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都和建筑师有关
连续两天，我业余爱好的电影领域和我职业从事的建筑领域，分别颁发了根据地都在美国的两个重要年度奖项：奥斯卡金像奖（Oscars）和普利兹克建筑奖（The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
奥斯卡奖是电影行业奖，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一万多名会员，一人一票在美国本土当年公映的影片中投选。普利兹克奖是建筑专业奖，由不超过十人的建筑与相关领域评委，在全球范围的建筑师中评选。
艺术领域里的行业奖（Industrial Award）与专业奖（Professional Award）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前者更关注所处行业整体表现，后者更注重评委的主观偏好。拿电影领域三个顶级专业奖威尼斯金狮奖、戛纳金棕榈奖、柏林金熊奖来说，选片都是全球性，评审团均为个位数精英，都有“欧洲中心主义”定位，但导向差异明显，各有各的偏好。奥斯卡奖作为美国电影行业奖，求取的是最大公约数，能够反映出美国电影行业从业人员的整体偏好，主要是以美国（电影人）价值观为标准，并受到当年国内外各种热点影响。当然不能否认，好莱坞创造出的“电影语汇”“电影工业体制”早已超越美国疆域，具备相当的普遍性，对全球电影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力。
以建筑师为主角的故事片《粗野派》（The Brutalist），获得本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摄影、配乐三个奖项。我以为此片能够打动美国电影学院会员的主要原因，应该与其将移民美国梦的破碎、犹太人的艰难、二战的残酷、社会阶层隔离、美国某个时代特有气息等诸多因素整合在一起构成的怀旧史诗，与美国当下诸多热点难题（反犹主义、贫富差距、移民困境等）产生强烈共振有关。
而我对该片的感受，则由于自身“专业滤镜”，几乎全聚焦在“建筑师”议题上。男主人公是匈牙利出生、二战期间从欧洲逃亡美国的犹太裔建筑师拉斯洛·托斯（László Tóth），他试图在美国保守环境中建造现代主义建筑，因而不得不面临重重困难，以致偏执到近乎崩溃。摄影、配乐也颇具粗粝、冷酷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粗野主义建筑范儿。此片反映出以托斯为代表的一批二战期间从欧洲逃到美国、受过德国包豪斯（Bauhaus）学校现代主义教育的建筑师的经历。二战前，建筑史上所说的四个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美国一位，欧洲三位。二战爆发，两位曾执教于包豪斯的德国大师均逃亡至美国。正是这批人，奠定了今天普利兹克奖评委们专业价值观的偏好。甚至，今天流行的建筑师专业形象，尤其是明星建筑师一身黑装的形象，也是由他们打版定样。
这批建筑师来到“保守落伍”古典装饰风格盛行的美国，虽然生存状况异常艰难——如电影中所描述的，被欧洲报纸誉为“青年天才”的成名建筑师，来美后不得不委身在精打细算小商人亲戚公司里做家具；主持工程因意外事故停工，只能重新找工作从底层绘图员做起——但始终以理想主义艺术家状态，坚持不懈，将向工业品学习抛弃装饰追求理性功能设计、推崇冷峻极简机械美学趣味（片名意指的“粗野主义”，就是一种无装饰面层清水混凝土直接暴露的美学风格）等欧洲“先进的”现代主义建筑理念，在美国各地一步步推广开来。
普利兹克建筑奖由美国富商于1979年建立，借助彼时美国在冷战时期国际版图中的中心位置，加上二战中迁移至美国的现代主义建筑力量，在奖项建立的前一二十年，其影响力可说是一时无二，遍及全球，跨越行业、专业。进入1990年代，尤其21世纪以来，其影响力日渐式微，这跟全球建设热点向东、南半球迁移，专业与行业日渐分化，以及遭遇多元文化冲击有关。一系列重要国际建筑奖项的出现，更是让一奖独大现象消失。如阿卡汗四世于1977年创立的三年一度的“阿卡汗建筑奖（Aga Khan Award for Architecture）”，关注“西方中心主义”之外的伊斯兰建筑文化；欧盟1987年设立的两年一度的“欧洲联盟当代建筑奖——密斯·凡·德·罗奖（European Union Prize for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Mies van der Rohe Award）”，试图让欧洲重回世界建筑舞台中心；国际建筑师协会UIA（International Union of Architects）从1984年开始，陆续设立多类别、多层级的行业与专业奖项，辅以各国官方体制加持，关注各国行业和教育的现实发展。
与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有所不同，长期以来，普利兹克建筑奖在中国建筑专业与行业里的影响一直独领风骚、举足轻重。我到现在仍清楚记得，2012年王澍作为首位获得普奖中国建筑师的消息发布时，中国专业与行业界的一片沸腾景象。彼时我恰好在美国做访问学者，遍询身边建筑人士与学生，均显得比较冷静，甚至有人不清楚该奖的存在。大部分回答是：这只是众多专业奖项中的一个，建筑学专业观点本就多元，各国行业与专业情况也不尽相同，这个奖只能代表它的专业价值观，影响认同其专业价值观的人群。
按照我和美国同行讨论的逻辑推演下来，普利兹克建筑奖在中国的影响力保鲜期如此之长，有如此之多中国建筑人认为该奖具有全球重要专业、行业风向标意义，只能证明一件事情，那就是——认同该奖价值观的专业人士在我国建筑人群中占据超高比例，而且经久未变。这里再附加一个原因，即中国建筑文化中一直带有相信权威、多元匮乏等特征，加上一个时期以来追随“西方建筑”的路径依赖，又为普奖增添了一层不容置疑的“国际顶级权威（被誉为“建筑界诺贝尔奖”）”光环！
2012年王澍获奖时我表达过这一看法：“这个建筑奖其实是倾向于将建筑看作艺术……我以为王的作品，带有明显的‘纯艺术’倾向。在早前普奖于墨西哥选中专做富人独立住宅的巴拉干时，就已明显看出这个倾向性选择的趣味——清晰的‘异域情调’，同时又是（西方）现代建筑语言打框架——最容易理解，也最政治正确。”
所以，近十几年，我个人对普利兹克奖的关注已大大降低，因为它的“纯艺术+西方现代建筑语汇”这一带着“西方中心主义”精英视野的本体专业价值观，与我的专业价值观倾向——与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建筑学，应该要解决真实问题——缺乏共振。而多年来，中国建筑界受普奖所持价值观影响的确颇深，大家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与国际主流接轨”，内生动力孱弱，很多新包装、年轻样，其实都是作为“被凝视的他者”在西方主流的套路里或老生常谈，或精研琐屑。
今年奥斯卡颁奖期间，我被《粗野派》以直观影像呈现的二战期间移民到美国的现代主义建筑师人生的各种细节所吸引，不断与书中看过、实地踏访过的相关人物和作品进行比照，对马上要颁发的普奖竟毫无知觉，直到颁奖当日白天，看到专业外时尚类报纸的报道（中文媒体自王澍获奖后，就开始对这个“建筑界诺贝尔奖”进行有规律的年度报道）才恍然惊觉。再环顾我的中文专业朋友圈和专业自媒体，可能受近年来国内建筑行业境况的影响，大家似乎都失去了心力，完全没有出现早年间普奖颁发前一两个星期，就开始推测谁会获奖的热闹景象。
到了晚上，获奖消息发布，专业朋友圈、专业内外媒体瞬间出现了爆炸式刷屏场景——中国建筑师刘家琨获奖！第二个中国建筑师获奖了！
看到这个结果，我的确有些惊讶。因为13年前我评论王澍获奖的文字，结尾曾这样写道：“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城市的，建筑的，教育的，每个现实问题，其实都有可能转化为真正具有‘抵抗力’的建筑方式。而这种方式，肯定不是普奖西方中心主义评委那样背景的人容易读懂的，但恰恰是我们的时代、老百姓急需的。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方向上，我只看到刘家琨在探索，真是让人遗憾。”
所以，我的确激动了一下。不是因为刘家琨被“国际顶级权威”承认，而是因为他破掉了那套长久以来占领霸权位置的游戏规则，或者那个游戏不得不承认，一个异类也有足够力量让他们无论出于什么考量，都需要转变一下观念。
拿《粗野派》里的托斯与刘家琨做个简单对照，可以更清晰看出两种专业价值观偏好的差异：托斯是抱着强烈的乌托邦使命感，要将体现自己意志的作品贯彻到底的艺术家；刘家琨对成都、重庆等中国普通市民生活怀有温柔包容之心，希望自己的房子能够成为当地人在日常生活中放松使用的容器。托斯有着强烈的塑造建筑形态的企图，以现代主义理念、美学趣味为基础，对几何造型、光影效果、空间形式、建造精度，孜孜以求，毫不松懈；刘家琨不拘泥于具体形式、风格、主义，更关注因地制宜地解决具体问题的设计策略，简便易行、经济实惠的建造策略。这些差异，其实触及了如何认识建筑学的根本性层面。
在中国，建筑学与普通百姓观念中的造房子非常接近，所以，建筑（造房子）作为生活载体、容器的观念，远远超过建筑（造房子）是建筑师个人创作作品的观念。而我们的建筑学学科基础及行业模式，都是以西方为模板建立的，“建筑是建筑师的创作”成为一个基本原则。因此，当中国建筑师面对中国真实生活世界做设计时，都要解决这个难题，即回归我们的真实生活、解决真实问题、呼应百姓需求，同时又不被“庸俗陈旧思路”所困，实现作为现代职业建筑师应有的创造性。
去年夏天，我在成都的酷热中，游走在刘家琨设计的西村大院里，忍不住发出“中国当代建筑学对世界的贡献在这里”的感叹！因为，这个房子针对前面提到的难题，给出了一个精彩解答。刘家琨设计这座房子时，并没只想造一个漂亮的物质实体（本体）作品，而是致力于打造一个基本实体框架，再配合适度的后期管理，将百姓生活自然引入。这座建筑是由建筑师、管理者、百姓共同完成的，而不是建筑师自己独立的作品，他在其中呈现出一种建筑师“既在场又不在场”的中间状态。
我拿AI作例子再验证一下。《粗野派》里托斯的设计草图，是由AI帮助生成的，影片最后，威尼斯双年展上托斯粗野派风格的设计作品，都是由AI程序Midjourney生成。今天，至少80%以上世界知名建筑师的设计风格，可以被AI模拟生成，因为带有个人鲜明特征的标志性造型风格，是今天作为艺术创作者、商业价值创造者的建筑师的最重要工具。但是，让AI模仿刘家琨的设计（视觉）风格，难度就非常高，很可能会出现混乱，因为正如普奖颁奖词所说：“除了知识和技术之外，他为建筑师的工具箱增添的最强大的工具是常识和智慧。”刘家琨在实践中最有价值的贡献是策略，而不是视觉风格。
当然，我认为这两种不同专业价值观偏好差异再大，肯定也会共享很多相似的建筑学议题，如与业主、承包商、当地政府、居民、建造工人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粗野派》用了极端的性侵情节，隐喻了业主和建筑师之间的紧张矛盾关系。一般来说，出资建造的甲方，在建筑设计这个层面，无论教育、文化、艺术、技术，面对“大师”会呈全面弱势。但钱是甲方出，地是甲方找，此时反倒要听命于乙方“大师”指手画脚，出钱打造署名大师的作品，内心的分裂一定非常强烈。类似的心理感受，我相信一定也存在于委托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创造那些伟大雕像、绘画的教皇、贵族们身上。
刘家琨同样会面临和甲方的关系处理。他采用的方法很四川，“打不赢就入伙”，“乙（方）而优则甲（方）”。这种弹性的、处于动态转换而非绝对对立的甲乙方关系，只有在弱化建筑师创作者身份、“既在场又不在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
这两个与建筑师相关的文化事件，让我再一次对西方中心主义、专业价值观偏好、专业与行业、实体设计与策略设计、建筑师与艺术家、建筑创作与生活载体、在场与不在场等一系列话题，展开了绝非黑白决选，更像相互刺激的、丰富多元的浮想联翩。不禁又回忆起前几年看网络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时的一个细节。
在一个评论环节，一位知名主持人高度赞扬某乐队，说他们有“国际范儿”。我当下禁不住感慨道：都什么年代了，还说出如此陈旧之语——在自主创造的视野里，“国际范儿”这个词儿，只是一个中性词，“创造力”，才是褒义词！无论你是乡土范儿还是国际范儿，只有解决自己真实环境中的真实问题，并创造出不同于旧套路的东西，才叫真有范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