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开始，拥有它很容易：这种新鲜、发亮的兴奋与热情。然而在五年或六年之后，你发现没有什么是天生而不需要加以训练的。工作，永远要求着一种训练。你越来越无法追赶早上准确的上班时间，因为如果睡眠是一项运动，你每天都只能拿到很差的名次。睡眠变得随机、破碎、不受控制。每天早上的一杯黑咖啡变成习惯，但这些颗粒在你额头内着色的部分越来越浅；黄昏你中断下来休息或发呆的次数越来越多。你注意到人行道路面已经翻修过一次了，周围的民居都很低矮，颜色各异。那些老楼被重新粉刷过一次，暗橘色和粉色变得深浓，像是从雾霾的肮脏中走出。如果是完全的晴天会更好些。如果是在冬天，下午五六点的时候，阳光会从大阳台笔直射进来，干燥的光线穿过粉色和金色的霞，把一整面墙的书柜染成玫瑰色，连同放在这些书旁边的花瓶、干花、明信片、奖杯。那些放在压弯了的搁板上的书落满灰尘，而间杂着的一些烫金字也变得更为清晰，它短暂地让人们见过无数次的平凡景象变得美丽起来。你待在这里的头两年里并没有注意过这种景象，因为那时你正埋首于书稿和键盘。

有时候你能碰见一个见过多次的人，那是写字楼里最爱打扮的女性之一。这座老旧的、几经粉饰也依然无法遮住破败痕迹的写字楼，水泥地面楼梯、永远要等五分钟以上才可以进入的电梯、楼梯间隐约的垃圾味道、热度几乎可以忽略的暖气，还有那些似乎完全不愿意思考着装的、灰色的人。她像是你重复的上班生活的一种点缀，大约四十岁，永远留着长鬈发。即便头皮隐约可见，但也还很整洁。她穿高跟鞋，非常高的细跟那种。总是化着不算太夸张的妆，喷着香水，香水味充溢整个电梯间，让你有些窒息。你不知道她是什么职业。她总是在照镜子打量自己，偶尔也透过镜子看看你努力维系的装扮。

你走到工位上去，渐渐不喜欢阳光一直从同一个角度照向面孔，它会让你肤色不均匀，所以你也把窗帘拉下来一些。那些徘徊在窗台的斑鸠是四周静物中唯一的动，无限的动。它们仿佛丰富了你的社交生活。如果把窗户半打开，它们可能会跳上窗沿，但从不会进来。这样也很好，像是会飞走的装饰摆件。你甚至熟悉了这些静物的位置和颜色，闭上眼睛它们也还在那里，晃动着，但睁开眼睛，你看到它们根本没晃——书架、书托、小雕塑、保鲜袋、文件袋、布包、皮包、被大衣和风衣压得东倒西歪的晾衣架、几根翠绿的香蕉、毛绒挂饰、台历、尺子、四周空白的墙壁、用来换着穿的凉鞋和拖鞋。

你把那些砖头一般沉甸甸的稿子搬来搬去以腾出位置，三百页或四百页——你不得不做这些。在一个不一定要紧的词或一段引文上停留。你花了半个下午在网上搜寻可供查阅的原文并核对那段话——贝克特、庞德、《列王纪》或《古兰经》。它把你带到别的地方，一会儿，暂时。它是被灰泥覆盖的壁画最下面的一层。你常常就活在这些原文、引文和注释里。有时候因为译稿过于糟糕，你会把整本书全部的句子改掉三分之一或更多，再试图让译者接受它，接受所有这些修改。如果对方拒绝，你就会重新调整自己的呼吸，试着再说一遍。

没有什么能把你的思绪从这上面移开—— 一个爱好也不能。你尝试过绘画、舞蹈、运动，并坚持了很久的弗拉门戈，在午休时间练习。但渐渐地，你无力再在六点下班后坐车五十分钟去很远的地方上课，也不愿在中午复习那些舞步。中午你有时坐在同事旁边吃饭，有时完全独自一人。厨房的灯光是暗黄色的，照亮那些胡乱堆在操作台上的杯盘，一盆待洗的葡萄、半个西瓜、蒸锅里的排骨、半敞开的微波炉和刚刚洗过的砧板，冰箱里堆满了不同人买来的牛奶、酸奶、椰子水、啤酒、蛋糕。还有永恒的咖啡机，它被洗过很多次直到再也洗不干净。你会莫名其妙地思索，它们相加起来等于什么？这里面一定有一些比“吃”更多的意义。又或许没有——你知道，意义只取决于你的想法，可是你控制不了这些想法。你花了许多体力在工作间歇和某个人固定地打电话，说那些困难的、会让你落泪的话，以对抗人际交往的匮乏和生活本身的单调。你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满意于八小时工作制，对你来说，每个工作日坚持完八小时（即使其中包含一个半小时的午休）已足够艰巨了。数年如此，让你颈椎、腰椎的压力累加发酵，也意味着经验与感受的缺失，就像上中学之后，你开始觉得每一个学校日也那么艰巨那样。

你头脑里有无数吸盘正在运转，无数倒刺正在伸出，它们总是想抓住更多的印象、感觉和经验。但常常没有多少材料可以被你攫住，后一天拓印着上一天的影子。负压充满了脑内的空间，负的力，负的倒影，铜黄色电梯表面上微微变形的人影在视像薄膜上画出一个空洞，在其中填上便利店和美甲店飘来的令人不愉快的陈腐味道。

然而总有些微光是支持你的，虽然它越来越难出现。你深知这些作者或那些作者是好的，还有几个可以被称为绝美。即便他们的印刷数字永远无法超越那些畅销书。这些文字散发着星辰之下危楼般的静谧光辉。它们讲述的故事，可能是一个时代对人的捉弄，可能是那些直线一般毫无波澜的、围绕着一个小镇或一堵墙—— 一堵会被推倒的巨墙——而展开的生活，或者一个个出身低微而才华耀眼之人的失败，还有在做不起眼活计时捕捉到的那些看似不重要却从未有人观察过的观察；有关某种职业劳动或居住空间的细致描绘，总是使人着迷。那些在排行榜上的书多半是你不需要的。可是该怎么打捞在那些列表之外的文字和思想呢？那些你可能会喜欢的作品，是用你完全不懂的语言写成的，有的能找到英文译文。读到半途，或许头脑中毕毕剥剥的火焰就会渐渐平息，因为你已经明白，它终究不会变成一本中文书，至少不会是经过你的手。它在这个国家只会有很少的观众。你脑中的屋子被它们占据，然后过一阵它们可能会离去。而另一些稿子会让你想到：为什么没有在作者活着的时候，更多地与他交谈？再也不可能，这让你的胃充满痛苦。对于那些使用中文的作者来说，你会感受到亲密。亲密总会出现，你不想让他们失望。可是这种亲密似乎终有一天会淡退，你无法继续为他们做些什么。

这也不要紧，你习惯了这些暂时不会取得任何效果的事。在五年前你已经放弃出版的译稿突然获得了另一家公司的接受，诸如此类需要等待五六年甚至更久的事情。下午，你将纯粹消耗脑力的环节和那些更机械而不耗费脑力的任务编织起来。你离开桌子，走到裁纸机前面——它在另一个阳台，孤寂、沉闷而安稳。窗外翻涌起这个季节里北方天空越来越多见的大团烟灰色云朵，你感到被那些从纱窗吹进来的风环绕。日常的任务包括把一张张纸裁成版心大小。有时裁一条边线，你需要裁两次。握住手柄，刀刃落下来的瞬间，是干脆中带有一丝绵软的咔嚓声。不知道为什么，你有时候会设想把手（谁的手？）放在下面会怎么样。刀口是冰凉的，而冰凉的一切同时也是滚烫的。同事有时能看见你，但有时像是没有，你更喜欢隐身感，你眼中的他们，也是这样。隐身，意味着熟悉和不出错。或许你可以选择打包快递，像包裹礼物那样把气泡纸包裹在一本本书上。你猜想也许收件人会读它，如果运气好的话。或许你会徘徊在许多种纸样之间，那些厚厚的纸摸起来像多肉植物。你在工厂见过它们吸满颜色的样子，每个微小的差别都需要比较。蓝色有一千种，红色也是。你似乎只乐于做这些细小具体的事，它们让你觉得自己不会滑出现实的范围，不会突然脱轨驶向理智与文明的空无一人的荒野。不过你知道，这些事物也总有一天将无法抓牢你头脑里的倒刺——你多么希望自己也变成吸满颜色的纸！

你不知道这种断断续续而难以摆脱的眩晕感是怎么来的，像总有一桶水在你脑子里晃动，你想把它使劲晃出来但这样只会让你更眩晕。伴随美尼尔眩晕出现的，是低低的耳鸣，它循环不止，开始于几年前的出租屋，在你终于搬到自己的住处后也没有完全消失。这可能是颈椎僵硬、装修导致的污染、不良空气、缺乏休息以及情绪波动混合的结果。但是它不会消失了，这些磨损只会在你身上悄无声息地叠加，直到头脑中牵引你的丝线断裂。

你听到了一两个反复出现的名字。你是见过它们很多次，在某些名单上，它等候着被奖项挑选。最为苛刻的奖项选中了它，于是你接到了通知，这是你负责的作者之一。仿佛这一幕已经在什么地方发生过，你不知道，你好像早就有这种混杂着危险和恐惧的预感——他/她会被选中。越来越多的事情都像是已经发生过。他们获奖后那么仓皇、茫然，经过平静和调整后说出模棱两可的写作箴言和人生感悟，但这些都避开了那些箭应当对准的靶心，他们自己甚至也不知道箭头是怎样找到靶心的。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作者射出了很好的箭但从未领奖。你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等待那标尺的拣选，而不必迅速出售这些被黑暗创造和雕刻的石头。也许它们当中有一些宝石，但又是那么稀少。谁也不知道度量这些创造物的最终标尺是什么。是谁拿着那标尺？但标尺应当存在，必定如此，不然真实本身也就不存在，而他们和你，也就同样不会存在了。

【李琬，1991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作者、译者，写作散文、诗和文学评论。已出版散文集《山川面目》、诗集《他们改变我的名字》，译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穿过一无所有的空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