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老陆去世了。

他走得很决绝，死得很痛快，与他做人做事一样，从不拐弯抹角。

早晨起来，天已放亮，他拉开窗帘后，只是往窗外望了一眼，看到下了几天的雨终于停歇，天气明朗起来，蓝蓝的天上飘着白云，气息中含涩涩的味道，鸟鸣叫蛙鼓噪，一派生机勃勃的样子。老陆已经在家里憋闷了几天，以往每天都要起早，与老伴出去散步，可这几天他没有离开这个家半步，只是在他那个半跃层楼上楼下走动，所以他异常兴奋，他手还未离开窗帘，就扭头对老伴说道：“雨终于停了！”

他神采奕奕的表情突然停滞在老伴的目光中，拉窗帘的手伸向了前胸，随之而来的便是倒卧在床上剧烈地痉挛。老伴开始束手无策，既而想起心脏病药，迅速找来，他的牙齿已经紧紧地咬合在一起，说什么也掰不开，勉强塞进口中，发病前后没有多长时间，老伴打了120，其实，那一时间他灵魂已经离他老伴远去了，甚至没给老伴留下只言片语。

他老伴此时想到我，在老陆的手机里却找不到我的号码，因为我俩从来没有在彼此的通信录里留号码，那号码在我们心里装着呢，只要想到对方，不用片刻犹豫，便能流畅地按在号码键上，马上会听到对方的回应。他老伴找到我单位一个同志的号码，打过去，让他通知我说老陆走了。

我接到电话时非常意外，前不久学校退休办搞活动，老陆还抽空去了我的办公室扯了一会儿呢，再往前的见面是在一个月左右之前，同学的孩子结婚，我们还一起聚会，并照了张合影，那是他与我们最后的留影。

老陆是我的同学，函授同学。有人一直在质问我们，函授也算同学吗？怎么不算，我们是铁路招收的第一批铁路所属大学的函授生，整个锦州铁路局只有二十几个人，我们段只考上了我一人。那时我们的函授生，跟后来随便都可以拿到的函授学历不一样，就在我们函授的二十多人里，出了两个博士，其中一人还去了北方交通大学任教，不仅是教授，还是博士生导师。同学中还有局级干部两人、处级干部七人，剩下的不是科级干部，就是有中高级职称。像我这样差七分的高考落榜生，刚刚上班就参加函授学习的人并不多，而多是已经工作多年需要学历的人，老陆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年龄比我整整大了八岁，他在铁路中专学校当老师。

那时铁路局对我们的函授学习抓得很紧，每个月都有四到五天的集中面授时间，期末还要到位于北京的北方交通大学校园里集中十多天复习考试，毕业设计时，还让我们脱产一个学期到校学习，我与老陆均在电信系的无线电专业搞毕业设计。后来我调到这个铁路中专学校学生科任辅导员，与老陆在一个单位共事。

老陆很高傲，主要是他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在我们同学中，跟他一样，多数是这所铁路中专的毕业生，他们都有多年的专业工作经历，学习起来并不费劲。他的年龄又大我这么多，天然就有种差距，他会把我当成小屁孩。每次函授集中，在我们还刻苦学习时，他们那些人却聚拢在一起打扑克，而每次考试人家成绩排名还都在前面，我只能拖后腿。那时我跟他接触少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当辅导员，他当班主任，他的脾气秉性出了名的，曾因骂学生差点受到处分，负责他的那个专业的辅导员跟他说话，都要保持低姿态，连学生科长也不敢轻易招惹他。

老陆的名字叫陆中石，但我们很少叫他的名字，因为他说自己的名字又臭又硬。我说还有欧阳中石呢。他恶狠狠地对我说：“人家姓欧阳，我姓陆，我是路中的石头，绊脚石，知道吗？”

函授学习期间，看到过老陆跟那些打扑克的牌友生气打架，几个人因为悔牌吵吵嚷嚷，互不相让，气得老陆将手中剩下的扑克牌撕碎，从开着的窗丢了出去。原本谁也没人针对他，可这一举动却招来了大家的不满，只是游戏嘛，吵吵闹闹也是经常的事，你怎么能撕扑克牌呀？这分明是想把矛盾升级的表现啊。

“你，你们听我说。”老陆很镇静，他的声音里却带有不那么镇静的尖锐感觉，让人也跟着肃静下来。

“那，咱们一把牌一把牌地捋一遍，看你们吵的是他妈的啥。”他说着话，开始用手指着一个人说：“是你要的牌，你出的第一张牌是调主2。”

他们玩的扑克游戏，是最常规的“掐一”，就是四到五人玩的游戏，一人要牌，其余人一伙，共同对一个人“开火”，最后看得分能否超过那个要分的差额，或是要牌人最后一张要小于至少其他一人的牌，便是输牌，否则便是赢，并以一分钱或学习地点的食堂饭票为单位计算输赢，输赢多少倒是其次，这往往与自尊有关。

老陆一轮轮地按出牌顺序，把每个人出的牌说出，从第一把牌一直说到了最后一把，连对方扣的底牌都说出来了，然后将手伸到那堆扑克牌下，猛然翻过来，整堆的牌面朝上，然后从上面一张一张地拈出来，共六张牌，竟与他说的底牌一张不差。

几个人顿时目瞪口呆，鸦雀无声，谁也不敢再争辩了。这充分展示了他的记忆力。毕业都过去了三十多年，去北京考试时哪个同学住在哪个屋，他竟然还能清楚地记住，这让我钦佩不已。后来我写作时，有些数据拿不准，常常会请教他，只要他看到过的，就能记得住，而且不会有差错。如果他要是参加《一站到底》，恐怕就是最强大脑。

老陆说这点随他爸，同时随他爸的还有他的性格和脾气。

老陆他爸在铁路医院当主任医师，说他父亲的名字可能没有人知道，但他的绰号在铁路范围内不说家喻户晓，恐怕我们这个年龄以上的人都知道。

前不久我们同学聚会还说起了铁路医院，现在已经属地化归属医科大学的三医院。为什么要说起这个医院呢？因为我脑梗，却被这家医院误诊为受风。大家追忆起我们小的时候这家医院的几个医生，他们的工资比铁路局局长还高。那时在这座城市里，只有铁路职工才能在这家医院医治，地方人员的疑难病症，要通过关系才能找到这家医院的医生诊治。

20世纪80年代初，铁路局第一次给处级干部盖楼，因楼的颜色为白色，俗称白公馆。老陆父亲得到的三层楼住宅，那叫“腰条”，是最好的楼层，他爸不是处级干部，靠的是主任医师正高级技术职称。随着那些老医生退休，铁路社会功能属地化，大量的人才流失，这个医院早已风光不再，出现了我这样的病误诊也就不足为奇了，大家又当笑话似的讲起很多我这样的情况。随即大家说起铁路那些老医生，我说到了老陆他爸，大家反应并不大，可我说到了陆磕巴，大家说那谁不知道啊，那是外科的一把刀哇。

严格地说来，老陆也有点结巴，但他并不严重，只是顿句而已。我遇到的结巴都是聪明人，老陆对这些也曾有过自己的论断——他总有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结巴的原因，是语言跟不上大脑的反应所致，也就是说，想到的事，不能及时表达，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仔细琢磨一下，他说的不无道理。

别看人们背后都叫陆大夫的绰号，但没人胆敢在他面前那么放肆。陆大夫出生在一个有文化的家庭，念到了高中，就是俗称的国高，有这种学历那可了不得，那时的人多半以上是文盲。日本人投降后，共产党人建立了人民政府，成立了东满军区，1947年底他从通化参军入伍，因为他有文化有学历，部队让他当卫生员，那时虽然战事紧张，他却从没参加过真正的战斗。

我党接收在通化的原伪满洲陆军军医学校，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第三分校。招生时军区便推荐老陆父亲去上学了，那时多是组织推荐上学的，像老陆父亲这样从部队来的，是为部队培养军医。部队多是些没有多少文化的卫生员，到学校学习属于速成性质，像老陆父亲具有国高学历的没几人，他成了组织上重点培养的对象，指定了专门的导师。老陆父亲便师从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刘其昌，他们这些学员多是为了在战场上救治伤员的需要，才来学习的。刘其昌不仅受过良好医学理论的教育，还有着丰富的外科手术实践，对烧伤冻伤及那时的战争伤员的救治有着一整套的教学治疗经验。

老陆父亲在跟刘其昌老师学习期间受益匪浅，也可能是因为刘老师从伪政府过来，为了脱胎换骨，竭尽全力地把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传授给这些学员。

随着东北全境解放，只学了一年速成的学员跟着部队南下。而只有少部分导师单独指导下的学生，随着学校搬迁到了哈尔滨，这些学生里就有老陆的父亲，他跟随刘其昌老师到了新合并组建成立的哈尔滨医科大学继续深造，这所大学是以伍连德创建的医学学校为班底的大学。

陆学员正在进步，他认为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战斗才最光荣，当时找组织坚决要求南下。领导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思想工作，说到哪里都是革命的工作需要，让他服从组织安排。他刚刚入党，入党就要听组织的安排，没办法，他只好跟着他的刘老师去了哈尔滨。

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学习很正规，那时都是使用日本和俄国的医学教材，陆学员学习很刻苦，成绩优秀。这时大批国外回国搞建设的专家学者形成了一种趋势，用现在的话说，叫归国潮，是受到祖国建设的感召，那些心向祖国的人才排除各种阻力回国，其中就有回国后受到周总理亲自接见的美国的外科专家陈道光博士，他在国际医学界享有非常高的知名度，他被安排在了哈尔滨医科大学任教授。

那时的陆学员已经跟着刘其昌学习到了第三年，再有一年便毕业了，可学校领导找到陆学员，说陈教授相中了他，要培养他做弟子。

陈道光这个人很挑剔，一般人难入他法眼，多少学生都想成为他的徒弟，校领导也做过他的工作，可他坚决不同意，他说师徒关系要的不仅是有缘人，还要有相当悟性的细心人。学校领导敬畏他，不敢招惹他，只能任由他挑选自己要带的徒弟。

一次陆学员参与的观摩手术，陈道光教授主刀，他对一些动作要领，特别是一些小细节进行了讲解，整个手术他都在絮絮叨叨，尤其他那半通不通的普通话，很难让人听得懂。待做完手术，去盥洗室，正在独享盥洗间的盆池的陈教授，回头望着一圈正在等待盆池洗手的人，一边甩着手上的水，一边漫不经心地说：“这个手术后的病人会死的。”

大小大夫一律地惊愕，不敢相信陈道光做的手术也会死人。

他诡谲地一笑道：“人都是会死的，没有哪个大夫能救得活患者，只是暂时挽救一下罢了。”说完话，他说出手术的一个细节，要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大家面面相觑，只有陆学员不仅详细地说了当时陈教授的用刀方法，还说清了那个细节的重要性。

陈道光只是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甩着手离去。大家一拥而上，排在盆池边上洗手，谁也没拿刚才陈教授的提问当回事。陈道光却找到学校领导，说要带个徒弟，当时领导高兴坏了。陈教授终于答应要带学生，领导哪能不高兴啊，忙问是哪个学生。陈道光一时语塞，他连领导的姓名都不记得，哪还会记得学生的姓名，可他记得学生的一个特征，说：“就是那个磕巴的同学。”

他走后，领导确实有些为难，因为领导知道这个磕巴就是陆学员，当然也知道他是刘其昌的学生，而且再有一年即将毕业工作。而陈道光提出来要哪个学生是不容置疑的，那是权威，领导只好去做陆学员的工作。那时陆学员正在处女朋友，是临床医院的护士，准备在毕业后结婚。毕业后有了正式的工作，工资有保障，生活就能安定下来。于是，他拒绝了。校领导知道他的心思，说：“学习期间可以同意你结婚。”

那时结婚需要组织上的批准，可陆学员仍然说不，学校领导只得说：“你再考虑考虑。”

学校领导开始从侧翼发动攻势，找来他的导师刘其昌帮助做说服工作。刘其昌对自己的学生循循善诱，说：“做陈教授弟子机会难得，这是多少人巴望不得的事，而他能主动上门认定你，是看中你的能力。”

陆学员还是不情不愿，说：“刘老师，我只有一年就跟您到毕业了，我还有好多东西，在您那里没学到手啊。”

刘其昌心有不舍，但还是劝说：“他能主动招你当学生，难得啊，其实我能教你也就这么多了，再让你更进一步，我可没那么大的本事。陈教授是国际一流大学教育出来的医学博士，本领大着呢，你要是向他学习西洋医学那一套知识，可以东西方合璧，今后你在医学界可就天下无敌了。”

陆学员听了刘老师的这句话，才动了心。回去与女朋友一商量，女朋友也支持他继续学习深造，两人商议提前结婚，然后陆学员再去跟陈教授学习。陆学员的结婚要求马上得到了组织的批准，一般在校期间学校是不允许学生结婚的，当然这也可理解为他是享有工资的在职学员的特殊性。陆学员随即结婚，一年多以后才有老陆出生。

我与老陆真正接触，还是从我调入电子教研室开始的。函授学习期间，我调入这所中专学校，函授毕业后，我从学生科到实验室当助理实验师，随即开始评实验师。可实验室多是回归时的那批老中专生，上班的年头多，而职称指标却少，互相闹得狗血喷头。因为有函授大学本科文凭，学校把我调到教学部门，当任课教师。中级讲师的岗位多，我评上中级职称肯定没问题。

教务科科长找我谈，让我去电子教研室，说：“你跟陆老师还是函授同学。”

科长有意把“函授”两个字说得很重，这里有种轻视的态度。老陆是电子教研室主任。其实我不愿意跟老陆在一个教研室工作，我知道他的脾气，怕有人说我们是“两个叫驴拴在一个槽子上”。之前，我被临时抽调到校庆办，校庆那天，因为安排的聚餐出了点差错，把老陆几个人遗漏了，让他抓到了把柄，带着几个教师坐在食堂大门口席地就餐，以示抗议。校领导知道后，怕那些来校的校友嘉宾看热闹，忙做补救措施，挽回不良影响。

安排我去电子教研室是领导的决定，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去找老陆报到了。

评讲师必须有当过班主任的经历，我之前是做过学生工作的辅导员，按文件不能等同起来，而且评职称在即，老陆不由分说，直接表态，当即便把他带的那个班交给了我，说：“这，就是让八十岁老奶奶避孕，纯属走形式。”

老陆带的班也很有个性，一般人来当班主任也不太容易。他选择的班级干部都很有特点，都是些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老陆还立了规矩，班级的事他一人做主，如果他不表态，即使学校领导安排的事也落实不下去。我接手这个班后，延续了他的做法，并进行了深入改造，此后这个班在学校竞评几乎每次都是第一。尤其学习成绩，过去那些班干部一到评先，成绩这一关总是达不到标准。我抓了这一项的提高，那一年不仅班级获了校三好班，还是唯一获铁路局荣誉的三好班级。

我跟老陆两人有相似的经历，都是来自现场的工人，都是校党委书记调来的人，秉性相当。老陆评职称也不顺利，连续参评两年后才评上讲师。要论起业务能力，在学校里没人能比得上老陆。铁路企业办学，没有那些什么科研设计一类的事，主要是靠教学能力。老陆的电路图，不用尺就可以画得横平竖直，掌握这技艺的，甭说咱们学校、铁路局，就是全国教学课堂也为数不多。他的教学水平更不必说了，不管多复杂的内容，都让他拿捏得十分准确到位，听过他的几堂课后，我彻底服气了。

他这样的技能型人才，却在评职称上不顺利，确实匪夷所思，关键问题就是太“杠”，对他的教研室主任、教务科科长，直至主管校长，只要涉及具体事务不遂他的意愿，他总会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没人能驳倒他，可人家却认为他是在故意“顶牛”。他说自己从不怕得罪领导，并号称自己将那些相关领导“一网打尽”。

我跟老陆在一起工作了十六年，他说自己脾气太操蛋，就跟我对脾气，说是我改造了他。那时的我准备调离学校，便开始写小说，不承想写作却冒头出彩，参加市和铁路局的笔会，每次都能有小说发表。不只是得到稿费，我还为企业写有偿的报告文学，或者写电视专题片解说词一类，经济报酬极其丰厚。

老陆之所以说我改变了他，主要原因是我们教研室有了我的资助，常常出去吃喝玩乐。我们这样吃吃喝喝，似乎破坏了教师的形象，有人去党委反映我们有悖老师的尊严。党委领导让教务支部书记找到老陆侧面提醒一下。

老陆眼睛一瞪，说：“谁，谁说的？这是我们的业余生活，我们也没影响教书育人啊，他们干涉得了吗？有能耐的，让这个人当面来理论理论，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老陆有一次与教务干事吵了一架，还“扫边”到了教务科的副科长。那天监考，副科长问我们中午是不是喝酒了。我不明就里，矢口否认，监考结束后，才知老陆此前发了脾气。其实老陆极少喝酒，教务科副科长不过是为他找借口下台阶。我当晚组织酒局，叫上教务科一干人等，说是老陆的赔罪酒，这些人到场，老陆明白三分，借坡下驴，称自己就这驴脾气，各位海涵，说着做抱拳状，把手中一杯啤酒喝了个精光。教务科老科长趁机调解：“你们这哪到哪啊，只有我领教过老陆的厉害。”

科长说起以前老陆与他发生冲突的一件事。学校让教务科报一个铁路名师，大家推举了老陆，可教务科科长在支部开会时反对，他推荐了同在一个教研室工作的年轻教师。老陆不知道也就罢了，可坏就坏在支部开会后，有人走漏了消息，给他透了风。老陆找到了科长，说我评上评不上无所谓，可名师是为学校甚至铁路树标杆的，比那个年轻教师强的大有人在。科长不纠缠名师的事，让他把违反组织原则、透露支部会议消息的人说出来。老陆挺直胸膛，显出仗义，说：“你，想让我出卖别人，你，拿我当成他妈的什么人了。”

其实我也有件事一直瞒着老陆，与因铁路名师给他透风的那个人有关。刚上任的学校一把手，将教务科教师一分为三，成立了三个专业部，教务科只作为职能管理部门，没有了过去的权力。我和老陆属于电信部下属的教研室，部主任是另一教研室主任直接提上来的，就是教务科科长推荐的那个年轻的名师。那个主任与大多数人不睦，在党支部成立时，他恐怕会遇到阻碍，能否当选为支部委员，进而成为支部书记，应该说是未知数。

学校一把手私下给我打了电话，说他知道大家对那个主任的态度，让我帮助做工作，别出现主任落选现象，会对学校今后的工作不利。我知道一把手是给我戴高帽，但我还是顶撞他说：“要是对学校工作不利，就不应提拔他，你也知道他为什么群众关系不好吧。”

我说过后，对方半晌没言语，他肯定知其原因。本来这个主任在各个场合貌似为教师说公道话，可他调到教务科当了主任干事后，便一改过去的作风，在一个为行政干部争利益的表决中，他站在了老师的对立面，从此教师对他非常反感，以至于他不得不从教务科又回到了教研室。

“人啊，要是态度总不变，那只是性格问题，要是总变，那绝对是人格问题了。”我说。

一把手长叹一口气，说：“我也知道这个人的情况，可现在那些教研室主任与教务科科长，简直是死板一块，我需要反对派呀。”

他居然用了反对派，我只能“呵呵”笑了。

“我这也是从组织角度考虑，如果主任不当选，不能一肩挑，无论是学校党委，还是学校工作都将遭受一个沉重的打击。”说着他又打出了感情牌，“从我个人角度来说，用人不当也要负责的，因为咱们俩是铁哥们儿，我才私下给你打电话。”

他的话说到这份上了，我只能说：“我既然是党员，就要从学校大局出发，但我只能保证自己投他一票。我要说，你使用这个人是双刃剑，扎到了别人，同时也会砍伤了自己。”

“好兄弟，你说的话我明白。”一把手的话里肯定有应付的成分。

选举结果，这个主任仅比另一人多出了一票胜出。老陆感到非常奇怪，按照他的计算，那个主任应该差距极大，他问我怎么投票时，我撒了个谎，说除主任没投之外，另一落选人我也没画票。

老陆很生气，埋怨我说：“你应该投另一个人的票啊，他俩平票，还有一争啊。”

老陆正是在这个时期，才认识到了一些人的本质，那个给他透风的人，一直撺掇大家投反对票，可这次选举后，这个人成了电信部的基础室主任，不能不使人产生联想。他同我一样，肯定也是一把手做了工作，并得到了某种许愿。后来这个人没有得到进一步提拔，抑郁成疾，从患病住院一直到死，就因为这个原因，老陆始终没去探望。老陆这个人，爱憎分明不打折扣。

如果这个主任那次没有当选，就会止步于中层干部了，无法进一步提升。可又一新的行政领导上任后，便与一把手开始作对，得到了提拔，成为学校的副职。

正是因为这个人主管教学和评职称工作，老陆才拒绝评教授，一直到退休还是副教授，不知这是不是他一生的遗憾。而我评教授时，确遇那人的阻力，连续两年没有评上，在换主管领导后，才勉强评上。

我在选举这件事上觉得对不起老陆，他不知道主任多出的关键一票是我投的。

我的最好时期，是幸福的90年代。说到幸福，就是有老陆一直罩着我，有老陆在，别人怕他，更没人敢招惹我。那时我总想调离学校，没有什么顾虑，无欲则刚。我们不坐班，我除了写作，外面的事务繁多，天天不着闲，除了上那几堂课，别的我几乎从不来参加，教师档案中，总是用一句“质量良好地完成教学任务”总结。老陆在教研室主任一栏写上“同意”，教务科科长也会盖上他的印章，那么多年只有管教材教师档案的教务干事提过意见，老陆不满地说：“不就是那么回事，写得那么多，不过是为自己贴金罢了。”

教务科领导年年要求写的教书育人计划，我从没写过。那年教务科要检查每个人的教书育人计划，老陆无奈，写后，让我抄他的。不承想科长在全体教师大会上表扬了我，用老陆的话说：“这，这可上哪说理去。”

老陆与我共事这么多年，感情一直非常好。他说我弥补了他协调交往的短板。老陆那几年再无发生与上级争执的事，我们的先进也没少得，铁路局和学校的先进教师尽收囊中。我这样的人还得过校先进教师、省自学成才先进个人，真就像老陆所说没处找人说理去。

老陆聪明，玩世不恭，喜欢看书学习，做事有规有矩，东西摆放总是整整齐齐，天天早早过来，总是把屋子打扫干净，开水打好，静等我们的到来。后来我们教研室的几个人陆续都调出了，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便合并到了通信教研室，但我们的待遇规格却没有降低，不管别的办公室如何紧张，没人敢撼动我们两人独占的办公室。他那个十几年如一日为我们服务的习惯，服务到了我一个人的头上，如有一天意外没有开水沏茶，我佯怒地质问，他表示出虚心接受的样子，说今天停水一类理由。别人看到，玩笑说我欺负他。他严肃地怒斥对方，说：“这，你们也当真？我打水也是一种锻炼。”

我调出教研室，进了机关，但还坚持上课。我们俩上课要是不在一个楼层，即使下课那十分钟的课休，他也要到我那层楼的教师休息室来找我，用小品的话来说是聊“十分钟的”。别人都感到奇怪，我们两个大老爷们儿有啥聊的，可我们就是有话要说。大家都说老陆如何对我好，老陆却说我改变了他。在别人眼里，我们总在插科打诨，荤素搭配，嬉笑怒骂，没个正经。老陆说他的朋友并不多，说我是他兄弟够哥们儿，他家有大事小情，都跟我商议，他的父母去世我因去开会没帮上忙，但他的岳父岳母去世后都是我帮着抬上的灵车——后来还有他本人。

【作者简介】

力歌，本名张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锦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教授。1988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在《人民文学》《当代》《中国作家》《十月》《青年文学》等报刊上发表中短篇小说400万字，部分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作品与争鸣》等报刊转载，多次入选年度文学选本，著有长篇小说《世纪大提速》《官殇》等5部、小说集《两个人的车站》《家在远方》等8部，出版其他作品集6部，获辽宁文学奖及国内各种文学奖30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