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犸2024
文化和文明是系统的，也就是说，它们根据一整套以“是”或“否”的形式做出的相互关联的选择而运作。
——福 柯
我想写一则关于父亲的故事——起初，我的确是这么想的。
当时，父亲头一回被腰椎间盘突出放倒，在床上躺了一上午。而我刚刚放学回家，正在做饭的妈妈嘱咐我替她照看他。对于如何照看一个人，我没有任何概念，只能搬来板凳，坐在床边。不管我当时想做什么，实际在做的只是观察他。他面如土色，颓丧得叫人吃惊，甚至像一个死人，让人不忍直视。爸爸死了吗？这个念头说实话有点吓人，还让我羞愧自责。正因如此，我站起身，走到窗前拉开窗帘。阳光涌进来的方式无比慈悲，而我只有十几岁，在这个年纪，总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总觉得随时随地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天使就会抚摸你。
我转过身，看着父亲。在我们之间，银白色的尘埃缓缓荡漾。他仍然平躺着，姿势没有任何改变。我看不清他。床好像正在飘走。我发现父亲不但没有被照亮，还显得更加遥远，我这才意识到，他似乎永远都待在角落里，或者说，他拥有这样的异能：他待在哪里，哪里就会成为角落。
就在那时，我想，我要为父亲写一则故事，不然，我还能怎么照看他？
父亲说话了，叫我过去帮他翻个身，把膏药撕下来。掀开毯子，他的上身赤裸。我一只手按在他的肚皮上，另一只手伸到他的背后，整个身体贴着他，以便支撑他。触到满是汗水的肥腻皮肉，我一个激灵。这就是我的父亲？这能算是我的父亲吗——这具沦陷在脂肪当中的肉体。这种感受如此深刻，以至于我在恍惚间觉得，我以往对父亲的所有了解都失效了，只有这一瞬的触觉才是真实的。
所以，我想写一个与父亲有关的故事，但到头来，它只涉及肉体，逐渐衰老的肉体。
1998年夏天，我接到一封来自上海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不假思索地逃离了故乡。从那时起，我开始怀旧，并且开始在暗地里书写自己的私人史——“故乡”是第一个词，是我的开端，是一只用来收藏童年的旧匣子，是倏忽凿穿混沌之后遗留的三刀六洞。
坐上离乡的火车之前，爸爸、妈妈、哥哥和我，一家四口拍照留念。相片上我的表情在今天看来神秘莫测。那不是一个快活的或哀伤的表情，总之它不适用于即将到来的远行，不能佐证那些兴奋与不舍，与离愁更是毫不相衬。那表情太过单调，连茫然也称不上，只能使人从中感觉到脸的无能。
火车经甘肃、陕西、河南、安徽、江苏五省，一路上，大地由黄转绿，沙枣的清甜跟羊粪的腥臊都还没来得及散去，随着呼啸的北风和我的西北口音奔走了几千公里。我没有被窗外的风云流转吸引，只是想着我从未看过的魔鬼城、月牙泉和鸣沙山，它们在我的故乡当中扮演抽象的部分，对这种抽象的拨乱反正迟迟没有发生，这一延误让我只能以痛苦和遗憾的方式去依恋它们。
习惯使然，我总是低着头，盯着脚底。在火车上是如此，下了火车还是如此。我的整个大学生涯懵懵懂懂，没有看过世界，却还在体验驰骋、颠簸以及晕车的感觉。
毕业以后，我留在了上海，饱食终日，但一事无成。简而言之，从1998年到2013年，我过着微不足道的生活。在这期间，我换过几份工作，结了婚也离了婚，每逢假期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回乡探望父母。他们固然会有些抱怨，但没有强烈反对。他们不仅理解我，在一定程度上，还怂恿我忤逆他们。毕竟，我没有成就，没有财产，没有家庭，没有衣锦还乡的资格，而随着离家的时间越来越长，亲友们对我的印象越来越淡，我的回归会越来越像某种入侵。
母亲曾来上海陪我，但不过几个月时间就无法忍受我。在连续两次争吵又和好之后，一个晚上，她洗过碗，无声无息地走到我身后。我没有转身，只是停下手上的活儿，通过电脑屏幕上的倒影望着她。她犹豫了一下，然后伸出一只手按在我的肩上，像哄睡似的轻轻拍着，告诉我她想走了，父亲和哥哥需要她。而且她说，还有小孙子，她十分想念他。我表示同意。两天后，在火车站的月台上，我不得不俯身下去，让瘦小的她把满是泪水的脸埋在我的肩头。
父亲从未来过。
2013年秋天，我辞去了收入日渐微薄但尚可维持生计的工作，用以说服自己的是一个自己都不相信的理由：我要以这个故事——你正在阅读的这个故事——开启我的写作生涯。然而实际上，在离职之初，我就迷上了一款网络游戏，有大半年的时间过得日夜颠倒，虚实不分，直到花光所有的积蓄，才像每一个走投无路的瘾君子一样，走出家门，去寻求重启人生的机会。
我在求职网站发了几百封简历，无人问津。我在小区附近散步，发现我一直想光顾但又没光顾的甜品铺子已经拆掉了招牌，卷闸门上贴着招租启事。仔细瞧，街上的店铺有半数已经不复存在。我在路边漫无目的地走了半天，在一个路口站了一会儿。一只迷路的狗孤独而又悠闲地经过我身边，像弹钢琴的手指一样轻快地跑过斑马线。几分钟后，我转身折返。
后来，我才留意到网上有人在讨论，说失业潮正悄然漫过整座城市。
我不是那一类会让猎头感兴趣的技术精英，能够参与“猛犸计划”实在侥幸之极。作为最早参与项目的九十九个程序员之一，我至今不知这一项目的全貌，不知道它的开发目的、实施范围、执行效果，甚至不知道雇主是何方神圣。邮箱里的面试邀约被系统标定为广告或可疑内容。我犹豫了两天，但迫于形势，终于还是按照指示在规定时间点击链接，进入了语音聊天室。
我没看到面试官的脸，只能看到同时在线旁听的五六个账号的头像，都是系统分配的，不体现任何的个人趣味和特征。一个沙哑而柔和的女声向我提了几个私人问题。你哪儿人啊？父母都健在吗？结婚了吗？自己一个人住吗？打算就这么一直单着吗？不管现状怎样，总还是有点计划吧？总得为未来做些打算吧？她沉吟着，如果没法在上海安家，就不能考虑回老家去吗？
我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回答的，只记得我试图唤起与这次面试邀请有关的记忆。我是在哪里看到“猛犸计划”的招募启事的呢？是讨论内容从脑科学知识转向灵魂不灭论的冷门论坛？限制注册的地下情交流软件？鳞翅目昆虫百科小站的广告链接？下载量为个位数的乡镇人口统计报告电子版？稍微一琢磨，我便惊出一身冷汗。我发觉，“猛犸计划”的宣传似千帆过眼，对于我几乎无所不在，但都是庞大的网络环境中一些不起眼的小角落，从未引起我充分的注意。我什么都想不起来，除了一个细节：点击鼠标投递申请的一瞬，恰逢一夜逝去，群星在飞归巢穴时嗡嗡作响，曙光在眼角闪烁，像毒蛇吐着信子。
我不爱睡觉，自幼时起，就习惯在夜里偷偷醒着，哪怕只能和自己的影子嬉戏。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的童年事件就发生在夜里。
夜游神，在《封神演义》中名唤乔坤，为天帝派遣的司夜巡夜之神。另有说法出自《山海经》，将之描述为“小颊赤肩”的连体兄弟，共十六人，彼此手臂两两相接。对于这个古怪而病态的形象，我的主要兴趣在于设想他们是连成一线，还是结成圆环。在我看来，后者比较合理，或者说比较完满。不过，完满更让人焦虑。我总觉得，众兄弟之中总会有一位厌倦了被夹在中间，厌倦了身不由己地活着，在某一天奋力挣脱肉身和血缘的枷锁，径自离去。一天深夜，或许正是他，以父亲的形象现身在我面前。
那晚，我睁着眼睛，看到他穿着一身灰色帆布工作装，蹑手蹑脚地走进我的卧室，来到小床旁边，俯身看我。那张满月般的面孔，久久悬在我的头顶，显得特别巨大，有我理解不了的悲戚。他轻抚我的额头，温柔地帮我合上双眼，之后便两手空空地出门远行去了。我用被子蒙住头，默不作声地抽泣，在一种早熟的绝望情绪中熬到天亮，却看到另一个父亲带着讳莫如深的微笑，将早饭端进我的房间。
生离死别，常常只是神在考验我们的幽默感。
“猛犸”很可能是一个指令极其烦琐的超级软体，处理的必定是海量的数据。可单就我负责开发的模块而言，其功能却简单至极，不过是一个类似控制开关灯操作的小程序，能够实现在两种基本状态间的切换即可。我将大半工夫用于修正和提高这一切换的响应速度和精确性，使其节奏更加稳定顺滑。
加入“猛犸计划”的手续出奇地简便，但又有地下社团或秘密教派的那种煞有介事的仪式感。所有的注册和登记环节都必须在网上完成。起初，你只能看到一个简陋的表单，填写最为基本的个人资料即可，甚至无须实名，只有银行账号和电邮地址是必填项。另外——也许是十分重要的——还要上传一份“理想城市改造方案”。“猛犸计划”的官方介绍中有一两个谜语般的句子曾经隐晦地提及这一项目与城镇化进程（这些年城市正在扩张，像缓慢但不可阻挡的洪水）的关联，但我并未严肃对待这一要求。照我看，这个方案不会派上什么实际的用场。这或许是一个关于野心的测试——以此告知申请人，本计划意义何等重大，并令其深感敬畏。
我递交的是一个名为“折叠城市”的改造方案。步骤如下：
1.将城市均匀地切分为若干个面积等大的区块（以上海为例，可将之分割为七千万个九平方米大的正方形；九平方米，是我在大学毕业后租住的第一个房间的大小），每一区块均安装若干摄像仪器，从多个角度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采集这一区块的影像；
2.在城市中心选定某个特殊区块，建构一个立体投影的空间。同样以上海为例，可选择滨江大道上位于震旦国际大厦脚下的保安岗亭，将其余六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区块的3D影像全部投在这个与它们完全等大的空间当中，从而实现对上海的七千万重折叠。
据说，只要将一张普通的打印纸折叠四十二次，其厚度就超过了地球与月球之间的距离。那么将一座五光十色的超大城市折叠几千万次会怎么样？将东方明珠、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五角场、铜川路水产市场、鹿鸣书店、季风书园、福州路古籍书店、文庙旧书市场、大自鸣钟、鲁迅公园、多伦路美术馆、外白渡桥、十六浦码头、胡同里的石库门建筑、陆家嘴地铁站里的全家便利店、总在堵车的高架立交、雨天发臭的阴沟、盒子般的厂房、挂着相机的观光客和拄着拐棍的乞讨者擦肩而过的步行街……都折叠在一个小小的格子里，会怎么样呢？一切都将不复存在，只有一块方方正正的，无论什么都无法穿透的黑暗。这是光明城市的另外一重真相。
这一计划若能得以实施，在实际应用中还可能有其他变体，比如装在一只手提箱里的“便携故乡”。
小的时候，手提箱是我梦寐以求的宝物。在烦躁易怒、对大人的道理不屑一顾的童年时期，我曾数次尝试离家出走，之所以均未能成功，就是因为我总是没法随身携带自己最需要的东西。
我想起自己的某一次逃离（和其余几次一样，自以为占尽上风，但最终又在父亲的一声呼唤里败下阵来），就是那一回，在一个废弃的露天电影院里，我曾经历过一次末日的预演。
那应该是一个夏天的傍晚，我和母亲起了争执，我先是对她的指责和命令表示轻蔑，接着以嘶吼对抗她的嘶吼，最终在号啕大哭之后冲出了家门。我记得，在那个年纪，我的悲愤具有表演性，推开露天电影院那两扇合不拢的铁门的时候，我的表情大概像龇牙的恶犬，但心情早已雀跃起来。我将东倒西歪的水泥座椅想象成军队的阵列，玩起了战争游戏，一直玩到天黑。那里是我和其他几个孩子的秘密游乐园，但一到黄昏时分，就会升起一种孤岛和神龛的气氛。游戏不得不中断了。我发现，除了我这个等待搭救的意外闯入者，尚有几百个悲苦的神灵在破败的水泥座椅间逡巡。
父亲来了。他推开铁门走进来，一边喊着我的名字，一边转动手电筒的黄色光柱左右扫视。为了接续自导自演的这一出逃亡的戏剧，我不得不缩在靠近围墙的一张座椅下躲起来。移动的光柱在我藏身的角落附近停住了。我屏住呼吸，等待着训斥或安慰，以及被遗弃的孤儿在重获接纳时悲欣交集的感动，但那道光仅仅停留了片刻便移走了，父亲的脚步转而向着另一方向走去，直至细不可闻。我深切地了解到，自己被宣告失去了求生的资格，成为一件愚蠢的祭品。悔恨的泪水将这方寸之地变成一片汪洋，毒蛇猛兽在黑暗中跃跃欲试。终于，父亲和那道预示着拯救的光又再重现。这一次，他坚决地向我走来，如同红海在摩西面前分开，一切威胁在他的威仪面前退散。他打了我一记耳光，大声呵斥我，勒令我跟他回去。我怀着仇恨、崇拜还有劫后余生的庆幸，爬上他的自行车后座，始终咬紧牙关，为了免于痛哭失声，为了免于成为一个抛弃尊严的投降者。
所有珍贵的东西都被收藏在缺无之中。就比如，我的故乡被折叠在一块废墟里；就比如，每个拔过牙的人都忍不住要把舌头伸进牙龈的空洞，偷偷地舔舐自己的灵魂。
我的申请很快得到批准。和申请程序一样，资格评定所依据的原则和标准也从无任何说明——但我别无选择，必须相信“猛犸”的招募与执行都在严格地照章办事。
项目开发在一个封闭的线上平台进行，这一平台被命名为WOW-DEATH，自带开发语言以及一套相当完善且易学易懂的教程，另有不少可视化的、所见即所得的便捷功能。首界面的左上角醒目地标示着参与“猛犸计划”项目开发的人员数目。每个程序员登入平台后，都会接到属于自己的开发任务，而其浏览和编辑的权限也仅限于自己负责的那部分。
猛犸——想象之象，抽象之象，壮硕的肌肉之雾，弥漫在洪荒时代既蛮且拙的气象之中。
它的网络推广策略隐含着一个悖论：最有效的传播就是对传播的拒绝。由此可以推出结论：将某个消息定义为秘密，是将之昭告天下的最佳手段。
对于这一技巧的运用，使得“猛犸”充分发掘了互联网上那些从不为人注意的缝隙与死角：各类无人问津的软件和文档、伤害性微乎其微的蠕虫病毒、低活跃度社交媒体用户的个性签名。“猛犸计划”人人皆知，但人人都对它视而不见，就像我们总是看到也总是忽略夹在自己双眼之间的鼻梁。
这个项目究竟何时启动，现已不可查证，我只知道自己是它的第九十九个程序员。起初这一数字变化极慢，仅仅跨越两位数到三位数的最后一个台阶便花费了数月之久，让人猜测它根本就是一个谎言，一个写死的板书。后来，随着基数的提高，增长也在提速。从一万到十万只不过用去一个星期，如今则每一天都有数万人加入进来。以这般滚动增长的态势而论，再过几个月，地球全部的人口都将参与到“猛犸计划”当中来。不过，从我填交申请以来已过了十余年，何况，若按此数列倒推，等待数字从0到1，即等待第一个开发者加入所消耗的时间久得近乎永恒。
么鞥猛，音梦。么啊犸，音马。这匹幻象之骑一味奔向失重的高处，成为悬挂在高空的一个光点，一滴水银，一颗泪珠。
十七世纪末，西伯利亚东部，一具皮肉完整的猛犸象遗骸从融化的冰原之下自行显露出来。这是有明文记载的出土的第一具猛犸象尸身。当时生活在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和通古斯人认为猛犸是一种生活在地底的猛兽，他们会将一些较大的土丘或地面上的异常隆起指认为猛犸在地下跳跃所致。1714年，代表大清帝国访问沙俄的使者图里琛曾到访西伯利亚，归国后，他在报告里写道：“地北最寒，有一种兽行地内，遇阳气即死……梵名麻门素洼，华名鼷鼠亦猛犸也。”看来，猛犸曾有两个中文名字。后来的人们大概觉得将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称之为“鼠”实在太过失礼，这才将其中之一予以弃用。
显然，三四个世纪以前的古代猎人并未完全理解和接受一种生命的彻底灭绝，还不习惯将世界看作一个巨大的坟墓。
小孩子也是这样。小时候，我分不清考古工作者和地质工作者，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们穿着脏兮兮、灰扑扑的旧夹克，使用那些会发射电磁波的仪器和精致小巧的锤子、铲子，是为了寻找并挖掘坠落的星星。
有一次，在我读书的钢铁厂子弟学校后门，有人用几根木棍和两圈绳索做了一个十几米见方的简易围栏。一群沉默寡言的陌生人来了，跨进围栏，用铁锹和十字镐挖了起来。有个同学很肯定地告诉我，这些人要在里面挖掘恐龙化石。那段时间，每天早晨上学、下午放学，我都会由学校的后门进出。我想见证历史。想象中，围栏里的土地是一块独异于地球其他地区的生态奇境，就像一小块试验田，里面将会长出千奇百怪的野兽、爬虫和高大的裸子植物。不过，想象归想象，我的观察仅限于确认围栏里的土地在我走出校门时有没有比我走进校门时变薄一点。有一天我发现，那块地被石灰画出的白线分割成了几个部分，就像方便餐盒里的几个格子。再后来，几个格子被人以不同的速度和不同的策略分别予以发掘，其中两个格子挖得特别深一些，且如雕像一般逐渐显出某些轮廓，有一两个确实像是动物的身体，但比我们熟悉的那些大恐龙小得多，也不像我们叫不出名字的那些特别小的恐龙。
某天下午，我走出校门，发现地上的围栏已经撤走，坑也被填平了，就连原本被挖掉的柏油路面也已修补齐整。发掘结束了，一个远古时代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迁走了。几天之后我才知道，考古队挖出的不是恐龙化石，而是几只陶瓷罐子和一对三千年之前的母子干尸——一个少妇抱着她年幼的儿子。他们遭遇了什么呢？少妇和孩子。我想，他们或是一同服毒自尽，或是在地震中被大地吞噬，或是突然被漫天的风沙掩埋，总之，他们的生命在瞬间定格，紧接着，三千年的时间汹涌地冲袭而过。
这对母子在我们市的博物馆展示了一个月，之后便被运往自治区博物馆保存。在展览结束前，父亲决定带我去看他们。我心里盘算好了，要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仔细观察他们，用眼睛扫描他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节；我要先在心里默默跟他们打声招呼，“你好”，然后再无声地与他们告别，“再见”。我把他们当作跨越几千年的距离前来探望我的朋友，所有专程来博物馆拜访他们的小学生都是这么想的，展览广告和解说词里也都是这么写的。但我来到玻璃展柜前，只看了他们一眼就马上转头，把目光移到尽量远的地方。父亲问我是不是害怕，我没有回答。其实，我一点也不怕，只是觉得他们丑陋得让人难过。只看了一眼，我就不愿再看见他们，甚至不愿再看见任何人，包括父亲。我没把他们看作是死人，只觉得他们像是用树皮做成的，是两个特别脏、特别瘦的，没有眼睛和嘴唇的乞丐。他们是超级乞丐，我想，他们绝对贫穷，绝对一无所有，绝对被剥夺至不可继续剥夺的程度了。干尸和骷髅是不同的，干尸还不能像骷髅一样被视为一种物品，干尸依旧是人，干尸绝对一无所有，以至于你都不觉得他们是死人——他们没有可以用来死掉的生命。
我已经说过，“猛犸计划”的单位功能模块只需要实现在两种状态间切换即可。在工作时，我想象有一根操作杆在是与否、真与假、开与关、生与死、存在与不存在间滑动，并且满心以为“猛犸”的内部是一个非黑即白的数字二元世界。但后来我发现，这种切换虽说简单至极，却不可能是“无缝”的。我不断尝试着优化算法，以缩减响应时间，但在到达一个限度之后，便无法再进一步。这意味着在0和1之间，还有一串看不见的数字，生不能直接到死，必得经过半死、半半死、半半半死。最后，我想到的解决方案是在功能设计中额外设置一个非是非否、非生非死的不确定态，性质就像黑洞或者灵薄狱。若是将它具象化，会形成一条隧道，长度可以无限延伸，但宽度却可以不断收窄，趋近于零。
于是，我修改了程序，不再试图实现两种基本状态的直接切换，“生”在切换为“死”之前，会先进入起中介作用的不确定态。这样，我通过收窄不确定态的通道，缩短了响应时间，取得了突破。
……
（节选 责编刘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