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散文《雪落在万物之上》以90年代末锻造厂宿舍为背景，回忆中工友们笨拙的善意、女技术员婚姻中的龃龉与成长、红姐孤单却温暖的陪伴，在作者清雅、细腻的笔触下，如一部老电影缓缓上演。厂房与厂房中的人渐渐老去，岁月见证了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奋斗与遭遇，如雪落在万物，在每个人身上留下痕迹。

雪落在万物之上

 //许 静     

有一天夜里，我梦到自己在一座废弃的大楼里游荡。那是一座现在已不太多见的工业化大楼，楼层很高，线条硬朗，有着很长的走廊和一层层蔓延转折的水泥楼梯。房间一个紧挨着一个，空荡荡的，已然人去楼空。黄昏的天光下，楼道间穿梭着风，空气里隐约飘来楼下铺子新鲜出炉的烧饼香气，丝丝缕缕中夹杂着店家和过客的细碎交谈，是我熟悉牵挂的常州话。

醒来后想起那是我多年前住过的常州锻造厂工人宿舍。

20世纪90年代末，我大学毕业后到常州，在市卫生局工作。因局里没有职工宿舍，我住进了锻造厂工人宿舍。宿舍在老城西边的龙船浜，和厂区大本营隔一条马路。那时这些老国企大厂都还在市区扎营，锻造厂的南面就是大名鼎鼎的常柴厂。常柴厂是老常州赫赫有名的百年老厂，是爱国民族工业的先驱，一步步发展成为中国最早的内燃机专业制造企业，在老常州人心中举足轻重。常州城的工业在80年代可以说在全中国都独树一帜，柴油机、灯芯绒、棉纺织、化纤、收音机、塑料、玻璃钢、自行车，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形成了一条条完整的产业链，共同构筑了常州工业的坚固基石，也使得这座老城留下了一大批老厂区，烙下了深深的工业印记。

锻造厂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宿舍离我上班的地方很近，卫生局当时在北直街小火弄八十号。从局里出来，穿过一条小弄堂，来到北直街，向右拐上西横街，经过常柴宾馆楼下一座小桥，向北几步路左拐进龙船浜，工人宿舍黑黢黢的门面就在眼前了。那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小门洞，进去之后是一个东西向局促狭长的小院落，里面水泥铺地，除了斑驳的水渍之外空无一物，穿过院落就是两座南北相连的宿舍大楼。

两座楼都是朴实无华的水泥建筑，大约有五六层，每层约有十几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是南北朝向，直通通的长方形，房间挺大，大概有十五到二十平方米，前后各有一扇不小的窗，阳光很充足。阳台相连成一排宽敞的走廊，大家下班回来就会经过彼此的门窗，倒有点像上学时经过各自的教室。我们一般从北边大楼的一楼东面过道进来，穿过一楼一排房间的走廊，从西边楼梯上楼。楼梯很宽敞，两面镂空，安装了扶手栏杆，前后转折着层层向上，连接起南北两座大楼。夕阳西下的时候，阳光直接打在楼梯上，明亮的光射在灰扑扑的水泥台阶上，像一部旧电影里的镜头。

住进锻造厂宿舍的第一晚，我就有一种强烈的踏实感。这里到处充溢着粗犷简单又细水长流的生活气息，那也是90年代常州城的气息，梦里水乡，春风浩荡。多少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在这个城市停留、扎根，和万物一起生长，仿佛永远不会离开。

整个宿舍区只有我一人和锻造厂毫无关系，其他宿舍则住满了已成家的和单身的本厂工人。我和一位单身大姐红合住。刚进去的第一天，红姐微微冷着脸。她原本一人一间，没有人打扰，住得自在，多了一个我，单人间变成双人间自然是有点不快。我心知肚明，好在那个时候实在是年轻，受一点小小的冷遇也毫不在意，进进出出我都对她热情洋溢，一团火一样烤着她，果然，没过多久红姐就和我亲近起来，像一家人一样。我们一人一张小木床相对着摆在房间北窗的两边，中间一张小书桌。我除了衣服带过去的就是书，桌上基本上都是我的书。红姐有一个简易的塑料拉链衣柜，她看我衣服都放在箱子里，建议我也去买一个她这样的衣柜。我还跟着她买了烧开水的“热得快”和小电炉。打满一热水瓶的自来水，“热得快”插进瓶胆里，通上电，几分钟就烧开一瓶滚烫的开水了，非常方便。这玩意儿以前在大学宿舍是明令禁用的，有引起火灾的隐患和风险，在这个工人宿舍人人都用，是完全离不开的日常家用小电器。同样的还有一种超级便宜的简易小电炉。小小的泥坯中间，一团盘旋的铜丝，插上电之后铜丝瞬间变得通红，像一条燃烧着的小龙。我们就用这个小电炉炒菜煮粥。饭点时间，整个宿舍大楼各个房间门口的小电炉上都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饭菜的香味在楼道和走廊上彼此缠绵，特别诱人，好像任何一种食物都无比美味。就这样，跟随红姐一起添置好这些简易的家居小物件，我开始在这里过起了日子。有了这个暂为安生的地方，我仿佛终于能踏实地坐下来。坐在这城市的一角，如同坐在宇宙的中心，迎接着世界的洪流一天又一天地流过。

我的入住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这真有一点电影《快乐的单身汉》里的意思了。大家对我这样一个外来小姑娘还是有着强烈的好奇，但没有一个人表露出来。工人们大多老实害羞，并没有多么粗鲁直接。直到有一天晚上，对面宿舍楼里突然喧闹起来，一群青工好像喝了一点酒，摩拳擦掌大呼小叫。他们把那幢楼搞得灯火通明，笨重灰暗的老楼都有一点金碧辉煌的感觉出来了。我开始没有注意到这个夜晚有什么特别，直到青工们挤挤挨挨都涌到我们房间的门口，借着酒劲嚷嚷要进来坐坐的时候，我才不知所措地给他们开门。看起来红姐平时也很少和这些青工打交道，她很尴尬地给大家找凳子，脸上表情复杂，是那种一言难尽的客气和生硬，有点不屑，隐约还夹杂着一丝兴奋。好玩的是，青工们进门后又拘谨起来，凳子不够，就东倒西歪倚墙站着，有几个索性就地一坐，只有一个穿着黑色圆领汗衫的青工威严地在红姐摆过来的骨牌凳上坐了下来。这个人三十岁上下，浓眉大眼，模样周正，脖子上还戴着一条粗粗的成色不明的金链子。我猜他是这群青工的头儿。他坐下后迅速地瞟了我一眼，随即把头低了下去，看着水泥地面闷声闷气地开口了：“你去参加常州小姐比赛没？你去参加吧，你去的话最好能代表我们锻造厂宿舍。”一番话把我听得目瞪口呆，无言以答。我很想看一下他脸上的表情，看他说这话到底是不是在开玩笑，还是随便找个话题想聊一聊。可他始终不抬头，就那样低头看着地面，沉默地等着我答复，仿佛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承诺。我局促起来，环顾四周，其他那些或站或坐的青工刚才还在挤挤挨挨你推我搡嘻嘻哈哈，这时也都安静地看着我。红姐突然站起来找纸杯子，想给大家倒茶。她找到纸杯，看大家一眼，又慌忙去找茶叶，一下子似乎忙得团团转。我走过去帮她拿热水瓶，又去帮忙在纸杯里分放茶叶。倒好茶，我们给大家递茶，青工们又活跃起来，纷纷上来端茶。大家笑嘻嘻看着我七嘴八舌嚷嚷：“你去嘛，去参加常州小姐比赛嘛，准能赢。”红姐居然也附和起来：“肯定能赢，要不你去报名试试？”

我脸红起来，再次看向那个像国王一样端坐着的青工头子，他在人群中又抬头看了我一眼，随即赶紧看向红姐：“你陪她去报名呗，记得以我们锻造厂名义报啊！”说完朝那群青工挤挤眼，再也不回头看我，他们自顾自地聊起来，整个晚上我都只能看到他乌黑的后脑勺和宽阔的肩背。时至今日，我已经忘了最终是否答应了他们，大概最终也是含含糊糊混过去了吧。

那是一个浪漫时代的尾声，繁花似锦的小城，首届常州小姐的评比是城市生活里众人关注的一束高光，当年真是轰动全城。各行各业成百上千的妙龄女子报名参加，确切的数据后来据说是602名。这场比赛一再号称“高规格，高品位，高质量”，各大日报、晚报、电台、电视台齐齐上阵宣传。组委会对候选佳丽白天组织上文化课，晚上培训各类仪态表演。常州小姐不但要比外在形象美不美，还要比知识面广不广、临场应变能力强不强和即兴表演水平高不高，可以说是全方位的魅力比拼。全城百姓兴奋极了，茶余饭后谈的都是这个话题。经过四个多月五轮角逐，最终评出了十名优胜者，有中学英语老师、银行职员、机关干部、医院护士、女大学生等。现在回头看，“常州小姐”好像也就只评过一届，其实在我住进锻造厂宿舍的时候，这个选美比赛应该早已结束好几年了。可这些工人们还在期待我代表这个老厂去参评下一届，他们对我充满信心，对于评上那一刻满怀期待。在他们的热切期望中，那将是这个老国营厂的荣耀。

我当然没有这个念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参加这类比赛，即使那时还很年轻，对一切事物还充满向往和好奇。我对于自己的长相也说不上自信，机关里的同事们来来往往总是温暖地笑着，闲聊时也会用客套话赞美我的外貌。遇上别人夸张地称赞几句长得好看时，我口头敷衍着，心里也不太当真。真要细究起来，我反倒是总像个站在不远处打量自己的那种严苛的老妇，觉得自己的五官到处都是缺点，不算很美。可能很多自命清高的女人都这样，一边暗暗挑剔自己的长相，一边又自我感觉良好。我那时还没有谈过恋爱，大学里朦胧的暧昧情愫总像不真实的梦，对于未来的那个他，我在心底加了很多光环和幻想，怕他不来，又怕他来过了，只是我不知道，总之，也是甜蜜中带着惆怅，完全暗合那时的时代情绪。

“常州小姐”终于再也没有下一届评比的消息，工人们怅然若失。时间长了，他们很自然地关心起我的感情生活。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对我表示过特别的好感，包括那个威严的青工头领，除了那个灯火辉煌的夜晚，那些青工再也没有一起来过我们宿舍。每当我下班回来穿过那一层一层长长的走廊回房间的时候，也总是能感觉到每个楼层都有一些小青工同样青涩的面孔晃来晃去，很少有人会特意过来和我打个热情的招呼。我们依然是陌生的，相连的仅仅是同住在这幢四平八稳的老楼里。他们只有正好在楼道忙碌时，与我迎面碰上才会在家务中抬头朝我腼腆地一笑，算是一种不轻易表露的亲切。他们从来不和我交谈，哪怕是天气，哪怕是楼下新开的小饭店，哪怕是其他生活中的一点小事。我想，他们肯定认为我不会对他们的生活发生兴趣，而我的生活，他们也一样觉得遥远，没有什么可以交流。

直到后来我的男友出现在这个宿舍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被各个楼层无数双眼睛严厉审视，我无法想象有多少人在给他暗暗打分。楼道里的偶遇变得多了起来，张三、李四、王五，不管是谁，总有人不经意地和我们狭路相逢。遇上了，先是朝我亲切地笑笑，再快速打量一下我男友，再朝他和气地笑笑，点点头，然后各自离开。他们密切地关注着我们，关注着男友对我的态度，关注着他到来的频次。有时候一段时间他没来，就有人暗中交流，趁我不在的时候私下里来找红姐，问她我恋爱的细节。过了很久，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还是那个青工，再一次带着他的弟兄们来敲我们宿舍的门，当着红姐的面郑重地对我说，这个男人不错，你要好好珍惜。我愕然，但很快明白过来，我的父母那时都没对我说这种话，这帮青工却像我的娘家兄弟一样，在我准备离开这个宿舍嫁人前，郑重地关照我。而我甚至还不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

我在这个宿舍当然也有几个熟悉的人。最熟悉的自然是同屋的红姐。红姐是厂里的会计，她长得高大，面相有一点粗气，性格也有点孤僻，也许职业习惯使得她不苟言笑，做事一板一眼，显得在工人中心高气傲。她平时基本不和工人们来往，特别是那些老老少少的男工，在宿舍区和她擦肩而过时她都是目不斜视，即使人家主动和她招呼，她也只冷淡地回一个“嗯”。我后来明白，她不想与人来往，实则也是为了自我保护。她一个农村女子，孤身一人在城市里讨生活，开始也做过短暂的女工，但她要强，自己去夜校学了财会专业，拿了一个夜校的毕业证，终于到锻造厂下面一个小分厂里做了一个会计。那时她对这个世界是感恩的，努力奋斗有了回报，她不再是三班倒的工人了，她是一个坐办公室的人了，应该可以找个好男人组建一个自己的家了。心高气傲的红姐一心想找个好男人，可就是找不到，婚姻这事有时候总像一根鱼刺，一不小心就会卡在咽喉部位不上不下，让人隐隐作痛。拖到老大不小的时候，她不得不放低要求，勉为其难和厂里一个工人老大哥谈起了恋爱，却尝到了人世的苦。

我入住的时候红姐刚经历一生中的至暗时刻，她和那男工谈婚论嫁时婚礼和酒席的细节谈崩了，只能散伙，领了没几天的结婚证很快换成了离婚证。红姐仿佛老了十岁，心如死灰，与娘家也几乎断了来往，过年也在宿舍。红姐那时对这个世界已经不抱太大的希望，像一只鸵鸟一样独来独往，存好自己赚的每一分钱，早早为自己安排好老了以后的一切。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也会和我反复提起她的外婆，或许那是她生命中最能给予她温暖和安慰的亲人，可惜已经故去多年了。或许因我也是外婆带大的孩子，或许是我那时还像个孩子，我和红姐的同屋情谊日渐深厚起来。我们下班回来，一起做饭，周末一起洗床单、晒被子。夏天宿舍里酷热难挡，那时候空调是奢侈品，很多城市居民家庭还没开始装空调，更别说这简朴的工人宿舍，大家都靠一台电扇苦熬热得风都要烧起来的白天黑夜。我白天在单位有空调，晚上回到宿舍实在热得受不了，就想自己在宿舍装一个空调，这个决定让整个宿舍区的人都惊呆了。没想到的是，钱的事倒还好，我自己存了一点工资，父母也答应赞助一些，问题出在我们那种工业宿舍楼的墙面无法安装那种挂壁式空调的外机。全宿舍区的工人师傅们都过来帮我想办法，还是没办法。有个老师傅出了个新点子，说还有一种简易的空调，是一种小小的方方正正嵌在窗户里的窗机一体空调，这种空调有个美名叫“大自然空调”。这种空调便宜，买这种空调我完全可以不用父母赞助了，不足在于功率小，制冷效果一般。我决定要装这个“大自然空调”试试，红姐陪我去商场，果然有这种产品，当晚就可以来安装。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们立马就买了回来。安装的时候还是费了很大劲，调整了窗户的洞口，又在下面垫了我很多的书，终于把这个空调装上了。大家对房间里能有一片清凉充满期待，等了很久室内烈焰般的炎热终于调到微温，只有靠近窗机的地方有点微凉，效果只能聊胜于无，那到底是江南闷热的夏夜啊！我们都有一点失望，又觉得总比电扇有用，至少在一点微凉中也能好好入睡了。还是因为年轻，苦夏里一点清凉就能带来欢愉。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美妙的“大自然空调”暗藏着悲剧的引子，它居然一丝丝地漏水，等我们发现时，我那些垫在下面的书，那些一路跟着我搬来搬去带过来的书全都遭了殃，它们陆续被隐秘的水流浸湿，渐渐发硬发霉，惨不忍睹。我为这些相伴多年的书哀叹，忍不住哭起来。红姐吓了一跳，又觉得有一点莫名其妙，但马上还是安慰我，替我收拾打扫，把那些已然无法挽救的书一本本徒劳地擦拭。我们最终还是一起拆掉了这个“大自然空调”。一起忍受着这夏夜的炎热难耐，一起一遍遍打水给房间里洒水，一起在睡不着的夜晚天南海北畅聊。

冬天的寒冷倒不是个问题，阳光总能把宿舍那个房间晒得暖透，我在冬天的主要问题是洗澡。好在那个年代像锻造厂这样的国营老厂，生活上的配套设施是一应俱全的。厂里的澡堂大，热气腾腾，全厂职工都发放洗澡票。那几年的冬天我经常跟着红姐去对面厂区那个温暖的大澡堂洗澡，和她一起挤在女工堆里，一边听她们嗓门很大地热火朝天地交谈，一边在充足的热水下尽情地享受这冬日里的暖流。人世间的烟火气就这样浸入我的生命，温热的，蒸腾的，人声鼎沸的，在回忆里不断弥漫。我没什么可以为红姐做的，就只能一次次拉她去参加朋友们的聚会，她一开始总是拘谨，不愿意去，拗不过我死磨硬缠也就去了。那些年，我的那些医生、记者、作家、画家圈的朋友们都知道我有个室友红姐，我们一起去红梅公园爬文笔塔，去舣舟亭访东坡遗迹，去亚细亚看电影，去双桂坊吃加蟹小笼包。后来，红姐和我很多朋友也都熟悉并交好，甚至我离开了常州后她们也常来常往，我为此感到格外高兴。那个年代朋友们还经常组织舞会，我也总是拖着红姐去参加，不为别的，我只想她多感受到一点这个世界的快乐。红姐看着我恋爱，看着我离开这个老厂区宿舍，去新的家园结婚生子，开启新的人生。她一直自己一个人住在宿舍里，直到工厂都搬到遥远的郊外，宿舍也人去楼空，才搬了出去。渐渐地，我们在各自的生活中忙碌，把人生的交叠都留在了那座老楼。

多年后的一天，我在办公室接到红姐的电话，她告诉我她终于还是找了一个快五十岁的男人结婚了，他们只是领了证，没有再办婚礼之类的仪式。一想到她当年的婚变，我为她现在的踏实安稳感到高兴，就想着下班去看看她，不管怎样总要贺一贺她的新婚。她一再推脱，说还是去我家见个面，我最终理解了她的心情，答应晚上到我当时在广化桥下体育花苑的家小聚。那时我的孩子都快要上小学了，红姐特地给孩子带来一小篮鸽子蛋，她男人在一个很好的老国企当技术员，收入不错，平时爱养鸽子。红姐对这次的婚姻是满意的，人总要有个家，有个让心安放的地方，我看到她的眼睛里再次流露出对生活的感恩，就一个劲儿地祝福她。我当时特别想请他们夫妻吃顿饭，约来约去直到我不久后离开常州竟都未能成行。我始终没有见过红姐这个丈夫，这个收入不错的五十多岁的男人，他和红姐低调地组成一个家庭，在这尘世结伴前行。后来他们也有了一个女儿，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她的妈妈第一时间就把她的百日照寄给了已在南京的我——一个对她来说那么遥远的阿姨，在心里是多么热切地欢迎她的到来。

那晚送走红姐以后，我想起她在锻造厂宿舍的几个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一个是住在对面楼里的刘工，另一个是住在楼层东边的军嫂。那时红姐对大部分人冷淡，对这两个朋友倒是亲厚，我也跟着与他们亲近。刘工是厂里的工程师，我刚认识他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单身男孩。刘工个子矮小，但长得很清秀，总是一脸阳光般灿烂的微笑，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好感。他是个大学生，在厂里是条件不错的男青年，听红姐和我闲聊，他找对象眼界也高，至少不想找女工。刘工似乎曾经对一个女子动过心思，那女子是锻造厂的技术员，大专毕业，也是这个宿舍里不多的高学历，住在我们隔壁。女技术员个子高挑，长相也不错，刘工的眼光很好。据说，刘工当年是和她一起分配到锻造厂的，传闻他对她一见钟情。但谁也说不清刘工是怎么追求女技术员的，没有人看见他给她送花，当然那个时候老厂区里不时兴这种热烈时尚的求爱方式，但也没有人看见过他们一起轧马路，一起看电影。即便如此，人们依然深信刘工对女技术员情有独钟，总有一天他会抱得美人归。刘工到底有没有追求女技术员，我私下问过红姐，遗憾的是她也不知道，这在宿舍区似乎成了一个谜。

我住进去的时候，女技术员已然结婚，刚生完孩子不久，还有着初为人母的别样风韵，像一枚刚成熟的果实，饱满丰润。但她脸上很少有笑容，即使抱着孩子在阳台上晒太阳的时候，也很少露出年轻母亲那种特有的喜悦和安详。她总是怔怔地望着远处出神，脸上有时还不经意间滑下泪水，面容茫然中透着一丝哀愁。我们两个房间墙挨着墙，有时夜里能听到隔壁的年轻夫妻总在絮絮叨叨争吵，主题不外乎就是一些孩子、老人之类家长里短的事。女技术员的丈夫是厂里一个普通工人，长得英俊。在他们结婚的时候，人们又传出风声，说女技术员最终没有选择刘工，还是因为刘工个子的原因，她的丈夫高大挺拔，和她走在一起很登对。这么一对登对的人，结婚生娃后却并没有幸福，争吵渐渐成了家常便饭。有一次他们又为什么事吵起来，起先还压抑着，后来就不管不顾了，声音变得急促、高亢，还夹杂着摔摔打打的声响和孩子的哭闹。楼上楼下都听到了，但都不作声。过了一会儿整层楼忽然爆发出女技术员一声凄厉的呼号：“孩子呢？孩子呢？”人们这才从各种喧闹中去寻找孩子的哭声。短暂的寂静，孩子毫无踪影，这对夫妻慌了，女技术员急得都要跳楼了，人们纷纷过来拖住她，我看到刘工冲在最前面，一边连声安慰她别急别急，一边拼命抱住她的腰。她的高大的丈夫旋风一样冲下楼，冲出小小的门洞，沿着龙船浜漆黑的柏油马路往城北追去。整个宿舍都震动了，正是初夏的傍晚，晚霞瑰丽地铺满了西边整个天空，天就要暗下来了。男工们全都停下手里的活冲到大街上去帮忙寻找，女人们也不做晚饭了，都来陪伴安慰女技术员，女技术员脸上已经没有一滴泪，也发不出一点声音，像死人一般瘫在地上一动不动。刘工第一时间报了警，随后和警察一起追到了城北新区的郊外。果然是人贩子趁乱抱走了孩子，这座粗犷的老工业大楼在夏天里基本是门洞敞开，人员进进出出本就混杂难辨，人们的注意力又完全被那对夫妻的吵架吸引了，谁都没有注意人贩子溜进来。得亏发现及时，警察把孩子完好无损地追回来了，家家又赶紧回去查看有没有被顺手牵羊损失的财物，好在简陋的工人宿舍，实在也没什么可偷。一场惊心动魄的虚惊，就像那个夏夜的雷阵雨一样突如其来，又飞速离去。一切平静以后，人们依然和往常一样过着日子。女技术员夫妻消停了一段时间，争吵又在一个清晨若隐若现地响起。我一直担忧这两人过不下去，但似乎这段婚姻坚不可摧，在吵吵闹闹中始终联结着，前进着，从没有偃旗息鼓的迹象。女技术员也一天天粗壮起来，那种年轻的愁容反而有种褪去的迹象，眉宇间开始显露出一种刚强的意志来，以前很少笑的她，碰到我时竟然也会爽朗一笑。她的孩子已经会走路了，夫妻间争吵也还会有，但已经很少演变成一种激烈的战斗了，倒有点像一种家长里短的唠叨和争论，在柴米油盐中散发出一种毛茸茸的温顺的质感。我离开这个宿舍前，刘工也结婚了，我和红姐还去参观了他的新房。刘工脸上依然浮现着那种阳光灿烂般的微笑，那一刻我确信他会幸福。

东边的军嫂是红姐真正的闺蜜。她一直带着四五岁的儿子等待着军人丈夫来接她团聚。她是锻造厂的临时工，丈夫已经转业落户在南京郊区，但还没帮妻子在当地找好工作，团聚一事一直拖着。直到我离开，我也从没见过她的丈夫来宿舍找过，军嫂的等待在我的记忆中始终像是在上演《等待戈多》。红姐有时含蓄地询问军嫂会不会有什么变故，军嫂总是黯然一笑，继续长久地等待着。有一次我男友过来，我们和红姐、刘工四人在宿舍里打牌，打的是当时常州人狂热盛行的四副牌升级。军嫂家的小男孩浑身上下赤裸着跑过来，站在门口一声不响地看着我们热闹地酣战。刘工看到后惊叹一声，小男孩随即就在他母亲追过来的怒骂声中一溜烟地跑了。门口暗淡的光线中腾出一蓬蓬飞扬的尘埃，恍如一条落在暗夜里的小小的银河，自顾自热烈地飘荡着，完全不知人间疾苦。

我在锻造厂宿舍大约住了四年多。这座沉默灰暗的建筑，在我的记忆里总像是这个城市里的一口老井，我则是一滴无意间落到这里的雨水，通过它一点一滴汇入了常州城。我在这里知道了我们宿舍楼下那个小小的烧饼铺漆黑的老炉里居然能烤出全常州最好吃的一种烧饼，叫作板油酥。几毛钱一个，刚出炉的时候散发着热气腾腾天堂一般美妙的香味，工人们下班的时候总是在这局促不起眼的小铺门口排起长队。红姐第一次带我去吃的时候，入口的瞬间我被一种最古老的温暖深深打动。老常州有太多的美食可以治愈人世的不完美了，锻造厂宿舍楼下小铺的板油酥绝对是我记忆里一抹难以忘怀的舌尖上的慰藉。这家店老板后来就在街对面开起了小饭馆，取名“好比家”。食物一如既往地好，真正的价廉物美，我们几乎天天光顾，和老板熟悉得如同家人。小饭馆开业不久，有一天老板特意和我商量，说店名准备改一改，城中好像另有一家卖零食的铺子也叫“好比家”，想改个字以示区别。我们商量一下后决定改为“好比嘉”，老板分外高兴，连声称赞这样听着洋气，又悄悄递给我一罐他亲自熬制的辣油，奇香奇辣，真正堪称“一滴入魂”。这样品质的辣油我后来再也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小饭馆烧饼铺离开常州后我也只在梦里才能相遇。在我离开常州多年后，有一年回常州，我怯怯地想再去龙船浜看一看这家店还在不在。那是一个平常的冬日傍晚，车子匆匆驶过，从车窗里我一眼就发现那大片的旧厂房和老街道小店铺统统早已不见踪影，新小区新家园新店铺焕然耸立。我没有放慢车速，更不敢下车逗留，只飞快地瞥一眼那曾经熟悉的地方，泪眼朦胧中灰白色的雪花在夜色中缓缓落下，落在我记忆里的那座老楼之上，落在那些清晨和夜晚进进出出的人影之上，落在那些曾经热火朝天地生长、如今已无声消逝的时光之上。雪落在万物之上，仿佛把这片土地上的一切不经意地笼罩起来，像是终于给了我一个轻柔无声的告别。

我是在一个春天离开锻造厂宿舍的。我离开这里，在城市的另一端建立了自己的小家，没几年，又举家迁离了常州城，在新的城市里开启新的生活。我知道生活永远不会真正停留，只有记忆会停留在梦境里，永不离去。因此我在梦里回到那座老工业大楼式的宿舍，留恋着楼道里过往的人影，回味着楼下烧饼扑鼻的喷香。现实中，有时在异乡街道里穿行，周遭景物闪过之际也会突然在路边站住，旧人旧事哗然而至，我只能忍住热泪，在雪花落下之前，目送他们转瞬即逝。

【作者简介：许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苏省散文学会理事。作品见于《青年文学》《西部》《青春》等，出版散文集《流水与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