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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先锋小说以反传统姿态闪耀文坛，在现实主义传统之外开辟出一条新路，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当代小说的发展方向。先锋小说的出现主要来自思想解放的赋能和西方文学的影响，它通过叙事形式变革实现了文学思想的突围和文学意识形态的重建，叙述生产意义，形式创造思想，由此推动当代文学思想从主流到个人以及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思想史意义。

关键词：先锋小说 文学思想 文学史 1980年代 叙事

所谓“先锋小说”并不是一个明确清晰的概念，而具有相对性和暧昧性。一般文学史将1980年代中后期出现由批评家、作家以及刊物共同推出以马原、扎西达娃、余华、苏童、孙甘露、叶兆言、格非等为代表的小说群体称之为先锋小说。先锋小说之为先锋，首在社会时代的先导，次在文学传统的反叛，再在艺术形式的创新。在当时，还有“新潮小说”“探索小说”“现代派”等其他说法。它主要是指以个人想象和形式变革为中心，以叙事方式为策略，颠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聚焦表达方式创新的小说潮流。先锋小说是当代文学不断追求创新和变革的产物，推动了文学思想从主流到个人、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型，带来了当代文学精神的转向。对先锋小说思想价值和历史定位，特别是它与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及其文学思想史意义尚有讨论空间。

一、历史语境：现代化的文化诉求

先锋小说与1980年代社会现代化语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文化符号。1980年代的社会思想文化异常活跃，充满活力，人们讨论和倾听社会文化中的各种问题，形成了一个相对自由开放的社会场域，出现了翻译热和文化热，这也为先锋小说的出现提供了充足的社会条件和思想资源。“文化”是1980年代的流行语和关键词，它包罗万象，无所不在，且变化多样。尤其是西方现代哲学和现代派文学的翻译出版，读者众多，影响力大。西方的精神分析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等学说都同时被介绍进来，出版了一系列文化丛书。如三联书店的“走向世界”丛书、“新知文库”和“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学术名著”，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袂推出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集，还有外国文学出版社的“荒诞派戏剧”丛书，这些丛书让中国作家接触到了西方现代派文学，诸如意识流、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新小说、荒诞派戏剧、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新思潮、新观念和新手法。这些作品也深受人们的喜爱。袁可嘉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81年出版了第1卷，就发行5万册，1983年出版第3卷，发行2.3万册。1981年，高行健出版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被冯骥才称为“好像在空旷寂寞的天空，忽然放上去一只漂漂亮亮的风筝”，阅读之后，“像喝了一大杯味醇的通化葡萄酒”，“多么叫人高兴”1。在当时，阅读已成为一种时代风潮，信息和知识如同金钱一般宝贵。西方哲学、思想、文化和文学著作的译介出版，不仅打开了当代作家的思维视野，也为先锋小说提供了思想启蒙，“纷纭复杂的外来思潮和文学范例涌进中国内地”让人们“在短短的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浏览了西方一个世纪的思想成就和思想成果”2。1980年代的异域文化和文学改变了中国作家对社会和文学的认知，成为文学变革的思想资源和推动力量。尽管在接受过程中还谈不上融会贯通，缺乏认识的整体性和历史感，但受到的影响和冲击确是巨大的。余华就如饥似渴地阅读外国经典名著，特别是一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和其他优秀作家，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博尔赫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等，还常托人从上海购买外国作家作品。这就打开了他的文学视野，培养了从世界立场看待中国、看待中国文学的眼光。1986年，他在阅读《卡夫卡小说选》之后，产生了一种精神获救之感，“在我即将沦为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3。这对出生在1950—1960年代的先锋作家们而言，在承受深切的物质贫困和精神饥饿之后，一旦面对不同的思想和异样的文学，其兴奋和震惊在所难免。

那是一个躁动和变化的年代。现代化成为时代的总体概念，它所提出的政治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成为了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它重新组织社会，也重新组织文学。1980年代的现代化是从生产力开始，首先从体制改革开始，解决有饭吃的温饱问题，这是物质的现代化；还有人的现代化，需要思想启蒙，需要思想开放。往大的方面，由社会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带来了社会的流动和阶层分化，文化权力以及文化话语的单一和封闭被逐渐瓦解，出现了多元化趋势，一个以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构成的文化多样性也逐步在推进和成形。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加快，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思潮、社会心理和思想意识的转变，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日常生活的物质需求和情感欲望的合理性都逐渐得到肯定和认同，这也进一步推动人们对社会结构的反思，对现代性的探索，形成了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往小的方面，以社会“改革”和思想“开放”为标志，也形成了不断探索和勇于创新的现代化语境，这也成为先锋小说观念和形式变革的社会动因，成为文学新潮不断涌现的社会“气候”和文化“土壤”4。可以说，如果往前或延后都会影响到先锋小说的发生与发展，土壤和气候之于植物生长的重要性，自不必多言，文学也是如此。鲁迅就说过，“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这也是“泥土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5。

正是拥有现代化探索的社会语境，先锋小说才具有探索性的思想特征，如果没有社会思想变革的支撑，先锋小说也只能停留在形式层面，其格局和力度都会受到影响。求新求变是1980年代的时代精神。实验性和探索性是社会主导力量。先锋小说家格非曾说：“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这个国家正在成为一个苏醒中的国家，不知道这个国家往哪里去，所有的可能性都出现的，大家都在考虑国家要往哪里去。从国家的层面说，其实它也在尝试，在实验。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在某一个时间点上结合了起来——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可能也处在某种非常不成熟的状态，就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时期。我们这些人，刚好处在那样一个大的背景里，在挥霍或者说在消耗我们的青春。”6“摸着石头过河”曾经作为国家政策的通俗表达，“尝试”和“实验”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也可以从一个方面解释，为什么1990年代后的先锋小说发生转向，思想语境的变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余华就曾说过：“我和格非、苏童一样为什么不继续写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刚才格非已经给了很好的回答，不是没有勇气，而是没有80年代的气氛，那时候为了冲破什么的气氛已经不存在的，不是没办法去写而是没有那种气氛了。”7作家还是那个作家，写作经验更为丰富，小说艺术更为成熟，却写不出先锋小说了，因为缺乏先锋写作的时代氛围。

先锋小说以“先锋”为旗，创造出一个想象的、个人的和梦呓的叙述世界。先锋作家“希望在写作上突破写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寻找更新鲜、更细微、更有深度的表达方式”8。显然，先锋小说并不是走入了一个自足的、封闭的世界，而是“和那个时代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和历史是血肉相连的”，“它在开拓一种空间，开拓了一种异质表达的空间”9。它虽然只是“中国现代性内部一个充满问题性的瞬间”10，却可作为当代中国思想实验的文学现场，成为观察当代社会变化的重要窗口和样本。社会开放带来思想的解放，带来文学创新和变革。正如有论者所说：“没有人会怀疑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潮流，一半来自‘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另一半来自对西方现代思潮的追逐，在文化方面尤其如此。”11相对过去，1980年代知识分子在思想和精神上拥有一种重获自由和解放的感受，所有人“一直在努力拓展表达的自由度”12。先锋小说批评家吴亮在回忆1980年代社会环境时也说：“强调‘双百方针’呢还是强调‘四个坚持’，这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时大家都很关注中国的大气候。”13文学是社会变化的晴雨表，是思想变化的温度计。社会思想变革或多或少都会反映到文学中来。先锋小说的艺术化追求，实是中国社会和思想现代化的表征。先锋本身就是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双重诉求，表达了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意识、变革意识和自由意志。当然，先锋文学在叙事革命的旗帜下，也隐含着对传统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潜在抗争，“在这之前，我们的文学或多或少是革命意识形态哺育的结果，现在，先锋文学打算另立炉灶，开启关于文学新的疆域”14。所以，有学者认为，先锋文学是以“另一种独特的方式”进行的“启蒙”15，是一种自我精神的觉醒，是生命本体意义上的启蒙，“先锋文学对艺术自律性的质疑和反抗，从本质上也折射了它对现代社会各种异化问题的揭示与批判，具有不可否认的启蒙意愿，尽管这种启蒙不同于传统启蒙主义的伦理诉求，但它们对社会变革的前瞻性介入和思考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16。将先锋小说作为另一种启蒙主义，这也为先锋小说确立了思想的合法性，因为启蒙主义曾是那个时代共同的文化逻辑17。

二、立意在创新：形式即意义

先锋小说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大众视野，它反叛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模式，消解传统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中心，从“写什么”到“怎么写”，叙述成为小说的行为中心，小说形式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马原从1984年发表《拉萨河女神》到1986年的《虚构》，小说成为一种叙述方法，写作就是虚构故事。1987年，吴亮以《马原的叙事圈套》对马原小说的叙事策略进行形式主义的命名。在吴亮看来，马原小说是对片断性的、拼合的和互不相关的经验的叙事组装，在故事背后去寻找意义和象征是徒劳的，它们只是类似智力魔方的叙事圈套18。这篇评论引起了广泛影响，先锋小说被贴上形式主义标签。1986年，孙甘露在《上海文学》第9期发表第一篇小说《访问梦境》，文章开篇就打破阅读常规，写下不知所云的句子：“此刻，我为晚霞所勾勒的剪影是不能以幽默的态度对待的。我的背影不能告诉你我的目光此刻正神秘地阅读远处的景物。”19小说还有“当我孤独地默读讨论情感流放那一节文字的时辰，一枚暗红色的植物标本从书页间落到我的怀里”20。“我肃穆的语气将我的纯洁转化成了不诚实的成熟”21。“这时辰，我只能任我的印象安慰我的感觉，让城市生活培育的陌生意识安慰肉体进入恐惧”22。“这样一个像疯子一样具有魅力的家族是不会因为哲学史上的某次大论战而败落到今天这种耽于口舌之乐的地步的。”23把梦境和现实混在一起，连同随后的《信使之函》（1987）、《请女人猜谜》（1988）等均为先锋小说形式实验的代表。

这种剑走偏锋的极端方式，获得了叙述的个性和自由，但也面临不少风险，存在不少缺陷，尤其是思想的迷乱和形式的迷宫，受到人们的责难，批评它由于追求形式主义而远离了读者，虽有文体的自觉意识，却弱于思想性和现实感。这样的批评也不是没有道理。先锋小说颠覆传统，否定权威，解构意识形态，消解中心和确定性，削平价值深度，追求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无中心性。这的确也是先锋小说的创作宗旨。实际上，先锋小说叙事是一种形式策略，在形式创新和叙事革命背后，依然拥有强大的思想意识和现实关怀。先锋小说对叙事方式的探索，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表达社会感受和人生体验。叙事创造思想，形式即意义。即使是为叙述而叙述的叙事游戏，也不无意义所指。杰姆逊说过，他从卢卡奇那里得到最有价值的观念之一，就是“艺术作品（包括大众文化产品）的形式本身是我们观察和思考社会条件和社会形势的一个场合。有时在这个场合人们能比在日常生活和历史的偶发事件中更贴切地考察具体的社会语境”，“卢卡奇对我来说意味着从形式入手探讨内容，这是理想的途径”24。先锋小说的形式背后也隐藏丰富的文学思想，即使不合时宜，有着思想的特异性。也许是为了少受责难，不得不曲里拐弯，不得不采用隐喻、反讽和寓言式的表达。先锋小说虽明确提出表示反对本质主义，反叛崇高美学，走向反讽和偶然，认为世界不可把握，真相难以追寻，只能说明他们思想的相对主义，而不是虚无主义。

先锋小说主要表现了社会现实和人生的荒诞感，呈现了人的焦虑与无奈、悲哀和痛苦。这实际上是曲折地表达了对社会变革的愿望，折射出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对生存的绝望是先锋小说的思想内容。绝望是对自身生存价值的反思和否定，是一种极端的精神处境。残雪的小说《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在怪异梦魇的荒诞中表达绝望，充满了仇恨、冷酷、嫉妒，是阴森恐怖的现实、怪异丑陋的人物行为、丑陋不堪的人性。她用极端的方式展示人生和社会真相。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世事如烟》《河边的错误》《难逃劫数》《往事与刑罚》，充满暴力和死亡，小说中的人物都有冷酷的残暴、变态的欲望和精神的异常。《现实一种》写兄弟相残，《四月三日事件》写儿子怀疑父母置自己于死地，《一九八六年》里的夫妻父女形同路人。余华表达死亡和暴力，也是对生命的思考，最终指向“活着”的意义。格非的《褐色鸟群》借助紊乱的事件，表达世事如谜，真假难辨，现实如幻，不可相信，个人的感觉才是最真实的。人之爱情和婚姻只存在于偶然的相遇和失去之间，没有情感，也没有责任和道义。先锋小说将文学看作现实世界的象征，“一部真正的小说应该无处不洋溢着象征，即我们寓居世界方式的象征，我们理解世界并且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的象征”25。作为象征的小说，自然拥有丰富的所寓之意，包括历史和现实、社会和个人的思考和感受。作为纯文学或者说纯形式的先锋小说显然难以存在，即使它对社会现实采取回避方式，同样也是一种意义表达，甚至是一种话语政治26。一句话，先锋小说的叙述形式，表面上是对社会现实的逃避，实是对普遍思想的放逐和个人思想的救赎，是精神的流浪和语言回家。

至于将先锋小说叙述形式判定为伪现代派的问题，其实是将现代派本质化了的看法。先锋小说的创造性和批判性曾有过争论，焦点在它的模仿性。1988年10月，《文学评论》和《钟山》杂志联合举办研讨会，“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成为中心议题。有人认为，先锋文学创作拥有西方文学、哲学和美学思潮资源，特别是受到现代主义观念的影响，忽略了中国特定时代的本土性和独特性。认为先锋小说“没有摆脱对西方现代派小说的摹仿，没有创造出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主义来”；甚至说：“先锋派这个称号，现在这批作家配不上”，他们只一味宣泄自己的痛苦，少有真诚的祈祷，有浓厚的极端个人主义和情绪主义倾向；他们的创作虽有才气，却缺少广博深厚的艺术和人生经验，主要是模仿西方现代派的成分太多，“使读者和评论界失去了耐心”。也有为其辩护之声，认为先锋小说遭遇冷落是一件好事，“意味着文学已经开始成为真正个人的东西，作家在真正意义上开始确立了自我”。至于他们的模仿也有其重要意义，“只要是表达了一种新的经验，我们就应当予以珍视和谅解，而不要苛求责备”27。事实的确如此，先锋小说看似模仿西方，实是对中国本土经验的书写，哪怕是对西方现代派小说形式的模仿或照搬，也带有中国文学的印记，西方作品和理论只是为他们提供了某些参考而已。吴亮曾为先锋小说摇旗呐喊，他事后多次提醒人们，先锋小说首先是以中文的形式出现在中国的，一开始根本就不是写给外国人看的，外国人要了解这个必须要回到中国历程当中，他才能够理解这件事情。即使被翻译到国外去了，看到了其中不少西方影响的痕迹，如一些修辞、风格、语态和时态表达，但他们也应该明白，由于中国传统与政治制度的原因，长期以来这些东西是被忽视的、不一样的、空白的、受压抑的，后来中国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这一切发生了改变……如果不把中国1980年代的语境搬过去一起讨论，单独把这个文体叙述部分拿出来作一对一的比对，肯定会做出类似模仿的负面评价28。应该说，这是非常中肯而准确的评价。

当然，也应认识到，由于先锋小说对西方现代性的过度迷恋，如对文学自主、审美主义和形式实主义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社会现实的表达，甚至遮蔽了文学思想的时代感知。1980年代文学作为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倡导者和参与者，无疑在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和焦点。虽然社会气候时冷时热，总体趋势还是风雨送春归，即使有些风风雨雨，也阻挡不了人们对现代化的憧憬、对社会民主的追求、对人性人情的向往，以及对极左政治的反思和拒绝。先锋小说的出现，依然接受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依然拥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同时也为1980年代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支持。如果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主动适应社会时代要求，成为了社会改革的吹鼓手，那么，先锋小说则以新形式描述心理现实，成为思想解放的挖掘机。

三、思想的张力：意识形态重建

自先锋小说问世以来，一直认为它远离了文学意识形态，剪断了文学与社会现实的互动关系，进入到一个自足的形式世界。1997年，格非回顾先锋小说创作历程，描述了先锋小说形式实验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形式’并不是一种可以从写作中分离出来的外在手段，摆在那儿，供我们随时取用，‘语言’也不是某种现成的道具，适合于千篇一律的舞台布景，它们的活力首先取决于我们内心的情感图像，取决于我们感觉到并打算加以表述的现实场景。”29并且，“实验小说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关系也多少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现实性”30。先锋小说为了挣脱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而走向纯粹形式的叙事冒险。事实上，先锋小说与社会现实依然保持着联系，也试图完成意识形态的重建。尽管它与社会现实的联系不是直接的，而以迂回的、曲折的、变形的方式。格非就认为，“形式”在马原小说里从来都不是一个“圈套”，而是“内容”本身，只不过马原看到的不同于人们看到的世界。余华和苏童的小说也不缺乏现实感，只是他们笔下的现实过于虚幻或怪异，如凡高眼中的向日葵就是一团火焰，而不是凡高没有能力将它画得更像31。李陀也认为：“80年代的文学虽然强调形式变革，但那时对形式的追求本身就蕴含着对现实的评价和批判，是有思想的激情在支撑的，那是一种文化政治。”32先锋小说的叙事形式，实是形式化的意识形态。美国先锋主义评论家格林伯格认为：“先锋主义的真正的、最重要的功能，并不在于（形式上）的实验，而是寻找一条近路，让文化能够在意识形态混乱和暴力之中前行。”33先锋小说的语言革命和形式革命，也是一种意识形态革命，一种关于语言自觉、形式自由和个人想象的意识形态，表明语言即存在，形式即内容，幻象即真实。哪怕是反现实主义，也是先锋小说在非意识形态化过程中实现个人化意识形态的重建。作家东西认为先锋小说，“悬置历史与现实，虚化背景，也许这种写作方法是中国作家的宿命，只有虚写历史与现实，才可能写出历史与现实的真相”34。以虚写实，悬置即占有，忘却就是记忆，这是先锋小说的叙事哲学，也是先锋小说思想的变形和隐喻。

所以，先锋小说的形式实验依然拥有作者的生命认知、生存体验、生活情致、文化心态及其精神追求，表达了对社会历史的真切认知和尝试，包括马原的叙述圈套、残雪的梦呓世界、余华的世事如烟。它主要探索历史的真实和个人的自由，叙述方式的变幻和语言表达的多样化，也表达了个人与社会、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于是，先锋小说思想有了矛盾和张力。它将“个人”从社会历史中解救出来，但又意识到社会的现代性危机。吴亮在谈及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时说：“时代不是素材，时代只是人的生存空间和精神空间。文学在任何时代中的意义，绝非是重现或复述该时代的某些现有碎片或抽象性质，而是对这个时代空间和精神空间的挑战和背叛，人通过文学获得精神自由，树立新的标准，使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暴露出致命的缺陷。”35在某种程度上，先锋小说就暴露了社会生活和思想的某些缺陷，特别是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社会、自由与必然，物质与精神的时代状况及其处身困境。

先锋小说是当代文学思想转型的标志。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先锋文学已经终结，但作为一种精神、一种经验和传统，却一直延续到了1990年代。有批评家认为：“先锋小说改写了当代中国小说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和小说本身的定义。小说被移植到个人化的经验位置上（生存经验和语言经验位置上），当代小说因此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艺术成就和无可置疑的艺术高度。然而，所有这些又如何呢？先锋派改变了小说写作的方向，却并未改变文学的命运。先锋小说所创造的艺术经验迅速成为过去的炫耀，它既是1980年代文化溃败的历史馈赠，也是1980年代文化颓败的证明。那是文学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是在穷途末路的历史困境中，现实主义冒险夺取的一个险峻的高地。先锋派无力坚守这个阵地，它不过是以此证明，文学创新方面最后一次冲锋陷阵取得成功，然而却结束了，一切刚刚开始就已经结束了。”36这有一些挽歌的味道。先锋小说家也发出了同样的感叹：“先锋文学之前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短短十年时间里中国几代作家所做的努力就是给予文学应有的丰富性，给予文学原本就应该有的，那时候中国的文学好比一个人的血管99%被堵住了，需要装上几个支架，先锋文学在中国文学所起到的作用就是装了几个支架而已。”37先锋小说为了开拓1980年代文学的“丰富性”而安装了“几个支架”，文学思想和方法的“血管”被接通了，于是，文学才有了气血，有了生长的原动力。

相对同一时代的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和寻根文学，先锋小说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更大。它已成为一种新的小说传统，主要表现在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重构，对文学思想和表达方式的重造。先锋小说家李洱说过：“陈忠实的《白鹿原》就受到先锋小说很大的影响。先锋小说激活了陈忠实的所有经验。没有先锋小说在前，哪有《白鹿原》在后？陈忠实不是受马尔克斯的影响，而是受中国先锋小说的影响。先锋文学确实是中国新时期文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它的光芒辐射到不同的人、不同的领域。知青一代作家，你去数一数，看一看，也有不少人受到了先锋小说的影响。因为当时大家都在一个锅里吃饭嘛。如果把先锋文学放在一个大的文学史上进行考察，那么就有必要考虑到它究竟都对哪些人构成了影响，又如何发展出不同的方向。当然了，这样一种‘影响的焦虑’，有批评家的参与。批评家全方位参与文学进程，从寻根文学开始，到先锋文学结束。是批评家告诉很多人，什么样的小说是好的。那是一个没有文学市场的时代。当时的文学市场，就是批评家的嘴巴。”38稍晚出场的东西也认为：“先锋小说也有传染性，他传给了像我和李洱、艾伟这样的新生代作家，我们继承了先锋小说的创新精神。我们一直是先锋小说的旁观者，曾经跟着先锋小说的作家们跑过步。”39这也是一个值得琢磨的问题。从文学流变上，先锋小说出现的大背景是现代主义的复兴。当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撬开了现实主义的大门，就如春风一般吹绿了文学大草原，各种奇花异草争相含苞开放。1980年代出现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规模大，影响深，涉及面广。小说方面， 从“今天诗派”到“朦胧诗”，再到“第三代诗歌”，竞相出场；小说也并驾齐驱，从意识流小说到新潮小说，再到先锋小说，文学思想和艺术形式全面变革，声势浩大。显然，它没有辜负思想解放和社会开放的文学期待。从时代之初的拨乱反正和人性、人道主义及异化讨论，到时代中期的方法论和主体性讨论，中间虽出现过一波三折，此起彼伏，大体上仍是不断向前，社会文化和思想出现了从封闭到开放，从客观化到主体化，从政治化到个人化的转型，直至回到生活正常化、思想多样化的状态。伴随1980年代现实主义的复兴与发展，现代主义的回归和兴盛，先锋小说成为1980年代文学形式创新的试验田和思想探索的深水区，能走到这一步，完全是值得庆幸和高兴的事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项目编号：19ZDA274）、重庆市博士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1980年代先锋小说批评思想研究”（项目编号：CYB2210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李陀、刘心武、冯骥才：《关于当代文学创作问题的通信》，《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

2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43页。

3 余华：《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

4 吴亮：《向先锋派致敬》，《上海文论》1989年第1期。

5 鲁迅：《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页。

6 格非：《先锋文学的幸与不幸》，《文艺争鸣》2015年第12期。

7 37 余华：《“先锋文学在中国文学所起到的作用就是装了几个支架而已”》，《文艺争鸣》2015年第12期。

8 许晓迪：《孙甘露：低调闲散“慢先锋”》，《环球人物》2016年第24期。

9 吴亮、李陀、杨庆祥：《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和先锋批评》，《南方文坛》2008年第6期。

10 张旭东：《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作为精神史的80年代》，崔问津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11 36 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432页。

12 朱正琳：《80年代的文化关怀》，《读点》，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85页。

13 陈村、吴亮、程德培：《80年代：背景·作品·变迁》，《上海文学》2008年第6期。

14 艾伟：《从“没有温度”到关注“人的复杂性”》，《文艺争鸣》2015年第12期。

15 16 洪治纲：《守望先锋：兼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发展》（增订版），安徽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34、40页。

17 张清华：《新时期文学的文化境遇与策略》，《文史哲》1995年第2期。

18 吴亮：《马原的叙事圈套》，《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3期。

19 20 21 22 23 孙甘露：《访问梦境》，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33、34、35、36、41页。

24 [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桥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页。

25 余华：《虚伪的作品》，《上海文学》1989年第5期。

26 吴亮：《我对文学不抱幻想》，《雪崩何处》，李陀，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27 李兆亮：《旋转的文坛——“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研讨会纪要》，《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

28 吴亮、刘江涛：《先锋就是历史上的一座座墓碑》，《上海文化》2009年第5期。

29 30 31 格非：《十年一日》，《塞壬的歌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7、77、79页。

32 李陀：《漫说“纯文学”》，《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

33 赵毅衡：《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先锋与媚俗〉》，《今日先锋》（第6辑），张颐武编，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26页。

34 39 东西：《先锋小说的变异》，《文艺争鸣》2015年第12期。

35 吴亮：《批评者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

38 李洱：《“先锋文学”与“羊双肠”》，《文艺争鸣》2015年第12期。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