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是在母亲走后，才意识到有一个会写信的母亲是多么幸运。此前我只是觉得，母亲会写信对父亲很重要。因为他们总是聚少离多，在长达60年的婚姻里，有一半时间两地分居，只得靠一封封书信来互相关心，彼此慰藉。后来我翻阅母亲早年的信，忽然发现，母亲在给父亲的信里，很多时候是在谈我和姐姐。那些早已远去的旧时光，经了母亲的信倏忽复活，让我重回孩提的快乐。

父亲是一名军人，亦是一名铁路工程师，母亲从与他认识到结婚，写了整整七年的两地书。异地恋，跨国恋，没有书信真无法想象。婚后他们仍无法生活在一起，继续两地书；生下两个女儿后还是无法在一起，再继续两地书，他们就像是把家建在了信上。细算，我们一家四口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也就7年。不是父亲远在深山修路，就是我们姐妹长大离开了家。所以，母亲先是不断地给丈夫写信，后来就不断地给两个女儿写信。有几年时间，她要同时往三个地方写，那时我们家四个人在四个地方。

幸而母亲会写信，仿佛她在文字上的才华就是用来写信的。尤其是失去工作后，写信几乎是她唯一能使用文字的地方了。

我说母亲会写信，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会，比如通过书信表达情感，告知情况等，而是写得好看，有趣。特别是在写到我们姐妹俩时，她的文笔格外活泼。须知她在写那些信时，正遭受着不公正的对待，时刻被忧愁围绕着，但她在文字上的灵性却如影相随，从未消失。

1961年年底，母亲结束了三年的下放劳动，从山区农村回到杭州。虽然仍在报社农场，但总算可以把我和姐姐接回到她身边了。彼时父亲远在湖南大山里修铁路，母亲一边劳动一边抚养我和姐姐。那个时期她给父亲写信，总要讲我们的情况。大小事都讲，父亲是在母亲的信里看着我们长大的。

以下内容均来自母亲1962年前后写给父亲的信：

小白桦一蹦一跳跟着老张走了。穿了件大衣，好像是大孩子了。家属在背后轻轻地议论：阿姨给孩子打扮得真好！好像亏待了山山，我连忙过去看她，塞给她两颗糖。挺好，嘴里又说又唱，摇摇摆摆上楼午睡去了。山山现在活泼多了，我在门外敲门，小白桦嘴上很快答应：喔，来了！门一开，却是山山开的。山山现在已和我开始谈心了。她说，在幼儿园里，孩子们是不洗碗的。谁洗？杨阿姨洗！为什么你们不洗？我们年纪小啊，不会洗！居然能从平凡的生活中总结出一条真理！她也开始恋家，但她愿意去幼儿园，那边她很习惯了。

我三个月大就离开了母亲，三年后才回到母亲身边，自是和母亲有些生分，去了幼儿园就不愿回家。母亲伤心又无奈，仍耐心地将我焐热。她专门讲我的情况，是想让父亲放心。

山山身体好起来了，胃口还是欠佳。可气的是，理发师又把她的头发剪了。我怪小白桦为什么不加过问？她噘起小嘴巴回说：我又不知道！我曾托过程薛英，叫不要给她剪头发，后来程薛英不在，又给剪了；接着我又托丁纯（现在的负责人），小丁出去了，结果又剪掉了！小辫子何其难产！今天我到幼儿园说笑话：以后要在山山头上钉块小牌子，上书：“不要剪！”或“封山育林”！阿姨们大笑不已。这一笑不知是否会加强她们的记忆。

我从乡下回来剪了个“马桶盖”，完全像个男孩子。母亲心心念念要正本清源，让我做回小姑娘。可是幼儿园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我头发剪掉，也许我的确像个男孩子。如果不是这封信，我都不知自己有这么一段经历。

下午我去看二姐，我有两个星期未去，有些记挂。挺好……小马钊见了就问小白桦怎么不去。我说上车下车带着麻烦，他就要求小白桦下半年到他家去念书。这两个小家伙感情确实好。春节的早晨，小白桦一醒来就从被窝下面钻过来和我睡一起。她说：妈妈过年我又长一岁了。嗯，这样一岁一岁长下去，你快变成大人了。她接着说：妈妈，我长大了要做妈妈，哥哥长大了要做爸爸！在一家做爸爸妈妈吗？我问。她羞羞答答地回答：是的。真有意思。

小白桦便是我姐，小马钊是我们表哥。母亲和我们二姨，她的二姐感情最好，又同在杭州，时常去看她。三年下放劳动期间，母亲也是把我姐托付给她二姐照看的。

星期六我请了半天假去看二姐，赶回石莲亭天已大黑，两个小家伙像孤儿似的在亭子里等着我。多亏农场叔叔阿姨照顾，烧了六只蛋给她们吃，“反正找她妈妈算账！”我还能不认账？感激还来不及。原来幼儿园昨天全部放假。园方打电话到农场找我，说我出去了，总以为我回石莲亭了，哪知我一个人任务可多呢，跑来跑去。拼命加速赶回来，幸亏赶得快，姐妹俩少做了一会儿“孤儿”。

啰唆半天，忘了报喜。小白桦评上了“五好孩子”，得了颗红五角星！幼儿园把她评上“五好孩子”的评语寄给我看了。我原想寄给你看，只是园方要求贴上联系本，没办法寄。我问小白桦：“你怎么评上好孩子的？”“喏！我有许多优点！优点就是好的方面，缺点就是不好的方面。”“你有什么缺点呢？”“缺点是只挽山山的手，不挽大家的手！”孩子已懂得许多道理了。山山这星期好像瘦了一点，胃口倒不错。挺活泼。爬到凳子上拿下照相框，指指她自己：“这是小木陀！”真是机灵鬼，说自己小木陀，眼睛却看着我笑。

  “小木陀”是父亲给我取的小名，有时候也叫我木字旁，就是傻的意思。姐姐则叫小荸荠，红红胖胖的意思。我们姐妹俩的大名都是母亲取的，父亲便在小名上找补了。

母亲对文字有天然的感觉，行文不仅流畅，还很诙谐。加上一手好字，龙飞凤舞中，两个女儿便栩栩如生。

然而我佩服母亲的，不仅是她鲜活的文字，还有她坚强豁达的性情。那时她整日在农场里喂鸡养兔拔草，累得腰酸背痛，却从来不在信里叹息抱怨。

继续讲螃蟹的故事给你听。

第二天一早，我发现那只小杯子横倒了。心里一愁：逃了吗？真是逃了。我诚惶诚恐地把这消息告诉两位小姐。大的把眼睛富有表情地一翻一白，摊开两只手，“啊呀！”一声表示很惋惜。实际上不很在乎。可是老小却把手放在背后大兴问罪之师：妈妈，你为什么不看牢？妈妈睡觉了，怎么看得住呢？那你为什么不先看牢再睡觉呢？你要不要睡？你要睡，妈妈也要睡呀！格末，你是大人呀，大人要先做事再睡觉！好厉害，迫得我无话可答。

寥寥数语，我和姐姐的形象便跃然纸上，生动传神。一位朋友看到后大肆夸赞说，与你比，你母亲才更应该成为作家。

昨天我休息，幼儿园不放假，我进城处理一些事务，傍晚请她们回家玩儿。小白桦来和我谈时事。“妈妈，丁阿姨讲，坏蛋过几天要打到我们这里来了。”“你怕吗？”“不怕。我叫爸爸去打坏蛋，爸爸是解放军。还叫范家大哥哥也去打。范家大哥哥去年参军了，穿着一件新衣服，范家妈妈陪他去的。”这小家伙真有两下。范家的大孩子是去年参军的，记得吗？那时你也在杭州。这事我从未和孩子谈过。可是她却看在眼里，记在肚里了。范家小儿子问她报了名没有？“怎么可以不报名呢？下半年没得书读。我们都先报名的。”一回家就找那些小哥哥谈论念书的事了。

信中所说的“坏蛋要打过来了”，估计是那个时候台湾正在闹“反攻倒算”，报纸广播天天说，姐姐便听了进去。若不是母亲记下来，姐姐自己早已忘得干干净净。

今天给你写个小桦上学“专页”。

早在放榜前好几天，就天天开始问了：妈妈，还有几天开学？28号那天我请个假陪她去看榜。名字那么多，眼花缭乱，哪里看得清？凡是有个小字的名字，她都要“喏”，随后又是，“哎哟，不是”。后来我逗她：“恐怕取不上吧！”眼圈都红了，我又慌忙指给她看，第二排，上面数下来第二个名字。“呃，是的是的，是我。”笑出来了。

30号交费，是请大朋友带她去的。她不愿意跟男孩子去，一定要跟女孩子走。可是昨天正式上学，排了座位，“偏偏跟一个男人家坐一排”，小嘴巴噘得那么长。“本来我和门口一个姑娘儿坐，后来赵老师又叫我和那个男人家坐！”真有意思。七岁的人就男人家女人家那么分得清了。昨天参加开学典礼回来，告诉我说：“老师讲的，今天下午拍苍蝇，明天还是拍苍蝇，后天去领新书上课。”老师还说，早晨要起得早一点。老师叫他们高年级同学唱社会主义好。总之，上学才一天，已老师长，老师短，开口闭口老师了。

我猜想，那个时候父亲一定特别盼望母亲的信，特别想读母亲的信。长年分居，无法享受天伦之乐，母亲的信多少能弥补一些。他一定很庆幸自己有个会写信的妻子。

五岁那年，我们一家总算聚在一起了。父亲调到石家庄铁道兵学院教书，母亲便带着我和姐姐随军，一家人过了七年团聚的日子。但到七十年代初，又分开了。父亲调到修路部队，在大巴山修筑襄渝线。母亲又带着我们姐妹俩随军，住在重庆北碚。

于是母亲又开始了她的写信生涯。那时我和姐姐都上中学了，母亲经常在信里告知父亲我们的情况，身体，学习，以及好玩儿的事：

——孩子们正忙着准备半期考试，这个星期是她们最紧张的日子。

——小桦去学校画画去了，画马克思。据她吹，她画得最像。

——最近两个孩子都不错，能帮我做许多事。做饭，洗衣服，倒洗澡水等等。小桦到底大一些，力气也大一些。大多数时候，我下班回家，有一盆洗脸水和一杯凉开水等我，我一边脱衣服，小桦就一边给我打扇子。

——山山15号出发“拉练”去了，小桦他们因为要升学了没有去。生平第一次出门，不知她会不会哭鼻子。她走以前带这个带那个，背起来够她受的。听山山说，她们从北碚往北温泉方向走，经过合川，然后从广安那边回来。我对四川地理毫无概念，因此到现在也弄不清她会从哪个方向回来。

这封信的邮戳很模糊，似乎是1972年10月。我只记得我是初中去拉练的。如果不是母亲这封信，我一直以为是1971年。

有段时间姐姐生病了，母亲每封信都要告诉父亲看病的情况以及复查的情况，很是辛苦。好在终于痊愈。彼时父亲在陕西紫阳毛坝的大山里修路，一年探亲一次，还常常因为工作不能按时回来。母亲有好几封信，都在谈休假的事。

孩子们已在盼着你回来了。前天隔壁小邓在我竹竿上晾了一件军棉衣，山山放学回家三步并作两步奔上楼，问我，妈，外面的棉衣是谁的？我骗她，你爸爸回来了。她马上钻进屋里去看，没人。我又骗她，他去别人家送东西了。她说，我不信，我爸如果回来的话，保证把东西摊得到处都是，不可能这么干净。怎么样？你女儿对你的评价很高吧？她刚才回来，又出去挑煤去了，要了四分钱的冰糕钱（其实这个月我已经给了她一元五角的零花钱），抓了一把红枣走了。

1972年夏，父亲他们修筑的大茅山隧道正处于关键时期。父亲原打算六月休假，推迟到七月，后来又推迟到八月，到了八月又来信说还要推迟。母亲很失望，写了比较长一封信，但还是努力不发牢骚：

6号来信让我们很失望。可是没办法，既然是工作需要……你不知道我们多么积极地准备你回来休假，山山连你的凉鞋都拿出来洗了，现在又收起来了。山山养的三只小鸡，还得继续养它们一两个月。最大的一只已经有2斤重了……

山山不愧是你的女儿，一切与你何其相似！晚上洗完澡，她躺在床上，把《红灯记》或者《沙家浜》，原原本本地背诵下来，该唱的地方就唱，该念白的地方就念白，只不过都不大入调就是了。可是一字不差！有时候偶尔唱错一个字，叫小桦抓住辫子，两人争论不休，十分激烈，谁也不让谁。还有一点书生气十足的是，她干什么事，喜欢呆板地讲究时间。譬如说炒花生，不管焦不焦，一律炒十五分钟，提前一秒钟也不干，结果把花生炒得难以入口。她是多么盼望你回来呀，譬如说游泳啊，买书呀，只要她爸爸回来，就可以充分满足她。

前几天她听说你要回来了，就跟小桦说，这一回爸爸回来，起码要买十本书，因为爸爸已经很久没给我买书了。她经常逛新华书店，和书店服务员已经交上朋友了，有好看的新书到，那位女售货员就会主动告诉她。她往往把我给她买冰糕的钱，很快就花光了，主要花在买书和本子上。其次是买一点不要票的零嘴来吃。我嫌她花钱不节约无计划，一个月一块二的冰糕费分三次给她，一次四角。最近好像有进步，听说已经积蓄了八角钱，另外还有一元存在我这里。她本来想，她爸爸如果夏天回来的话，请客吃冰糕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妈妈发的冰糕费就可以全部拿来买书了。她说，有那么多好看的书，她却买不起。可是爸爸要到10月份才回来，那时冰糕已经没有了，冰糕费也不发了。 

真的很感激母亲，记录下我的这些琐事。母亲不写下来，我完全不记得了。比如给爸爸洗凉鞋，比如认识书店的女售货员，比如大家上班后在家接水洗衣服，还比如挑煤的时候要了4分钱。

但是炒花生我是有印象的，因为挨骂了嘛。我也不是无缘无故呆板，是为了看书。第一锅我先看着闹钟认真炒，十五分钟刚好。第二锅我就定好闹铃，一边看书一边翻炒，哪知十五分闹铃响时，已经糊了。我跟母亲辩解，第一锅就是十五分钟刚好呀。母亲说，第一锅火还没上来（蜂窝煤），第二锅火上来了，你个木陀！

山山入团了。她的入团我说是“时势造英雄”。因为她们快毕业了，而初三年级尚未建立团支部。她们学校袁主任主动找她，问她交了申请书没有。她说她还没满15岁，所以没交。袁主任说，赶快交申请。她就交了，不到半个月就批准了。今天已经张榜公布。她们班就她一个。

此信写于1973年4月，我就是那时入团的。但在我记忆里，远不像母亲说的那么顺利，因为我始终笼罩在“可教育好子女”的阴影里，交了申请也觉得不会被批准，张榜都不敢去看。最后看到自己名字时，那种没有被划为另类的喜悦，大大超过了入团的喜悦。母亲并不知我的忐忑，只觉得我还是个孩子，不像个团员。她入团的时候已经25岁了。

母亲三十出头就失去了工作，她原本是个出色的编辑。此后在文字上的才气便一直憋屈着，只有写信时能呈现一二。她的文字谈不上哲理，也谈不上诗意，就是家常话。把家常话写得这么有趣，也不多见吧。母亲只读过初中，初中都没毕业，文字上的才华却远远胜过我这个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我一直以为文字是可以训练的，经过训练的文字准确通畅。但对文字的感觉却无法通过训练获得，是天生的。我读大学时，经常因为读母亲的信在寝室里哈哈大笑。遗憾的是，母亲那个时期写给我的信都被我遗失了。我只保留了1986年调入机关以后父亲母亲写给我的信。

父亲母亲直到退休后，才结束分居生活，聚在了一起。后来姐姐也调回杭州，只有我还在成都。父亲母亲就轮流给我写信。父亲依旧一板一眼，有条有理。母亲依旧随性闲聊，幽默风趣：

——最近别人帮我弄到两幅名画家的画，可我们客厅里已经有了未来画家田田和杭杭（两个外孙）的“壁画”，所以我不敢鱼目混珠，贸然挂上。你姐问我留着干吗？作遗产吗？记住，有两幅，其中一幅该是你的嘞！

——你爸最近鱼运亨通，钓鱼事业大有发展。设备方面，增添了海杆，成就方面，那天他一下子钓了拾柒条（大写，省得人家篡改）！他钓鱼我养花，我们相安无事。

 ——我的阳台花园今年种植结构有所变化，主攻菊花和月季。不过眼下我的大叶海棠长得旺盛极了，开了成百朵花，丁零当啷，煞是好看。这海棠是曹老师（邻居）给我的。她给了我后，自己那株就天折了。于是我还她一株。结果我留下的那株前年冬天一夜寒流袭击冻死了。来年春天她又给我一株，就是眼下开花这株。奇怪的是她自己的一株又在去年冬天冻死了。这是我们间的海棠缘。

——快过春节了。我和你爸又处于临战状态。昨日毛毛雨已下起来，发了大米和苹果。今天通知领菜油。等到二十日左右就会大雨倾盆，东西发得好像世界末日来临一样。发那么多东西也喜也忧。生活好了当然高兴，但一味白拿心里也不是滋味。不知未来的历史学家是否会描写这一社会生活现象。我准备写一现实记录，藏在一个瓶子里，埋到很深很深的地下（里面放上除氧剂），留给他们作资料，一定是最珍贵的资料。

——杭州又进入高温天气，每天40℃。我和你爸一早就拉上窗帘，打开空调，有恃无恐。

——你爸出去旅游了，报社发了150斤西瓜，干休所又发了50斤。200斤西瓜堆在那儿，真不知是我吃瓜还是瓜吃我。

这几封信是我早年摘抄的，大致写于1990年到1996年。因为1996年后家里就装电话了。我每周六上午给他们打电话，成为我自己不成文的法律。无论身在何处，成都还是西藏，中国还是外国。父亲母亲也就不再给我写信了。

但偶尔，他们还是会寄信来。父亲是看到关于我的消息，会剪下来寄给我；或者有老友给他写信夸我，他会转寄给我；而母亲更关注国家大事，看到报上她认为我应该知道的新闻，就剪下来寄给我。比如，西湖申遗成功。母亲感叹说，多亏当年苏（东坡）市长打好了基础。还比如，关于过度包装造成浪费的报道，她剪下来寄给我，希望我开人大的时候写个建议案。

我那时觉得打电话很好，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可以随便聊。而且从语气里还能听出他们是否高兴。父亲为了和我畅聊，还一家伙充了三千块电话费。我打过去他会说，你放下，我打过来，电话费用也用不光。我们就嘻嘻哈哈互相调侃。但现在想来，还是有些遗憾，没能让父亲母亲多留下一下些信件，那是可以反复阅读的信件。

母亲写给我和姐姐的最后一封信，是遗嘱。

1996年，父亲和母亲双双年满七十周岁，他们一人写了一份遗嘱。母亲只写了简单的几句话：“我死了以后，希望丧事从简，免去一切悼念活动。火化后也不要留骨灰。”

父亲则写了两大页，保持了他作为军人和工程师的一贯风格，分一二三四五点，详细又有条理。不过大致内容与母亲是一样的。

写下遗嘱后转眼过去10年，他们又双双满了80周岁。80岁那年的清明，母亲在她原来的遗嘱后面又加了一段话：

一年一度又清明，眼见耳闻扫墓声声，交通拥挤，后人百忙中挤出时间，山火隐患牵动众人不安。墓中人知否？不知，不知，不知！我八十岁了，再次重申上述愿望。

从健康情况看，我肯定走在你们爸爸的前头，你们对爸爸的关爱，就是对我的关爱。一切拜托你们了！（2006.4.3）

把遗嘱写得如此率性真挚，无拘无束，恐怕也只有我母亲吧？

母亲自己也没料到，她会比父亲长寿，而且长了整整十年。只是父亲去世后，她再也没有动笔写过任何文字了。

幸而她留下了许多信。那些年代久远的文字在发黄的信笺上依旧鲜活着，说笑着，甚至跳跃着，仿佛随时能传来母亲的声音。

我是多么幸运的人，有一个会写信的母亲。

                             写于2025年立春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