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父亲
“亲爱的曼拉，我准备写下全部，然后告诉别人，这是小说。”
1
父亲半躺在西昌市第一人民医院CCU病房5号床上。
他脑袋偏向一侧，左手耷拉在床边，右手放在胸前，手里还捏着一只剥开的香蕉。香蕉应该是母亲剥好递给他的，他没有打算吃，只是懒得放回床头柜。看见我和弟弟跟在母亲身后走过来，他抬了抬眼，用微弱的声音说，蝴蝶，小喜，那么，快，就，就拢了哦。
父亲的语速很慢，仿佛吐出来的每一个字都要经过深思熟虑。一直以来他就有轻微的口吃，平常还好，在他虚弱的时候，口吃会更严重。他还想说点什么，张开嘴停顿了一会儿，又把嘴巴闭上了。他想动一动身子，他的身体沉重，在他开始动的那一刻，床就吱吱呀呀一声接一声响了起来，护士在远处朝我们这边喊，病人不要乱动，家属尽快出去。
母亲用她几十年不变的方式责备父亲，跟你说了啊，要动的时候说一声。她沉下脸俯身帮父亲翻身，同时给了小喜一个不太友好的眼神，小喜赶紧帮忙。医生护士在我们周围忙碌，病人大都平躺着。窗外树枝上有几只麻雀在叫，然后一起飞走了。
翻好身了，现在的父亲侧身正对着我。他的眼神好似在看我，但其实是望向我身后的空茫处，时间和空间之外。他看起来孤独又平静。他的个子相对于这病床实在是太大了，双脚已经抵到床尾。他的嘴巴微微张开，眉头紧紧地收着，表情透露出与生俱来的傲慢，就好像没有人可以为他做任何事。
我把父亲手上的香蕉拿走，再把我的手放在他的手背上，他一下子把我的手指头抓了起来，我赶紧回应，紧紧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干燥、温热，这么一握，我紧绷了很久的身体一下子就软了。
那位在远处喊“病人不要乱动”的护士走过来给父亲换了一瓶新的液体，并再次叮嘱不要随意乱动。换好液体之后又重复了一句，家属，尽快出去。
距离父亲病床不远的两个病人在呻吟，一个时断时续，另一个就没停止过，他们的家属默默守在一旁，看起来就像是一直住在这里。
父亲是昨天夜里被救护车送到这里的。
2
6个小时前，我在成都。母亲打来电话，说父亲昨天夜里因为突发心梗住进了西昌市第一人民医院的CCU病房。我挂断电话后赶紧在网上搜索了“CCU”的意思，“CCU是心内科的重症监护室，有专门的护士照顾每个病人，针对重症冠心病而设立”。在这之前我只知道ICU。马上输入下一个问题：ICU和CCU哪个更严重？最多的回答是没有哪个更严重之分，只有一个网页有句话：一般来说，ICU里的病人更严重些。我将这个网页截图保存了下来，像保存隐秘的护身符。
我给弟弟小喜打电话。他家和我家只隔着一条马路，我们原本约好中午一起吃午餐的，接近中午12点，孩子们都在我家里玩儿，他在家炖好了一锅汤准备端过来。通话的过程中，我看见他正把车停在我家门外的小区空地上，他比我早一些接到母亲电话。他还是把炖好的汤带过来了，雪豆炖猪蹄。汤还很热，我们胡乱喝了两口。孩子们围拢过来，看着我们喝汤，问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说，外公（爷爷）生病了，我们回老家看看就回来。孩子们安静下来，没有再问什么。
从成都开车回西昌的路程是459公里。几年前全线通上了高速，开车才成为我们回家的首选。在更早的时候，我们选择坐火车，成昆铁路。从老家米易上车经过西昌来到成都，15个小时。父亲就是在我18岁那年坐火车把我送到成都上大学的。
高速公路没通之前，我只开车回过老家一次。在翻越泥巴山一个被大雪覆盖的山坳时，我的车胎被早已等候在路面上的钉子扎爆，歹徒围了过来，我不得不支付两千元请他们补胎。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事了。现在回老家只要六七个小时，这条路父亲开车走得最多，他和母亲每年从米易来成都七八次，每一次后备箱里都塞满了食物：老家的土鸡、腊肉、野菌子、水果、亲戚种的大米、可以吃的马蜂蛹，甚至虽然品种一样但就是比成都味道更苦的苦青菜，所有他们觉得好的东西。他们通常凌晨4点出发，上车后母亲继续睡觉，父亲手握方向盘穿越黑夜，翻过大凉山，从高原到山区，进入河谷再来到四川盆地，在清晨敲开我成都的家门。父亲说，半夜反正也睡不着，不赶路就浪费了。五十岁之后，他夜晚的睡眠就变少了。
今年初，成都到昆明途经米易的高铁通车了，最快的一趟“复兴号”动车，3小时50分就可以从成都直达米易。父亲母亲在县城的家距离高铁站不到一公里，但父亲还从来没坐过高铁到成都，他喜欢开车。
3
1998年父亲还没有汽车（他那时在老家骑一辆嘉陵70摩托），他带着我坐火车到成都上大学。15个小时的火车旅行，没有买到坐票，我们坐在两节车厢连接处的地上过了一夜，火车在一个明亮的清晨把我们送到成都。在成都火车站，我们遭遇了骗子，几个穿着蓝马甲戴着工作牌的人把我们引上了一辆中巴车，说是火车站在改造，所有出站的人都要通过坐中巴车到一个地方买回程的火车票（父亲计划赶当天的火车回米易）。中巴车把我们和另外一些刚下火车的人拉到一个破烂的小酒店，要我们每个人缴纳两倍于火车票的钱才能拿到火车票离开。父亲给了钱才意识到上当了。
我第一次表现出类似于母亲的强悍，冲着那帮骗子大声吼叫，声称我们有亲戚在成都公安局工作。我甚至拿出了录取通知书，请骗子们看上面的文字，录取通知书上写着我的专业是播音主持，我告诉骗子，不久后我是要在电视台工作的。
骗子居然退回了拿走的钱，我们离开了那个鬼地方。父亲在整个过程里一言不发，捏紧拳头，眼睛鼓起来。火车北站，我一生也不想再次踏入的鬼地方。
父亲和我都记错了开学报到的日期，我们提前一天来到了我的大学。上午十点多，没有一个学生，老师们聚集在教学楼里的某间办公室里。学校大门竟然开着，出租车司机直接把车开到了教学楼门口有喷水池的空地。不知他出于怎样的考虑，可能享受了这种自由出入的待遇，一高兴，按响了喇叭。老师们听到喇叭声，全部走了出来。我是后来才知道，走在最前面的是校长，他身高一米八，年轻时是个小提琴演奏家。他两手插在裤兜里，走路带风。人群安静得仿佛能听见衣服的摩擦声。他们在等待一位大人物来学校视察，听见喇叭声就以为那位大人物到来了。
以校长为首的欢迎队伍刚下台阶，就看见出租车里走出来两个乡下人。在一群知识分子的注视下，我的父亲一瘸一拐往前走（一周前为了避免撞上一头牛，他把摩托车开进了麦子地，导致左脚受伤），他提着一个大大的蓝色牛仔布包，鼓鼓囊囊，装满了我再也不想穿的那些旧衣服。那位走路带风的校长对着校门口保安室大喊：
“怎，怎么回事，没搞清楚就，就把车子放，放进来了。”
和父亲一样，校长也有轻微的口吃，这是他们仅有的相同。喊完这句，校长对旁边一位助理模样的老师小声说了些什么，那位助理小跑着往大门口去了。校长往我和父亲的方向看了一眼，礼貌地点点头，然后转过身往教学楼走。人群自动让开一条缝，人群跟在他后面鱼贯而入。按响了喇叭的出租车司机驾车离开，留下父亲和我站在原地。
父亲的脸上还挂着笑容，一种他实践了很多年，在郑重时刻由内而外的过分热情的笑容。但是这笑容没有地方去，他只好慢慢收了起来。他咳嗽了一声，想吐口痰，环顾一下四周，最后还是把那口在老家可以随意处置的痰吞回肚子里了。
那天阳光刺眼，站在一棵小叶榕浓重的阴影里，我突然意识到：我从此跨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需要我独自面对的、没有父亲的世界，一个父亲辛苦半辈子把我送入的、他不懂的世界。
4
车子在高速路上狂奔，母亲再次打来电话，我按下免提，母亲将刚才单独跟我和小喜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并补充了更详细的内容。母亲说，昨天早上，父亲和她坐火车从米易出发，去西昌玩儿。和他们一同上车的还有好几个朋友，以往他们这帮人经常一起开车去西昌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玩，自从父亲半年前发病不开车后，大家将就他，都不开车了。他们坐高铁（历时58分钟）来到西昌，逛了一些景点，到中午吃饭的时候，父亲感觉不舒服，胸闷、肚子痛。有一位朋友陪他去附近药店买了止痛药，他吃了药还是不舒服，午饭只喝了一碗粥。晚上他们住进一间酒店，母亲担心父亲，跟父亲说要不我们还是去医院。父亲说，问题应该不大，睡一觉就好了，他早早上了床。到晚上9点的时候，父亲叫醒母亲，跟母亲说，他可能要死在西昌了。母亲立马拨打了120。
母亲说到这里哭起来，她说父亲一定痛得很，是真的痛得不行了才跟她说那句话，说他可能要死在西昌了。
母亲还说，她从昨晚到今天早上一直忍着没打电话告诉我们，父亲也不许她打，她心想也许很快就好了。是医生说，最好通知孩子们都赶回来。
“我可能要死在西昌了。”我脑子里不断冒出父亲这句话，想象他说话时的语气、表情，他费力又结巴的样子，酒店房间里昏暗的光线，母亲的恐惧。
挂了母亲的电话，又是沉默。突然小喜说，没事，没事，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我们不是也这样赶回去一趟嘛，也是饭都没来得及吃。小喜是我们全家最乐观的那个人，任何时候。
小喜说的那次赶回去，是因为奶奶发病。他说完我们都笑起来，那次确实有点好笑。住在老家乡下的奶奶突然喊胃痛，晕过去了半小时，醒来后，她示意母亲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寿衣给她穿上，然后躺在床上等死。母亲和父亲一起给我们打的电话，母亲说，你奶奶快不行了。父亲抢过电话说，开车小心，不着急，奶奶还留着一口气等你们回来。奶奶当时已经95岁了。
我和小喜赶回村的时候是晚上9点，大榕树下奶奶的房间里已聚集了几十个亲戚。奶奶的儿子、女儿、孙子、重孙，甚至曾孙都来了，一些人守在奶奶的床前，另一些人忙前忙后安排奶奶的后事，还有一些人不断对着手机发语音，将长寿奶奶的“喜丧”通告更多亲戚。奶奶穿着一套绸缎做的簇新的寿衣，直挺挺躺在她的小床上，我扑在奶奶床前喊奶奶，奶奶的眼皮稍稍动了一下，再没什么反应。有人听到我喊奶奶就哭起来，更多的人哭起来，在哭声中不少人回忆起和奶奶相处的点点滴滴，更多的人在忙上忙下。这时候我注意到一只苍蝇飞来停在奶奶的脸上，一直没什么动静的奶奶，一只手从床面抬高几厘米，在空中轻微地挥动了两下，她想赶走那只苍蝇。就那两下，我感觉奶奶还有救，我说，我们送奶奶去医院吧，她的手在动呢。
只有小喜说好。所有人都反对，一位年长的亲戚还骂了我和小喜，这位亲戚说，鬼娃儿些，你们想让95岁的你奶受罪哇？你奶才不想被插管，被医生按压做心肺复苏。再说，疫情期间死在医院里，多半要被烧，你奶不想被烧。
老家村子里还是土葬，能全身下葬是每位老人的心愿。父亲也拿不定主意，他说，要不我们再问问你奶。
我凑到奶奶身边说，奶，我们送你去医院好不好，如果你愿意去就点点头。奶奶没反应。又过去了十分钟，奶奶的呼吸还在，身体也软软的暖暖的，有人动摇了，说要不还是送去医院看看，但更多的人说不行不行。我再次凑到奶奶身边说，奶奶，如果你愿意去医院，就点点头。奶奶没反应，但不一会儿，那只苍蝇又飞过来了，这次奶奶一边挥手一边点头了。
小喜拨打了120。奶奶去了医院第二天就可以喝牛奶和稀饭了。三天后出院回家，回家就爬上三楼天台照看她的屋顶小菜园了。
小喜说，父亲这次多半也一样。我说，嗯，肯定一样。
5
父亲进入CCU之前几个月，我开始写一部计划了一年多的小说，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喜欢与动物打交道，在家里客厅养熊，后来离家出走的男人。在小说的开头，我用倒叙的手法“安排”了这个男人的死。这个男人因为癌症死在无人照护的病床上。叙述者是这个男人的女儿，第一人称的口吻。
动笔之前，我给一位编辑朋友讲述我的写作计划，并告诉他我的隐忧：父亲今年身体出了一点状况，虽然小说是虚构的，但我还是会有顾虑。那位朋友说，如果你有这个顾虑，就换个写法。我说我找不到更好的写法，而且小说中的“我”并不是现实中的我，小说中的我离婚，独居，没有小孩。再说了，我真实的父亲不会离家出走。编辑朋友说，那你写吧。
我不是要编辑给我提供心理上的支持。而是葆有这样的信念：只要把担心的事说出来，它就不会真实发生了。
我已经写了一万五千字。望着车窗外高速路边飞驰的树木，我对自己说，已经说出来过，不会发生的。但是也忍不住想：如果父亲这次真的走了，我将永远不会再打开那部小说文档。
6
奶奶不是父亲的亲生母亲。
父亲的亲生母亲生下他三天后死去了，再过三天，山那边一个瘦小精干的女人走进父亲的房间，抱起了他。这个女人就是我现在的奶奶。奶奶事后回忆，那时是夏天，太阳暴晒大地，空气闷热，没有一点风。她走进父亲家里的时候，父亲的父亲不在家，她闻到一股腐烂的味道，父亲躺在茅草房角落里的一堆谷草中间，身上的皮肤已经溃烂。一个哑巴（父亲的小姨）负责照管父亲，但这会儿也不知去了哪里。奶奶从衣兜里掏出一只煮红薯，先放在自己嘴里嚼烂，温热，再和着唾液喂父亲，六天大的父亲吃掉了半只红薯。奶奶说，吃完红薯父亲才开始哇哇大哭。父亲的父亲回到家看见一个女人抱着他的孩子，他就跟奶奶说，你要就把他抱走。
奶奶领养父亲是因为她生的两个儿子都夭折了，乡村里负责算命的先生告诉她，要收养一个儿子来“押长”。“押长”就是为以后出生的孩子带个路，领个头，顺顺利利的意思。父亲来到奶奶家，就拥有了一个和他的使命密切相关的名字：长（zhǎng）生，直到14岁上户口的时候才有了大名“张洪才”。
父亲的亲生父亲偶尔翻山到我们村看看父亲，还和父亲的养父喝过酒，父亲长到8岁的时候他就再也没来过了，有人说他死了。见过父亲亲生父亲的人说，父亲口吃这毛病是遗传。
父亲的养父，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做过国民党时期的保甲长，这一点直接决定了父亲一生的命运。因为爷爷，父亲没当成兵，也因为爷爷，父亲失去了一次上技术中专的机会。爷爷是凉山州会理县人，他墓碑上写着祖籍“南京应天府”，据说爷爷祖上是明朝末年张献忠屠蜀之后，“湖广填四川”时，从南京出发到达两广之地，再翻越千山万水，经云南来到四川边境的。父亲跟我讲过，也许老祖宗们原计划是要进入成都平原的，那里毕竟有沃野良田，但是拖家带口的，走到大凉山就再也走不动了吧。
爷爷去世那年我15岁，临死前，我给他画过一张像，我那时候在市里一所师范学校学画画，已经给村里不少人画过素描人像。给爷爷画像的时候我很紧张，不仅仅因为爷爷快死了，还因为我从没见爷爷笑过，画他那天他坐在堂屋外的檐下，我感觉他是第一次认真看我。虽然他还是没笑，但我在他眼里看见某种温柔的感情，那张像三天后成了他的遗像。
爷爷的严肃是针对任何人的，尤其是父亲。小时候父亲老是挨爷爷的打，父亲嘴唇上方有一条伤疤，是爷爷留下的。每次把父亲从爷爷的棍棒下带走的，都是奶奶。
长生，村里人很长时间都这么叫父亲。老天爷没让奶奶失望，果然在收养父亲之后，奶奶又生养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再加上前面活下来的大女儿，奶奶有七个孩子。老家客厅的组合柜上放着一张照片，是爷爷还在世时的全家福，爷爷坐在正中抱着我，其他人以我们为中心站成两排。
照片里的我脑袋歪着，看起来像是刚睡醒。所有大人都很严肃，只有父亲脸上有难得的笑意，他抬头挺胸，身子没有正对镜头，眼睛望向照片的斜上方，很有希望和经验的样子，很显然只有他不是人生第一次照相。
照片里，奶奶生养的七个孩子都在，如今有三位已不在人世，分别是大嬢、四爷和小嬢。大嬢最先走，比爷爷走得还早，我隐约记得是因为跟她丈夫打了一架想不开上吊死的。小嬢是几年前因为肺癌走的。四爷离开在小嬢离开之后不久，他和爷爷一样，长年酗酒，把肝脏喝坏掉了。
如今奶奶越来越瘦，越来越小，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轻，她常给我一种随时会消融在那片山野的感觉。我每半年回老家村庄一次，坐在奶奶的厨房里看她在灶台边忙碌，她如今还照顾着一块天台上的菜地，菜地里种着葱、蒜苗和四季豆，她还养了9只跑山鸡。
关于父亲儿时的细节，奶奶能回忆起来的很多都跟饥饿有关。奶奶说父亲小时候个子长得快，整天喊饿。有一天，奶奶指着正在老家院子里玩平衡车的一个6岁小孩儿对我说，你爸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比他瘦多了。那个时候大饥荒，大家都没饭吃。有一天他拿着个搪瓷碗去大队部领得一碗滚烫的红薯粥，舍不得吃，想捧着回家分些给我，走到凉桥上那座独木桥的时候，脚一抖，粥和碗都掉河里被水冲走了。说到这里奶奶就停了下来，叹口气起身呼唤她养的跑山鸡去了。我注视了很久眼前的那个6岁小孩，他还那么小，除了玩平衡车，好像什么也不懂，父亲怎么就可以做到忍住饥饿，捧着到手的红薯粥往家走呢。
7
这次进CCU病房，是父亲一年之内第二次入院，第一次意外就发生在几个月前，他突然摔倒在老家一场婚礼的现场。
是他一个侄女的婚礼。他开着他那辆黑色本田车，载着母亲，从老家米易县城的一端开车到另一端。在举办婚礼的酒店大堂内的台阶上，他摔了一跤，摔得不严重，小腿受了点伤，母亲当时还骂他走路不小心。摔跤并没有影响他在婚礼结束后和几位老朋友打麻将，虽然输了。晚些时候母亲陪他去县医院看了下小腿上的伤口，医生也说没有大问题，晚上他还把车开回了家，总体来讲是平常的一天。
但自那天起，不正常的事接连发生。另一次开车，父亲撞上了一棵树，母亲从此收缴了他的车钥匙。他常常迷路，走路出门转一圈就找不到回家的方向，再后来，他会指着一杯水，犹豫很久后跟母亲说，我要刷牙。他把喝水说成了刷牙。他有时候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母亲跟他说话，他就像没听到一样，过一会儿嘴里又冒出几句跟母亲说的内容有点关系的话，但那些话常常是“筛边打网的，莫名其妙”（母亲原话）。因为担心自己会说错话，他后来索性就不怎么讲话了，他本来话就不多，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躺在床上看手机刷短视频，或者发呆。这些状况持续了一两周后，母亲才给我和小喜打电话。
“老年痴呆，肯定是老年痴呆。”母亲在电话里斩钉截铁。
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病。父亲才68岁，这个病这么早就找上了他吗？从母亲描述的症状来看，几乎就是了。接到母亲电话的前两天，我刚刚看完安东尼·霍普金斯主演的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对于一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将要面对的人生有直观的感受。顺便说一句，68岁的父亲和安东尼·霍普金斯长得有几分像（他也有高鼻梁圆鼻头和比一般东方人更深邃的眼睛），这更是加深了我的共情和忧虑。我到处寻找关于老年痴呆的信息，请教有照顾这类病症亲人经验的朋友。朋友推荐我一本书，《终结阿尔茨海默病·全球首套预防与逆转老年痴呆的个性化程序》，但是我把这本书买回家，端端正正地放在了书架的最上层，一直没有打开塑封。我总觉得，只要不打开这本书，一切就不用面对，我的父亲也就不会得这个病。
我坚持要父亲来成都医院做检查，父亲总说没事，他说天气太热了，等天凉些再说。那几天我每天给父亲打电话，但每次拿起电话，说不到两句他就着急要挂掉，他似乎很担心在我面前说错话。除了催他来成都看医生，我也找不到什么说的，就问他，你最近好不好？他总说，好啊，好。然后就是这句：我挂了哦。还没等我回应，他就真的挂了。
又过了一周，老家的弟弟小勇开车送父亲来成都。华西医院最终的诊断结果是“脑部细小血管阻塞”。不是阿尔茨海默病，但说不清哪个更严重。
在医生办公室，我看到了几张脑部CT扫描片，迎着窗户外射进来的光线，父亲的大脑好像被摊平过，以一种完全物质的方式出现，我有些眩晕，仿佛受到阻塞的是我的大脑。我小心接过扫描片，不可思议，好像父亲真实的大脑就这样放在我的手上。我把它轻轻滑入一只塑料袋。
脑部细小血管阻塞是脑梗的一种，爸爸的病情相对轻微，甚至可以说是幸运。治疗方式是住院一周，这之后需要更严格地注意饮食和作息，控制好血糖（父亲最近五年每天坚持给自己注射胰岛素），医生的原话：“当然，恢复也不是不可能。”
那么也就是什么都有可能。
疫情期间住院很不方便，只能一个人陪护，别的家属无法探视。父亲的治疗方案只是每天在固定的时间输液。在请教了几位医生朋友之后，我们决定在住院部附近的酒店开两个房间，每天走路去输液（做到这一点需要和医院签署一份后果自负的文件）。父亲当时还很乐观，有一天傍晚，他抛下我和母亲一个人就去输液了。打电话他不接，医院的电话也打不通。但是几个小时之后，他回到了酒店，他带着胜利者的喜悦大口喘气。他说已经输完液了，回来的时候他围着华西医院转了两圈，最终还是找到了通往酒店的路。他想证明自己很好，他做到了。
另一天，我送父亲和母亲到住院部大门口，跟他们道别之后我往公交车站台走，虽然在酒店和母亲住一个房间，但我需要白天回家处理些工作上的事。那段路走得特别艰难，走到一半我开始胃痛，不得不蹲下来停了很久，试图站起，头又晕起来。我的情绪还停留在几分钟前道别时，父母互相搀扶着进入医院玻璃门的那种情境里。
我和他们道别的时候，大门口堵了一大群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进入住院部的人，那时还需要戴口罩、扫健康码、出示住院证明等。那些没带证件的人，刚从外地来的人，不太会用手机的人，企图想进医院探视亲友的人都被堵在了外面。父亲和母亲挤在他们中间，被人流裹挟着往前走，到需要扫描健康码的关口时，父亲半天打不开手机，母亲的表情变得很难看，一把抢过他的手机。父亲这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咂了咂嘴巴，一种只有我和他才懂的无可奈何。我用力朝他笑了笑，他就转身了。他和母亲最终互相搀扶着走进了医院的玻璃门。
我捂着肚子蹲在马路上，看着人们在我身边来来往往，不断回想父亲在医院玻璃门转身看我的那一瞬，回想他们的背影消失在人流中。我有一种感觉，我就要失去他们了，不仅仅是失去父亲，还有原本强悍健康的母亲。
8
那次出院后，父亲和母亲以“有很多场酒要吃”为理由回老家了，他们总能找到各种理由离开成都回老家，东家办婚宴，西邻搬新家，院子里的花草该浇水了，你奶奶一个人寂寞。“吃酒”就是去参加亲朋好友的各种宴席，在老家米易，婚丧嫁娶统称为“吃酒”，他们一边嘴上说哎呀烦得很，吃不完的酒，一边对吃酒乐此不疲。如果吃酒的对象是我和小喜的小学同学，他们还会再额外送上一份礼，在礼单上郑重写下我们的大名。
母亲打电话说，父亲不再喝酒了，他每天走路去河滨公园跟一帮老朋友喝茶，玩一种叫“干瞪眼”的纸牌游戏，有时输有时赢。听起来，这是一个让我有点陌生的父亲了。
几年前父亲说过这样的话：“不开车，不喝酒，不打麻将，死了算■。”
9
父亲住进CCU病房之前两个月，春节期间，我带着三个孩子回米易。父亲正处于在华西医院接受治疗之后的康复期，这一次，他比过去说话更结巴，行动更笨拙，但我没有再听到母亲责备他。他们并不比以前更相爱，只是父亲的病让他们找到了一种妥协相处的方式。父亲有一种“有些仗不必打，先认输比较舒服”的放弃。难得的放松，仿佛疾病给他带来的不只是病痛，还有某种精神上的彻底解放。
5岁的儿子小披萨刚下车时有点怯生，一个人躲在房门外不愿意进屋，父亲拉着他去了安宁河边，半小时后才回到家里。回来的时候，小披萨就把外公当成了最好的朋友，他一只手拉着外公，另一只手里拿着几个鹅卵石和一根小树枝，说是外公在河边捡给他的。他嘴上不停地强调，我只跟外公做朋友，你们谁也不是我的朋友了。
孩子们在房间四处打闹的时候，父亲就半躺在沙发上，眼睛半闭，似睡非睡。有孩子不小心碰到他一下，他会把眼睛用力睁开，调整一下坐在沙发上的位置和姿势，再回到之前的状态，眼睛半闭，似睡非睡。
饭桌上，大家在讲一些开心的好玩的事情，我提议父亲给孩子们讲讲他年轻时候打猎的事。他自然知道我希望他讲哪一段。咳嗽两声后，他开始认真讲起来，他说，有一次进山打猎，一只锦鸡在他身后，村里另一位猎人在更远的地方朝那只锦鸡开了一枪，子弹穿过树枝，穿过父亲唯一的一条大脚裤，最后才穿过那只锦鸡。父亲跑过去捡起了那只锦鸡，将锦鸡的血抹在自己的裤脚上，然后藏起了那只锦鸡。另一位猎人赶到的时候，看见父亲的小腿上全是血，裤脚也被打穿了一个洞，吓得背起父亲就往山下跑。
后来呢？孩子们齐声问。后来的事，父亲咳嗽了一会儿，侧身对母亲说，还是你来摆。后来，母亲说，父亲有五六天的时间躺在床上什么事都不做，每天还有人去看他，给他送吃的。那个时候是大集体，不上工就没有工分的，但他这个算工伤，他就这么躺着挣工分。
这个故事我从小就听过，是父亲严肃认真的一生里为数不多的“开小差”。母亲总喜欢讲，每次她都能讲好其中一个细节：那位一枪打穿父亲大裤子的猎人来看父亲，要求看看伤口，父亲捂着伤口不让看，猎人的手伸过来想掀开裤腿，父亲就大叫，哎哟别碰，好痛啊。母亲模仿父亲的表情，偏头歪着嘴巴，发出一连串的感叹词。大家都笑起来，孩子们笑得特别欢。
大女儿小练问外婆，那时候你们结婚了吗？你去看外公了吗？母亲说，还没结，但是去看了，而且父亲只给她一个人掀开了裤腿。她又补充说，他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那个时候精怪得很，现在一天比一天笨。说完她意识到不应该这么说（也可能是我的脸色让她明白过来），为了掩饰自己的不安，她夸张地大笑起来。
第二天发生了两件小事情。中午，大家陆续坐上桌准备吃晚饭。有人提议喝点酒，父亲也很开心，他说他喝一小杯红酒没问题。我刚准备往高脚杯里倒酒的时候，父亲拿过我手里的红酒瓶说，我来倒。
父亲拿过红酒瓶，把红酒倒进了吃饭的碗里。母亲诧异的眼神没有让他意识到自己正在犯错，大家突然安静下来，小披萨一个人哈哈大笑，一边笑一边指着高脚杯说，外公，酒杯在这里呀！父亲微笑的脸凝固了两秒钟，哦，他说，咋回事呢？我们大家笑起来说起别的什么事了，小小的尴尬似乎就这么溜走了。
过一会儿，父亲左手拿起装着米饭的碗，右手举起筷子搛菜，突然，他手中的碗掉到了桌上，吧嗒，感觉就像是那只碗自己的意志，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碗没有碎，但碗里的米饭撒出去很远，一部分散落在桌上，另一部分混入了一盘浸满猪油的回锅肉里。母亲下意识地哎呀了一声，随即控制了自己，大家都装作没事一样帮着收拾桌面。父亲也佯装起一张平静的脸，坐下来拿起那只碗三两下吃完了里面余下的米饭，中途只搛了两三次桌上的菜。
很快父亲就起身离开餐厅，他在客厅沙发上坐了半分钟，又站起来掀起不太平整的沙发巾，把沙发巾重新铺平，整理每一处边角，使得钩针花纹的棉布沙发巾和沙发表皮完全贴合，比任何时候都要严丝合缝。他需要做点事让自己平静下来。
做完这些之后父亲又似睡非睡地靠在沙发上了，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注意到他的手背上有一大片红色，近似于瘀青，但颜色更红，感觉是血管破了，血液正在皮肤下面弥漫。我问父亲这是怎么了，父亲说没事，上次治疗引起的，医生已经开药了。说完他把手背朝下，不让我再看到。我不放心，把他的手拉过来，发现手臂上还有好几处这样的出血点，出血点表面的皮肤比其他地方更干，皱成一团，这使得他的整个手臂坑坑洼洼，不忍直视。我很难过，张嘴想说点什么，又什么也说不出来。父亲不耐烦地哎呀了一声，他缩回自己的手，一边整理袖子一边说，都说了没得事，看啥子看。
我给父亲泡了一杯茶，父亲喝茶的动作仿佛是在吞咽一种难以下咽的东西，喝完后咂巴了一下嘴。然后他愣起神来，仿佛进入另一个时空，一种不在场感。一个好强了一辈子的男人，不愿意在他爱着的人面前显露脆弱。
这几个月父亲过得并不容易，我们也不容易。“我们”，我、小喜、小勇、母亲。我们都很努力，但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都做得不好，越努力越做不好。母亲大多数时候只会着急，说错话，用她那种抱怨（其实是关心）的眼神瞪着衰弱的父亲，然后长叹一口气。
10
父亲和母亲同年同月同日生，在一个生产队长大。父亲的家在半山腰，几棵巨大的桉树后面的空地上。站在桉树下往外看，就能看到母亲家所在的村庄。若在桉树下大喊一声，母亲家是能听到的。
父亲的家离深山老林最近，他的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那片山林里度过的，砍柴、捡野菌子、摘野果子、打猎。大饥荒年代，有一种叫作“斗争粮”的食物救过全村人的命，父亲每天受命去山里摘斗争粮，摘回来奶奶用石磨推细，做成饼子充饥。斗争粮我后来也去摘过，我们把红红的小豆子用细线串起来戴在脖子上，幻想它是一串红宝石项链。那小果实我尝过，酸，涩，不是食物的味道。
爷爷做过保甲长，外公则是新中国的村长。吃斗争粮那几年，父亲差点被饿死，而母亲家隔壁就是生产队的粮仓。村里的土墙壁都有墙洞眼，外婆做了一条长柄木勺，每天让母亲和她两个妹妹把木勺伸进墙洞眼儿扒拉稻谷。
母亲跟我说过，父亲小时候憨，又高又瘦，说话结巴。父亲家里穷，只有一条裤子，哪天洗了裤子没晾干，就只好在家里躲着不见人，常被村里的娃儿取笑。“他是后来才长好的”，母亲这么说。
家里有一张父亲年轻时候的照片。父亲皱着眉头，大概因为阳光太刺眼，他的眼睛眯了起来。他手里还夹着一支烟，那个年代拍抽烟的照片很少见吧。
父亲与村庄以外的世界第一次发生关系是在他13岁那年，他参加过大串联，打算去北京天安门见毛主席。他从我们村庄所在的山区出发，一直走到河谷地带，与河谷地带的年轻人会合，顺着安宁河往西昌方向又走了两天的路。导致他没有继续往前走的原因，是他脚上的一双布鞋实在太破，没走多久就不能再穿了。他光脚踩在河滩上，那时是盛夏，河谷地带海拔低，气温高，地面上的粗沙实在太烫了，他的脚底很快起了一层水泡，他只好返回村庄。
回到家的父亲在爷爷的安排下做起了铁匠学徒，在离家几里地外的铁匠铺，父亲每天挥舞着铁锤砸向烧红的铁块。现在的父亲每当用力和专注地做什么的时候，眼睛都会鼓起来，嘴巴歪向一边，舌头伸出一小部分摊在两片嘴唇之间。这都是学徒生涯留下的印迹。
在我自己的记忆里，猎人是父亲最早的身份。父亲拥有一把猎枪，木质枪托早已磨得发亮。在饥饿年代，这把枪一定帮上了家里的大忙。我们村在一座大山的半山腰，再往山上走就会进入深山老林，深山老林里隐藏着不少可以猎杀的动物。
除了前面讲过的锦鸡的故事，我还知道父亲另一件与打猎有关的事，也是听我母亲讲的。年轻的时候，父亲和村里一帮小伙子有一次结伴进山打猎，遇见了一只麂子。麂子灵敏，跑得还非常快，在山林里窜去窜来，猎枪打不着。小伙子们奋力围追，追了很久没追到，几个小时后，都跑不动了，麂子早已钻进另一个山头的灌木丛。大家停下来稍作休息再折返回村，途中有人发现路边躺着一只土狗，是村里的土狗，一路跟着他们进山的，累趴下了，现在怎么唤也唤不起来了。所有人都很累，又饿又累，而且带在身上的干粮都吃完了，想早点回家，没有人想管这只土狗，还有人说，反正这只土狗也快死了，要不宰了烤来吃。父亲坚决反对，二话不说，把土狗扛在身上往回走。走着走着还遇上了一场大雨，走到一处小溪，父亲和土狗都掉进了水里，土狗在溪水里扑腾了两下就顺流而下了，父亲蹚了很远的水才救起来土狗。
傍晚，人们在村口看到父亲冒雨从远处蹒跚走来，还以为他猎到了什么好东西，走近了才看清，他身上挂着那只出发前活蹦乱跳的土狗。
母亲说，你爸太瓜了，又瓜又憨。她说的时候脸上有她特有的笑意。
我出生之后的1980年代，捕猎不那么必须了，猎枪就挂在卧室墙上。父亲偶尔傍晚的时候背上那把猎枪出门，到了半夜才和几个村里的其他猎人朋友回到家里。他们都来我们家，因为母亲有一手好厨艺。他们打回野兔、野鸡和豪猪，偶尔有麂子和锦鸡。他们连夜打整猎物，差不多了就会叫醒我。父亲总会挑一块最瘦最嫩的肉抹上盐扔进火塘里烧熟了给我吃。大家一边吃一边喝酒聊天，有时候还会唱起歌来，等到大家吃得酒足饭饱，天光才微微发亮。后来政府对枪支管制得紧，那把猎枪也上缴了。没有了猎枪的父亲当上了村里的民兵连长，武装部有时候组织大练兵，父亲就在村庄后面一个叫马鞍山的靶场教大家射击。
在我7岁那年，父亲和乡场上的几个朋友相约出了一次远门，他们先是南下广州，后来又从广州赶去上海，这一路花了三个月的时间，那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父亲一路经历了很多事，但他总是讲不好，只有和他一起去的朋友来了我们家，我们才能听到那些事。他们说父亲在上海的酒店里，把香皂当成食物，一边吃一边说，闻起来香，怎么吃起来不好吃。他们还说，在广州的时候，有个老板想留下父亲帮他做事，父亲拒绝了。父亲从上海带回一台录像机，还给我买了一套运动衣，上衣是那时候很少见的套头衫，浅粉色的，胸前左边写着一个“上”，右边写着一个“海”。那张全家福里，我就穿着这套运动衣，我的运动衣在黑白照片里白得耀眼。此外还有一把特别逼真的塑料花，塑料花在我家神龛上放了十多年，搬家后不知去哪里了。
出远门回来没多久，父亲在村里办了一间酒厂，用村里人种的小麦和高粱酿粮食酒。在那之后的五六年，酒厂越办越大，我家院子里晒满了混合了酒曲的粮食。父亲酿的酒好喝，就连县长要去省城办事，都会来我家买一大壶酒带上。
父亲话不多，也不爱笑，为了遮盖爷爷在他脸上留下的伤疤，很年轻的时候他就蓄起了鲁迅那样的胡子，加上高鼻梁和深邃的黑眼珠，他看起来很严肃，小孩子们都有几分怕他。他做任何事都特别认真，用母亲的话来说，“屙屎的时候背都打得笔直”。他喜欢下棋，我印象中，他每走出一步棋都是一件大得不得了的事。他通常将棋子举在空中，半天落不下去，围观的一群人跟着他着急，跟着他停顿，仰头，有时候到最后，他一声“算了，换个走法”，引来一阵吁呼。
他常被以母亲为首的人取笑，尽管如此，他有天生的领导力，大家喜欢跟他在一起，而且有他在的地方，哪怕他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也从没有人无视他的存在。
1986年之前，我们整个村庄是没有电的，到了夜晚，人们要么围在火塘边，要么点燃从山上砍回家的松枝，村庄背后的山上还能砍到一种名字就叫“明油枝”的植物，是专供照明用的。家庭条件稍好些的会买煤油来点灯，能买得起蜡烛的就更少了。
与点蜡烛有关，我们家曾经发生过一场火灾。5岁那年的某一天，母亲带我去一个叫柳贤的地方吃酒，第二天回家，看见父亲用白纱布包着一只手，头发有烧焦的痕迹，卧室里的大床已经变得乌漆麻黑，蚊帐和被子都不见了。原来头天晚上父亲半躺在床头看报纸，一边看一边打瞌睡，最后就睡着了。结果报纸掉到蜡烛上燃烧起来，等父亲惊醒的时候，尼龙面料的蚊帐已经被引燃了，父亲徒手去扯蚊帐，烧伤了手掌。父亲结结巴巴地跟我和母亲描述火灾时的情况，他说，眼看火势无法控制，他赶紧冲进灶房端水，灶房离得远，端一次水浇完离开再回来，火势又增大了。母亲恶狠狠地问他，那最后是怎么扑灭的？父亲清了清嗓子说，幸，幸好，我，还，还憋，憋了一，一大泡，尿。
这件事被母亲取笑和咒骂了很多年。
母亲心情特别好的时候，父亲的笨拙会给她带来加倍的欢乐。我到现在还记得一件小事。我和父亲一起去我家隔壁的酒厂拿东西，扫把撮箕之类的。我们拿了东西，临出门的时候父亲顺手抓起一把蒸熟后正在发酵的麦子递给我，之后他又抓了一把给自己。我们一边走一边吃，走了几步，父亲单手拿着的东西掉了一地，他没有马上去捡那些东西，愣是蹲在原地认真地继续吃麦子。因为要是捡了东西，手上的麦子就弄脏了，就没办法吃麦子了。我也蹲下来和父亲一起吃麦子。母亲出门刚好看到了我们，我们正在认真地吃麦子，扫把呀撮箕呀横七竖八散落在地上，她笑得弯下了腰。
父亲和母亲有时候也联合起来跟别人吵架。我们家院子槛下有一户人家，丈夫是村小的老师，妻子在家务农，夫妻俩生二胎被罚了款。但是我父母生小喜却没被罚款，这是因为父亲不知怎么搞到了一个医疗鉴定，说我有病，得过脑震荡。邻居夫妻觉得这事不公平，就四处告状，还写了一封检举信到《四川农村日报》，那是父亲最喜欢读的报纸，报社记者就此事打电话来向乡政府询问了情况。父亲觉得很没面子，他原本还希望有一天会因为带领村民勤劳致富获得这份报纸的嘉奖。补缴罚款后，父亲找小学老师理论，这事能有什么理可论呢，他们很快就吵了起来。
吵架在我们两家房子之间的小路上进行，母亲闻声从家里冲出来，小学老师的妻子也加入了战斗。母亲对阵对方女人，父亲对男人。母亲大获全胜，父亲口吃吵不赢数学老师，母亲忍不住帮父亲，被对方女人耻笑。我们家的狗崽崽对着对方汪汪叫。那场吵架过去很久了，两家人的关系已经缓和到见面能打招呼了，崽崽看到那对夫妇还是会汪汪叫，不爱养狗的母亲从此对崽崽态度好了很多。
严肃的父亲也爱唱歌，并且喜欢一边干活儿一边唱歌，唱歌的时候他一点也不口吃。清晨总会有他的歌声从院子飘到我的床头，他最喜欢唱的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和《在希望的田野上》。和那些歌声一起进来的，还有一股清水洒在泥土地面上产生的味道。父亲端一个不算小的搪瓷盆，里面装满了水，他猛喝一大口水，包在嘴巴里，再用力喷洒出来，地面就是湿漉漉的一层。这么喷洒完整个院子，再打扫完成后，父亲才开始做饭。而母亲这时还躺在床上，嘴里不时抱怨，张洪才你这个老疯子，起那么早做啥子？母亲很讨厌父亲的一点是父亲做事时总是会制造出各种声响。唱歌和喷水都不算什么，她受不了的是那些突然出现的声音：扫把撞到铁皮门，搪瓷盆掉地上再滚几圈，又或者突然来几个响亮得吓死人的喷嚏，父亲有过敏性鼻炎。
1986年的秋天，父亲从外面背回一台柴油发电机。首次亮灯的那个夜晚，我们家挤满了大人和小孩，父亲启动发电机，巨大的响声在整个山村回荡。我家每个房间里，父亲事先安好的电灯泡都亮了起来。人们走进房间，尤其在灶房里流连。那些即使在白天也很灰暗的角落，灶膛边、水缸与地面之间的缝隙、木柴堆旁的狗窝全部都被电灯泡照得清清楚楚。有老人眯着眼睛看向灯泡，同时发出惊叹，这就是夜明珠啊。从那天起，全村人夜晚的消遣就是来我家看亮灯。每晚亮不了一会儿，母亲就催大家，就着这个电灯泡的光回家吧，柴油要省着点。
一个傍晚，父亲拉着我顺着村庄旁边的小河走，一直往山里走，走到一处瀑布前跟我说，这个水流的落差可以发电。然后他开始跟我讲电的原理，尽管我当时似懂非懂，他可能也讲错了很多，但还是觉得很神奇。没多久他就真的在那里建起了一座微型水电站，全村都通上了电。
几年后一个暴雨如注的夜晚，停电了，那个时候我们村里的电已经并入国家电网，高压线架到了村口外的黄土包。“变压器出问题了”，父亲断言。他穿上雨衣，跨上摩托车，准备去黄土包维修变压器，临走时问送他到门口的我，你去不去？我一下子跳上了摩托钻进他的雨衣里。
父亲在变电站里忙碌，我帮他举手电筒，他让我照哪里我就照哪里，但他还是看不清那些线路，他从我手里拿过电筒，用力张大嘴巴，把电筒含在嘴里继续工作。由于一直张着嘴，他需要工作一会儿就把电筒从嘴里取出来，吞一下快要流到嘴角的口水，这惹得我不停地想笑。有时候父亲仰起头，专注地忙碌着，电筒的光射向遥远的夜空。雨水打湿了他的衣服，而我披着他的雨衣，那是我一生里梦幻般的时刻。
11
我只在村里的小学上了两年学，父亲就将我送到了乡里的中心小学，父亲有个好朋友是中心小学的数学老师（父亲总有很多村庄外面的好朋友），我一开始就住在那个数学老师家，后来又和初中生们挤大通铺。在镇上读到四年级，父亲将我转学到县城里，总是哪里的“教学质量”高，他就想办法把我送到哪里，住校，或者住亲戚朋友家。他致力于把我培养成和他不一样的人。
我从小就有一个担心，担心别人不喜欢我。站在教室门口，等着班主任说，来，大家欢迎我们班新来的同学，然后在全班同学异样的注视下走向自己的座位——这样的时候太难了。不断融入新环境，在一个已经有固定团体和相处模式的集体里，想办法被接纳，是我小小年纪不得不面对的功课。住在不同的或亲近或陌生的家庭里，想办法讨人喜欢（至少不讨人厌烦），处处懂道理，得体，要做到这一切，我的办法是让自己变得普通，乖巧，最好不被人看见。
我为此怨恨过父亲，也用我的方式表达过不满。上小学六年级那年，有一天父亲来城里我住的亲戚家看我。当着他的面，我拿出一大堆脏衣服洗，他就坐在不远处，我故意洗得很用力，我皱起眉头很辛劳的样子，恶狠狠地揉搓衣服。我想让父亲难过，他确实难过了。他坐在那里，嘴巴微微张开，双手在膝盖上来回摩擦了几下，发出几声干咳。这么多年过去，那个场景仍然历历在目，我搞不懂这是为什么。我总是记得生命中那些微小的细节，对于一些大事反而记不太清。关于那些大事，父亲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得：反正老天爷给你啥子，你都得接着。
父亲给我取的乳名是“湖亭”，在我们二半山区，大多数人既没有见过湖，也不知道什么是“亭”，大家觉得太难叫了。父亲说，湖亭，听起来也像蝴蝶，那就叫蝴蝶吧，小蝴蝶。这名字还无意中引领了小村庄的取名潮流，在我之后，小蜻蜓、小蜜蜂、小鸡宝之类的名字渐渐多起来。后来上小学一年级，父亲在两个学名间犹豫不决，“张文美”和“张曼拉”，为什么要叫文美？“有文化的人才美”——这句话他说过好多次。有时候他会把“文化”说成“文凭”。而曼拉呢？父亲没有解释过这个名字。这在当时，在我们那个小地方，是一个多么奇怪的名字，曼拉，我敢说别说我们村了，就整个米易县都不会有第二个人叫这个名字。也许是父亲在上海听见过的，又或者和那位跟他谈过恋爱的女知青有关？女知青的故事我后面会说。
我喜欢曼拉这个名字，第一次听到就深深记住了，我不喜欢文美，小时候我觉得这个名字土，长大一点了，我感觉到“文美”是父亲对我的期望，这期望重了，辛苦了。而曼拉，双唇张开，“曼”，舌尖在上颚轻轻一弹，“拉”，不费力，无负担。
我差一点就成了曼拉，父亲通过抓阄的方式最终选择了文美。我总是忍不住想，如果我叫曼拉，我的人生一定和现在不一样。在我一次又一次的想象和编造中，一个叫曼拉的女孩在另一个时空活了下来。后来我开始给曼拉写信，我有一个带锁的笔记本，里面全是二十岁之前写给曼拉的信，现在我翻到其中一封：
曼拉：
你好。我被大学录取了，我爸从乡政府带回了通知书，他把信封随手扔在餐桌上，我马上拿过来打开。但是他说，吃了饭再看。他把信封移到一边，我假装平静地吃完了那顿饭。然后他又说，要不要出去走一圈？我们沿着家门口的水泥路往左走，走到了当年修建水电站的地方，又折返，一路上都有鸟叫，天气一点都不热。回到家，信封已经被我妈打开了，她不识字，她朝我和我爸大叫，搞快点，念给我听呀。我爸这才不慌不忙打开了录取通知书。
我爸完全没想到我能考上大学，他觉得中专毕业当个老师已经很好了。几个月前我跟他说我想考大学的时候，他问我，你考得上？我说我试试。他说那你试试吧，考得上我就供你。我现在即将成为我们村第一个女大学生，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虽然有点投机倒把的意思（艺术专业降分录取）。
傍晚，我们全家去乡场下馆子庆祝我考上大学。我爸轰燃了摩托车的油门，整个村子的人都听见了摩托车声。小喜最先跳上去坐在我爸的后面，接着是我，我妈把小勇安顿在父亲面前的油箱上，她自己坐在最后面。我妈将手穿过我和小喜，抓住我爸的裤腰，摩托车整个被压下去一截。车子在父亲的驾驶下缓慢移动，逐渐加速，经过两旁长满玉米地的小路，紧接着一转弯驶上了通往县城的大马路。安宁河在我们的一旁流淌，天空那么高，仿佛每个人都在实现理想。
1997年3月17日
12
父亲做事总有自己的节奏，如果半天不做事，他就开始忧虑，觉得辜负了时间。而母亲是个看起来不需要节奏的人。她忙起来的时候比谁都忙，一旦事情做完，就睡大觉或者打麻将。父亲开酒厂的时候，母亲除了用酒糟养猪，还同时开起了全村第一间商店，除了卖父亲酿的酒，还卖一些日用杂货。喂猪的同时还要去县城里批发百货，做生意要算账，她大字不识但很快就学会了用计算器算成本和利润。她做这一切驾轻就熟，仿佛天生就会。生意不太好的时候她懒得守店，每天睡到快中午了才起床，有人来买东西，如果我在院子里，她就大喊，蝴蝶，你去。我有时不想答应她，假装没听见，她就对那个买东西的人喊：“你自己进去拿，钱放进抽屉里，要找你的零钱也在里面。”
母亲最开始迷上打麻将的那几年，她在我家商店旁边的堂屋里开起了麻将馆，每天从早到晚堂屋都挤满了人。早晨父亲在一个大水杯里泡好一泡苦丁茶，所有来打麻将的人都喝那杯苦丁茶，喝完了有人去我家厨房里烧好开水再掺进去。到了晚上，那个大水杯里还有水，茶渣全部沉在底部，喝一口，似乎还带着点回甜。那个大水杯是搪瓷的，白色，内壁早已被苦丁茶染得黢黑。
堂屋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到了傍晚，《新闻联播》之后总会有电视剧，我搬个板凳坐在麻将桌旁看电视，打麻将的人太吵了，听不见电视里在讲什么，我越坐越近，杵在电视机前才能听到。半年后，我的听力没问题，但是眼睛近视了。
有时候我也会抱怨母亲，为什么要整天打麻将。有一个周五的傍晚我就要去乡里的学校了（我8岁开始住校），她一点也没有要离开牌桌送我出门的意思，我再次表达抗议，这时候她正打得酣畅，一张牌扔下去，抬起头大喊，老子在挣钱给你读书的嘛。整个堂屋里的人都哄笑起来。
母亲也会像不少别的母亲那样给女儿织毛衣。不过她只织最基础的款式，用最粗的针。她手脚麻利，几天就织好了。也是一个要去上学的周五傍晚，我守在母亲面前等着她收完毛衣的最后一针，准备穿上毛衣去学校。那时候的棒针会脱色，淡黄色的毛衣织好了，摊开一看，到处是黑色的污渍。母亲二话不说把毛衣放进水里洗干净了，用力拧掉水分，直接就套我身上了。她说，走得了走得了，快走吧。我就穿着这件滴着水的毛衣去了学校。
母亲从不关心我的学习，要是我某一次考试得了好成绩，回家告诉父亲母亲，父亲会为此多喝二两酒，母亲则一声“喔哟，不错嘛”就过去了。感觉她的生活里除了挣钱就没有什么大事。她对我的两个弟弟比对我更放松，前些年我有一天在她面前抱怨小喜不好好工作，她回我一句，我觉得小喜挺好的，他又没有去吸毒。
虽然是一个放松的母亲，但是母亲从来都喜欢骂人，我们做事慢会被她骂，挡着她的路她会骂，影响她睡觉她也骂，就连吃饭花掉比平常多一点时间也会被她骂。小时候我常常想，长大了一定不要像母亲那样。事实上，在我自己当上母亲之后，在跟孩子们相处的过程里，越来越多的时刻，我感觉自己被母亲附体了。我和母亲一样，也有三个孩子，有时候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骂他们之后，会自己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孩子们早已跑开），回想起多年前我妈大声吼我的许多个时刻。
有时候难免会想：写作和打麻将能有什么区别呢？我后来在菲利普·罗斯的《鬼作家》里读到一句话：
“至于后来她成为一个作家，那不是由于她决心每天坐下来要当作家，而是由于他们过的憋死人的生活。”
13
1979年父亲母亲结婚的时候，父亲已经混得比所有村子里的年轻人都优秀了。他当上了村里的团支书，会自己制作猎枪打猎，枪法全村最好，还会木工活儿，两天就能做出一张有简单雕花的桌子。尽管说话仍然结巴，但这个缺点已经缩小到成为点缀的地步。对了，父亲还会拉二胡，听母亲说他们结婚前父亲甚至还有一把小提琴，因为要置办结婚用品就把小提琴卖了，卖了15元。在我们那个偏僻的小山村，怎么会有小提琴呢？一个从成都来的知青没钱花了，卖给父亲的。几十年后我在成都的一家电视台工作，父亲来成都，他有一天突然想寻找那位知青，我还帮他在电视新闻的游走字幕上登过一则寻人启事：
李有顺，原工作单位东城区教育局，请你看到这则消息后联系我。你在米易县头碾乡新安村的老朋友：张洪才。电话：×××××
登寻人启事的时候，成都早就没有“东城区”这个地方了。那些日子父亲每天问我有没有李有顺的消息，我们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李有顺的消息。
14
父亲和母亲结婚前，和下乡到村里的一位女知青谈了两年的恋爱。父亲就是在那两年里跟着那位知青学会了认字，后来知青回城，他们的关系就不了了之了。母亲偶尔会在我面前提起那个知青的名字，名字很好听，“胡雪松”。她提起胡雪松的时候没有任何不高兴，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她还挺开心的，仿佛那是父亲的荣耀，也顺便变成了她的荣耀。我有一件毛衣就是胡雪松送我的，带钩花的粉色毛衣，她回城后还与我父亲（后来包括母亲）保持联系。
一个知识青年，怎么可能和父亲这样的人相伴一生呢，母亲就像接纳父亲的口吃一样接纳了胡雪松。
1989年3月的某一天，我们全家一起进城参加胡雪松的婚礼。胡雪松的家在隔壁县城会理，她嫁给了我们县武装部部长，她的工作也被调了过来，在县工商局。婚礼在县城的实惠餐厅举行，母亲一大早给我穿上红裙子，给她自己和父亲穿上白衬衣，一家人高高兴兴骑上摩托出发了。婚礼上，胡雪松和新郎来我们这桌敬酒，母亲将一杯白酒一饮而尽，父亲只象征性地抿了一小口。
胡雪松长得比母亲白，比母亲胖，那个时候胖是优点。她眼睛会发光，白眼仁特别白，最重要的是，她穿着裙子，母亲从不穿裙子。我得承认，坐在饭桌上的我大胆想象过，胡雪松如果是我母亲会是什么样的场景。我想她一定说话温柔，会给我梳好看的发型，教我唱歌，早晨往我脸上认真抹香香。
母亲那时候是全县为数不多的养猪专业户，最多的时候她养了50头大猪，这得益于父亲开起了酒厂，酒厂酿酒会产生很多酒糟，猪吃了酒糟就睡觉，长得特别快。另一次来实惠餐厅吃饭，是我妈作为养猪专业户被政府某个部门邀请，那一次吃的是自助餐。出发前我在家里问我妈，什么叫自助餐，她说，就是由你胀。
十多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和父亲有过一次谈话。我们一大家人在成都我家楼下的一间云南餐馆里吃晚饭，吃的是汽锅鸡。父亲喜欢云南菜，他吃高兴了酒也比平常喝得更多。母亲吃饭很快，她总是全家第一个离开饭桌的人，她吃饭主要是为了填饱肚子，她讨厌父亲喝很多酒（虽然她自己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喝一杯，但她一口一杯，喝完倒头就睡），看见父亲还在往杯子里倒酒，她拉上其他人回家了，只有我一个人陪着父亲。我喜欢父亲喝醉后的样子，小时候我会找准这样的时机问他要零花钱，通常他会比平常多给好几倍。
“你当年喜欢我妈啥子？”我一边给父亲夹菜，一边问出这句话。
父亲突然严肃起来，他一旦要认真回答问题就会变得严肃，空气凝固了很久，他干掉杯里的酒，吃掉我给他夹的菜，这才回答我：
“你妈——”
是他常有的那种停顿，他又夹起了一块鸡肉，放在嘴里嚼了几下才说：
“——爱干净。”
这个回答让我也变得严肃起来，半天说不出什么话。我那时正陷入一段暴烈又无望的关系中，总希望从他人的经验里获得力量和启发。我发现母亲总能从爱父亲的过程里获得力量，这力量让她更强悍了。而我相反，一旦爱上，就卑微，想去讨好。我以为吸引父亲的是母亲的强悍，但他说是因为母亲爱干净。
一个人会因为另一个人爱干净就希望一起度过一生吗？
我跟父亲说起我很小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父亲带我去会理县城待过几天，住在古城街道上一栋木板楼的二楼。那是一户三口之家，两位老人与一位和父亲年龄相仿的女人。那家人把柿饼挂在二楼的阳台上，老人每天取下一个给我吃。还记得父亲和那个女人走在石板铺就的街道上，我走在他们前面。我走得很快，他们总被我抛在很远的地方。我走一会儿后转身朝他们喊，搞快点啊。但他们还是走得很慢。
那个女的是胡雪松吧？我问父亲。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陷入到回忆中：
“我也记得一起走过那条路，我们要离开会理了。你胡嬢嬢送我们，哎呀那段路走得太难了。那个时候你才五岁，你居然还有印象。”
“你带我去找胡嬢嬢，我妈晓得不？”
“当然晓得。”
母亲很放心父亲与胡雪松保持联系，但并不是所有时刻都如此放松。我十岁那年父亲带着村里一帮小伙子出远门，他们要考察其他地方的烟叶种植和蚕丝厂。临走前一天，母亲坚持要父亲带上我。我隐约感觉到我是带着任务出门的，不过这个任务比较简单，只要我在，母亲就放心了。
那次我们去了米易附近的几个县城：会东、会理、宁南、盐边和已经在行政区划上属于云南的华坪和巧家，最后一站是凉山州的首府西昌。那一路我都紧紧跟着父亲，不让他有任何单独行动的机会。
母亲除了用呵斥的方式向父亲表达爱意，也会有比较温柔的时刻。有时候他们走在路上，母亲会主动挽起父亲的手臂，这在我们的村庄并不多见。母亲自己也会不好意思，但她有化解害羞的方式，比如她会在挽着父亲的同时用力推一下父亲，父亲站不稳，往前蹿出几步，回头很无辜地望着母亲，母亲就大笑起来。
胡雪松的故事还没讲完。
我结婚的时候，先生和我都不打算举办婚礼，但父亲坚持要我们从成都回老家，在米易县城张罗一场酒席，我们照做了。一切都是父亲和母亲在安排，婚礼头一天晚上我们才从成都赶回米易。婚礼上的客人都是老家的亲戚和父亲母亲的朋友。
母亲把一个瘦得惊心的女人拉到我面前说，喊一声胡嬢嬢。胡雪松伸出手握我的手，眼里有泪花。她那天也穿了裙子，一条雪纺的白色碎花连衣裙，但我当时有一种感觉，某种比时间更无情的东西击碎了她的美貌。除了瘦，她的背也驼了，头发白了好多，她那时不过五十多岁。她是那天除母亲之外，在我的婚礼上哭得最多的人。母亲在婚礼间隙凑到我身边说，胡雪松一直没有小孩，她那个当武装部部长的丈夫，待她不好。
15
母亲是全家最麻利的人。从很小的时候起，母亲总在我和小喜面前展现出她的不耐烦，她不喜欢小孩，尤其不喜欢小孩子给她带来的麻烦，看在我们是她的孩子的分儿上，情况稍微好一点。她嫌弃我做事太慢，走路太慢，说话太慢，挂在她嘴上的一句话：磨皮鬼，磨啥子磨，搞快点。她走路快，说话也快。
小时候，总是母亲走在最前面，我在后面小跑着追，生怕追不上。我们的距离拉得远了，她就会停下来转身白我一眼，骂我一句，然后继续往前走。她讨厌自己走路的时候，我拉着她的衣角，她总说，你不要拦拦绊绊的。我那个时候完全不能理解，觉得委屈，后来我有了孩子，也本能地不喜欢孩子走路的时候拽我的衣角，这才理解母亲的那种不耐烦。母亲曾经两次把我搞丢，一次是五岁那年她带我逛县城里的百货商场，另一次是去乡场上看电影。在人群中把我找到的一刹那，母亲大吼着冲过来在我屁股上狠狠拍了几下。
母亲的不耐烦首先是针对父亲的，孩子们只是顺带被她的麻利和聪明碾压。
她的不耐烦有一个更深层的动因：她不能忍受一个人的笨拙。她有一种天生的、智力上的优越感，偏偏父亲是笨拙的人。而我和弟弟们只要表现出笨拙的一面，就会让她联想到父亲。“跟你爸一个样”，这是她骂我们时常说的一句话。父亲有时候说一句话，说出前半句就会停下来，为了避免后半句话结巴，他要酝酿很久，想好了，后半句才出得来。这长长的停顿让母亲难以忍受，每当这样的时刻，母亲就说她自己“忍不住鬼火冒”。“鬼火冒”，比愤怒轻微，比不舒服严重。
母亲有她不耐烦的资本，她的聪明让她做很多事轻而易举。就拿做菜来说，她拥有绝对的自信，同时又对做菜这件事情满不在乎，她在厨房里的时候讨厌任何人掺和，她一个人忙碌着，享受着，就像一场交响乐演出的指挥。放松又镇定，做出的菜当然好吃。父亲则不，他很用力，过于认真，时不时还会打烂一只碗。母亲总觉得父亲做的菜盐放多了，或者太油了。
母亲从来不喜欢教别人什么，她是我见过最不爱唠叨的妈妈。她认为教别人做一件事，会比她自己做事更麻烦。她坚持了一生的习惯：翻白眼。一旦她的耐心用尽，白眼就来了。有时候她那种白眼会给我带来深深的不愉快，但是我的不愉快会让她更恼火，很小的时候她就对我做出过这样的评价：蝴蝶就是太小气了。她所说的小气也让我难过，我当时并不能理解她所说的“小气”不是不大方，而是太敏感。
因为害怕遭遇母亲的不耐烦，我处处表现得乖巧懂事，我从不说脏话，这在我们那里的农村绝无仅有。但是母亲要说脏话，她的好朋友来找她玩，隔老远她就大喊：“狗日的×××，你来了唆。”在我们那里，粗俗是最有人情味的。除了说狗日的，她还说牛日的，贼日的，烂杂种，小短命的，挨刀的，死眉烂眼的，准确说，这些词不是她在骂人，很多时候只是她表达亲密的语气助词。我现在写下来这些词，也需要一点勇气。
关于粗俗，外婆才是我们整个家族最粗俗的人，母亲只是得了她一点真传。外婆的嗓门儿很大，跟人吵架什么怪话都骂得出来。外婆是雅安人，一生嫁了四个男人，第一次出嫁是在雅安被父母卖给一户人家做童养媳，她从那户人家逃了出来，一直往南嫁给西昌乡下的第二任丈夫。结婚没多久国民党政府来抓壮丁，抓壮丁的人带着有刺刀的步枪来村里挨家挨户搜查，秋收刚过，丈夫躲进一处草垛里。政府的人走近草垛的时候感觉有动静，将步枪伸进草垛试探，丈夫慌了，担心刺刀戳进自己的身体，他下意识用手紧紧捏住刺刀，结果，搜查的人毫不犹豫扣动了扳机。外婆说，搜查的人听到一声惨叫，又打响了一枪，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三任丈夫在会理，是病死的，外婆为他生下了三个小孩，后来她带着三个小孩子嫁给了第四任丈夫，我外公。外公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记得他牙齿已经掉光了，任何时候都像在笑着。外公是生病后久治不愈自杀的，他走之前一个月曾经指着我们村口一棵黄桷树跟母亲说，我死后就埋在这里，后来他就被埋在了那里。
外婆是在2008年地震前两天走的，母亲当时在成都我的家里，我记得母亲给她的两个妹妹打电话，拿起电话就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说，天哪，我们没有妈了。
母亲是外婆外公的长女。她和外婆一样，喜欢笑，也喜欢骂人，不喜欢小孩，有尖尖的下巴，健硕的身体，常常用进攻的姿态保护自己。
就是这样一个不喜欢小孩，处处不耐烦的母亲，在生下我和小喜之后，又收养了一个男孩（小勇）。她是靠本能活着的人，一切选择都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不得不承受的命运吧。
小勇是村庄小河对岸一个远房亲戚家的孩子，他母亲也是生下他三天就走了。面对一个孤儿，母亲的同情心战胜了一切。母亲的同情心也包含她对父亲的同情（或爱？），她嫁给了一个孤儿，又收养了一个孤儿。
母亲的家族有毫不费力就到达的幽默，父亲却不，他只能为母亲提供幽默的素材，而他自己浑然不知。就比如口吃这回事，在母亲心情好的时候，父亲的口吃会让她一边骂一边咯咯咯笑个不停。要是母亲的两个妹妹在场，取笑父亲和几个孩子就成了她们最喜欢的游戏。父亲、我和小喜、小勇，都是母亲嘴里“他们张家人”，她会说，他们张家人都这副德行。我不太能分清，母亲在某个时刻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带着爱意还是恨意，有时候爱，有时候恨，有时候爱恨交织。
母亲还喜欢说反话。几年前，我女儿小练在商场专柜买了一双两百多块的球鞋，母亲一听价格脸色就变了。小练说，外婆，还有一双更好看的呢，要六百多块。母亲大声喊起来，那你咋不买六百多的。小练听不懂母亲话里的揶揄，她无辜地盯着她凶巴巴的外婆说，我的钱不够啊。
我妈、二姨和小姨，她们三姐妹是我见过她们那一辈最爱笑的人。她们仨见面，老远看见了，打招呼的方式非常离奇，我妈会大吼一声，喔——（音调由高到低再转个弯），我二姨一听也来一声，呀哈哈哈（时间拉得很长），我小姨就一路飞奔同时大声笑，嘎嘎嘎嘎……然后她们就聚在一起笑成一团。我到现在也不太明白她们为什么笑。
母亲和父亲总是通过吵架解决问题。每次吵完架，母亲都会在床上躺很久，有一次她把我叫到床前跟我说，你去告诉你爸，我吃老鼠药了。我吓得直哭。她又说，假的。我走到厨房告诉父亲，母亲吃老鼠药了，父亲脱口而出，假的。
其实让他们吵架的原因都是些小事，比如有一天午饭，母亲说父亲煮的茄子没熟，父亲说不可能，两个人就针对茄子到底熟没熟吵了半天，父亲吵到激动处还说，老子去找乡政府的领导来解决，请他们来看看茄子熟没熟。父亲离开了餐桌，母亲追出去骂骂咧咧。我一个人坐在桌前，心里想，不管政府如何判定，都不是好事。我要消灭证据，我一个人在政府的人来之前吃完了那碗煮茄子。政府的人当然没有来。
最近几年父亲和母亲来成都，吵架的原因更多也更离奇了。有一天我们开车去西单商场买东西，停车场竖了个牌子：购物免费停车。父亲说，这儿好，这儿停车买，买东西不要钱。母亲就吼起来，不要钱你拿点东西给我啊。
父亲说，我说的是停车不要钱。母亲说，屁，你说的是停车，买东西，不要钱，你这个老疯子。
还有一次从市中心天府广场回家，父亲说，从我们家到天府广场太远了，得有凉桥到米易县那么远。母亲不同意，她认为最多只有丙谷镇到米易县的距离。父亲做了让步，说再怎么说也有到丙谷镇外面的垭口的距离。老家那些乡啊村的是他们衡量所有距离的尺度。他们说这些的时候满脸怒气，仿佛那个距离关系到生死存亡，最后母亲不耐烦地白了父亲几眼，又甩出那三个字“老疯子”，他们就一整天不说话了。
吵架这一点是母亲家族的遗传。外公和外婆就爱吵架，父亲隔三岔五就要帮着劝架。母亲和外婆一样，总是用一种进攻的姿态保护自己。因为怕受伤害，就先把自己武装成刺猬。
母亲骂父亲，你这个老疯子。
父亲骂母亲，你就像，那个，马，马普英（马普英是我们村的女疯子）。
总体上，虽然结巴，父亲还算是母亲力量均衡的对手。有几年，除了以一种暴躁的方式，他们不知道还可以怎样交流，礼貌都是留给外人的。小时候，他们的吵闹是我的噩梦，我至今仍是一个害怕冲突的人。他们还在我面前打过一架，父亲先动的手，具体原因我已经不记得了。是在一个下午，父亲在院子里锯木头，母亲在屋檐下走来走去骂骂咧咧，我坐在板凳上低头写作业，假装什么也没发生。
母亲骂得越厉害，父亲的木头锯得越快越狠。在一个时间点上，木头被锯断了，母亲正一屁股坐下来准备继续哭诉，父亲捡起掉在地上的半截木头朝母亲的方向扔了过去。父亲大概只是想吓唬母亲，所以扔得并不那么准确，母亲也避开了那块木头，但是木头上的一小块碎屑从地上弹起来打在了母亲的脸上，母亲的脸流血了。短暂的宁静，像那个123木头人的游戏，父亲慌了，无措地看着母亲，母亲捂住脸，过一会儿才撕心裂肺地哭起来。
至于我，在当时是怎么表现的，已经完全空白了。时间好像被裁掉了一截，几分钟后我从另一个时空回来，浑身是泥巴，就连脸上和头发上都是。凭此可以推断，我一定是当场倒在地上，又或者呼天抢地哭过一阵。等奶奶和外婆闻信赶来劝架，帮我把泥巴清理干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16
如果不是出生在这座小山村，母亲的人生会是怎样？也许她会是个成功的有胆识的敢想敢干的商人？又没准儿是个朋克女孩吧。而父亲呢？他不管生在哪里，生活都是一个战场。他从一个身体发臭的孤儿，长成后来可以在整个村庄甚至更大的地方都拥有威望的男人，是因为他一直在战斗，一直对自己有所要求。他也这么要求我，他要我好好读书，去接近一个他无限向往的世界。那个世界与他距离遥远，就好像我离他（或母亲）越远，越能证明他的成功。
这么多年，我努力用知识和思考远离有人情味的粗俗，其背后的心理动机大概是不想成为母亲那样的人吧。我为什么到今天还记得父亲说的那句话：有文化的人才会美。也许这里面就包含了“我不要成为母亲那样的人”。这是父亲的希望吗？父亲是不是在心里说，张文美，你不要成为和你妈一样的人？
母亲从不认为“文化”或者礼貌有多重要，她蔑视规训和教条，天生是个叛逆的人。有一年母亲节，我问正在厨房忙碌的母亲，想要什么礼物，她当时正在切肉，手起刀落中她说，少废话，拿钱来。
我一度认为，母亲的世界只有一个标准：钱。很长时间，我让她快乐的方式就是：打钱，打钱。她会把我给她打钱这件事找一切机会告诉她认识的每一个人。她嘴角上扬说出具体的数字，在招来对方的艳羡之后，又把嘴巴瘪下来补一句，哎，蝴蝶挣钱也不容易。说不容易的时候也仍然是炫耀的语气。我知道她心里是快乐的，她认为我挣钱也没有太难吧。事实也是这样，肯定不比她年轻时养猪难啊。
一位粗俗的母亲加上稍显笨拙的父亲，这是我童年最大的难为情。从离开村小到更大的地方读书起，我害怕父亲和母亲出现在学校里。进入学校的大门，我就感觉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我一直拥有两个世界，而且不希望这两个世界有任何交叉。十岁那年我在乡里的中心学校读小学四年级，住在初中生的大通铺寝室里（全校只有我一个小学生住校）。父亲突然有一天出现在学校，我是坐在靠窗的课桌前抬头看见他的，他戴着个黄色的安全帽，正指挥一群工人搬运砖头。他那时成了包工头，承接学校新教学楼的修建。在学校看见父亲的感觉，如梦初醒，这两个世界交叉了，真奇怪。那之后的几天，我低着头走在学校里，生怕他把我叫住。
1995年我初中毕业，同时考上了市里一所重点高中和一所师范中专。那时候中专毕业就会有一份国家分配的工作，这意味着从此彻底离开土地，而上高中还充满不确定。成为一个“单位上的人”已经是父亲所能想象到的最好结果，至于什么职业，一点也不重要，老师、医生，总不可能是科学家吧（老师、医生、科学家是当时的我对职业仅有的认知，我想父亲也一样）。没有任何犹豫，父亲送我走进了师范中专。
进师范校不久，我就犯了一个错，在本来应该上晚自习的时候，翻越校门去隔壁大学的舞厅跳舞。学生科科长把我和另外两个女生从舞池里抓了回来，全校批评，请家长到学校沟通。
父亲那天应该是穿着白衬衣走进学生科科长办公室的，但凡他认为重要的场合他都会穿白衬衣。父亲那时已经是我们乡的“企业办公室主任”，在带领村民发家致富上，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而且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他大概没有想到，他在我们那个小山村拥有的骄傲，在城市里这间小小的办公室一文不值。他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我就站在角落里，学生科科长坐在办公桌后面，嘴里叼着一支烟。科长是个胖胖的、秃头的中年男人，他几乎没有抬起头来正眼看父亲，只是照本宣科说了些一位科长该说出来的话，然后说，好了就这样吧，你们可以出去了。
父亲一言不发，拍拍我的肩膀，拉着我快速离开了办公室。我们往校门口走，到了校门口他转身对我说，没事了嘛，我回家了。然后把我一个人远远留在了身后。这一切完全出乎意料，我原以为父亲会在科长面前骂我，或者向科长表达他没有教育好我的愧疚，又或者在出了办公室之后狠狠教训我几句。都没有。多么奇妙，跟在他身后走出办公室的一刹那，我突然感觉到他跟我是一伙的。尽管他认为我翻校门出去跳舞错了，或者错了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他讨厌和他看不起的人站在一边。
不，更有可能的是：他讨厌和看不起他的人站在一边。
17
另一封写给曼拉的信。
曼拉：
虽然我考大学有点投机倒把的意思（艺术类降分录取），但我也算是我们村第一个女大学生了。
大学班主任姓陈，是个美丽的中年女人，她穿着高跟鞋，第一天走进教室不到十分钟就向同学们问了个问题，我们班有农村来的吗？
我瞬间举起了手。比较意外的是，全班只有我一个人举起了手。事后那位姓陈的美丽班主任跟我说，其实我们班一共有三个来自农村的同学，但是就你举起了手。她是在做一次关于诚实的测试吗？鬼知道。
但实际上，我举起手不是因为我对农村女孩这个身份有多坦然和接纳，而是出于“既然大家迟早会知道，还不如早点自己坦白”的心理。
那位陈老师很快就离开学校了，离开的原因是她先生跑到学校来闹，据说她跟另一个男人在一起了。她的八卦在同学们之间小声传播了一段时间后，也就渐渐被遗忘了。但关于我，“一个学播音主持的农村姑娘”，大概会是我大学四年无法摆脱的羞耻。
我读的这所学校以培养新时期的传媒和影视人才为己任，学校里到处都是花枝招展的男孩和女孩，一些人在取笑他人的时候喜欢用一个词：“农民”，每次他们说出来，我都觉得是在说我。
羞耻，不仅是农村人这个身份，还有口音。经过师范学校三年的学习，我早已会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这所位于成都的大学，在课堂上大家讲普通话，生活里仍然用四川话，准确说来是成都话（最多还有重庆话）交流。而我的偏云贵高原口音的山区话，根本讲不出来，那个语言系统一到成都就自动关闭了。
如果你在生活里还讲普通话，会被人认为“假打”。我开始学习说成都话。
“天气预报”，你知道成都话应该怎么说吗？那个“天”字，要将嘴巴瘪下去，上牙突出，下牙往后缩，气息一半从鼻子里一半从嘴里吐出来，发音位置靠前，声母“t”之后的韵母介于“ian”和“ie”之间。为了发音更准确，还需要轻微地咬住后牙床，眼睛往上翻一下，玩世不恭。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那时候校园里刚刚有人用传呼机，拥有传呼机的女孩们，整天在等待谁呼她。传呼机响了，她们从包里取出来，看一眼，翻个白眼说一声：“格老子，天气预报。”
一种成都人才有的洋气。我差不多学会了，包括很多口头禅：格老子，瓜娃子，不存在，算■了。只是，有一个问题时不时困扰着我：要是有一天，我和我的成都朋友在一起，而我父母也出现时，我应该讲什么话呢？
1998年10月7日
18
父亲和母亲一直鄙视那些出门几年回家说话就“假”起来的人。在他们心里，全世界最不奇怪、最正宗、最好听的语言就是他们正在说着的头碾话。米易话都假，更别说来自内地的成都话了。他们对一个外出归来的打工者的最高评价是：那个人不错，口音一点都没变。母亲有时候跟人开玩笑，会学着“单位上的人”讲话，把舌头拉得直直的，不分平舌和翘舌，提高嗓门，尖声尖气，夸张，滑稽。话一说完，她自己就哈哈大笑起来。她身边的朋友也很吃她这一套，她刚架起势，准备说“单位上的话”，她们就准备好要笑了。母亲原话：那些成都人太假了，不好好说话，话都被他们咬烂了。
谢天谢地，我只要一回到家，头碾话就自己启动了。我说“成都”而不是“层都”，说“克哪里”而不是“切哪里”，说“找活路”而不是“找工作”，父亲很满意。母亲更是把这个当作炫耀的资本：蝴蝶不错，口音不变，一点都不假。
我的语言天赋拯救了我。不同的语言构建出不同的心理面貌，说普通话时我觉得自己理性、聪明，讲头碾话我就回到了那个笨拙模式，像我父亲一样，有一点点结巴，木讷、笨拙、紧张，总是词不达意，似乎随时会迎来母亲的智商碾压。至于成都话，很长一段时间，那是一种我既做不到又有几分看不起的市井和散淡。
讲普通话的我就像换了个人格，平静，得体，有礼貌。如果我的初中同学还记得我，回忆起我，想必他们会说：就是那个干瘦的女生嘛，皮肤黄黄的，不爱说话，总害羞，站在哪里双脚都喜欢交叉。
在师范中专上学的那三年是快乐的三年，学校要求每个人必须讲普通话，我认真学习讲普通话的动力来自“终于不用讲头碾话了”。我成了我们班普通话讲得最好的人，在全校也最好，很快我就进了校广播站当播音员。那时我还没想到因为抛弃方言，我赢得了上大学的机会。若不是播音主持这个专业需要面试，且高考成绩只需达到最低分数线，没有上过高中的我是不可能考上大学的。那时候，我觉得讲普通话真好，每个人身上散发着民主与和平。
我对语言的敏感也奴役了我。对我来说是个问题的事：如果有一天，我带男朋友回家，同时面对父母和他的时候，我到底应该讲什么话？无论哪一种，我都将感到羞耻。
我甚至为此暗下决心，以后找男朋友坚决不找成都人或者重庆人。找个外省的，听不出成都话和头碾话的区别的外省人。要做到这一点，我大学毕业后就不要留在四川吧，我应该去北方工作，交很多北方朋友。口音只有在相隔不远的地方才形成差别，越是一个语言系统内，越容易形成鄙视链，差别太大就是另一回事了。头碾话在成都话面前感到羞耻，北方话和成都话就是两个平行世界。我暗下决心，未来的生活里将只有头碾话和普通话。或者，我大胆想过，应该出国，也许某一天说着英语我会更爱自己。A new language makes you a new person，去一个讲英语的国家，和过去的世界彻底切断联系。
但是很遗憾，我没能出国，我后来的丈夫是重庆人，我迄今为止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成都。好在我和丈夫可以各自用自己觉得舒服的语言交流，我说普通话，他说重庆话。我们跟他的父母在一起时我说成都话夹杂些重庆口音，跟我父母在一起时我就说头碾话。如果双方父母都在一起，我会巧妙地回避有可能暴露头碾口音的表达，比如饭做好了，我会说“开饭了”而不是“吃饭了”（“吃”这个音成都话是平舌，而头碾话是翘舌）。我既不想在语言上背叛父亲和母亲，又不愿意在婆婆面前不断展示我的乡下人身份。
我无法理解弟弟小喜怎么就可以那么坦然地在任何人面前讲头碾话。如果我们在一起又有别的人在场，我会为他讲出头碾话而尴尬，仿佛那是我在讲。尽管可能五分钟前我们俩单独在一起时我也在讲头碾话。
学习语言，某种意义上是学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说不同语言，人的思维也会变得不一样，就像这本书，我在下笔之前犹豫过，到底在叙述中我应该称呼父亲还是爸爸，直到有一天，当我在电脑上打出了“父亲”这个词语，而不是“爸爸”的时候，我一下子拥有了属于“父亲”这个词语的表达方式和语言系统。父亲这个词连着更多的词，一句话带出另一句话，这背后是一整套与“父亲”有关的思维和画面。
我也试过“爸爸”的，但在生活里我从没有叫过“爸爸”，所以写下来这两个字就好像在写另一个人。生活里我叫父亲“爸”，我从记事起就这么叫，如果在这本书里一直称呼“爸”，那我的语气和思维就只能是一个小女孩。我现在都四十多岁了，父亲，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写下父亲，同时在内心用从小就讲的头碾话读出来。父亲，既抽象又具象，既是我头脑中的父亲，又是那个与我分开了一段距离，我期望自己在写作时可以抛开情绪去旁观的我爸。
在阅读的时候，你心里一定经过了一种声音。你有没有试过立刻去回想一下，你刚才阅读的这段话，对，我写下的这段话，你是用的什么口音读出来的？是普通话还是你从小学会的那种话？我试过，几乎每一次，我内心的声音都是我老家的话，头碾话。即使我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国家语委普通话测试最高级：一级甲等），任何时候脱口而出普通话，我连跟我孩子交流都用普通话，但在内心深处，我仍然是个农村人。就在今天打开文档开始写作前，我读了一小时那本六百多页的《维特根斯坦传》，我心里的声音也是头碾话。我的阅读语言就这样自动暴露了：一个说着川滇交界地区方言的农村人。
是的，我用普通话表达，用头碾话思考。
父亲也偶尔被语言所困，有些话在方言里并没有合适的表达，比如“这样”“如此说来”，头碾人从来不说，他也就说不出口。类似意思是“弄个起的话”，但他对这个表达不满意，也确实没那么准确。在公开讲话的正式场合，当他要说“这样”的时候，他发明了一个新的词语：“这嗯子”，全世界独属于他一个人的表达，我再没听第二个人说过。
除了讲普通话，我还爱上了阅读，不是因为知识给我满足，而是阅读让我在心理上获得一种骄傲，我与那些看不起我的人不一样了，某种意义上，我比他们高了。从假装热爱阅读到阅读真的化为生命经验，中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我的成长阶段，低头阅读也免于要挖空心思交朋友，避免我的讨好型人格给自己带来无尽的困扰。每个晚上，当我读了几十页书，合上书页，闭上眼睛，中断的故事继续在我的心里继续。我按自己的想法去编织故事，甚至把自己放进了故事里。斯佳丽有一天认识了一位新朋友，简·爱和罗切斯特会面的小路上，出现了一个牧羊女，我就是那个新朋友，那个牧羊女，我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参与故事。
一个人既可以活在现实世界，又可以为自己营造一个不属于此刻的世界，这大约是我慢慢爱上文学的原因吧。
19
1999年，三封写给曼拉的信。
曼拉：
我要跟你讲一件难为情的事，开学前，爸爸从外面往我们村子里拉了一大车过冬的救济衣服，据说是成都来的。我在其中选了一件特别好看的紫色格子高腰外套，羊毛呢子的。在家里穿了很久之后，我竟然忘记了它是怎么来的，我把它穿到了成都的学校！直到今天走在上播音课的路上我才猛然想起，这是一件来自成都的救济衣服。天哪，我恨不得就地死去。说出来你可能觉得我太小心了，实际上我也知道，这件衣服的真正主人出现在我读书的学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万一呢？就像飞机也会坠落的那种万一。我一整天都很难过，看见几个女生在远处小声说话，我都会怀疑她们是不是认识这件衣服。那个时候我简直有点恨我爸了，他为什么拉来那批衣服，我们难道还缺一件衣服吗？我承认村里有些人家缺，但是那件格子外套是高腰的，根本就不保暖，我当时从一大堆旧衣服里挑出它纯粹是出于我浅薄的虚荣心，现在我正被我的虚荣心所害。哎，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心里好乱。
1999年3月12日
曼拉：
我渐渐适应了大学生活。而且我谈恋爱了。他是讲四川话的，我原本以为我会找个东北人。他已经工作了，是个设计师。好遗憾，我还没有谈过校园恋爱呢，我们班只有六个男生，并且我感觉至少有两个男生喜欢的是男生。我们这个学校漂亮的女孩实在太多了，没有男生来找我。
好了，说回我的恋爱对象吧，他是个设计师，上大学的专业是油画，这多少弥补了我自己没有考上美院的遗憾。他很惊讶我考美院居然专业过了文化没过，难道我长了一张学习成绩很好的脸？一想到他我就好紧张，这就是爱吧。我觉得自从意识到我爱上了一个人，我就不害怕一个人面对黄昏了，这种感觉还挺好的。
我去了他家，他有一个善良温和的母亲，他母亲居然希望我们早点结婚，我才上大二！暑假回家，我鼓起勇气，又假装漫不经心地跟我妈说，我谈恋爱了，你知道她怎么说吗？她首先问的是，他有钱吗？天哪，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她。她接着说，我不是要你找个有钱人家，太有钱的我们也伺候不起，但你至少得找个跟我们家一样有钱的，千万不要比我们家穷。她还说出了一个成语：门当户对。她会说的成语总共不会超过五个，门当户对是其中之一。太可笑了，她说我应该找个门当户对的。哪有那么巧的事，你遇到一个人，那个人的家里拥有的钱刚好和你家一样多，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
我妈说的这些话，让我不太清楚在她眼里，我们家是属于有钱的还是穷的。我们家比村庄里周围的邻居都有钱，甚至比镇上很多人家都有钱，所以我妈的自我感觉一直都很好吧，而且她嫁了一个比她会挣钱的我爸。但是总的说来，我们整个县城的人都没多少钱，我还记得去年上大学之前，我爸苦恼学费的事，我和他一起去镇上的信用社贷款，我走在他后面难过死了。虽然我知道，我们家那个时期只是暂时没钱，钱都让爸垫付在一个工程上了，那个工程拖了一年还没修完。
说起来很好笑，小时候我一直以为我们家很有钱，巨有钱那种，全世界最有钱的。现在我知道了，这都是我爸给我造成的假象。小时候我还以为我真的是个小公主呢。你想想，全村第一个拥有摩托的是我爸，第一个去上海的是我爸，水电站是我爸修的，我是我们村第一个女大学生，就在今年，我爸还在四处奔走，找人去村里的背后山上检测花岗岩，他说如果确认那些岩石可以开采，我们全村人就都可以发家致富了。
但是你知道吗，我爸做的这一切，在成都这样的地方简直不值一提。我们家的钱在成都根本就算不上钱，我敢说校门口卖水饺的李姐都比我爸钱多。这是另一个世界。我前天跟男朋友讲我爸的事，他只是听着，哦哦哦地回应我。他没说什么“你爸真厉害”之类的话，这让我有点失落。
1999年9月5日
曼拉：
我分手了。具体过程不想讲太多，我现在还处在情绪的低谷期。是我主动分手的，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在一个早晨悄悄放在他的床头就离开了。我没回学校，担心他会来学校找我，其实也担心我回了学校他不来找我。他没有我以为的那么喜欢我，他在我之前有好多女朋友，之后也会有。但他是我的第一个，第一次。我太弱小了，驾驭不了这种恋爱。他对我很好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配。他冷落我的时候，我又很难过、自卑。他总在我面前说，要早点结婚，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想结婚，有时候我觉得他想，但有时候我又觉得他是在故意用这句话吓跑我。
我离开学校这件事是得到院长许可了的，杜甫草堂博物馆招聘讲解员，我考上了，学校允许我先工作一年，明年再回学校和低一年级的学生一起完成本科课程。所以我也告诉了父母，但也只是告诉一声而已，他们早已无法参与我对这些事情的计划和决定。
在学校的时候，总会有那种戴着鸭舌帽的导演来选演员或者主持人，他们通常站在教室门口，用那种在超市选水果般的眼神扫视全班一圈之后说，你，你，你，还有你，出来。那些被选中的人就跟着导演去了剧场。每个班都会去几个同学，站在剧场舞台上还会再一次接受导演的挑选。我很少被叫去剧场，即使去了，最后也会灰溜溜地回到教室。其实那些最终被副导演带走的同学也没什么值得羡慕的，我们班有个男生被带去了北京，结果呢，在一部叫《紫日》的电影里演一具尸体，我们都觉得很好笑。
播音主持，我今后不可能从事这个专业。现在在外面，遇到新认识的人，我从来不会跟别人说我是学播音主持的，我说，我是学编导的，这样可以免于别人对我外貌的打量。我在普通人里应该算好看的吧，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班每个女生差不多在高中的时候都是班花那个级别，我不想跟她们站在一起。我到现在还没学会化妆。
跟你说一件好笑又心酸的事，暑假的时候，我在老家县城里的电视台实习，说起来为了得到这个实习的位置，我爸还东找西找，找到一个朋友的朋友认识电视台一个摄像记者，去实习的头一天，我爸托朋友送了一只火腿给那个记者，希望他多多关照。那个记者挺关照我的，我才打扫了一周办公室就被安排出去采访了。有一天我们去垭口乡拍摄一个什么会议，电视台派了一辆面包车，那天去的人很多，坐不下，大家就安排我坐在后备箱那个位置。你知道那种面包车的后备箱吧？特别窄，我就把整个身体蜷缩在那么小一个位置。那一路大家说说笑笑的，我一直没说话，一是跟记者们不熟悉，再有，我那个位置也不方便和前面的人说话。结果你猜怎么着？到了垭口，大家打开车门下车，完全忘记后备箱的位置还有一个我！只有打开后备箱我才可以下车，但他们就这么走远了。当时如果我大吼一声，他们应该也能听到我的声音。但是不知怎么的，一路沉默到此刻，我无论如何也吼不出来，我就呆坐在那里看着一群人远去。半个小时后，吃了我爸送的火腿的那个记者终于想起了我，他来帮我打开了后备箱，并且十分惊讶，他说下车那会儿你怎么不喊一声啊。我尴尬死了，羞愧死了。
所以，我这样一个人，分手真的是活该。而且一想到我以后不用操心在我父母和男朋友同时出现的时候，我应该说四川话还是普通话，成都话还是头碾话，我就好轻松啊。
1999年12月8日
20
父亲用他全部的力气在我和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墙。“女孩子不好好读书，在农村就没任何出路。”这句话他也常说。面对弟弟小喜，他反倒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说，男孩子嘛，哪儿都一样。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旁观者。没有下地干过一天农活儿，不知如何将秧苗笔直插入水田，更不会挑起箩筐时保持运动中的平衡，没穿过解放胶鞋，我总穿白网鞋——白网鞋穿脏后下水洗了，晾晒的时候要拿白粉笔涂抹一遍，城里人的标配。农村只是我生活的背景，所以当我若干年后回忆乡村时，我看见的大体上也是加了滤镜的乡村。这跟我身边很多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人很不一样。比如表妹贝壳，她就没那么喜欢农村，她关于农村的记忆：眼前是一片连成一片的甘蔗地，那场景并不诗意，那片土地有除不尽的杂草，干不完的农活儿，以及，如果有近景特写，会是一双被甘蔗叶割出无数伤痕的，皱巴巴的手。
父亲在用他的方式让我远离他的世界，我与他的世界相隔越远，越代表了我在他的支持下取得的成就。
父亲给了我他认为最好的，而且如果我需要，他还可以再给。我需要，但我不再找他要了。从那次失败的恋爱中走出来之后，我就在自己养育自己了。父亲不会知道我后来是如何完成了自我教育。慢慢地我人生中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决定都由自己做主了，上大学，中途休学做导游，挣了学费回学校继续，还没毕业就找工作，一边工作一边考研，在大学教书，去电视台兼职主持人，辞职，再找工作，再辞职，做自由职业者，创业，谈恋爱，分手，再谈恋爱，结婚，生养三个孩子，以及四十岁这一年，成为一个写小说的人。
我在父亲面前总表现得很轻松，后来这种表现就内化到我的身体里，好像是真的轻松了。大二下学期我擅自离开学校当导游挣钱，接全家人来成都，带两个弟弟去游乐场坐碰碰车，在简陋的出租屋里做刚学会的麻婆豆腐和宫保鸡丁。看着他们四个人很开心的样子，我也跟着开心起来。
做了十年主持人，我突然辞职不干了，他只说，你自己选择了，就这样吧。我离开高校也是他事后才知道的，他只是问一句，社保医保怎么办？自打他把女儿送进大学，他就失去了对女儿人生的发言权。
因为不懂，他就盲目地相信。
2017年秋天，母校请我回去参加30周年校庆。校庆晚会上，那位身高一米八的院长给我颁发了“优秀校友”证书。那天晚上我带上了父母，他们被安排坐在观众席前排。院长跟父亲握手，他们显然早已忘记了19年前的那次碰面。颁奖典礼开始，父亲整个身体窝在剧场的红色沙发里，很不自在，他不停地调整坐姿，不时拿起手机看时间。轮到我上台领奖，接过证书后，主持人要我讲几句话，我说，要谢谢我的父母当年把我送进了大学。主持人马上说，我们这位优秀校友的父母，现在就坐在下面，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父亲无措地在掌声里站了起来，转身向后面的观众招了招手。他站起来的时候，红色翻板椅自动收了起来，再坐下时，慌乱中他花了些时间才把椅子打开。母亲坐在位置上纹丝不动，瘪着嘴看父亲，想笑又忍住了笑。回家的车上，父亲抱怨说，早晓得你要提起我们，我应该穿西装的。母亲取笑他，你这个鬼样子，穿啥子都差不多。那之后的几天他们都很开心。
前年元旦，我们全家在三亚度过。父亲在离开三亚的前一天说，他以后再也不来这个鬼地方了，理由是酒店餐厅贵得离谱。我们预定了一桌新年团聚餐，父亲在餐厅门口看到了广告牌上的价格，他很生气，要是他知道每天的房费他会更生气。他说这些钱够他吃一个月了，他并不是一个节俭的人，但那个数字确实超出了他的预想。星级酒店里的一切都让他感到不舒服，他也没学会向面带微笑的服务员毫不用力地说谢谢，他的谢谢总是过于真诚和用力。
为了少支付饭钱，他和母亲每天早上在早餐即将结束的时候走进餐厅，快速吃一顿早午餐，然后抓紧一切机会“顺走”餐台上的酸奶和鸡蛋，这样他们就可以再吃一顿不需要付费的晚餐了。
但凡想到父亲和母亲在那些场合的局促和狡黠，我就有深深的羞愧和难以言说的沮丧。我努力工作，挣钱，让自己和家人变得体面，但是为什么，即使物质条件已经变得更好了（老实说父亲挣钱养家的时候我们过得也不差），他们还是学不会享受这一切？
有一天父亲心情稍好些，他主动和一位服务生攀谈，他了解到小伙子老家在四川，他不停地问他问题，一个月工资多少，一天上几小时的班，多久回一次老家，坐飞机还是坐汽车，老家还有哪些亲人，等等。那位服务生面带职业的微笑回答了他，同时在一个合适的间隙转身离开了。尽管如此，父亲在那个时间里说的话比他整个假期都多。
父亲说他再也不会来三亚这个鬼地方了，他真是个预言家，那就是他的最后一次热带旅行。我们都无法好好享受那次旅行，躺在沙滩上，看见父亲在旁边看着海发呆，我心里涌起一阵一阵的不安。他当时坐在海边一架供人拍照打卡的秋千上，两只手稳住秋千，双脚紧紧抓牢在沙地里。秋千上缠绕着塑料藤蔓，垂挂着廉价的白纱。把秋千当作凳子去坐，他是怎么想的呢？那样坐着怎么会舒服呢？有人过来想拍照打卡，他赶紧站起来回房间了。那一天的阳光和微风都让人放松，但人就是会不安。
我和父亲能够交流的东西越来越少。母亲也一样。有一次在米易老家，母亲在客厅里跟人打电话，语气亲密，不时开些带点脏字的玩笑，我以为是她哪个好姐妹。等她挂了电话，她抬起头笑着跟我说，杨燕打来的。
天，杨燕是我初中同学，她初中毕业就回到农村，没几年就嫁人了，不知从哪一年起，她和母亲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她们经常一起打麻将，一起搭车去很远的地方玩。当天晚上杨燕来我家看我，她只跟我说了两句话就跟母亲手挽手出门了。母亲的头往杨燕的肩膀上靠，她们亲密的背影刺痛了我。她们一边走一边开着什么玩笑，杨燕很胖，她的笑声像是从肚子里发出来的，那种粗粝和底气也刺痛了我。我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和母亲这样相处过，是我所谓的进步导致了与母亲无法像这样相处吗？
21
直到走进西昌医院住院部，我才在医生办公室看到病情诊断书上的几个字：心肌梗死。原来心梗的全称是“心肌梗死”，过去我从没有听过见过这四个字，那个“死”字扎眼，大家都忌讳提到“死”字。
弟弟小勇早已在病房外等着我们。CCU病房有需要人脸验证的门禁，母亲站在里面红肿着眼睛。值班医生走在前面刷脸，门开了，但是她只让进去一个人，母亲朝她吼起来：“我两个娃儿刚从成都赶回来，你就不要为难我们了。”这种时候母亲总是我们全家最强悍的。不仅强悍，在医生表示要严格执行规定的时候，母亲说出了那句让我每个毛孔都竖起来的话：“我三个娃儿的爸就要死了啊。”
医生反问母亲，哪个说他要死了，哪个说的？一种严厉的，维护医学专业尊严的语气。母亲不说话了。
医生还是放过了我们。交涉的结果是再进去两个人，母亲一转身冲在了最前面，小勇自动让开（他早上已经和母亲进去过一次），我和小喜跟在后面，一边走一边对医生点头，带着感激和歉意。
父亲的手温暖干燥，我已经想不起上一次这样握着他的手是在什么时候。小喜去医生值班室了解情况了，母亲坐在床边的矮凳上翻捡医院开出的票据，又不时拿起床头柜上插着吸管的水杯给父亲喂水。
我问父亲，你现在感觉怎么样？父亲叹了口气，说，不行啊，怕是不行了。我说，别担心，你行得很，慢慢就会好起来的。父亲继续把眼睛望向空处，像是没听见我说了什么。我只能低头看着父亲的手。
过了一会儿，父亲说，他想小便，同时松开了我的手。母亲朝我不客气地说，你让开（她一直是这种说话方式）。她从床底下拿出一个医院提供的容器，帮助父亲小便。我扶起父亲的身体，母亲又瞪了我一眼，我转过身背对他们。我听见一阵细碎的响动，尿液流进了那个容器里。父亲的嘴里发出轻微的叹息，我完全明白，他现在感受到的痛苦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一方面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他内心充满了羞愧，另一方面，失去对身体的控制，需要别人这样的照顾，他一定有深深的、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
我的心被狠狠地揪了一下。
背对父亲，现在我看见的是对面病床上那个一直在呻吟的老人。呻吟可能会让他好受一些，他的年龄比父亲大很多，得有八十多岁了吧。他很瘦，整个身体蜷缩在被窝里，眼睛深深地凹陷，看不出是睁开还是闭着。他手里拿了个收音机在听着什么，但是我怀疑他已经什么都听不到了。
小便结束，我转身，母亲正从她的包里拿出一个成人尿不湿。“有了这个”，她对父亲说，“你也不一定要屙在里面，但是万一屙了，会好过点。”
父亲拒绝母亲帮他穿上尿不湿，他又挫败又倔强，把脸转向另一边（我这边）表达抗议。仿佛一旦穿上，他的人生就彻底失败了。我拿起小便器，准备拿去洗手间处理。也许我在拿的过程里迟疑了一下，母亲一把抢了过去，“我来。”她说。我站在原地，无措中回头看了一眼父亲。父亲朝我瘪瘪嘴，小喜如果此刻在，一定也会对我瘪嘴。
22
小喜在远处医生值班室示意我过去。
医生说，父亲现在的状况不容乐观。昨天中午发病，晚上才送到医院，已经耽误了最佳手术时间，又因为父亲的血压血糖都偏高，肺部状况不好（一个月前新冠阳性），担心多症并发，只能先保守治疗，观察，等各方面指征好一些的时候再考虑手术。
我问医生，可以转院吗？我想着也许可以将父亲送到华西医院，那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之一。
“这个你们家属自己考虑好，如果确定想转，我们配合，不过他目前的状况只能救护车运送，我们医院不提供救护车，你们得自行联系。另外在转院过程里，发生任何状况都不在我们的职责范围内。”
西昌医院距离华西医院几百公里。我又给那位半年前建议我们不住院治疗脑梗的医生朋友打电话，请他帮我出出主意。那位医生给了我另一位医生的电话，这另一位医生远在北京，听完父亲现在的情况说，西昌医院他正巧来过，虽然地理位置偏远，但这里的CCU病房是与一个业内权威机构联合试点打造的，而且心梗是常规病，治疗也有标准。当然，这位医生最后说，如果你们更信赖华西，也可以在病人情况稍好后再转院。
医生拿出一沓材料，一一询问我们，并要求签字，诸如：在紧急情况下是否同意插管，是否同意使用心脏起搏器等医疗干预手段等。这些内容原本是在父亲入院后就让母亲签字的，她拒绝了，她说她不懂，要等到孩子们来了再签。根本没有考虑的余地，也不想考虑，迅速签字，同意用一切手段让父亲活下来。
我之前读过不少关于医疗处置的书，其中印象深刻的是阿图·葛文德的《最好的告别》。书中提到，有很多医生和有识之士都建议对老年危重病人采取“姑息治疗”，也就是在明知抢救意义不大的情况下，以病人自己的身体感受为重，医疗手段的目的不是维持生命，而是减少痛苦。但是，当真实的选择摆在面前，当我签字要决定的是父亲的生命的时候，所有读过的书都变得微不足道。
然后跟自己说，这只是一份医疗处置过程中的流程化的文件，每个住进CCU的病人家属都需要面对。护士又催我们离开，一再强调病人需要休息。从明天起，每天只能来探望两次，每次一个人。
我和小喜走向父亲的病床，父亲的眼神一直从远处迎接我们，他现在期盼我们能跟他说点什么，关于他的病情。
“没事，情况还好，也不需要转院，北京很厉害的心脏科医生都说了，这家医院不比华西差，现在只要好好休息就是了，等身体状况好些了就去做个简单的手术，然后就什么事都没了。”
面对父亲的眼神，上面这段话我说得异常流利，流利到我自己都感到惊讶。为了证明北京的心脏科医生很厉害，我又擅自加了一句，我说这位医生平常都是给北京那些当官的人看病的。我知道他信这个。“当官的”这三个字在父亲和母亲的心里有相当的分量。有时候父亲穿一件新衣服，母亲会表扬，“不错嘛，穿上像个当官的”。几年前我和小喜在成都乡下开了间民宿，第一次接他们来住的时候，母亲为了表达对这个民宿的喜爱，脸上洋溢着一种狡黠的笑容问我，当官的是不是也会来住？我还没回答，父亲就说，那是肯定的。
父亲睡着了。睡着了的父亲仍然像在思考着什么，他的眉心紧锁，甚至比他醒着还紧。
23
在医院忙了一天的母亲累坏了，她看起来比父亲还憔悴。她说她从昨天到现在，头一直是昏的，出了这个病房的门就不知道东西南北，病房在五楼，但是早上她在四楼转去转来，转了半个小时。最近几年，每隔个把月，母亲的头就会痛，一痛就是两三天，各种检查都做了也找不出原因。头痛的时候她就吃头痛粉，今天她也在吃，她说虽然这两天头还没开始痛，但是感觉就要痛了，先吃起来。
夜里11点，小勇开车回米易，母亲和我还有小喜留在西昌的酒店里。母亲也终于在房间里睡着了，她已经三十多个小时没合眼，鼾声传来。我躺在她身边读一本书，《现代性及其不满》，早上临出门时顺手抓的，想着读这类书比较容易犯困。但此刻我一点儿也不困，眼睛在跟着字往下走，什么也读不进心里。
电话响了，我以为是父亲，显示是来自西昌的座机号码，心开始发紧。电话接通，医院打来的。我划过接听键，闭上眼睛小声说：“喂。”
“张洪才家属吗？请你马上来医院一趟，病人这会儿很狂躁，不好好睡觉，乱动，不听我们的，你们来安抚一下。”
我和小喜赶到医院。医生特许我俩进入病房。我把白天说过的话再说了一遍，还能说什么呢？“听医生的话”这样的话对父亲不起什么作用，他反感病房里的一切。我再次握紧父亲的手，一再跟他说，情况正在好转，你只要做到不乱动，一切就会好起来，有哪儿不舒服，你就跟医生说。
父亲闭上眼长叹一声说，哪儿都不舒服。
24
半夜回到酒店睡下，凌晨四点，电话又一次响起，这次是父亲。他要求我给医生打电话，请医生给他再打一针吗啡，他说两小时前医生已经给他打过一针，那个东西有用，打一针他就能好好睡一觉。他说刚才已经睡了一觉，再打一针就可以睡到天亮了。
他从来没有这样要求过我，要我帮他做一件他希望我做的事，请求我，让他少些痛苦。他一定试过了各种可能，他先是忍着不舒服，实在忍受不下去了叫来护士，在护士不理会他的请求后，想办法叫来医生，他用他自己感觉很不舒服的语气请求医生，他现在想好好睡一觉，但是没有人同意再给他一针吗啡。最后，在这些他平常根本不愿意做的事都做过之后，他才会想到给女儿打电话。不，他起先给儿子小喜打过电话，但是小喜已经睡着了，女儿成了他无法忍受的漫漫长夜里，最后一种他不得不面对的可能。
我给医生打电话，医生说，父亲的身体已经很虚弱，针打多了有危险，今晚不能再打了。医生还说，你不要再给你爸打电话，他话说多了对身体也不好。我还是又给父亲打了电话，跟他说，再坚持一下，医生觉得可以再打的时候就会来打的，你现在少说点话，好好休息。父亲不再说什么，但也不挂电话，电话那头是他沉重又微弱的呼吸。我说，我挂电话了啊，他不回答。我握着手机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沉默了一段时间，电话被他挂了。
我像一个做错了事还不承认的人，将整个身体瘫软在酒店的白床单上。窗外汽车驶过马路的声音越来越多，天光渐渐亮起来，远处的大凉山山脉隐约可见，风声渐渐大了，夹杂着人声、鸟叫声和偶尔的喇叭声，我渴望这一切把我淹没。
25
天亮了，小勇从米易赶过来，准备接母亲回米易。这是我们商量的结果，母亲在酒店里待着意义不大，全家人要做好长期战斗的准备。我们把一天只能探视两次的机会给了母亲一次。再次来到医院CCU病房，我们守在门口，母亲进去后半小时，被医生催着出来了。这一次，母亲的感觉不错，她说父亲的状态比昨天好点，还在她的帮助下喝了一盒牛奶。而且母亲还带来一个好消息，父亲邻床那位一直在呻吟的老人今天已经转到普通病房了。“那么老都能医好，你爸也没问题。”她这样说。
在医院附近的一家羊肉米线店里，母亲喝了一口汤抬起头望着我、小喜和小勇说，你们说，你们爸还能活好久？她的眼神无助又荒凉，我们三个人没谁能接得住她的话。我们都低下头各自喝着羊肉汤。
母亲和小勇离开前，建议我们去几十公里外的灵山寺烧香许愿。我听说过那个寺庙，有不少成都人大老远专程跑来烧香拜佛。
春天的灵山还有一丝寒冷，在绿得发黑的树木中偶尔有一些新鲜的枝叶伸展出来，近处路边的桃花在用力开着。我们的车开到山脚下的游客中心就不能再前进了，只能搭乘景区的摆渡班车。此刻已经是中午十二点，我提议在游客中心吃完饭走路上山，反正回西昌也做不了什么，我半开玩笑跟小喜说，走路上山心更诚，才会灵。
自从说了这句话，我们像是被什么东西牵引着往“心更诚，才会灵”那个方向去了。来到一家素餐厅，上菜的时候我跟小喜说，父亲这次如果康复了，我要吃素三个月，不，从今天，这顿饭开始，我就再也不吃荤了。遇到卖香火的当地老太太，赶紧买，她拿出什么我们就买什么。进了寺庙，十几个大殿，每一处都得拜，要是错过一处，父亲可能就不会好起来。
我意识到，我们在为了做点什么才做什么。做点什么，造成一种我们参与其中，有所行动的错觉。不是在干等一个对父亲命运的判决，这让我们好受一点。
回到医院，我提议这次小喜进去看父亲，他至少可以帮助父亲小便。我站在CCU病房外，第一道房门是木框镶嵌玻璃的，第二道门开着，进去以后右拐再左拐就是父亲的病床，我站的位置找准一个角度，能隐约穿过两道玻璃看到父亲。他还是半躺在那里。小喜坐在床边，挡住了我的视线。
父亲就在几米之外，我多想进去看看他。我突然想试试用自己的脸去让门禁识别一下，这个想法是多么荒唐，但我真的就去试了。我摘下口罩把自己的脸对准门禁，接下来，一个神迹般的时候，“叮”，电子屏幕出现了“心内科×××”的识别结果，门一下子弹开了。
我现在回想当时这一幕还是会觉得不可思议，我怎么就想着去做这件不可能成功的事呢，怎么就成功了呢。医院里需要人脸识别的门为我打开了？这不是在电影的开头出现在墙壁上的那把枪，它在后来的故事里没有起任何作用。它就是个我无法阐释的小奇迹，而且这也不是一部电影。
“你妈呢？”这是父亲见到我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我跟他说，母亲要回到家里的床上才睡得好些，当然她也随时可以过来。父亲“哦”了一声就不说话了。我凑到父亲耳朵边，把我刚才经历的奇迹跟他说了，他的嘴巴咧了一下，想笑，但是很快笑容就消失了，很明显他的面部肌肉已经不听话了。我问他，你是不是还是哪儿都不舒服，过了很久，他点点头。
那一声“哦”，是父亲最后一次对我发出的声音。此后的时间，他就只摇头和点头了。
这一次见到的父亲，已经戴上了氧气面罩，他的血氧饱和度时高时低。面罩有时候会往下掉，我帮他往上拉。如果我不拉，他自己就不拉，但每一次我伸出手去拉，他都会把自己的手也放上去。他一生都不愿给任何人添麻烦。
从病房出来，一种抛弃父亲的感觉让我很不舒服。你怎么能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这句追问将伴随我很长的时间，此刻我坐在电脑前写下这些的时候，还是这样想。
我怎么能把父亲一个人留在那张冰冷的病床上，我为什么每次离开那间挤满病人的CCU，在不舍的同时，还会有一丝轻松和解脱？我难以面对父亲的衰弱和我的无能为力。我讨厌医生说出那句，家属快出去，病人需要休息。但又在听到那句话之后想，终于，可以出去了。
我后来又通过人脸验证进去病房两次，父亲再也没有睁开眼睛看我，我只能通过他握住我的手，感知到我坐在他身边是有意义的。
后面一次从病房出来，我的心脏有一阵连续的跳动，突然地连续跳动，是那种“终于意识到原来我有心脏”的感觉。这种状况最近不止发生过这一次，我想反正也在外面做不了什么，不如去挂个门诊看看。进门诊室的时候，医生正准备下班，他在给朋友打电话约一场下班后的网球，语气带着一种对我来说久违的放松。见我进去了，他坐下来听我描述病情。
“这几个月心脏总会突然一阵一阵地狂跳，我真的能听见心脏跳动的声音。我很疲乏，不是累，是疲乏，做事情提不起劲，睡觉睡不好，早晨明明醒着但就是起不了床，好像力气快用完了。”
说这些的时候我戴着口罩，医生也戴着，这让我无所顾忌，像是在自言自语，说完还挺舒服的，长舒一口气。医生咳嗽了一声，我从他眼睛里看到一丝超过职业习惯的同情。他说，最近家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他的语气温柔又镇定。
我低下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再也不敢抬头看医生口罩上方的那双眼睛。医生明白了什么，他说，如果你觉得有必要的话，可以去做下检查，但是今天快下班了，我先给你开两张单子，明天你直接拿着单子去缴费检查吧，结果出来了再来找我。
医生递来单子的时候，我终于可以张口说点什么了，我对着医院住院部的方向望了望说，我爸就住在那边。医生慢慢说，明白。
我想抱住这个医生大哭一场。你理解这种感觉吗？想抱住一个给了你一丝安慰的陌生人大哭一场。
26
第二天上午医生打来电话，说父亲进入了抢救室，他们要给他戴上心脏起搏器。我们冲进医院，在抢救室门口等了半小时才知道父亲已经由另一道门送回CCU病房了。我们又跑进CCU，见到的已经是从抢救室出来戴上起搏器的父亲，他仍然躺在那张他躺了三天的病床上，旁边是满头大汗的医生。从抢救室出来之后，他们又给父亲实施过一次人工抢救。父亲的眉头不再紧锁，他的脸看上去有点陌生。那些仪器连通着父亲的身体，发出各种声音，有一种错觉，好像声音都是由父亲的身体发出的。医生说，父亲现在已经不能自主呼吸了，如果我们说可以放弃抢救，他们就会取下所有设备。
“他现在还在呼吸对吧？”
“他在仪器的帮助下呼吸。”
“我现在喊他，他能听见吧？”
“听不见。”
“他还有知觉吧？”
“他只是在仪器的帮助下维持生命。”
我跟医生说，你再救救他啊。医生说，好，你们出去。说完她转过身在父亲胸前用力按压起来。
我和小喜退回到CCU病房两道门之间的过道。我原地蹲了下来把头埋在两个膝盖之间，过一会儿我发现自己已经坐在地上了。小喜站在窗户前望着外面的街道和楼房，几棵红椿树刚发了新芽。几分钟后，那个满头大汗的医生走了过来，她说，如果你们还不想放弃，我们就继续抢救，但是她说的时候一直在摇头。我知道只能结束了，我顺着她摇头的动作跟着也摇起头来。再也不会有神迹了。
医生回到病床，取下了所有仪器和设备。然后说，家属可以进来了。
父亲胸膛处的衬衣敞开着，他的皮肤还有温热，看起来就像是睡着了，我帮他把扣子一粒一粒扣上，还没扣完我就滑到了地上，又起身，跪下来。我用力让自己的身体和手不要发抖，眼泪从我眼睛里不断往外涌，挡住我的视线，我看不清扣眼和纽扣了。病房里还有很多病人，邻床新来的病人，一个胖胖的老太太拉上了帘子，又从帘子后面探出头看着我。小喜给父亲盖上被子，我听到他的抽泣声，他在喊，爸，爸。
病房里走进一位五十来岁的大姐，皮肤黑黑的，长长的头发扎成马尾，有一双结实的手臂，她说她是丧葬公司的，可以为死者提供寿衣和花圈。她盯着我问，你们不去殡仪馆吧，是回老家土葬吧？我说是的。她说，那我还有一辆可以帮你们把父亲拉回家的车，商务车，你们爸可以躺着回家。我和小喜点头，她还说了很多具体的事情，我们都只知道点头。她问我，寿衣需要穿几件，我问她一般是几件，她说最多十件，也有只穿一件的。我想了想说，那五件吧。不一会儿她就拿来了寿衣，和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个男性帮手，和她一样黑一样健康。小喜说他来给父亲换上寿衣，那两个人说，我们穿会很快，你穿太慢，等到你爸身体僵硬了就不好穿了。小喜不再坚持，事情就都交给他们做了。他们把我们推开，拉上了帘子。
在他们做事的时候，我忍不住想，要是父亲此刻还活着，要是他就在这里，要是死的是别人，他会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得很好，不像我们这么无措。
做完一切，父亲被放进可平躺的商务车，我和小喜在医院办公室完成死亡登记，拿到一张写着“死亡证明”的单子，也上了我们从成都开回来的车。商务车开在我们前面，我拨通母亲的电话，我说，妈，爸走了，我们回来了。
母亲哭起来，哭声很大，我没按免提小喜也听到了，她的哭声甚至让我产生了轻微的妒意，为什么我就不会这么肆无忌惮地哭泣？在母亲勉强止住哭声可以说话的时候，她说出的第一句话是，寿衣呢？她说她为父亲早就准备好的寿衣还在家里（天，她说她也为自己准备了），她要把寿衣拿到西昌给他穿上。我跟她说，不用来了，寿衣穿好了，五层，我们和父亲都在回家的路上，父亲是躺着回家的，我们直接回山上的老家。我没说寿衣是丧葬公司的人帮忙穿的。
在说这些的时候，我有一种不真实感，说话的不是我，怎么可能是我。是一股我不喜欢的力量逼着我，也帮助我说出要说的话。
过一会儿，母亲又打来电话，在不间断地哭了至少两分钟后问我，父亲落气的时候你在吗？我立即明白了她这句话的意思：在她看来，没有任何一件事比父亲躺在床上没人陪伴而死去更糟糕。重点是她已经有强烈的愧疚，因为她不在。她想如果我或者小喜在，多少能找补回来一点。
我说，在的，我们都在。我意识到说出这谎言对我来说是多么残忍。
父亲大约是不忍心我们看着他死？
27
我们的车沿着安宁河往米易的方向前行，河谷上方的天空蓝得透亮，太阳赤裸降临大地，这一切都太刺眼，太过清晰，而我是那个唯一躲在模糊的阴影里的人，我觉得我们整个车子都是轻飘飘的，我整个的人生都在晃动。
我身体里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那些时间和空间，支离破碎了。父亲的病床，从马路通向住院部的大台阶，狭窄的走廊，灵山的寺庙，几只树上的乌鸦，心脏科医生办公室，抢救室门口的长椅，人脸识别系统，死亡登记办公室。过去三天，每经过一个地方，我就丢掉一部分自己，那一部分将永远在那些地方游荡，父亲也一定还在那些地方游荡。
商务车经过米易县城直接往老家的方向去了，我和小喜的车拐进县城里一家照相馆取父亲的遗像。照相馆是一个亲戚开的，我们在出发的时候已经通过微信发去了父亲的照片。我下车，一个中年男人从照相馆走出来，双手捧着用黑布包裹的相框，相框递过来，他想说两句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我低头接了说声谢谢就上车了。
接近傍晚，阳光仍然刺眼，我们的车拐进头碾乡，经过集市外面的氨水池，经过巨大的木棉树，木棉树正开着花，大朵大朵的红色开在瓦蓝的天空下。再经过车道、山坡、草梗、电线杆、甘蔗田、番茄地、蔬菜大棚，这一切都越来越熟悉。这里是父亲骑摩托车摔倒的地方，这里是我半夜和初中同学一起偷挖她家红薯的地方，这里是我母亲拿篾片追着打小喜屁股的地方，这里是我和表妹夜晚走路背单词的地方。
集市在靠近，我发现自己无法集中注意力，整个人开始涣散，每经过一处地方我就会去想一些事情，但那些事情不集中也不清晰，镜头是晃动的、飘浮的。完整的世界和个体都被打碎了。
我们这就经过了在我十五岁那年全家人从村庄搬到乡场的家：一排破烂不堪的两层小洋楼，一字排开的上下层一共八间房。现在似乎清晰一些了，我用力去想：小洋楼原来是乡政府的办公所在地，父亲在成为包工头修好新的乡政府大院，而政府又拿不出工程尾款的时候，他们把这排旧房子给了我们家。一楼四间房分别变成了客厅、厨房和两间卧室。楼上再来一间卧室供我放假回家住，另外三间租给了在乡场上做生意的一家外地人。一楼外有一片小小的空地，父亲在那里种了天竺葵和大丽花，空地边上有根带水龙头的水管，那时候赶场天常有山上村庄里的人走过来，拧开水管对着嘴巴喝水。父亲还通过了电力公司的工程师考试，全乡的电网都由他维护，每个月集中交电费的时候，有很多人会站在小洋楼的外面喊，张老泰，收电费了。“老泰”是我们那里对有威望的人的称呼，有那么点“老大”的意思。母亲主动承担起了收电费的工作，她听到喊声就从小楼里走出来，拐进新的乡政府办公楼，那里有一间房是电网工程师张老泰的办公室。
单号赶场，双号种地。今天是个赶场天，我们的车被堵在了乡场上。父亲的死讯早已传遍整个乡场。很多人探过头来注视商务车，等到商务车过去，那些脑袋又向我们的车拥来，我认出一些依稀熟悉的面孔，但早已叫不出他们的名字或称谓。自从父母把家搬进县城，我已经很少回来了，即使回来，也仅限于直接把车开进奶奶在村庄里的家。我把头埋在车窗下面，听到小喜在跟人打招呼，我抬起一点点头，有一个年长者哎呀哎呀地叹着气，示意小喜摇下车窗。
“哎呀，哎呀，老泰啊，好日子还在后头得嘛。”
他一边拉着小喜的手一边感叹着，他向里张望，在辨认我。他眼里有泪。
我抬起头与他的眼神交会。
“蝴蝶也回来了啊。”他喊出了我的乳名。
他六七十岁的样子，带领子的T恤外面套了件自制羊皮褂，也许是父亲早年打猎时的朋友，又或者哪个遥远的亲戚。我听小喜在喊他表叔，我也跟着喊了一声，表叔。
他没有再说什么，继续叹着气，叹气声和烟草味一阵阵飘进我们的车里，我的眼泪不由自主流下来。他最后说，你们先走，我把羊子卖了，晚点来给老泰磕头。我这才注意到他身边站着一只半大的小羊羔，小羊羔待在原地，望着我们的车，表叔费了点劲才将它拖走。
这时另一个脑袋探过来，年轻人，小个子，肩膀上扛了个巨大的箱子。小个子什么也不说，努嘴示意小喜打开后备箱。小喜照做了，他将那个大箱子扔了进去，又用力关上后备箱，对着小喜大喊一声，火炮。
火炮就是鞭炮，老家但凡婚丧嫁娶，最不能缺少的就是火炮和酒。酒我们家不缺。
送火炮的是小喜的小学同学，他在乡场上有个杂货店。那个表叔是谁？小喜说他也不记得了。我问他那你怎么知道称呼他表叔。他说，他随意喊的。是了，年轻点的叫老表，年长些的叫表叔，再年长一些是表爹，如果是女的，就表姐，表嬢，表奶，错不到哪里去。这个乡场辐射范围内有五六个村庄，每家人总能和另一家攀上些亲戚关系。
28
我和小喜的车在乡场上耽误了不少时间，等我们赶回村庄里的家，父亲的遗体已经躺进了早已准备好的棺材里。棺材就放在客厅里，客厅所在的楼房一共三层，十三年前父亲修的，我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小练在那一年出生。平常主要是奶奶居住在这里，父亲和母亲每周从县城回来一两趟。三层小洋楼位于村庄的中心位置，一棵需要好几个人才能合抱的大榕树就长在小楼边，给小楼撑起一片阴影。
那副棺材十年前就已做好，是父亲自己做的，大漆来自山里的漆树，大板也是。父亲一共做了三口棺材，他的、奶奶的和母亲的。三口棺材就放在小洋楼的地窖里，地窖里只放两样东西：酒和棺材。酒大概有五千斤，分别是十三年前和十年前我生大女儿和二女儿的时候父亲酿的。棺材就放在地窖入口处。
要想打酒来喝，必须经过那三口棺材。
父亲似乎从来没有为死亡做过任何准备，他在说自己要死在西昌的时候，也仅仅是表达他很痛，而不是真的觉得自己要死了。住在医院的三天时间里，他本来有机会安排好身后事，或是对我们说些告别的话，但他一句也没说。我们当然也不会问。父亲还想活着，且坚信他会活着离开医院。谁能想到，离开医院的时刻，他穿上了寿衣，平躺进一辆商务车。
然而棺材是早就准备好的，寿衣也是准备好的，这又是怎么回事？
奶奶坐在堂屋门口等我和小喜，她身边聚集了一大群村里的老人和女人，我们的车还没停稳，就听到她的哭声，母亲也哭着从堂屋里奔了出来。小喜一边停车一边说，奶还能这样哭，问题不大。
父亲穿着五层寿衣躺在棺材里的样子有点可笑。最外面一层寿衣是锦缎做的，暗红色，隐约有金红织成的花纹，中式盘扣，他生前从来没穿过这样的衣服。他躺在那里，终于放松了，一副再也不需要担心给别人添麻烦的样子。
战斗了一生的父亲彻底放弃了努力，现在像是一个任人装扮的小孩子了，这想法让我心碎。
乡亲们关上了棺材盖，但是只要有亲近的人走进堂屋，母亲就会请大家帮忙移开棺材盖，让亲戚们再看一眼父亲。每有人来看一眼，母亲和奶奶就陪来的人大哭一场。到了晚上，她们的哭声弱下去许多，这时又来了一个大姨妈，是我妈同母异父的姐姐，她是专业的哭丧人士，在她凄切的哭声（歌声？）里，大家又跟着大声哭起来。而我从头到尾只会默默流泪。
有很多事需要处理，母亲除了哭和用哭声安抚奶奶，显然已经做不了任何事。我和小喜与乡里人不熟，对于一场即将在山村里举办的葬礼也无比陌生，重担自然落到了小勇的身上。
小勇今年33岁，沉默寡言，他是3岁小女孩月月的父亲，和我们的父亲一样会酿酒。他首先给先生打电话问父亲下葬的日子。“先生”是乡村祭师，但凡谁家里有婚丧或是动土搬家、重要的远行等事宜，总是要找先生择个日子才行动的。那位先生是父亲生前好友，他早已听闻噩耗，正骑着摩托赶来，他在电话里说，见面商量。
先生的摩托停在了大门口。他也和父亲年龄相仿，我记住了他的名字，王世富。母亲让我叫他表爷。表爷穿着一件大两号的灰色西装，走路的时候西装下摆随风晃动，他叫我蝴蝶，主动跟我握手，城里人的方式。我双手迎上去，摸到他掌心厚厚的老茧。客厅里的人止住哭声望向表爷，像等来了一场战役的指挥官。表爷进屋之后，哭泣的人又继续哭。
也许见惯了死亡，表爷看起来情绪平静。他走进堂屋在父亲的棺材前坐定，抽了一支烟，安慰了几句母亲和奶奶，拿出一个发黄的笔记本，翻了一会儿，又用笔在空白处画了些我看不懂的符号，然后抬起头说，葬礼时间只有两个选择，21天后，或者明天。
表爷继续说，再过21天日子最好，明天是二月初二“龙抬头”，这和属龙的长子小喜犯冲，如果我们想在明天下葬，小喜不能捧灵。母亲这时从哭泣中清醒了一下，问表爷有没有办法把犯冲这事给克服一下，小喜作为长子，捧灵只能是他啊。母亲又说，米易春天很短，接下来一天比一天热，棺材放在客厅21天尸体会腐烂的。
这时小喜问表爷，我姐捧灵行不行？表爷盯着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两秒钟说，行。
我这才被迫想起，明天还是我生日。父亲的下葬日，我的生日？不，这不重要，也没有几个人想起。我担心说出明天是我生日又会让先生想起什么别的忌讳，我告诉自己要闭嘴。我咬了咬嘴唇说，好，我来捧灵。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什么是捧灵人，后来懂了，就是披着麻戴着孝，在送葬队伍里走在最前面（有人给撑起一把青伞），捧着父亲灵牌的那个人。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表爷不仅帮忙看日子，还有很多事他帮得上忙，他打起了电话。他先是给村里另一位年轻些的先生打，让那位先生来帮忙，那位先生是他徒弟，也表示说就快到了。然后他开始安排各种事宜，大约是请唢呐队、联系墓碑制作之类，小喜和小勇守在他身边听他安排。差不多都安排好之后，他才在父亲的棺材前烧了一沓纸钱，磕了个头。他一边磕一边说，老泰，你放心走。母亲又哭起来。
第二天就入土的消息想必已传遍整个山村，更多的人在陆续赶到。我也给此刻在成都等候消息的孩子们和孩子们的父亲报告了这个消息，他们立即赶往高铁站。在成都工作的堂弟、堂妹、表姐、表妹们也动身了。
表爷这时说，接下来我们要确定把你爸埋在哪儿。我心里惊了一下，是啊，明天就要下葬，事发突然，还没有确定埋在哪儿。表爷说，不慌，老泰好多年前跟我聊起过，想埋在你们家老房子背后那个山坡上，我们现在就出发去看看。他说完朝我挥了挥手。我感觉因为确定是我来捧灵，我的作用要大一些了。
那个山坡我知道，山坡上有几块巨大的石头，我小时候常常爬上石头玩，有一块石头长得像一匹马，骑上去可以俯瞰整个村庄。小勇这时已经出发去山那边找彝族人买牛和羊了，买了牛和羊还有一大堆事在等着他。我和小喜跟在表爷的后面走路上山，我手里捏着一个出门时不知哪个亲戚塞过来的苹果。几个从乡里赶回来的亲戚扛着锄头跟在我们身后。确定了埋在哪里，他们需要连夜平整土地，挖坑。天色已经全黑了，我们打开手机的电筒，照亮前方一点点路。我听见村庄上方的山林里有呼啊呼的风声，我记得那片山林长满了马尾松。
在夜色的包裹下，我整个人比刚才放松了些。这种放松马上让大脑腾出了空间去想父亲的死亡，我不想这样，我要忙起来，再忙一点。我紧跟着表爷，有一段路甚至走在了他的前面。我们经过了过去有巨大石头的那种平地，石头早就不在了，一条被平整过的小路在面前铺开，表爷顺着那条路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说，不对，不太对。
到最后，他站在一片蓬松的土地上说，不行，风水给破坏了，不能埋在这里。我这才注意到我们是站在一块菜地里，一沟一沟的什么菜苗已经冒出来。表爷说，这地方以前是一片荒草坡，也没有刚才我们走过的那条路，现在这个样子，怎么都不适合作为下葬的地方了。
这时我看见我们刚才走过的路上有个小小的人影在移动，像只小动物，是奶奶啊。
我听见表爷惊呼了一声，哎呀三娘，你咋个来了？小喜走过去扶奶奶。风声越来越大，天上繁星点点，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奶奶在得知下葬地点之后就悄悄出门了，我们谁也没发现。她走的是大路，我们走的是小路，大路平整一些绕一些，但她没有比我们晚到多久。97岁的奶奶在黑暗里对着我们的方向说，走，我带你们去张洪芬那儿看看，是不是可以埋在她旁边。张洪芬是我小嬢，奶奶的小女儿，五年前死于肺癌。
一小时后，我们站在小嬢的墓前，表爷拿出墨斗和类似于罗盘的工具，画出了父亲墓地的位置，是一个小小的斜坡。从这里往右边看，依稀可以看见我们的村庄，有几盏灯还亮着，最亮的那两盏是我家的。我们的前方是田野，此刻在星空下模糊一片，远处的山岚有隐约的轮廓。
挖坑的人开始挖坑。
我们牵着奶奶往家走，在路上我和小喜商量讣告应该怎么写，回到家已经是二月初二凌晨。孩子们在他们父亲的带领下赶到了，小披萨扑到我怀里，对发生的一切有点茫然。他问，外公为什么躺着，他要去天上吗？小素跪在灵堂前烧纸，小练抱着我母亲哭泣。过一会儿贝壳、文娅（我二姨的两个女儿）和稚春（小喜干爹的女儿）一齐赶到了。还有更多我叫得出和叫不出名字和称呼的人挤满了堂屋。奶奶看来是累了，她半边屁股坐在单人沙发的扶手上，一只脚着地，另一只脚悬空，手里整理着一沓纸钱。她身边有个小孩玩纸飞机，小孩站着，就快睡着了。
父亲的棺材周围跪了一圈人，这一圈人会一直跪到明天下葬，中途可以有人离开，但必须保证油灯不灭，火盆里还要有纸钱在持续燃烧。母亲让他们给我和小喜腾出位置，又逐一介绍他们。除了成都回来的后辈，还有老家的，另有五个是父亲的干儿子和干女儿，我只认识三个。其中一个年纪比我大的干姐，好多年前嫁给我一个表哥，那个表哥已经病死了。这位干姐一直低着头烧纸，火光印在她脸上，偶尔她抬头，眼睛里有泪。她跟我说，不久前她还在镇上见过父亲，父亲当时跟她说，她儿子如果找不到工作，可以去成都找蝴蝶。爹爹，她这样称呼父亲。她说，爹爹那天看起来好好的，怎么就没了。她整晚一直在跪着烧纸。
负责哭丧的大姨妈拿出麻色棉布，像戴围巾那样挂在我的脖子上，棉布垂在前胸一直到大腿，再拿一根麻绳绑在我的腰上，从前面看，像是一件衣服。她又给我包孝帕，也是白色棉布，幅宽小很多，一圈又一圈围着头绕，最后形成类似于帽檐的形状，再固定住。我试着摇摇头，很稳，不太会散开。然后我看见她给小喜也做了这些，小喜也晃动了几下脑袋，确保不会散开。大姨妈说，你们放心，我包得很扎实。说完这句话，她换了种语气和声音，继续哭丧。
1点18分，小喜从母亲手里接过父亲的手机，在父亲的朋友圈发出以下文字：
家父张洪才因病于2023年2月20日14：10分与世长辞，享年68岁。父亲生前乐观旷达，孝敬父母照顾弟妹尽心尽力，与爱妻相濡以沫，对儿女宠爱有加，也深得孙辈敬爱。父亲一生清简做人，热爱工作，关心他人，为世界带来诸多美与好。我们永远怀念他。
兹定于2023年2月21日（农历癸卯年二月初二）在凉桥入土为安。盼各位亲友前来告别。谨此讣告。
长子张小喜
长女张文美
次子陈加林
2023年2月20日深夜
29
凌晨2点，小勇买回牛和羊，炸响了火炮。火炮声平息，我听见窗户外的山梁上传来呼号，小勇说，屠夫听到火炮声，来了。
只来了一个屠夫，刚过完年没多久，大家都在外面打工。屠夫身材敦厚，皱着化不开的眉头，磕头之后跟小勇说，你再炸一次火炮，看还有没有人在，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第二串火炮炸响之后半小时，来了两个人，两个五十来岁的女人，她们手里各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刀，她们长得几乎一模一样，我猜是一对双胞胎。她们说，牛我们不管，杀猪宰羊交给我们。她们说话的声音大得出奇。有人帮她们打开门，她们像两个战士一样转身奔向战场。
接下来，堂屋的门不断被推开，有人进进出出，堂屋一侧的楼梯间也是，人们上上下下，铁板楼梯发出咚咚咚的响声。纸钱在燃烧，烟雾比较浓的时候有人打开了窗户，冷空气飘进来。沙发区坐着几位老人在小声说着什么，奶奶被人安排进一楼她的房间睡觉了，孩子们也陆续上楼睡觉了。母亲靠在沙发上，脑袋歪向一边，看起来是睡着了，但只要有人开门或下楼，她就直起身来，她随时准备着迎接即将到来的哭泣，她好像爱上了哭泣。她的两个妹妹一直坐在她身边。两个妹妹一个从成都赶回来（我二姨），另一个从会理县骑着一辆摩托车翻山而来（我小姨）。
有人将一盏电灯关掉，屋子里暗下来，火盆好像变大了，火焰在跳跃，烟灰在房间里飘来飘去。父亲的一张照片被PS成黑白放大了，放在棺材前面的一张长条凳上。照片是小喜几年前拍的，当时他在参加一个人像摄影培训班，他让父亲做他的模特儿拍了一组照片，这是其中一张。也许是打了反光板的缘故，父亲的一双眼睛很亮，他穿着一件白衬衣搭配毛背心，衬衫领子很硬挺。他认真注视着镜头，这使得不管我站在房间里的哪个位置，他都好像在盯着我看。
凌晨3点，小勇又放响了一串火炮，两个厨师来了。凌晨5点的火炮是通知帮工的，帮工很多，没几个男人，男人都在外面打工，感觉全村的女人都来了。
5点半，贝壳劝我到楼上躺一会儿，她说天亮了有你忙的，我听她的，上楼躺在一张被谁躺过还散发着余温的床上。贝壳自己也上来了，她大约有点担心我。她没说什么，默默躺在我身边，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过一会儿又把手缩回去了。我睁着眼睛背对着她，有一会儿我听到她在吸鼻涕。我动了动身子，一滴眼泪滚落在床单上。
我拿起手机刷朋友圈，看到她白天的时候发了一张父亲的照片，是前年我们回老家的时候在天台上拍的，那天我们在为我写的一首歌拍视频，歌名叫《一起走很远的路就成了家人》。我们邀请父亲参与拍摄，他很配合我们，尽管他当时还不会唱那首歌，但他一直跟着打拍子。照片里的父亲坐在一张长凳上，头微微侧向一边抬起来，双眼望向天空，他笑着，笑得很帅很好看。他面前有一堆篝火，火光映红了他的脸。贝壳还给照片配了一句话：我的姨爹，就像我的另一个爸爸，永远怀念您。有很多我们共同的朋友在评论区发出那个双手合十的表情。
贝壳还在吸鼻涕，除此之外，我们都一动不动。我盯着窗户等天光亮起。窗户外是村庄的天空，就快天亮的时候，我看见从屋顶天台垂下的几枝三角梅在动。三角梅正开着花，刺眼的玫红色，几片花瓣落在窗台上。我感觉到花枝在剧烈摇动，不是风吹的，天台上有人在做什么。我爬起来走上天台，一个微小的人影正在给天台菜园里的香菜和小葱浇水，那些长得过于繁盛的三角梅是父亲种下的，那个人影一边浇水一边拨弄挡住了水流的三角梅花枝。三角梅旁边还长着很大一片百香果，果实沉甸甸地往下掉着。
我早该想到了，是奶奶。她在半夜给自己死去的儿子选墓地，又在第二天一大早爬起来，在儿子下葬的当天，像每一个平常的早晨一样，给菜地浇水。
生命里没有最大的事，每一件都是大事。
父亲死了，他种下的三角梅和鸡蛋果还在继续活着。
奶奶是那么苍老，但一点衰弱的迹象都没有，她穿一件暗紫色的衬衣，衬衣里面有一件秋衣，她的衣服包裹着她的皱纹，她的古铜色皮肤在清晨的光线里发出微光。我无法不去想：躺在楼下堂屋里，已经死去的是她的儿子。我走过去蹲在地上陪了会儿奶奶，帮她把浇菜的水管理了理，避免缠绕在一起堵住水流。奶奶在说着什么，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我说，我仔细听，她在说，今天下葬是对的，那些远在外省的亲戚啊孙儿孙女们就不用赶回来了，都忙得很。她又说，地窖里父亲酿的那几千斤酒，我们应该拉走，拉到成都。她又说，你爸走得早那是他的命，你爸是个孝子，我没白养你爸那么大，你们也是，你爸没白养你们那么大。
我心里堵得很，嗯，我说奶奶我下楼了啊。我下楼，跪在地上烧纸，给每一个在灵堂前磕头作揖的人回礼，陪他们哭，听他们感叹，和他们一起回忆父亲的一生，让他们摸摸我的头，就像在摸8岁的小蝴蝶。
30
父亲下葬的时间在下午。这之前经历的一切都是飘忽的，我感觉自己正站在一艘大船上，海水起伏不定，船身有时倾斜有时稳定，人影在我面前以闪烁的方式出现，世界摇摇晃晃。有时候我觉得快支撑不下去了，就又忍不住想，要是父亲在这里，他会把一切处理得多么好。但偏偏我们现在要处理的，是父亲的死。
我从没意识到父亲有那么多朋友和牵挂他的人。本村的，邻村的，乡里的，县里的，汉族、彝族、傈僳族，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小孩。大舅舅认认真真数了一遍，寻常日子里只有几十个人的村庄，今天挤满了四百多人。我家门外的水泥路上停满了车，摩托车、三轮车、面包车、小汽车、大货车。隔壁的村委会大门打开，供来吊唁的人休憩，几百米外废弃的小学也打开了，校门口架起几口大锅，煮着屠夫宰杀的牛、羊、猪、鸡，还有从外面运回来的鱼，蒸汽往天上飘，混合着柴火味道的食物香气弥漫在山林和村庄的每一处。午饭摆了二十三桌，两轮。村委会和废弃的小学都是父亲当包工头的时候修的，现在还没付清父亲的工程款。
那些我不大能叫出名字的乡亲们都认出了我。他们既想表达见到我时的欣喜，又在避免表现出这种场合不应该有的热情。有些人企图安慰我，但我避开了他们安慰的目光，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一个企图安慰我的好心人。
人们称呼父亲：张洪才、张老泰、老泰、老张、大哥、大爹、大舅、大爷、表公、表外公、姨公、姥爹、爹爹、干爹、亲爹、伯伯。每一个不同的称谓背后都是一个故事和一段感情。乡亲们坐在屋檐下和村委会回忆那些点滴，说起父亲的好。
每个人都好忙，母亲也强打起精神穿梭在亲戚们中间，可能在某一个时刻她终于意识到，只是哭是不对的。
年轻人陆续赶了回来。最远的一个父亲的侄子从广安来，他在一所职业大专学习电器维修。他先是乘坐长途汽车到成都，再搭高铁回米易，最后借一位亲戚的摩托车从县城骑回村庄。等他赶到家里的时候，父亲的棺材已经被一群也是从四方赶来的小伙子抬起往门外走了。按村里的习俗，抬棺的小伙子必须是没结婚的，村子里没有那么多小伙子，怎么算也还差一个，正当大家着急的时候，那位侄子就赶到了。他满脸汗水，毫不犹豫将一边肩膀探进了棺材下。陆续有人跟着抬棺的人喊，一，二，三，嗨；一，二，三，嗨。
有人说我们的村庄几十年没这么热闹了，马上就有人接过去说，以后也不会有这么热闹的时候了。我此前的人生从没觉得仪式有多重要，此刻面对这么盛大的葬礼，我感觉到，父亲活着的时候是多么热爱这个世界，同时他也被这个世界深爱着。仪式也像一个惊叹号，以强调的方式提醒我，父亲真的离开了。
我走在最前面，手捧灵位，贝壳给我撑起一把青伞，小勇在我身后，他胸前端着父亲的黑白照片。小喜按照事先说好的没有出现。唢呐队吹起了唢呐，两位先生口中念叨着，人群浩浩荡荡从村中心往村口走，麻雀被惊扰结成一个整体在村中上空盘旋，大榕树的叶子被风吹落在地上。女人们负责哭，男人们随着抬棺队伍的节奏呼号，火炮时不时响起来，在浓烟和震天的响声里，父亲平躺的身体缓慢移动。
31
悲伤是在后来才慢慢到来的。在猝然的死亡面前，人大概会启动情感上的应激保护机制，也可能在那些忙碌和仪式里，无暇顾及心痛。忙就是亡心，就是忘了。事后回想，我对父亲离开那两天繁琐的仪式充满了感激。
母亲的心碎发生在父亲下葬后第三天。是真正的心碎，此前我从未认真想过这两个字，心碎，母亲的心碎了。那天人群早已散去，孩子们随先生回到成都，小喜出差飞往日本，小勇赶回了另一个村庄自己家（他是上门女婿）。只有奶奶、一位负责照顾奶奶的表姐，以及我和母亲。我原计划也是这两天就离开。
这天一大早，母亲翻出礼簿一个一个看，她需要记住每一个来吊唁的人留下的礼金数额，以便日后回礼。我在一旁和奶奶剥豌豆，我们准备午饭吃豌豆稀饭，母亲这几天没吃什么东西。我和母亲坐得近，我需要随时帮她念出礼簿上的人名，那些名字她大部分都不认识，每当我念出一个，她就恍然大悟的样子，然后把我说出的数字重复一遍。有些人名就连她也记不太清楚了，奶奶会说一些特点来提醒她。她没印象的奶奶大都记得。
奶奶说，小桥宝也来了啊，她现在是个嫌疑犯，警察在抓她。她开赌场被人告了。赌场嘛，一天抽成一千六七百的样子，赚的是危险钱。我们村那个谢定海不是还去给她当保安吗，一天一百元工资。
母亲说，妈，你记错了，前年的事，罚款早就交了。
奶奶又说，关大军送了五百元，你们不记得他啦？我说个事你们就想起了，他家就在大厂坝转弯那里公路的下面，他是你爸修乡政府的时候认识的朋友。他家几年前屋顶上躺着一辆摩托呢，一个醉鬼半夜从公路上冲下去的。那个醉鬼啊，没死，但是摩托车也不要了，跑了，再也没回来取他的摩托车。
母亲说她记得，后来那个摩托车还是被取走了，哪个取的她也不清楚。
奶奶听到一个彝族名字，哎哟，她说，这是六队那个史祖，欠你爸好多钱啊。母亲也想起来了，说，是他啊，他好多年前给过蝴蝶1000块压岁钱，那个时候的1000块，太多了。
母亲转身对我说，后来他欠你爸钱，你爸硬是没找他要，七万多块钱呢。你爸说，一想到他当年一张一张数出来1000块递给你，就不好意思开口要。他有一天还主动来找你爸，说钱他还不起，但是可以把他女儿嫁给小喜。他后来坐牢了，他有个儿子也坐牢了，看来现在是时间坐满了。我记得这个人，也记得他女儿，他女儿皮肤黑黑的，眼珠子也黑。
我又念了些名字，奶奶继续补充，慢慢地母亲不怎么插话了，突然念到一个名字的时候，母亲整个人僵在了那里。我看见她拿着红色礼簿的手在发抖，她的嘴巴也在发抖，汗水从她额头冒出来。我问她，妈你没事吧？她不回答我，还是僵着，她眼睛望向大门外，眼神静止。门外有一辆摩托车疾驰而过。我念到的那个人没什么特别的，不是因为那个人，就只是这么一个又一个地念，一段又一段地回忆，母亲的悲伤在她体内不断累积，到了某个点，她再也承受不住了。她脸色惨白，试图从沙发上站起来，弯腰起势的瞬间她又坐回了沙发里，整个身体僵持着，仿佛她的意识在用力跟上什么，又怎么也跟不上。有那么一会儿，她似乎就要大哭起来，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哭出来，能哭倒是好事，但现在她面临的是一场彻底的崩溃，没有哭声来拯救她了。她的体内淤积了太多单纯的痛苦，以至于她的整张脸在慢慢扭曲。没有哭声。
过了很久她才从那种僵着的状态中回到现实，她起身了，同时说，我要去睡一觉。
那天她上楼回到她和父亲的房间之后再也没出来。到了晚上我在门口问她，要不要吃点东西，她在里面说，不吃，哎呀，啥子都不想吃。她的声音听起来虚弱无力，且拒人于千里之外。
我们无法共同承担痛苦，这感觉简直让我绝望。
母亲在第二天临近中午的时候终于出门了。她端着一个大纸箱站在门口，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跟我说，她说，纸箱里的东西都是父亲的，我们今晚带去他坟前烧掉。她那个说话的样子，让我感觉她整个人生已经垮塌了。比起父亲下葬那天的恸哭，现在的母亲更让人心碎，她已经完全屈服于痛苦。
箱子里装着父亲的两双运动鞋，一件西服外套，一些秋裤、毛衣、几双袜子，所有的东西凌乱地挤在一起。母亲将它们全部倒出来，又整理一遍放好。母亲毫无情感波澜的样子在那里整理，看似无情，好像在说，这点东西怎么能纪念她和父亲几十年的情感和人生？随着父亲的离去，这些东西也死了。
另一个傍晚，母亲安静地坐在饭桌前，晚饭结束好一会儿了，屋外的天光就要被黑夜覆盖，房间里弥漫着洗洁精的气味。她刚刚收拾了灶房，四周一尘不染。她像是个因为完成了一切而失去目标的人。那一刻我知道我什么也帮不了她，她的心在我面前上了锁，对谁都上了锁，打不开。
我说，妈，我开车送你回城里的家好不？
她说，你爸都死了我回去做啥子。她用的是“死了”，而不是走了，没了，去世了，和她在医院CCU病房门口说的一模一样，和父亲在发病前一晚说的一模一样，她的语气恶狠狠的，毫不打算迂回。这一次，死亡真的变成了一个冰冷的事实，一个终结。过一会儿她又补了一句，你赶紧帮我把米易的房子卖掉。
母亲和父亲在米易的房子是他们八年前买的，在安宁河边一栋电梯公寓的一楼，前后两个小院，坐在前院的翻板椅上，可以看见安宁河的河水缓慢流过。傍晚，对岸大山上空的夕阳会把河水染成一片金色。父亲活着时，每天早晨顺着安宁河岸边的栏杆走到城中心的菜市场买菜回家，母亲则在家里收拾房间，等候着上门打麻将的好朋友们。他们对这套房子百分百满意。有一次我问父亲，住在这里是什么感觉，父亲想了很久回答我，人间天堂。
我留下来，在米易抓紧时间找房子。我找到一套城中心位于26楼的房子，两室一厅，站在客厅的窗边可以俯瞰两座大山之间，安宁河两岸的整个县城。搬家那天母亲让小勇一个人去搬，她自己在新家等着。
要卖掉原来的房子，手续比我预计的还要麻烦，首先我们需要去公证处证明除了母亲之外的法定继承人都放弃对这套房子的继承权，然后将房子过户到母亲一个人名下，这才能和买家办理过户手续。
奶奶坐在公证处，工作人员问她，死者和你是什么关系？奶奶说，我大儿子。工作人员继续问，这套房子你放弃继承权吗？奶奶听不懂“放弃”和“继承”，她一边点头一边说，嗯，你们说是咋个就咋个。她说“你们”的时候看着我和小喜。我说，奶，你就说放弃，房子卖了钱也会分给你的。奶奶说，哦，我不要。工作人员说，请你说放弃，奶奶对这个词还是很陌生，犹豫了一下说，放，弃。我和小喜把头望向窗外。
房子到今天还没卖掉，但是母亲再也没回过那处河边的家。
父亲头七之后，小勇将母亲送到成都。一周后的一天早上，我在书房，母亲坐在客厅，她突然大声说，蝴蝶你快出来啊，家里来了三个人，一个彝族，两个汉族。我走出房间，客厅里什么都没有。母亲继续说，你看你看，那个彝族人戴着帽子，穿着羊皮褂，在对我招手，喊我过去，跟他走。她转身对我说，你快把他们赶走。我什么也没有看到。母亲脸色惨白，无比惶恐，她靠在沙发上说，你看啊，就在大门那里。说完她又说，咦，你一来就不见了。母亲的声音在发抖，那些音节从她嘴里硬邦邦地蹦出来，如果她平常说话的声音像馒头，这会儿就像铁，又硬又冷。
我倒了一杯热水端到母亲面前，嘱她喝下。她双手接过杯子一口喝了，把水杯重重地放在桌上。过一会儿，母亲对着前方小披萨的一只红色书包说，你看你看，这儿有一只公鸡，在动，快抓住啊。我快哭了，她眨眨眼，晃晃脑袋，长吸一口气再吐出来，语气异常坚决：刚才真的有一只公鸡，现在不在了。过一会儿她对着窗帘的方向喊，张洪才，是不是你？她看见了父亲。她拉着我问，你真的没看见？我说没有，妈你怎么了啊。她的脸色越来越暗，但是音量变得很大，整个人都被恐惧填满。她被她自己吓到了。
母亲得了谵妄症。
我是在当天下午华西医院门诊医生的处置单上看到这三个字的。医生建议我们做一个全面检查，心脏、血液、肝肾功能、尿液分析。医生说，谵妄只是临床表现，我们得找到病因。
我和小喜带着母亲走在医院里，每一步母亲都走得艰难，除了随时出现的谵妄，她显然是记起了一个多月前在西昌医院父亲住院的那三天。每一项检查都让她透不过气来，在核磁共振室，母亲一躺进检查的机器就开始咳嗽，医生让她下来休息一会儿，咳嗽结束了，她又躺上去，但是一躺下又咳嗽，如此反复三次，医生的耐心也没有了，让我们隔天再去。
门诊医生给母亲开了三天的安眠药，我也觉得谵妄最有可能是因为失眠引起的。但母亲说她最近有可能是撞到鬼了，或者父亲对她有哪里不满意，她打电话给老家的那位我叫他表爷的先生，王世富，请他为她在乡下做了一场法事，给父亲烧了很多纸钱。安眠药母亲也按时在吃。吃的时候她还说，神药两解，看哪个管用。
法事之后，也就是母亲安睡了两个晚上之后，在拿到检查结果的前一天，她的谵妄就再也没有发生了。每天傍晚，我把她拖出门散步。
母亲做了一个决定，她再不打麻将了。她说这次来成都，没有一天赢过，老是出错牌。我们鼓励她继续打，我说输赢只是手气问题，再打几天看。她说不是手气，是人不行了。她改成了每天午饭后和几个老太太斗地主。我有种感觉，如何过完一天，如何消磨掉必然到来的新的一天，在母亲这里变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母亲也开始了她的新时代，她现在是一个单身的老年人了。
没多久母亲又找理由回米易了，她坚持要一个人住在米易县城26楼的公寓里。我送母亲去车站，路上母亲提起她的一位朋友不久前跟她说，在网上看到我得了一个什么奖。那是个文学奖，我没想到母亲还有朋友会关注文学。母亲问我，是不是有很多奖金，我说，也不算太多，几万块。母亲感叹了一声，用她常有的那种腔调笑着说，那么多！我问她，你是不是很自豪啊？母亲说，当然啦，你从小就让我们自豪，我那些朋友经常说我这辈子运气太好了，生了个那么能干的女儿。
然后母亲说，可惜你爸都享受不到了。她的眼圈红了，为了不让我看到，她把头转向窗外。我们不再说话，我们从未学会互相安慰，此刻难道女儿不该对母亲说，妈妈，别难过，父亲在另一个世界也会过得很好的。像那些温情电影里的场景一样。可惜我做不到。
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母亲几分钟后把头转过来，望向前方说，走了也对，少受点罪。我们的车行至一处立交桥下，这个话题到此为止了。
32
父亲去世一百天，我们回到村里。
父亲的墓地很美，在一座小山坡的半山腰。站在墓前可以俯瞰整个村庄，看见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他在这里长大，挨饿，学打铁，做木工，娶妻，酿酒，种地，修建房屋，抚养三个孩子长大成人，与他的妻子争吵，和他的养父对抗，成为大家庭的主人，带领全村人过上更好一些的生活。他离开过这里，又最终回到这里。他在这里埋葬了一个又一个亲人，而现在是他自己躺在这里了。
坟墓用白色花岗石砌成，是父亲生前喜欢的抛光的白。周围是一片田野，埋葬他那天，四季豆刚刚爬上竹竿搭成的豆架，如今已经挂起了沉甸甸的果实。整齐的豆架一排排往远处延伸，远处是甘蔗林、桑树、玉米地、大叶榕。再远处是村庄、学校，它们的背景是连绵不断的青山，阳光正照进对面那些山峦中。
一百天前的那个下午，送葬队伍到达墓地的时候，奶奶早已在此等候。她刚刚清扫完小嬢的墓地，手里还捏着一个扫把。父亲的墓地紧挨着小嬢的，并排在一个坡地中间。小嬢的墓地前有两株柏树，已经长到两米多高。当时奶奶跟小勇说，办完丧事赶紧再买一株柏树种下。她把要种树的地方指给小勇看，又强调了一遍：一株就够了。这样一来，三株柏树的中间就是她两个孩子的墓穴。如今第三株柏树的位置还空着，小勇没能找到合适的树，不过他托了不少人到处问，他说应该就快找到了。
此刻，奶奶和小喜、小勇在墓前清理杂草，清理完毕后她拿出一瓶白酒倒了一些在父亲墓碑前的碗里，又走到小嬢的墓前倒了些。昨晚给奶奶拍了张照片，照片里奶奶似乎在笑，仔细看是因为她的牙齿掉光后，嘴巴很难完全闭上。看到照片她跟我抱怨，她说，蝴蝶你说说，小孩子没牙齿嘴巴不会瘪，年纪大了咋个就瘪了喃。此刻奶奶也似乎在笑。母亲往一个搪瓷盆里撕纸钱，嘱我们都跪下来。
三岁的侄女月月也跪下了，过一会儿她又站起来喊，爷爷，快开门，快开门呀。这让我觉得，父亲如果打开墓门从里面走出来，咳嗽几声，或者坐下来抽支烟，跟大家说几句话，也是非常自然的事。
然而死亡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死亡让我无法承受。没有什么让我感到宽慰，蔚蓝的天空不行，连绵的青山不行，音乐不行，文学不行，月月可爱的脸庞也不行，什么都不行。
我感觉到，我用四十三年的人生一点点构筑起来的东西，正在慢慢被拿走。父亲的死拿走了一部分，今后还会，一点一点地拿走，直到最后，我也会带着刚出生时带来的那点东西死去。就在这一刻，我好像超越了时间，我和月月一样懵懂，和父亲一样苍老和衰弱，和母亲一样悲伤，和奶奶一样迟缓。时间是什么？时间不一定是线性的吧，在另一个没有时间的维度，所有人都是同龄人。
终结，原来并不像是一个世界末日般的爆炸，死亡呈现的方式竟如此平和，想到这一点，无法言说的惊心动魄。一只鸟从远处飞来，在我们头顶的天空盘旋。母亲放响了火炮，整个山村都是火炮声，那只鸟被惊吓得飞远了。
火炮声很快结束，小山村恢复了安静。
“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命的本质。它到处、永远跟我们形影不离。甚至出现在无人可以看见它的地方：在恐怖时，在血腥斗争时，在大苦大难时。这经常需要勇气在惨烈的条件下把它认出来，直呼其名。然后不但要把它认出来，还应该爱它——这个无意义，应该学习去爱它……我的朋友，呼吸我们周围的无意义，它是智慧的钥匙……”
——米兰·昆德拉《庆祝无意义》
33
我又开始给曼拉写信。
亲爱的曼拉：
全世界最爱我的那个男人走了，不会有任何人如他那般无私，无所求，那般温柔和沉默。今后我只能学会自己爱自己了。
死亡是如此具体，父亲的皮肤渐渐冷却，眉心的皱纹奇迹般消失，躺在棺材里的他，如此安稳，却是一具与活生生的生命无关的身体了。
表妹文娅从小害怕我父亲，七八岁的时候，姨爹多看她两眼，她就吓得直哭。但是父亲去世那天晚上，她赶回来的时候，乡亲们移开了棺材盖，她走过去低下头看了父亲一会儿，转身哭着跟我说，表姐你看，姨爹在笑。说完她也努力地笑起来。我探过头，父亲的嘴半张着，似乎也真的笑起来。
好多年前，小练问我人死了以后会不会做梦，我当时随口说，我没死过不知道呢，妹妹小素马上说，我知道，我死过好多回的。有一天早上，我睡懒觉，小素走到我面前说，妈妈，我给你讲个故事，从前有个人，他天亮了还不起床，后来——
她半天不说话，我就问她后来怎么啦？她说，后来他死了。故事就讲完了。在父亲生病离开之前，我和他们可以那么轻松地说到死，死只是一个概念，而如今，当死亡是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我们再也不能不假思索地说出这个“死”字了。披萨问我外公去哪里了，我只能跟他说，外公去天上了。
今天早上披萨跟我说，妈妈，如果你有一天也去了天上，一定帮我狠狠地揍一顿老天爷。你要问他为什么那么早把外公带走。他又问，去了天上的人都不会回来了吗？我说去了就回不来了，要是回来也会变成别的什么东西，我们认不出来的。他说，那要不我们全家都去天上吧，这样就可以一直在一起了。过一会儿他又说，幼儿园的老师和同学也一起去，还有我喜欢吃的回锅肉，舅舅舅妈，张一田和小美、胡瑞，所有的亲戚，我们大家全部去天上。
母亲整理父亲遗物时，几乎烧掉了所有父亲用过的东西，但有一天她翻出一个钱包，她说那是我送给父亲的，我模糊想起来，大约是十五年前我送他的了，他一直用着，舍不得扔。我不敢仔细看那个钱包，我从母亲手里接过它，轻轻放进手提袋。尽量不去想，我的手掌心接触它粗糙的表面时，发生在心里的震颤。
父亲究竟想要从他的死亡里告诉我什么，又或者换个说法，我到底能从“父亲的死”这一事件里得到什么？假如那句话成立“所有的伤痛都附赠了礼物”。礼物在哪里？我什么也没有得到，死亡如此冰冷、客观。
除了写下这一切，我别无选择。即便写到这里，我还是无法相信父亲真的死了。“所有的伤痛都附赠了礼物”，这句话我以前常在课堂上对学生说，在朋友失意找我倾诉时说，在读者见面会上说。然而现在，我无法对自己说。我写下来这些，其意义又是什么？有时候难免生出幻灭之感。我这才知道，我写下父亲，实实在在是因为“不写的痛苦超过了写下的痛苦”。
父亲离开之后，我知道我再也无法做到全然享受我获得的一切。
我们活着时，身边总围绕着人们，死后才需要一个人打发时间吧。父亲现在应该很轻松，他活着的时候那么热闹，但他自己话那么少，他是喜欢一个人的。
最近我总在听古尔德演奏巴赫，有时坐在沙发上一听就是一个上午。在古尔德的一本传记里，我读到一句话：“一个人可以在丰富自己时代的同时，并不属于这个时代，他可以向所有的时代诉说，因为他不属于任何特定的时代。一个人可以创造自己的时间组合，拒绝接受时间规范所强加的任何限制。”不知为什么，这句话让我想到的，还是父亲。父亲活在时间之外了吗？
这些天的夜晚，进入睡眠之前的那些时刻，我会跟自己说，这是“迎接死亡”的预演，这是我在体会父亲离开前的时间。一位朋友说过，睡觉就是放弃自我。睡觉也是在模拟死亡，进入无边的孤独。但是这样的模拟多么可笑，每一天的太阳照常升起，时间好像怎么都过不完，我是不是应该为自己居然还这样活着说声抱歉？
这样地活着：想吃鸡蛋就可以吃到美好的鸡蛋，读完一本好书就可以走出家门散步，阳光绿树和吹来的风都那么让人愉悦，人为什么还要痛苦，还要不安？每天都这样，陷入对痛苦的品尝和对这种品尝的反思，无法深入任何事，无法让自己置身于一种整体性的生活。
如果用用力，我还是能照常过日子，能说出别人想听的话（而不是我想说的）。我知道我内心有一双冷眼，但经过折射，最后到达外界时，早已不具备任何杀伤力。从小我就是个没有个性的人，现在更是。我直到现在还是没有学会骂脏话，我的痛苦隐藏在皮肤下面的每一滴血液里，却无法向任何人表达。
上个星期三，我在米易县城里注销了父亲在银行的账号，算是完成了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后需要办理的“手续”。这之后我一个人走在故乡的河边，阳光明媚，这两年突然出现的蓝花楹在风中招摇，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是旧的了。年轻时那么努力要走出去，现在，张牙舞爪的那些年总算是过去了。我为什么还不承认，我也老了。
我是怎么发现自己变老的？跟你说一个细节，我再也不敢在拍照的时候双手自然下垂了，因为这样自然下垂，手臂上的青筋会鼓起来，弯弯曲曲的青筋像蚯蚓趴在手背上。只有到一定年龄才会这样，不信你试试。这和胖瘦无关，年轻的时候我比现在还瘦，但是不会这样。
你知道有一种病叫“静脉曲张”吗？我的手背当然没有到达那种程度，但每次看到青筋鼓起来的手背，我就会想起朋友圈一位医生朋友展示的那些病人的小腿。
如果我将手举起来，五个手指头朝上，我的手就还和以前一样光滑细腻。所以拍照的时候我要么把手藏起来，要么把手举起来，真滑稽，我总要想一想才可以把手举起来的同时还表现得很自然。可恶的时间和地心引力，连一根血管都不放过。
我整个身体长得最好看的就是这双手了，上中学时音乐老师就赞叹过，这是一双弹钢琴的手呀。这大概是我最后的固执：我不要它变成我不喜欢的样子出现在照片上。
这两个月，我发现我的白头发越来越多，以前看见白头发，我会让大女儿小练帮我一根一根拔掉，现在算了，拔不过来了。而且有一天我们并排坐在车上，小练突然哭起来，她说她看见我的鬓角有好多白发，一直以来，她和我一样敏感，我可不想让她哭。
也许哪天，我会忍不住走进理发店染发吧。染或者不染，我的新时代都要开始了。衰老的发生是这么幽微，无声无息，但是你知道，这个时刻就这么来了。
去年夏天的某一天，午饭后我坐在客厅里随口说了一句，好想吃零食。父亲听到就出门了，半小时后他回家递给我一袋猫耳朵，就是小时候最爱吃的那种面粉炸的小吃，有点甜，有点咸，还加了花椒。衰弱的父亲早已无法参与对我人生大事的抉择，但他仍然可以在我需要关怀的时候递上一袋猫耳朵。他将一袋小零食递给他四十多岁的女儿时，他说，蝴蝶，吃猫耳朵。他对我讲话的语气和几十年前一模一样，就好像我从来没有长大过。
而我现在回忆父亲，他也将永远停留在68岁。他的女儿，我，他的蝴蝶，离68岁也不算太远了。我在网上预约了一位文身师，准备天气好点的时候请她在我的手臂上文一只蝴蝶。天气好点的时候，父亲离开我就满一年了。他是在春天开始的时候离开的，他离开的第二天，是我43岁生日。
父亲还活着的一个傍晚，天气特别好，我和他坐在老家屋檐下晒太阳，我突然想跟他聊聊天，很正式地聊点什么那种，就像好多年前他跟我提起他初恋的那个夜晚（那时候我们多亲近啊）。但是我只说出一句话，我说天气不错啊。他也说，啊，是不错。谈话就结束了，永远结束了。现在我知道了，在我们活着的时候，生命里很难有那种重要的时刻，很多时候都是刚刚开始就结束了。很多时刻也只会经历一次，再也没有可以重新来过的机会。
父亲离去的日子，我变得爱喝酒了，他活着的时候我也喝，但我从没让他知道我会喝。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在小一些的时候我怕他知道我喝酒会骂我，长大些了又觉得不需要让他知道了吧。前些天我提着一瓶酒去找两位朋友，我们在街边一家小餐馆喝酒。喝着喝着，我突然想到了这一点，为什么我不在父亲活着的时候，像现在这样跟他喝一场酒？他若知道我酒量不错，应该会很开心吧。我们老家的地窖里，如今还封存着几千斤十三年前小练出生时，父亲酿的小麦酒。要是能有一次，哪怕一次，和父亲一起走进地窖，打开其中一坛，取半斤出来，我们一起大喝一场多好啊。
父亲喝醉酒之后是那么可爱和温柔，他会唱起歌来，跟我妈开玩笑，跟我们讲他了不起的人生故事。他会一遍又一遍地说，蝴蝶，钱要省着点用，但该用的时候就用。他还会说，蝴蝶，别人对你好，你也要对他好，别人对你不好也没啥，吃亏是福，别人要是喜欢你啊，你就去喜欢更多人。蝴蝶，我说这句话的意思你懂得吧？我说，我懂我懂。
这样一点点回忆，就好像把父亲一点点捡回来，没有离去一样，就像把父亲永远留在文字里，不会走掉了。父亲走了，如果不写下这些，我担心和他经历过的一切都会变成废墟。
某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回忆父亲，却惊恐地发现，父亲的样子模糊不清，我竟然无法想象出他具体的外貌了。这种感觉之前在回忆一些打过几次交道的人时也曾经有过，但现在变得模糊的是父亲啊。我使劲捏了捏我的左手，以确认这不是梦境或者出现短暂的眩晕。我感到害怕，直到父亲的样子慢慢浮现，像水流凝固成冰。
我们，我、母亲、小喜、小勇，所有父亲爱着的人，我们对父亲的离去倾注了太多感情，在死亡投下的阴影里掺入了太多恐惧。我和母亲之间有了不愿提及的，也无法交流的共同的痛楚。我们生活在阴影里，又假装看不见那些阴影。
可是死亡是多么平常，每天都有人在死去，关于这一点，我还专门去网上搜索了，其中一个答案是2022年全年数据：每秒有1.8人死亡，也就是每分钟有106人死亡，一小时6，360人，一天就是152，640人，一年是55，713，600人。
我们早该明白，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死去。但是我们都不会想到这一点，就好像除了父亲，我们每个人都不会死一样。有一天母亲坐在窗台边发呆，窗外熙熙攘攘，一杯水端在她手里早已凉透了，父亲去世后她总爱这么发呆，她苍老的脸让我猛然惊醒：我们都会老，也会死，下一个有可能是母亲。母亲会死，我也会死，甚至我的三个小孩也会死，那些即将出生的人，有一天也会死，我们都正在死，这让我吃惊极了。
为什么我们活着的人都天真地认为我们不会死？
2023年6月20日
34
年轻的时候我想远离这块土地，离开父母，离开家，重新建构一个自己想要的世界，过上一种和父母完全不同的生活。成为白领，每天早上喝现磨的咖啡，读很多很多书，靠脑力劳动养活自己。我想让自己时髦、放松，说话再也不结巴，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成为弄潮儿。
我几乎得到了一切。然而我没想过一点：得到的同时就意味着失去，失去和父母的亲密，失去走近他们的可能，同样也失去争吵，失去粗俗的人情味。换句话说，是因为失去了，才开始得到。我早应该明白，没有一样得到值得我们以失去为代价。而且所有的得到，爱情、婚姻、知识、健康、钱，都最终会失去的。拥有就是失去的开始，为什么我们一生苦苦追求的东西，其实在刚刚得到的时候就在失去了呢？就算是拥有“活着”这件事，也会失去的呀，这么想，就觉得没有任何一种“得到”值得庆贺。
我现在过的生活是父亲希望的吗？在父亲的影响下，我致力于成为和他不一样的人，背叛一种他想背叛又没有做到的生活，可他怎么知道，另一种生活也有那么多的问题。
我一度活在很多概念里，并且认为那些概念很重要，比我每天活着经历的人和事重要，那些人和事与更宏大的东西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这些时候我会想起父亲，他处在人群中时，常常会突然进入另一个时空，一种强烈的不在场感，如果这时我走到他身边喊他一声，或者碰碰他的衣角，他会如梦初醒回到现实。我就像那个时刻的父亲。
在我三十岁成为母亲之后，我的愤怒少了，思考多了。我在一篇文章里写下：我希望我的孩子们将来能生活在一个比现在更好的世界，那么我，一个母亲，为那个更好的世界的到来，可以做点什么？我还写下：去建设，而不是去批评，即使批评，也最终是为了建设。
我一边享受生活，一边在心里牢牢抓住一根鄙视链，不值得书写的生活都是不值得过的，不值得过的生活更是不值得书写的。
有一次回村，母亲跟我讲起一个表姐的经历。那个表姐生得美，笑声像铃铛，她结婚很早，生第一个孩子时才二十岁，一年之后就怀上了二胎。她一直躲在家里不敢出门，胎儿七个月大的时候，不知谁走漏了风声，他们开着一辆大东风来的，表姐想躲出门已经来不及了，只好藏在猪圈一个角落里。那些人找不到她，就往猪圈这边来，试图把一头母猪拉走。表姐没办法了，在那些人开门前跳进了粪坑里，那时候农村的粪坑是个沼气池，有很多水混合着人和猪的粪便。她把整个身体溺进粪坑。那些人拉着那头母猪离开猪圈，她赶紧抬起头来。这时候她听到为首的一个人跟身边人说，你再进猪圈看一眼。她心想完了，她已经没有力气和勇气再把头埋进粪坑，她觉得自己快死了。那个人走进来的时候，她就那样坐在粪坑里，脑袋露出水面望向门口。那个人一眼看见了她，但是他马上关上门，跟外面的人说，什么都没有了。
表姐后来从粪坑爬出来，走到外面的时候，看见大门口一摊血迹，她很确定，那是母猪在被拖过檐坎的时候刮伤了肚皮。那么多年过去了，表姐跟母亲说，她一直记得坐在粪坑里时，听到的母猪的惨叫。
讲完这个，母亲又讲了另一件事，她说隔壁村庄有个男的上个月得癌症死了。她还补充了一句，你见过的，他来参加了你爸的葬礼。她形容了一会儿那个人的外貌，说他在葬礼上喝了不少酒，喝完酒之后发酒疯，把一箩筐小勇从邻村借来的碗踢碎了。我还是没印象，她最后说，反正人家是见过你的。
母亲继续说，我不是想说他死了，我想说的是他死之前的一件事，他老婆前年在外面打工，找了个男的，被他发现了。你猜他咋个整？
我问她，他咋个整？
她说，他把他老婆的一只脚砍断了，他老婆再也不能出去找活路了。
我吞了一下口水，接不上话。她又补充，是真的砍断了那种，从小腿下面那里一刀砍下去，一刀两断，千真万确。他老婆的妹妹亲口跟我说，她帮她姐姐把砍下的那只脚拿出去埋了，埋在她家附近一棵核桃树下。
砍断了，就这样算了啊？我问她。
她说，还能咋个，他老婆也没告他，再说要是抓走了，哪个来养他断了一只脚的老婆？
我张大嘴巴停顿了很久。母亲叹口气之后说，所以，这个男的，他该得癌症，该死。
我不再问这个男的死了之后他老婆又怎么办。只要我们活着，就还有一连串的问题，活着就是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的过程。
在听母亲讲述这些的时候，我觉得她才是我心中了不起的作家。她并不像我自小认为的那样粗糙，又或者，我从来没有认真了解过母亲。她心里的山河比我的辽阔，她就是山，是河。我还来得及了解母亲吗？我已经来不及了解父亲了。那天我试着挽起母亲的手，将头靠在母亲的肩膀上，母亲有一瞬间的诧异，但很快她就把她的头靠在了我的头上。
在写这本书之前，我还写过两本小说，小说内容都和故乡有关，当然了，我只是在写那个逝去的故乡，怀着知识分子的乡愁。我承认那样的书写是有意义的，但我为什么在写下过去的同时，对今天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文学只需要注视永恒吗？这个问题我现在也没有答案。也许母亲心里有答案。
35
春节前母亲又回老家了，回家不久，她寄来一箱香肠，她说，父亲去年灌的，太多，根本吃不完。
父亲离开就快一年了，我们还在吃他生前灌的香肠。我想象他活着的某一天，去菜市场买来肉和猪小肠，拌上作料，用一根筷子牵引，将猪小肠灌满，然后一根一根挂在高处。他做这些的时候，嘴里还在哼着《在希望的田野上》吧。也可能他嘴巴歪着，舌头伸出来一点，是那种“我在认真做事你们谁也不要来打扰我”的表情。
我将香肠煮好，一刀一刀切成薄片，端上桌，我跟孩子们说，这是外公做的香肠呢。
那部没写完的，开头就有一位父亲死去的小说，我永远不会再打开了。我努力回到正常的生活，重新构思了一个故事，每天强迫自己坐在电脑前三小时，但这个新的故事进行到两万多字的时候，再也没办法继续。
偶尔，我会陷入不期而遇的崩溃。有一天过马路，在我前面有一位拄着拐的中年人，在拐杖的支撑下，他走得很慢，我很快就超过了他。到了马路的另一边，我回头看了他一眼，只是那一眼我就不行了，眼泪开始不断往下淌。无法解释，但我就是在那一刻崩溃的，仿佛体内的某个重要开关被拧开，我往前走，一边走一边流眼泪。那时候是下班时间，不少路人迎面而来，但他们似乎没看见我在流泪，这使得我的眼泪更加放肆。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从我身边经过，她问我，阿姨你怎么了？但她还没来得及听我解释就被她身边的老人拉着远去了。
我过去也在马路上遇见过迎面而来的哭泣的面孔，那时候我也和这些大人一样假装什么也没发生。下一次，我想我应该至少走上前去，递给对方一张纸巾。
我将上面写下的一些段落发给弟弟小喜，发过去很久之后他才回复我的信息，他说，我现在都不敢想父亲，有几次夜晚躺在床上，突然想到他，会哭出声音。我跟他说，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哭，写不下去了就停下来哭，我害怕哪天这本书就写完了。很早以前读台湾一位叫柏杨的作家的书，读到一句话：直到眼泪流枯，变成笑容，才是人生。哭着哭着就笑了，这是怎么做到的？我只会一直哭。反而有时候，我在人群中因为一个什么事情笑起来，笑啊笑，笑着笑着就不敢停下来了，因为我怕一旦停下，就会哭，哭出声来。
我应该早就知道，如果不把我真实的父亲写出来，我无法进行任何其他的书写。我必须通过书写来清空，通过书写来试图填满。只有把这一切都经过了，才能开始点别的什么。
可是，我真的写下了真实的父亲吗？我在马修·科布的《大脑传》里读到，有关记忆的细胞的基础研究证明了一点：记忆是可被塑造的。它不仅仅是对正在发生的事件的记录，还是被构建出来的，有可能是虚假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这么说：回忆是一场虚构。也许我只是想通过记忆重构一个新的父亲，让那个虚构的父亲在文字里真实起来，永远，无休止地活下去。
有时候，这本书写着写着，我就陷入了无尽的空茫。当我真切地想到父亲的死，想到每个人最终都会经历的消亡，眼下的一切就变得毫无意义。
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反过来问一个问题，如果人能永生，这一切就会有意义了吗？如果父亲也会想这些问题，他是怎么样想的呢？活着的时候，父亲总是会不动声色地接受他不明白的事，过后再花时间去了解。
我到今天才明白，有些事情我们现在不能理解，并不意味着我们永远都不理解，而父亲一直都知道这一点。他一直活得那么用力，我不知道在他那么用力活着的过程里，有没有一些时刻，他会花时间学习热爱死亡。
人是不是应该学着去热爱死亡？
36
1998年的暑假，父亲拥有了人生中第一台移动电话，摩托罗拉公司产的，黑色，真的有砖头那么重的“大哥大”，当时人们叫它“模拟机”。父亲拿回电话那天，我陪他走出家门找信号，一路走一路找，我们穿过村里的苞谷地和枇杷林，经过间或有坟堆出现的荒草坡，走上村子背后的山梁，最后走到一棵麻栎树下。父亲高高举起大哥大，围绕麻栎树转了两三圈，还是没信号。我提议他爬上树试试看，他真的就爬上了那棵麻栎树，他一只手继续高举大哥大，另一只手抱紧树干，双脚踩在一根巨大的枝丫上。真的有信号了，他拨通了一个电话，对着电话大喊，喂——
我不记得电话是打给谁的了，但这不重要。我只记得父亲就在我头顶的天空下，结结巴巴嘶吼着。麻栎树的叶子被风吹得呼呼响，梁子下的村庄传来狗叫，有谁在村庄外的晒坝上烧起了麦秆，烟雾在树林和山间升腾，太阳就要落山了。我抬头看着父亲高大的身影，忍不住鼓起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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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曼拉，你在哪里？你过得好吗？谢谢你，再见。
（责编张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