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葡萄牙人

1927年春末，美国万昌轮船公司的洲际邮轮弗吉尼亚号，从洛杉矶出发，中途经停檀香山、横滨和神户，行程超过一万公里，最终在启碇后的第二十一天抵达上海。当轮船绕过最后一道江湾出现在落着牛毛细雨的黄浦江面上，人群顿时骚动起来，所有举起来的伞——有黑色的洋绸伞和棕色的油布伞，都朝码头上那根拦住他们的粗麻绳靠近，本来下坠的绳子被挤成一条水平外扩的弧线——人群在尽可能缩短和下客区的距离。轮船在德记码头落下铁锚停靠稳当后，舷梯顺着船身慢慢降下。工作人员解开麻绳，人群随即拥上栈道。第一批下船的乘客和前来迎接他们的亲朋拥抱在一起。

与此同时，码头工人和吊装设备开始作业，把货舱里的货物转移上岸。其中一个很不起眼的灰扑扑的木箱，先被人抬到岸上，跟其他货物混在一起，然后被转运到附近的码头仓库。经过分拣后，这个木箱于次日午后搭乘骡车来到南京西路的哈令佩克影戏院，被放置在影戏院三楼的库房地板上。库房位于葡萄牙籍影戏院老板办公室隔壁，马赛克铺地，朝阳，通风良好，百叶窗的楸木叶片常年斜指天花板，既保证了房间内有浅浅的天光，又杜绝了阳光直射。当天晚上，葡萄牙人喝完三杯白兰地后，带着微醺来到库房。当他撕开封条，把那个密封良好的木箱打开时，一股略显沉闷的香气扑面而来：为了防止航行中巨浪颠簸，圆形马口铁盒相互碰撞损伤胶片，电影公司的人特意在缝隙里塞满了松软的刨花，就像当时遍及全美的私酒贩子在偷偷运送葡萄酒和波本威士忌时所做的那样。

远处传来两声枪响。从声音判断应该来自闸北方向。最近时局很不太平，军阀孙传芳刚刚被广东来的国民革命军赶出上海，胜利者国民党就调转枪头对准盟友。军警和帮会成员对共产党人和左派分子的搜捕高峰已经过去，但枪声依然在城市上空零星响起，不分昼夜。当然，处于公共租界的南京西路并未受到多大影响，相反，外面肃杀的气氛让更多的人涌进这里，人们都希望能从租界的歌舞升平中得到一些慰藉。对于这些可怜的中国人，谁都不能提出任何指责，葡萄牙人想，正如他们自己常说的那样，人生苦短。

后来有人考证，当年这箱远渡重洋的电影拷贝中，就有冷面笑匠巴斯特·基顿的第九部长片——《将军号》。葡萄牙人对该片寄予厚望。他理应如此。当年二月的《好莱坞通讯》对该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远在美国的选片经理也发来这样一封电报：

一部精彩绝伦的杰作，让美利坚东西两岸的观众如痴如醉。

小伍

1999年正月十六，对于距离上海五百多公里、鲫城西北三十多公里的王家营子的男人们来说，这天是个出门的好日子——“要想走，三六九”——这句话已经不知道在村子里流传了多少年，所有人都对此深信不疑。天刚蒙蒙亮，七八个男人肩扛手提着大包小包，几乎每人都少不了一个鼓鼓囊囊的印着尿素或氮肥字样的蛇皮袋，缩着脑袋在村口的一地白霜上集合完毕。领头的矮壮中年男人清点了人数，确认无误后，一声令下，众人先将各自行李胡乱扔上那辆农用三轮车车斗，接着从四面八方爬上去。三轮车喷出一股黑烟，分开稀薄的雾气，扯着嗓子穿过村道，将一个背着粪箕子的拾粪老头和三条深色车辙印甩在后面，往火车站进发。刚立春，寒气正盛，很快车斗里的男人们就觉得脸颊耳朵冻得慌，纷纷把围巾脖套往上拉，尽可能盖住裸露的皮肤。最年轻的那个脖子上空荡荡的，只好把旧棉大衣的领子使劲往上拽，同时不停搓热双手去焐脸和耳朵——至于那个挺拔的鼻子，只能任由它越来越红，慢慢在末端形成一滴透明的黏稠液体。

有人掏出一盒烟，转一圈分着抽。烟灰在他们头顶胡乱翻飞，四下飘散。

火车是当晚八点多抵达上海站的。接站的面包车叮当作响。上车后，人和行李将车厢塞满，众人不得不以奇特的姿势安放自己的头颅和四肢，于是纷纷想起夏夜用手电筒去稻田里照田鸡时满载而归的网兜。司机对此司空见惯，乘客也都不以为意。一路上，炽热的路灯透过蒙着灰的车窗，将车厢内一张张拥挤的面孔次第照亮。可能因为空间过于局促，大脑供血不畅，下车后众人都有种不太真实的感觉，其中还夹杂着一丝对未来不可名状的担忧——考虑到这些来自王家营子的男人们几乎都是第一次踏足这座先前只在电视上见过的繁华大都会，有这种疑虑也是人之常情。

工棚在一栋很老的居民楼里。每个房间里都是一溜地铺。来自天南海北的工友在屋子里或卧或坐或立，用听不大明白的口音跟他们打招呼。

六个多月后是八月节。那栋叫时光大厦的建筑里，装修工程接近尾声。进度比预期提前不少，承包商和包工头们都很满意，同意工人回家过节。不过要求每个班组都要留个人看工地。经过商量，王家营子的男人们决定让最年轻的那个留下，并且答应给他记双份工。与此同时，他们一起将目光投向年轻人。叫小伍的年轻人同意了。他刚满十八岁，母亲早逝，兄姐都已成家，跟年近六旬的老父相依为命。他托请领头的给父亲带两斤上海的本地月饼，那是他走了几站地、排了很长的队买到的。

过完节后回来，不过五六天，每人脸上都有些喜色，一眼便知这趟回去都各有收获。同时也带回王家营子的各种消息：谁家生了孩子，谁家老了人，谁家母猪开窝就下了十八个，谁家盖房子屋脊压了邻居一块砖最后两家打架动了官，谁家杨树林子让人连夜剥了皮，等等——可以想象，这大半年，留在王家营子里的人也都没闲着。那些天，这些事在一日三餐间，在往返工地和工棚的路上，常常因为某个契机被某个人抛出来，大家七嘴八舌对其进行一番评论后，随之被勾起深浅不一的乡愁，一起陷入沉默。

那是农历八月的最后一天——能如此确切，是因为当年年底，领头的矮壮男人结工钱时带着小伍的记工表，他如约定的那样，给小伍留守工地的那几天算了双份工钱——为了进一步抢工期，近来收工都挺晚。返回工棚需要穿过一座小公园。时间接近九点，夜色早已将公园笼罩，穿过公园时，隐约有亮光和笑声从公园深处传来。繁重的劳作并没有将他们的好奇心消磨殆尽，众人站定后，发现那边好像正在放映露天电影：透过公园里杂乱的树木，似乎可以看到一列火车吐着黑烟从枝叶之间跑过。最先迈开步子的是小伍，他带头朝着亮光和笑声走过去，于是大家暂时忘记疲惫和饥饿，纷纷跟上，从一棵棵黑云一样的柳树下走过，加入那些欢乐的观众。

电影史专家

2011年春，她进入伦敦一所学校攻读电影艺术史硕士学位。是年冬天，某个周日的下午，当略带肃杀的西风从大西洋朝欧陆吹来时，她从希罗斯机场出发，乘坐班机前往葡萄牙。此行是为了搜集相关资料，以完成一篇关于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电影放映史的论文。

当晚八点，飞机在里斯本机场降落。她先在市中心的火车站附近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搭乘火车北上前往阿威罗。铁路在滨海丘陵地带起起伏伏，离海岸线时远时近，铅灰色的大西洋不时会出现在远方天际。在阿威罗下车后，火车继续朝波尔图奔去，她则登上一辆小型巴士，从令人困惑的密集水网中间穿梭，巴士走走停停，不时上下乘客，最后绕了一个大圈，来到那座小镇。小镇面向大西洋，背对一片像一条多足章鱼一样深入陆地腹地的异形潟湖——就是巴士绕过的那片水域。

在巴士上望向潟湖出神时，她收到男友发来的一条短信，问她葡萄牙之旅是否顺利。她算了一下，北京那边的时间应该快到午夜了。男友大她两岁，来自南方——个小村庄—南方是相对于她的家乡而言，其实那里的冬天河里也会结很厚的冰，成年人可以在冰面安心行走，男友如是说——经过多年苦读，考到北京一所著名大学法学院。男友给她讲过小时候乡村生活的种种细节，让成长于一个西部省会城市的她倍感新奇。两人曾计划一起去那个叫王家营子的小村庄看看，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成行。在一起的三年里，他们的许多个周末都是在位于东四环的一套三居室里度过的。房子是远在家乡的母亲为她购置的，母亲早期是个新闻工作者，后来投笔从商，生意一度很成功。那时（想一想不过是不久之前），他们比当下更年轻，精力过剩，相互乐此不疲，从来不为未来感到忧心。

大巴车停在镇外海滩边。她下车后沿架在沙滩上的观光栈道走了一会儿。海风有些冷，带着微微的咸味。现在是淡季，零星可数的游客，也像她一样穿冬装，背着包。当太阳开始接近大西洋，将正下方的一片海域打上银闪闪的光斑时，她回过神来，想起此行目的，离开沙滩，进入镇子。镇子不大，近乎正方形，周长两三公里，走完一圈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所有建筑看上去都半新不旧，建造时间应该都不会超过三十年。

她并没有找到自己想要找的。

落日开始将小镇染黄时，她感到有些饿，上一餐还是在火车上吃的半个三明治。走进一家餐馆，点了一份米饭配海鲜。上菜的时候，她试着把那张照片给服务员看。是一位年龄跟她母亲相仿的女人，满脸雀斑，捏着照片的一角认真端详了一会儿，摇摇头。你可以问问他，服务员操着有些难懂的英语，指着坐在餐厅尽头一位同样独自用餐的老人，他在这里生活了六十多年，没有谁比他更了解这个地方。她跟在服务员身后走到老人面前，老人身着和列车员类似的深色制服（后来得知对方是镇上邮局的工作人员，本该退休，迟迟没有合适的接班人手），接过照片认真看了一会儿，抬起头看着她，问，你是中国人？

她有些意外，因为在异乡她更多会被认作日本人或韩国人，由此她也确信，对方可能确实能给她提供帮助。

餐毕，两人又一起喝了杯甜酒，离开餐馆，沿着海岬往南走，很快便将镇子抛在身后。不久，她回望镇子，看到夕阳慢慢坠到海面上，隐隐有些不安。当镇子最后被杂木林的一角完全遮住时，他们已经往南行进了约一公里半，视野里已经看不到任何第三者。请问还有多远？她问身着制服走在前面的老人。老人可能没听见，没有回答她。这时沙滩逐渐消失，不规则的礁石慢慢将海岸占据，岸左的树林也越来越浓密，其间不时传出一两声陌生的鸟叫，林鸟的叫声和海水扑碎在礁石上的声音以及盘旋在礁石上方的海鸥的哀啼交织在一起，近乎毛骨悚然。

要不然，我们明天上午再来吧？她刚想把这句话说出口，树林里出现一片开阔的空地。

空地尽头就是那栋破败不堪的房子。

房子面向大海，背靠杂木林。门前用不规则的大块鹅卵石铺出一条长长的甬道，甬道一直延伸到礁石边，钻进海水里。海水正在一下下舔舐着甬道末端的石头。

她拿出那张照片，将照片上的建筑和眼前的房子来回比较。照片是她从上海一家民间文史资料网站上找到的，拍摄于1927年，当时哈令配克影戏院处于鼎盛时期。网站上列出了当年在哈令配克上映的影片名单，有《日出》《翼》《大都会》《将军号》等名垂影史的默片。尽管已经到了倾圮的边缘，规模看上去也相差很多，但眼前这栋房子和照片上的哈令配克影戏院之间，还是有着让人一望可知的关联，如同一个人在壮年和残年的不同留影。

一百多年前，这里还是个渔村，老人说，这栋房子的主人就出生在这里。他赴远东淘金时还是个年轻人，归来已经人到暮年，便在村里买了这块地盖了这栋房子。他去世后，他的后人将其作为消暑别墅——不过他们最后一次出现已经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事了。我父亲曾受雇照看房子，直到去世。后来的情况你也都看到了。

我听父亲说，这栋房子是那个人仿照他在中国经营的赌场建造的。

是一家电影院，她纠正说，房子的主人曾经在上海建造了一座远东最好的电影院。

原来是这样，现在还在吗？那家电影院。

非常可惜，已经不在了。

当晚住在镇上。房间位于旅馆二楼，阳台朝向漆黑的大西洋，可以听见海浪和海风在不远的地方相互追逐，终夜不息。这让她想起几年前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在那套可以俯览一片公园的房子里，她和男友拥抱在沙发上，用二手市场淘来的投影仪投向一堵白墙，看她从五道口淘来的盗版碟片。窗外的动静和当下如出一辙。她记得那晚看的是《将军号》。那是她第一次看巴斯特·基顿，相较于卓别林，她对基顿的偏爱也是从那时开始的。巴斯特·基顿驾驶着火车头在对面的白墙上飞奔，历经千难万险终于从一整支敌军手里救回自己心爱的女人时，她和男友正对着瓶口喝一瓶伏特加。电影快要结束时，瓶子几乎见底。她记得男朋友两颊和眼眶都微微泛红，指着墙上满脸忧郁的巴斯特·基顿认真地说：

他让我想起了小伍。

小伍？

对，小伍。

小伍是谁？

王家营子的小伍。

也是个火车司机？

当然不是。男友微微一笑，然后又将笑容收回，脸上开始出现回溯往事的神情：

要是小伍还活着的话，现在的样子一定和这个火车司机很像。

所以你说的这个叫小伍的，他死了？发生了什么？

事实上我也不知道小伍是死是活，没人知道——大概十年前，小伍刚成年，跟着村里的男人到上海的建筑工地干活。一天晚上，他们收工后路过一个公园，公园里正在放露天电影，就一起凑过去看。电影结束，他们说小伍不见了——从那天开始，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男友仰头将瓶里最后一口伏特加倒进嘴里，朝她咧嘴一笑。

回伦敦不久，她跟男友提出分手。男友追问再三，她始终给不出一个可以让男友信服的理由。因为她自始至终也没能给出一个可以让自己信服的理由。可以确信的是，这个想法是在离开小镇时产生的，在一艘轮渡上。从小镇返回阿威罗等待火车的时候，她听从了旅馆老板的建议，没再坐巴士，而是搭乘轮渡横穿潟湖，用时比去程节省了三分之二。

律所合伙人

2022年12月初的一个晚上，他受一位做进口葡萄酒贸易的甲方之邀，来到黄浦江边参加晚宴。可以算作为他举行的送别宴，他为该甲方与外国供应商的合作规避过若干风险，两人也聊得来，建立了某种类似于友谊的关系。那天吃的是淮扬菜，沪上名厨上门制作，用料寻常，程序繁复。一行六人，将四瓶高度白酒喝得点滴不剩。饭毕，主人仍不尽兴，带着客人下到酒窖，又开了两瓶波尔图产区的红酒。等到主客分别，他乘坐出租车回到位于南京西路的律所时，已接近午夜时分。整栋大楼除了招牌，只有一两处窗户还亮着光。他走进昏暗的大堂，脚步虚浮，鞋底在刚打过蜡的大理石上擦出类似哨音的声响，不算刺耳，仍然震得周围的空间微微晃动，让他想起之前酒窖里，主人朝他递过来的那个装着整瓶红酒的锥形醒酒器。

电梯门分开，里面有人。酒精麻痹了视觉神经，他一时难以将对方聚焦。终于认出来，是那个夜班保安。对方脸上是一个面积可观的口罩，罩住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他这才想起来自己的口罩丢在了出租车上，他扯下口罩时，出租车司机从后视镜盯了他一眼，没说话——手里提着一根手电筒，还有一串钥匙。两人错身而过时那串钥匙轻轻碰撞在一起，发出近乎悦耳的声音。

加班呐，对方说。

不，我回来取个东西。不过这句话他并没有说出口，只是冲电梯外点点头。

从明天开始，我就要离开这里，回去和家人团聚。当然，这句话他也没有说出来。

他是对自己说的。

三年前，律所派他到上海分所主持涉外业务，其实是救火——之前的业务负责人毫无征兆地跳槽，同时带走了手下的骨干成员和大批优质客户。他近乎白手起家，加上疫情的反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终于将分所业务重新带上正轨。现在，他已经物色到一位合格的继任者，回总部的申请也已获批准，日期就在明天。总部对他的工作很满意，待他完成述职后便正式宣布他为合伙人。

电梯合上门，带着他往上攀升。胃里的东西在翻涌，轿厢在他脚下倾斜。他不得不将神经绷紧，想要稳住脚底下，稳住翻涌的胃。刻意的紧绷反而让各种感官更加灵敏。比如，这栋建于上世纪末的写字楼，设施已经开始老化，当年从德国原装进口的电梯，按理这些年也都保养得当——但都抵不过时间作祟，运转起来已经失去当初的流畅，总是有一种阻滞感，如同磕坏笔尖的钢笔，动不动就刮纸。

今天晚上，那支笔似乎比平时更加干涩，纸的质地也更加粗硬。

终于来到十九楼。食物、酒精以及消化液的混合物呈糜烂状，沿着地心引力相反的方向脱离他的胃囊，灼烧他的食道和喉部，啪嗒啪嗒掉进马桶底部那幅微型水塘里。他在洗手池旁清理了一下口腔，手指滑过口腔和牙齿的时候，他突然被一种不知来处的悲伤情绪攫住，眼泪差点涌出来。他连忙又往脑门上拍了一些水，直起身子，感觉自己和镜子里的人分别朝两边倒去。摸索着墙壁和其他各种物件回到办公室，他在黑暗中来到椅子旁，坐下去，慢慢往后靠，近乎平躺。天花板开始在头顶旋转，一圈两圈三圈……

他随之慢慢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他从一个悠长又短促的梦里醒来。醒来后，他在意识的混沌之海里逡巡良久，终于弄清楚自己身在何处。这才想起那样东西。那东西是他今晚顶着大醉，也一定要回来这里的原因。他坐起来，拧亮台灯，挨个打开空荡荡的抽屉，直到那样东西出现。

白天的时候，前台小姑娘送来一个牛皮纸袋，上面写着他的名字。他将其撕开，口朝下，一股沉甸甸的油墨香掉到手里，带着印刷厂机器的余温。占据整个封面的是个外国人的面部特写，黑白照，鼻梁高挺、满脸严肃，略带一些古怪。额头上印着书名：时光中的巴斯特·基顿。他有些困惑，完全不记得自己跟这个叫巴斯特·基顿的有过什么瓜葛。但这个困惑在作者跳进他眼帘的同时，甚至更早，便如同沙滩上的褶皱一样被一把抹平。站在一旁的是这间办公室的新主人，等着跟他继续交接工作。他感到一丝慌乱，在对方的注视下，镇定地把书随便塞进一个抽屉里，以致忘记了自己的办公物品已经收拾妥当，明天开始不再回来。

接下来的一整天，他都在想关于她的一切。

他已经很久没有想起她了。他以为她就像是早已结案的陈年卷宗，安静地躺在架子上等待被遗忘就行了。但结果让他倍感意外，这本卷宗就像是昨天刚刚了结一样：他想起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情形——那是在大学百年礼堂的报告厅里，夜幕降临后不久，他记错了日子，以为是一场法学讲座，等到发现是一场电影宣传活动的时候，想走已经来不及了，不断涌进的观众拦住他的退路，于是他不得不忍受台上那个香港男人的絮絮叨叨。尤其令人恼火的是，对方在台上依然戴着一副漆黑的墨镜，盲人一样，便问旁边的女孩那是谁，她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他，两人也就此相识；想起那年平安夜，他们一起到那座有着四百多年历史的教堂里望弥撒——出现在那里纯粹是出于好奇，后半夜，当信众慢慢散去后，他们在坚硬的木质长椅上相互依偎，他给她讲起家乡那座由美国传教士修建的小礼拜堂，以及许多次陪着她到小西天电影资料馆看的那些沉闷无比的外国老电影——他几乎每一次都会睡着，醒来时常常发现电影刚刚过半，然后再次睡去；当然还有两人在那套毗邻公园的寓所里度过的许多时光。

所有这些都像是不久以前的事。

获得硕士学位后，他进入一家国企，被外派到某南太平洋岛国的大型矿区做法务。在那里一共待了三年，炎热的三年，孤寂的三年。现在已经很难说清当时的这个选择和她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毫无疑问，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理解不了她的选择。但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突然就想通了——也许就是当他坐在南太平洋的沙滩边，看着皮肤黝黑的金发当地人在浅海捕鱼，想到他们和他们的祖先几千年甚至上万年来都在同一片沙滩上做同样的事，他感到自己内心深处被某种近乎永恒的东西击中。

他凑近台灯，翻开书，扉页的空白处印着这样一句话：

献给王家营子的小伍——尽管不知你身在何地，愿你一切都好。

他以为这是她时隔多年跟他开的一个玩笑。他把那句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想要揣测她的意图，显然这是徒劳的。同样徒劳的还有，尽管他努力回忆，可是他发现自己已经完全想不起来那个叫小伍的人长什么样了。

不过他依稀记得九十年代后期的王家营子，那个由十几个十来岁的男孩们构成的小团体里，叫小伍的少年，是核心成员之一。他们处于发育的不同阶段，整天搅和在一起，以王家营子为中心，在那片邮票大的乡村土地上终日晃荡，共同面对友情、背叛，以及难以启齿的性，这些巨大的词语，将伴随他们终生，尽管当时他们对此一无所知。

还有死亡。

死亡是一件残忍的事情。很多东西都让时间慢慢稀释，但死亡不会。他仍然清晰记得那年夏天他们在村前的河里发现的那具尸体。那是他们第一次近距离目睹一具尸体：后背朝上，让夏末的河水泡到肿胀，漂浮在绿色的水草间，散发出阵阵臭味。村民是从衣服将其辨认出来的，是杀牛匠的女人——那个让他们平时会忍不住偷偷打量，又对其抱有无限同情的女人，现在他已经完全想不起来对方为何会落到那样一个男人手里——最近没人见过她，以为她回娘家，或者离家出走了。法医判定死者是投河自尽。村里的人对此没有异议，觉得这样的一天迟早会到来的。而那个导致她死亡的杀牛匠，那个人人厌恶的新鳏夫——常年酗酒让他双手颤抖，只有一碗烧刀子才能让他稳住手里的杀牛刀，据说晚上会把她绑在用来分解牛身的木架子上，用皮带抽打她、羞辱她——最终也没落到好下场：一个多月后的秋夜，杀牛匠醉酒后抽烟引发火灾，和自己的房子—起在大火中灰飞烟灭。后来很多年，那块宅地都无人问津。没有烧透的房梁和门框像残肢断臂一样一直堆在那里，似乎要持续到时间的尽头。

对水的渴望突然从身体里升起。他借着外面的城市之光，穿过半明半暗的通道到饮水区，扯下一个纸杯，一杯、两杯、三杯，都是一饮而尽。

回到办公桌旁，拿起书继续往下翻。纸上的那些黑色的油墨在台灯底下跟他作对，每一个字每一个笔画都不愿停在原地，拒绝他从它们身上获取意义。他只好作罢，索性把台灯关了。四周的世界一下子沉入黑暗中，过了一小会儿，又慢慢浮上来。

他已经记不起自己什么时候跟她提起过小伍——可能是在教堂度过的那个漫漫寒夜。应该是的。因为小伍的父亲在王家营子扮演的就是类似于乡村牧师的角色。他记得那是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的老人，一旦走进村西那座礼拜堂就滔滔不绝起来。那人对于自己所信仰的东西有着无穷的激情，常常将底下的信众感动得热泪盈眶。不止一次，年幼的他趴在礼拜堂窗外目睹里面发生的一切，里面激昂的气氛和外面如常运转的村庄形成的反差，常常让他觉得像是在做梦，不得不时时回头望一眼身后的世界。小伍消失后，老人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据说从那时起，他不知为何突然背弃自己的信仰，至死再也没踏进礼拜堂半步。那些虔诚的信众，背后称其遭到了魔鬼的蛊惑。这种指责让老人变得愈发沉默孤僻。一个雾蒙蒙的深秋清晨，他挑着一担肥水穿过新修的省道前往麦田，被一辆载满肥猪的货车撞死。

一束强光在公共走道里扫过（他仿佛是站在秋收后荒芜的田埂上，目睹一辆货车从拂晓里一晃而过，发出巨大的轰响），接着是越来越清晰的脚步声。来人慢慢走近，最后在某个地点停了下来，似乎在犹豫，接着“滴”的一声鸣响过后，脚步声再次响起。他在黑暗中默数着对方的步子，想象着每一步可能抵达的具体位置。脚步声越来越小，最终消失。他的意识也重新陷入混沌。

再次醒来时，夜晚正在退场。透过洞开的办公室门，可以看到尽头的玻璃幕墙。玻璃幕墙朝向东方，往外依次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和盘根错节的街道。然后是黄浦江。然后是大海。大海尽头，太阳已经浮出水面，准备将整个世界点亮。

关于她的最后的记忆，是她前往英国的时候，他到首都机场送她：他站在等待安检的长长的队伍外，看到她朝他挥挥手，转身消失在安检口。

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陈旧的德国电梯将他送达一楼时，那个夜班保安正靠在值班椅上打盹，外面即将徐徐展开的白天，将其朝外的半边身体镀上一层青灰色的晨光。他推门而出，顺手把手里的那本书轻轻放在门内的收发桌上。

电影史专家

2019年夏天，她受邀到上海参加电影节。身为国内研究巴斯特·基顿的专家，她将作为电影节子活动“冷面笑匠——巴斯特·基顿作品展”的互动嘉宾。举办方将她安排在南京西路一家酒店，距离活动举办地——位于一处体量庞大的商业综合体六楼的电影院——步行约十五分钟。

先是近六个小时的高铁，接着是四十分钟出租，到酒店时她已疲惫不堪。进到客房后，她一头栽在床上。醒来发现已经过去两个多小时，日头坠在高楼之间，夕照透过纱帘安静地蹲踞在她半边身子上，慢慢朝她眼睛靠近，她想起家里那只蓬松的橘猫，忍不住抬手去挡。肚子里开始咕咕叫。她起来简单收拾了一下，补补妆，从镜子里看到自己并无不妥，便离开房间，乘坐电梯，根据轿厢里楼层分布提示，来到位于三楼的中餐厅。晚餐即将开始，她是头一位客人，整个厨房都为她严阵以待。饭菜很快就上来了，色香味都不错。她要了杯冰啤酒配佐餐。她吃得很慢，用完餐时餐厅里已经满座，某个包间里响起觥筹交错之声。

距离活动开始还有一个多小时，她决定到外面走走。

外面其实很热。不过并没有让她打消出门的念头，她要以此来驱散刚刚那个午后长觉留在她身上的慵懒感。还有刚刚那顿丰盛的晚餐和啤酒，也需要额外的运动来消解。酒店斜对面好像是个公园，她沿大街走一段距离，过天桥，从一个狭窄的护栏式入口进入公园。公园看上去应该有些年头了，很多设施都带着世纪之交的风格。树木都很粗壮，几棵柳树已经有很明显的老态，园林工人为了延续其生命，在树身上留下不少人工痕迹。蝉鸣声似乎也显得苍老。她在夕阳仅剩的余晖里，沿着公园环形主路往前走，不时会经过一张长椅，很多都被退休的老人占据。偶尔也会有一对年轻的男女，挽着手，在她经过的时候，说话的音量一下降低许多。

几棵棕榈树是公园中心那片开阔空间的制高点，巨型手掌般的深裂叶片从粉色的天空中凸显，张牙舞爪，跟公园迟暮的气质说不上是格格不入还是相得益彰。她拿出手机，弯下腰，仰头，试图拍出剪影的效果，可后面一座大楼的一角总是突入画面，破坏了她的构图。于是她朝前走近一些，这才看到棕榈树下有一座半圆形台阶，类似于小型露天剧场的观众席，台阶残破不堪，各种野草从台阶瓷砖缝隙里蛮横生长，咄咄逼人。当年，这里应该也很热闹，到晚上的时候，台阶上会坐满了人。她这样想着，走到台阶下，站在圆心的位置，将手机的摄像头再次对准那几棵棕榈树时，后景高楼顶上的灯突然亮了，她从手机画面上认出那几个字：时光大厦。

大概七年前，她曾前往葡萄牙的海边小镇寻访过哈令佩克影戏院创始人的故居，那时她就萌生过探访哈令佩克旧址的想法。那栋叫时光大厦的建筑里，据说并没有留下当年号称远东第一电影院的任何痕迹，但这并不是她没有将计划落实的原因。在那之后不久，家里发生了一系列变故，先是父亲因为一起新闻事故失去公职，接着母亲遽然因病离世——一生追求完美的母亲拒绝切除一侧乳房，坚持保守治疗，即使这样的选择要以生命为代价。于是这件事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她从另外一个豁口走出公园，来到大街上，那栋叫时光大厦的建筑矗立在街对面，跟远远近近的一众高楼大厦一起，将刚刚降临的夜色支撑起来。市声喧哗，它们选择默然不语。

来到活动举办场地时，电影已经开场。工作人员检视了她的出席证，带着她穿过黑洞洞的过道，进入影厅。一张巨大的面孔从幕布上注视着观众席，也注视着她。现在正在放映的是巴斯特·基顿的早期短片，应该是1918年的《在西部》，画面上的巴斯特·基顿脸上还带着稚气，不像后来到《将军号》的时候，沧桑已经开始占领他那张忧郁的脸。

小伍从人群中消失的时候，脸上可能也带着这样的稚气吧。

这么些年来她常常会想起小伍。许多年之前的那个冬夜，她在认识巴斯特·基顿的同时也认识了小伍。于是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形象在她心里发生了某种关联，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是以虚拟的形象出现在银幕上，但却是真实可见的；一个不存在任何虚构，但她只能依靠想象。后来的很多年，她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观看设备中，看着巴斯特·基顿在她面前逐渐老去，与此同时，那个跟她从未有过任何交集，因为某种谁也不知道的原因，在一场露天电影结束的时候离开自己的亲人和朋友，离开自己熟悉的世界，那个叫小伍的年轻人，也逐渐老去。

当然还有他。

自她赴英留学，两人在首都机场分别，她就再也没见过他。

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

她现在在北方一所高校的艺术系教电影史，跟一个同时写小说和电影剧本的作家不咸不淡地处着。父亲和新伴侣定居云南。她声称并不怨恨父亲，但每年除了清明的时候在家乡碰一次面，父女俩平时并不怎么联系。

当晚的活动上放映了巴斯特·基顿的三部短片和《将军号》。放映结束后，按照活动安排，她上台和观众进行了交流。交流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快要结束的时候，她站在巨幅白色幕布下，看到出口过道处站着个男人。因为影厅灯光的原因，对方的身体让黑暗吞没，只有脸部能隐约看清，如同摆放在博物馆展柜黑色绒布上仅有头部幸存的古代雕塑。

她用只有她自己能听到的声音轻声喊道：小伍。

老陆

早上八点，白班的人过来接班后，他便走出大楼，把自己那辆破自行车从门口东倒西歪的共享单车里拖出来，骑着回宿舍。中途不停的话大概要三十分钟。不过他中途一般会停一次，在一家苏北人开的早点铺子买上两个菜包子、一杯豆浆，站在路边看着早高峰的车流慢慢吃完。这样回到宿舍常常是在八点五十前后。这条路线他已经来来回回重复了六个年头。加上刚到上海那年，算来这个叫时光大厦的地方应该是他在上海待得最久的地方了。这些年收留过他的，有商场的地下停车场、闸北区（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水产市场的冷库、黄浦江边的一座老教堂、某个交通局办公楼、世博会的葡萄牙馆、国际会展中心的车展、各种稀奇古怪的艺术展。他还记得有两次，公司安排他到电影节参加安保工作。

宿舍是栋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筒子楼，共六层，安保公司租了顶楼的十几间作为员工宿舍。楼梯在建筑一头，半个世纪过去了，铸铁栏杆早已锈蚀得很厉害，一碰就会掉锈渣。每层木扶手转角处遭到经年盘摸，乌黑锃亮。每级台阶都有各种磕碰和水泥补丁，老灰在边角积聚变硬。烟头和各种零碎垃圾随意散布。还有各色奇怪的气味、尿臊味夹在其中倒显得亲切起来。不过，相比于他上班的那些光鲜场所，还是这里让他更有归属感。毕竟这么多年来，是这些藏在高楼后面的不起眼的角落给了他庇护，让他不至于流落街头。

他开始借助木扶手的帮助往六楼攀登。

记得那天晚上，到处都在传，结束了，结束了。他一开始以为是谣言，就像以前许多次那样。没想到是真的。街上越来越多的人不戴口罩，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烧。口罩他倒是一直戴着，不过没多久他也发烧了。四十度的高烧。下夜班后连着几个白天睡不着觉，他在铺位上翻来覆去，感觉像有个软绵绵的拳头，老是趁他要睡着的时候朝他心窝来上一下。迷迷糊糊间，他常常觉得自己就会这样死了。要是就这样死了也挺好，他当时想。后来他靠公司发的四颗芬必得挺了过来。整个生病期间，他只请了一次假，队长安排那个湖南小伙子给他顶班。这让他很过意不去，第二天就强撑着去上班了。谁都不容易。

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现在爬上六楼对他来说还是一件必须认真面对的事。他会先站在第一个台阶下面，深呼一口气，伸出右手搭在木扶手上，手脚一起发力，把自己从地上拉起来。每九级台阶结束后，到达一处缓步台，他都要停下来深深吸上几口气，好让自己重新进入状态。想想自己其实才四十出头啊，怎么就这样了。

当然，按照那张身份证上的说法，他今年五十三岁了，虚岁。早些年，为了让自己看上去和身份证上的年龄相符，他特意跟领导要求上夜班，上夜班的时候经常整夜不打瞌睡，为此还遭到别人取笑。他不以为意。这么些年来，除了一些特殊情况，他基本上都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他感觉自己像是某种夜行动物，比如经常在大楼某个角落跟他不期而遇的黄鼠狼。慢慢地，他开始和预期中的年龄接近。如今，已经没有人会对他年过五十这件事有任何怀疑。

所以，现在大家都叫他老陆。

宿舍里一共八个铺位。八个人里当下只有他和那个山东人上夜班。山东人是去年来的，四十七岁，之前是个大车司机，跑长途时在国道上出了车祸，还算命大，只是留下后遗症，不能干重活，就跑来上海做保安。山东人在一片对游客开放的民国老别墅区值夜班，下班比他早一个小时，此刻睡得正香，发出轻微的齁声和磨牙声。没睡着的时候，山东人会和其他人一样叫他老陆，尽管山东人实际上比他大好几岁。当然，山东人对此并不知情。

但他自己永远是自己的知情人。

他试着躺下，闭上眼。眼前便出现那片火光，隔着河水，火光远远地倒映在水面上，像一条扭动着身体的赤色大蛇。以及隔着河面从村子里传来的喊叫声，救火的洋铁皮水桶撞击在一起发出的刺耳的声音，还有屋顶干燥了几十年的木料哔哔剥剥的爆裂声。被烧热的空气，形成一道上升的气流，将火焰揪起来，扔向空中，如同鬼魅——这个景象，曾经在整个童年期间反复出现过，几乎每年到了干燥的秋冬季节，村子里总会有草垛着火，燃烧到最旺时就会出现这样的景象——现在他知道了，没有一个草垛会无缘无故烧起来。最后，整栋房子在一阵难以形容的声响中，瘫倒在地上，如同一头濒死的老黄牛往下倒去，周身的每个关节都发出最后的抵抗。

还有父亲站在河堤上，和他对视的目光。他应该永远都无法知道父亲是怎么发现他的。他背过身，沿着河堤往前奔跑、奔跑，一直到公路出现在他面前，他都没有回头。他知道，身后那个叫王家营子的村庄，自己再也回不去了。

他睁开眼，爬下床，打开属于他的铁皮柜，从一叠码放整齐的衣物里取出一本书。借着满是污垢的玻璃窗递进来的天光，可以看到封面上一个高鼻深目的外国男人满脸凝重地注视着他。他现在知道，这个叫巴斯特·基顿的外国人，是美国默片时期的喜剧电影大师。从某种意义上，他和这个满脸严肃的外国人已经是旧相识了。几年前，公司派他去电影节，他站在影厅过道里，第一次将那部叫《将军号》的电影完整看完。那天晚上，眼泪一次次流下来，将他的脸庞一次次打湿。他想起那个可怜的女人，想起许多年前，在那个街边公园里，当他从返乡回来的工友口中得知那个女人惨死的消息时，露天电影放的就是《将军号》。

翻开书，那句话再次出现在他眼前：

献给王家营子的小伍——尽管不知你身在何地，愿你一切都好。

从第一次看到这句话开始，他就不再是老陆。 

他重新变回小伍。

那天晚上，小伍离开公园，逆着夜晚的车流徒步来到火车站，用全身上下仅剩的一个硬币买了张月台票，挤上一列北上的火车。晚上两点的时候，他被列车员从一个不知名的小站赶了下来。他在一座小城里晃荡了一天一夜，直到次日破晓时分才在国道边的小饭馆外遇到一辆去鲫城的货车。司机捎上他，下午两三点回到鲫城，将他放在城外。于是他找到那条斜穿整个鲫城城乡区域的古河，沿着河堤往西北方向走去。 

黄昏降临的时候，王家营子隐约出现在暮气弥漫的田野尽头。小伍走下堤路，躲进路边的灌木丛里，河堤松软的沙土接住他疲惫的身体，没多会儿他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远处台地上的村庄，家家户户都亮起灯。站起来准备继续前行，他这才觉得脚底下软绵绵的，一点力气都没有。这两天几乎没怎么吃东西，除了前一天中午一个卖烧饼的看他可怜，给了他两块烧饼，他拿到没人的地方三口两口吞下去，到旁边的公共厕所灌了一肚子自来水。他记得村里有人会在河堤上种红薯，就伏在地上找，不多会儿果然找到了。他扒出两个红薯，却怎么也扯不断红薯秧，就在衣服上胡乱擦擦，顾不得上面还有泥，俯下身子，扯着红薯秧咔嚓咔嚓把红薯送进肚里。吃完之后，趴在红薯垄上缓了一会儿，他试着站起来，一步一步离开河堤，来到桥上。

他坐在光秃秃的桥上，盯着桥下的河水。借着星光，看到幽深的水面下，如同梳理过的水草丛里，似乎有一团被人搅动过的痕迹。

他想起那个晚上。那个晚上，比现在要晚一些的时候，他来到河边的芦苇地里抓野鸭。芦苇叶从皮肤上划过，沙沙声钻进耳朵，瘙痒则从毛孔溢出。隐隐听到有什么声音从不远处传来，他静立了一会儿，好像是个女人在哭。于是他爬上岸，贴着水边循声走去，终于在月光下认出来，是她，在水泥桥边垂足而坐，双脚悬在水面上。他轻手轻脚走过去，站在离她身后不远的地方，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她止住哭声，从桥面上站起来，贴着桥面最边缘，身体往前倾。他能看出来，她犹豫了一下，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不可能在她将要跳下去的一瞬间，一把从后面将她抱住。至于后来她怎么就趴在他肩上哭，他怎么把她抱在怀里，抱得越来越紧，他已经记不清了。但他永远记得，当那个杀牛匠开始在村口像唤牲口一样唤她的名字时，呼喊声越过稻田和鱼塘传过来，仿佛是来自阴曹地府。

那个可怜的女人开始像筛糠一样在他怀里颤抖不已。

还有初见她的情景：他和村里人一起站在路边看热闹，远远看到杀牛匠骑着那辆日本走私摩托接近村口。后面跟着一辆拖拉机，上面装着一些简单的嫁妆，显得有些寒酸。杀牛匠压着车速慢慢朝看热闹的村民接近，朝大家频频点头致意，像个什么大人物一样。杀牛匠满脸涨得通红，可能是因为激动，也可能是因为喝了太多的酒，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摩托车从人群中间驶过去时，他和大家一起看清了坐在后面的女人。女人头发高高盘起，上面插着一朵朵红色假花，假花随着摩托车在砂姜村道上的起起伏伏，在她头顶不停地晃来荡去。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小伍还是觉得，那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看的女人。

当村里的男人们同意带他到上海工地干活时，他跑到她面前，跟她说，你等着，等我从上海赚到钱，我就带你走，离开这里，离开王家营子，再也不回来了。女人满脸的新伤旧痕，站在他面前看着他笑，一边笑一边啪嗒啪嗒往下掉眼泪。

出发前的那个夜里，他站在那片竹子后面，看她蹲在院子中间放小小的焰火棒，一根灭了，马上点起另外一根。那是白天他趁没人看见悄悄送给她的，她说，晚上你来门口，我放给你看。当他透过冰冷的竹叶，看到她被焰火棒那炫目的白光整个照亮时，脸上的笑似乎从来没有那么好看过，那些伤痕似乎也从来没那么刺目过。

…………

他在桥上坐了很久很久，直到远处村庄的灯光一家家熄灭，他才站起来，朝沉沉睡去的村庄走去。

从墙头翻进去，一股血腥的气息马上从四面八方将他围住，往他身体里钻，他不禁周身一颤。堂屋东间卧房还亮着灯，灯光投在地上的梯形光斑，中间是一团暗影，抬头看见窗户上早已褪色的红“囍”窗花还残留一大半。隔窗可以听见里面传出断断续续的鼾声。回过头，那个分解牛身的木架子矗立在院子一角，一排大小不一的铁钩子悬在横梁上，如一架刑具。他从架子旁边的刀具棚里取了一把长长的剔骨刀。刀柄又凉又滑，像一条蛇一样，几乎要从他手里溜出去，他连忙攥紧。堂屋门虚掩着，一推就开了，吱呀一声，鼾声停了，他立住不动，屏住呼吸，很快鼾声再次响起。灯光从洞开的卧房门斜着照进堂屋明间，将进门的一片区域照亮，他一跨进去就处在亮处，吊在卧房里的那盏吊灯，光芒像一把利剑一样直接刺进他的眼睛里。他逆着剑锋走进去。那人歪在床上，身上没盖东西，还穿着白天的衣服，头歪向另一侧，用一声接一声的鼾声和一串接一串的酒臭气将房间填满。

小伍啊，你从上海回来啦。

那人醒了，回过头来在灯光下翻了一下肿胀的醉眼，想要坐起来，可身体不听使唤。

他没出声。

小伍啊，你给我倒碗水喝，渴得难受。

他从院子的水缸里舀了一碗水，灯光下看见秋蚊子的幼虫在碗里扭来扭去。他把刀背在身后，端着碗，送到那人嘴边，看着那人将碗里的水和水里的活物一口气喝进去。

小伍啊，你给我拿支烟。

他把床头柜上的香烟点上一支，塞到那人嘴里。那人深深吸上一口，两股白烟从鼻孔里钻出来，将油得发亮的丑脸遮住。烟气还没散，香烟就从嘴里滑下来，掉到床单上。烟头朝下。那人吧嗒了一下嘴，鼾声再次响起。他盯着那支吸了一口的香烟，烟身雪白，一头闪着红光，像一条蚕一样开始啃食床单，很快啃出一个黑洞。黑洞朝四周慢慢扩散，越来越大，最后，当火苗从黑洞边缘慢慢跳出来时，局面迅速失去控制。

黑烟随之在房间里奔散。

他退回堂屋明间，将摆在长桌上的那张巴掌大的黑白照片揣进怀里，走出堂屋，合上门，从外面扣上，把那把细长的剔骨刀插进门鼻。他推了一下，刀刃和门鼻碰在一起发出尖叫一样的刺响，让他头皮一阵发麻。他翻墙出去，钻进门口那丛竹子后面。等到火苗从屋脊上钻出来，照亮邻居家的房顶时，他这才转身朝河堤奔去。

一离开村庄的范围，嘈杂的人声在身后开始从四面八方朝大火汇集。

…………

他把那张已经发黄发脆的黑白照片小心地塞进书里，轻轻合上，放回铁皮柜，出门来到走廊上。今天天气不错，头顶的天空一片湛蓝，一些薄薄的片状云朵在湛蓝里悄悄浮动。正前方是几座高楼，巨大的楼身将他的视线完全遮蔽。片状云将影子投在下面的世界，楼身上忽明忽暗，看上去令人捉摸不透。

一只麻雀在他面前不算宽阔的地带飞飞停停，徘徊了一阵子，最后朝他这边飞过来，停在铸铁栏杆离他最近的柱头上。小家伙很瘦，看上去不太清爽，有些炸毛，带着刚刚过去的冬天带给它的磨难。不过无论怎么说，好歹还是熬了过来。两点漆黑的眼珠左看看、右瞅瞅，过了一会儿，可能是觉得实在没什么可以果腹的，喳的一声，拍着翅膀飞走了，消失在高楼之间。

看着眼前的一切，小伍发现自己从来没如此地想念王家营子，想念父亲，甚至想念已经死去很多年的祖父。

…………

（全文详见本刊2025年第4期）

【作者简介】

 张灯，本名张永明，1987年生，江苏宿迁人。曾获2023年首届泥石流文学奖。有作品发表于《福建文学》等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