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添四客述往思来，弹一曲高山流水。

——《儒林外史》

一、时间海

我不是唯一一个在老人堆儿里长大的小孩儿。

从20世纪80年代初直到今天，为谋求一份温馨而牢靠的未来，一拨又一拨年轻人走出青湿朦胧的黔北，走出我们世代蜗居的村寨。那时我六岁，依稀记得四姑姥爷家养过一群羊，老羊小羊和青壮年羊相互混杂。村里最后一个年轻人乘乡村巴士远去的前一天清晨，四姑姥爷把青壮年羊全部卖掉，只剩几只跌跌撞撞的羊羔，和几只爬坡时总要歇很久才走两步的老羊。最后一个年轻人走后，北边的山坡在很长日子里只剩一些稀稀拉拉的羊影在那里摇曳。羊影太瘦了，被暮色拉长，拉到不能再长，就没有了。四姑姥爷捏碎一块儿土疙瘩说，看吧，小羊是你们，老羊是我们。看吧，太阳下山了。

和一群老人生活在这片原本热闹而后日渐寂静的土地上，日子没有变慢，反而更快了。年轻人离家，就像给一辆负重前行的马车卸下了所有包袱。老人们做起事情，像在追逐。他们习惯老早起床，手忙脚乱地把几件衣裳披在身上，然后窸窸窣窣地穿好袜子，套上解放鞋。早上的第一趟要务是给猪煮好熟食，给牛丢一把青草。从猪圈抵达牛圈的过程中顺便从鸡窝里掏出所有鸡蛋，用衣兜兜住余温尚存的鸡蛋，犹豫再三后把其中一颗放回原处。被他们带走的鸡蛋会被用来做早餐，或拿去换钱。放回原处的那颗，是给母鸡留下的念想。

把牲畜安排妥当了，才安顿人的早饭。人老了，肠胃也跟着变老，早上得吃口热乎的。上午刨地，到日上三竿，肚皮里的鼓声就会催促着人回家。午餐最简单，用一碗热茶把早上的剩饭泡一泡，和上一点儿酱油、辣椒和咸菜，就凑合了。饭后稍作休息，锁上门，戴上草帽，继续干活儿。只有身患严重胃病的老人才不得不骂骂咧咧地淘米做饭，把剩菜炒热。为减少时间的损失，他们用极快的速度完成吞咽。所以，城里人总觉得他们吃饭不雅，声响很大。

入夜了，村寨零星地亮起几点光芒。这几点光芒和夏夜的萤火虫交织，如果站在高山上俯视，你分不清哪些是萤火，哪些是灯光。老人们就在微光所及的范围里，给猪倒上一天中最后一桶猪食，给牛丢下一天中最后一捆青草。清点鸡鸭，生火做饭。有些事情得一件接着一件做，从一件事情承接到下一件事情。还有的事情呢，是可以一心多用的。比方说在泡脚时抽烟，看新闻，咒骂村支书阳奉阴违。再比方说在天气预报过后，一边洗碗一边规划明天是去砍柴还是插秧，是去喷洒农药还是修剪果树的枝丫。村寨的灯光灭得很早，偌大的村寨，只剩下一点儿风声和一些犬吠。犬吠极易点燃。犬，是夜晚的村寨最耐不住寂寞的生物。

老人们早已习惯把自己塞进朝朝暮暮的忙乱，等待日子发酵。但他们的忙乱，不可避免地殃及了我们这些孩子。当他们起床把东西收拾停当，天色通常还很灰暗，月亮没有沉下去，几颗星子也还在闪烁。这本应是一个孩子正在熟睡的时候，他们却生怕多睡一刻就会上学迟到，遂早早地将我们推醒，督促我们洗脸、刷牙。等待早饭的间隙，又监督我们读书有没有出声儿。

天色微亮，等到乡间有人走动，就放心了。不是担心野兽，他们还很年轻时就为我们消灭了黔北所有大型野兽。他们怕的是人贩子。揣着坏心思的人永远没法儿根除，必须等熟人或别的小孩儿开始行走，才为自己的孙子孙女拉上书包最后一根拉链，轻轻朝背后一拍，说，走吧，上学去吧，认字去吧，认它一箩筐字再回来吧。下午放学，身为孩子的你难免会在望不到头的路途上走走停停，但这也并不容易。从学校回家的路途上，总有相识或不相识的老人还在地里摸索生活。他们刨地，或者割草，稍微挺直腰杆儿就能看见你。呵斥每一个磨磨蹭蹭的读书娃早点儿回家，是老人们早已达成的协定。你走得太漫不经心了，他们就会倚住锄头把子，扯开嗓子呼喊：还不回家！

我曾无比厌恶这种匆忙。这种匆忙难道没有止境吗？人为什么总在追赶时间，而不好好享受时间？我把这些疑惑问过了不少智慧的老人，包括黔北最后一个巫师，但他们只是笑，不肯回答。面对绵长而又稍纵即逝的日子，他们依旧喋喋不休地要求正在写作业的孙子孙女说，写快点儿，再写快点儿。每到晚饭时刻，他们就会拖着懒洋洋的黔北方言的调子，用“先吃（好）的不管，后吃（好）的洗碗”的古谚语暗示你，你吃饭的速度太慢了。

和许多爱好在回家路上想入非非的男孩儿一样，我也曾为了一件遥远的遐想（也许是一幅漫画，也许是一颗昂贵的水晶球）延误了回家的时间。随即，身后的山林里就有陌生的老年人的声音窜出来：走得太慢了，赶紧回家！山林茂密，不见一个人影。一个老头儿严肃的喊声伴着山谷的回音在我耳边晃荡，我的思绪被冲撞了。为了表达不满，我立在原地，捏紧拳头，面向茫茫无际的山林，说，催催催，就知道催，不是还有大把时间吗？我甚至朝密林的方向抛掷了一颗土块儿。我以为这准会激怒一个好心的老人，但没有，密林深处，只有一声叹息。

许多年后，我为这个冒失的冲撞感到愧疚。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永远不会知道，世界上与生命同等珍贵的，就是时间。

麻大爷说，时间就是日月星辰，山川河海，时间就是大雁秋去，燕子春来。时间就是，石头还是石头，木头还是木头，你昨天还能喝酒吹牛嚼烂牛骨头，今天却发现牙齿已经松动，连头发也悉数可数了。山对面的干外婆说，时间就是看一粒苞谷籽长成苞谷秸秆，绽放天线，孕育苞谷棒子，而最后却在秋雨里腐烂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人穿着开裆裤从黔北的乡间小路开始行走，直到变成一缕青烟的全过程。老知识分子柳三爷特别强调：时间不是物质，也不是结果。时间无从琢磨。

后来，我去请教我们寨子上的苏木匠。苏木匠同时也是苏电工、苏竹匠、苏泥瓦匠、苏粉刷匠和苏三轮车修理师。那时，苏木匠正在太阳底下大汗淋漓地挖土豆，不久前给别人粉刷新房子耽误了他收获土豆的进程。坐在哗哗作响的桂花树下，我问他，苏木匠，你知道时间是哪样东西不？头一次，他没有听见，我又问第二遍。第二遍，他终于听见了，他朝桂花树的方向斜睨了一眼，转身继续跟那块硬邦邦的土地较劲儿。我想，他或许认为我坐在阴凉地向他发问很没有礼貌。为表诚意，我也站在了太阳底下，我问，苏木匠，你知道时间是哪样东西不？他顿了顿，终于放下锄头，用衣袖撸了一把面目上的汗珠，说，小祖宗，你不要烦我了，我的时间是很宝贵的！

后来有一天，我忽然明白了：时间就是一条狗。某些时候，你小心翼翼地从这条狗身边经过，你真诚地希冀不要对它有半点儿惊扰，甚至提前准备肉干，同它示好，它却未必买账。它会龇牙咧嘴地撵着你跑，你跑不过它了，它就不留情面地在你大腿侧狠狠地咬一口。和所有狗一样，它不会一直咬着你，撕下一块皮肉后就会扭头跑掉。还有些时候呢，它就像死了一样，你朝它打一个呼哨，大喊大叫，冲它扔石头，它也只是半死不活地耷拉着耳朵偷偷打量着你，这样就算作罢了。于是，你又以为同它熟识了，你尝试慢慢靠近它，给它梳理毛发，抚摩它的肚皮，它则又在你不经意的瞬间咬你一口。时间，无非就是这么个狗东西。

时间从来不会直线运行。假如时间真是直线前进的，缓解衰老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多走弯路和回头路。但黔北的老人们早就发现，一个弯路和回头路走得太多的人，反而衰老得更快。就像种苞谷，在最该翻土的季节你去挑水，在最该除草施肥的时候你选择出门旅行，那么，你这一片苞谷地往往就会存在畸形生长和未老先衰的风险。再比方说爱情。一份珍贵的爱情摆在你面前，分明唾手可得的时候，你忽然发傻发愣，选择止步或者回头，把她丢在那里不管不顾；有一天你后悔了，你漂洋过海，翻山越岭，重新站在原点，你憧憬着她还会站在那里等你回来，但事实上这份爱情早已不再属于你了。

老人们用他们的一生告诉我，时间不是点、线、面，时间是没有形状和限度的“混沌”。“混沌”承载一切，消融一切，也催生一切。世界上没有一件事物可以避免被“混沌”浸泡，没有一件事物真正游离在“混沌”之外。吃饭前，你们家的被子和辣椒还晾晒在外面，你想到天要下雨，放下碗筷，就去收辣椒和被子。等你回到坐处，刚才还热气腾腾的米饭已经变凉，这就是被“混沌”消融的痕迹。但反过来，锄头上的铁锈，枯木上的木耳，石阶上的苔藓，又都算“混沌”催生的结果。邻居易老汉爱拿年轻时候的爱情说笑。站在旧照片下，他跟自己的老婆子开玩笑说，分明昨天才娶的新媳妇嘛，怎么今天就变成老婆子了？老婆子先用白眼回应他，然后叽里咕噜地嘟囔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老婆子忙里忙外，在易老汉不经意的一瞬间闪到镜子旁，仔细打量自己的皱纹。皱纹，也是“混沌”留下的痕迹。

马克思叮嘱我们，琢磨事情一定得用辩证的眼光。马克思的办法给予了人们一种乐观的精神，他启迪了我们：时间改变我们的同时，我们也在改变时间。我们仍旧把时间比作“混沌”，黔北高原以“混沌”一隅的身份主宰了我们，而什么季节生长什么庄稼，一头母牛应该生养一头什么样的小牛，一颗鸡蛋要不要孵化变成小鸡，一个人要不要和另外一个人结为亲家……这些又的确是老人们所能左右的。

——只要这样一想，在这片“混沌”中浮沉也许并不可怕。我们应该为所能改变的事物感到喜悦，甚至窃喜。儿子出门打工，儿媳同施工队的头儿跑了，留下一个刚满月的“瘦猴子”给老两口儿养活。一个月过去，一个季度过去，一年两年过去，“瘦猴子”变成了大胖小子，会走路了，能说话了。三年五年过去，胖小子开始上学，日积月累也掌握了“三三得九”和“阿窝鹅”（指拼音a、o、e）的奥妙，得奖了。谁敢否认，这不是人和时间对抗后的胜利？

时间无边无垠，有限的是人。走过无数路径，跨越许多桥梁，横亘在人生尽头的，只能是死亡。对待死亡，村寨上的老人存在各种分歧，也达成无数共识。他们把死亡统称为“老”，把棺材一律叫作“老家”。一个人如果“老”了，理所应当躺进“老家”。

祖母“老”掉那年，祖父笃定自己也离“老”不远了。某天夜里，祖父宰了几只鸡，炖了几根猪脚，拨通了老伙计们的电话，说来吃“告别饭”。第二天清晨，那些吃过了祖父“告别饭”的老人们便撒成网，进山为祖父寻找适合打造“老家”的木材了。祖父本就是木匠，木料拉回来，等不了木材彻底干燥祖父便已拉开了架势，连夜赶工。按祖父的原话说，预计熬不过春节，他便会以“摧枯拉朽之势头走向死亡”。出于对这念头的确信，每做完一项工作，祖父便会立着身子，发出一声仓皇古老的叹息。叹息声飘扬半月之久，祖父紧赶慢赶总算将“老家”完工。完成最后一项工序后，祖父摩挲那口精致的“老家”，老泪纵横。我劝慰他说，爷，能不能先别“老”掉，快过年了，我想开开心心地过年。祖父用树皮一样粗糙的手掌抚摩我的脑袋。他说，孩子，这事儿没有轻重缓急的说法。老天爷冲人说一声“走咯”，那就真要走了。祖父哽咽的声音很能骗人眼泪。

过了年，祖父还没有“老”。此后一年、两年、三年……那么多日子，被我们像赶鸭子似的赶过来又赶过去，祖父仍旧在这个世界上大口咀嚼米饭，仍旧每年上坟前在白茫茫一片的雪地上吐出一口白气。真正“老”掉的，是他的“老家”和那年替他寻找木料的老伙计们。老伙计们像熟透的鸭梨，一个接着一个掉落的同时，祖父频繁更换他的“老家”。第一口“老家”放置的角落过于阴暗，以至成为耗子的栖息之所。第二口“老家”被放置在阁楼的窗户下，那里太阳光强烈，板子被晒得裂开了口子。第三口“老家”放得最久，但在收拾房间时不慎从二楼掉落，绽放为无数黑底白蕊的花瓣……此后许多年，祖父在不断失去“老家”和不断建造“老家”的过程中，静静地活着。

一个人如果活得太久，生活的阅历就会告诉他，史铁生也曾告诉他，死亡是一个必将到来的节日，一个脱离集体、独属于个人的节日。年纪越大的老人越能把死亡当作一种戏谑。他们请求寨子上作文写得最好的小孩儿，提前为他们写好追悼词。当这个小孩儿用稚嫩的字体，把一页错字连篇的追悼词写好递交到他们手上，不识字的他们所表现出的庄重胜过领取各种嘉奖。他们把这张薄纸规规矩矩地折好，用塑料袋包裹，揣进衣服夹层的口袋。在门前抽烟的时候就把写给自己的追悼词摸出来，请熟识的人念给自己听，像是欣赏一个节目。对于一个活得太久的人，死亡并不痛苦，活着也不痛苦，穷人有穷人的活法儿。老人们真正惧怕的是遗忘。

人的存在，最有效的证据不是时间，而是记忆。如果有两个人，一个硬挺挺地活过一百岁，另一个则只有前者一半寿命，但活过一百岁的人所能想起的往事也就一两件，后者却清晰地记得出生、上学、初恋、结婚、为人父，乃至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吃巧克力、第一次被人叫“爷爷”的场景……两者相较，黔北没有一个老人认为后者太短命。但现实的残酷就是：人老了，记忆就会漏水。没有人会记住每一个从我们身上奔腾而去的日子。刚开始，有许多记忆就像山坡上走散的羊群，是一丁点儿、悄无声息地溜走的。姑奶奶去锁门，门锁好了，才发觉钥匙还在屋子里面。外婆做糟辣椒，刚放过一把盐后中途接听了一个电话，再回来，她会下意识地又往辣椒里倒一把盐。之后呢，人越来越老，记忆就像开闸放水，先是忘记自己的童年，接着是少年、青年、壮年、中年。最后开始诘问自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宏观的印象正被抹除，更别说忘记担水、牧牛、洗碗、插秧……这些小事了。

为应付遗忘，故乡的老人们想尽各种办法。不识字的老人最早想到的就是结绳记事，或用木炭在板壁上画横线。一个疙瘩，一条横线，就是一件事儿。生活琐碎，疙瘩和横线越来越多，记住了这件事儿，又会忽略另一件。识字的老人当然更愿意把这些事儿写下来，某某人的电话，某某人的名字，各种庄稼的名称和品种，乱糟糟的涂鸦占领厨房的板壁。这也不是没有坏处，如果记号过于凌乱，老眼昏花的老人就会把张三的电话拨到李四那儿去。写在墙上的事情多了，新事淹没旧事，旧事也会以更加浩荡的势头淹没新事。老人们明白：许多记忆都在远去。年轻人的记忆是圈养的鸽子，去了还会回来。老年人的记忆完全就是意外捕获的麻雀了——如果放手，它必将一去不回；如果不放，它也会绝食而亡。

之于一个庞大的世界，记住一个农村老人的难度堪比记住一株细草。老人们热爱照相，更热衷在族谱上查找自己的名字，这些都算一个小人物给世界留下的痕迹。村中的老人最敬佩的是那些能写书的人。写书的人把自己写成书，也把别人写成书。生活里的人死掉了，书本里的人还会活着。翻开书页，一个人或一群人就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小学三年级那年，我在作文里写下这样一个片段：

十五十六，黔北的月亮亮得冒烟。五爷牵着他家的大黄牛在月亮下穿行。走过二伯家的稻田，走过我家的苞谷地，来自月亮上的白霜像一块白布一样飘下来，软软搭在五爷肩头，也盖在黄牛的屁股上。

我把这个片段读给五爷听。五爷连连点头，奖励我一块月饼和一个鹅蛋。临走前，五爷格外叮嘱，写到这里就可以了。黄牛吃掉你家苞谷的事情就不要弄进去了，怕后人读了会笑话。那日，五爷格外希望我将来可以成为一个作家，可惜我至今未能如其所愿。好在五爷卖掉黄牛后，早把这事儿给忘记了。五爷没有后代，他爱看夕阳。他不知道寨子里的人会不会记住一个看夕阳的人。

夕阳下，有的人生，有的人死。

二、日常

人的命运像极了一粒草籽，随风吹落，落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哪里就是他的生活。落在黔北的老一辈，一生未能走出黔北，黔北是他们的屏障，也是他们的根底。城里人也有根，城市就是城里人的根。城里人在键盘上建设城市，农村人握紧锄头消磨土地。年轻人的外流丝毫没有动摇老人们的生存方式。过了年，高原积雪开始融化，化成水，滴滴答答地破碎在青石板上，渗进泥层，转化成土壤中的养分和余温。气温回暖，人就没法懒下去了，一份紧凑的生活会追逼着庄稼人脱下大衣，拿起锄头，出门干活儿。

先是种洋芋和山萝卜。洋芋就是土豆，山萝卜就是红薯。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称呼，就像一个人会有很多名字和身份。拥有再多名字和身份的人，归根到底也还是这一个人。洋芋这玩意儿耐存。秋收后的洋芋被堆放在楼板上，直到年关。过了年，还没有坏掉，只是发芽了，是那种粉粉的芽儿。外婆说，新事物总在旧事物的基础上开花结果。没错的，洋芋的芽儿必须从洋芋本体里获取营养。用刀把洋芋切成两半或者三块或者四块，插进垄上，掩盖一层泥土，这颗洋芋的命运就交付给它自己了。

红薯略为宝贵，胡乱丢在楼板或者地板上，很快就会变软发烂。黔北农村，各家都有一个地窖，那是红薯的招待室。红薯跟洋芋相似，自己是自己的种子，自己也是自己的养料。开了春就得把冬眠的红薯请出来集中埋藏，铺盖细土，浇上粪水，搭起塑料薄膜。一些白昼过去，一些夜晚过去，郁郁葱葱的红薯苗就长出来了。种红薯也要打垄，往垄上插苗就行。

整个春天，老人们需要忙碌的不只是栽种洋芋和红薯，还要翻地、犁田、砍柴、采茶、培育各种蔬菜、挑选小鸡小鸭和小猪崽……最艰巨的农务是插秧和种苞谷。老人们普遍患有风湿，插秧种地的人变少了，水田逐渐变成旱地。苞谷的种植量与日俱增，想必水稻早晚将从高原绝迹。两者没有容易与艰苦的区别。都不容易。伺候苞谷的程序通常多于水稻。从翻地开始，经历挑粪、肥土、打窝、选种、播种、除草……到成熟再掰苞谷，让脱谷机的齿轮绞下玉米粒，晾晒，归仓，最后收拾田地里的秸秆。种一季庄稼，就像经历一次生老病死。

种苞谷是体力活儿也是一门技术活儿。就拿打窝来说，窝不能打得太深，太深，种子冒不出来，会被雨水漫溢。太浅也不行。种子是有香味儿的，太浅了，松鼠和山鼠会循味而来。土层太浅，湿度也不够，湿度不够就像母胎中的婴儿羊水不够，长不出来；长出来了，也是畸形的。同样，施肥也大有讲究。最好的养料就是阳光和粪。黔北没有平地，为了让庄稼长得更好，老人们经常挑粪上山。年轻的时候，两边粪桶都会装得满满当当，老了就不行了，不少老人经历过脚下打滑，跌倒在山路，淋一身臭粪的尴尬。

苞谷最好赶在清明前种完。清明后，细雨纷纷，黔北好起薄雾。薄雾飘忽，天空低矮，那些湿淋淋的远山捉摸不定，如同爱情。这是一年中采茶最佳的节令。清明之前是春分，虽说早在春分那会儿茶树就吐露新芽了，但还得等。挨到清明，灰蒙蒙的茶叶被清明之雨淋得透亮。一夜之间，茶叶自然就沾染了雨水的灵气。泡清明茶，泡出来的是一阵风，一场雨，一种半明半暗的日子。每年清明，孩子们撑着小伞上学，老人们便戴上斗笠上山。太赶时间的老人，会带上一口小锅，一点儿剩饭剩菜，堆放石头当作灶台，午饭就在茶园解决了。茶，是黔北的魂魄。老一辈黔北人日日离不得茶叶，白天采茶，夜里炒茶。茶是用一双手揉出来的。

清明时节，黔北最好看。细雨纷纷，雨与雾交织，飘过群山，飘过我们青黑的屋顶，浪迹在唐家寨，小河村，蜂岩镇，凤冈县。雨过之处，人像草木一样孕育自己的故事。

这时节没有什么蔬菜冒头，种下的蔬菜种子也还没有回应我们。家里只剩下过年前腌制的咸菜，晒透的萝卜干，还有腊肉。尝新鲜，只有野菜。不要嫌弃野菜，有的野菜是很好吃的，比方说香椿、蕨胎和折耳根。我们村儿最会做野菜的婆子姓苏，我们都叫她“苏妈妈”。苏妈妈最拿手的是蕨胎炒腊肉。还有一种野菜叫“清明菜”。清明菜蒸、煮或爆炒，都难吃，做成清明粑粑才最好。苏妈妈不会做清明粑粑，寨子上只有一个老伯母会。清明时节做清明粑粑，逢赶集的日子，老伯母就背上清明粑粑去集市卖。外地人不懂，非说她卖的东西叫野菜团子，嘲讽说连野菜团子也卖那么贵。她一生气，从此再不做清明粑粑了。她这人，也真倔强。

黔北的夏冬两季并不忙碌，吃过了午饭，老人们都爱打瞌睡。这是童年常见的景象，他们说，人老了，瞌睡会像跳蚤一样抖不掉，那是为了适应死亡。一旦入秋，日子又开始忙碌起来。春种秋收如同生死疲劳，春天种下的苞谷、稻米、大豆、花生、红薯、洋芋……总是一股脑儿在秋天成熟。小时候看课本，课本上说秋收无比美丽无比幸福。在黔北和日渐衰老的老人们度过整个童年，我开始坚决反对课本：秋收就是秋收，秋收的过程并不美丽，甚至十分痛苦。就拿收获苞谷来说吧，第一步就是走进苞谷林。秋天的苞谷林是蚊虫和蛇类藏身的福地，得不停地打草惊蛇，挥手驱赶蚊虫。刚入秋时天气不像课本上说的那样“秋高气爽”，实际上闷热难耐。苞谷林里复杂的状况并不适合穿短袖，穿行在苞谷林里的老人们都套着长袖。他们忍受燥热，忍受疲劳，也忍受苞谷林无孔不入的粉末落在皮肤上产生的瘙痒。黔北少有平地，土地大多长在山坡上，三轮车上不去，苞谷只得用背篓一趟又一趟背回家去。

秋收最麻烦的一步程序是晾晒。等待晾晒的东西太多了，大豆、辣椒、谷子、玉米粒……各种粮食作物铺开，摊在院子里，五颜六色。刚入秋，天气并不稳定，多行雨，所以要时刻准备抢收。如果抢收不及时，一年的辛苦就功亏一篑了。在一个孩子看来，抢收也是一种热闹。行雨飘到河对岸，对岸的人家就会大喊：“落雨了！”

河对岸住着一位年老的唢呐手，腿脚不方便让他只能在轮椅上生活。大伙儿午觉的时候，就他不睡。他喊人帮他把轮椅抬到屋檐门口，怀里捧着他的唢呐。天气好的日子，他歪着脑袋听风，看云，看堆满院子的粮食，看远处的流水和远山。行人从他家门口路过，他会跟人家打招呼，喊人家歇脚，喝茶。一旦天色有变，他便像个号兵一样，把唢呐吹响。唢呐一响，寂静的中午立马兵荒马乱起来，两岸的人家七手八脚，吵成一片。抢收时老头儿的唢呐仍旧嘹亮不歇，这是为给男女老少打气。唯独一次，老头儿的唢呐没能在行脚雨来临前吹响，两岸的人家全部始料不及，损失严重。当雨过天晴，人们才发现老唢呐手已然驾鹤西去了。

抢收，也是人生的一部分。

和祖父放牛，有时会不经意地发觉，整个世界的运作规律其实和放牛存在直接联系。牛吃没吃饱的问题，与非洲饥荒同等重要。我家黄牛和顺顺家水牛的打斗，其事态严重程度并不亚于军事冲突。每当把牛儿赶下山，就会听见村口最后一班乡村巴士催促回城的人；回望身后，祖父早被远远甩在后头了。也许就是这么一个恍恍惚惚的时刻，一个孩子开始了莫名的感悟：我并不会永远属于黔北。一趟秋雨淅淅沥沥地淋过我们的夜晚，那种对未来模棱两可的意识变得尤为强烈。是的，尽管也在经受老人们经受过的生活，但我并不会永远属于黔北。

被农耕文明最后的日常包围，我会在暮色中爬上四奶奶家的板栗树。仰躺在树丫上，一些念头随暮色逐渐攀升，我会想：假如和祖祖辈辈一样，我必须是一个农民，我会是一个怎样的农民？

我想，我不会是一个好农民。我力气太小了，别人一锄头挖出的土块，我要用两到三锄头。每天担水，人家早已翻过山头，而我还在山脚试探性地抬高膝盖。在黔北，农民不能只是农民，他还得掌握一门技艺。就像我们身边的老人，刨地以外，他们还会理发、杀猪、打家具、弹棉花、招魂驱鬼和给母猪配种。技多不压身，我们寨子上的苏木匠就是黔北最优秀的农民。没办法，一个村寨想要兴旺，这个寨子必须人人都有手艺。

假如我必须是一个农民，我想我会很惶惑，我不知道自己适合钻研哪一门手艺。你说当一个裁缝吧，可惜我是个近视眼，心不灵，手不巧。我很怕把别人的纽扣装反。做一个木匠怎么样？正好祖父就是木匠，省得置办工具了。可转念一想，木匠也并不轻松。一件家具就快成型了，多一斧子就会走样，少一斧子又不成器。这种难为情的情况不在少数，木匠整个一生都在权衡利弊。实在不行的话呢，当一个泥瓦匠吧。可是我恐高。一个不敢上房揭瓦的泥瓦匠绝不是一个合格的泥瓦匠。思来想去，大概只有巫师这个行当最适合我了。我记性不差，口才不赖，也不怕身穿花花绿绿的巫袍会被人耻笑。有这三点，我很自信，我想我会成为整个黔北最年轻最权威的巫师。一想到这儿，飘忽不定的心思就会牵引着我，使我想起我们村最后一个巫师。此刻，他正艰难地担着一桶水，歪歪扭扭地翻越曲折险峻的山岭。

在不得不成为农民的一生，迈过了法定的结婚年龄，就要成家立业了。如若我是个种地的好把式，身体好，模样不差，还能说笑话，即使我家那几块单薄的田地，每年只能贡献一点点粮食，我也必然是姑娘们的抢手货。只要不得罪媒婆，她就准会给我介绍一个满身清香、样貌出众，还一张口就脸红的姑娘。相亲那天，不正经的长辈一定会在我耳边悄悄传达一份经验：娶她回家吧，把这样一个姑娘搂进被窝，会香死人的。不过，这样的好事儿八辈子也不会落在我头上——我太不会种地、太不懂讨女孩子欢心了，媒婆留给我的，只能是刁蛮得没人敢要的姑娘，我瘦弱的身子肯定禁不住那姑娘的一巴掌。假如真是这样，我反倒更乐意娶一个漂亮的小寡妇。我们会一起变老，变丑，我们会生养很多小孩儿，种植很多蔬菜。

在这片土地生存，人必须成为山川河流和天地日月的一部分。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什么季节吃什么，什么年月忌讳什么，都有规矩。对于一个农民，时间的概念早被抽象化了，我们谨遵的是风雨阳光和湿度的变迁。阳春三月，太阳暖暖的，风软软的，这是播种的最佳节点，你就不能睡到太阳晒屁股才起床，你应该主动向三月间的植物学习，学习从黎明开始拥抱太阳，直到入夜。

大自然也会蛮不讲理，就像某些年月，分明到了雨季，黔北却还是干巴巴的。天，或者天上的神明们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竹子枯黄，蝉被渴死。还有的时候，刚过深秋，雪就没完没了地下起来了。人的一切会被大雪覆盖，但为了生存，你不得不适应那个叫“自然”的东西，该劈柴时劈柴，该喂牛时还得喂牛。

老一辈黔北人就像一簇又一簇夏枯草，作为一种药材，这些成片生长在黔北山坡上的夏枯草没法儿绽放到秋天。往往刚入夏，采药人就会挨个儿采走它们，好比掐灭一盏又一盏灯光。同样，主宰命运的那个东西扮演了采药人的角色，他在老人们吃饭睡觉、刨地说话的间隙，忽然叫走他们。老一辈黔北人就这样越来越少了。老人的变少，也是黔北农村居民的变少。剩下的老人们零散地分布在各自的田地里，人少，就不会再有那么多人跟你说话打招呼了。一个无限衰老的人被群山遮掩，像一颗豆子一样变小，在寂静的田地间挥舞锄头，挥舞镰刀，挥洒汗水，除却忍受孤独，你所剩下的就只是自娱自乐了。比方说学会自言自语，学会凭借山谷的回音指挥二重奏。当然，人变少的时候动物也会成为一种陪伴。草丛响了，你会猜想那儿是不是有一只野兔。跳进小溪，脚踝处被鱼撞了一下，你会担心，是不是自己惊扰了这条鱼的生活。即使在山路上遇见一条蛇，日渐变得衰老的你第一想到的，也不是扭头就跑，你会更深层次地思考，既然它能把你吓得半死，那么反过来，你是不是也把它吓得不轻？还是小孩儿那会儿，你巴不得世界上所有蛇类全部灭绝。等你老了，通过一条蛇你会联想到这辈子遇见的许多蛇，它们好像也并不很坏，最起码没像疯狗一样追撵着你跑过。

但大自然容不得背叛，即使你是老人。山对面的梅老三爱用捕兽夹捕获兽物，有一次，他捕获了一只野猪崽。猎人的规矩是，不许狩猎小兽。旁人都叫他放生，可他不听。第二天，他家庄稼被一群野猪糟蹋得体无完肤。还有一个老人，年轻那会儿带着外乡人盗伐古树，结果古树倒下时一窝野蜂把他蜇得半死。他至今满脸斑点，坑坑洼洼。满身经验的老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告诫后人：一个人种下什么因，就会收获什么果。大自然是个明眼人。

三、愿你被菩萨保佑

在偌大的黔北过活，每天和人接触，和牲口接触，和大自然接触，也和神接触。一个神就是一种性格，一个神就是一个世界。神明无处不在。黔北居住了这个世界上最不严肃的神。

就算一辈子不能走出黔北，我也会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不是只有黔北才有神，山外边也肯定居住了各种各样的神、千奇百怪的神。多少年来，山外边的神各司其职，分工明确。有的神只管生育，有的神只管风雨，有的神执掌赏罚，有的神只许笑不许哭，有的神只能肃穆不准幽默，还有不少神生来就只能接受供奉而不许办一件实事。和外面的神相比，黔北的神的管辖界限早已模糊了。你会时常看见送子观音代替月老保佑有情人终成眷属，也会看见文殊菩萨插足赤松子和龙王施云布雨的职权。

一个老太太，每天烧火做饭，离她最近的神就是灶王爷。每天和这个神低头不见抬头见，老太太就会毫不顾忌地把一辈子的酸甜苦辣讲给灶王爷听，包括腰杆儿哪里出现酸痛，脚上哪儿有刀伤。天长日久，她就会把灶王爷当成一个亲戚。某天，这个老太太腰不酸腿不疼了，就会毫不怀疑地认为是灶王爷治好了她的疾病。也有急着抱孙子，但又不好意思去送子观音处透露心迹的老人，于是，他们带着儿子儿媳偷偷求助老龙王，这是“望子成龙”之意。

人跟神的关系有时很亲。黔北多山，黔北人管山神叫作“山娘”。你们的山神庙，在我们这儿通通叫作“山娘庙”。我们的村寨背后就有一个山娘庙。后来修路，山娘庙绝大部分面积被占用，只给山神留下了一处不起眼的角落。尽管如此，多年来山娘庙仍旧香火鼎盛。

和神太熟了，人就会和神讨价还价。

老天爷，下雨吧。我种下的菜苗渴得冒烟了。这是五爷的心愿。

老天爷，再多放几个晴天吧。再放几个晴天，我的谷子就要晒好了。这是六爷的呼喊。

五爷和六爷的心愿发生了冲突，皂角树下，谁也不肯让步。六爷说，你那几张烂菜叶子哪有粮食紧要？五爷反驳说，是你割稻子割得太晚，这时候早该下雨了。后来有小孩儿站出来协调，你们叫老天爷晚上下雨白天放晴，不就行了？两个老汉认为颇有道理，面对黄口小儿，他们倍感羞愧。为转移话题，他们再次向老天爷发出请求，老天爷，我们商量好了，要不就晚上下雨，白天放晴吧。

两个昼夜过去了，五爷和六爷在石磨上打牌，五爷赢了，六爷一直赖账。五爷回家后越想越气，爬上屋子后面的小山坡，和老天爷说起悄悄话。他说，老天爷，别给那条癞皮狗放晴天了。给我下点儿毛毛雨吧，雨下够了，就一直放阴天吧。心愿随风吹进六爷耳朵，六爷气得跺脚。六爷也向老天爷祈愿，老天爷，老五心肠太坏了，一直放晴吧。大概连老天爷也不知道该如何裁判了，此后数日，老天爷一会儿抛洒大雨，一会儿又放出晴天，反反复复。五爷和六爷联合起来咒骂老天爷，他们猜测，老天爷肯定是岁数大了，要么头脑不清，要么患有严重的耳背。

黔北的神明组成了一个很不严肃的朋友圈。因为不严肃，有的神会比颠三倒四的老天爷更烦人，比方说总在涨水的河神，走夜路时不时用小蛇恐吓你的夜神。最讨嫌的神几乎都是游神。游神没有庙宇，少有人祭拜，他们到处游荡，这里躺躺，那里逛逛。游神是黔北众神中的二流子。

每年的庙会是独属于神的节日。我们村儿有三座庙宇，三座庙宇散落在东、西、南三座山头。赶庙会，就是选择其中一座庙宇，然后走很远很远的山路抵达那里。离我家最近的那座庙也有七公里山路。年轻人都到外面去了，每家还是会派一个人，带了香烛和纸钱去祈福。农活儿压得大人喘不过气，等我稍大一点儿，赶庙会的任务就被委派在我身上了。赶庙会的大多是些老婆子。山路崎岖且多分岔，像团烂麻绳，家里的大人怕我迷路，把我委托给那些顺路的老婆子，让她们照顾我。这些老婆子并不都算亲戚，大多只是赶集时打过一个照面，知道哪个是半月溪的，哪个是甘家岭的，哪个是某某人的老婆，哪个又是某某人的母亲。大人同她们并不相熟，却敢把我委托给她们。

老婆子们出门，三五人一个队伍，我每年追随的队伍都不一样。许多年后回忆这段往事，我仍敢切实地告诉你们：这世上，再没有比这些老婆子更体贴的陌生人了。狭窄的黔北山路实际就是一条曲线，我们像蚂蚁一样排队前行，她们会把我安置在队伍中间。前面有人引路，后面有人警惕我脚踩的地方稳不稳当。我无数次幻想，假如在这条僻静的山路上突然窜出一伙人贩子，或者一头大狗熊，这些老婆子和我这个小孩子又能否抵挡呢？她们会抛下我不管吗？如果我被坏人带走，她们又会不会折返回唐家寨告诉我的家人呢？好在我们一直平平安安，没出过半点儿意外。

第一次追随她们，我还很小，山路走多了就会像条狗一样喘大气。每走一段路程，她们就会提议停下休息，实际是为了照顾我这个孩子。她们的生活并不清闲，年轻人都出去了，农务堆成了堆儿。我叫她们先走，她们都摇头。为了一个孩子，她们都很情愿晚一些再回家洗衣做饭，割草担水。还有的时候，走着走着，就会有人从身后的背篓里摸出套在塑料袋里的黄瓜和西红柿，她们用山泉水冲一冲，就分给我了。那是她们自家种的，各家的黄瓜或者西红柿都有各自的故事，味道很不一样。

两三年过去，我更茁壮了。再跟老婆子们走山路，我能蹦蹦跳跳拉开她们好远。见我飞得越来越远，她们“嗡”一声吵成一片，最后统一口径说：喂！小娃！慢点儿，慢一点儿！我怕她们追不上我，更怕半路遇见野狗或者狗熊，只好倚着山体的青石等她们。她们太慢了，负重爬坡的样子像衰老的牛。我向她们发问：哎，你们太慢了。和去年那些老婆子比，你们真是慢到家了。她们从不恼火，她们叫我就在那儿不要再跑了，她们说，前面的路段到处是石头。等到她们终于接近我了，我却又立马往前飞奔。她们再次“嗡”一声吵成一片，她们一边叹气，一边说：哎哟，这个娃子！

跟谁同去，都得一道回来。庙会上不仅烧香拜佛，也买卖各种稀奇玩意儿和吃穿用度。完成了大人交代的任务，就以为有了自由，放肆地穿梭在商贩中间。同来的老婆子们反复提醒我，不要乱跑，到了多少时间，就在哪尊菩萨背后或者某棵大树下跟她们会合。因为贪恋庙会的盛况，我失约过几次，把她们的叮嘱抛在脑后。她们有时就在约定的地点一直等下去，等到我玩累了才终于出现；也有的时候她们会钻进人群来找我。我不知道老婆子们本来就是这样一副好性子，还是当了众神的面不敢放肆的缘故，找到了我，她们永远只是温和地拍拍我的肩膀，说一声“走咯”，我就很扫兴地叹气，跟她们走了。

和来时相比，回家的路途都是下坡，老婆子们落脚反而更加小心了。她们还是叫我走在队伍中间，走在最前面的人一般都是腿脚最不好的，但第二个一定是一个腿脚最好的。第二个人会拉住前一个人的背篓，以免她脚滑掉下悬崖。行动如此艰难，老婆子们的话却比来时更多。她们反复询问别人，你许了什么愿望？接着就会有人反问，你呢？你先说，你说了我再说。

最后，年纪最大的一个准会告诉她们，哎呀，不能说，不能说，说了就不灵了。于是后头就会有人赌气道，你们都不说，那我也不说。走过几个石梯，听见几声鸟鸣，她们又会问起，哎，你们到底许了什么愿？她们谁也问不出别人的心愿，就来套我的话。我坦荡荡地告诉她们，我要菩萨保佑我考一百分。但我从来没考过一百分，我不知道是不是许过的愿望果真不能泄露的缘故。每到分别，她们就会用同样的话来祝愿我：小娃，愿你被菩萨保佑。

在我们村儿，离神最近的人是巫师。老人们都说，巫师的身体就像会议厅，各种神明都在他的身体里睡午觉或开大会。一个巫师的行走，就是无数神灵的行走。我至今肯定，世界上最好的职业就是巫师。最起码，跟人说不着的话，可以跟神说。再者，一个功夫到家的巫师，走南闯北都会受人尊敬，不愁没烟抽，不愁没酒喝。再蛮横的人也不敢招惹一个巫师。得罪一个巫师，等于得罪黔北所有神灵，巫师是唯一可以向神灵打小报告的人。

近距离接触巫师，是在十岁。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我们家的命运里溜进了不好的东西，这个东西干扰着原本属于我们的幸福生活。这东西吹不落，抖不掉，用酒灌不醉，用药毒不倒，它就像一把锁，巫师是唯一能解开它的钥匙。基于这样一个缘故，我们拨通了村寨最后一个巫师的电话。太阳落山的时候，穿着长袍的巫师就“飘”过来了。进了家门才发现，巫师的背上挂着一个鼓鼓的书包。那是他孙女用剩下的书包，粉粉的，有流苏，有大眼睛的卡通公主。粉粉的书包被他的法器塞满。咱们当地人不管那些东西叫法器，我们都说那是菩萨的一部分，类似于菩萨的器官。巫师等到太阳落山才过来，并不是出于什么忌讳或者规矩。他只是为了趁白天抓紧插秧和放牧他的羊群而已。所以，当他坐在沙发上的时候，残存的太阳的气息仍旧混杂着一股青草的香味儿，萦绕在巫师身上。

巫师姓张，我们都称呼其为“张先生”。“先生”这个词，在黔北农村格外庄重，只有教师和巫师才配享用。我不知道张先生到底多老了，他仿佛生来就那么老。等他迈进门槛，母亲早把菜肴准备齐全，母亲把那个季节最好的食材全搬上了桌子。父母不停把最好的菜品往巫师面前推，大家都落座了，他却一点儿不忙于动筷。他只是笑眯眯地打量我，好像很想同我说话。父母又劝他动筷，他也只是把筷子虚掩了一下，像掠过一只雁影。

屋外的蛙鸣涌进来，巫师一边点头，一边把堆在他面前的菜品往我这边移挪。他告诉我们说他已经老了，牙口很不好，饭量也不行，而我呢，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身为长者，照顾小辈会使他积福。话说到这里，就没人敢忤逆他了。真到了吃饭时，他的饭量却并不像说的那样糟糕。冒油的肥肉，他会无所顾忌地往那张松弛的嘴里送进去。见我在看他，他好像心生了一点儿羞涩，捋过一把胡子后，他说，咱们爷孙俩比赛，看谁吃的肥肉更多。

用过了餐，还不能开坛。也不是为了等待一个特定的时机，而是我们的巫师吃得太饱了。他说，人老了，稍微吃点儿东西就得歇一歇。他只能挺着肚子，仰着头，规规矩矩地靠住沙发，让一把硬挺挺的花白胡子在下巴底下发愣，像一尊泥菩萨。祖父给他敬烟，他先是一惊，好久才从游离的状态折返回来。他笑着接过烟和打火机，他用纯正的黔北腔调说，恭敬不如从命。巫师和大人的交际实在不多，祖父或父母同他谈天，他也只是“嗯嗯”地点头。但巫师格外喜欢小孩儿，他喊我坐在他身边，在一片雾霭里，他情愿与我对话。黔北的旱烟很呛人，烟圈很浓厚，巫师的面容模糊不清，就像细雨遮掩的青山，就像雾霭背后的崖壁。他问我几岁了，问我书读得好不好，算账写信的能力如何。不知怎么，他又问我长大了想凭什么讨生活。我就诚恳地告诉他，我长大了，也要当巫师。那样的话，你就不是我们村最后一个巫师了。他仿佛并不认为我在说谎，熄灭了烟雾腾腾的烟草，他的眉目愈加清晰。

当巫师是很苦很苦的事情哩，他说。

苦吗？怎么个苦法儿？不是人人都很敬重你吗？我问。

你不知道，巫师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没处说话。

怎么就没处说话？你可以去那么多地方，见那么多人，你还可以跟那么多神对话……

老巫师不再解释。我认为很没趣儿，起身放电视给他看。已经记不清电视里播放的节目是什么了，只记得他错把电视剧里上天入地的演员全当成了巫师。他说，只有法术高强的巫师才有腾云驾雾呼风唤雨的本事，这是普通演员所没法儿办到的。我努力向他解释，我告诉他，什么叫特效，什么叫威亚，我告诉他电视剧里的东西都是忽悠人的，我们所看到的神通广大的演员们其实比谁都娇贵。他不信。他甚至有些生气了，他说，不要低估一个技艺高超的巫师。咱们这儿的巫师虽说没有这份本事，但你要相信，世界上总有更高明的巫师存在。

我不愿跟他争辩，他也不再试图说服我，他只是委婉地叹气，然后起身，准备拿取书包里的法器。黔北的巫师作法，是一个极其漫长的仪式，一旦开坛，叮叮当当，边唱边跳，中间不许有半点儿停歇。起初我很好奇，就一直在旁边看他，到了半夜，巫师还在那里诵读咒语、打卦和舞蹈。堂屋昏暗的灯光照耀黔北最后一个巫师，就像黄昏照耀着一个年老的神灵。几只飞蛾噼噼啪啪地扑向灯光，然后像重伤的大雁落下来。巫师仍旧全神贯注地变换各种法器。后来，我困得不行，就去睡觉，闭上眼睛，好像满世界都是巫师的身影在那里交替变换。等清晨的阳光把人唤醒，再摇摇晃晃地走去堂屋，那里已没有巫师，只有纸钱留下的余灰。我问他们，昨晚的巫师到哪里去了。他们说，他已经回家了。他插完了秧，但苞谷还没有种完。

四、辩证法

世界再大，大不过一个村寨；村寨再小，小不过一个世界。世界上每天不舍昼夜地发生着的一切，不过只是一个村寨的缩影。你不能否认，一个出生在唐家寨的婴儿，就没有在北京上海巴黎纽约出生的孩子珍贵。你也没法儿质疑，一个在甘家岭落叶归根的老农民，其生命结束后的影响没法儿比肩罗斯福或者丘吉尔的陨落。在村寨，我永远不会觉得英国女王的戒指远比外婆的纽扣珍贵。可一旦踏出寨门，我就会忘记祖先的教诲，笃信苞谷酒必定不如威士忌，一个木匠永远比不上一个软件开发工程师。我只会把长不出庄稼的水泥地当成现代人的梯田，把没有温度的键盘和发烫的电脑当作人生的全部。

是的，走出黔北，我们就会变傻，把世界和黔北的关系割裂。但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却还是那份生活，理所应当发生的，正在发生；迷迷糊糊的未来，仍旧不可预知。人类不论走到哪里，其实都是那些事儿。于是，你就这样在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里出生了，像蒲公英似的随风飘扬，最终降临在这片灰蒙蒙的土地上。即使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可你还是得学会行走，学会领受属于自己的两万多或三万多个日子。我想，你会和所有老人年轻时一样，对未来诚惶诚恐。你太年轻了，不知道一个人该怎样完成他的生存、爱情、病痛、执念、别离和得失，更不晓得，一个人又该怎样度过他的一生。你所能凭借的，只有村寨。

我们的村寨演绎了太多人的人生。有的人生下来就要走很远的路程。比如李家沟的蒋老头儿，他八岁走出黔北去四川读书，十六岁在河南当兵，退伍后又在山东做生意。他在湖北进货时折了本，山东回不去了，遂在河南找了个女人结婚，在那里当上门女婿。六十岁时，他被妻子和小舅子扫地出门，再次回到黔北。现在他七十岁了，一生去过那么多地方，却只记住了回家的路。有的人仿佛从生下来就得吃苦。你看山那边姓吴的婆子，小时候被后妈厌弃，二十来岁守寡，在山里把两个儿子养大，接着养育两个儿子的孩子。孙女嫁人那天，她被自家的喜糖甜得晕了过去。她已经二十多年没吃过糖了。还有的人，心愿和努力不断落空。比方说巴二爷，为了省钱娶心爱的姑娘，他从黔北徒步抵达成都，却被告知姑娘已在前一天死于感冒。又比方说康老伯，二十出头儿那年妻子同别人跑了，康老伯一个人把儿子养大，就到该享福的时候，儿子却失踪了，至今杳无音信。还有一个远房亲戚，靠卖粮食给儿子看病，但在除夕夜，一切毁于火海……说了这么多，你不免再次感到茫然，你一定会问：命运到底是什么？世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苦难的动机和归宿是什么？

如果马克思还活着，温情的、慈祥的马克思，他一定会用一种含蓄的目光打量我们，用温暖的手掌抚摩我们，他会以一个超凡的智者身份和一腔深情的语调告诉我们：孩子，一切都在辩证中。辩证的核心是矛盾。矛盾就是有好有坏，有功有过。马克思只会提醒我们：认识矛盾，就要用全面发展的眼光……

但事实上，马克思他不会真的这样用黔北方言说话。寻寻觅觅，陪在我们身边的只有村寨，一代又一代人用青石、木料、瓦片、人生、历史、经验垒起来的村寨。村寨会用一个又一个引人深思的故事告诉我们，所谓辩证，就是活下去，像一条狗、一棵树、一条河、一座大山一样活下去。在活着的过程中，你就会明白，虽然下雨不能出门，但会滋养作物；虽然公鸡只吃粮食不下鸡蛋，但没有经公鸡受精的鸡蛋永远孵不出小鸡；虽然生老病死无比深沉，但组成人生的诸多细节十分甜蜜。

按照我们的辩证法来看，村寨和村寨，人和人，一个关系和另一个关系，串联这些事物的其实是命运。不是单个儿的命运，而是一群命运。许许多多命运发生像电离子一样的碰撞，从而诞生无数故事。无数故事拼凑出了这个世界。就像姑奶奶。姑奶奶五岁那年生父死掉了，曾祖母带着她嫁给曾祖父，这才生下了祖父。以曾祖母为桥梁，姑奶奶和祖父成为同母异父的姐弟。姑奶奶的生父曾给姑奶奶找了个姓张的大头兵做干爹。这个姓张的大头兵有三个女儿，姑奶奶和张家二女儿最好。许多年过去，又因为姑奶奶的缘故，祖父也认识了张家的二女儿。后来，这个姓张的大头兵的二女儿就成了我的祖母。

五、风

有人抵达的地方就会有风。黔北一年四季都在起风。风洗涤河床，穿越竹林，放牧白云。我们寨子上的“傻子”顺顺，他总在起风的时候脱光衣服裤子，张开手臂高喊：新媳妇，不要哭，过了河湾就进屋。他把风当成了他的媳妇。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有多少人当面取笑顺顺，背地却又偷偷羡慕一个“傻子”的快乐。可惜，风不会为顺顺停留，更不会为任何人停留。穿过顺顺的身体，风打着呼哨，转眼便头也不回地翻越豹子沟，向半月溪而去了。青黑的瓦片上，没有一点儿风所留下的足迹。

风和时间和神一样，无孔不入。外祖父生怕早晚有一天风会吹散梨树上的花瓣儿。种植梨树那年，外祖父别有深意地将树苗插在房屋和后山的夹缝之间。因为外婆爱花，他也跟着爱花。现在，他老了，树也老了。她还是那么爱花，所以他也一样。

外祖父早就预料，每年，在某个割草归来的下午，姜黄色的风一定会摇落梨树大部分花瓣儿。此后数日，风每天就会吹落一点儿，直到梨树只剩青绿。风把花瓣儿吹落了，外祖父每年都会明白一个道理：也许不是风的问题，而是梨花真的老了。即使没有风，老掉了的梨花也会自己掉落。这个道理，外祖父又总在梨花盛开那阵子忘得一干二净。外祖父坐在门槛上抽烟，抽着抽着，他又明白另一个道理：被风真正吹走的应该是家人。否则，大舅不应该远走广东养猪，二舅不该去云南轧钢筋，三舅也不该忍受痛风在浙江搞物流。

黔北的风不算暴躁，它总是悄咪咪地从身旁经过，在不经意的瞬间撩起邻居姐姐的头发，接着，又在表哥摔得瘀青的大腿边暧昧地吹气。黔北的风掠过稻田，就像一群老人走在田间。这群老人一律背了双手，戴着草帽，他们的衣角擦着稻穗，发出哗哗的响声。风经过的地方，背着背篓掰苞谷的老人们开始喝茶。风来到河边，吹落一簇蒲公英的样子，像极了一个老人坐在石板桥上，发出轻轻的叹息。

夏天，风经过土路，扬起一溜儿灰扑扑的烟尘。许多年前，祖父还不算老。他把我举过头顶，他告诉我，这一溜儿烟尘像极了曹操赤壁败北后逃跑的惨状。许多年以后，还是我和祖父，在这条灰扑扑的土路上，他走在前，我走在后。我们要去参加堂伯的葬礼，这个堂伯是他的继子，是他一手带大的半个儿子。祖父走在前面，多年来的风湿病使他的一条腿变了形状，他就拖着那条变了形状的腿，在土路上拖拉着。他不停地催促我走快一些，晚了就见不着堂伯最后一面了。祖父先是拖着一条腿行走，后来变成了拖着一条腿蹦跳。也许是风的缘故，祖父身后，尘烟滚滚。

夏夜，星斗满天。吃过了晚饭，也看完了《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老人们关掉电视，关掉电扇，拉出长长短短、高矮不一的板凳或者椅子，他们喜欢坐在院坝里，闭上眼睛吹风。夏天的夜晚，老人和老人之间早就熟得没话说了。没人告诉我，这种没话说是不是也算一种孤独。

白天，做完最沉重的农务，给牛割几张芭蕉，在桂花树下给枝丫系上红丝带，或者将一根斜斜的竹竿扶正。通过这些小事，老人们学会了打发白昼的无聊。这一幕当然也被躲在皂角树上的风窥探到了，它发出一串大笑，惊起几只麻雀。它终于也学会了自娱自乐的办法。

那么，等到张家的老人走亲戚去了，唐家的老人赶集去了，姓王的几个老人上山砍柴去了，等到古老的寨子没有一个人影了，那些游荡在青石小巷的风，那些倒挂在树丫上的风，它们便学起了老人们的样子。先是背着手，从寨门沿石阶进入寨子。它们最早看到的，应该是那只叫“花花”的狗。那只狗正慵懒地躺在废弃不用的石磨上打盹儿。路过这里的风想起了老人们每次抚摩狗皮的样子。但它们忘记了，老人摸狗是顺着毛发去摸的，它们却是反着。所以，总把狗毛弄得到处都是。

又起风了。风吹过一座摇摇晃晃的房子，会让我想起她。

按照村寨严苛的辈分规矩，她与我的曾祖父曾祖母同辈。她慷慨，善良，寨子上男女老幼都这么评价她。说到她，就会想起她家门前的橙子树，那是整个村寨唯一一棵橙子树，因为唯一，所以再酸也能说是最甜的。她爱小孩儿。有小孩儿从她的门前路过，有没有跟她打过招呼没关系，只要看见了你，她就会向你招手，叫你等她。等她扶着门框站起身子，慢慢挪到橙子树下，她会给你摘橙子。

她的慷慨一向被其丈夫所厌。老头儿细数着与族人的各种恩怨：谁有了好酒不曾请他喝过，谁在赌桌上赢了他一双胶鞋，谁种在坡坎上的板栗树落下了刺球砸伤了他的脚踝，谁在乡场上触碰了他的肩膀却没有赔礼道歉……老头儿说，这世上的人简直坏透了，人为什么都这么坏？老头儿不许老太婆对坏人们表达一丝善意，他宁愿一树橙子全部烂掉，也不许旁人吃到半个。那位曾祖母并不赞成老头儿的逻辑，照旧保持慷慨。老头儿脾气暴躁，认为她挑衅了他，反抗了他，所以她总在老头儿的拳脚中度日。她身上没有彻底健康的时候。

她每次挨打，风就会把她家的橙子树吹得沙沙响。风也想帮她，可是黔北的风太羸弱了，拉不动一个男人的臂膀，哪怕是个老头儿。他也总和别人打架，他打不过他们，她成了他唯一打得过的人。把她打倒，打得她满地打滚儿，成了一个男人唯一的本事。有人把话捎给风，警告他，再这样打人，她会被你打死的。他们说，打女人算什么本事？他在飘扬过来的风中摔碎酒瓶，愤愤地告诉整个村寨，我打我的女人，关你们屁事。谁叫她生不出儿子。是的，她只有一个女儿。

老头儿嗜酒成性，喝过了酒，风穿过人的身体，人就醉了。醉在风里的人提着空酒瓶满寨子乱窜。借着酒劲儿，他四处数落命运对他的不公。心软的老婆子们试图开导他，对他说，哪里有不公平？你老婆年轻那会儿可是村寨上最好看的女人哩，哪个老家伙年轻时不羡慕你？说起他的老婆，他又发怒了。他认为，命中最大的不公平就是娶了一个不会生儿子的女人回家。他朝老婆子们扔瓶子，但很快被老婆子们用竹竿推倒，他趴在地上，控诉她们以多欺少。他在风中骂了一整天，骂够了就爬起来，扶着一棵又一棵树回家。

她挨打的时候总喜欢躲在墙角，和风相比，坚实的墙体可以勉强捍卫她的背部和后脑勺。她被打的时候，极力遏制哭声。尖叫会让猛兽更加兴奋，哭声也会让一个暴力的男人变本加厉。她用手捂住嘴巴，但一小部分哭声还是从指尖漏掉，穿过窗户的玻璃缝，被风传遍寨子。即使只是露出一点儿哭声，也足够震撼整个村寨。

日子就这样重复着，她越来越老了。有一天，老头儿只是毫不费力地踹了一脚，就让她三年不能站起身子。他认为她在装可怜，每天把她赶到门口，命令她缝制鞋垫。老头儿就靠这些鞋垫换钱打酒喝。老头儿白天不在家，出去喝酒，心情好的时候也干活儿。他不在家，寨子上其他老婆子就过来，给她做饭，送药，帮她早些完成被下派的任务。不知是谁走漏了消息，让他发现了这个秘密。知道有人帮她，老头儿立马提高了每天必须完成的鞋垫指标。寨子上的老婆子们气坏了，知道对她的帮助都变成了老头儿换钱的办法，她们就不干了，只给她送饭，送药。这种半途而废的帮助害苦了她，老头儿没有为此降低她的工作量。她们就又去找他，把他数落一顿，咒骂一顿，痛打一顿，他被吓得到处乱窜。回到家，他只能拿她出气。

她生命的最后一个秋天，寨子上仍然风声不断，她总算可以站起身子了。这让老头儿愈加确信，过去三年她在装病，他讽刺她，学聪明了，会骗人了。也许是对她“装病”的惩罚，他让她去别人的稻田里拾稻穗。她不去，他便又打她。那年秋天，她死在了拾稻穗的路上。当晚，风哭了一夜。

大约过去一年，老头儿也死掉了。老头儿咽气前恳请唯一的女儿两件事：第一是不许和老婆子葬在一起；第二就是，可以不给他烧纸钱，但要多给老婆子烧些。他死了，他的坟与老婆子的间隔一块田地。有人发现，烧给老婆子的纸钱，总被风捎到老头儿那里去。

六、暮色中

祖先，你们看到了吗，黔北的暮色落下来了。是的，是落，不是飘零，也不是翻涌。是落，像落雨一样地落下来了。雨有大小急缓的区别，这种落下来的黄昏也是。高考后，我在顺顺家的草垛上一躺就是一整天，我发现这种落有时更接近于飘，是蒲公英飞到一定程度后，往下下降的释怀。但有的时候，这种落纯粹就是大珠小珠落玉盘似的，它们落在牛屁股上时，牛儿发出“哞哞”的叫唤，胆小的牛儿会不听使唤地朝着一个它所认为安全的地方奔逃，尽管前头只有悬崖。

祖先，唐家寨没有几个人像我这样清闲，更多人感受暮色降临是通过土地。祖先，你们是实打实的农民，我这样一说你们就明白了。农民一整天都在面朝黄土，他们没空儿关心背在背上的天空。当土地变得波光荡漾飘忽不定的时候，就说明暮色来了，该喂猪，该喂鸡，该把鸭子从池塘赶回圈舍了。而同样足以通过土地观察的还有墒情、虫害、土质、爱情和死亡。这，你们比我更熟悉。

在唐家寨，小河村，蜂岩镇，凤冈县，我不止一次和一群老人一同刨地，刨到很晚。我们挖开一块土石，发现它的底层也在生长暮色。如果累了，大家想到的第一件事儿不是回家，而是拖着锄头，坐在田埂上抽烟。祖先，你们当中第一批告别江西省临江府十字街的移民，一定没有见过飞机。当飞机飞过暮色中的黔北天空，连厚厚的云层也会被这东西撕开一道口子，难以愈合。令祖父庆幸的是，它没有飞下来切割他吐出的烟圈。祖父吐出来的烟圈又大又圆。

祖先，勤勤恳恳经营日子的人都应该知道，对于辽阔的生命来说，有不少东西其实可以幸免。就拿一朵随风游荡的云来说吧，这朵庞大的云遮掩了张伟表叔家的花生地，却未必足够覆盖王胡子家的鱼塘。再拿一阵行雨来说吧，同样一个时刻，冷家寨的粮食全让行雨淋湿了，一河之隔的唐家寨却仍旧暖烘烘地经受阳光的照耀。

可是祖先，暮色就不同了。浩大的暮色，铺天盖地的暮色，暮色中没有什么可以逃离。暮色就像农耕时代必将落幕的命运。

暮色开始吞噬黔北，先是从庞大的事物开始。诸如村寨、寺庙、梯田、河流、山林……它们被刷上同一种颜色，不再具有独立的情愫和眉目。过去让人望而生畏的崖壁，也不过和山坡同样平常。暮色是沉甸甸的。暮色照耀的地方，是老人们的晚年，也是我们最后的青春。祖先，我太笨了，暮色中我无法分辨一只羊和一头牛的区别，暮色中我也迟迟未能读懂一个姑娘的暗示。从三岁到二十岁，当我相继失去一只羊、一头牛和一个目光炽热的姑娘后，我被所有人大骂“活该”。

祖先，去年春天我尝试把一张小床搬到一棵板栗树上去。意大利有个叫卡尔维诺的家伙写过一部小说，小说里的主人公就住在树上。祖先，请你们相信，小说的主人公是个男爵，不是猴子。在整个黔北，恐怕只有我会把小说里的荒唐事儿当真吧。我从清晨开始行动，先是拆床。对于树木，我的床太大了，一番折腾后我打算改用吊床。太阳下山前，我顺利爬上我的居所，仰躺不到半小时，树枝就断了。茫茫黔北，我找不到第二棵中意的树，这个计划就这么作废了。祖先，其实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我想说的是，在那不到半小时的时空里，我听见了暮色的声响。

声响最小时，来自苞谷林。被太阳照耀一整天的苞谷林，每到暮色合围便大谈特谈它们的故事。祖先，你们要知道，苞谷林是一个整体，一株又一株苞谷才是独立的个体。就像我开口闭口叫你们“祖先”，但你们也分别是我的祖父、祖母、曾祖父、曾祖母、外曾祖父、外曾祖母……

暮色中，我曾仔细聆听关于苞谷的故事。

一株苞谷说，他爱上了对面山上的高粱。当即便有一群苞谷劝阻他，他们说，可你是苞谷，她是高粱啊。他说，不怕。他们说，那片高粱是张家种的，我们都是王家种的。王家和张家有仇。你要背叛王家，投靠张家吗？他说，关我屁事。他们又问他，她爱你吗？他说，爱。他告诉他们，如果不是真心爱她，他就不会这样强烈地渴望去拥抱她了。在他最骄傲的时候，一株小小的苞谷忽然问他，隔着好几亩地呢，你们怎么在一起？他张着嘴巴，过了好久，仍不知怎样回答。

还有一株苞谷，她的玉米棒子被松鼠偷走了。现在还没到掰苞谷的时候，别人怀里都挂着苞谷棒子，只有她怀里空荡荡。她的话不多，大多时候在哭。他们一边哄着怀里的苞谷棒子进入睡眠，一边安慰她：一个人也挺好的。她望着他们，却哭得更厉害了。

暮色中，有的声音很有节奏。就像一个老人，走着走着他的竹节烟杆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在地上，发出一串嗒嗒的响声。很快，这个老人尝试艰难地弯腰把烟杆捡起来，刚攥在手上，一不小心又让它掉在地上了，再次发出嗒嗒的响声。

祖先，如果是你们，你们准会说，暮色中最好听的声音就是牛脖子上的铜铃声了。给牛系上铃铛的根本目的是怕牛迷路走丢。祖先，我想你们也跟我一样，在过去的岁月里，把牛赶上山，然后不知怎么就把牛弄丢了。为防止后人再犯相同的错误，你们养成了给牛脖子系上铃铛的习惯，通过铃铛，牛和人便拴在一起了。

祖先，暮色中我太喜欢在楼台上背着双手眺望城市了。这一幕总被城里的孩子嘲笑，他们都笑我，说我是老人堆儿里长大的小孩儿，只有老人才会对着暮色发呆。祖先，我不知该怎样回答他们。你无法说服一个把怀念或者追忆当成是暮色唯一意义的人。

我在黔北爬树掏鸟蛋的时候就已经明白了，暮色到来，我们仍旧可以给菜地浇一遍水，把晚饭做好，劈柴，收拾院子里的粮食。暮色未必就是给老年人发呆用的，它是今天的结尾，同样也是明天的序曲。

祖先，我们把锄头放进水沟浸泡，让它吸收水分，以便明天继续锄地。同样的道理，我们拖着长长的尾巴回家，把自己喂饱，送进被窝，也是为了明天早点儿起床，干活儿更有力气。

祖先，暮色中的筹备永远不会一无是处。

上个月的某一天突然停电，我在三脚架的背后意外发现了外曾祖父留下的煤油灯。它的灯芯还在，灌满煤油，还能照亮黔北的夜晚。祖先，你们不知道，外曾祖父离世前曾疯狂制作煤油灯。他做了好久，也做了好多，那么多煤油灯堆在他的脚边，连那只大花猫也没有落脚的地方了。

有一天，外曾祖父把做好的煤油灯全部装进蛇皮口袋，他把袋子搭在肩头，一手拄着拐杖，就这样挨家挨户地送灯了。我们家和他家隔得太远，来一趟不容易，他非要把袋子里剩下的灯盏全送给我们。他悄悄告诉母亲，这事儿不要让别人知道，尤其是三个舅舅，怕别人以为他偏心。黔北已经通电几十年了，不会轻易停电的，母亲嫌麻烦不想要。外曾祖父就生气，他说，万一突然停电怎么办？我走了，你们谁还会做这个？

祖先，假如你们碰见了我的外曾祖父——那个旧时代文绉绉的地主，请你们替我转告他，他留下的东西我们会继续保存下去。

祖先，作为一个夹在时代更替中的孩子，我在暮色中看到了太多故事，那些关于老人们的故事，那些一代又一代的故事。我不知道把这些故事写下来能写出多少篇幅，我也不知道，把这些故事写下来，又有什么意义。

十九岁那年，我路过斑竹山，暮色中一个将满百岁的老人把我当成了我的曾祖父。面对只有十九岁年纪的我，他亲切地叫着我早已死去多年并未曾谋面的曾祖父的小名儿。他叫得太亲切、太频繁了，我一时分不清曾祖父是否真的已经死去。或者说，我本身就是曾祖父。

曾祖父过去是个说书的，老人就问我，今天来了，为什么不说上一段？

我说我忘了。

他告诉我，这是曾祖父吃饭的本事，怎么可以忘记呢？

我向他解释，我的岁数加上曾祖父寿终时的岁数，早已超过一个世纪。没有人会记得那么久远的事情。

这么一说，他就原谅我了。他让我说说身边最熟悉的事情。他想听。

我告诉他，我是个在老人堆儿里长大的孩子，和一群老人生活，我的经历太寡淡了。他挥手说，不寡淡，不寡淡。就聊你最熟悉的东西。

他告诉我，说故事一定要有开场白。他说，曾祖父当年说书前就有开场白。我说，那你给我起个头儿。我忘记是怎么开场了。

他说可以。他在暮色中想了很久，但总也想不起我的曾祖父是怎样开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