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岩：溯源活水 激活全民族文化创新引擎

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李岩近年来全身心投入履职尽责工作中，嘱意并维护民声社情。他深入基层，广泛开展调研参观活动，收集一手的民情资料。在推动文化建设方面，他以“文化下基层”活动为抓手，助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浸润百姓生活。同时，他积极活跃在各类专题协商会现场，凭借扎实的调研成果与深入思考，为解决文化社会问题建言献策。在文化传播方面，他积极参与读书活动，撰写“文明的足迹”等专栏文章，在书香中凝聚智慧，通过文字的力量传播文化理念。在李岩看来，这段履职经历可谓收获满满，为接下来更好地履职沉淀了力量。

李岩认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当今的全民族文化创新充满了机遇与活力。尤其是随着以DeepSeek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的飞速发展，科技赋能让文化创新拥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华文明与优秀传统文化浩瀚、精深，是文化创新的源头。从《大圣归来》《长安三万里》到《黑神话·悟空》《哪吒之魔童闹海》，足以显现中华文明的丰足意象和无穷魅力。从万古常新、气象葳蕤的传统文化源头出发，是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的关键。

对于如何激发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这一课题，李岩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触界、接口与联系。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通识化、感知化。让以DeepSeek为代表的开源大模型数据更有针对性地接入文化传播与创新平台，一部手机、一个数字屏幕终端成为大众畅览典籍的入场券，让每个中国人都可以感受中华文明璀璨动人的细节、神奇迷人的魅力，并且借助无限的想象力实现跨越时空、古今对话的新境界。

二是充分利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考古成果，让世界更了解新时代渊源有自的中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历时22载，彰显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全民族文化的创新创造，应当从文明的起源出发，经过“满天星斗”式的展陈开放，结合新时代学术成果的多重证据检验，构建中华文明脉络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将更多探源工程的考古成果展示给大众与世界各国人民，敦煌、故宫、三星堆、海昏侯墓址、多地的大运河旧址等均已成为广大游客的新打卡地。

三是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与推广。我国已有44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位居世界第一。非遗的重要特点是广泛的民族性与地域性，具有民间文化特征，广泛分布于中华大地。非遗项目与文创、影视、短视频等具有跨界融合的特性，是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文化活力的重要载体。每一地、每一处的非遗项目，都蕴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与人类天工般的智造，成为文化旅游与文化创意的新发地。

韩敬群：让文化之风吹向基层

今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迎来了履职第8个春秋。8年间，他始终以双重身份践行着文化使命：既以政协委员之责建言献策，又以出版人之心守正创新。

作为坚守出版一线的从业者，韩敬群将本职工作与委员履职深度融合。在履职实践中，韩敬群对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有了切身体会：“我一贯主张，共产党员应该在各个方面发挥表率作用，作为共产党员的政协委员更是责任重大，理应做出第一流的成绩。作为出版社的总编辑，也应该是出版社的第一编辑，这意味着，日常要应对出版社繁杂的业务，留给自己做调研、研究的空闲时间相对较少。”但正因为长期深扎行业一线，能够全身心投入出版全链条工作中，切身感受行业的难点、痛点以及关键点，韩敬群的提案针对性也更强，能够直面行业难题，为行业发声，助行业发展。

面对行业变革，韩敬群展现出守正创新的智慧。在坚持“为人民出好书”这一出版理念的同时，也推动自己的提案工作实现“从宏观到微观，从面到点”的转型。过去8年，他提交的提案中，涉及原创文学出版、编辑力建设、青年编辑职业素质与能力养成、中国文化“走出去”、翻译人才队伍建设、民间文学学科设置、基层写作者创作处境、文学期刊生存与发展等多个领域。2022~2023年翻译界泰斗相继离世引发的翻译人才青黄不接的危机，促使他深入调研翻译队伍现状，提出将高校学者翻译成果纳入学术评价体系、提高翻译稿酬标准等务实建议。此外，他还将目光聚焦到民间文学领域，了解到由于受制于学科设置，民间文学这一学科遭遇发展瓶颈，于是他提交了关于将民间文学纳入二级学科的提案。在多方共同努力下，这一目标已经达成。今年，他又将目光投向文学期刊的生存发展，他认为文学期刊是作家成长的摇篮，是文学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象征。现在部分文学期刊陷入生存与发展的困境，希望有关方面能够关注文学期刊的重要作用，采取有效措施，帮助优质文学期刊渡过难关，更好发挥繁荣文学创作的作用。

此外，作为“素人写作”概念的首批倡导者之一，韩敬群和他带领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直重视游走在文坛边缘甚至是文坛之外的写作者的创作，主张“文本面前，人人平等”。从家政女工范雨素的《久别重逢》，到普通作者许言午的《扬兮镇诗篇》，再到即将出版的清洁女工王柳云的《风吹起了月光》以及“打工诗人”小海的诗集《温榆河上的西西弗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素人作家作品持续引发社会关注。

在出版实践中，韩敬群始终秉持“好的出版能够引领文化潮流”的信念。从“百年人生”丛书到 “大家小书”系列，他策划的系列优质图书持续引领时代风气，发时代之新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让文化之风吹向基层”成为韩敬群的深切期望。他表示，未来将继续推动素人写作与专业创作双管齐下、网络文学与严肃文学双向奔赴，让更多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优秀作品破土而出，为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注入源头活水。

蒋胜男：建议设立中国网络作家协会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知名作家、编剧，温州大学网络文创研究院院长蒋胜男频繁出现在热搜上，她提出的取消“离婚冷静期”、加强历史影视剧创作和传播、设立中国网络作家协会、建立全国性网络文艺工作者组织等提案引起广泛关注。

在近年的履职过程中，蒋胜男始终如一，坚持以维护人民利益为出发点，深入调研，重点关注民生、妇女儿童保护权益和文艺教育等领域并提出切实建议。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未来仍将继续做好本职工作，倾听民声，关注民意，尽自己的力量在相关领域继续发光发热。

今年全国两会，她聚焦于深耕多年的网络文学行业，提出设立中国网络作家协会，为网络作家群体提供组织保障，引导行业实现规范、良性发展，继而推动网络文学成为中华文化振兴的重要力量。

网络文学作者队伍持续壮大。作为数字时代新兴的文化形态，网络文学经过20余年发展，已衍生出影视、动漫、游戏等万亿级文化产业链。网络文学不仅是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海外用户超1.5亿，彰显了我国的文化自信与软实力。

随着网络文学繁荣发展，蒋胜男敏锐关注到，一支有别于传统作家的网络作家队伍正逐步走入大众视野，规模不断壮大。她提到，据《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数据显示，网络文学作者达1500万人。“对这样一个上千万的新生群体力量，及其具有的数亿人口影响力，必须要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对其进行团结、引导、服务，此项工作刻不容缓。”

据蒋胜男介绍，浙江省在我国率先成立省级网络作家协会。2017年至今，浙江省相继成立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中国网络作家村，并开办中国网络文学周等活动。研究院聚集网文界权威专家，对网络文学发展态势和创作现象展开研究；网络作家村为全国优秀网络作家提供项目孵化、版权交易、作品改编等产业链服务；网络文学周搭建起多元化交流平台。在省、市网络作协联动下，浙江网络作家队伍屡创佳绩。这一模式辐射全国，1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网络作协，但仍有近半数地区未建立相关组织，且各地协会缺乏统一领导，难以形成合力。

亟须成立全国性协会加强统筹协调。蒋胜男提到，当前网络文学行业还存在作家权益受损、平台垄断滥权、内容生态失序等突出问题，严重制约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亟须成立全国性的中国网络作家协会，自上而下统筹协调，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因此，她建议设立中国网络作家协会，并强调了其作用：

第一，可加强对全国网络文学事业的提升，紧紧围绕团结、服务、协调、引导等工作重心，根据网络文学的创作特点和队伍特点，制定工作方法、创新体制机制，建立起党和政府联系广大网络作家的桥梁。并领导全国各地成立网络作家协会，形成以点带面，自上而下的完整组织架构。让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网络作家群体都能在当地找到组织，找到归宿，真正为网络作家们建立起强大的精神家园。

第二，能起到核心思想引领作用，增强网络作家群体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不断提高文学队伍的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文化素养、文学艺术学养。引导广大网络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努力创作底蕴深厚、涵育人心的优秀文学作品。

第三，能加强对作家的帮助与保护。可以组织名义，与管理部门及各商业平台起到联结沟通作用，及早推出网络文学版权制式合同，帮助会员提供相应的版权维权协助等服务，构建网络作家群体与组织机构间的资源共享、相互呼应、交流畅通、合作密切的格局。

第四，可建立全国级的网络文学评判与奖项，将网络文学作品与作者推向更高更多元方向。中国网络作家协会的成立将承担“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为网络作家群体提供组织保障，引导行业规范发展，推动网络文学成为中华文化振兴的重要力量。

陈天竺：以出版传媒之力筑牢全民精神根基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深化全民阅读活动”，这是“全民阅读”作为国家文化战略连续12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出版传媒行业的实践者，全国人大代表、读者杂志社总编辑陈天竺对“全民阅读”不仅情有独钟，而且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独特的观察。

“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能致远。”深耕《读者》杂志近20载，陈天竺身上有一股特定的书香气质，让人很难忽视。自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她持续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推进全民阅读等文化事业建设鼓与呼。

近一年来，陈天竺走进机关、企业、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等场所，了解各领域人们对文化产品、文化活动的需求。在深入调研后，今年全国两会陈天竺带来了两条全民阅读领域的建议，分别是构建全民阅读标准化体系，加大对西部省份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扶持力度。

构建全民阅读标准化体系。全民阅读作为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涵养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自信的基础工程。“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陈天竺观察到，当前基层阅读推广仍面临三大突出问题：一是阅读服务体系尚未形成标准化、规范化机制，活动质量参差不齐；二是专业化阅读推广人才匮乏，阅读经验、阅读方法尚未提升到阅读理念、阅读理论的层次；三是基层阅读活动的思想深度不足，传播效能难以量化评估。因此亟须通过体系化建设与人才培育，推动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实现从“量”的普及迈向“质”的升华。

对此，她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构建全民阅读标准化体系。制定分级分类服务标准，按年龄、职业、文化水平分级设计阅读资源和阅读服务方式，形成“儿童—青少年—成人—老年”的全周期分级标准。建立阅读活动质量评估体系，从参与度、思想深度、传播覆盖面等维度设定量化指标。二是培育专业化阅读推广人才队伍。建立阅读推广人认证制度，明确“职业阅读指导师”标准，倡导教育、出版等相关行业引入“职业阅读指导师”认证，实施基础层、专业层、专家层“三级培训机制”。三是强化资源整合与长效保障，推动跨部门协同机制，统筹资金、场地、人才资源，避免重复建设。配合国家推动“家校社一体化”建设的方针，以校园阅读为根基，服务延伸至社区阅读，并孵育书香家庭，使阅读渗透进社会肌理各个层面。创新社会力量参与模式，鼓励企业设立“阅读公益基金”，支持基层活动常态化开展。四是以省级试点为抓手，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标准+人才+评估”模式，将全民阅读推广情况纳入“文明城市”评价标准中，通过政府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夯实全民阅读根基，为实现2035年文化强国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加大对西部省份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扶持力度。根据《“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关于推动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等文件要求，“十四五”期间，全国各地坚持把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作为构建新型公共文化服务格局、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作为公共文化领域重点改革任务持续推动。

陈天竺认为，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脱贫地区。主要问题是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均衡，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多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城市，且部分新型公共文化空间重设计、轻功能，忽视了实用性和用户体验。

为此，陈天竺提出建议：一是补齐农村建设短板。推动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由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积极引导和扶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脱贫地区高品质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二是将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纳入总分馆体系。建议文化和旅游部持续推动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纳入图书馆等总分馆体系建设的整体规划，以体系化思路确保新型空间的科学布局和长效运营，拓展总分馆体系的覆盖范围。为新型空间建设和运营提供专业化指导和多种支持，利用新型空间建设灵活、类型多样、分布面广等优势，扩大总分馆服务范围。三是不断完善投入和管理运行机制。建议文化和旅游部出台相关政策，明确不同主体的职责和角色定位。建立和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准入机制、考核评价机制、奖励机制和退出机制，制定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相关的建设和服务标准，提升管理运行的规范化水平。鼓励社会力量全过程参与，通过“共建共享”激发空间管理运营活力。

吴静怡：深挖特色文化资源富矿 创新打造多元出版产品

“出版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仍有极大的拓展空间。在众多可挖掘的领域中，以地方特色文化为代表的各地文化资源极具潜力。”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天地图书董事长、香港联合出版集团顾问吴静怡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要将目光投向粤语岭南文化这片沃土。作为深耕出版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她以专业视角剖析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新路径。

在吴静怡看来，粤语岭南文化体系丰富多元，在出版领域大有可为。她特别提到，粤语岭南文化在海外拥有广泛的受众群体，大量海外华人使用粤语交流，这为相关文化出版产品的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比如粤语文化，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载体，拥有独特的语言体系，其丰富的词汇蕴含着大量古汉语元素，通过出版相关书籍，可以深入剖析粤语词汇背后的历史文化渊源。

谈到具体的文化符号，吴静怡如数家珍：“粤语地区的粤剧是岭南文化瑰宝，其独特的唱腔、精美的服饰和极具张力的表演形式，都是出版可挖掘的素材。在出版过程中，不仅要展现粤剧的舞台表演，更要深入挖掘粤剧从起源到发展过程中所蕴含的文化融合、技艺传承故事，向国内读者乃至海外呈现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例如，极具特色的英歌舞，虽起源于潮汕地区，但在粤语岭南文化圈中有着独特的发展轨迹。英歌舞表演风格刚柔并济，舞者的舞蹈动作、服饰道具以及独特的表演阵法都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出版业可通过书籍、画册等形式，深入剖析英歌舞的起源、发展历程，以及在不同时期所承载的文化意义，让国内外读者都能深入了解这一独特艺术形式。”

在饮食文化领域，吴静怡强调要讲好“舌尖上的故事”：“广府菜、潮汕菜、客家菜等构成了丰富多样的粤语地区饮食体系，出版业可以围绕这些菜系，推出一系列融合饮食文化故事书籍，讲述它们背后的文化典故，以及在粤语地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通过这些内容，不仅能吸引国内读者对粤语岭南饮食文化的兴趣，对于海外粤语人群而言，更能唤起他们对家乡味道的记忆，增强文化认同感。”

面对数字化浪潮，吴静怡认为，在出版模式上不能仅依赖传统出版方式，而应积极拥抱跨媒体融合带来的多元机遇。对此，她提出“出版+科技”的创新思路：在传播粤语岭南文化的过程中，可以制作关于英歌舞或粤语美食文化的短视频、纪录片，并通过线上平台发布，配合相关书籍的出版，形成全方位的传播矩阵；开发粤语文化主题的电子书籍、有声读物，方便海外粤语人群随时随地阅读和聆听；以立体书出版形式，呈现英歌舞的动态场景、粤语美食的精致摆盘等，给读者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

谈到文化出海战略，吴静怡表示，随着世界文化交流的边界不断拓宽，文化出海已然站在新风口上。《黑悟空·神话》《哪吒之魔童闹海》等作品成为现象级爆款，深刻表明中华优秀文化在国际市场传播的阻碍正逐渐消除，国际受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期待值不断攀升。出版业应抓住这一文化出海的战略机遇，针对海外粤语人群以及更广泛的国际受众，采用国际化叙事方式和出版策略。在介绍粤语岭南文化时，运用国际通用的文化表达和叙事技巧，将英歌舞、饮食文化等内容融入到全球共通的文化话题中，如对艺术表演形式的创新、对美食文化的探索等，持续推出一批高质量的文化出版产品，促进中华文化的全球化发展，同时也进一步弘扬粤语岭南文化的多元化魅力。

陈国桢：人工智能时代应掌握中华文化话语权

最近，我国科技界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就是梁文锋团队DeepSeek的横空出世。他们的研究成果打破了长期制约人工智能发展的技术、成本两大瓶颈，人工智能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社会生活主流形态将指日可待。

全国人大代表，著名书法家、美术家，开封书画院院长陈国桢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都有一个趋利避害问题。互联网的发展，在带给人们种种神奇的同时，消极、颓废的东西也大行其道，网络犯罪、网络暴力、网络安全问题层出不穷。西方文化更是借势推进“文化霸权”，进行“文化殖民”，使人类文化多样性面临严重威胁。

人工智能是互联网发展的更高阶段，其强大的推理能力是最突出的特点。“它不仅可以通过为人们提供各种解决方案，深刻影响使用者的思想与行为，还可以使心怀不轨者轻而易举地实现无中生有、移花接木，危害国家、社会，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灾难。要趋利避害，就必须为其注入灵魂。这个灵魂就是其推理所依赖的文化资源。”陈国桢表示，这个资源状况，从个例看，决定着所提供方案的质量与倾向；从整体看，则决定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话语权的权重，甚至影响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汇聚更多资源力量”，在他看来，既是当务之急，更是治本之道；既是中华复兴之必须，更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正确选择。为此，他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充实优质文化资源，消除网络传播乱象，确保中华优秀文化资源的准确性。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学界对文化典籍整理及其当代价值的发掘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众多知名学者参与整理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文选旧注辑存》《酉阳杂俎校笺》等一部部为当代学界普遍认可的集大成式的传世文献当代整理本，最有条件快速转化为优质网络资源。建议通过国家赎买方式，对优质资源上线者实行版权补贴，鼓励掌握大量优质资源的“国家队”下场。对于民间文化整理活动，国家有责任提供财政支持。对其成果，可以参照国家文化工程扶持标准进行收购。这是破解中华文化网络资源文献少、差错多等难题的当务之急。

二是推进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扩大有效资源比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与传统网络相比，人工智能的特有优势在推理功能。推理更需要带有主题标签的文化资源。人工智能时代，网络文化资源的本质特点为主题化。中华文化浩若烟海，思想深邃，充满神奇的东方智慧。要使之成为便于人工智能推理、运算的基本依据和独立单元，就必须实现资源供给的精要化、主题化、体系化。这样既可以满足人工智能需求，也有利于消除长期由关键词搜索带来的知识碎片化问题，维护中华文化思想体系的完整性。

三是实行资源的大众化积累、编校的大众化参与、成果的大众化分享，开创新时代文化建设之路。为人工智能注入灵魂，确立中华文化话语权是一个事关民族未来、人类发展的重大文化工程。它不能沿袭少数人关门修典、重藏轻用的老路，必须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与，实行专业编纂与群众参与相结合。

李燕锋：扎实推动城乡全民阅读工作

阅读是个体获取知识、增长智慧的重要方式，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发展和文明传承的重要途径。新世纪以来，我国全民阅读在政府主导、立法保障、区域推进、科技赋能等方面取得历史性突破。党的二十大报告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出“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

全国人大代表，贵港市图书馆党支部书记、馆长李燕锋感受到，一系列重磅举措持续发力推进全民阅读，全民阅读法律制度体系逐步形成，全民阅读设施设备不断完善，全民阅读事业蓬勃发展，全民阅读的平台与载体不断丰富，群众对阅读的多元化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但是，全民阅读事业取得历史性突破的同时，仍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

一是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是阅读的“薄弱地区”。不少县级公共图书馆、乡镇综合文化站、农家书屋、中小学校图书室等基础设施薄弱，阅读资源匮乏，人员编制偏少，难以确保日常正常开放。城乡家庭藏书量、阅读量、阅读氛围、阅读习惯养成等都存在较大差异。根据2023 年 12 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发布的《中国儿童青少年阅读现状与需求调研报告》，我国城乡地区家庭藏书量和儿童青少年读物购买量差异明显，32.6%的农村家庭总藏书量和38.4%的农村家庭儿童青少年读物数量不足10本，36.9%的农村家庭每年为孩子购买的图书不足5本。二是经费保障不足，政策落地效果有限。多年来，中央持续加大对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并实施中央对地方公共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补助资金政策、公共文化馆（站）评估定级制度等。但是，中央免费开放补助资金政策实施10多年来，补助标准一直没有调整，没有跟上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精神文化需求。三是保障机制不全，城乡阅读协同发展的保障机制不完善。四是弱势群体的阅读资源与条件有待进一步改善等。

因此，李燕锋在今年全国两会建议扎实推动城乡全民阅读工作：

一是把全民阅读作为国家战略，加强全民阅读立法工作。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颁布后加快出台贯彻落实的办法，扎扎实实将全民阅读工作落地落实。并在条件成熟时，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升级为《全民阅读法》或《全民阅读促进法》，将其提升至法律的层面。

二是加大扶持力度，缩小区域、城乡之间的阅读差距。建议国家在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计划时，加大对西部和老少边穷地区的全民阅读投入，加大包括图书馆在内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力度，建设更多小而美的智能化公共阅读空间，提高阅读设施的覆盖面、可及性和便捷性。加强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学校的阅读资源建设，保证专项经费支持学校图书室或图书馆、阅览室、班级和楼道图书角等建设。

三是提高中央对地方公共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补助资金标准，并进行动态调整，对不同等级的馆（站）实施相应奖励机制。建议加大投入，加快推动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落地落实，加快推动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图书馆建设。

四是高度重视城乡未成年人的阅读。建议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等认真落实《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将未成年人阅读作为全民阅读的基础性工作来抓 ；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机构和民间团体也要把工作重点放到未成年人身上，尤其要关心西部和乡村地区儿童与青少年的阅读，全面夯实全民阅读的基础。

五是从法律法规上进一步完善对包括盲人和视力障碍者在内的弱势人群阅读权益的保障，加大对《马拉喀什条约》的宣传和落实力度，针对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关于已发表的作品改为盲文出版无需经过著作权人许可并付费等条款，进一步细化可操作的具体措施。

冯晓婷：建立与新媒体从业者适配的职称认定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新浪微博江苏总编辑冯晓婷是一位典型的新媒体从业者。她2005年加入新浪，见证了中国互联网20年发展，对其中的诸多变革具有深刻体悟。多年互联网运营经历也让冯晓婷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她能够凭借敏锐的直觉，第一时间洞察网络热点事件的本质，迅速做出精准判断，也能够有条不紊地应对各类复杂情况。

除了担任新浪微博江苏总编辑，冯晓婷还担任江苏省新联会副会长以及南京市新联会副会长。在新联会的交流活动中，冯晓婷关注到新媒体工作者职业发展境遇。尤其是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的从业者，对于职称评价空缺的事情，感到很困惑。经过一系列深入调研，经过与河北省政协委员胡鹏以及江苏省政协委员侯先栋的讨论交流，她愈发坚定地认为，要为广大新媒体从业者发声，也有责任为健全网络生态长期治理机制做更多事情。

冯晓婷表示，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崛起，我国新媒体行业发展势头迅猛，从业人员数量呈现出爆发式增长。他们深度融入数字经济大潮，积极为产业创新、信息传播贡献力量，在网络生态中影响力广泛。然而，从职业规划角度来看，新媒体从业者目前的职称评价体系存在诸多问题。虽然每个人对于职称的在乎程度不同，但一个科学合理、完善健全的适配性职称评价体系，本应是助力从业者明晰职业发展路径、提升专业技能与社会认可度的重要依托，如今却因种种缺陷，难以充分发挥其在职业晋升引导、行业规范塑造以及人才激励等方面的关键作用，这无疑对新媒体行业的长远发展造成阻碍。冯晓婷强调：“我所关注的绝不仅是自媒体人士，而是涵盖整个新媒体生态中的从业者，这是一个范围极为广泛、不容忽视的群体。”

在冯晓婷看来，新媒体从业者是伴随互联网技术发展与新媒体行业兴起而出现的新兴群体，依托网络平台，以内容创作、传播、运营等为主要工作方式，在信息传播、文化交流、经济发展等诸多领域发挥着独特作用与巨大影响力。但是，新媒体从业群体一直缺乏与之对应的职称评定。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首先是社会传统观念带有一些对“非正规职业”的偏见，虽然新媒体从业者已超过2000万，拉动关联产业超3万亿元，但仍有不少从业者对职业认同感低。其次，人员工作流动性较大，部分从业者为追求流量忽视社会责任，传播低俗、虚假信息现象频发，影响了整体的社会形象。此外，新媒体平台很多是较大规模的互联网上市公司，内容生产与管理流程规范，员工有内部技术序列、管理序列等体系，与收入挂钩，相比之下，外部职称吸引力不足。而自媒体人士身份多元，很多是白手起家、非科班背景，更依托于流量、粉丝与市场的认可，对职称缺乏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2022年9月修订的职业分类体系中首次标注了97个数字职业，其中包括数字出版编辑、网络编辑、全媒体运营师等，基本涵盖现在新媒体从业者的职业与岗位，也给他们的职称认定带来了适配性。

冯晓婷表示，如果通过标准化的职称体系，客观、公正、科学地评价新媒体从业者的专业水平和正向传播贡献，让社会各界看到其专业的技术含量与积极的社会贡献，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整个群体的职业认同感、价值感与成就感。对此，她认为，可以参考网络作家的职称认定体系及各地已有的经验，适当放宽学历要求，凭工作年限、内容生产年限、发布量及阅读量/播放量、爆款数量、直播在线人数等作为基本的申报条件，并设定阶梯式标准，对以上内容的正向影响力、主流媒体转载数量、公益形象、品牌价值等进行考核。获得省级或国家级行业协会、相关政府部门、权威平台颁发的奖项，有第三方数据权威平台评级，有技术工具赋能，有专业领域知名专家、学者组建专家库评审等等作为加分条件，一些特殊重大贡献可作为破格条件。

冯晓婷建议，可以选择互联网经济发达地区作为试点，将职称认定作为一种激励而非强制性措施，实行周期性审核，从“终身资格认证”转变为“动态能力认证”，同时完善配套支持政策，将职称认定与从业者权益挂钩，如可以适用于薪酬待遇、住房或租房补贴、创业扶持、积分落户等人才政策。通过“动态评价+信用约束+弹性标准”的组合策略，以品德、能力、内容为导向，弱化学历、资历等要求，既鼓励行业创新，又防范短期逐利行为，助力健全网络生态治理。

董月琳：尽快编写泰国标准化中文教材

全国人大代表，柳州工学院语言文化与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董月琳，长期深耕高校英语教育教学实践研究领域。在全球化浪潮的大背景下，她敏锐地意识到语言教育是文化交流和沟通桥梁的关键作用，将目光聚焦于语言教育的难点、痛点和空白点。

在一系列相关调研走访过程中，董月琳特别关注到泰国的中文教育政策。她认为，泰国的中文教育政策不仅深刻影响着泰国国内的文化生态，促使多元文化共生共荣，增强本土文化活力，而且为国际中文教育发展提供宝贵经验，对推动国际中文教育在教学模式、课程设置、师资培养等方面的革新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董月琳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泰国是全球第一个将中文列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国家，截至2023年，泰国共有3000多所学校开设了中文课程，已形成从幼儿园学前教育、初级教育、中学教育、职业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的中文教育体系，泰国的公立学校把中文列为必修课程。多年来，泰国人学习中文的热度与日俱增，从2006年的20万人如今增长至逾100万人。全球有2000多万的中文学者，其中泰国中文学习者的比例高达5%。然而，现阶段泰国使用的中文教材却存在标准化、专业性、职业化不足等问题，影响我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

一是教材杂乱无章，缺乏统一标准。泰国目前有2000多所中小学，其中开设中文课堂的学校超过1500所。此外，泰国是全球开设孔子学院数量最多的国家，目前开设了16所孔子学院，注册学习中文人数有100多万，但使用的中文教材却缺乏统一标准和规划。泰国使用教材主要来源于中泰教师合编和中国大陆教师自编教材。据泰国教育部统计数据，泰国77所高中中文教材中，中泰教师合编占比约48%，中国大陆教师自编占比约39%，泰国教师自编占比约13%。且中国大陆教师大部分并非汉语教学科班出身，专业理论知识严重匮乏。广泛流通的教材存在繁简体字混杂、文言文和现代文穿插、拼音注音不分等多种问题，影响汉语学习效果和学生学习兴趣。标准教材的不足和缺位导致片面浅显的学习，甚至造成知识层面的误导，影响树立我国形象的教育教学渠道发挥正面积极的作用。

二是中文教材专业性、职业化不足。当前，泰国中文教育教材多为通用型、基础型教材，且不少教材难易度不分，甚至出现儿童、成人，中级班、高级班共用一本教材的情况，难以完全满足不同学习群体（如成人、儿童、不同语言背景的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例如，《快乐汉语》虽然在中文教学中被广泛使用，并被认为是一套很好的中文教材，但它主要是为母语为英语的学生编写的，书中只有中文和英语对照，而没有泰语。对于英语水平不高的泰国学生来说，使用这套教材学习中文存在较大的困难。虽然泰国中文教育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行业性中文教材仍然较为匮乏。现有的中文教材大多侧重于日常生活或商务沟通，难以满足各个行业对中文学习的特殊需求。

“今年是中泰建交50周年暨‘中泰友谊金色50年’，在泰国推广高质量的华文教育，可为中泰两国的下一个5年乃至10年，甚至更长久的友好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董月琳建议，外交部和国家汉办（孔子学院）协调泰国外交部、教育部支持，并由国家汉办（孔子学院）牵头，协同毗邻东盟的广西、云南两省标准化委员会编制综合性中文教材标准，并充分调动桂滇两省高校及泰国高校的专家学者、旅游行业人员和中文教师共同参与教材研发工作，编写内容丰富、结构合理、实用性强的商务中文教材、人工智能中文教材、旅游中文教材等行业性、职业化的教材，满足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学习者，确保教材的专业性和实用性。同时，以标准化中文教材更好地服务国际中文教育推广工作，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