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草原骑手”作为《草原》杂志的品牌栏目，至今，已经走过了十二年。十二年中，海勒根那、拖雷、娜仁高娃、阿尼苏、陈萨日娜、渡澜、刘惠春、谢春卉、苏热、阿塔尔、晓角、田逸凡等许多本土作家从这里出发，崭露头角，羽翼渐丰。2025年，为持续强化“草原骑手”的品牌影响，《草原》杂志将于全年交替推出“草原骑手·00后”和“草原骑手·多文体”栏目，充分激发本土青年作家的创作潜能，深入发掘更多文学新锐，继续对本土青年作家的培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草原骑手”作为一个文学群体，将继续集中呈现内蒙古青年作家文学创作的审美趋向和地域特色，建构起独具魅力的文学景观。读者也可以通过他们作品中兼顾的个人经验和时代话语，感受青年一代对人生、价值、世界的构建与思索。

老船布鲁维斯号

/ 娜仁高娃

所以，真的会有人，一个人去看老船布鲁维斯号吗？

周末在家刷手机时刷到了布鲁维斯号的画面，它搁浅在威海荣成海域满是礁石的地方，距海岸只有几百米远。一个穿风衣的长发女人背对着镜头，面向深蓝色的海站着，更准确地讲是面向布鲁维斯号。女人的身后，也就是画面最近的位置有把折叠椅，一张小桌，桌上有酒和鲜花，以及一盏亮着的马灯。画面下角配着那句话。

大概是在去年秋天，在微信里看到过布鲁维斯号的图片，也大致知道它是一艘1998年初次下水，在海上航行了近二十五年，用网友们的话来讲是“一艘在北纬37°尽头遇见的老船”。

也许是画面很唯美，抑或是这艘老船本身传递着某种孤独与宁静，守着属于它的震撼与悲壮，我竟然有种立刻驱车前往的冲动。然而，当我查看导航后发现它与小镇相隔三千里，足足需要十六个小时不间断的车程，往返差不多七千里，而且还是在天寒地冻的冬季，且马上就是腊月了。想了想，还是算了吧，等到明年天回暖了再说。继续刷屏，录入“布鲁维斯”，截屏一张在晚霞的浸染中变成橘黄色的布鲁维斯号图片，在图片下端加上一句：“真的会有人，一个人去看老船布鲁维斯号吗？”然后用便捷打印机打出来。

为什么要去看一艘被废弃的老船呢？

是去看它喧嚣之后的孤寂，还是去看它荒废之后的喧哗？去看它逃离漂泊，选一片宁静港湾度余年的模样？还是要去看它锈迹斑驳的庞大身躯在海浪中微微颤栗的模样？无论是何种缘由，喧嚣也罢，孤寂也罢，对于一艘搁浅在海滩上的老船本身来讲毫无意义。这一切只不过是人们附加于它的寓意，是人们对时光的想象，也是时光在人们眼里的具象化。

如果没有被搁浅呢？

记得在我十四五岁时，有一年寒假，我住在沙窝的老家。有一天，在我家小桌上忽然出现了一封已经被开了口的信。其实不是有人故意拆开了封口，而是信封的边被磨破了。那天，我读了那封信，也很仔细地看了里面的三张照片，三张都是同一个女孩的，其中一张是女孩坐在海边椅子上拍的。她穿着裙子，戴着很大的遮阳帽。信很长，足足有四页，有好多在当时的我眼里算是“很脸红”的句子。信的邮寄地址为大连，信的落款为十月初，也就是说，这封来自距沙窝地三千余里之远的一封情书，从头一年秋末开始了它的旅程。它首先是被装在印有“邮局”二字的编织袋丢到某趟列车上，告别大连，一路向西，抵达内蒙古的呼和浩特。然后，在那里被装到另一个编织袋或者帆布袋子里，装入车厢前往东胜，在东胜再次装到另外一个袋子里，塞入前往位于黄河几字弯腹地的锡尼镇的班车货仓里。到了锡尼镇某个邮局，与其他七八封信捆扎到一起，并在这里搁浅了一段时间后，再次被丢进一条宽大的帆布袋子里或者褡裢里，放到班车车顶的行李架上。在冬季寒风中，它沿着满是碎石和结冰的河床，一路摇晃，前行百余里地之后抵达我读过小学的小村庄（公社）。然后呢，在小村邮局的某个小盒子里躺啊躺，躺了半月二十天后，突然有一天被踹进某个人的怀里，前往我的家乡沙窝地，因为女孩的恋人就是我们沙窝地的小伙子，我哥哥的同学。再后来，哥哥的同学结婚了，新娘居然是我的一个亲戚。至于那封信，我从未向谁提起过，但是它那被揉皱的模样却始终留在我的记忆里。四个月的奔波中，它早已被开膛剖腹。这一点，多么像这艘锈迹斑驳的巨轮。

说到写信，差不多有小二十五年的时间里，我没有给谁写过信。当然，我也没有收到过谁的信。对于多数人来讲，手写书信的时代结束于二十世纪末。那时，我在人口不足二十万的小城读书，学校的收发室就在教学楼入口处，其一侧墙上挂着缀有很多方形布兜的布帘，布兜上印着班级号码。每到课间，总有人咚咚地跑下楼，又咚咚地回来，“砰”地撞开门，高举着手，大喊：谁谁，有你的信，从XX地来的。有人去了，接过信愤愤地嘟哝一句：“邮票又不见了！”随后当场拆信。不用怀疑那是一封家书。喂喂，谁谁，你的信，你不要你的信啦？被喊名字的过去了，持信的却耍赖，举着信绕桌椅躲闪。有人拍桌大笑，我们也跟着拍桌大笑。窘得索讨的那位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准会露出苦凄凄的神色，像是要号哭。偏巧，这时铃声会响起来，老师的脚步声无缝地衔接铃声，铃声刚落，老师便站在讲台上了。老师滔滔不绝，除了那八九位学霸，其余人都云里来雾里去。忽而，有人低声噗嗤一笑，我们则缩着脖子怯怯地望过去，只见那人手持着信，斜着身扇风，满目的得意，而信的“主人”却用书本挡着脸拭泪。当然，拭泪的多数是女孩。好不容易熬到下课了，女孩刚要冲着那持信人撒一腔火，那人却把信丢到女孩桌上，诡异地一笑，转身，吹起口哨走了。

后来才明白，那个持信的男孩其实特别喜欢女孩。

女孩呢，收了信也不会立刻拆封，而是藏着掖着回宿舍，躲进蚊帐里。见女孩迟迟不肯从蚊帐里出来，我们几个人便猛地掀去帐帘哦哦叫。女孩喊着滚滚滚，一双婆娑眼里却尽显万重山水。

一封情书，居然能如此的“浩荡”，无非是心底的思念太过浓郁而甜蜜，还有一点点的苦涩。彼人在，却不在我的空间里，看不到，听不见，摸不着，触不得。手里能攥紧的唯有几张薄纸。而那几张薄纸却暗藏语调、语气、语速，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都发出声响，或轻柔或粗暴，或急促或舒缓，使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在女孩心里活起来。心里有思念的人——这种感觉一定很美。如果不美，她也不会在被窝里借着小台灯写出满纸密匝匝的思念之语，然后秉烛达旦——清晨原来如此的漫长。

那时，帮男同学写情书也是一件不错的差事。男同学告诉我大致意思，我负责占主要内容的甜言蜜语。所谓的酬谢是周末借我自行车。这类的信写过三五封，当然，这事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至于字体啊，某个细节的穿帮之类的则无须担心，反正不是写给我们班女同学的。写着写着，有一天我自己也偷偷地写了一封，找本厚书夹着，隔几日重读，读着读着莫名地懊恼，于是撕成碎片，丢在风里。

后来，临近毕业时，我发现学校收发室墙上的布兜日渐消瘦，信件越来越少，课间时分也不见有人拿着一叠信笺大呼：喂，谁谁，有你的信。

一九九八年夏季，我在小镇参加了工作。工资不高，攒了三五个月，买了台摩托罗拉传呼机。记得刚刚戴上传呼机的感觉很奇妙。比如，有时候当你刚落座吃饭，腰间猛地一串嘀嘀嘀，你低头一瞅，赫然瞅见一行滚动的字：请速回电话。于是，你便立刻丢下碗筷，跑向小卖部、电话亭，或者IC卡亭。再比如，在某个夜晚，等你闭灯准备入睡时，黑暗中一阵嘀嘀嘀脆响，你又不得不披衣趿鞋走到街上。

我对“请你速回电话”中的“速”字有种天生的惶恐感，它自带一种令人不可迟疑的紧迫感与压抑感。我想，面对一个“速”字，大抵不会有人慢腾腾地找来笔和纸，慢腾腾地“吾友，近来如何”地写起信来，也更不可能泡壶茶，铺宣纸，润笔、蘸墨、掭笔，微蹙眉宇，缓缓地来个“见字如晤”。

速，疾也。“疾”含有“矢”，“矢”离弦飞去了，没有谁能让箭飞一会儿。“疾”也像人腋下中箭，隐隐作痛。总之，一句“请你速回电话”之后，你再不能静下心来。心不得静，整个人用蒙古族谚语来形容就是“衣襟下灌了风”，足跟不落地，接不住地气。放眼望去，天地间一切依然，但是节奏却变了，变得愈来愈快。

所谓的“快节奏”便是高效率。

当我们刚刚明白腰间的“嘀嘀嘀”是怎么回事，刚刚明白不用写信、不用见面也可以让对方读到“我想你”“我喜欢你”时，有人已经坐在软椅上，隔着屏幕与某个人面对面地聊天了。这便是悄然而至的QQ时代，一声咳嗽，一连串清脆的吱吱吱，不用说，屏幕那边某人如约而至。如果隔空而坐的是对恋人，曾经的纸短情长、言为心声，此刻已成一句句短语，一个个符号、表情包，彼此眼里的万重山水几乎要溢出屏幕。当然，除了隔着屏幕谈恋爱，我们在QQ里还会写日志、发图片、交朋友、建群聊天、玩游戏等等。我们沉浸在看不见却能感觉到的虚拟世界里，找到了仅属于我们的角落。这样的日子延续了十余年，直到二零一一年，微信出现，流行网上购物，随后便是自媒体的雨后竹笋，抖音的一夜爆红，以及如今的AI。

那么，还是那一句：为什么要去看一艘被废弃的老船呢？

就像我，借助智能手机隔着屏幕可以看它，听一听海鸥的鸣叫，海风的呼啸，不也挺好的吗？这效率多高啊，而且效果或许比亲自去看还要好。然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非要长途跋涉亲自去看一艘被废弃的货轮？是不是因为它的搁浅，预示着我们在时光中的遇见，而一切的遇见终究都是遇见自己。也许，我们任何人的过往都是一艘锈迹斑驳的布鲁维斯号，只是等到潮起又潮落后，碧空万里，我们没有忘记上岸。

作者简介

娜仁高娃，蒙古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荣获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第十二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多篇中短篇小说入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年度榜、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