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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传统迎来全新的致敬 ——评电影《还有明天》
来源:文汇报 | 周才庶  2025年03月27日08:33

不是奔赴爱情,而是奔赴更广阔的自由。由此,《还有明天》黑白影像的怀旧表达仍然拨动了当代观众的心弦。图为剧照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是二战后兴起的一场电影运动,产生了持久广泛的影响。《罗马,不设防的城市》(1945)、《偷自行车的人》(1948)、《大地在波动》(1948)、《风烛泪》(1952)、《罗马11时》(1952)等经典影片都属于这一类别。它们聚焦战后意大利的贫困、失业等社会问题,关注社会底层人民,采用非职业演员和实景拍摄,运用自然光影和手持摄影,强调纪实感与真实性。

近期影院上映的意大利电影《还有明天》以黑白色调再次将我们带入那个年代。与《哪吒之魔童闹海》的雀跃欢快,抑或是《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的江湖豪迈所不同的是,这部相对小众的影片带来痛苦的艺术震颤。影片以二战后意大利为背景,讲述迪莉娅在琐碎艰难的家庭中操劳,觉醒于暴力与困顿之中,并参与投票的故事。该片唤起了我们对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久远回忆,它在艺术性、当代性与现实性的多重维度重返这一重要的欧洲艺术电影流派。

艺术性:

在废墟上纪实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不同于好莱坞电影采取戏剧化、类型化、工业化的生产模式,他们提出了“还我普通人”“把摄影机扛到大街上”的著名口号,以长镜头、实拍摄影、非职业表演为手法。许多新现实主义导演主张采用平民视角,将镜头聚焦于各种社会问题,反映战争带来的饥饿、贫穷、失业、混乱等现象。因此,他们并不回避苦难,他们就站在废墟之中,实实在在地记录那些飘散的尘土、无名的人群,以及卑微的命运……

卢奇诺·维斯康蒂《大地在波动》中西西里岛的小渔民们反抗失败,陷入了更深的困境。维托里奥·德·西卡《偷自行车的人》中失业工人在罗马街头四处找寻他的自行车,经历偷盗、逃跑,最终他牵着儿子的手,无助地消失在街头。在这些老片子中,我们总能看到废墟之下的社会动荡与人性挣扎。苦难,似乎挥之不去。

在《还有明天》之中,我们依旧看到苦难。

清晨醒来,迪莉娅向丈夫道一声“早安”,换来伊万诺一记干脆响亮的耳光,停顿数秒后,迪莉娅镇定地梳了梳头发,起身开始一天的家庭劳动。这个开头奠定了家庭暴力的基调。处理完家庭事务,迪莉娅就外出逐步完成各份零工,比如上门打针、医务护理、缝纫洗衣、组装雨伞等。因为接受了美国士兵赠与的巧克力,迪莉娅遭到丈夫毒打。而孩子们,默默地离开餐厅,不介入争论。接下来的一幕,应该是暴虐的殴打行为。导演采用了非常艺术化的表达,将暴力变成舞蹈:一圈一圈地旋转,似乎是日常暴力的循环,忽远忽近地拉扯,似乎是猝不及防的撕裂,并将年轻时的甜蜜恋爱与此刻的无情暴打通过舞蹈关联起来。借助舞蹈,影片在视觉上回避了暴力刺痛,而在意涵上产生了同心同理的艺术效果。

如果说曾经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是站在废墟上纪实,此刻这部电影是站在苦难上起舞。

当代性:

以历史折射此在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深刻反映出二战之后意大利的社会现实和时代情绪,这些复杂情绪交织在战争带来的创伤、对公平正义的渴望、对宰制压迫的抗争、对崭新生活的追求种种理路之中。随后,20世纪60年代费里尼《甜蜜的生活》转向一种荒诞、虚无的后现代叙事。20世纪70年代弗朗西斯科·罗西《马蒂事件》、艾利欧·培特利《工人阶级上天堂》双双获得“金棕榈”,开启了一种政治惊悚片的新类型。80年代以后托纳多雷的《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时空三部曲”展现真实细腻的内心世界。这些著名的作品仍然处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传统之中,而最让我们意难平的仍是四五十年代展现的那种粗粝的真实与艰难。

在这个意义上,《还有明天》呼应最初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同样的历史时期、同样的黑白影像。迪莉娅生活在20世纪40年代,有趣的是,她的处境具有跨时代、跨地域的共性。迪莉娅要外出打工,兼顾工作与家庭;迪莉娅要照顾老人和孩子;迪莉娅有她的初恋,而且在等着她私奔到北方;迪莉娅有她的闺蜜,了解她的痛楚与不安;迪莉娅认识社会上的一些人,可以帮她解围。剥离掉时代背景,她就是当代社会中的普通女性。或许,导演试图从这个维度唤起更多观众的共情。

对此,我们可以有辩证的审视:一方面,《还有明天》以历史折射当下,具有很强的当代性,这种当代意识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中是罕见而可贵的;另一方面,影片与它所渲染的时代背景并非深度绑定,对于战后意大利的社会表现不及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经典电影的成就。比如《罗马11时》片中,上百个姑娘排队应聘打字员职位,她们焦躁、拥挤、推搡,最终楼梯坍塌,多人伤亡,这一群像成为那时意大利的一个缩影,经济萧条、人命微贱的时代悲剧得到有力呈现,这些段落载入了电影史。《还有明天》也有多次排队的场景,可惜未有如此震撼的效果。

现实隐喻:

创造新的可能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整体风格偏于平淡朴实,尤其是早期作品注重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而非影像修辞的雕琢。《还有明天》中有一个奇妙的现实隐喻,具有进步意义。一天,迪莉娅收到一封神秘信件。她激动地阅读,揉成团扔掉,再捡回来,小心翼翼地收藏好。当迪莉娅终于买下一块碎布,精心地制作一件属于自己的衣服;当迪莉娅和闺蜜商量好,在周日弥撒过后要帮着打掩护;当迪莉娅决定暂时对丈夫隐瞒公公的死讯,自言自语“今天不行”,我们总以为她将手握情书,逃离家暴的深渊,奔向未知的北方,孰料,跌跌撞撞、惊心动魄地,她奔向的是选举大厅。“我们像情书一样紧攥着我们的选票”,这真是极为出人意料的反转。

从情书变为选票的情节转折,在叙事手法上略显突兀。前面的铺垫更像是为私奔而不是投票准备的,这算是艺术的欺骗,还是思想的升华?但至少,它在叙事观念上创造了惊喜,更为新现实主义电影打开了新的可能世界。以选票置换情书,将伍尔夫“女人拥有自己的房间”升级为“女人拥有自己的选票”,它告诉我们:性别关系处于社会结构之中,而不是拘囿于家庭空间之内。这一视角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中同样是罕见的。

不是奔赴爱情,而是奔赴更广阔的自由。由此,《还有明天》黑白影像的怀旧表达仍然拨动了当代观众的心弦。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迎来了一次新的致敬。

(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