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吴亮通常被视为1980年代中后期先锋批评家的代表，但他的批评活动实际贯穿整个1980年代。批评家吴亮在1970—1980年代之交登场时，主要持一种强调“社会历史意义上的写作”的批评观。他在1986年前后对新的文学经验的甄选与描述，也仍然是此前观念的延伸。而这种指向现实精神的形式研究，有别于《马原的叙述圈套》中更为激进的、朝向“纯文学”观念的形式主义批评，呈现出理解先锋文学思潮的不同视角。本文尝试还原“先锋批评家”吴亮的多重面孔，并在批评家研究和文学批评史层面重返先锋文学。“确定性寻求”是吴亮批评转向的内因，这种在文体与态度上从对话到独语、从“亦此亦彼”到“或此或彼”的转向，影响到吴亮在先锋文学批评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也提示了先锋文学思潮落幕的内在缘由。

关键词：吴亮 1980年代 文学批评史 先锋文学 85新潮

吴亮2006年回忆起朱大可1986年写给他的一封信：

语气焦灼狂暴，他（笔者注：朱大可）那时正在批判谢晋电影，像堂吉诃德。在信里他担心我激情衰退才智变为白色，我忘了我曾在他面前说过什么，他抱怨我离开了他，并且把公牛的犄角悄悄藏在两腿之间。那是夏天，在一九八六年。1

对于吴亮1980年代中期的文学批评面貌，这段文字提供了不同于通常判断的信息。以往研究多认为，吴亮是在“85新潮”中崛起的先锋批评家2，但朱大可对吴亮在1986年显得保守的抱怨，却提醒我们思考，吴亮在最初面对“85新潮”时，是否有着不同于后来被化约为“先锋批评家”形象的另一面？

也有研究者在更全面地梳理吴亮的批评经验时，关注到吴亮1970—1980年代之交对《乔厂长上任记》的评论文章，并将其与《马原的叙述圈套》（后文简称为《叙述圈套》）进行对比，提出“1985年”是吴亮文学批评的分水岭3，认为他在1980年代先后有两次批评出场，发生了从社会历史批评到先锋批评的转向。然而，就如何理解这一转向的发生，研究者的观点却直接依托于当代文学在1980年代中期转型的整体判断，对吴亮“先锋批评”的认识也主要以《叙述圈套》为标志，认为他把形式提升至文学本体高度，由此确立了先锋文学思潮的立足点。

本文尝试还原批评家吴亮在1980年代的多重面孔，从吴亮自身在批评实践中的状态、观念乃至文体形式的变化中，考察所谓“两次出场”之间的延续与断裂，发现其批评“转向”的内在缘由。吴亮是1980年代参与并推动先锋文学思潮发展的重要批评家之一，因此，研究与重估吴亮的文学批评活动，也是反思先锋文学之“先锋性”、以及先锋批评之于先锋文学发展的意义与局限。

一、批评家吴亮的出场：一种社会历史意义上的写作

在经典文学史叙述中，批评家吴亮往往与马原、“叙述圈套”、先锋文学等关键词绑定在一起4。但早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当吴亮还是一名上海工人时，就已经开始了他的批评活动。1981年，《上海文学》第2期和第5期分别刊发了《变革者面临的新任务》（后文简称为《变革者》）和《一种崭新的艺术在崛起吗？（一个面向自我的新艺术家和他友人的对话）》（后文简称为《一种崭新的艺术》）。二十余年后，吴亮回忆称这两篇文章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批评面貌：一是“社会历史意义上的写作”，一是“现代主义意义上的写作”，而自己后来“慢慢倾向于现代主义的批评了”5。不难看出，这是一段以先锋批评家吴亮形象为起点向前回溯的成长史，在这一后设视角中，对话体文章《一种崭新的艺术》俨然是批评家吴亮从“社会历史”转向“现代主义”的第一步，但若细究这篇文章诞生的历史细节，又会发现所谓现代主义倾向中的社会历史内容。

吴亮之所以写作《一种崭新的艺术》，源自《变革者》发表过程中遭遇的挫折。工人吴亮走上批评家之路，离不开张弦、李子云、周介人等人的帮助6，其中周介人作为《上海文学》的编辑在《变革者》的写作、发表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引导作用。周介人多次叮嘱吴亮删去文中的政治忌讳及有关体制的论述，文章确定要在次年第2期作为头条发表后，又因为收到文学创作要考虑社会效果的通知，要求吴亮再次进行修改。《变革者》初稿已无从查证，但从刊发版本仍能感知，在一般的文本解读之外，吴亮还试图越出文学研究的轨道，为社会现实寻找出路。他把乔光朴这一变革者形象从文学环境迁移到社会环境中，认为其改良举措未能真正触动“经济和政治体制中那些不合理的成分以及相伴随的保守意识”，“探明海中的暗礁、漩涡和潜流”7是吴亮对现实社会改革的要求。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时“想法比较庞杂，都想通过这篇文章表达出来”8。

吴亮后来讲述了1980年代初文章发表过程中的删改故事：

我初出茅庐，身为一个普通工人的业余评论写作者，对最早竭诚提携我的已故前辈李子云和周介人理应心怀感激之情，虽少不更事，毕竟也懂得前辈们在文学界几十年历经风云变幻如履薄冰，因此我必须学会妥协，必须同意自己的观点被删改，必须心有不甘地将论述重点转移，必须容忍我的某些定义被削弱被置换，必须无奈地接受我并不喜欢的字词出现在署有我名字的文章中，当然这还远远不是从写作到发表过程中的全部故事。9

面对前辈对文章的处置，吴亮只能妥协，但这种失望在同时期所写《一种崭新的艺术》的顺利发表过程中又得到了补偿。《变革者》发表后，周介人邀请吴亮继续为《上海文学》写文章。1981年初，吴亮交出了《一种崭新的艺术》，周介人对这篇文章也有很高评价，并特别指出相较于偏向社会政治层面的《变革者》，这篇讨论现代艺术的文章很安全。于是，在周介人的建议下，吴亮从1981年到1985年持续完成了十余篇对话体文章。

可见，《一种崭新的艺术》这一后来被吴亮归为“现代主义意义上的写作”的开端之作，并非现代主义知识影响下的形式实验，而是具体情势中批评家为发展其批评事业、推进其批评意图的策略性尝试，“现代主义意义上的写作”也并非与“社会历史意义上的写作”相对立的另一种文学观念。事实上，在批评新人吴亮登场后很长一段时期的批评活动中，吴亮都更多延续了《变革者》对“社会历史意义”的追求。

例如在有关“朦胧诗”的论争中，吴亮就表达了支持与反对之外的第三种立场。1981年3月，吴亮在《传统岌岌可危了吗？》10一文中表示既不与“教条式批评”同流，也不赞同“新原则”。因为“新原则”中“不屑于做时代精神的传声筒”的主张取消了诗人与时代的联系，朦胧诗强烈的自我表达意识正是转折时期的特殊时代精神，而新诗伸张自我只是一个开端，只有重新走出自我、面向社会与时代并关心民族命运，诗人的精神力量才能真正生长。1982年1月，在回顾“朦胧诗”论争时，吴亮进一步提出“内在的文学批评”11，表示批评应该在作品提供的文学世界之中做出判断和阐述，不能滑入政治批判和道德教训的轨道，但同时不能把文学局限在纯审美和纯感情框架内，要将文学与现实生活、社会问题、人生哲理视作不可割裂的整体。既强调内在于文学的批评视点，又不割断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成为吴亮此阶段批评的原点。借用吴亮评价高晓声创作转变时的说法，“他的裤腿上将永远有着使人难忘的乡下佬的泥巴”12，吴亮的批评实践在很长时间里都强调着令他难忘的“社会历史意义”。

而这种对“社会历史意义”的重视，又不仅仅是强调文学要反映现实或作家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在文艺理论界讨论作家主观能力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作品时，吴亮指出作家的“胆与识”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新时期初，突破题材禁区的思想解放造就了文学的轰动效应，但将题材化约为社会问题的写作也随之暴露出文学向自身寻求方面的孱弱。吴亮认为这类作品并没有“运用自己的真正特性来反映社会生活和人的心灵生活”，只在趋奉时尚。而所谓“胆与识”的关键，是要聚焦于对“心理深层结构的揭示和看来是不太敏感的部位的独到剖析”13。吴亮屡次强调对“看来是不太敏感的部位”的开掘，也就是说，作家只有突破了有关社会热点的主流认识，不停留于显而易见的现实问题的表面，才能实现内在于文学的、对社会历史的“独到剖析”，这才是吴亮心中真正的“社会历史意义上的写作”。

为了实现“社会历史意义”而强调作家的主体意识，这一点也格外体现在此期吴亮有关小说形式的观点认识中。例如，面对王蒙独辟蹊径的小说布局以及看似故弄玄虚的遣词造句，吴亮并没有沿着现代派论争的方向去纠缠形式创新的问题，而是提出要越过小说的外部特征去把握作家的思想和观念。吴亮指出王蒙有两个世界：一是接纳了所有印象的世界，一是给观念国土划定疆界并使思想趋于稳定的世界。在二者的交融下，王蒙并没有无原则地接受所有外来思潮与艺术手法，而是更偏向以一种“维护民族传统，强调人的和谐，相信进步，提倡谦让、宽容、勤勉和耐心”的态度，来展现民族的珍贵品质。在吴亮看来，《最后的“陶”》和《相见时难》表现了王蒙“站在中国民族立场上的时代反省意识”，而王蒙所列出的种种“社会进步的内在条件”，正是人们面对现实困难情境时得以“站立得更稳健的精神台基”14。可以说，吴亮对王蒙的分析，也是他对自己的批评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意义上的写作”的期许与实践。

1984年7月，经由程德培介绍，吴亮参加了“李杭育作品讨论会”，李杭育的小说《葛川江上人家》《最后一个渔佬儿》《沙灶遗风》在历史文化层面表现出的新质推动了吴亮的进一步思考。葛川江系列小说发表于1983年上半期，一年以后《沙灶遗风》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然而，直至1984年初夏，当时文坛“核心圈的权威批评家”还是对李杭育的小说保持缄默。面对阎纲们的“失语”15，吴亮提出了“文学意识的自觉开放”一说，将原本指向社会现实与心理结构的批评观念扩大到了社会、心理、历史、哲学及人类问题16，试图充分打开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几乎所有问题建立关联的可能性。吴亮由此加入寻根文学思潮，为其推波助澜，但又表现出对寻根文学的别样观察。面对到乡野边地中去“寻根”的创作倾向，在1985年底的“长江三角洲青年作家、评论家当代小说研讨会”上，吴亮由自己的城市生活经验出发，提出要发展城市寻根文学17，持续探索文学如何加强与现实世界的关联。面对部分作家作品对民间话语的痴迷和对文化材料的堆砌，吴亮批评文化在拯救文学时可能也消解了小说的文学本位18。由此可见，吴亮的“寻根批评”仍然秉持着他自出场以来就确立的内在于文学的批评视点，以及重视社会历史意义的批评标准。这反映了1980年代上半期吴亮批评观念的稳固性，也提示我们进一步思考，被誉为“先锋批评家”的吴亮在最初面对“85新潮”时，或许并未以一种断裂姿态从社会历史批评传统中剥离。

二、吴亮在1986年：新小说的“现实精神”与文体划分

1985年开始，“一些很好的作品”19集中发表，吴亮希望“放弃掉个人既定的评定框架和惯用的尺度”，“以一种陌生无知的态度”来“接触一九八五年的某些小说”20。不过这一想法并没有马上实现。在阐释新的文学经验时，吴亮虽倾向于突破以往的批评认知视野，但也仍然试图通过对“新”的界定，来协调他对“社会历史意义上的写作”的坚持。吴亮1986年前后参与编定的两个小说选本可以为考察其批评观念的调整提供重要参照。

1985年3月，在厦门“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上，吴亮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用于文学研究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21。同年8月，在上海作协理论研究室的一次座谈会以及随后《文艺报》举行的“青年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座谈会”上，吴亮都表示文艺理论界所热衷的“方法论”与当下变化了的文学现象之间存在隔膜，因此在讨论批评理论之外，还应该全力研究新的文学经验，为以后的文学史写作打下基础22。吴亮、程德培两人在对话后认为，编定选本这一方法对于评价、概括层出不穷的作品有重要价值。在随后的“长江三角洲青年作家、评论家当代小说研讨会”间隙，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找到程德培、吴亮，希望他们能“完全按照自己的趣味”23为“文艺探索书系”编一个小说选本，这正与两人的谋划相契合，成果就是1986年初出版的《探索小说集》。

1985年12月，吴亮为选本《探索小说集》写了一篇后记，题为《当代小说：一次探索的新浪潮——对一种文学现象的描述、分析与评价》24。他首先指出，小说的本质是自觉介入世界，“现实精神”不会在文学中消退。对于“现实精神”在新时期以来小说中的呈现形态，吴亮整理出这样一条发展线索：直接批判的历史意识——映照现实的当前意识——笼罩全体的当代意识。“当代意识”则包含社会背景、国际文化交流与传统文化，1985年的小说新浪潮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生成的，能“容纳世上的万有，突破不合时宜的禁区，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生活场面、景观、现状与心态、问题情境和历史文化”。在这里，吴亮用“现实精神”为小说新浪潮作出了一个关键性描述，将“探索小说”嫁接到“社会历史意义”的写作上，保持了自身批评观念的延续性。

接着，吴亮进一步分析小说“各具特色，互不相同”25的内在动力，形式研究成为抓手。他指出近来不少小说在叙述方式、叙事体态、结构、修辞、语式、氛围、韵味、风格、气质上，表现出了以往知识理论难以阐释的形式创新之处，这是“小说实践的向前冲刺留下的理论空白”。通过表达对强调文学自足性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的不满，吴亮指出形式是小说家把握世界的一种外化形态，因此研究形式同样需要探索其背后社会、历史、文化和人类精神复杂构成的奥义。吴亮对张辛欣、桑晔《北京人》的评论即是这种形式研究法的例证。他表示，口述实录体小说《北京人》呈现出的是没有直接干预的、被采访者的独白，但实际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之间存在着隐形交流，而作者在形式上的撤离“给予了每一个被采访者充分表露自己的机会”，这种“表露欲”正是当前文化的一个特点26。

如果将此期形式研究与吴亮1982年讨论王蒙小说形式时所提出的——越过小说外部特征去讨论作家思想观念的批评视角进行比较，会发现在与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的对话中，吴亮对小说的形式探索的确表现出了更强烈的阐释兴趣，但他又没有脱离“社会历史意义上的写作”，只将形式作为理解小说的中间环节，认为只有在与文学外部世界的关联中才能把握意义的生成。可见，在讨论1985年小说的形式探索时，吴亮也试图捏合其与“社会历史意义”的关系。在吴亮此时的批评认知里，用“现实精神”与“形式创新”共同描述“85新潮”，实则仍是他此前以“社会历史意义”为基础的批评观念的演进。

由于出版社的干预，《探索小说集》的编选最终有所限制27，于是，1985年底，吴亮、程德培商定再出一个选本。1986年初开始编选，《新小说在1985年》于9月正式出版。对于这一选本中收入了《5·19长镜头》和《公共汽车咏叹调》，已有研究者特别指出，与以往文学史叙述多从现代主义潮流锚定“85新潮”不同，吴亮、程德培对“新小说”的理解显然还包含了对现实主义传统的创新期待28。然而，若通读吴亮1985至1987年间对此类纪实性写作29的相关评论，与其说他是直接在现代派与现实主义区分的层面上重视此类作品的形式创新价值，不如说他还是从如何更好地实现“社会历史意义”的批评主张中，如前述吴亮认为《北京人》的形式选择就凝聚了当前文化的突出特点——来统观1980年代中期的新的文学经验。

选本《新小说在1985年》中的每篇小说前有编者写的具有微型评论意义的导言。吴亮表示《5·19长镜头》在对待社会事件、个人心理、舆论解释方面体现出了真实与民意，是社会不可缺少的30。另一篇《公共汽车咏叹调》也被选本认为能够“促进人与人的相互理解、同情和原谅，使人们在现状下保持一种宁和及容忍的心境，免在无谓的怨愤和牢骚中影响良好的情绪”，具有一定的社会内涵31。可见，纪实性写作凭借与社会现实的紧密关联性，在吴亮的批评视野里占据了重要位置。在此前《探索小说集》的后记中，所谓报告小说和口述实录文学也被吴亮视作虚构与杜撰之外小说发展的另一条途径。可以说，两个小说选本之所以表现出对纪实类的“探索小说”与“新小说”的强调，吴亮1980年代上半期的批评观念仍是其中的重要动力。

不过，在强调“新小说”中共通的“现实精神”指向时，吴亮也逐步表现出一种文体划分意识。1986年，吴亮越发注意到当前小说创作趋势中，已出现一大批溢出现实主义文学成规、无法用题材或主题论去概括的作品，它们注重虚构，按此时关于文学本体论的讨论看更具有文学自足性，如残雪尤令人“费解”的小说《苍老的浮云》和《黄泥街》，马原记录想象中完成的假定经验的《虚构》，孙甘露完全“由文字符号召唤”32出的《访问梦境》等。吴亮表示在这些小说中，现实问题基本处于失落状态，而同时涌现出的“新闻小说”恰好可以接受“虚构小说”所告别的社会问题与事务等现实领域33。1986年底，吴亮写出《新闻小说这一年》《论新闻主义文学》《新闻、社会和文学》来讨论一系列报告文学、纪实小说和大特写。在这组文章中，吴亮开始有意识地将他对“社会历史意义”的追求分配给“新闻主义文学”34，为虚构文体生成新的文学追求腾挪空间。如果说在选本《新小说在1985年》中，吴亮仍将纪实性写作纳入文学研究的对象范围，那么很快地，他就将想象、虚构与社会生活、人的情感视作一组对立的特点，并借此区分了文学作品与“新闻主义作品”，认为后者只应当被放在新闻领域予以考虑，不能归入文学研究的范畴35。在此可以把同时期程德培对“新闻性的纪实体小说”的讨论作为参照，与吴亮“新闻小说——新闻主义文学——新闻主义作品”的处理不同，程德培仍然指出当前小说创作中存在实验与纪实两种分裂但又统一的发展方向36。对比可见，吴亮原有批评观念中的“社会历史意义”底色正在逐渐模糊，另一种批评选择正浮出水面。

综上所述，在回应1985年的小说新浪潮时，1986年的吴亮一面在批评实践中重释现实精神的指向及其与形式创新的关联，由此持续发展了他关于“社会历史意义上的写作”的批评主张；另一面，吴亮也越来越感受到新的创作潮流要求文学批评突破既有范式的紧迫性。程光炜曾对比吴亮1985至1987年间分别发表在《上海文学》和《当代作家评论》上的文章，认为他此时不仅写先锋批评，也写现实主义评论37。这种研究者眼中的混杂交叉状态，正是吴亮在1986年未脱其初次登场以来批评底色的集中体现，但其中所谓“先锋批评”的一面，如本节所论，又不能被简化为现代主义追求或形式主义的文学观。1987年，吴亮发表《叙述圈套》，被认为是先锋批评家吴亮出场的标志。如果说，直到1987年，吴亮才明确与初次登场时的批评底色断裂，那么吴亮在1986年的混杂交叉状态，则意味着所谓“先锋性”的发生，还有一段需要在慢镜头中回放的前史。

三、吴亮批评转向的内在线索：从“亦此亦彼”到“或此或彼”

吴亮在《叙述圈套》开篇即表示“不打算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依照小说主题类别等等顺序”来“呆板”地分析马原的小说，而要找一个“和马原不相上下的方式”以展示批评家的能力和灵感；当要讨论马原的观念时，又明确指出自己所关心的“并非是马原本人企图塞在他的小说里的外在意图和见解”，也不是作家“偷偷地想假借他的故事来隐喻、象征、提示的抽象概念”38。相较上一节所述吴亮在最初面对“85新潮”时对以往批评观念的协调，可以明显看出《叙述圈套》的不同。首先，在吴亮过去以“社会历史意义”为底色的批评实践里，作家的主体意识非常关键，怎样理解形式探索背后的作家意念是吴亮关注的重点，而在《叙述圈套》中，批评家为自己赋予了对作品极大的阐释权。另外，吴亮以往讲求文学的内外关联，认为形式研究需要抵达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彼岸，而《叙述圈套》只关注叙事本身，抛开了“所谓的意义”“西藏文化”39等小说主题的阐释。可见，吴亮对马原小说的形式分析与一年以前他对形式研究的认识已有显著差异，《叙述圈套》反而更接近于他过去试图拉开距离的形式主义批评。

那么，《叙述圈套》为何呈现出此种“先锋”面貌？吴亮的批评又为何发生了转向？以往研究多将其归结为现代主义思潮的活力奔涌与西方文艺理论的大量引进40，虽然这些外部因素也影响到吴亮的思考与选择，但正如本文前两节所论，仔细考察吴亮1980年代上半期围绕其最初设定的批评底色所开展的实践活动本身，同样可以为先锋批评家吴亮的出场梳理出一条内生性线索。

除了不断开拓关于“社会历史意义上的写作”的批评认识，“对话体”是批评家吴亮自1981年出场后就持续探索的批评实践。在第一篇对话体《一种崭新的艺术》发表后，直到1985年，他接连写了十余篇对话，之后结集为《艺术家和友人的对话》出版。本文在第一节中已经说明，最初对话体的写作只是起因于避免发表困难的权宜之计，但这一特殊的批评文体本身也凸显了吴亮批评观念的特质。而四年时间内吴亮在对话体写作中的状态变化及此后对这种文体的放弃，恰恰可作为考察其批评转向的一个窗口。

程德培称“提起吴亮，人们都会联想到他的一连串‘对话’”41，毛时安也表示“吴亮的名字是和他的《对话》一起脱颖而出的”42。直至1989年再谈到这一系列对话体文章时，王干“仍觉得很好”，因为对话里的矛盾悖反状态带出了立体的阅读效果43。正如王干的总结，吴亮的对话体文章呈现出一种矛盾状态。对话双方的其中之一新艺术家往往能敏锐感知到外部世界不断涌现的新信息，另一方友人则恪守传统艺术观念，每篇对话围绕双方在某一观点上的矛盾交锋展开。吴亮表示，对话是在展示疑惑，由于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无法明朗化，思想常被两种相反的声音缠绕，因此他对于辩论双方都是既赞同又怀疑，保持一种“亦此亦彼”的态度44。

吴亮对这一写作体例很有兴趣，开出了一系列写作计划，但这些想法还没来得及具体展开，他在1986年1月就宣告了对话体写作的终结：

最近以来，我的思考方式似乎在走向“一元状态”，这种状态是不符合我的对话要求的。不知你是否发觉，我近期的若干篇对话减弱了冲突，双方仅仅是在“互补型”地闲聊。我自感这种状态实际上和内容产生了分裂，换句话说，它完全可以不写成对话。于是我反省了自己终于醒悟到，那种在矛盾状态中同时显示双方的思维习惯和表达习惯，可能在被另一种“确定性寻求”所冲淡。这一过程大概是不可避免的，我将顺着它写出另一种面貌的文章。对此我是平心静气的，并不感到不安。不过，由于这些原因，我的对话看来就不得不中途辍笔了。45

这段自述里包含了理解吴亮批评转向的关键信息。一个批评家的思维与表达习惯常会外化为批评写作的文体风格及其篇章结构。如果说，对话体更能容纳多元的文学观，即吴亮所说“亦此亦彼”的批评态度，那么到1986年时，吴亮已经明确意识到自己正在走向“一元化”的思想状态，需要调整批评中的对话模式。以吴亮发表于1985年4月的一篇“对话”为例，推动对话的不再是矛盾交锋，而是疑惑与补充，“这个问题你是如何考虑的”与“你忽略了这么一个问题”46这种提问启发的方式，取代了最初诸如“闪烁其辞！我听腻了这一套”和“你错了”47的激烈辩论。在双方闲聊中完善观点表达的写作，显然已偏离了吴亮最初设想中任一观念主张都无法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对话状态。而对于一个认为“改变批评的表述文体”会“迫使视点的转移”48的批评家来说，吴亮最终选择了放弃对话体写作。

对于思考方式走向一元状态，吴亮没有感到不安，并认为这一过程不可避免。1984年底，吴亮提出“批评即选择”，认为批评是一种“确定性的寻求”49；1985年2月，他反思自己以往的批评被“分散了注意力”而“没有一个中心议题，又缺乏对某一问题的全神贯注”。“社会历史意义上的写作”自觉面向广泛议题的开放意识，在吴亮的批评观念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正如吴亮所言，这种开放性又使其文学批评留下了“一串散漫的屐痕”，而没有对准一个“靶子的中心”50。由此，他开始寻求自己的确定性目标。

吴亮的“确定性寻求”进行不久就迎来了描述1985年新的文学经验的关键节点。早在1985年初关于“方法论”的讨论中，他就表示批评方法来源于批评家的人生经验与主体需要，而对批评对象的研究正是对批评主体自身的深入挖掘51。接连涌现的“探索小说”和“新小说”，以批评对象新的特质推动了吴亮批评主体的自觉。尽管他此时仍在调整自己有关“社会历史意义上的写作”的批评观以囊括这些新质，但当吴亮最终决定把新闻小说从文学领域剥离时，其思考方式已经基本告别了之前“亦此亦彼”的态度，做出了他的批评选择。

随后的《叙述圈套》表达了吴亮态度明晰化后的文学观，不仅意味着“确定性寻求”的完成，也意味着吴亮转向一种有强烈排他性的、“或此或彼”的批评主张。与指向矛盾多元的“亦此亦彼”观念相对照，“或此或彼”意指争鸣中个别意见的持有者拥有明确的立论52。当吴亮1988年重谈刘心武的《5·19长镜头》时，声称不曾对其做出过“艺术评价”，因为刘心武的作品只是盛装内容和意义的“容器”53，而“艺术就是那个叫形式的事物的另一名称，它纯粹是形式，绝非‘有意味的形式’”54。这一对于自己以往批评观点的重塑，具有明确的偏向性和排他性，正是吴亮“或此或彼”观念的生动呈现。

在“确定性寻求”逐步清晰的同时，吴亮的批评文体也由对话转向独白，实践结果就是紧接着《叙述圈套》完成的《秋天的独白》（写于1987年秋）一书。王干、王蒙称之为语录体写作，但两人都表示，《秋天的独白》已经“自说自话到空谷无人的地步”，对吴亮来说，从对话走向独白是一种退化，批评家由于“急于让自己长出胡子”，特意“穿上了比身体大许多的衣裳”55。应当说，从对话到独语的文体转变，从“亦此亦彼”到“或此或彼”的态度，是吴亮“确定性寻求”的自然结果。一方面，它确实意味着一位有鲜明个人风格与观点主张的批评家的发展成熟，正是通过与先锋文学的相互指认，吴亮以激进姿态推动了文学变革。但另一方面，在《叙述圈套》之后，吴亮针对具体小说的批评实践明显减少，过度依赖批评家自身的智识，不仅会出现批评后劲不足的情形，也会导致本是为了配合小说多样性发展而自然形成的“圈子批评家”56，越来越成为封闭在某一圈子内的唱和。

这就是事物的一体两面，吴亮的批评转向助力了先锋文学的兴起，但也限制了他在先锋文学思潮持续发展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在1988年10月举办的“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会议上，当毛时安、李劼等先锋批评家表现出对先锋文学发展的反思时，吴亮极力为先锋文学作家辩护，称宁愿在中国文坛看到第二个博尔赫斯，而不愿看到一百个巴尔扎克，对于先锋文学作品近来遭到的冷落，他认为是应该鼓掌欢迎的好事57。“小土丘有何资格责备高山脱离大地？高山正耸入云霄”58，在1980年代后期，吴亮面对先锋文学的创作困境似乎持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当时就有人批评吴亮维护“先锋派”时流露出了高贵性和拯救感，是在保住自己的批评地位，并妄图成为“精神权威”59。

如果回到本文开篇所引1986年朱大可对吴亮的评价，会意识到朱大可眼中吴亮的“激情衰退”恰恰也可能是批评家孕育出更饱满的先锋认识的契机。一个例子是，1986年，面对其他人将1985年的一些小说与西方存在主义文学“作简单比附”的观点认识，吴亮指出这全然不顾不同国家之间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条件、语言和思维特点的差异，取消了“文学艺术的最终现实根源”60。对“85新潮”与“社会历史意义”的捏合看似保守，但这一批评观念实则呈现了吴亮与西方理论的对话，不把现实精神与形式研究做简单对立。换言之，对于小说界不断涌现的“现代主义文学”，吴亮实际上有一套由“社会历史意义上的写作”延伸出去的阐释方法与认识，而“亦此亦彼”的态度，也意味着先锋文学批评不必然走向在形式本体论与摹仿论、反映论之间二选一的“或此或彼”的文学主张，有可能从中构想出中国本土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道路。

如果吴亮的批评转向中不仅有“断裂”，也有“延续”，这是否会造就先锋批评与先锋文学思潮互动中的另一重风景呢？然而，执着于“社会历史意义上的写作”并不断在与作家作品的对话中调整其文学之眼的吴亮，最终还是成为了昨日的故事。留在人们印象中的，是先锋批评家吴亮，是文学史上被标记为现代主义与叙事革命的先锋文学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余 论

1993年10月，吴亮赴台参加“海峡两岸文学”会议时，以《回顾先锋文学——兼论80年代的写作环境和文革记忆》为题作了报告，有研究者指出吴亮此时表现出了立足1990年代重释先锋文学的批评意识61。吴亮表示当先锋文学发展到格非、苏童、北村、孙甘露、潘军等先锋后继者的的小说创作时，很难再找到文学与现实的隐喻关系，因此后期先锋文学只能成为一种书写事件，不可避免地遭遇走向终结的危机。吴亮的这一观点不仅是对先锋文学发展的反思，同时也为清理先锋文学批评提供了有力参考。作家李杭育1989年就指出，吴亮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小说界扮演了“教练员”的角色，通过“高度肯定某种写法，同时漠视其他写法”的批评实践来快速向创作界反馈，以推进作家的创新节奏，因此“一场比谁更‘现代派’的竞赛在年轻作家们中间如火如荼地展开”62。这一形象的描述揭示了吴亮在“确定性寻求”中强调自足性与排他性时，对先锋文学发展乃至危机造成的潜在影响。而如果回到吴亮1980年代文学批评的整体脉络，会发现他1990年代初对先锋文学的现实关联性的反思，恰恰可以追溯到他在1980年代上半期建构的由“社会历史意义”出发的文学批评观，也是他在1986年面对文学新潮时丰富认识的回响。

本文虽聚焦于批评家吴亮的“两次出场”，但更深层意图是从对吴亮批评转向的重返与重释中，重估先锋批评之于先锋文学思潮发展的作用，尝试一种由批评家研究进入文学批评史与文学史的研究法。文学史中还有很多像吴亮这样值得回溯的批评家，他们大都以单一的、“或此或彼”的面孔被固定在对文学思潮或作家作品的讲述中，而实际上他们作为“变革中的个人探索者”，其批评活动远远大于文学史上的命名与概括。这些个人批评史中看似“亦此亦彼”的思想实践，是文学史的丰富现场，也是值得今日文学批评细细琢磨的前辈的故事。

注释：

1 吴亮：《夭折的记忆》，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74页。

2 涉及的主要论文和著作有吴亮、李陀、杨庆祥《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和先锋批评》（《南方文坛》2008年第6期），李建周《先锋小说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程光炜的《如何理解“先锋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2期）、《小说探索浪潮中的批评家》，（《文艺争鸣》2016年第10期）、《当代文学中的“批评圈子”》（《当代文坛》）2016年第3期，崔庆蕾的博士学位论文《1980年代先锋文学批评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9年），余竹平《先锋批评与文学性的重构——以上海先锋批评群体为中心》（《当代文坛》2023年第6期）等。

3 如注释②提及的李建周、崔庆蕾、余竹平等人的研究。

4 比如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7—338页。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292页。

5 8 19 39吴亮、李陀、杨庆祥：《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和先锋批评》，《南方文坛》2008年第6期。

6 1979年，张弦通过友人与吴亮取得联系，吴亮《变革者面临的新任务》一文的写作就离不开张弦的鼓励。在1979年8月“上海市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创作座谈会”间隙，张弦向刘锡诚介绍了上海青年工人吴亮，但因为北京、上海两地相隔较远，刘锡诚又把吴亮介绍给了时任《上海文学》副主编的李子云。1978年底，上海作协开办文学评论培训班，培训的工作实际由《上海文学》的编辑完成，其中文学评论培训班的带班老师是李子云和周介人，吴亮以工人身份参加了这一培训班。

7 吴亮：《变革者面临的新任务》，《上海文学》1981年第2期。

9 吴亮：《〈文学的选择〉再版后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4页。

10 吴亮：《传统岌岌可危了吗？》，《雨花》1981年第10期。

11 吴亮：《内在的文学批评》，《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

12 吴亮：《并非难解之谜——评高晓声晚近的小说》，《雨花》1983年第11期。

13 吴亮：《文学家的胆与识》，《雨花》1983年第4期。

14 吴亮：《王蒙小说思想漫评》，《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1期。

15 李杭育：《我的1984（之二）》，《上海文学》2013年第11期。

16 吴亮：《文学的未来》，《文学的选择》，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77—78页。

17 钟本康：《当代小说发展的新态势——记长江三角洲当代小说研讨会》，《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1期。

18 吴亮：《文学中的文化和文化中的文学》，《作家》1986年第4期。

20 吴亮：《前言》，《新小说在1985年》，程德培、吴亮编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21 51 晓丹、赵仲：《文学批评：在新的挑战面前——记厦门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

22 於可训、吴亮：《自觉意识·主体精神——关于文学批评的通信》，《中国作家》1986年第2期，程德培：《上海作协座谈变化中的当代小说与文学理论》，《文学自由谈》1985年第1期。

23 李庆西：《在文学现场纪念程德培兄》，《上海文化》2023年第11期。

24 选自程德培、吴亮：《探索小说集》，上海文艺出版社、香港三联出版社1986年版，第630—655页。这一后记虽然署有两人的名字，但其实吴亮是主要的写作者，此文章后被收入吴亮的个人文集《批评的发现》（1988年），而且并未有程德培的署名。

25 王蒙：《引言》，《探索小说集》，程德培、吴亮，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26 吴亮：《中国的民众在想什么？——读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作家》1985年第7期。

27 程德培、白亮：《记忆·阅读·方法——程德培与新时期文学批评》，《南方文坛》2008年第5期。

28 杨庆祥：《〈新小说在1985年〉中的小说观念》，《南方文坛》2008年第4期。

29 本文无意纠缠八十年代文学语境中“问题小说”“纪实小说”“非虚构小说”“新闻小说”“报告文学”“大特写”的概念区分，而直接按照吴亮的使用原则。

30 31 程德培、吴亮编选：《新小说在198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526页。另外，选本中的小说短评并没有单独的署名，不过《5·19长镜头》的导言能确凿为吴亮的手笔。1985年，《文汇读书周报》主编郦国义为程德培、吴亮在报上开辟专栏“文坛掠影”，从1985年8月开始，两人交替为国内文学期刊新推出的作品写短评，每周一篇。《5·19长镜头》正是吴亮点评的第一篇作品，短评题为《问题小说与民意》，其中观点就进入了选本的导言中。

32 吴亮：《告别1986》，《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2期。

33 吴亮：《新闻小说这一年》，《文艺争鸣》1987年第3期。

34 吴亮：《论新闻主义文学》，《批评者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34页。

35 吴亮：《新闻、社会和文学》，《批评者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页。

36 程德培：《审视对象与反省自身——文学思考中的一个两难》，《清明》1987年第6期。

37 参见程光炜：《如何理解“先锋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2期。

38 吴亮：《马原的叙述圈套》，《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3期。

40 崔庆蕾：《1980年代先锋文学批评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9年博士论文。

41 程德培：《我看吴亮》，《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1期。

42 毛时安：《真理，在矛盾的陈述中展开——吴亮、〈对话〉及其他》，《文艺评论》1986年第1期。

43 55 王蒙、王干：《十年来的文学批评》，《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2期。

44 45 吴亮：《编者与作者的对话》，《艺术家和友人的对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46吴 亮：《什么是艺术感觉——一个沉湎于思考的艺术家和他友人的对话（四）》，《文艺评论》1985年第4期。

47 吴亮：《一种崭新的艺术在崛起吗？（一个面向自我的新艺术家和他友人的对话）》，《上海文学》1981年第5期。

48 吴亮：《我与批评》，《批评的发现》，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页。

49 吴亮：《批评即选择》，《当代文艺探索》1985年第2期。

50 吴亮：《后记》，《文学的选择》，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47—249页。

52 吴亮：《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争鸣》，《文艺争鸣》1986年第1期。

53 吴亮：《就刘心武批评再答程德培问》，《文学角》1988年第3期。

54 吴亮：《冥想与独白》，《作家》1988年第1期。

56 吴亮：《当代小说与圈子批评家》，《小说评论》1986年第1期。

57 李兆忠：《旋转的文坛——“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研讨会纪要》，《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

58 吴亮：《真正的先锋一如既往：论文学少数派在今日的地位》，《文学角》1989年第1期。

59 刘火：《向“高山”致敬——兼与吴亮君调侃一回》，《文学角》1989年第3期。

60 吴亮：《对一九八五年小说的几点辩护性思考》，《萌芽》1986年第4期。

61 杨晓帆：《八九十年代“转折”视野中的文学性问题再考察》，《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62 李杭育：《想象力与“节拍器”》，《文学角》1989年第3期。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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