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4年7月28日，由中国作家协会指导，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研究中心（中南大学）主办，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承办的“麦家长篇小说《人间信》作品研讨会”在长沙举办。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人间信》作者麦家，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宋向伟出席会议，王光东、季进、张光芒、贺仲明、王春林、刘大先、刘艳、鲁太光、李松睿、杨辉、张丽军、郝敬波、张涛、陈培浩、颜水生、田振华、李浩、张楚、崔庆蕾、罗宗宇、卓今、龙永干、任美衡等国内知名作家、评论家、高校学者与期刊编审30余位参会，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晏杰雄主持研讨会。

  麦家新作《人间信》（花城出版社2024年版）讲述了四代人半个世纪的爱恨往复，探讨了个人与家庭、历史和文化的复杂交织，表现了光明与黑暗纠缠的幽微人性。与会专家对《人间信》的题材内容、主题内涵、人物塑造和叙事特色等诸方面，以及麦家的整体创作情况进行了深入讨论。     

吴义勤首先致辞，指出这是麦家写作的新起点。小说摆脱谍战叙事，回归到日常生活的叙事层面，成功塑造了有典型特征的饱满形象，叙事结构圆熟，先锋特征明显。与会专家从麦家的创作谱系、写作阶段的划分、小说题材和风格的新变、主题的多元回归、沉思和反思的力量、在叙事上的探索等多个维度，对《人间信》做了文本细读和文学史观照。他们一致认为，这部小说是麦家的转型之作，不再沉浸于谍战叙事，而是自觉关注人性，回归到了家族叙事、日常叙事、个体经验叙事和家庭伦理叙事。无论在题材上还是叙事上，小说都是区别于麦家以往作品的现实主义力作，标志着他在自觉求变和不断尝试各种风格，写作已进入到新的无人区。

一、回归日常生活叙事与个体精神开掘

麦家的《人间信》以个体生命体验为核心，观照了整个家族在大历史和时代脉动中的起落沉浮。小说穿透人性表层直指其内在的幽深、纠结与复杂，能够引发对个体成长、家庭伦理、历史记忆和人格复杂性等问题的多重审视。与会专家从多个维度出发探讨了小说的题材内容，尤其关注了其对日常生活叙事的回归和对个体精神的开掘，并将其置于文学史进程中进行考察。

《人间信》挣脱了麦家以往创作中旧有题材的束缚，反思了普通人在复杂的家庭关系中如何获得心灵的平静。作品在自审与他审的互动过程中凸显了对家庭伦理问题的深刻思考。一部分专家从个体与原生家庭的关系出发，关注小说对不同寻常的亲情、情感复杂的家庭和伤痕累累的家族的书写，深入讨论了家庭伦理叙事的指征和意义，以及家族叙事的特异性。吴义勤指出，小说深刻呈现了原生家庭和童年经验对精神人格的影响，是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审父、弑父传统的拓展延续，还从审父过渡到审子，自审比父亲主题更有意义。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光芒强调，家庭伦理是小说的叙述对象、动力、动因和目的，多重伦理关系的纠缠表明麦家对家庭伦理题材浸淫既久和体验之深。在处理复杂的家庭伦理关系上，小说的叙述能够抵达不同主体间性的不同层级。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培浩认为，《人间信》和《人生海海》有内在联系、连续性，以及变化。但《人间信》已无传奇性和英雄性，彻底回归日常性，写凡人出走和回归，从第一生命走向第二生命。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任美衡认为，麦家自首部长篇小说起便致力于“解密”，揭露特情工作的隐蔽面和家庭的权力机制。《人间信》中的个体角色差异、符号意义和仪式化的加权物构成了家庭权力机制的物质形态。

 在讲述家族故事的同时，《人间信》着重呈现了个体，在漫长的人生中如何克服内心的恐惧、迷茫、愧疚和困惑，与过去的自己、家庭成员和解，与时代和历史和解。大部分专家都将目光投向了小说对个体精神世界的深度开掘和细致描摹，着重剖析了主人公的心灵史，并在家族、时代和历史的多维审视中探讨了其与成长小说的关联性。吴义勤认为，小说深度开掘个体精神世界，展现普通人的情感和生命感悟，不依赖情节和戏剧性，以平缓细腻的叙述揭示历史与人性的幽深，把历史与命运、自我与人性的审视推进到新高度。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光东认为，小说是与故乡、历史、时代、前辈的对话，也是作家与自己灵魂、情感的对话，写出了对时代、生活、人性、人心的理解。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季进认为，小说似乎沿续了《人生海海》的“故乡”主题，但两者已有显著差异。《人生海海》讲的是天下事，《人间信》讲的是“我”的心事，内心的冲突、成长与精神史，直面了自我的幽暗内心。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贺仲明认为，这是一部在质疑中追寻的成长小说，能够唤起悲悯情怀，引发对人生、社会悲喜和善恶的深思，触及人性的深度。小说对自我的介入较深，还呈现了童年记忆、乡村生活，内蕴着复杂真切的感情，艺术感染力十足。陈培浩认为，出走与回归是麦家写作的重要语法，从《人生海海》到《人间信》都存在主要人物的出走与归乡。麦家写作与中国当代文学，也构成了出走与回归的关系。作为新时代的成长小说，《人间信》与《麦田里的守望者》存在关联，但也有不同。麦家的小说语法是否定之否定，是出走和归来，是第一生命到第二生命的跃进。《文艺理论与批评》主编鲁太光认为，这是一部“归来”的小说，是由“我”而“他”，又由“他”而“我”的中国式成长小说；又是一部“半归来”的小说，不同于以往作品固守“旧我”或倒向“新我”，而是在两者间纠结，有伤而无悔，不将责任归于历史，而是归于自我与时代及他人的关系。小说将个人成长与百年中国历史融合，在宽广视野中思考了个体与历史的关系。湖南大学中文学院教授罗宗宇认为，《人间信》是成长小说，反映了乡土民间舆论场在个体成长中的主导作用。它带动并制约了“我”对父亲的认知和自我认知，与官方政治权力的合谋导致“我”对父亲形象的建构走向决裂。《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大先强调，小说书写了个人家族史，延续了80年代末期以来先锋文学影响下的家族史小说传统，并与新历史小说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作品聚焦于历史记忆的个人化建构，突破了传统家族史叙事，不机械建构时代、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而是表现历史记忆如何内化人的性格，赤裸真实，贴近生活，不拔高或萃取，直击心理。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田振华认为，小说融合了时代经验、生命体验、家族史与个人史，展现了时代伤痛下因性格差异和选择导致的亲情伦理异化及心理创伤的不可愈，揭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隐蔽性，探讨了自我与内心和他者的和解之难。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授龙永干认为，《人间信》书写了成长、家族矛盾和时代苦痛，探讨了生命的自我认同及其危机。

也有专家从文学地理学的视域出发，将《人间信》与其他作家作品进行对读和文本细读，解读了小说所凸显的地方特色和“南方”美学特质。《文学评论》编审、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刘艳将麦家的《人间信》与刘醒龙的《黄冈秘卷》作了对读，指出小说可看作是富春江流域生长和培育的知名作家围绕故乡书写、家族叙事与地方文化记忆所展开的写作尝试，展现出浓厚的江浙地域文化气息与精神品相，体现了南方（江浙一带的“南方”）叙事美学与风格。

二、兼具哲思和救赎力量的治愈之书

《人间信》是麦家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小说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了不忌惮软弱、不耻于流泪的灵魂如何在命运枷锁中与内心幽灵进行搏斗，真挚地表现了人生的挣扎和困惑，揭示了心灵的脆弱和坚强。小说透显着对生命意义的哲学追问，能够使读者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苦涩、生命的力量和希望，与过往的缺憾和解，从而找到内心的平静。小说以朴素而又柔软的情感引发读者共鸣，也吸引了与会专家的关注，他们从不同的视野和角度出发，对小说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功效进行了多重阐释。

《人间信》对人生和世界、家庭和文化、苦难和人性进行了多重追问，作品闪烁着在困惑中追求确定性力量的人道主义光辉。一部分专家对小说中的哲学洞见进行了深度思考，并观照了自我的现实生活，反思了人类的命运和文明的未来。《小说评论》主编、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杨辉指出，小说洞见了生活的复杂性，展现了生活的可知和不可知、可解和不可解的混沌状态。作者揭示了面对复杂的外部世界不仅要保持沉默，还要认识到当下眼光的局限性。小说最终以博尔赫斯和马拉美的诗作结，承载了对世界的理解和对不可知世界中的救赎力量的思索。河北师范大学教授、作家李浩认为，生活在书中是一个显性的，不断被突出和构成压迫感的词，它引发了关于找寻新出路和新可能的思考。如略萨所言，文学中存在的良知和对问题的追问，以及给予的希望与憧憬使如今的文明少了残忍。《人间信》的真实和真诚，对生活及其可能性的塑造，以及提出的真问题和引发的思考，使其可以补充到这一序列。龙永干认为，小说探索了母系柔爱和缺乏自我认同的生命能否获得主体意志的根基，不同于五四时期、新时期以来向上超越苦难的书写，小说传达了日常生活的个体需要遵循苦难向下的原则。

《人间信》对于家庭关系中人物复杂性格的表现，尤其是对人内在精神世界的深度剖析，能给读者带来情感共振，引发意料之外的思考。一部分专家肯定了小说所带来的救赎和治愈力量，对小说的社会意义和精神价值进行了延伸性评价，并提倡读者在自我对照的阅读中反思亲子关系。刘大先认为，《人间信》是一本治愈之书。小说描绘了自我伤害和人际间的互相伤害，展现了人物间的疏离感与爱恨交织。与鲁迅“人与人之间悲欢并不相同，我只觉得他们吵闹”的观点不同，麦家表现了个体的渺小和命运感，传达了对人类宿命的无奈感受，透显悲悯情怀。作家通过自叙传小说治愈创伤记忆，正是文学功能所在。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张丽军认为，小说表现了家族的传承和亲情，书写了家规家法对不可救药之人的约束，也揭示了叛逆之人也可以通过接受家法的惩罚回家和获得救赎。《文艺争鸣》编辑部主任、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涛认为，麦家把激进的例子注入到了紧张的父子关系。小说并非自我忏悔和历史追问，而是对一些污名化的事件进行了反思或重新命名，展现出人道主义光辉和力量。田振华指出，《人间信》是新时代的治愈之作，需要作为长辈的父母共同阅读，在比照自我中反思和改善父子关系。

小说的书名也受到较多与会专家的关注。麦家曾在采访中透露，书名中的“信”不仅代表着记忆和书写的存储方式，还象征着坚定的信仰和力量，具有阐释的多重可能性。与会专家从主人公的成长经历和麦家个人创作体验出发，对此作出了精彩解读。季进认为，小说塑造了一个堕落颓废的父亲，却命名为《人间信》，看似悖论，实则表达了对生活的理解：只有经历过磨难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人间“信”。张丽军认为，《人间信》中的“信”是坚信的力量，是个体走得再远，犯了再大的错，依然是家族的人，具有新的意义价值。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郝敬波认为，与麦家以往聚焦于信息传递和惊心动魄的故事叙述不同，“信”代表的是生命密码，它不再向外传递，而是向内传递，其传递渠道和接收对象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信息形成和传递的难度。这封信可能是麦家真实生命体验的反映，小说叙述的难度正是抵近心灵的有效方式，带来了独特审美体验。陈培浩认为，小说中“信”的内涵至关重要。在新时代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中，如何重建“信”和肯定性是重要议题，主人公的学而有信使得“信”的内在更具张力和动人。贺仲明强调，《人间信》并不是确定的“信”，而是主人公对“信”的深入思考。张涛表示，“信”即记忆和书写，《人间信》就是人间的记忆，小说展现了强烈的历史关怀。

三、呈现主体间性复杂性的人物形象

在当代文学研究的宏观视野中，人物形象塑造始终是衡量作品深度与艺术成就的重要标尺。《人间信》塑造了一批具有主体间性、复杂性和非逻辑性的立体鲜活的人物。小说中的男性和女性人物都有较为典型的性格特征，且有一定的倒置性，能够表现特殊历史进程中、特殊地域文化中和特殊家族境遇中人的精神风貌，反映时代变幻和历史风云中的人性的真善美和假丑恶的多重交织。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这部作品在人物塑造上进行了突破性的尝试，丰富了文学形象的多样性，也为理解中国文化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小说对“潦坯”父亲形象的塑造，在中外文学史上富有一定的创新意味，能够引发文学传统与创新、个体命运与文化象征、性别角色与家庭关系之间的深刻对话。专家们立足于文学史的坐标，特别指出该形象在现当代文学人物长廊中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特性，还从精神分析学角度和文化、政治、心理等因素入手，揭示了其形成动因。吴义勤认为，小说塑造了有典型特征的饱满形象，创造了许多令读者既爱又恨的文学典型。作为时代、历史、文化、政治的象征物的父亲，不同于以往文学史中的形象，与作为反叛者的儿子构成了一种张力，能够引发对中国文化从古到今父子关系的思考。王光东认为，《人间信》写出了父亲、奶奶等人物形象的命运感，呈现了其命运轨迹，包含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人性和生命内容，父亲等人物有鲜明且生动鲜活的性格特征。季进强调，小说塑造了一个特别的“潦坯”父亲的形象。文学史中的父亲形象多样，比如鲁迅对父道的思考，以及巴金、余华、谭恩美和石黑一雄等作品中的父亲角色。相比之下，《人间信》中的父亲游手好闲，吃喝玩乐，毫无责任心，带来种种麻烦和灾难，但读者却对其怀有复杂情感。小说人物立体丰满，故事耐人寻味。刘大先认为，小说的人物塑造富有新意，刻画了文学史上少见甚至没有的“潦坯”形象，丰富了当代文学人物图谱。田振华指出，小说中的“潦坯”父亲在成年、生子、入狱或出狱后，都并未改变，这一形象在文学史上较为罕见。天津市作协副主席、作家张楚认为，小说中的人物具有传奇性，尤其是父亲角色，其复杂荒诞和非逻辑性鲜明。龙永干认为，“潦坯”父亲的形象受精神心理学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专制、儒家文化和道教文化的异变导致主体性意志缺失，是“潦坯”人形成的关键原因，这与五四启蒙传统存在某种相关性。罗宗宇指出，“潦坯”父亲在现当代文学的父亲形象谱系中具有独特性。陈培浩提到，小说中拒绝成长的父亲是不完美的静态人物。

小说对主人公“我”的刻画也着墨颇多，麦家通过对其内在心灵世界的细腻描写，传达了一个既纠结又复杂、既软弱又坚强，既冷血又柔软的孤独灵魂的呐喊。这种带有强烈自审意味的主人公形象在当代文学史中比较少见，能够呈现出人物性格的矛盾性、反思性、复杂性和发展性。专家们根据自身的知识背景和具体的故事情节，对“我”的性格变异进行了细致梳理，并在中外文学作品的横向对比中给予了较多肯定性评价。张光芒指出，小说发现了“自我”主体间性的复杂性，不仅不同的主体间有矛盾冲突，同一个“自我”也有不同的主体性面向，并且在不同时间有不同的思想情感和“自我”。主人公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多面向的、不断更新的“我”。季进认为，小说在乡村的空间与框架中，呈现了“我”的精神历程，特别是生命当中不可言说的羞耻感和自卑感。西方不少作品出于宗教目的表现个人隐秘的灵魂，但这种毫无保留的袒露与表现，是中国当代文学文本中少见的。陈培浩认为，小说塑造了具有成长性的人物，主人公在否定之否定中获得成长。最后他因学而有信回归了家庭，但并非对母亲信奉的东西完全认同。田振华认为，在变与不变的性格中，“我”最终没有和父亲和解，归根结底是彼此性格存在差异。但作品没有给出答案，这在现代文学史上并不多见。罗宗宇认为，麦家通过成长叙事对“我”的叛逆进行了独特处理。“我”不与父亲和解，而是不断确认“杀死”父亲和自我成长的合法性。湖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卓今认为，小说颠覆传统，塑造了一个不可靠的父亲形象，并书写了另一个“我”的复活。“我”到“他”，再回到“我”，就如同人回头踩扁自己的影子。之前是他人期待的、未经反思的“我”，通过背叛家庭获得财富和权力。但二姐对象的刺杀未遂成为蒋富春复活的起点，他开始活出自我，反思并激活了自己。

还有小说中的奶奶、母亲、小妹等众多女性性格独特且具有差异性，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女性群像。与会专家从日常性、人格魅力和家庭功能等方面进行讨论，认为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都坚强倔强、富有力量，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大先认为，小说中的奶奶、母亲、小妹等独特的女性人物形象，出于日常，具有贴近性。陈培浩认为，小说中的母亲和奶奶是完美的相对静态的人物，她们生而有信，有确定性的力量。任美衡认为，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不容忽视，没有她们父亲的形象难以呈现。她们是家庭粘合剂，但父与子是家庭主体，因而女性和男性角色是互为颠倒的镜像。

四、从传统中生长出来的先锋艺术追求

《人间信》展现了先锋叙事技巧在新时代的新发展和新风貌。麦家将“五四”时期作家对自我内在心灵的剖析批判、80年代先锋作家对叙事技巧的探索精神，以及21世纪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人性挖掘巧妙融合在一起，创作出在叙述、结构和话语上都有明显先锋气质的作品。小说的形式作为内容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一起承担起讲述故事的重要使命，在丰盈了小说精神内涵的同时，也增强了艺术感染力。与会专家通过与现当代文学史中同类型作家作品的对读，探索了小说中的先锋叙事，讨论了其独特的视角切换、语言风格、结构安排、听觉叙事和意象运用等形式技巧。

《人间信》突破了单一的叙述模式，使用了多重人称交叉变换的叙述模式，促成了视角的反复流动。而且，作者在行文过程中不断变换叙述的腔调、语调和语速，甚至是语言风格，在某些片段还有意识地进行限制性表达，制造了极具矛盾性和张力感的叙述效果。专家们结合具体文本内容对小说进行了细致分析，从叙述的人称、视角、腔调、语言和机制等多个方面展开了热烈讨论。罗宗宇认为，小说是先锋叙事和现实主义叙事的有机融合，先锋叙事体现为下部“我”“你”“他”叙事人称的交替。“你”的介入显示出对读者的高度重视，能将其带进叙事，缩短读者与作者的距离，引发读者的共鸣。季进指出，麦家《人生海海》是从“我”的观察者视角去讲述上校的传奇故事，而《人间信》中的“我”是主角，还获得了全知叙事视角，可以自由往来于不同的人物、场景和空间，小说故事得以充分延展。刘大先表示，与《白鹿原》《尘埃落定》等家族小说的全知视角不同，《人间信》使用限制视角进行家族叙事。小说卷上和卷下的叙述腔调存在差异，激进年代、民国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等不同阶段的叙述腔调有着从平静疏离、激进共情到悲悯体恤的变化。杨辉指出，作品叙述的调性和人称都发生了变化。小说上卷没有变，下卷大概二分之一处就变了，变到尾声之后，主人公从历史、家庭，以及追忆和面对的纷繁现实里逐渐抽身，达到了高远状态。李浩认为，麦家为《人间信》的真实感做了“笔墨”、语调和语速上的改变。张楚认为，卷上和卷下自然切换了语言风格和叙事人称，显示了小说家的叙述能力。小说的腔调有类似非虚构的强烈真实感，叙事和人物心理都很真实。王光东认为，《人间信》和麦家的谍战小说有很大差异，但简洁、明晰的语言风格没有变。鲁太光认为，语言的虚假和腐败必然带来生活的虚假和腐败。麦家不允许虚假的语言进入作品，小说的语言很有特色。郝敬波认为，小说通过细密的日常化叙事展开“我”与糟糕的父亲的关系，但这其实是正在被叙述的“不想说”的故事。这种叙述比较少见，其间的矛盾性和张力意味着作家在用挚切的生命体验给自己写信。

一部分专家则立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脉络，着重探讨了小说对五四以来叙事模式的继承与突破，并从叙事结构、线索、风格等方面剖析了小说的文本样态。吴义勤认为，小说对应两个时代的气质：一个是五四时代郁达夫的文学气质；另一个是1980年代先锋小说对文学的理解。《文艺研究》副主编李松睿认为，小说呈现出先验理念和生活混沌性的交锋，不过后者占据了上风。它与以往的家庭叙事不同，涉及到历史和家庭事实，但没有给出明确、先验的理解，而是以生活自身的脉络去发展人物，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几种历史书写的脉络形成了明显的对话关系。张丽军指出，《人间信》从日常书写转向家族书写，是对中国家族文学书写的新突破。一是对小说结构的创新，麦家与其他作家不同，以平衡的方式共同呈现三代人。二是对父子关系的新书写，麦家综合考虑了时代因素和人物性格的冲突。李浩认为，麦家采用一种近乎写实的方式，散化的（部分是碎片拼贴方式）、老之实之地交待一条线索，然后又转向另一条线索。他有意克制了习惯的设置方式和故事冲动，使用散文式的、家庭史的、个人史的方式写作，剪开了过于精巧的连贯性，也不在“有戏”的点上沉浸和停留，而是做得真实。小说如范例般阐释了海明威那句漂亮的短语——“我不允许任何不真实进入我的小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执行主编崔庆蕾指出，麦家与同时代的许多作家，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中一直求新求变。“离乡”和“归来”的结构在当代文学中很常见，但过去的离乡动力更多是外部的召唤，比如革命的召唤或是对现代文明的追求，这个作品却提供了另外一个样本。原生家庭的反推力推动主人公到远方和世界中去，这是一种新颖景观，提示我们重审故乡、亲情和家庭概念，理解其内在的张力和复杂性。

还有专家梳理了麦家的创作谱系，尤其重视其在艺术上持之以恒的探索精神，对小说中片段化、碎片化的诗性叙事技巧、“纪实性”写作和声音诗学等较为新颖的先锋叙事技法进行了深入讨论。季进认为，《人间信》采用片段式叙事，还运用大量短句和括号进行补充说明，频繁使用逗号，创造出碎片化和细腻的效果。与《人生海海》等相比，《人间信》有意打破和消解故事，采用多声部、分节分段的叙事形式，形成了独特的慢节奏叙事。这种叙事方式可以让读者放慢阅读速度，深入小说所展现的幽暗内心世界，与内容相得益彰。任美衡指出，麦家的叙述有自己的钥匙，不应轻易将其定义为一个转型者，而应看作艺术的旅行者。麦家用不容置疑的决断和密集的笔触，不断解剖写作对象的潜在面向。这把钥匙看似静止，但又是辩证和持续的，是矛盾、悲剧与虚幻之有，是抽象、推理与破解等元素涅槃而生的、综合的、自我不断完善的想象力诗学。刘艳指出，小说显示出新的写作路径再出发的写作特征，纪实性的笔法带来隐喻与暗喻的阅读感受。“纪实与虚构”二者的比例及在小说中的逻辑关系，透显先锋性叙事追求。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颜水生指出，作为新时代的代表性作家，麦家从《暗算》到《人间信》都用丰富复杂的听觉叙事发展了小说的声音诗学。从谍战到故乡题材，他自觉塑造了讲故事和听故事的角色，还创造了听觉发达的“故事中的人”，如《暗算》的“阿炳”、《人生海海》的“上校”。张楚认为，小说叙事既不是传统的线型结构，也不是敷衍式的多角度叙事，而是一曲破碎的、舒缓的咏叹调，在反复吟唱中人物幽暗的内心世界忽然被照亮。这种片段式、碎片化的叙事使小说结构在固化和膨胀间转换，人物关系、情感和命运也由此被塑造和确立。卓今认为，麦家的叙事向内转，开掘出新颖广阔的叙事空间。文中红房子的意象代表权力和资本，具有很强的可阐释性。龙永干认为，小说上下卷的处理饱含人生变化和生命的对话性。也有专家对小说的艺术创作和出版细节提出建议。刘艳认为，作品与花城出版社的出版传统有内在一致性，但有些段落如果事先作一定的技术处理可能更宜。张丽军认为，小说语言表达的地方性和核心情节的魅力可以进一步加强。

最后，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春林进行评议，指出与会专家从主题内涵、人物塑造、叙事革新和语言特色等多个角度对《人间信》和麦家的总体创作都做了精彩纷呈的表达，关涉新时代小说的整体创作，甚至延伸到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中南大学晏杰雄教授进行简短总结，认为从创作整体看，麦家堪称新时代文学创作的三个典范：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典范、讲好中国故事的典范、好看小说与好小说相结合的典范。麦家本人也从个人经历出发，真诚地分享了自身的创作感受。他坦陈，自己的内心被童年困住，有私人的敏感、偏执，甚至有冥顽不化的愚昧，和社会交际圈、文学圈都很疏离。除了亲人之外，文学就是他的世界。他在创作中的变形比较大，《人间信》回到日常生活书写，是一部自我的心灵之书与治愈之书。这次创作也是一次难得契机，使他的内心得以放松和治愈。与会专家对自己的内心世界投以关注和尊重，以及对文学的付出精神，都使自己深受感动。此次研讨会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双重视野中，在不同知识体系和学术背景的多元审视中，从多个维度发掘了麦家小说创作的新动向和新特点，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其作品的精神内涵和美学品质，也为新时代文学研究关注重要作家作品提供了良好范式。

作者简介：

晏杰雄，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研究中心（中南大学）主任。

张秋瑾，中南大学人文学院2023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