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四月的北京，春意在融融绿荫里流淌。《人民文学》编辑部会议室里，一场面向读者的促膝长谈，像一把钥匙，联结起编与读两端。

4月14日上午，参加“人民阅卷·读者回家”活动的20位读者走进《人民文学》杂志社，与作家张楚、评论家杨庆祥，《人民文学》主编徐则臣，副主编陈涛、邓凯，以及杂志编辑、发行人员等一起，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为题，畅谈交流。

交流现场

火柴擦亮时，不光照亮了未知的区域，也照亮了自己的内心

“在春天这么美好的上午聊文学是多么奢侈！”张楚感叹，他与《人民文学》结缘很早，既是《人民文学》的读者，从事写作之后，也转身接续了缘分，成为《人民文学》的一名资深作者。

2000年前后，《人民文学》曾组织文学爱好者培训交流活动，作为亲历者，那次活动给张楚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参加活动的七八十位文学爱好者当中，年龄大的年逾古稀，而张楚和年纪相仿的几个年轻人几乎天天“玩”在一起，结下友谊。当初一批人中，有的坚持写作至今，其中就有业余转专业的张楚。为期四五天的培训中，肖复兴等作家各具视野的授课让过惯县城生活的张楚感到耳目一新，受益匪浅。

时隔二十余年，再次回到《人民文学》参与读者活动，张楚站上了当初仰望的“讲台”。回望创作来路，他始终觉得，从一个身居办公室、日常写公文的公务员，成长为专业作家，与《人民文学》几代编辑的激励与鞭策分不开。由于当时工作与社交占据了绝大多数时间，用于写作的时间少之又少，只在极其有限的夜晚或无事发生的周末，才能捡起零星时间写作，因此，那段日子里发表的短篇小说，几乎都是被编辑步步紧逼“催出来”的。从读者转变为作者，看似枯燥乏味、充斥机械训练的过程，却暗含着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偷懒不得，也省略不得，“这像一场漫长的马拉松，需要顽强的耐心与毅力，而在《人民文学》等文学期刊发表作品、参与活动等经历，则像这场艰苦跋涉中的加油站，提振着写作的信心。”

张楚分享写作经验

由于不少前来参加活动的读者都有一定的写作经验或抱有尝试写作的愿望，张楚的分享便显得尤其切中诉求。即便是像他这样创作起点比较高的作家，在磨炼写作的时期，仍然度过了“投稿，被退稿，再投稿”，这一不少写作者反复经历的过程。但在张楚看来，其中甚至包含了一种兴奋的情绪，体味到一种“愈挫愈勇”的激情，“写作对荷尔蒙分泌的刺激是无比强大的，写作的快乐，恐怕只有患得患失的恋爱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在张楚的经验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写作阅历的加深，兴奋感反而不复当初，因此，书写自己熟悉的地域和题材，并在其中不断开掘愈加深刻的层次，是保持写作生命力的办法之一。

“对县城的书写跟我在县城生活的时间太久有很大关系，那种对应，像一枚红字一样，已烙印进我的灵魂里。”以新作《云落》为例，张楚详细讲述了他写作中背景、人物等设定的逻辑。“很多时候我们的写作素材来源于生活，即便不是亲身经历，不少也是亲耳所闻”，这一听起来似乎老生常谈的写作逻辑，恰恰反映了写作的常态，“只要开个头，我甚至没意识到自己在写，笔下的文字便流淌出来，一个短篇可能就此诞生了。”

这种看起来水到渠成的写作，几乎完全基于对生活细致入微的体察，徐则臣对此也深有感触，“文学性的体现在于用微妙的、隐而不发的细节折射人性与人生；最大的想象力不在怪力乱神的奇观当中，而在人们习焉不察的日常当中”。

在观察生活、体认生活的基础上，“对世界的看法决定了小说的风格”，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老师白描的一句话令张楚受用终生——“火柴擦亮的过程中，不光照亮了未知的区域，它也照亮了自己的内心”。在这个意义上，写作者充当了千万乃至亿万人的化身，他们通过写作与世界沟通，与世界达成和解。这仿佛在茫茫大海中游泳，过程虽然艰苦，但踏上岸的一刻也将获得无与伦比的快乐。正是这种隐秘的快乐，激励着写作者不断刷新和挑战着自我。

文学的现场不在云端，在那些沾着露水的日子里

老中青三代读者共聚一堂的情景，让杨庆祥感到意味深长。由文学的读者构成，他联想到近年老中青三代作家的创作面貌。在杨庆祥看来，“50后”和“60后”早期出生的作家依然构成中国当代写作最重要的一股力量，余华、莫言等代表作家，仍然占据着中国当代文学的相当一部分流量。这一代人的写作因为曾经遭遇过特殊历史时期的变故，导致作家与世界保持了一种“非常紧张”的关系，这体现为苦难叙事与其输出的“憎恨”的美学。

杨庆祥注意到，“50后”和“60后”早期的作家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甚至成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社会心理结构的一个主导方向，人们的紧张反映到文学作品当中，表现为改造世界、改变他人的渴望。直至近年，这代作家的写作发生了明显的转向。莫言的《鳄鱼》、余华的《文城》等作品皆在此列。

杨庆祥与会交流

随着时间推移，写作对世界的想象和反映也发生了变化，过去犀利苦难的，变得柔和起来。“70后”、“80后”作家构成了当下的中坚力量，他们对现实的书写出现了“与世界和解”的一面。由于他们的写作进程，是包含在中国改革开放整体进程之内的，其中必然也包含着改变与创造的意识，而这种改变和创造的愿望亦呈现与前辈作家的明显不同——他们不再总是想改变世界，而更多着眼于改变自我，理顺自我和世界的关系，然后“到世界去”。于是我们看到，这一代人的生命意志慢慢缓和下来了，与世界的关系也由紧张变得松弛。

当时间的坐标位移到“90后”一代人，写作所反映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既不想改变世界，也不想改变自我”，这种“放弃的美学”在“90后”的写作中呈现得非常具体。读到“90后”作者作品时，杨庆祥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时代的精神结构业已发生变化”，与之相对应地，作家的精神结构也已经悄然发生了位移。比起先前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的“入世”，道家思想逐渐占据了更多的话语空间，而这恰恰反映了我们当下社会的一种症候，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不固定也不强化”的关系，呈现一种不断“放弃”和“后撤”的姿态。

基于当下写作的整体面貌，不同代际作家呈现的不同特点，杨庆祥与读者分享了包括长篇小说、非虚构、科幻文学、地域写作等在内的当下重要的写作面向。对于“怎样寻找写作资源”，他提出“回溯东西方文化传统”、“训练将个体遭遇提炼为共性议题的能力”、“有效征用自己的地方性经验，以锻炼写作的异质性”等几点建议。

自由提问环节，梅雨墨、周其伦、陆梨青、安小花等读者就自己创作和阅读中遇到的问题，与嘉宾探讨交流。

读者踊跃提问

凝视交流现场一张张生动的脸庞、一个个具体的身影，我们有理由相信，当算法、数据、人工智能等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热词，那些只在书页间传递的默契，依然会在某个瞬间，与诗和远方共振。

（摄影：尹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