鼻腚诗社
德行是一种健康、美丽且善良的习惯，灵魂的习惯。
——柏拉图
引子
爱因斯坦在他的好朋友贝索去世后，给他家人写了一封信。爱因斯坦说：“他比我稍早一点离开了这个奇怪的世界……那并不重要。因为我们相信物理学家。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区别，仅仅是一种对幻觉的顽固坚持。”爱因斯坦对时间的理解，让我时常想：时间也许可以压成平面，让过去，现在和将来同时在一故事里发生，互成参照系。
因为这个想法，我在教“逻辑是解读各种密码的通用语言”这一章时，给我的三个研究生布置了一个研究项目：解读宇宙飞船“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带到天外去的“金盘录音”。
三个研究生中，年龄最大的是柯大格。柯大格的名字叫“道格拉斯·柯林”，他到中国教过五年英语。不知哪位中国的仁兄，给他起了这个中文名字“柯大格”。回美国读研后，他要求同学、老师依然叫他“柯大格”。柯大格35岁，“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发射上天时，他还没出生。另外两个女学生，一个叫丽丝，另一个叫索菲。丽丝喜欢计算机编程，动不动就要把现实案例数字化；索菲喜欢写诗，穿着举止诗情画意，思维是跳跃式的。两人都二十来岁，就更不了解“金盘录音”里的故事了。所以，我让他们三个先把“金盘录音”的背景资料搞清楚，然后到我这里来换课题项目的具体要求。这一步，他们三个做得很快，一天后就完成了。下面是他们交来的背景资料：
“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是美国宇航局在1977年8月和9月发射的两艘宇宙飞船，它们的任务是探索太阳系的外围行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它们完成任务后，又继续飞行探索了几十年。很多当年设计发射旅行者号的科学家，包括制作“金盘录音” 的科学家，都已经离开了这个奇怪的世界，它们还在飞行。
发射它们之前，美国宇航局成立了一个小组，由康奈尔大学的宇宙学家卡尔·萨根博士（Dr. Carl Sagan）领导，花了一年时间，制作了一张叫作“地球之声”的金盘唱片。科学家们在“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宇宙飞船中各放了一张“地球之声”， 外带一个留声机唱头和用于播放的钻石唱针。那金盘唱片里有他们从世界各地精心选出的115幅照片，介绍地球人和地球人的生活环境；有萨根博士领导的小组收录的地球上各种自然的声音与动物的叫声，还有地球人用55种不同的语言向星外人发出的问候。一共90分钟地球时间。
关于选择录制“地球之声”，有一个小插曲。萨根博士和他第二位太太同时听到一段中国的爱情音乐，两人都很喜欢。他们恋爱、结婚了。后来，两人都是“金盘录音”选择小组的成员。虽然那段中国爱情音乐没被收录进金盘，但“金盘录音”里收录的用55种不同的语言对外星人发出的问候中，那句英语问候就是他们爱情的结晶——小儿子的声音。那年，他们的儿子六岁，单纯稚气地对外星人说：“Hello, from the children of Planet Earth.（您好，来自行星地球的孩子们问候您。）”，这个象征人类爱情的声音，被永远地带进了星际宇宙。
科学家们把这个“金盘录音”叫作“时间胶囊”，他们把人类当时的故事封进“胶囊”，像化石一样，让旅行者号飞船带着这些20世纪70年代（后文中的70年代均为20世纪70年代）的真实记录飞进了太空。
科学家们希望在浩瀚的宇宙中， 某一天，会有外星人最终收到了人类发出的这些信息。考虑到外星人不懂地球人的语言，在“金盘录音”的唱片封面上，科学家们还用简图和二进制数学给外星人写下了打开这枚“时间胶囊”的逻辑密码。
经过近 50 年的飞行，“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飞过了四个外围行星，送回来67000张照片，已经进入星际空间。现在，它们是离地球最远的人造物体，随时会离开我们的太阳系。这就是说，将来就是太阳系毁灭了，收藏在“时间胶囊”里关于人类的信息，也能在无垠的宇宙中存在着，等着另外一个星际文明来接收。
学生们的背景资料做得不错，我就把作业要求给了他们。在这个研究中，我要他们做几件事：
（1）假设你自己是个好运气的外星人，一阵宇宙风把“金盘录音”吹到你手上。你第一步要按照金盘唱片的指令解码。写出打开“时间胶囊”的逻辑推论，找到逻辑指令告诉你的地球方位。
（2）打开“时间胶囊”后，你看到了20世纪70年代地球人送出来的信息，开始用你们外星文明的高精望远镜观察地球。然后，你给“亲爱的地球上的东西” 写“一封信”。（注意1：不是“地球人”。客观地看地球，对外星人来说，人和其他动植物等不过都是地球上的要素，你甚至不知道“人”是什么概念。）
（3）在你的信中，你要告诉地球文明：你看到的今日地球和20世纪70年代的地球有什么不同。（注意2：你得记住，无论你想告诉“地球上的东西”什么紧急的变故，你不会地球语言，你必须用“地球上的东西”能懂的逻辑语言写这封信。）
（4）信怎么写、写什么，全是你的自由，只要“地球上的东西”能看懂。研究项目做得成功，可以参加全校研究生优秀作品展。
三个研究生对这个作业很有兴趣，这个来问我要提示，那个来叫我给建议。他们说：逻辑解码是技术问题，我们自己研究，实在推算不出来再请您帮助。可外星人看了70年代地球上的生活后，给“亲爱的地球上的东西”的这封信该怎么写呢？
丽丝和索菲认为：我们这些如今生活在地球上的“东西”，不但对外星文明来讲是“奇怪的东西”，恐怕对70年代的地球人来讲也是。70年代的人哪见过什么手机和AI？他们放那“金盘录音”，还得靠留声机的唱头唱针放。留声机那玩意儿，就柯大格一人见过，是他爷爷扔在地下室里的老古董，落满了灰尘。70年代的地球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同样也是一个奇怪的世界。
我说：“历史和将来对你们来说都是未知，这才值得研究。研究怎么做，就看你们自己的逻辑思考能力和自由想象能力了。”
让学生们做跨越时空的逻辑思考，是让他们走出他们熟悉的文化圈子，到盒子外面，再回头看自己习惯了的世界。这是我一贯想要教学生们的思维方法。大学生、研究生年轻浪漫，个个想改造世界，时不时，还会有一两个年轻气盛的学生在我课堂上宣布：将来要竞选总统。让学生们对比历史，再想象如何充当未来的声音，给当今世界提出警告或建议，这是让他们做一种换了角度的哲学反思。我希望他们在苦思冥想之后，能做出符合项目要求的好作品。
当然，整出一封外星文明给地球的“信”，还得靠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对创造性思维，我不设要求。所以，当三个研究生来向我要提示或建议时，我一律只给他们一个含含糊糊、非逻辑且浪漫的解释。
我说这封“信”，我是打引号的。你作为外星人，怎么写都可以，是你的自由创作。我只能说：你推开窗户，让阳光进来。在阳光里，你把“时间胶囊”记录的细细碎碎的地球故事和你想对今日地球说的随便什么故事，放在一张时间的平面图上，让它们在同一个平面上活着、动着。也许这更便于解释为什么世界没有成为一代一代聪明人理想中的样子，却成了奇怪的样子。反之，要是发生在不同时代的故事里，有某些东西可以同时被照得像万花筒里的拼图，色彩斑斓，棱角清晰。那么，管它是哪朝哪代的人生，效果都可以叫“精彩”。
以柯大格为首，三个学生一起叫道：“您这个解释像诗，太不清楚。能不能再多给一点建议？”
我就又加了几句更含混不清的解释：你们在手机上都有空间对自己说话。要是站在亿万光年也测不到边的宇宙边缘，我们人过的这种叫作“天”或“年”的日子，到底能造出多少差别，可能并不重要。也许，在一片无边无界的沙滩上，就是最简洁的逻辑能证明的：贝壳和贝壳的化石是同类。在浩瀚的宇宙中，也许这原本就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索菲说：“您这么解释，那么我们真写出‘外星人自由诗’，您可别扣分。”另外两个学生则一脸不满，抱怨道：“您这是什么解释？我们不懂您绕来绕去说了些什么。不靠您了，我们自己干。”
1.密码
我给学生这样一个作业，是有来由的。我有一个70年代的故事，封在我自己的“时间胶囊”里。这个故事没有可能被“金盘录音”收入，带到星际太空去。它永远只能是人间的故事。我有它的密码，很多年后，发生了不少事情，让我想把它打开，和学生一起对文明做一次进化论意义上的反思。
这故事，得从我小时候讲起，那时是70年代。用今天学生的话说：“70年代就是‘古代’，是上个世纪。”我只能对他们说：“古代人有古代人的梦，也许一个梦做了三千年，大同小异，一直做到上个世纪。打开一个梦看看，就像分析一段DNA，一段历史的DNA。”
在学生们说的那个“古代”，我家对门住了一对数学夫妻，叫莫先生和莫妈妈。没有多少人知道莫妈妈，很多人都知道莫先生。莫先生教符号逻辑，莫妈妈教小学数学。我很小就懂莫妈妈对我们说的话。莫先生基本不说话，只是不停地发明游戏跟我们这些小孩子玩。游戏多半是跟数字相关，莫先生玩起来还很较真。莫先生是数学教授，数字在他的脑袋里行走排列时，什么样的人间烟火也挤不进去。在我们小孩子眼里，一个成年人能爱数字爱得超过冰激凌，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莫妈妈用面粉和山芋粉做了很多小蝴蝶，放在油锅里一炸，面粉加点红糖做的小蝴蝶变成金红色的，山芋粉加点黑糖做的小蝴蝶变成黑铜色的。我们有时用扑克牌，有时用玻璃弹子，有时用槐树叶子，玩莫先生发明的各种游戏。谁赢了，就得红色小蝴蝶；谁输了，就得黑色小蝴蝶。我们个个都想赢，但是输了也不太伤心，反正红色小蝴蝶和黑色小蝴蝶都好吃。输赢也不重要。重要的事是在游戏结束时数我们得到的小蝴蝶。
莫妈妈喜欢看我们数颜色不同的小蝴蝶，她说：“孩子们，你们在数正负数呀。《九章算数》里说，赤算正，黑算负。你数赢到的红蝴蝶，是在数正数；你数输了的黑蝴蝶，是在数负数。”这时莫先生突然插话：“我就是一个零。”他用拇指和食指比出一个圆圈。莫妈妈就赶紧说：“零很重要。它什么都不需要。书架上所有的数学书都上交给红卫兵了，那‘零’还在书架上，谁也拿不走。谁的数字后面多一个零，十就变成百，百就变成千……”
我小小年纪就懂了正负数和零。数学对于我，从来就是一个好玩的游戏，不是个难事儿。等后来我到了谈恋爱的年龄，先后谈的几个男朋友都是学工程的，他们搞计算，我也能插几句，不被嘲笑。他们说，我有尊重数学语言的意识。多年后，我出国留学的时候，到莫家去道别。莫先生已经不是“零”了。不但他的书架又满了，而且他身后还有三个研究生前后跟着。莫先生从满满的书架上抽了一本土黄色的小册子送给我。那是他写的书，叫《符号逻辑综述》。我说：“我读不懂呀。”莫先生说：“我有几个同行在美国，你想学，去找他们。”莫妈妈站在一边笑，说：“你肯定能读懂，没人会比你更懂。你莫伯伯的书就三个字：不能漏。”
莫妈妈的话，我从来就是一听就懂。她说到“不能漏”，我立马就懂了，而且懂得很彻底，就像接过一张我自己拍的黑白照片，放在眼睛底下重新审视一样清晰。那“不能漏”三个字，是密码。是在花季雨季的70年代末，我们干事业用的密码。这个密码可以打开我70年代的“时间胶囊”。莫妈妈还能记住我的密码，我这“不能漏”三个字的幽默，应该是划时代的了。就算不能传到星际太空，也应该在人间留下一点痕迹。
莫先生年轻时是数学神童，清华一毕业，就到陈纳德的衡阳空军基地，为飞虎队做破码解码工作。那时候，他解的是日军电报用的莫索码。不知他懂不懂我这“不能漏”的密码。我看了莫先生一眼。他不说话，脸上是聪明人的微笑。那样的笑像是一句数学语言：密码和密码都是同类，不分高下。
可在我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密码“不能漏”就真成密码了。在美国，我周围没人懂，我也没再提过。一直等到我自己成了逻辑学教授，在美国大学里教符号逻辑课的时候，如果有学生就是不懂为什么思想非得要有逻辑做基础，我在解释三遍之后，就会着急。一着急，我就会说：“为什么思维要严谨？就像马桶不能漏一样。”学生就会看着我，带一点吃惊，一副懂了一点，又不全信服的神色。
我知道学生有的时候喜欢听教授说几句不登大雅之堂的粗话。角色叛逆总有点刺激性，教授一般不用马桶打比喻。我用了，学生很兴奋。我就会再加几句解释：“我说的不是你们在厕所里坐的那种抽水马桶。那种马桶没有结构，不是活的，我不用它来谈逻辑。我说的是我年轻时做的一种木头马桶，红色的，呈桶状，在美国几乎找不到。到目前为止，我只在前总统里根故居博物馆，里根他妈的卧室里见过一只。就那一只。说不定，是我师傅的师傅做的。”
学生们立刻会很来劲，笑个不停，叫我把我说的这种木头马桶画在黑板上给他们看。我一边画一边说：“这种马桶可是很有特色。它有结构，却不用一根钉子，也没有一个榫头，是一块木板一块木板箍起来的。逻辑就是铁箍，箍紧了，木板上的小洞，木板间的细缝都被填补好，马桶里的秽物就不会漏出来。一场思维，要是没有逻辑规则箍紧了，左一个洞，右一条缝，往外冒秽物，这叫什么？这叫灾难！轻一点，也得叫‘思维无效’。谁叫你的马桶会漏？”
到这时，学生基本就全懂了。
后来，我干脆在网上找了一些红马桶的老图片放出来给学生看。我自己把“不能漏”的密码给交代出来了。那是我师傅天天要传给我的秘诀，也是我们几个徒弟干地下工作时的暗号。我又把它毫无保留地传给我的这些将来要当律师、公诉人、医生、电脑专家、艺术家或政治家的学生们。原来，生命中的经验，哪一条都有价值。
我告诉学生们，当年，我住的城市除了几条林荫马路，纵横交叉的小街深巷里没有公寓楼。鱼市街、洪武路、石婆婆巷……小巷子又窄又长，家家有个对着街的小堂屋，门基本不关。居民们一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倒马桶，然后生煤炉。用不着什么监控镜头，你家的事，我家的事都在街坊邻居的眼皮子底下。都不是生人，也不需要什么隐私权。反正一个是吃，一个是拉，就那么些事儿。儿子孙子可以天天挂在嘴上谈，但他们怎么生出来的事儿不能谈。
那时候，居民们提在手里或晾在家门口的那种红色桶子，就是我们做的。我一星期能做九十个马桶，个个又红又亮，像一群乡下大姑娘。凡我做的马桶，马桶底上我都是签上名的。这叫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也就是说，一周有九十个人在我头顶上拉屎撒尿。我敢站直了，挺着胸说：“怎么样？我的马桶不漏。”在我们马桶行当中，谁做的马桶漏了，那是奇耻大辱的事情。行话叫“地雷炸了”，那罪责跟杀人越货差不多。
一年又一年，跟我学符号逻辑的学生，一个一个毕业当律师，当公诉人，当物理学家，当计算机专家，当艺术设计师，当政治家去了。有一天，也就是在我让学生做70年代的“金盘录音”作业后不久，我在校园里走着，碰到一位艺术系的教授，他把我拉到一棵红山楂树下，好奇地问：“听学生说，你做过马桶？”我说：“是。”他又说：“学生说，你的马桶有结构？你还在马桶上签名？……听学生说，你的马桶和你的诗一样，是有版权的？”
我就笑了，全部承认，并加了一句：“不过，版权问题是学生自己加的。”
这位艺术系的教授叫泰德，会写交响乐，教指挥学，每到期末都会指挥他班上的学生在学校大剧院演奏他自己写的交响乐。学生也不都是音乐专业，三教九流都有，在他的指挥棒下，一学期下来，只要往各种乐器前一坐，都是一脸正气的样子。泰德教授自己总是服装整洁，戴着领带，说起话来像打击乐器，有节奏有重音。他紧接着追问我：“那下面这句话是你的原话，还是学生发挥出来的？我要引用这句话，来批评我们艺术系的坏习惯。‘马桶厂是无数世界中的一个。这个世界没有定律，但它有很多习惯和惯性。习惯，是可以打破的。’”
我说：“这是我的原话，是我年轻时候的名言。”
“好！”泰德教授说，“我要的就是这句有勇气的名言。”
我说：“你要引用，最好再加一句：‘可是，请记住，习惯像水，打破了，又会还原得天衣无缝，不由好坏决定。’”
我不知道他们艺术系出了什么毛病，教授要引用我批评马桶厂的言论来批评现实了。但是我知道，如果我上课讲的故事传了一圈，传到另外一位教授耳朵里，又传回我自己这里。到了这会儿，我的“马桶和逻辑”，在学生中已经成典故了。
就在我和泰德教授谈我和马桶的那个时刻，我想到：看样子，我非得用“不能漏”这个密码，打开我那段70年代的“时间胶囊”，把里面的故事讲清楚不可了。我可以和学生们一起试着做打开 “时间胶囊”的工作，听听“过去”“现在”“将来”如何对话。他们做“金盘录音”的作业，我写我的“马桶故事”。
一树的红山楂在小秋风里摇晃着，像时间不经意落下的声音，点缀了空气。泰德教授说：“你有空到我们艺术系来，来一趟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生气了。我真想跟你好好讨论这个‘习惯与改革’问题。我就不信，难道科学、道德只能围绕着习惯走，却拿它奈何不得？”
我心里很想说：别说科学、道德，就是逻辑和法律不也常常对付不了习惯？习惯是一种巨大的权势。或好，或坏。可惜，人还不能指望好习惯战胜坏习惯。只有一样东西能胜过习惯：欲望。生存欲望。但是，我没说。我还不了解艺术系的事儿。他们那里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宽松自由的地方。我只说：“事情有那么严重？你们艺术家对丑陋的承受点比哲学家低。”
泰德同意我对艺术家的见识。他解释说：“对，我们艺术家没有野心。我们知道接受世界，然后表达世界。我们不是搞政治的，不把自己放在能够改变世界的角色上。但是，这次我们真生气了，我们只想决定我们自己的艺术灵感问题。这事儿难道还要听他人的？两周以后，从星期三开始，我要和艺术系的学生在艺术系大楼前静坐抗议三个下午，让校长和董事会听听我们艺术系的声音。你来支持吧。”
音乐家要带学生静坐示威，反对旧习惯。这让我觉得：有艺术家参与，世界说不定也可以成为艺术品，一定不乏味。按道理，因为有了“现在”，人才有了过去和将来。人喜欢用“现在”定义过去的品质，预测将来的可能。艺术家看时间里的故事不极端。只要是艺术，不管旧的还是新的都会挺可爱。这样看待我们奇怪的世界，过去和将来就都可以令人向往。再荒唐的过去，若能在记忆里修炼成艺术，也会变得越永久越珍贵；而将来，只要呈现的选择越多，就越有美学魅力。人，站在现在，往前看，往后看，如果同样有意思，这就算没白活了。若再能看懂一些此事件与彼事件之间的逻辑关联，就叫“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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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