叶子新鲜，比盆的颜色更绿。父亲从门口的旧皮沙发上跳起来摆手，说，不用不用。老人咳嗽一声，不好意思，哄我孙女的，打扰你们休息了。硬抓了一把草莓搁我床头柜子上。柜子也是不锈钢材质，已磨得发亮，七八个草莓坐在上面，几乎要打滑。我戴着白色颈托，三十度角坐着，母亲正在喂我她自己熬的骨头汤，见状端着碗站起来，说，您太多心了。老人笑笑，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几分，一双浑浊的眼睛转动着，看了看我。我喉头一动，想要说些什么，但可能是汤太烫的缘故，终究没有说出口。

下午三点，我吃水果，草莓和火龙果，一个太酸，一个又太红。我看不见，母亲将毛巾蘸水，把我的嘴唇擦了又擦。随后，短发浓眉的王护士来了，她的年龄比我母亲还大，嗓门洪亮地指挥我父亲把尿袋清空并关闭，抱我上轮椅。又是眼前一阵阵发黑，耳朵里像塞着一窝蜜蜂，乱哄哄的，椅背往后放，三十度、四十五度，慢慢加，过了几分钟才缓过来。也只能坐到六十度，太直了胸口闷，不好喘气。

推轮椅出门，太阳如碗大，母亲事先给我戴了顶蓝色的棒球帽，罩住我的光头，阳光依然有些晃眼。天很闷热，一只鸟都无，我伸手把帽檐往下拽了拽。母亲推着我，穿过一个栽了许多树的水泥地院子，拐了两个弯，路过几个穿白衣的女护士和陌生的病人家属。

康复大厅人很多，拖着断臂残肢的男女老少和他们的家属（也可能是护工），正在锻炼或排着队。无论锻炼的还是排队的，都在说话，有一两个沉默的也在看手机，视频声音很大，气氛极热闹，与墙上贴着的“请保持安静”组成一对反义词。我要先练站床，前面还有两个人排队，便到一张蓝色PT床前休息等待。轮椅方刹，一个苍老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哎，来了？我戴着颈托，扭头不便。母亲说，就是中午送草莓的。

半个多小时后，轮椅开动，角度变换，我看到了那个老人。他在人群中显得更小、更黑，手里拎着一个印有小鸡图案的粉色保温壶，坐在床沿，盯着一个小孩做康复。小孩是个女孩，竖趴在PT床上，一条乌黑的马尾辫一晃一晃，侧面看，戴着一副圆眼镜，她在专心玩手机，看不清脸。视线沿辫子往下，再往下看，蓦然就看见了她的腿，少了半条，宽大的裤腿挽在大腿上，膝盖缠着白纱布，纱布外一圈褐色绳索，绳头朝下，和PT床垂直，吊着一块红色的砖头。膝盖以下，空空荡荡。老人咳嗽了两声，像是对我们做介绍，又像是自言自语，说以后可以装假肢，不会影响走路。我母亲羡慕地说，那挺好，能走就行。

第一次，被犯人似的五花大绑在床上，因直立性低血压，一站就晕。试了几次，只能站三十度，再往上就眼花、喘气难、想吐。康复师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冲我竖起大拇指，说，第一天来，没晕过去就很棒了。他做了个翻白眼的动作，说这样的病人见多了。

做完站床，又做了经颅磁刺激，还有其他两项治疗，等回去时，大厅里的人已少了一大半，那爷孙俩早不知去向。母亲推着我走出去，下坡时要倒着走，以防万一。待下去以后再调转车头，我可以看见前面，太阳偏西，地上的树、花和草，以及院里停的车，飞舞的蝴蝶和蜜蜂，路过的人，都像是披上了金色的纱衣。外面的空气清新，起微风，隐约夹杂着不知名的花香。轮椅路过我那间病房，夕阳洒在玻璃上，玻璃外那棵银杏树结青果，累累青果下，我看见了他。

送草莓的老人，扶着银杏树站在我窗外，黑色的指缝间夹着白色的香烟，不时咬一咬过滤嘴，火光明灭，烟头闪烁，就有淡蓝或青白色的烟从他的唇齿间跑出来。母亲挥了挥手赶烟，笑对他说，别吸了，咳嗽还吸烟！老人一回头，笑出几颗黑牙，说，我吸的不是烟，是火。人们都笑他，老糊涂了吧！他也不争辩、不解释，默默地蹲下去，继续吸他的烟（或者说火）。夕阳下，我看见他的身影又小又孤独。

那时候，我不知道他说的“吸火”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吸火的人会吹口琴，晚饭后，睡觉前，七点多到九点多，不影响左邻右舍。

这天晚饭后，父亲又去忙了，他是个出租车司机，微胖、秃顶、眼袋大，白天、黑夜两班倒，运气好时一月能赚一万元。母亲给我清空尿袋，擦洗身体，按摩双腿，她没话找话，说隔壁吹的是一首山西民歌，她小时候听过，歌名很有意思（但是我忘了），我手机上搜出来听，是这样的：

头一回去你家，你呀你不在；

你妈妈，打了我两锅盖！

第二回去你家，你呀你不在；

你爹他，打了我两烟袋！

第三回去你家，你呀你不在；

你家的大黄狗，把我咬出来！

第四回去你家，你呀你不在；

你妈妈，说你嫁到了口外！

第五回去你家，你呀你不在；

你爹他，说你进了棺材……

母亲喊，呀，关掉关掉，这啥歌呀！以前没注意，“棺材棺材”的，不吉利……我的母亲以前上过班，在煤矿上搞污水化验，后来因怀了我，怕污染，就辞职不干了。再后来，我一天天长大，父亲说他赚钱养家，让母亲专心带我。母亲从接送我上下学到辅导作业，每天来回要跑八次，总计超过两万步，所以她的身材一直没有发福，相夫教子也很幸福。然而在初中毕业前夕，儿子却遭遇到这么一大劫，她的长发好久没有焗了，发根白色的部分越来越多，脸色亦憔悴，不知今夕何夕。

过了几天，母亲过生日。在医院，本来没心情庆祝，母亲卖保险的闺蜜刘阿姨来看我，还带来一个水果蛋糕，顺便做成一笔买卖——成功说服母亲给我买了两份保险。父亲有些不高兴，他一直认为保险就是忽悠，就算给朋友面子，买一份就好，何必买两份？气鼓鼓地张罗他老婆吹蜡烛、许愿、切蛋糕，完了第一时间给隔壁送了两块。没一会儿，墙那边传来一首《生日快乐》，口琴吹的，磕磕巴巴，不太熟练。母亲竖着耳朵说，还挺有心。父亲收拾残局，余怒未消，硬生生地说，你猜是爷爷吹的，还是孙女吹的？

次日去康复大厅，母亲说，昨天晚上有心了，《生日快乐》歌，感谢。老人笑呵呵地说，是小雨吹的，教她学口琴呢。母亲眼里的光亮了一下，说，好啊，学点艺术，陶冶情操，还可以锻炼肺活量，好！迟疑片刻说，一个也是教，两个也是教，要不连我儿子一起教了？老人想都没想，爽快地说，能行。却又面露难色，我们那头是双人间，咳咳，人多怕不方便……母亲说，去我们那头嘛，还有沙发。老人点头说好，母亲就打电话给父亲。

从此以后，每天晚上，我就和那个叫小雨的女孩一起学口琴。小雨起初很害羞，低着头不说话，两天以后，慢慢熟了。那段时间，我们病房很热闹，电风扇呼呼地吹着，老人坐在旧沙发上，双手托着一把口琴，口琴很老了，银色的琴身上坑坑洼洼，漆掉了许多，露出黑色，像未凝固的水泥。琴身上的字迹也模糊，“光”字被磨掉一半，只余一个“國”字有几分峥嵘。小雨说，国光牌的，爷爷吹了几十年，还没坏。

我靠在摇成四十五度角的床头，捞起父亲新买的口琴。小雨坐在轮椅上，和爷爷面对面，在我斜对面的位置。她的口琴和我的是同一个牌子，“天鹅”复音二十四孔，只颜色不同，父亲买的时候银色已卖光，只余金色。

小雨学过了，不过再学一遍也可以，能巩固一下学习效果。口琴其实很简单，它有二十四个孔，每个孔都有上下两格，单吹上格，或者单吹下格，都是单音，上下两格一起吹是复音，有音调标志，就是有C的这头，要拿到左边，左右手都是用拇指和食指，对，咳咳，这样捏住琴缘，其余的三指尽量并拢……老人讲得细，我很快知道了口琴的构造、握法、练法，先中间后两边，从中音区练到高音区，再从低音区练到高音区，记住音阶，练好吹吸，再练简谱，等等。

第一首歌，学的是《东方红》。而后又学了《映山红》《彩云之南》《生日快乐》等。还有一首新疆民歌，就是那首“达坂城的石路硬又平，西瓜大又圆呐，那里住的姑娘辫子长哦，两个眼睛真漂亮”，当他吹到“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时，表情十分生动，像阿凡提一样挤鼻子弄眼的，看看小雨又看看我，搞得小雨标致的鹅蛋脸白里透红，我也觉得怪怪的，不吹了，大人们都哈哈大笑。

最让人感到伤感的是那首《驼铃》，那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会是他教给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歌词就是在告别：

送战友，踏征程

默默无语两眼泪

耳边响起驼铃声

路漫漫，雾茫茫

革命生涯常分手

一样分别两样情

战友啊战友

亲爱的弟兄

当心夜半北风寒

一路多保重……

一个雾蒙蒙的清晨，护士导过尿后刚出门，父亲接了个电话，把手机递给我。我闭着眼睛想再眯一会儿，耳中却听见小雨的抽泣声。

母亲从家中来，进门说，好大的雾。她手里提两个保温桶，放下后，擦眼镜，又戴上，拧开一只桶舀丸子汤。父亲把另一只打开，热气、香气同时出来，第一层是蒸鱼豉油水蒸蛋，第二层是葱花烙饼，烙饼下面焐着蒸红枣。父亲看母亲说，你去，给小雨送上一份，一会儿我去外面喝碗头脑呀。母亲瞪着眼睛不理解，父亲简单说了下，母亲就拿了个空碗，夹起烙饼，语速极快地说，有这种事？那我赶紧去！

此后，我家仿佛多了一个小我一岁的女儿，父母主动承担起照顾小雨的责任。对于小雨爷爷留下的那个牛皮纸信封，他们讳莫如深，很少提起，只说小雨爷爷去找天鹿神涎了。我说，天鹿神涎？那不是个传说吗？父亲说，对，传说郭子仪当年腿摔断，就是鹿水的天鹿神涎治好的。我说，传说不是假的吗？母亲接茬说，也不一定吧。

B

许多年后，又是银杏树刚挂青果的季节，我再次来到这家医院。

母亲坐着轮椅，我推着她。这是一个阴天，银杏树长高了不少，却没有一点儿影子，树下那个黑而小且瘦的老人，早已不在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所有的烟都在风中消散了，唯火光的倒影还在。

那年夏天，小雨爷爷不辞而别，我的父母为了照顾小雨，把我从单人病房转到隔壁，和小雨一起，双人间，开门见窗，窗户正中贴着一个红色的福字。窗户两侧各一张床，小雨睡西床，我睡东床。刚搬过去那天，小雨没戴眼镜，眼睛红肿，手里握着一把淡绿色的梳子，背靠墙梳头。窗外没有遮挡，清晨的雾散了，阳光悄悄地攀过砖墙，飞过玻璃窗，像一群金色的蝴蝶落在她身上，她的肩头闪闪发亮，长发像披上一层金子，手、脸、背、腿，所有的美好和丑陋，全都在发光。我呆了一呆，看她梳完头，甩了甩那条漂亮的马尾，父亲和母亲出出进进，不断地把脸盆、餐具、卫生纸、X光片之类的东西搬过来。

我的身体还是不好。颈椎手术的线拆了，所谓线就是像订书针一样的缝合钉，好像我是一本书。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只是有的人需要订书针。医生说伤口长得不错，很整齐，躺着时不必再戴颈托，腿脚比刚做手术时进步一点，仍不能抬离床面。还是尿不出来，导尿管长期留置容易感染，改成间歇导尿，每天护士来五次，有时是六次。六个护士全给我导过尿，有一个姓胡的，个子挺高，每次将导尿管插进去就跑了，等她去给别的病人插完回来再拔导尿管，拔完我的去拔别人的，仿佛我们都是她的庄稼，一茬一茬收。喝水定时定量，一日三餐、水果、牛奶，水分都算，每日摄入不得超过两千毫升，如果单次尿量超过五百毫升，护士会批评，说有反流到肾的风险。

换病房后首次导尿，父亲拉隔帘时，左边露出一块，右边出现空白，最后中间一道缝没有拉严。等母亲阴着脸协助他拉好，再次提起尿壶时，悲剧发生了……我的心情灰暗到极点，护士却很高兴，好事，漏尿了，说明你神经有所恢复，以后就自己先尿，尿不出来再导。母亲的脸色顿时阴转晴，指挥父亲去给我拿一条裤子换。

一日三餐，母亲都先问她，小雨，你想吃什么？小雨总是脆生生地回答，阿姨，我都可以，我不挑食。然而很快，我们发现，她每次都把香菜挑出来，偷偷扔掉。以后，母亲做饭就不放香菜。父亲也是，叫外卖都要细心备注。母亲知道我无香菜不欢，就给我单独备点，拿保鲜袋装了放在病房，吃饭时我自己放。

不知是因为我尿得越来越多，导得越来越少，坐得越来越稳，站床越来越高（上八十度而不头晕），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我的心情比住单人病房时好多了，不再乱摔东西，也很少大喊大叫了。

每天，我和小雨同时起床。她自己会穿衣服、脱衣服，自己可以吃饭、吃药、刷牙、洗漱、睡觉，上厕所也能自己解决，甚至，她自己上下轮椅都很矫健。我父母照顾她，比照顾我省心多了。可能唯一麻烦点的，也只是她膝盖断面的伤口三个月没有愈合，腿肿，胀痛，化脓，医生每天清理创口，消毒并换药，这时候需要搭把手。

一起去康复大厅，父亲推着我，母亲推着小雨，有人打招呼，问，都是你家的？母亲笑笑。父亲却一脸正经，对，你看都像我吧？对方就用一种同情的目光，看着我们“一家四口”。有一个老太太信以为真，说，我咋觉得，这儿子的嘴像你，女儿的眼睛像妈呢？我和小雨相视而笑，父亲却很淡定，说，都行，你说像谁就像谁！也有老病友问，父亲就会说，临时帮帮忙，她爷爷有点儿事。

练完如果还早，我们会一起去院子里晒太阳、赏花、看鸟。小雨教会了我自己开轮椅，两只手分别抓住左右两只轮子的外延，往前滚动。这时母亲就去准备晚饭，父亲远远地抽烟，时不时朝我和小雨看一眼。

这医院原来是个疗养院，院子很大，有很多树，杨树、柳树、槐树、梧桐树、加拿大树，还有山楂树和枣树。花也很多，但是最适合晒太阳的那一块空地上，只有淡黄色、乳白色的小野花，不知道名字，被风吹得摇头晃脑。树上经常有鸟逗留。最多的是喜鹊，花衣裳，尾巴长，叽叽喳喳说话忙。我们在那里看了很久的鸟，也说了很多的话。

有一些话，别人在的时候，小雨没有说过。所谓别人，不仅指我父母、医生、护士，还指一切身体健康没有残缺的人。我们自认是命运的弃儿、折翼的天使、世界的阴暗面。那些健全的人，活在阳光下的人，没有办法完全感受到我们的苦痛，包括身体的、内心的。像歌里唱的：“一生不可自决。”当初来到这世上，没有人征求过我们的意见，现在生病受伤，命运如此不堪，也没人和我们商量。人类与虫豸、蝼蚁，本质上有什么区别？都很脆弱，随便一场意外都可能要了命。真要了命倒也不怕，怕的是只要半条命，像我们这样，活，活不好，死，死不掉，这才是最痛苦的。

不过，我们也有乐观的时候。毕竟我们还年轻，时间会站在我们这头。而且人类终究不是蝼蚁，会发明、会创造，相信我们可以等到医学突破的那一天。我们相约，等我们好了，要一起去下馆子吃饭，而不是只能点外卖；要一起去骑自行车，而不是只能看别人骑；要一起去看演唱会，而不是只能看手机……

晚饭后，吹口琴，“东方红太阳升”“岭上开遍映山红”“送战友踏征程”“达坂城的石路硬又平”……每一首都会让我们想起小雨的爷爷来。半个多月了，他还没回来。小雨很少提起他。我们提起时，她也很少接话，只是茫然地看着远方，仿佛在我们看不见的某个山头，她能看见爷爷向她招手。

我比之前又进步了一点。医生说我核心稳了一点儿，直立性低血压有缓解，又给我增加了一些康复项目：下肢机器人、踏车、扶着助行器练站，都是被动的。我腿上没有力气，试过几次，锁不住膝盖，需要有两个人把我的膝盖顶住，我才能扶着助行器，慢慢地、勉强地站起来。也坚持不了多久，最多十分钟，就想坐、靠，甚至躺。

小雨自理能力远胜于我，但那半条腿永远长不出来了。这种遗憾，本可以靠义肢弥补，不料她又趴在床上吊腿，戴着耳机，刷甜宠剧，我在PT床旁的器械上踏车时，她的主治医生追到康复大厅，摘了眼镜说，伤口愈合得不理想，需要二次手术，还是要把膝盖切掉……父亲给母亲递了张纸巾，悄悄说，老高回话了，没打问到。母亲擦擦眼睛，压低声音道，你那同学，经常喝得亲妈都不认识，要不你自己去一趟？

手机铃响，小雨不认识这个号码，但是电话一直打。父亲接到手里看了看，说，你老家的，我接吧？小雨点点头。父亲接起来说了两句，就往出走。过了十来分钟，他又回来，表情很怪，说，有人找小雨，咱们回病房吧。

天更阴了，墨黑。斜风细雨吹人脸，酥痒。到了住院楼门口，一个扎着长辫子、双目有神、身着蓝色粗布短袖的小伙子迎上来，随我们进了病房。他站在地板中间，像一棵树，一口气喝完一整瓶矿泉水，掏出一个蓝皮证件，说自己来自鹿水，是天鹿山的青年道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