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被“附体”的人

小时候，夏夜在街头乘凉，最恐怖和刺激的莫过于听大人讲鬼故事。对于小孩子来说，听鬼故事是一种欲罢不能的瘾，越听越害怕，越害怕还越想听，听到最后，走路时疑神疑鬼，老觉得身后跟着鬼影子。似乎鬼影子也知道人害怕，紧跟在身后亦步亦趋，你快，它也快，你慢，它也慢，你一口气跑回家，跑进明亮的灯光里，砰的一声把门关上，把幻影和恐惧挡在门外，提着的心吊着的胆才放下来。直到上床睡觉，心里仍有余悸，脑海里各种恐怖意象萦绕不去，半夜内急都不敢自己去厕所。

孔子在《礼记·祭义》中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说文》中对“鬼”的解读是“人所归为鬼。”鬼长什么样子，谁也没有见过，按照普遍认同的说法，它源自人的内心意念。然而，本是精神层面的虚幻的东西，却总是被人们赋予物质的形貌，鬼的原形，最普遍的描述是披头散发、青面獠牙，如《聊斋志异·画皮》中描写：“面翠色，齿巉巉如锯。”当年看电影《画皮》，最恐怖的镜头是那个被霹雳照亮的瞬间：一个面目狰狞的厉鬼，在荒庙里揭下自己的脸皮，一笔一笔地描画，恰好被色迷心窍的书生隔窗窥见……那时我已经接近成年，也知道故事情节纯属虚构，但猝不及防的视觉冲击，加上声光电的渲染，还是让我毛骨悚然，心惊肉跳，以至于很长时间都不敢一个人走夜路。

我小时候见过被“鬼魂附体”的人。这个人就是“维德家”（吾乡旧俗，冠夫名称呼已婚妇女）。老太太如今还健在，耄耋之年，和我母亲年纪相近，而且是前后院的邻居。事发当年，“维德家”约摸四十岁左右，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丈夫身体不好，为了拉扯五个孩子，她既得下地干活，还得含辛茹苦地操持家务，一年到头没白没黑地劳作，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温饱。有一天，她突然毫无预兆地进入一种疯癫状态，坐在地上，披头散发，神态怪异，嘴里嘟囔着别人听不懂的怪话。奇怪的是，她说话的声调也变了，不再是人们平时熟悉的声音，而是一种粗砺而陌生的男声。村里人都来围观，那时我年幼，也奓着胆子混在其中。在那之前，“维德家”从集市上买回一件二手衣服，穿上没几天就发病了，于是有人猜测，问题或许出在那件来历不明的衣服上。她的小叔子维合站在一旁，手拿一根桃树枝不停地抽她，一边抽，一边厉声喝问：“你是谁？姓什么？”“维德家”低着头，粗着嗓子，结结巴巴地回答：“姓姓姓……王王王……”再问：“你从哪里来的？”回答：“煤煤煤……矿矿矿……”又问：“你是干什么的？”依旧是粗砺喑哑的男声回答：“挖挖挖……煤煤煤……的啊！”人们于是笃定，那件二手衣服来自某个姓王的矿工，已经死于一起突发的矿难，而她穿上了矿工的衣服，就被他的灵魂附体了。人们大声呵斥，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而她的回复时而令人顿悟或唏嘘，时而是一些不着边际的胡言乱语。她的男人维德蹲在一旁抽闷烟，眉头紧锁，一言不发。

人们扒下那件二手衣服，当街烧了，又给她换上丈夫维德的衣服。有几个胆大的人也折了树枝去抽她，除了用桃树枝，还折了她家院里一棵接骨木的树枝。但不管怎么抽打，她的状态依旧。后来，一位从外村请来的干瘦老者出现了，只见他拿出一摞黄表纸，煞有介事地围着她一张一张地烧，烧的时候，嘴里念念有词；烧完，又用桃树枝蘸水，一下一下地往她身上洒。在缭绕的青烟中，她始终双眼紧闭，身体不停地抽搐，瓮声瓮气地谵语。老者于是继续画符，烧纸，洒水，念咒，如此反反复复，折腾了大半天，“维德家”依旧没有好转。最后，老者长叹一声，像是摊牌又像是哀告地说：“唉！都是庄户人，过日子不容易，你快走吧，别在这里祸害人家了！”

两天后，“维德家”突然从谵妄的状态中恢复过来。她安静下来，显得十分虚弱，仿佛刚刚生过一场大病，面对别人询问，一脸茫然，对此前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这起离奇的鬼魂附体事件，是我幼时亲眼目睹，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我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唯物主义教育，从来就不相信鬼魂之说，但当年看到的一些细节，还是好长一段时间让我困惑不解：“维德家”平时说话细声细气，当时为何突然变成了陌生的男声？为何此事发生得不早不晚，偏偏在她穿上那件二手衣服之后？信息闭塞的年代，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怎么会知道容易出矿难？世界上真的有鬼魂吗？如果说有，在事情发生的那两天里，她是被一个陌生的灵魂临时侵占，还是自己的灵魂短暂出走？如果说没有，如何解释那些离奇、怪异甚至看似灵异的事件……

后来，随着年龄和阅历增长，这些困惑渐渐烟消云散了。在某次闲聊中，我特意请教过一位从医的朋友，按照他权威的说法，所谓鬼魂附体，其实是一种癔病，是人在特定环境下由于精神压力、心理暗示等作用引起的精神障碍，人们听到的“人鬼对话”，实际上是一个神志不清的病人发病时的谵语。民间还有“乱世多附体”一说，在旧社会，民生凋敝，人们生活困苦，精神压力又大，更容易发生这种癔病。

据村里人说，那是“维德家”唯一一次发病。自那之后，农村生活逐渐好转，村里再也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现在，“维德家”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除了腰背有些佝偻，身体没有其他大碍。她的大儿子是养鸡专业户，住进了小洋楼，还在城里买了楼房。二儿子建了两个塑料大棚，一年到头忙着种菜卖菜，据说收入不菲。女儿们嫁出去了，有的远有的近，逢年过节回来探望。她早已告别了那段捉襟见肘的日子，生活无虞，每天笑眯眯地坐在自家大门口，在晨昏交替中悠闲度日。时隔四十多年，关于“鬼魂附体”那件事，恐怕她早已淡忘了。

“血林”

我们村北面，有一个叫“血林”的地方，那是一个乱坟岗，埋的全是夭折的孩子。旧时农村生活条件差，医疗水平低，儿童夭折率很高，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坟包，埋藏着许多老人悲伤的记忆。我从记事时起，就知道“血林”是个阴森恐怖的地方，大人们经常告诫小孩子不要靠近那些地方，怕沾染晦气。

春天，我和小伙伴挖野菜，有时会从“血林”旁经过。“血林”里不光有小坟包，也有一些成年人的高坟大墓，有的因为年久失修，露出黑黢黢的窟窿，我们每次经过，内心里都生出许多恐惧。越恐惧就越好奇，有时候不顾大人告诫，忍不住偷偷地瞄上一眼。窟窿里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但越是看不见，越觉得其中神秘莫测，于是就懵懵懂懂地觉得，那些看不见的黑暗，就是由死神主宰的另一个世界。

有一年春天，我脸上突然起了很多绯红色的小疙瘩，密密麻麻，占据了整张脸，像癞蛤蟆皮。“被臭风扑了。”母亲这样说，她断定我去了血林，看了那些不该看的地方。为了给我治疗，她打听到偏方，翻山越岭去了南面很远的村子，采回一些当地稀有的树叶（后来我推测，可能是枫树和楮树），又挖来臭蒲根，洗净后，放在一起煮水。煮出来的水黑乎乎的，母亲用它给我洗脸，连续洗了几天，红疙瘩果然消失了，皮肤平净如前。这似乎应验了大人们的告诫，从那以后，经过“血林”绕着走，再也不敢靠近那些地方。

而后来的一场急病，差一点把我埋进“血林”里。

那年我六七岁，还没有上学，有一天傍晚突然发起了高烧，伴随着呕吐。迷迷糊糊中，我听见母亲在院子里和人说话，说的好像是我：“早晨就开始烧，烧了半天了，身上热得烫手，连喝水都吐……”这是我清醒时听到的最后一句话，然后就昏迷过去。我后来怎么醒过来的，其间又经历了什么，昏迷中的我一无所知。以下我所讲述的过程，都是我的母亲后来告诉我的。

那是个冬天，正下着大雪，父亲去了很远的地方砍竹子未归，家里只有体弱多病的母亲。她束手无策，守着昏迷中的我，泪流不止。在那之前不久，村里有个孩子也是这样的病症，当天夜里就不行了，最后埋进了“血林”。我发着高烧，不停地说胡话，说的是一种野菜的名字，这让母亲又一次相信，这次发病还是和“血林”相关。母亲忧心如焚，但除了不停地流泪，也没有别的办法。她觉得这是我们母子相守的最后时刻，很可能熬不过当天，我也要被埋进“血林”了。

终于等到天黑，父亲回来了，一见我病得这么厉害，父亲也慌了，赶紧背上我去邻村找赤脚医生京文。京文摸了摸昏迷中的我，又听了描述，眉头立即皱起来，说病情很严重，必须赶紧治，最好能打上一针青霉素。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青霉素是救命的药，然而特别稀缺，别说村里了，公社医院也不见得有。“这么晚了，又下着这么大的雪，”京文想了想，建议我父亲到村里的知青那里看看，说不定他们有，据说他们在下乡之前，每个人都发了青霉素。

当时村里有三个知青，两个来自上海，一个来自青岛，已经分别在村里成了家，住得很分散。父亲冒着雪挨家打听，最后找到了来自上海的女知青小邱。也许是我命不该绝，小邱翻箱倒柜，终于从箱底找出了一支快要过期的青霉素。

当时，在方圆数里之内，那是仅有的一支青霉素了，父亲拿到后，如获至宝，赶紧跑去找赤脚医生京文。当天晚上，药液就缓缓地注入了我的身体。

打完针，赤脚医生京文说：“看看今晚能不能扛过去，要是扛过去，明天一早抓紧送公社卫生院。”

第二天天一亮，我醒了过来。雪终于停了，我还在发烧，浑身发冷，但已有了知觉。我感觉自己正趴在一个陡峭的悬崖边，身下是万丈深渊。悬崖在旋转，越旋转越快，不久又将我带入了昏迷。父亲急忙把我裹进一张毯子，放到背上，送往公社卫生院。一天一夜滴水未进，我已经烧得奄奄一息，伏在父亲背上，脑袋耷拉着，四肢绵软得像面条，随着父亲的步子无力地摆动。从村子到公社卫生院要走十里路，父亲踩着厚厚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卫生院赶，母亲跟在后面，不时扒开毯子缝隙，看看我是否还有气。

我再次睁开眼睛时，看见父亲正俯身看我，我的大舅和三舅站在旁边冲我微笑。我又活过来了，母亲喜极而泣。医生说，我得的是急性脑膜炎，这个病致死率很高，幸亏头天晚上打了那针青霉素，如果没有那一针青霉素救急，或者再晚来一步，肯定早就没救了。

我捡回一条命，几天后就出院了。父母捡回了自己的孩子，父亲用小推车推我回家，笑容又回到他们的脸上。太阳升起来，远处积雪白得耀眼，有的地方开始融化，一度消失的路又出现了，湿漉漉的，蜿蜒通向我们的村庄。我手里拿着一包饼干，津津有味地吃了一路，那些失去的愉悦和气力，又重新回到了我身上。

车囚

小时候，村庄里有一处废弃多年的院落，常年铁门紧锁，人迹罕至。院内长满半人深的荒草，荒草尽头，有一间水泥浇筑的平房。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一个神秘而恐怖的地方，大人们说里面经常闹鬼，一到下雨天，里面隐隐约约传出嘤嘤的哭声，还有人说在一个大雨滂沱之夜，看见里面闪过一个红衣小孩的身影。大人们告诫小孩子不要靠近，说里面阴气重，不吉利。

有一次，三发子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神秘兮兮地说，你们知道吗，那是个车库，里面有一辆坐牢的汽车。

小孩子总是这样，越是不让看的东西，好奇心越重。在那个年代，汽车是罕见之物，村子里偶尔开进来一辆汽车，立即吸引孩子们围上去，这里瞅瞅，那里摸摸，直到汽车开走，跟着那股好闻的汽油味跑出去老远。

我们村怎么会有汽车？要是真有，怎么从来不开出来？汽车怎么会坐牢？怎么连个汽油味都闻不到？三发子见我不信，有点生气地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

芒种前后，正是一年中最忙的季节，大人们忙着收割和播种，学校里放麦假，大一点的孩子都去地里帮家里干农活，我们这些学龄前的孩子就彻底没了管束。我跟着三发子，爬上高高的院墙，小心地躲过墙头上的碎玻璃，跳进院子里。院子里的荒草几乎没过头顶，我们在草丛里穿行，找到了那个神秘的水泥平房。

还真是个车库。两扇锈迹斑斑的大铁门，上面挂着一把大铁锁，我和三发子一上一下，趴在门缝上，睁大眼睛往里看。里面很阴暗，一道道蛛网纵横交错，有一辆暗绿色的载重汽车停在中间，车胎瘪了，车头矮了一截，像一个人跪在地上。车身上蒙着厚厚的灰尘，有的地方车漆已经剥落，露出红褐色的铁锈。车库里时时透出一股寒气，带着浓重的霉味和铁锈味。再仔细看，里面墙壁上挂着一幅黑白照片，镶在黑色的相框里（因为光线暗，照片上的面容看不清楚）；照片下面，靠墙摆放一张八仙桌，桌上一只大海碗，碗里插着几根燃剩的香，桌面上落满厚厚的一层，不知是香灰还是尘土……

我正趴在门缝上看得出神，突然听见三发子一声惊叫，就在我愣怔的那一刻，一低头，看见身旁有一条红黑相间的大蛇，正缓缓钻入草丛深处。我大吃一惊，回头看时，三发子早已蹿上墙头，满脸惊慌，压低声音招呼我快跑。我跑到墙下，三发子伸手把我拉上去。我们被巨大的恐惧追赶着，一直跑出去很远，仍然惊魂未定。过了一会儿，三发子突然发现我手上在流血，原来慌忙之中，我被墙头的碎玻璃割破了手，惊恐使我浑然不觉。

手伤的谎是怎么圆过去的，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心里从此留下了关于那辆车的悬念。直到很多年后，我才听母亲说起那辆汽车的故事。“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她叹了口气说，“就是那辆车，毁了当年的老书记。”

老书记是我们村第一任书记，解放前当过儿童团团长。我曾经见过晚年的他，身材魁梧，目光炯炯，看上去不怒自威，在村里乃至全公社都很有威信。他有六个孩子，一男五女，五个女儿个个模样俊俏，人称“五朵金花”，唯一的儿子名叫大明，长得也是一表人才。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村是远近闻名的模范村，为了发展副业，村里买了一辆载重汽车，打算跑运输搞副业。那是集体经济时期，极少有村子买得起汽车，我们村因为这辆汽车，让远乡近疃的人们刮目相看。汽车买了，谁来开呢，老书记安排给退伍兵吉平。吉平是老书记没出五服的本家兄弟，在部队当的就是汽车兵，这下子有了用武之地。这一年正好大明中学毕业，老书记就让他跟着吉平学开车。

汽车开进村子那天，是我们村最风光的时刻，吉平精神抖擞地握着方向盘，大明坐在副驾驶，高兴得红光满面。但谁也没想到，第一次出车到外地就出了事故。

那是个夏天，吉平开车，带着大明，往青岛运送了一车木材。返回的路上下起了雨，在过一道土坡时，汽车陷入了泥坑，吉平踩油门，车轮加速，但汽车纹丝不动。眼看泥坑越扒越深，大明说，我下去看看。就在他刚跳下车不久，车子轰的一声倒出了泥坑，吉平看见后视镜里有一道白光一闪，急忙刹车，但已经来不及了，汽车像狂暴的野兽，把大明撞倒在地，接着从他身上辗了过去。大明当时就不行了。瓢泼大雨中，吉平失声痛哭，把血肉模糊的尸首抱上车，连夜拉回了村子。

老书记失去了唯一的儿子，悲恸欲绝，整个村庄也陷入了悲伤，人们唏嘘不已。三天后，人们将大明入殓，出殡，埋在了村西的山岭上。因为事发突然，来不及做棺材，临时借用了常发娘的棺材。三年后，八十多岁的常发娘去世，但那时已废除土葬，棺材用不上了。

有人说，吉平欠下了老书记一个儿子，老书记欠下了常发娘一口棺材，这世上的事，谁能说得清？

我查阅资料，老家一带实行火葬是在1966年，据此推算，那起车祸应该是六十年代前的事了。

一个村庄的创业史，刚刚开启就草草结束了。那辆汽车从此没人敢开，它被关进了车库，再也没有开出来，直到几十年后，变成一堆废铁。

“要不是出了那个事，说不定咱村早就富了，”我的老母亲感慨地说，“老书记没福气，全村也跟着背了运。”

一辆废弃的汽车背后，原来是一个令人唏嘘的悲剧故事。村庄从此一蹶不振，许多人的命运亦由此改写。我问母亲：“那里面真的闹过鬼？”

“哪有什么鬼，”母亲说，“那么深的草，长虫（即蛇）之类的肯定少不了。那是大人吓唬孩子的。”

狼故事

鲁东南一带多丘陵，草深林密，过去常有野狼出没。谚语云：“蛇有蛇踪，狼有狼道”，野狼出来活动都在晚上，沿着山脊线走，四处觅食，活动半径较大，一个晚上能走出去十几里地。老辈人说，狼是土地爷的看门狗，灾荒之年尤其多；大概在民国年间，老家一带野狼成群结队出现，后来人烟密了，狼就越来越少了。狼在食物匮乏时，不但猎食牲畜，有时还会袭击人类，在鲁东南乡间留下了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小时候，姥姥村里有个被狼叼走又救回的人。据母亲讲述，他们一家三口晚上睡觉，父母睡在两边，孩子居中间，正熟睡时，一头狼突然闯入家中，出其不意地将孩子叼走！父母惊醒，穷追不舍，邻居们也被惊醒，群起追撵，并纷纷拿出脸盆使劲敲打，大声吆喝恐吓，一时人声四起，沸反盈天，狼一看情势不妙，丢下孩子跑掉了。被救下的孩子，脖颈处被狼咬烂，人们杀了一只鸡，褪去鸡毛，将鸡皮缝在脖子上，后来伤口愈合，这才保住了一条命。——伤口补鸡皮，难道不会有排异反应？我那时尚幼，只觉得故事新奇，并不懂得质疑，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个勇斗饿狼的故事想必经过了一定程度的演绎。但姥姥村里野狼叼小孩确有其事，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跟着大人赶集，经人们指点，远远地见过那个狼口余生的人。

而父亲讲的下面这个故事，传奇性则近乎聊斋志异了。

某村有一户人家，半夜听见猪圈里有动静，起身趴到窗上，借着月光往外看，这一看让他大吃一惊：一头野狼正在撵他家的猪！只见那狼用嘴巴叼住猪耳朵，一边往外引导，一边用狼尾巴抽打猪屁股；同样离奇的还有那头猪，居然一声不吭，如同被施了魔咒一般，乖乖地跟着狼出了院子，径直往村外野地里走。主人见状，又惊又怕，隔着窗户大声断喝，又拎起铁锨出门追，野狼一看不好，加快了赶猪速度，转眼就消失在茫茫夜色里。第二天一早，猪的残骸在村外庄稼地里被发现，现场一片狼藉，只剩下几只猪蹄和一堆血淋淋的皮毛。

父亲还讲过一个野狼救崽的故事。某山户捡到一只小狼崽，抱回家，想养大了给自己看家护院。谁知当天夜里，山户正睡着觉，突然听到屋外有动静，像是墙土窸窣掉落的声音，趴到窗户上一看，只见许多野狼正围着自己的屋子打转，还有几只在交替扒墙。旧时的屋墙皆为土夯，野狼们轮番扒墙，显然是想扒出个洞进屋。山户大骇，为吓退野狼，也为自己壮胆，拿出盆子拼命敲打，又磨刀霍霍，制造声响，但狼不为所动，依旧拼命扒墙。眼看土墙就要被扒穿，山户这才顿悟，原来狼是来解救狼崽的，赶紧将狼崽从门缝递出去，狼群得到狼崽，长嗥一声，悄然离去。

鲁东南一带的狼患是逐渐消失的。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乡野间偶尔还有野狼出没。父亲说他当年就遇到过一次。那时他还年轻，有一次从我姥姥家返回，晚上走夜路，在一处坟场边遇上了野狼。父亲说，他和狼同时发现了对方，那是一头独狼，两只眼睛透出幽幽的光，像两点鬼火。人狼对峙，相距仅几米，父亲很紧张，头发和寒毛都奓了起来，他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同时攥紧了手里的木棍。双方对峙了不知多长时间，狼突然转头离去，消失在黑黢黢的松林里。父亲见状，赶紧加快脚步离开，直到看见村子，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父亲说，狼还是聪明的，它知道人有智慧有力气，并不好对付，所以不到饿急了眼，一般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类的。

狼是注重团队合作的动物，即使分散活动，它们之间也是有联系的。父亲说，当一头狼遇上紧急情况，会把嘴拱到地上，长嗥一声，可以传出去很远；周围的狼听到，会迅速赶来增援，一呼百应。俗话说，“好虎搁不住一群狼”，面对群狼，连老虎都怕，何况是赤手空拳的人。

狼的行踪很隐蔽，它们有时藏在山洞里，有时藏在墓穴里，而且经常变动，一般很难被发现。它们神出鬼没，有点像绿林草寇，隐蔽在夜色中，与山林艽野融为一体，成为潜在危险的代名词，也是某种神秘的代名词。在我老家一带，狼还是最早的安全警示教育和威慑手段，大人们经常用“狼来了”吓唬不听话的孩子，每每话音未落，哭声辄止。农村孩子最初的畏惧，大都源于大人们的狼故事，听故事时，总是紧紧依偎在父母怀里，似乎暗夜里到处有恶狼潜伏，一不小心就会被它叼了去。

如今，从鲁东南，到山东半岛，乃至整个华北平原，自然环境变化很大，野外已经很难见到狼的踪迹。少数退缩到深山老林里的狼，成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野狼消失了，对狼的畏惧也在慢慢消失。有一次我在老家走夜路，看着两边茂密的田野、山林，听着四周唧唧虫鸣，心里已完全没有了恐惧感。跟在身边的儿子也镇静自若。城市里长大的他并不了解，在这片祖辈居住的土地上，除了生长野草、树木、庄稼，还曾经生长过许多关于狼的故事和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