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提起“夏市”，就要提起那条无名河。

无名河是县城和乡村的分界，北岸五十步距离，直迢迢的公路掩藏在银杏树丫下，盛夏的太阳光就那么被斑斑点点地洒下来了。公路两边是稻田，是沟渠，是农庄，是群山。往南岸走完一条被梧桐掩映的街子，风景就单调了，灰白而温馨的县城遮掩了远方的风景。

睿智的你们应该知道，县城中那些颓败的墙面上不可能不会贴满各种广告，那些昏黑的窗户边也不可能不时常站着一个正要推窗往外探头的居民。不算太新也不算太旧的县城一般都有许多鸽子，鸽子的羽翼总会噼噼啪啪搅扰着清晨的阳光和意犹未尽的美梦。这就是一个小县城对生活的打开方式。

作为河流，任何小地方的河流上也不可能不横躺着一座要死不活的水泥桥，包括无名河。有无数黑白照片为证，无名河在某一段历史上其实不是与水泥桥朝夕相处的，而是一座两层的楼桥。楼桥下边走人，上边供人休息和观览，最顶上有铺瓦的桥顶，以便遮风挡雨。斑驳的照片难掩楼桥精湛的工艺。过去，这一带上了年纪的住户总会不厌其烦地告诉每一个小孩儿，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大水冲垮了楼桥，翌日醒来，百年老桥就没有了，干干净净仿佛从未有过。

城乡交接之地，城市不像城市，乡场不像乡场。无名河南岸梧桐树冠下的街子不知从哪一代人算起，成为一处夏盛冬衰的市场。卖凉皮凉面西瓜葡萄苞谷粑粑的，和卖面膜奶茶手机电脑空调酸奶棒的，各种叫卖声混杂交织，密密匝匝地覆盖着那段街子。农历每月逢四逢九的日子就是赶集的日子。城里的商人从各自的店铺赶过来的时候，来自乡村的农民早已或背或担或用三轮车拉，将七七八八的货物和摊铺收拾妥帖了。

夏天的市场叫“夏市”，夏市是城乡居民的市场也是动物的乐园。电线上的是鸽子和麻雀，树梢上的是蝉和松鼠。狗最多。因为人多，所以垃圾多，垃圾多狗就多，狗是清理垃圾的好把式。夏市上的东西总比县城超市里卖得便宜。城里城外过来赶集的人们，在太阳彻底升起之前已经不敢轻易下脚，怕踩人鞋子；赶集来得早，散场的时间推得很晚，北面青葱的稻田呈夕阳红时正好收摊。

祖父尚在人世时，每年夏天必去夏市。祖父赶集的头等大事就是去吃一种叫“凉虾”的小吃。凉虾不是虾，有点儿像蝌蚪，像下坠的雨点儿。凉虾大概是用一种米做出来的，所以是乳白色。放几块碎冰，撒上芝麻，又浇上用黄糖熬制的汤汁儿，那味道美得像雨后放晴的日子。

卖凉虾的商铺很多，祖父每次只去一个老太婆那儿。他们不说话，一个只管做，另一个只管品尝和付钱。有时祖父背了双手在别的商铺边看热闹，茶黄色的瞳孔不经意间往这头轻轻地瞥了一眼，恰巧跟那位老太婆的眼神相撞，习惯了沉默的老太婆也不得不说点儿什么，要么说我又长高了，要么就问祖父还抽不抽烟。

祖父死后多年，那个老太婆仍在这个世上活着，每年夏天仍然推着一个干干净净叮叮当当的推车卖凉虾。她是祖父的初恋！这是后来杜老汉告诉我的。

在夏市吃饱喝足看够了热闹，祖父会去寻觅他的知己。祖父有很多朋友，却只有一个知己。祖父的知己就是杜老汉。杜老汉家就住在靠南岸的桥头。杜老汉是开小卖部的。小卖部不知历经了多少盛夏，看淡了多少变迁。杜老汉家墙壁上同样挂着有关楼桥的老照片，照片一角的小房子就是杜老汉最初的小卖部。如今楼桥没有了，杜老汉的小卖部也多次翻修，只有杜老汉还是原来的杜老汉。

四季轮转，小卖部的生意并不如意。一是这间窄窄的小卖部，实在不够显眼。有人建议老杜挂个招牌，或者弄个广告。老杜不干，他有严重的洁癖和强迫症，看不得太花花绿绿的事物。他坚持在雪白的宣纸上，用一行规矩的楷书写下“老杜小卖部”五个大字，并且日日更新。路过的司机大多不看文字，瞥见这白纸黑字以为是丧葬行业，倍感晦气，一踩油门就走了。二是杜老汉过于守旧，小卖部的货物多是过时的老牌子。有些小孩子想买辣条，杜老汉只是笑着说：“对不起，没有。要麻糖要酱油要笔墨纸张……倒是很多。”杜老汉不仅自己不想做这笔生意，连别人做他也要干涉。他劝诫喜欢吃辣条的小孩子，说：“辣条脏得很，吃多了会长不高的。”放学的孩子们手拉手，唱着自编的歌谣回复杜老汉说：“杜老汉，真奇怪，自己不卖，不让别人卖。杜老汉，小心眼，新货不卖卖旧货！”

杜老汉在他们那个时代绝对是一个离经叛道的哲学家。夏市一公里附近的住户都信鬼神的时候，就他不信。他说：“人都信不过，信鬼神又有什么用？”夏市上算命的告诫他：“你不信鬼神，鬼神会惩罚你的。”杜老汉说：“鬼神莫不是比人更记仇？”杜老汉对人有着一种沉重的失望。

夏市上，上了年纪的人都说杜老汉年轻那会儿模样赛潘安。但杜老汉是个不婚主义者。有人猜测是由于他的极端洁癖。实际上，比杜老汉更为洁癖的是他的母亲，一个容不得衣物上有半点儿褶皱的老婆子。她说，有褶子的地方往往容易藏污纳垢。她太老了，老得不能再老，像个妖精。虽老却不糊涂，腿脚也很利索，老婆子也爱夏市，她常支起一处摊子售卖西瓜。西瓜是她自己种的，沿河而居，她在河岸开辟了一块西瓜地。

对这个老婆子，我谈不上是喜欢还是厌烦。一见我她就会说：“不小了，该娶媳妇儿了。”她的玩笑粗俗直接，她的嗓门又像一支破唢呐，一开口就会惹得许多人扭头或者驻足，让我很不开心。我恶毒地回复她：“你儿子不是也没有娶媳妇？怎么不去催你儿子？”知道碰了钉子，她只好尴尬地微笑，一张老脸呈现多种形态复杂的皱纹。祖父打圆场说：“童言无忌，童言无忌。”开过了玩笑，每到离别，她总又慷慨地送上一块西瓜。她的西瓜不多，卖得很快。等她摇晃着那个瘦小的影子回到小卖部，我和祖父往往还没有离开。看我还在，她先是一阵惊喜，而后蜕变为遗憾，摊摊手说：“要早晓得你还没走，就该给你预留一块西瓜才对嘛。现在西瓜都卖完了。”说罢，她在小卖部逛一圈，摇摇头，又出去了，朝夏市里某个喇叭的叫喊走去。回来时，有时拎着几个蛋糕，有时端着一碗冰粉，都是给我的。

祖父和杜老汉在小卖部门口的梧桐树下打牌，我像一艘小船一样被搁置一边。老太婆没事儿就爱朝我斜睨着眼睛，她总有想传授我一点儿什么的心思。看我呆呆地打量地上的光斑时，她的这份心思不再压抑了。起先，她只是抬手从光溜溜的银丝上抽下一根绣花针，又在某个隐蔽的角落抽出她没有缝制完的手帕。她扬起手里的绣花针，就像捏住一颗星星，说：“来，我教你绣鸳鸯，怎么样？”我没有应允。相比绣那种傻鸟，我对水泥地上凭空出现蚯蚓这件事儿更感兴趣。

后来，她又向我招手，说给我讲故事。这倒是激发了我的兴致，跳着钻进她满身茉莉味儿的怀里，但我发现，她讲故事的能力远不如她摇头晃脑背歪诗有意思。在那些无聊的故事和偶尔的诗歌插播中，我学会了用“一片两片三四片，五六七八九十片。千片万片无数片，飞入梅花都不见”或者“天地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描绘雪景。

杜老汉母亲的死亡降临在一个安详的夏日黄昏。虽逢夏市，但夏市早已散场。散场后的梧桐树下，几只田园犬和洋犬在下边游荡，鸽子和麻雀稳稳当当地落在电线上，偶有货车扬起一些烟尘时才会惊扰它们，迫使它们在火红的暮色中划过几条灰暗的弧线。老太婆一如平常地给西瓜地浇水，一如平常地将《新闻联播》的声音开到最大，而人则坐在小卖部门口洗菜，或者剥蒜。

直到老太婆将饭菜都做好，在小桥流水的黄昏中呼喊杜老汉吃饭，都没有表现出丝毫异样。杜老汉坐定了，她还在笑。杜老汉都吃过两碗米饭了，老太婆仍旧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看着她的儿子微笑。杜老汉被看得不好意思，向着背对落日、面影昏暗的母亲说：“娘，你看我干啥？快吃饭吧，快吃饭。我的脸上没有晚饭。娘，你咋还在看？”老婆子带着笑声说：“儿啊，娘就是想多看看你。”杜老汉并没当回事儿，说：“娘，咱不是天天见面吗？”当杜老汉盛完第三碗米饭后再次坐下，他叫他娘当心蚊子时，老太婆已经驾鹤西去了。

老婆子死后，杜老汉变得抠门至极。他常吃挂面，没有一点儿油星子。祖父去看他，大半时间花在打牌上。他们打牌是有赌注的，杜老汉输掉了，他货架上的东西任由祖父挑拣，不用付钱的；祖父要是输掉了，便承诺下次赶夏市时一定给杜老汉带些乡下的蔬菜过来。祖父常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无论输赢，两人都会大笑，后头的时间用来谈天。

不多久，祖父也死了。

祖父是在盛夏结束后死掉的。祖父去世前在夏市一个狗贩子手里挑得一只田园犬。我喜欢田园犬，一是田园犬好养活，不矫情；二是田园犬在模样上周正，耐看。我最喜欢祖父亲手挑选的那一只，标准的黄皮白面，“金包银”。祖父很会挑狗，先是看骨相，再是看皮相。在几只肉嘟嘟的幼犬里，祖父一眼相中这只“金包银”。

我以为它是祖父给我的礼物，大热天将它抱在怀里，舍不得撒手。走到桥头的小卖部，祖父却将这只上品的好狗送给了杜老汉。杜老汉先是拒绝的。祖父以为杜老汉在意狗粮的花销，于是说道：“土狗不像洋狗那样娇气，你这儿前脚是大街，后头是田园，很好养活。”杜老汉表示：“不是我舍不得那点儿粮食，是怕狗身上太脏。”祖父摆一摆衣袖，硬将小狗塞给杜老汉。嫌脏的杜老汉抱小狗的样子实在滑稽。不等杜老汉说什么，祖父便已轻轻地哼着歌子，头也不回地走了。

二

我说不清自己到底算城里人还是乡下人。我的母亲是城里的，我的父亲是乡下的。后来父母离异，私下达成了将我交替抚养、三年为限的协议。父母和平离婚，以一个温情的拥抱为这场城乡之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可这最终害惨了我，在命运的追逼和生存的交替安排下，我反复辗转在城乡之间。当我用一种浓稠的地方口音朗诵课文和阅读英语的时候，城里的小孩儿老是瘪着嘴巴喊我“乡巴佬”；而当我回归乡村，为谋求一种叫“友谊”或“群体”的东西奋力生活时，则又总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缘由与同龄的伙伴格格不入。一个三年又一个三年，我就像一个疲惫而且迷惘的排球。

十三岁那年，按照约定，我再次被母亲接回县城。那时我已是母亲新家中唯一的外人了。继父在某中学教书，我被安排去了那所贴满瓷砖、埋在竹林的学校当寄宿生。继父同时也是我的班主任，彻彻底底地将我当坏学生看待。有次上课，我往一位女同学的书包里放了一张只有六个字的明信片，前三个字是内容，后三个字是署名。后来女同学捏着这张明信片哭哭啼啼地找到了班主任，也就是我的继父。既是班主任又是继父的男人把我叫去办公室，手边正放着我的罪证，那六个字在继父手边似乎更加生动形象美丽大方了。

继父梆梆地敲了敲桌子，问：“是你写的？”

我点头。我不仅点头，而且连忙补充道：“我们就是闹着玩儿的。还有某某人也这样跟同学开过玩笑的。”

他冷笑一下，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他说：“既然像某某人一样犯错了，那就像某某人一样接受相同的惩罚吧。去，叫你的家长过来。”

“我现在喊你一声‘爸爸’了，你难道不是我的家长？”我问他。

他还是冷笑，他说：“我现在是你的班主任。再说，继父不算家长，有血缘关系的才是。请把你真正的家长请过来吧。”

某个实习教师抬头看了看我，我首先想到了我的母亲。我告诉他：“你把电话给我，我打给我妈；或者今天晚上你回家的时候亲自把事情告诉她吧。”

“不行，你得找自己真正的家长。那个暂时被你叫‘妈’的女人现在是我的妻子，也是别人的妈了。你是一个中学生，男子汉了，你不能跟别人抢妈。”所谓“别人”，就是指母亲去年生下的那个娃子，脸蛋粉粉的，眸子里藏着一种幸福的秘密。

没有办法，我只好借用宿管阿姨的手机拨通了父亲的电话。父亲连续三次挂断来电后，终于在第四次接通了。我想简明扼要地告诉他目前的困境，但作为一个陌生号码，我还是不得不告诉他，我是他的儿子。听到“儿子”两个字，他停顿了很久不说话，对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问他说：“谁？儿子？你不说你没有儿子？”我想，电话那头的父亲一定正用一种看似憨厚的笑容掩饰尴尬，因为他接着就说：“是干儿子。”女人一声妩媚的“哦”字软软的，就像午后的云团。

父亲跟我解释道：“干儿子，没什么事儿就挂掉吧。真要有事儿呢，就找你那边的爸爸妈妈吧。”

我试图将宿管阿姨的手机音量调节到最小，但我们父子的对话内容还是被一边嗑瓜子一边竖着耳朵的阿姨听得一清二楚，一字不落。当我将手机还给阿姨的时候，胖胖的阿姨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孩子，没人要你了。你成野孩子了。”我至今不明白，阿姨为什么会将那把没有嗑完的瓜子全部给我。假如紧握那把瓜子就能英勇无畏地面对生活、战胜孤独的话，我想我会怀着最大的决心珍惜它们。可惜阿姨什么也没说便去食堂吃晚饭了，她不会知道，我转头便将那把瓜子丢进了竹林。

那天晚上，在学校闷热的宿舍里，我失眠了。我无比怀念我的祖父。我想起夏市上那个算命的女人，她曾将祖父写在香烟盒背面的生辰翻来覆去地看个不停，边看边用指尖计算。随后，她站起身子，向我们拱手道喜说：“老先生，您是大器晚成的命数，不久一定会走运发财的。”

“不久是多久？”祖父捋着胡子问。

“也许是一两天，也许是一两年。总之不会太久。”

听见以“年”为单位时，祖父双眼微闭，轻轻地叹了一声绵长的气息。这一声古老的叹息让一只飞扬跋扈的犬低下了脑袋，让一只正要飞翔的鸽子“咕咕”地应和了两声。他说：“我真能活到那个时候吗？”

“怎么活不到？”算命的婆子斜眼，再次将祖父的生辰瞄了一瞄，遂把衣袖往上撸了一把，浮夸地挥舞着臂膀说，“您至少还有二十年活头。”

此后，祖父日日笑口常开，戒酒戒烟，默默等待着时来运转的一天。直到死去。

我在失眠的夜晚中浸泡着，倍感思念约等于一块发胀的海绵。我忽略了思念也是需要花费力气的，到下半夜，我的思念中掺杂了许多饥饿的成分。这种夹杂了饥饿的思念让我从怀念祖父，渐渐牵扯出越来越多人物，有些是我们村儿的，有些是夏市上我叫不出名字的，怀念夏市上的人们远远多于怀念我们村的老乡。

比方说那个卖羊肉粉的，他家的羊肉粉远比对面卖羊肉串的生意更好。他们是夫妻，又不是夫妻。男人在城里有一个很尖酸的妻子；而女人在乡下又正好有一个凶狠的丈夫，她的那个丈夫老打她，她的一只耳朵就是被丈夫一巴掌扇聋的。男人没法跟他刻薄的妻子离婚，女人也不敢同她乡下的丈夫透露半点儿异样的心思。整个夏市上的人都知道他们的故事，一些男人常艳羡地偷看卖粉的男人如何给他的相好儿擦汗，间或亲昵地搂抱她。一些手提菜篮、半老不少的女人呢，对女人则充满着不友善的注视。女人看到她们，只好侧过身子假装切菜，脸涨得通红。但夏市上的人们又很乐意为他们通风报信，那是在看见了他的妻子或者她的丈夫时。

我还想念一个卖凉皮儿的摊位。摊主有个女儿，比我略大一点儿，总爱穿一件白色长裙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看书。我想知道的是她穿裙子站起身子时，到底有多美，有没有对面卖手机的女销售美。但这又似乎并无多大可比性，她们的美丽是不同的。她总是在看书，也就指头偶尔像蝴蝶那么颤动一下，其余再没有任何一点儿多余的动作。我很想但又很难同她有什么交集。某次，我看见一片在夏天飘零的梧桐叶从她的头顶飘了下来，最后斜斜地落在了她的背部和椅子靠背之间的缝隙里。我在夏日的太阳和人群中站了很久，终究没有告诉她有片过早凋零的梧桐叶藏在她的身后。

祖父去世后，我再不怎么去夏市。我在失眠的夜晚怀念了许多东西。

第二天清晨，我翻过学校青黑的围墙。我逃学了。

三

父亲二十二岁那年流血流汗吃糠咽菜地攒了一点儿钱。某天，路过一棵梧桐树、一个文具店、三只猫和一对正在亲吻的情侣时，父亲忽然感到一阵眩晕，摸着栏杆，父亲强忍着这种天旋地转的绝望，终于找到一排石梯，一屁股在那里坐了很久。眩晕消失后父亲转而认定，他一定在那天丢失了什么东西。这个东西至关重要，就像生命一样珍贵。但父亲始终不知道他到底丢失了一件什么东西。他只知道丢了东西就应该马上寻找，如果不去寻找，或者说寻找的速度晚了一点点，那么这个珍贵的东西可能就不再属于他了。

于是，在某个灯火葳蕤的夏夜，父亲挪开柜子背后虚掩的报纸，从里面拿出一个只进不出的存钱罐。他将存钱罐高高举起，又使劲儿摔下。“哐当”一声后，父亲拿出全部家当。就在当晚，父亲徒步十公里，去他最好的几个哥们儿那儿东拼西凑地搞到一沓毛票。清晨时他全身都让露水打湿了，他拨开湿漉漉的雾气，发现祖父正倚在门框边抽烟。祖父只说：“回来了？”父亲便低低地“嗯”了一声。祖父又说：“去换件衣服吧，早饭弄好了。”父亲与祖父擦肩而过，说了一声：“好。”父亲吃过早饭就出门了，他忘记了换衣服。许多天后，父亲骑着一辆像牛一样敦实的摩托车回来了。

自那天开始，父亲开启了一种不务正业的生活。当然，所谓“不务正业”都是熟识的亲戚们强加给他的，是他们主观臆断的。父亲丝毫不去理会这帮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亲戚，他跑遍乡下，也去过城市，仍旧没有寻到那件被他遗失的珍贵的东西。

父亲最后去的地方是夏市，那个城乡交会的集市。其实父亲并没有将夏市纳入寻找目标之列。父亲看不起这种半土半洋不伦不类的市场，他之所以骑着那辆像牛一样庞大的摩托车来到那里，纯属凑巧路过，又刚好肚子饿了而已。有了车，父亲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这种光鲜换得来尊重，但换不来心中的踏实。

父亲将车子停在一个露天的理发摊旁边，排队理发的人们一见父亲从头盔中盛开的一蓬长发，就向他努嘴说：“排后面去。”父亲像头年轻的狮子，长发里荡漾着浓郁的洗发水香味儿。父亲拍拍其中一人的臂膀，说：“我不理发。我舍不得我的头发。”

到我们这一代，夏市屡遭整改，已近没落；而祖父那一代，夏市也许很热闹，但花样大概并不新鲜。我始终认为，夏市的盛况一定在父亲那一代。这种笃定就像多年后我们大学某位教授坚持认为中国最幸福的一代年轻人在20世纪90年代一样。父亲一手插进裤兜，一手旋转着手里的车钥匙，他的肚子早就不停击鼓了。一条南北笔直的街子，父亲由南走到北，又由北走到南。

父亲眼神飘忽，他看到了五彩缤纷的棉花糖，他闻到了盗版北京烤鸭勾人的气味儿，他听到了“西瓜西瓜”“雪糕雪糕”“苞谷酒苞谷酒”和“酱牛肉酱牛肉”等此起彼伏的叫卖。他把挂在鼻梁上的蛤蟆镜推了推，乘人不备时咽了一口唾沫。在偷瞟叫卖喇叭裤的青年夫妻时，父亲再度感到了那种眩晕，脚下的大地在打转儿。父亲在原地跳了三下，旋转的大地渐渐就牢固了。周遭几个路人好奇地打量他，他撸了一把头发，尴尬地走掉了。他发觉他的心更空了，像没有植被覆盖也没有山风经过的峡谷。

父亲走来走去，最终在一个馒头摊边停下来，蛤蟆镜依旧戴着，只是改双手插兜了。卖馒头的是个姑娘，大波浪，头发披散着，两边耳朵里塞着耳机，鼻梁上也戴着蛤蟆镜，她的蛤蟆镜比父亲的大了不知多少。姑娘身子摇晃时，那头大波浪也随之翻腾；姑娘停下来了，头发仍在晃荡。父亲没有直视她。姑娘见有人在她摊位边杵着，就拉下一只耳机问：“买馒头？”

父亲没有立马回答那个姑娘，他正抖抖擞擞地左右察看周遭的路人。姑娘问了一遍，见没有回应就不问了，塞回耳机，摇摇晃晃地坐回原处。姑娘屁股刚挨着板凳，父亲才匆匆忙忙地吩咐那姑娘：“拿俩馒头。”馒头摊一边有一张小桌子和一个小凳子，父亲就坐了过去。见那姑娘没有响动，仍旧仰躺着，父亲便加重了语气：“我说啊，要俩馒头。”父亲故意将手里的车钥匙摇得哗哗响。姑娘在躺椅上居高临下地瞥了一眼父亲，懒懒地回答说：“卖完了，蒸笼里只有包子。”

父亲问：“包子肯定比馒头贵吧？”

“废话。”那姑娘回答。

父亲想了想，就说：“那就来俩包子。”

姑娘便摇摇晃晃地给父亲拿了俩包子。父亲背对大街开始吃包子。父亲边吃包子边在思索，下一站该去哪里寻找那件连他也不知道的被遗失的不知是什么东西的东西。父亲忽然萌生了远走他乡的念头。“也许那宝贝流落在了外地呢？”父亲在心头喃喃自语。这时候有人管姑娘要馒头，姑娘利索地起身给那人挑选了五六个又白又大的馒头，这五六个馒头的钱足足抵得上父亲手上那俩包子了。父亲的思路由此被打断。

“喂，你不说没馒头了吗，这会儿咋又有了？”父亲问。

姑娘没有搭理他。他三口两口吃完包子，又说：“你耍我。”

“包子可比馒头有味道吧。那么贵的车都能买得起，还买不起俩包子？”姑娘这样回他。

父亲不再说啥。更贴切且准确地说，应该是父亲无言以对了。父亲要走，可是肚子还很平。父亲安抚着肚子往外又走了几步，那种空荡荡的感觉重新填充了整个世界。父亲这才惊奇地发现，原来在馒头摊吃包子时，那份情愫曾悄然地退潮过。于是父亲开始回头，他来到那个摊位旁边，恭敬地向那个姑娘请求：“妹妹，请给我几个馒头外加几个包子吧，没吃饱，还得来一趟。”

“没有了，没有了。”

“我都看见了，还有好多的。”

“这些都让人给预订了，没你的份儿了，下次再过来吧。”姑娘侧对着我的父亲，蓬松而旺盛的大波浪遮挡了她的眉目，只隐约瞥见蛤蟆镜的镜腿子。

父亲认为，一定是这里的馒头或者包子具有某种特别的功效，足以疗愈他的患得患失。因此，父亲仍然好声好气地说：“美女，求求你行不行？我看，整个夏市就你最漂亮了。”其实父亲压根儿没有正眼瞧过这个姑娘，在此之前，父亲只对穿白裙白鞋、头发又直又黑、斯斯文文的女生感兴趣。父亲又是一箩筐夸赞，姑娘嘴角扬起一丝微笑。父亲这时无意看到她脸上的酒窝，不学无术的父亲脑子里立马蹦出一个叫“柔情蜜意”的成语。姑娘被说动了，先给父亲挑几个馒头，再挑了包子。父亲掏出那个同他本人一样干瘦的钱包，翻得底朝天，发觉连买半个包子的钱也凑不出来。姑娘一笑，慷慨地摆了摆手，说：“算你小子会说话。拿住，算交你这个朋友了。”父亲不知所措地瞟了一眼姑娘，姑娘正好摘下蛤蟆镜，父亲心中的山谷已有微风吹来。

十三岁那年，我反复品味这些发生在父亲二十二岁的故事。我不知道十三岁头一次翻越围墙时，那份萌生在我心尖儿上的玩意儿是否等于或约等于父亲当年的困惑。总之，当我飞身一跃，双脚再次接触地面时，囚禁我也教育我的学校兀然变得陌生了。围墙外，一个打扫卫生的女人正在吃饼子，她看了看我，没有语言，没有表情，只是继续啃那张硬纸板一样的饼子。我落在她对面三五步远的距离，屁股着地，与她面对面。我尴尬地笑着，说：“阿姨，不要告诉别人行吗？我……不过出来买个早餐。”女人恪守沉默，用一种悲悯的目光注视我，她忽然一笑，将那块还剩一半的饼子递过来。半块饼子近在咫尺，淡淡的香味儿在清晨洋溢开来。但那种悲天悯人的目光刺痛了我，我像疯了一样，一巴掌拍掉她的善意，起身向远方跑去了。我想，她的孩子一定很幸福。

我一口气跑了大半个县城。记得地理课本上说，北半球夏天昼长夜短，天亮很早，天黑很晚。课本没有骗人，我早早地翻墙出来，但小县城早已苏醒，愈加热闹、愈加忙乱了。站在县城某条斑驳的街道上，我迷茫了，拿不出半点儿逃学后的计划。我想去哪里？哪里是我该去的地方？我还能寻找谁，谁又可以收留我或者指引我？那股翻出围墙的勇气完全出于一种失落和无助，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正缺失着什么，或者说正在一点点失去着什么。我只好流浪。

流浪的本质就是脚长在身上，但心飘在半空。我不知道我的心飘去了哪里，也不知道我的双脚为什么要带领我穿越人民广场、鱼市、鸟市、商业街和扩大后的农贸市场。穿过鱼市时我看到了我的母亲，她正在等候鱼贩将一条江团开膛破肚。再婚后，母亲重新留起大波浪，戴上大耳环。她从不穿裙子，她所钟爱的是阔腿的破洞牛仔裤和皮裤。那天她一身嘻哈打扮，鱼贩一声“小妹妹”把她逗得乐呵呵的。我躲在墙角，犹豫着要不要冲过去拥抱她。听见同在买鱼的黄脸女人问她：“你结婚了吗？”她恍惚了一下，笑着点头。黄脸女人又问她有没有孩子，她坚决地摇头，说：“还没有孩子。”

把一条曲折的街子走直，穿过满是鸽子和深蓝色玻璃窗的巷子，再穿过被梧桐掩藏的沥青路，就是夏市了。它是那么熟悉，但又觉得陌生。部分经济收入十分低下、怀旧情怀又格外浓烈的商贩，被允许在“不算特别影响市容”的前提下进行经营。这一类商贩不算太多也不算太少，他们仍旧稀稀拉拉地守护着他们的摊位。我一眼就看见了给祖父算命的婆子，那时她正为一位母亲推算八字。

母亲怀抱着孩子，愁眉苦脸地询问她：“还没有算好吗，到底怎么样？”

算命的婆子双手作揖，笑呵呵地说：“姑娘啊，我恭喜你，贵公子是富贵命呢，将来是要考状元骑大马当大官的！”

这位母亲紧锁的眉头有了一点点舒展，她其实很美。她问：“‘将来’有多远？”

算命的婆子低头看了看写在作业本上的生辰八字，说：“难讲，也许十几年，也许二十年，也可能会早早就显现，成为神童。”

“唔……为什么我的命就这么不好。”母亲脸上挂满泪水。

算命的婆子问：“我还没算你的命呢，你怎么就知道不好？”

“这还用算吗？”

“命数的事儿不好说。有些人一辈子顺风顺水，有些人是先甜后苦，但绝大部分人都是上半辈子不好的，而与‘不好’隔河相望的‘好’不得不推迟到下半辈子才能领受。”

“好的为啥大都被留在下半辈子？”

算命的把眼睛转了转，说：“好事多磨。关键得活着，好死不如赖活着。”

母亲在一方斜斜的阳光中注视她怀抱中的孩子。算命的女人伸手摸了摸孩子的小脸，说：“不管怎样，请你相信我，就算你的命再差，你的孩子也会给你带来快乐。你得好好活着。”

“你就那么肯定？”母亲亲昵地同孩子挨了挨脸，既像久别重逢，又像就此诀别。

算命的婆子说：“那当然，你得相信你的孩子是富贵命才行。”

眼见这位母亲消失在人群，我鼓起莫大的勇气和愤慨走了过去。我指着算命的婆子说：“你个骗人精！你就是这样骗我爷爷的。”

算命的婆子一脸惊诧，所幸四周的叫卖和车辆发动机的声音足够嘈杂，而我的声音又很冷静，她往四周一看，行人还是行人，小贩还是小贩，我没有为她招惹任何不必要的看客。她回过神来后，我详细地向她还原她是怎样为祖父营造了一个遥远的遐想，而祖父又是怎样信以为真，自得其乐地等待，直到死去。

她听了就笑，说：“那我问你，在我告诉你爷爷将来必要走运后，你爷爷有没有比之前更开心了？你要摸着你的良心说。”

我回想了很久，祖父向人炫耀他必有后福时的样子，确乎是比没算命之前开心很多，只好说“是”。

“那不就对了嘛。你爷爷后来越来越开心了，这莫非不是一种后福？”

我想了想，也是。我忽然看见祖父的初恋，也就是那个卖凉虾的老婆子。她正在接听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不知说了什么，她笑得险些喘不过气来。

我没有在算命的摊位边过多停留，而是继续游离。夏市的变化太大了。那个老把“儿子”说成“蛾子”的湖南人老了，摇晃扇子的模样看起来有气无力。那个卖内衣内裤袜子手套的小寡妇不见了。那个卖竹筐的老人也改成了专卖烟叶。消失最多的是那些从城里过来的商人，现在的夏市不过是个土特产交易市场。几只衰老的松鼠悄悄打量一个老头儿摊位上的花生，游荡的狗显得格外挑剔，掉在地上的包子也没法取悦它们了。

我忘记是怎样察觉时间已到中午的。也许是某部自动报时的老年手机，也许是那些鸽子翻飞的翅膀，让我看清了头顶上的太阳。我幻想着能在这个衰落的夏市上遇见我的父母甚至我的继父。我既害怕又期待他们着急忙慌地寻找我，高声呼喊我名字的场景。我一定会大声回应他们，我会不顾一切地飞奔过去，紧紧地拥抱他们，向他们起誓，从此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一个本分的、不会翻墙翘课的好学生。我正站在一棵歪斜的梧桐树下，那是父亲二十二岁时停放摩托车的地方。我的心是那么孤寂，仿佛轻轻地咳嗽一声，就会激荡起一个单调的回声塞满我的世界。街道中央，一辆拉鱼的三轮车翻掉了，水流到我的脚边，鱼满街跳跃。翻车的男人一边拍打自己的脑袋，一边咒骂着去抓鱼。

我突然意识到，应该立马找一个理由回学校。找个什么理由呢？生病？但学校有医务室，生病的学生必须先在医务室报备。说家里有事儿？可那个既是班主任又是继父的人是骗不过去的。我忽然想到了杜老汉。继父责令我叫家长，那么我就说是去寻找家长了。就让杜老汉暂代一天我的家长吧。

笃定了这样一份计划，我的双脚才终于有意识有目的地带我去找杜老汉了。走过一片摊位，穿过几声犬吠，再和几个熟悉的面孔打过照面，就抵达桥边的小卖部了。但门已上锁，我猜他准是出门去了，就在门口等他。我摊开他那张可以折叠的躺椅，惬意地靠了上去。不知怎么就睡着了，直到黄昏，杜老汉还是没有回来。我不知道杜老汉是不是死了。但我的脚边暖烘烘的，那里睡着一只田园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