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钧 ：交会于曲噶塘的石窟
马钧，青海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青海省美术馆艺委会委员，西宁画院终身顾问，青海日报社首席编辑。出版有散文、随笔、评论集《越界的蝴蝶》，评论集《文学的郊野》《时间的雕像：昌耀诗学对话》《有美如斯：青海艺术家浮雕》《嘤鸣友声：致李万华书简》等。主编并出版六卷本《江河源文存》。相继荣获全省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优秀人才、青海省文化名人暨“四个一批”拔尖人才、青海省优秀专家等殊荣，被中宣部授予2019年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交会于曲噶塘的石窟
马 钧
现在想起来，这绝对是时间递给我的一个盲盒。
那天是2024年的8月21日。是个很特别的日子吗？也不是。日历上，那不过是处暑的前一天。朋友Q像是心血来潮似的，忽然邀请我，还有朋友M和Y女士，一同前往湟中区共和镇的苏尔吉村，说是去拜谒一下宗喀巴母亲的故居。
这之前，我已经和朋友M，去过宗喀巴母亲香萨阿切的那座土庄廓。两层的土木房子，架着一段仅够一个人的身子上下的木楼梯（多年前，在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的玛可河林场采访，牧人家通向二楼的木梯，仅是在一根粗壮的原木上，砍凿出几个豁牙，充当双脚攀登的横杆，旁边没有防止摔跌的扶手。上不惯这种独木梯的外人，心脏被捏住似的爬上爬下，形同在耍玩一个惊险的杂技，那过程里最可怕的地方，是要经历三次恐惧与战栗——上去是一次，下来是一次，回味里的后怕又是一次。从朋友那里得知，独木梯是藏缅民族文化中颇具代表性的事物，通常住在牦牛毛帐篷里的游牧人，很少使用到独木梯，而在半农半牧地区的藏族，多使用独木梯。我非常喜欢木楼梯上磨出的那种粗糙的木头纤维的痕迹，被磨出光亮的痕迹。我猜想这样的痕迹，就像一把木头矬子磨钝了，属于矬子的部分一定是粗糙的，而矬子的手柄，早已磨出沉静光洁的包浆。这个木楼梯，让我禁不住回想起三四岁的时候，父母因为担心刚刚掀起的文化大革命，对尚处于孩童的我有什么不利的影响，同时他们也担心一旦忙得身不由己，就很难再周全地照顾到我，便把我托付给了离热闹的中心稍稍远一点的姨娘家去抚养。姨娘是个全职的家庭主妇，三个表哥都上了学。姨娘家所在的地方，处在城区东面的一个叫作“花纱布公司”的地方，那是当时全西宁城的老百姓，都喜欢买花布、衣料必去的国营大商店。姨娘家就住在这家名气颇大的商店背后的一个旧式的家属院里。家属院一多半都是平房，只有唯一的一座二层木楼处在院子中心，姨娘家住在木楼最中间的位置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恰恰就是通向二层木楼的那个宽约两米的木楼梯。木楼梯梯级的高度，比一个小孩子的小腿还要高出几公分，坡度也很陡，大人们抬脚、屈腿上下，动作里也得带着三分谨慎。年幼的我只能战战兢兢地爬上爬下，是名副其实的爬楼梯。木楼梯中间踩踏摩擦的次数多了，不但早就磨掉了木头最初的棱角，还磨出了一大截曲线状的凹面，像戴在驴脖子上的套圈磨旧的样子。关于木楼，我还做过一个奇异的梦，梦里我游走到一个地方，临街的楼房分列在一条街道的两旁，两层的木楼，一律闪着黑褐色的木头的光色。楼层的高度，给我一种世间最亲切的空间高度。再高一些，就好像拉开了与大地的距离。二层楼的高度真是恰到好处，既呼应着大地，又可以稍稍抬升一下平视的视野。站在两层的高度上朝下面俯视，地上的一切都近在眼前，让人踏实、安稳，既不会出现恐高，也不会发生眩晕，一切就像刚够翻过篱笆墙的蛱蝶，翻飞得那么款款然，施施然。
香萨阿切的院子中央，有一座方形花坛。花坛中间矗立着高高的玛尼达却（这是一个梵藏文复合词，玛尼意为珍宝，达却在藏语里的意思是旗幡。据近现代藏学名家更敦群培在《白史》中的推测：“至于一般民众，游牧者众，各家门上（有学者注：其实不仅仅是门上，还有门口、院落和其他场所）皆竖旗矛—玛尼达却，此亦是吐蕃—西藏之自赞普时传承遗留下来的特有风习。此最初亦是军户之标帜，后来遂成为定制习规，直到现在，上（西）起于印度—阿富汗杂居之藏族，下（东）至与陕甘汉族杂居之藏族，任何一户，其门上和院落中亦皆有竖立此种旗帜之风习）。它很自然地把人的视线引向蔚蓝色的高原苍穹，引向间或飞落到树梢上不时翘尾、酬鸣的喜鹊。花坛里面，安安静静地住着芍药、牡丹和丁香，朴朴素素地在那里艳丽着，本本分分地吐露着空明的芳香。院子的角落，还有高挺的芫荽梅，像是粉色的蝶眷恋在细细的茎秆上，与天空的停云，较劲着各自的恬静与安详。
院落的夯土墙，散发着陈年老土的沉静，勾勒在其上的灰褐色的雀儿烟（青海方言里对苔藓植物的一种称呼），像是给光阴熨帖地刷上了一种老去的色调。院子外面的不远处，平铺着一个比半个篮球场大的场子，晒着刚刚脱去麦穗和糠皮的麦粒。被农具反复耘过的麦粒，显露出某种规则和不规则混杂起来的纹路。它们被阳光晒得一天比一天坚硬，像被海水推送到岸边的一枚枚小小的釉质珠贝。在场子的右上角，立着一块方形石碑，石碑背面，刻着宗喀巴大师写给母亲的一封信。大师一向是以高僧大德示人，以佛法的阐释者、领悟者示人，我们还很少看到过他凡心世界里发出的这般质朴又诚挚、慈祥又亲和的声音：
儿于今日收到你们托富商罗布桑波从远方带来的物品——母亲的发辫，妹妹做的氆氇垫子，弟弟从西宁买的象牙念珠，以及父亲用了多年的转经轮，为此我充满欢喜。
这些东西带给我一种你们仿佛就在身边的亲切感，特别是当我看见母亲的银发，往日我在故乡的时候，双亲年少貌美的样子历历在目。即便反复忆起师尊，告诫自己诸法无常，仍难断心中思念之情。几年前收到父亲已故的消息，今天又收到如吉祥海螺色般的母亲的发丝。虽然我急切想回故乡宗喀一次，但近日正值儿子大恩上师仁达哇领受佛法甘露之重要时段，上师虽已年迈高寿，却不辞劳累，显密教法无所不通，有问必答之，大恩大德无以为报。我决意在此师近旁闻思修，母亲在上，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无缘和你以及众兄弟姐妹团圆。
……
与信同时，我给你们寄去了用自己的血绘成的自画像“行善”，产自天竺的菩提念珠三串；戴了多年的用卫地氆氇所造智者法帽一顶；于材质上等的汉纸上亲自手写的《萨陀波伦菩萨传》以及儿著《格言精要》之时所用墨瓶和竹笔等三样。
……
不到千把字的一封家书，读来真是如沐春光。里面的每一个信息，足以让人欢悦地展开神游和畅想。如果是一位宗教人类学学者，或者是一个热心于地方历史学的学者，他兴许会两眼放光，大有兴头地去构思一两篇索隐钩沉的好文字。而我面对着这两个学科，充其量只能扮演一个站在门外张望的好奇者。信中提及的自画像这件事，正好可以借用诗人胡弦的《听梅卓说》这首诗，映照出另一番意味：
梅卓说，香萨阿切思儿心切时，
剪了一缕白发，让人捎给远在拉萨的宗喀巴。
宗喀巴因学佛不能返乡，于是刺破鼻子，
用鼻血画唐卡一幅，
为自画像，代替他返回。
香萨阿切打开唐卡的那一刻，那画像喊了一声阿妈。
我震惊于这呼喊，仿佛那正是语言之初。如今，这唐卡藏在塔尔寺，
一声呼喊，
深藏万千苍茫诵经声中。
那一刻，读着大德宗喀巴的家信，我欣然动念于“吉祥海螺色般的母亲的发丝”这个比喻。我一边走，一边对朋友Q说，这个比喻看上去虽然显得十分普通，如果稍稍细究一下，还是很有些意思。要是放在汉语的表达里，宗喀巴大师只需要写出“银发”这个意象，就可以表达出老母亲头上的白发。但大师却使用了无论是在藏传佛教中，还是藏族人生活里，都十分珍视的白海螺这个意象。“银发”只是单一地表达了头发的颜色这一层意思之外，其余再也没有别的什么附加的意思。而宗喀巴大师使用的海螺色般的发丝这个比喻，却至少包含了三层意思：第一层表示头发的颜色，有如白海螺的白色；第二层则投射进宗喀巴大师对母亲敬重的情谊，是一个充满情感价值的表达；第三层包含着增福延寿的吉语式祝福。一个貌似简单、普通的比喻，里面却反映出不同的文化语境、不同的文化蕴涵、不同的文化表达，显示出不同民族文化表达的丰润度、细腻度和多样性。
我给朋友Q的一通言说，并没有挥发完我浑身冒出来的兴奋，我那会儿在脑海里还想到了另一个与此类似的例子。
汉语诗歌里，从汉唐开始，习惯用“雪鬓”“霜髯”来指代老人的白发，用久了，就变成了一个习惯用语，一个语言的通用货币。直到有一天，我重读已故藏族诗人索宝的《藏族老人》这首诗，惊喜地发现他没有把他的表达，兑换成通用货币，他躲开了许多诗人都绕不过去的惯常表达，给了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表达。他在这首诗的开头部分写道：
孩提时就飘扬的雪花
一夜间终于覆盖在他的头上
于是，驼着背喘着粗气
就像夏天的雷滚过天边
阿妮，您老了……
诗人索宝的高级，就在于他把一度被我们虚写的“雪鬓”“霜髯”里的霜与雪，从单纯的颜色呈现这个维度，拓展到了空间的维度和时间的维度里，他还升华了这个意象的情感维度。他自如灵巧地将原本毫无“实”义的雪花，异常清新、自然地锐化为草原上飘扬的雪花，又用奇异的时间压缩法，将孩提时代的雪花，与阿爸一夜之间变白的头发，叠印、浑化在一起。仅就这个小小的新的意象表达来说，索宝无疑是万万千千的诗人中，那个具有了高质量表达的优秀诗人。
朋友Q微笑着连拍几下我的后背，随即卖着关子对我们三人说，下一个地方你们肯定都没去过。
啥地方？
静房寺。
我们三个人几乎是异口同声：真没去过这么个地方。在西宁住了这么久，耳根里听都没听说过这么个地名，心里直愧疚自己这般无知于地方的人文。
沿着车载导航的提示语音，我们一路七绕八拐，中间还下车向上新庄镇静房村的村民打问过一番，寻寻觅觅，才从我们的视线里，望见一处山崖下，那熟悉的黄教寺院的袈裟色、悬挂的五彩经幡，还有用青砖镶成梯形的黄色木格窗。
通向静房寺的山路早已硬化成水泥路，我们把车开到了离寺院很近的一处斜坡的拐角上。寺门敞开着，两只黑色小狗里的一只，对着生人起劲地叫着，我用手掌做了一个向下平复的动作，小狗会意似的躲进窝里，不再叫唤。我们找人的目光里，满眼没见着一位僧人。只有一位不着僧衣的守寺中年男子，听到动静后，出来接应我们。
我们说明来意，告诉他我们想去半山腰上的密修室去参观一下。他没有一点犹豫，便从一间僧房里取了钥匙，带领我们朝着静房寺西面的洞窟走去。
半道上，我们从他嘴里知道，他来自民和，通过亲戚介绍，来静房寺看守寺院。我们随着他经过一段紧挨着山体的小路。小路用不规则的岩石条块混合着水泥铺就，路面极为平整、坚实，还十分干净。走到尽头，是用烧砖砌筑起来十几级台阶。台阶右手，固定着一段铁管制作的、约有四米的扶手。台阶非常陡峭，我目测坡度超过45°。朋友M一见之下说他恐高，不敢再近前一步。我和朋友Q还有Y女士，先随着守寺人进到洞窟，一看之下满眼惊奇，便一再“诱惑”朋友M，期望他有眼福同享，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缘。经不住我们三张嘴的鼓动和劝诱，朋友M终于在Y女士小心翼翼地护持之下，缓慢地爬上了这一截在他视为天梯的险道。
“我是爬着上来的！”到了洞窟，朋友M满脸愧色地说。
“当年大师也是爬着进来的。”守寺人开解道。
洞窟里有一扇四格窗，通过它引入的天光，合着打开的木门投进来的阳光，两处光源把整个洞窟照亮了。我们五个人站在里面，那空间还可以再站上三四个人。洞窟的石壁极为坚硬，掺杂着岩石和其他的地质成分。石壁上被熏黑的地方，如同古墨，如同黑曜石。我原以为手指摸上去，会把黑色染在指头上。试了试，手指上还是肉色，并无一丁点的黑。洞窟的顶高，大抵能容下一个一米八以下的个头。
守寺人介绍说，静房寺是塔尔寺的附寺，关于它的价值，他向我们转述了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如果说塔尔寺是衣服，静房寺就是衣服的领子；只到塔尔寺而不来静房寺，就相当于衣服没有了领子。他在给我们解说之后，还特意向我们指示了宗喀巴大师的启蒙老师曲结·顿珠仁钦，在这里闭关修行时留下的两个手掌印。我们试着把手放进岩壁的手模里，做出撑天的姿势，觉得自己的手还是小了些，很难放满手模深厚的空间。
在如此密闭的空间里密修，这是我们恐怕一生也都无从体验的。我在孩童时，和弟妹们玩过一种游戏，就是把毛毯固定在炕柜上，形成一个狭小的形同斜坡的毡房，我们小小的身子钻进去，体验到的是密闭和黑暗带给我们的奇妙乐趣。在黑洞洞的世界里，我们反而能够想见可以想到的一切事物。黑暗没有剥夺掉我们看见的能力，这是我们那时候，在幼小的心灵里感到十分奇异的一桩事情。而眼前的场景，密修者把自己置身于远离人的地方，在幽闭的洞窟里参悟欲望、生死和终极问题，哪里是从前的我和现在的我能够抵达的境界。站在洞窟的窗户前，我们望向窗户外面的风景，骤然间感到这个窗户，就是一只睁着的眼睛。它从内部窥望外部。虽说我们刚刚在半山腰上瞻望和环顾过山下的风景——那好像是环形银幕的视角，但把周围的一切缩放进这个四格窗，外面的夜色，顿时奇迹般地全部变成了画面。洞窟所处的半山腰这个高度，似乎更便于获得最佳的俯视，更便于拉开一点恰当的观察距离，来眺望四周。透过四格窗，我们望见画框里绿毯子一般的田野，中段的一溜起伏平缓的山丘，稍远处那一脉屏风似的逶迤的山影。再把目光从远山往回收，收回到近处，目光聚焦在田间的几株杨树，它们丰茂的树冠，在树身下投射出缓缓移动的阴凉，把田畴的野色，不动声色地渲染得更为好看。再近一点，是错杂在绿影里的庄户人家，完全是一派岁月静好，风景的味道是安然、自在和恬静。
回到家的几天里，我不满足于这么一点浅浅的履痕，这跟到此一游没什么两样。再说了，冥冥之中，我们几个人跑到这么一个地方，是不是该有点什么神秘的召唤，隐隐地在吸引着我们。
必须再找出点什么。必须。
我不用过脑子，就想到老朋友宗喀·漾正冈布。他是我大学时候的同宿舍同学。我们虽然一块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但他读研究生的时候，拐道先是攻下了青海地方史，到青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两年，接着又在北京念了古代医学史，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从事科学史研究五六年。再后来，他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欧亚腹地研究系和人类学系，担任了多年助（副）教授和研究员。最终，他到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民族学研究院任教，致力于民族学、藏学及欧亚宏观史等的研究和教学。我钦佩我这位老同学的地方，就是他从来不走寻常路，他的研究，也从来不按常理出牌。他所涉猎的研究领域，往往是同道们很少涉足和探究的话题。虽然我俩的学术志趣各有各的天地，但我们面对权威的态度，惊人地一致：我爱我师，更爱真理；我们既尊重一切“善知识”，在骨子里，我们也不迷信一切既定的言说。记得在大学的足球场上，当他像一只猛兽无所畏忌地横冲直撞，栽倒后还会顺势再翻一个筋斗云，我便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斯巴达克斯。
多少年过去了，我倒没在意“斯巴达克斯”脸上多出了几道褶褶，我更在意他仍未减半分的勇猛无畏。别的不说，最让我佩服的事情，就是他把他们藏族的民间舞蹈“锅庄”，居然变成了兰州大学全校颇受欢迎且能拿学分的正式课程。古人说，一事能狂便少年，在我心中，我的“斯巴达克斯”仍是个少年。眼下，在这个地方知识上请教他，就像找猫去上树，找鱼去潜水。他的老家就在湟中，读研究生的时候，他就给自己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宗喀·漾正冈布。前面的“宗喀”，是吐蕃时期就出现过的地名称谓，藏语里的“宗”说的是宗曲，翻译成汉语，正是大名鼎鼎的湟水河；“宗喀”合起来就是湟水边的意思。这个地理概念，广义上指湟水两岸地区，狭义上指宗拉让摩山（即拉脊山）北面、湟水南面的地方。朋友陈有钧，在西宁市胜利路人民公园创办的临宗书院，其名字的出典和含义，正是藏语里的宗曲，汉语里的湟水。“宗喀”这个地名太响亮、太高远了，以至于很少人知道宗喀巴的法名叫罗桑扎巴。宗喀巴是一位把自己的名字隐入一个伟大地名的人。漾正冈布把这个地名也放在他的名字前面，显然有着对先贤大德的无比崇敬，更有着对自己出生于这样一个地方，所怀有的无上荣耀与自豪。
我和老同学在电话里聊了快一个钟头，聊得几乎到了不知东方之既白的地步。聊到兴头上，我问他有没有关于静房寺的材料，他说他刚好有一份研究资料，是他指导的学生端智撰写的一篇博士论文，论文里写到西方传教士在静房寺考察时，写下过几段游记。我一听，兴奋得就像得到了奇珍异宝。
传教士是哪国的？叫什么名字？
漾正冈布告诉我，这位传教士来自法国，名字叫古伯察（1813.6.1—1860年，享年47岁）。
我马上想起来在什么书里见到过古伯察这个名字。在书架上一查，很快我就找出了一本英国汉学家约•罗伯茨编著的《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那是2007年秋天，单位派遣一批记者、编辑到南京大学新闻学院培训，课余时间，我逛到著名的万象书坊，购买了几本书，其中一本就是罗伯茨的这本。书中有一位英国翻译密迪乐，用很大的篇幅，评论了这位法国传教士古伯察的《中华帝国》。他承认古伯察在中国进行广泛实地考察的价值，但他也很不客气地批评古伯察不加批判地引用那些没有到过中国的法国汉学家们的作品，还对自己的亲身经历免不了夸大其词。书里摘录了《中华帝国》第2卷里有关中国人的“猫钟”。
古伯察在南方的某个地方，看到牵着水牛放牧的农民，便向他们打问时间。村民便抓来一只猫，扒开猫的眼皮判断时间。“他们指出，猫的眼睛的瞳孔随着中午12点的靠近而迅速变细，当缩成一条像头发一样的细线，并垂直穿过眼睛时，便是中午12点，此后瞳孔便开始扩大。”古伯察的这个充满猎奇的记录，很快就被现代派鼻祖波德莱尔看到，并把它转写成了《巴黎的忧郁》里那篇著名的散文诗《时钟》——
中国人从猫的眼睛里看时辰。
有一天，一个传教士在南京郊区散步，发现忘了戴表，就问一个小孩，现在几点了。
那天朝的孩子先是犹豫了一下，随即改变了主意，回答说：“我这就告诉您。”不一会，他回来了，手里抱着一只肥大的猫，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他紧盯着猫的眼白，毫不犹豫地说：“现在还没有完全到中午呢。”事实上正是如此。
……
诗人波德莱尔的书写，有意隐去了古伯察的名字，保留了西方人那时候对古代中国的称呼——天朝。他在书写中使用了文学化的“情景再现”。在后半截的文字里，他写到了“费丽娜”这个西方语境里的称呼——它既是对猫科动物的叫法，也是对一般女性的泛称。我眼睁睁地看到“通灵者”波德莱尔，也从猫眼里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解读时辰——“不管白天还是夜晚，不管是在明亮的光线下还是在朦胧的昏暗之中，我总能在她可爱的眼睛深处清楚地看到时间，永远不变的时间，空阔，庄严，如宇宙般博大，无分秒之划分——任何钟表上都无法标明的这静止的时间，然而，它却轻如叹息，疾如一道目光。”波德莱尔，那个观猫钟的村民，还有记录者古伯察，还有正在重温这一刻的我，四对目光绾在一起，打了一个古今中外的活结。
我从搜罗来的资料里，得知古伯察出身于法国南部某批发商家庭，身材矮胖，其貌不扬。他1839年入华。1843年5月25日从西湾子出发，历经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长途跋涉18个月，于1846年1月29日到达拉萨。因一部记录其1844—1846年蒙藏见闻的《鞑靼西藏旅行记》，而震动了欧洲，也成为西方东方学界的一部经典。
我急迫地从手机上拷下“斯巴达克斯”提供给我的这篇论文——《安多曼巴扎仓研究——以贡本、拉卜楞寺为中心》。转眼之间，一篇文字在我眼里变成了一座“阿里巴巴的山洞”。
文章里首先谈及了古伯察在1845年9月对静房寺的造访，他那时候没有使用现在的这个地名称谓，而是使用了藏语表述——“曲噶塘”或者“曲噶日朝”“日朝”这个藏语的汉语意思，是指那些修建在幽静的山谷、林间的静修处。接着，这篇论文展示了三个极为好看，也极为珍贵的记载，让我们得以重回一百七十年的现场。
片段一是古伯察对曲噶塘风景的描写：
Tchogortan（曲噶塘）是贡本曼巴扎仓（塔尔寺医药学院）的“乡间别墅”。其外观非常秀丽别致，尤其是在夏季更为美丽。喇嘛们的僧房，建于一座如同凿劈出来的陡峭大山的山脚下，处于百年大树的树荫笼罩之下，大树茂密的枝杈成了鸢和乌鸦的藏身处。在僧房下面数步远的地方，流淌着一条水量丰富的小溪，溪中有数条堤坝拦断，堤坝是由喇嘛们为了让水转动法轮或玛尼筒而筑成的。我们在河谷深处和附近山冈上发现了西番人的几顶黑色帐篷，以及数群山羊和牦牛。喇嘛寺背靠的那座遍是巨岩和陡峭的大山，成了五名闭关隐居的出家人的落脚处，他们如同山鹰一样选择了最高和最难到达的地方建造其巢穴。有的人在裸露的山岩中挖凿他们的隐身之处，其他人则栖身于在山上用木头建筑的如同大燕窝一般的僧房中。插在山岩上的几块木板成了他们上上下下的阶梯。有一名此类佛教徒隐修士则完全放弃了其世俗生活，自愿放弃与其同类的任何交往，一个用长绳子挂着的袋子，成了为他送去喇嘛和当地牧人们布施的手段。（此译文是在参考耿昇翻译的基础上根据法文原文调整了部分内容）
片段二是古伯察在1845年所看到的当时贡本曼巴扎仓医僧们在“曲噶日朝”，即我们现在所在的静房寺的采药活动:
到了9月初前后，医学院的学生又返回曲噶塘以便从事采集草药的工作。寺中所拥有的房间可以尽可能地留宿他们，余者则栖身于由寺内大树遮蔽下的帐篷中。每天早上，他们共同做完祈祷之后，便喝酥油茶和吃青稞炒面（糌粑），所有学医的修业僧都挽起他们的僧袍，并在授业师的带领下，分散在山坡上。他们全部都拿着一根铁皮包头的棍子和一把小镐，腰间挂着一个装着面粉的皮囊，有的人还背负大锅，因为医学院的学生要在山上度过一整天。在夕阳西下之前，这些医生喇嘛们携带大捆的各种树枝、草根和草株返回，当看到他们艰难地下山，手拄他们那包铁头的手杖时，大家更可能把他们视作偷猎者而不是医学博士。我们经常被迫配送那些带着草药特意来找我们的人，因为我们的骆驼受药草气味吸引，不慎啃吃了这些珍贵的用于减轻受苦人之病痛的药草。他们一天间剩余的时间，完全被用来清理和在席子上晾晒所有这些植物界的产物。医生们的采收要持续整整八天，然后再用另外五天来对各种药材进行挑选和分类。第十四天，便向学业僧们分配其中的很少一部分，大部分留作医学院的财产。最后，第十五天是进行庆贺的一天，有一顿盛大的斋饭，由奶茶、糌粑、酥油炸的小点心和几块煮羊肉组成。这样就结束了这次采集药草的出行，著名医学院的学生们愉快地走上了返回大喇嘛寺的路。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药僧们采药结束时举行的庆贺仪式。古伯察对此却写得太过于简略。幸好论文里记录下官却先生的回忆，他是上世纪四十、五十年代，在贡巴曼巴扎仓（塔尔寺医药学院）学习藏药采药认药的见证人。他回忆整个采药活动，始于农历七月初一，之后药僧们便会在曲噶塘待上7天，开始采药认药。学生采药结束后，老师就让学生把药材摆好，同一种药材放在一起，药僧们站着辨认药材。最有意思的是采药的最后一天，他们都要到滩地里把药材摆好，僧官还要总结一下，哪些药材少，哪些药材长得不好。然后庆祝一下，主要是吃酸奶。最有趣的地方是，他们要找一个比较好玩的阿卡，大家一边吃酸奶，一边商量给谁抹酸奶。然后，任命他为“格贵”（藏语的意思是大型或较大寺院任命的负责维持清规戒律和大型集会时纪律的纠察僧官），但是不是真正的格贵，就是给他临时安顿一个格贵的名字，叫他“单休格贵”（滑稽、可笑的纠察官），还要给他化妆一下，头上抹上酸奶，戴上萝卜片做的眼镜，手里拿上柳树棒子，装扮成“格贵”的模样。这个时候，他会和山神通话，用命令的口气训斥山神，说哪些药长得不好，哪些药没长出来，山神们要注意一下，明年要长得好一点。有些“格贵”特别会骂，会教训山神：我们是给人民治病的，你们却不让药草好好长，明年要长得好一些。
真没有想到曾经在这个“乡间别墅”，还会上演这么一出诙谐、戏耍的剧目。我也把它当作一出游戏，从中看到了我们民间的庄重与活泼，看到了跳锅庄者群生生不息的健朗，笑声，仁慈。
我也没有想到这个半山腰的石窟，既留下过宗喀巴和他的老师的印痕，也留下了西方传教士叩访的痕迹。它们在时间的深处秘密交会，骤然间也让它变得深邃、博大起来。我甚至遥想当年那些汉族的、蒙古族的、回族的商人，买了药僧们精心炼制的藏药，销售到边城大大小小的街坊人家，塞外名声远播的药铺。病人服下的每一粒药丸，都有当年曲噶塘夏季的凉风和药香，还有药僧们、“格贵”们亦庄亦谐地说笑。
这一次时间递给我的盲盒，打开来，是我满脸的惊喜，是静房寺和曾经的曲噶塘徐徐绽放的时间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