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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吕新被誉为极少数仍然坚持先锋小说创作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深山》以深挚之笔重回“故乡”，聚焦晋北深山中的乡土，从乡村内部书写乡土中国，以锐利如初的先锋之刀做再一次的还乡与寻根，延续了上溯至鲁迅而始的乡土之脉、国民“坏根性”之思。吕新将“先锋”内化为一种精神，追求从语言到思想、从艺术到态度的全面先锋。作品的形式本身具有深邃的表意功用，承托了犀利冷峻的问题意识与深重绵延的乡土、人性、国民根性等现代性思索。“先锋”性的文学品格与深厚的故乡经验碰撞出吕新深扎于现实的、深具人文关怀的当代乡土寓言。

关键词：吕新 《深山》 先锋 乡土 国民根性

2024年8月，吕新长篇小说《深山》面世，饱蘸“苍凉”与“恓惶”的深山，携着一股穿越时空层级与时代镜像的异风而来。“清冷又人声鼎沸”的故事场域、奇诡的语词冲击、触目的生命状态与人性真实，再度圈定了吕新还是那个吕新，那个文学评论视阈很难被准确归类的作家。1980年代末，从晋北山区走上文坛的吕新，曾被归入寻根文学、先锋派、新感觉派等。1990年代，吕新与格非、余华、苏童、孙甘露并称“先锋五虎将”；21世纪以来，吕新被誉为极少数的、仍然坚持先锋小说创作的作家。而吕新近作，如作品集《某年春夏》的中短篇集结，至长篇《深山》的面世，“一方面仍然具有独属于吕新的先锋气质，另一方面也明显标识了吕新由前期先锋小说暴露异化、放逐意义的表征，到新世纪以来内敛而更具现实指涉与生命关怀的创作轨迹”1。一部四十万字的《深山》，以锐利如初的先锋之刀，切中的，却是上溯至鲁迅而始的乡土之脉、国民“坏根性”之思。

一

“先锋”是一个复杂而具有动态指征的概念，其本意指向战争中的先锋将领，延伸至各个专业、领域的领军人物。当“先锋”这一概念被引入文学领域，它着意凸显的意义在于反传统、反定式，追求新异、个性的创作形式与风格。先锋文学曾以思潮之势席卷我国1980年代的文坛，标举了“讲述故事的方式”和“被讲述的故事”同样重要的创作理念。但回溯先锋文学的迅速式微，也恰缘于对形式的高度标举，形式创新陷入疲惫与乏力，形式关切碾压内容关切，执着于讲述方式创新而忽略了文学的传情达意与受众共鸣。即便如此，先锋仍是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一笔宝贵财富。在当下创作现场，不少作家在技法层面对先锋文学有有意识的借鉴与承继。比如河北的李浩，比如山西的李晋瑞、浦歌等。

虽然先锋文学已经更多地鲜活于文学史中，但吕新每一次携新作出现，都能再度触发先锋文学来处与归途、创造力与生命力的重新思考。这大约源自吕新对先锋文学的理解。在最近做客“思南文学之家”做《深山》文学对话时，吕新讲道，“先锋，是一种精神”，是“从语言上到思想上，从艺术上到态度上”各个方面的“先锋”，是“哪怕路上只有你一个人”。“哪怕路上只有你一个人”，是吕新文学创作理想的表达。吕新是自1986年在《山西文学》“希望之星”栏目刊发《那是个幽幽的湖》受到文坛关注的，彼时的吕新与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并无联系且有着遥远的地域距离。在当时的主编李锐看来，他的作品“没有理论和口号，只有梦想和语言”2。三十余年来，吕新像一位独行的文学骑士。先锋文学思潮落幕，他却走向幕布深处，按照自已对文学的理解，不竭地追求着先锋性的文学表达。

2024年的这部《深山》，承载了吕新对先锋“从语言上到思想上，从艺术上到态度上，各个方面”的理解。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部作品规避了先锋文学曾经为读者诟病的表达归旨问题，以追求卓异的形式技法承托了犀利冷峻的问题意识与久远深重的乡土、人性、国民根性思索。当读者在《深山》中再度偶遇“那个叫马原的汉人”、进入吕新的“叙事圈套”时，也会感受到迎面而来的乡土文学气息。当然，这也是先锋的，是与当下“新乡土”写作截然的乡土表达。仔细辨识会发现，遥遥走在这条路上的身影，是那样一批乡土书写者：鲁迅、赵树理、高晓声……

二

“形式”创新于吕新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形式同时具有深邃的表意功用。他在《后记》《关于〈深山〉》里说：“有些词，比如那些虚伪浮肿的重达几十公斤甚至一两吨的高词大词，耀眼凌厉的堂皇之言，它们即使花枝招展、高头大马地出来到处串门，也不会串到我描绘的原野上来，它们自己腿不顺是一个方面。这一点，任何时候想起都会使我安心，就像猛然抬头，发现整条路上只有你一个人在走，幸福感会成倍增长一样。”3作家将这种“幸福”调侃为“一种流浪狗式的欢乐和幸福”，“这件事的一抹童话色彩或温情之处在于四野无人，暂时没有凶恶骄横的大中型同胞前来争抢”。吕新对自己笔下的每个语词、每个段落都是严苛的。《深山》是一部无法不去细读的作品，展示了吕新卓越的文字表达能力。这些文字会紧紧拽住读者，在字里行间觅得惊奇感，觅得冲击力，进而慨叹汉语表意之美。诚如吴义勤同样文采斐然的评论：“穿越吕新的语言丛林，那是一种真正飞翔的感觉，它让浮躁的心灵归于沉静，让混沌、沉滞的俗世一步步远遁，让遥不可及的神性在语言中梦幻般地莅临。”4

这部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叙述重心既不在故事。也不在人物，而是高蹈的感受，是直接作用于感官的心灵图景。吕新的文字能力很好地承托了这一重心。吕新仿佛一个不断走神儿的说故事人，以极其敏锐的感受力，操持着独特的叙事节奏，执着于写出深山中未知的、隐匿的那部分存在。冷峻疏离的叙事节奏中，密布着游走流动的主观意识，构成视、听、触觉层次丰富的刺激。《深山》中，有阳光“哧哧地响着”，有“表面看不见实际又正在嗖嗖地走远的早晨”，顺风飘来的锣鼓声里，能听出“鼓皮表面已经被敲得又白又纷乱，像是敲出了骨头，又好像一片有无数人行踏过的地”，由看、听，恣意飞翔，延展到“象”，又入了髓。作品中惊奇感的句子比比皆是，状出如显微镜下的细节与组织。阅读这样的文字，仿佛再度打开了倦怠闭锁的感知毛孔。

《深山》延续了具有先锋文学特质的抽象性、主观化叙事，深山是这样的深山，“院子东一个，西一个，山上一些，沟里一些，零零散散，弯腰驼背”。深山是能感知人类生死的深山，遍及非理性的“异相”。五灯轻唤戏台上临死的二灯，二哥“像一只陌生的鸟一样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作比鸟类眼神，清冷疏离感瞬间铺展，氛围也变得诡异。孙六的死讯即将到来时，“风疯子一样，追打着许多乱石柴草般的名姓”，“已经有轻黑的一只手那么大的四周带着火星的纸灰在山区里飞舞飘扬”。深山还多奇异的声音，“常听见啪啪地拍手或叹气”，草木“会长久地交谈”，还有一种尖利的“用石子摩擦铁锅的声音”此起彼伏，躁动人心。作家在表达：深山的荒寂只是表象，密布着各种生灵与各种维度的交互。

《深山》同时调动了多个叙事视角，间有梦境与幻境的交织，以凸显个体主观感受的非理性状态与时间知觉的非线性交叠。作品平铺了三个叙事文本：第一文本是主文本，记述深山中的人与事。继而以不同字体显示第二叙事文本，多为对话，人物并不出镜，模模糊糊判断是一对祖孙，住回五〇年住过的泥草房，远隔着邻里，静静窥视着深山的村人。而后，第三叙事文本标着《杜林笔记》的标题，旗帜鲜明地登场，以第一人称记着杜林的日记。作品由此构成三个声部：一个负责演绎，一个负责旁观，另一个做心灵剖白。

作家极有耐心地设置了三个声部共同营造的“叙事迷宫”，既是互文性的文本迷宫，同时具有表意功能。《杜林笔记》里的许多人，如贺林等，都不曾与故事主干接续。当读者判断这部分是独立于第一声部时，杜林又突然钻入了第一声部。第二十四章，美琳约那个无名的“她”去帮表妹相亲，相的就是一个叫杜林的后生。第二十五章，杜林更直接走进故事主干，进入那片混沌的生活，写杜林，写杜林一家，写两个女人对他的鉴定结果，“脑子好像不那么正常”，还有一点儿“疯”。第二声部对话提到“主事的大掌柜的”，也在第十八章彻底接上了头，孙五注意到这户新人家，向支书谷正楼报告，谷正楼说知道，是他分给他们的趴趴房。谷正楼仍是这里“主事的大掌柜的”。作品中还聊到的很多人、很多事，并不实写，也并不写出结果，留着许多无果的叙事线头。比如那个轰动全村“看戏”一样去看的、被关在房子里的女人，究竟是谁，究竟发生了什么；比如黑大嘴和他师傅郭鹊儿到底在吃什么。三个声部看似独立又间或杂糅，就像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关系触须，做着各种偶然或必然的触达，将散在的人关联起来，并逐渐忽视、遗忘一些始终未被关联的人。

作家有意取原生态叙事，努力写出生活本然的样貌，而非一个精致、周延的故事场。许多人物在故事中始终是平行的，作家也并不打算让他们逐个聚焦，而是在各自局促的生活空间里，迷糊地活着，卑微地活着，自以为是地活着。弹丸之地，却很难交集，显出一种奇异的、凝滞的生活状态。当然，最妙的阅读体验，就是从中识别出杂糅叙事间颇有“蓄谋”的伏笔。第四章中在“杏花满天”中出场的“她”，由外乡嫁到这里。有一笔，写到她走在乡间，植物们拼命示意她将要发生些什么，而后，她看到一个人倒背着一双紫红色的大手走过，背影像个干部，却并不写明是谁。至于娶她的人是谁，则直到第六章才讲。讲老赵一家，用了不少笔墨。讲老赵为什么能得了个国营矿场里的工作，无数个偶然，掰开揉碎地讲，其实是在讲人生的无常。讲到老赵的满脸麻子的爹时，写到老赵眼中的幻象：老赵的爹看到谷正楼耳朵后面长出两片柔软金黄的向日葵叶片，且“无比惊骇得看见他们的大掌柜的正在像一只鸟一样准备起飞”，他忙用一年四季不离手的镰刀割掉了谷正楼耳朵后的向日葵叶子。直到第二十一章，老赵抓奸现形，真的割了谷正楼的耳朵，灭了他的气焰，幻象走进了现实。

斑斓炫目的臆想之境穿插于叙事之间，是极为“吕新”的部分，呈现出先锋性的多义表达。作家写到臆想时，往往都是浓墨重彩地绘出人物光怪陆离的思绪。“她”的视角，常有惊异的感知描述。被谷正楼捏了一下手之后，她忽然听见“手心里传来阵阵吵吵嚷嚷的声音……”，一段无中生有的描述，充满了想象力，也正是忐忑心境的具象。孤儿耗子找队长一章，同样精妙：干瘦的队长在此时耗子眼里白胖而慈祥，还剃着光头，一副修炼成仙的样子，两脚已经离开地面，还有“几片精致的云彩”簇拥在队长身边。现下，他就是孤儿耗子的救世主、唯一的救命稻草，绘出了特殊的主观心灵体验。第十一章中一段关于“他”的描写，堪称先锋叙事的范本：“他转身走上另一条路，天蓝，地黄，树枝凉飕飕，风土热烘烘，当他独自一个人走在那种只要一个火星就能烧红一大片地方的到处都是暗黄加明黄以及其他各种黄色到处都干燥得嚓嚓作响到处都黄得耀眼的地方时……”密集的意象承托着“他”的臆想，游走在村庄，见到死去的各种人，现实中的人也会穿插进他的世界，看到赵小宝和他爹张二丑吃饭拉胡琴，听到下乡干部老陈抱怨吃“派饭”老被用腌菜搪塞……显出混乱虚幻中的真实。关于“他”究竟是谁，始终都不点明。读“他”的视角、关联“他”往学校里扔石头，又似乎可将“他”辨认为耗子那个疯疯癫癫的爹“银焕”。叙事迷宫背后，写活了一个游走在村庄的臆想者的心灵视域，也写活了几乎每个村庄中都会有着的这样一种“多余人”的周边，以及无人尊重无人理解、被当成疯子只能游荡致死的生命状态。

上述形式层面的叙事探索，凸显了吕新作品恒定的先锋气质。但与先锋文学思潮时期的先锋相较，上述奇异的场景描绘与各种感官体验的夸张变形，看似非理性、超现实的表达，实则传达着生命个体真切的心境，是常常被以理性、逻辑、因果压制的那部分存在，且负载着作家深刻的、不吐不快的思想“辎重”。

三

《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对中国社会本质做出过这样的判断：“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5乡土与城乡关系的当代书写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母题。不断城镇化的文明发展之路上，乡村、故乡，更多被赋予了精神归宿的意义，成为都市漂泊者安放灵魂、精神原乡的桃花源。吕新显然敏锐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想借《深山》探讨的，正是是否存在这样的桃花源。城镇化建设、科技时代滚滚向前，人们捕捉时代巨变，远眺愿景未来或忧思科技时代人类命运时，吕新选择了驻留在那些既往的、模糊的时代里，探究他的童年来处，探究故乡的根性存在。

《深山》中，是封闭的乡土，放大的时差。虽然作品也每每以一些文字缝隙里的时代文化符号圈出时间，约略判断应是1970年代以来。但这些时间表达是模糊的、抽离的。吕新笔下，时代与都市隐身，故土与乡人登场，更集中地指向人性中隐蔽的、根性的基因以及现代文明背面的某些部分，具有寓言性质。因而，《深山》中的人物塑造，是群像式的、散漫的。作品中写到众多的人物，出场人物应该是作品所附主要人物关系图谱的十倍以上。二灯、五灯、耗子、薛九成、王世荣、张牡丹、张牡丹的大爷张金仓、王星才的奶奶赵四女、许家窑的曹四、倪俊的爹……众多让人根本记不住名字的人们上场，退场，突然地撞进来，又走出去，进进出出，自由散漫，共同构成一出人生大戏。他们常常出岔子，或忽然隐匿，好像写丢了，但人生大戏仍然年年在唱着，生存这件事仍然延续着。

由此，打破小说人物塑造常规模式的《深山》现出它的意蕴：深山荒远苍凉，蝼蚁般的生命，微渺的人，混沌地以他们对生命的理解“活”过。作品屡屡写到这深山里发生的死亡，都死得轻如鸿毛，不是说价值，是说在同乡人、包括亲人心中的分量。二灯死得魔幻，戏台上，弟弟五灯“吃惊地看见一个白色的比一根火柴棍还要小的小人儿从二灯的一个鼻孔里悄悄地走了出来”，之后，扮演赵匡胤的二灯端起道具“酒”一饮而尽，就死了，死得有种“儿戏”感。几个月后，只有五灯还“偶尔”能想起蹊跷死去的二哥。作品还写到不少无人知晓的死亡，比如备战洞穴中的死尸，发现了并不报案，埋了了事，也果然无人问津。至于他究竟是谁，可能是后续杜林笔记里那个写作组里吓破胆的伍会元，也可能是其他人。这还是有蛛丝马迹可推测理由的。更多的，是死得莫名其妙。比如第四章出场的酿醋的女子，比如第二十四章用一把剃头刀杀了自己的李海明，都是莫名就死去了。作家干脆用象声词形容人的猝然离世，“好像是经常听见噗通一声，有人死了，过不了几天，嘎吱一下，又一个人没了”。记忆淹没许多没有分量的人生，仿佛他们并没有在这世间走过一遭。包括他们的名字，诸如五灯、七板、陈八英……每家都敞开了生，再一拍脑袋起个名，一二三四五六七……孩子越多，越活得草率、卑微。

深山中活着的人，有多么贫穷困窘、渺小卑微，作家不是往悲情去写，而是写得戏谑。很多人一辈子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十来岁时才第一次见到一牙苹果，吓得都不敢吃。除了贫穷，还有寒冷，很多人有腿疼的毛病，包括许多孩子，靠两只手撑着地爬行。物质的贫瘠，苦寒之地的艰辛，伴随着深山生活的精神逼仄。他们的想象，都是从戏里开始的——否则，他们连想象的出口都没有。而他们的想象空间，又是逼仄可怜的。一段三爷和五灯的聊天，猜测皇帝每天都吃啥。当五灯想不出啥是“最好的”时，三爷批评，“这孩子愣得”，“那还能有啥，当然首先就是饺子，天天饺子，从年初一直吃到年底”，再加上“一碗全世界最肥的肉”。这样的想象，五灯听得惊呆了，眼前浮现出“纷纷扬扬的满满一房子白面，人进去挖面，突然没了，哪儿去了，掉到面里淹死了”。三爷和五灯看来，吃上这样的饭，“放下碗让去死也愿意呢”。这真是有种穷人不能承受之重。包括他们眼里的世界，“世界很大哩，去一趟县里，一天都走不到”。各种渺小的参照系，暴露的是精神层面的渺小卑微且不自知。

显然，如此写莫名其妙的死与艰辛卑微的活，实则同样是在写乡间生命的渺小卑微。面对深山里这些曾经的生命，叙事人的态度越来越清晰地跃然而出。它并非单纯的怜悯，吕新在思考的也并非“乡村”本体，而是在“乡土中国”文化背景下再度展开的、中国由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开启现代性转型过程中被反复探讨的“精神故乡”与“国民根性”。诚如王尧所说：“鲁迅先生在他的序言中提到了乡愁，离开故乡到异乡之后对不复存在的‘父亲的家园’的怀想是美好的，但这些年关于乡愁的表述更多的是城市‘侨寓者’的自我安慰，是虚幻的乡土而非真实的乡土。”6吕新在《后记》中这样描述：“小农经济的炉灶灰烬黯淡，火星四溅”，而“在很多鸟语花香的文章里”，牧羊人的徒弟“被描绘成田园牧歌里的童子”，在《深山》中，是事实上悲催的孤儿耗子。

四

尽管“乡村质朴、城市堕落”的道德审视已经成了工业化时代城乡文学创作的恒定主题7，但吕新的《深山》努力回到真实的乡村，描述这深山里真实“活过”一群怎样的人，沿袭着怎样的乡土文明，以及由这群人触发的思考：脱离野蛮进入现代文明的人类，在动物性生存之外，精神层面的“活着”应该是怎样的，我们自乡土而来的国民根性又是怎样的。

《深山》从深山的头等大事——一出戏写起，从一个生命的死亡终结方式写起，终结在又一年、又一出戏的开场。如前所述，村人的精神世界是贫瘠的，他们的想象都是从戏里开始的。作家将一场戏比作巨大的吸铁石，附近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成了“铁屑”“钉子”“螺丝”，从各种角落，取各种直线，疯狂地吸附向戏台，“大家都锈迹斑斑地干巴巴地油亮亮地渣渣沫沫地相聚在一起，情意切切，其乐融融……”平时舍不得穿的新衣服挤脏了、破了，也不生气不后悔，做的就是“人看人人挤人的事，身上哪能不脏”。荒诞的场景、神秘的价值观，透出作家的悲悯。这深山里的村人，精神太贫乏了。他们的认知仍停留在非理性层面。有人声称看见了巨人，村人们便哄抢黄布“辟邪”，甚至抢空了周边的县乡。他们有一套愚昧的解读能力，一个号称能炼出金子的“老胡”和一个少年来到村里，村人推断老胡带来的“周小”或者“周孝”一定是他儿子，并推断他不是江湖骗子，因为他没让周小改姓他的姓，实在。古怪的逻辑和固执的自以为是，受骗都是必然。他们还有一套愚昧的、奇异的评价标准：王庆年家的女婿初来村子时和拦路野狗打斗，就被村里人评价为“挺好的姑娘，咋找了这么个愣鬼”。二嫂的舅舅因为穿着四个兜的制服，就把二灯的爹富贵“镇住”了；荣庆有件当海军的姐夫送的军大衣，村里人觉得凭人家这件军大衣，也得让人家当个啥，于是就当了民兵连副指导员。无厘头的理由，现出短浅的见识，也现出数千年封建制思维下的权力膜拜与盲从。

“大多数人活着，只是充个人头，算个人数。”深山中的村人，绝大多数是“空心人”。第十二章有一个轰轰烈烈的场景：一村人被一阵紧似一阵的锣声催促着，“慌乱粘稠”地走着，看了一个不明所以的女人，再散去，生动折射出“空心人”盲从的、麻木的、逆来顺受的生命状态。他们如此可怜、卑微，他们中有许多人从来没有爱过，更从来没有被爱过，“从生到死，一个人悄悄地来，灰溜溜地去”；他们却又毫无同情心、同理心。逼仄的空间里，他们互为谈资，看对方的热闹，甚至热衷于给更弱的人难堪，比如李小二，是村里连狗都要欺负的一个人，杜林“仿佛看到他的内心一团漆黑，一片荒漠，寸草不生”。还有当地打发叫花子的习俗，专门只给一根筷子，让叫花子拿一根筷子往嘴里扒拉饭——这个细节，真是“阿Q”得很，见到更弱的，便也要在小尼姑头上摸一把。第二叙事文本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每一扇门都紧紧地关着，每一扇窗户上都贴着一张或几张脸，天地不仁，万物凝静。”《道德经》里的原文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没有情感，以为万物皆如此。但人类精神性地活，本不应是这样一副面孔。“每一扇门都紧紧地关着”，互相不关怀、不体谅，“每一扇窗户上都贴着一张或几张脸”，又互相窥视着，窃喜着，充作各自的谈资。

在《深山》中，我们迎头撞见的，并非桃花源般的故乡，并非牛背上牧童吹奏的美好牧歌。作家如此真实地回到乡土，所见及所触发的，仍是鲁迅镌刻在阿Q人物形象身上的八个大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虽然从女子“她”漫无目的的遐想中可以勾勒出，这个“她”是新中国成长的一代人，童年有课本陪伴，基本能读到初中，这落后的山村已非20世纪初的中国乡村，已非文化沙漠，有小学，有校长，有文化人——若有人由此质疑，当下的乡村可不是五四时期作家们笔下那样一副精神样貌了！那显然误读了《深山》。显然，《深山》中面对的乡土中国与国民根性思考，与鲁迅所面对的时代是大不同了。但是，村民的种种言行却屡屡仍能提取出自鲁迅而始的国民性批判：看客心理、奴性心理、从众心理、麻木冷血、欺软怕硬。

作家以深挚之笔重回20世纪中后期家乡的目的，不是为了抨击愚昧、丑陋，而是再一次地还乡与寻根，是面对真实存在的家乡再度深入现代性思索与国民坏根性反思。这样的探讨，赵树理在1950—1960年代借由《锻炼锻炼》等作品在传达，高晓声在1980—1990年代借由《陈奂生上城》系列也在传达。他们的作品在反映农村时代变迁的同时，始终在触及国民根性的思考。他们对乡村国民性的体会真切且具有共通性。

若说吕新再回乡土的“时代性”从何体现，那便是吕新的乡土中，出现了对一群乡间文化人的审视与反思。深山中，有小学校长、语文老师、杜林的老师……遗憾的是，这些“文化”的代表，并非引领村人精神的灯火，而是裹挟于其中，同样混沌、恓惶。他们的行为举止间，透出另一种非理性的荒诞。校长这一文化符号，有点无能，还有点猥琐，会因为想象用铁丝网挡住了疯子银焕扔石头而捂着脸笑到肩膀乱晃。五灯的语文老师也同样，“不管穿着什么样的裤子，膝盖那里总是有很难看的鼓起的一堆”，还是一个被生计摧毁了自尊又摧毁了自我的人，似乎是偷煤炭，被铁蒺藜绊住了，几个学生发现，帮着揪出来，第二天便没来上课，有人说看到他扮作女人围着头巾骑着毛驴走了，之后，似乎又有些疯癫，是兽医给他打了一针，让他安静地睡了。前有语文老师偷炭，后有一个立志要给家人搞点肉吃的教员，反复碰壁，短时间内往返在同一条路上，“有时正人君子般地走着，有时支离破碎神色慌张地跑着”，这副形神，写得令人心痛。杜林曾经的老师也从没“意气风发过”，上课老拿吃的东西举例，比如把四则混合运算比喻成一锅和子饭，里面有软有硬、有稠有稀。视野、境遇，一目了然。村里的观念更说明文化的地位：女教师宁愿找工人，坚决不找男教师，男教师只能找村里的姑娘。乡间生活的困窘毫不费力地碾压了知识、理想、境界、精神追求，这是文化的悲哀，更是乡间真实的文明步履。

吕新以《杜林笔记》的形式表达：积重难返的乡间，仍有属于时代的“新质”，有杜林这样的觉知者，渴望活出“与众生不同的真生命”，但他们的境遇同样是堪忧的。作品虽然是散点式的人物群像，但聚焦章节最多的，是“疯子”、孩子和女人，即：杜林、五灯、耗子和“她”。这是村里稀有的人，在现代性与愚昧、麻木、奴性间游走的人。从“他”视角那一整章的意识流中判断，银焕曾是一个敏感的人，但“疯”了。杜林也被村人检验为脑子不正常，有点儿“疯”。杜林笔记里还出现过一个邻村同学王保保，困惑地问：“国家的主权，独立，在他们的眼里，在他们的心里，就那么不重要？”这个人同样是村人眼中的怪胎。作品中的“她”，代表新的女性，看到山梁上盛开的蓝色小花，整个人会像病了一样“难过”，又像见到亲人一样“满心欢喜”，情感世界里，她也是浪漫的诗人。吕新认可这样一点，“女人们的生活苦乐参半，因为不管丑俊，无论贫富，每一个女人的心里都埋着一颗浪漫的种子，一颗永不腐坏的种子，与生俱来，与生俱去，去的时候即使身躯破败，千疮百孔，那颗种子也仍然完好如初”8。孩子，则以尚未陈腐的好奇心感知着世界的标尺和准则。五灯有丰富的情感，怜悯三爷，提出给他过“生日”，爱着二哥，努力查出真相。五灯还葆有纯真正直的价值判断，听村民骂吃小灶的人时，会脸红会溜走，会再看他哥三灯时看出一种“不干净”。耗子家挨着学校，看来和五灯大约同龄。耗子和她妈有一段对话，探讨老天爷的行事作风。煞有介事的对话，标识蒙昧的思想状态，但也显出些智慧生命的好奇心、探究欲。从耗子“被养得像个城里人”、家里好多小人书的细节，同样可以感受到一种与众不同。耗子爹银焕死后，耗子妈想努力自食其力，拼上了性命。耗子也是，拒绝了低保，也最终拼上了性命。

抽丝剥茧，当我们再次面对吕新之重回乡土的意义这一问题时，正是文中使用了国民“坏根性”而非“劣根性”的意义。回溯这个词的使用，虽然普遍认为鲁迅开启了“国民劣根性”的国民性批判，但事实上鲁迅并没有使用“劣根性”，而是使用了“坏根性”。二者不同之处在于，“‘劣根性’受当时世界流行的人种观的影响，更多的是涉及生理层面的优劣等级先在性，具有悲观的宿命论色彩； 而‘坏根性’则强调了政治、历史、文化对国民性格的影响，强调了国民性的可塑性和调适性。”9乡土中国，有许多沉重的“积习”，也不断萌生生机的、美好的人性部分。面对“坏根”，待努力的是甄别、拔出与疗愈。

《杜林笔记》里，有一段杜林与村里的团支书许福印关于“诗有什么用”的对话，很滑稽，也很深刻，从无奈到吃惊的杜林感受到了思想全然不在一个频道的悲剧，这就是乡里人精神世界的复杂层次。“很多人就坐在没有桌布的桌子前，甚至压根就没有桌子，甚至永远站着，蹲着，脸朝下趴着，弯曲着，蜷缩着，一生没有说过一个抽象的词。”“至于那块布的颜色以及图案，那是另一个问题。至于布上面的那束花是一束什么花，那就更是另一个问题了。”这时的杜林，也就是吕新，像一位哲学家，在几近窒息的文化黑洞里，划破凝滞、积习，深入到“人之为人”的思辨。家乡就是生活着这样一群父老乡亲，“只能刨出简陋贫瘠的生存，并不能刨出真正的生活，更与梦想隔山隔海，隔着无限的幽冥与苍茫”。代表着进步的火种，在乡村中岌岌可危。五灯的头顶上，架着一个愚昧愚蠢而自以为是的爹，对五灯动辄暴打，视之为做老子的自然权利。“她”的头上，架着严密看管她的公公婆婆。最有生命力量的杜林头上，则架着“大掌柜的”谷正楼。耗子一家的死，写出一种宿命感，仿佛被山村吞噬的“异类”。埋葬他一家三口的，是同一批人，其中一个还始终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打发死人。这些宝贵的精神生命的火花，很可能被磨蚀为下一个银焕、下一个富贵、下一个语文老师。他们头上重重压着陈旧的、从数千年封建社会因袭而来的东西，观念盲从、特权顺受、情感麻木、心灵空虚，是国民性中“坏根性”的部分。

这深山里，掌握家庭话语权的人、村庄话语权的人，仍是无比陈旧，与“现代性”相隔万里。这深山里活得最滋润的人，仍是“大掌柜的”。他主宰着乡村，拿着自己的权利走家串户，蹭吃蹭喝，猎遍村里有些姿色的女人，把不甘心情愿孝敬自己的村人称为“刁民”，膨胀得像个土皇帝。看门人七板的梦境会美人一段，更是猥琐懦弱、愚蠢臣服的镜子。就像高晓声自称为“糊涂话”警示，“他虽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好人，却也是营养丰富的坏人培养基”10。时代背景处理的模糊便也现出深意。再大的时代洪流，也可能在这深山中被消解了力道，再度化为乡村某种积习的形态。深山之外的时代影响，“仿佛一辆即将就要驶离深山的车，已有很多人坐在上面，但仍有人没有上车，还有人没出来，还有人没听见，更还有人压根就不知道有这回事，还蹲在羊圈里切草，牛蜂深入耳朵里，跳蚤站在眉毛上，羊毛粘在嘴唇上”。乡土之于中国的意义已毋庸重复，它的存续与发展关乎着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的存亡问题。11作家力图去警示的是，在这样一种乡土环境中，生命如何生而为“我”，又如何异化为“他”和“他们”。这也是张丽军将之描述为“无物之阵”般的乡村整体性困境问题。12

杜林很多时候，与作者是重叠的。吕新在《后记》中谈家乡，“不想看你在世人面前出洋相，现蒙昧，扮老实，演猴戏，被淳朴、被山野、被遥远、被诗意……”杜林则在《杜林笔记》里慨叹：“问题就出在距离上，越远越美，越近越丑、越厌烦，直至越敌视越仇恨。”当年的赵树理是从乡村内部来书写乡土中国农民的，现在的吕新也是，是从最近的距离抽身后的直面真实与冷静审视。国民根性的问题，需要回到乡土去审视，去思考。思想家、理论家，从不同的路径做出阐释与反思，敏锐的作家则以另一种方式抵达。吕新的先锋之刀切入的，恰恰是中国现代性之路上始终仍应面对的国民根性之思。即便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深山终将走入历史，但深山确实存在的乡人与他们曾经的活法，构成乡土中国的精神血脉，联通着国民的来处与归处。正像丁帆所说：“倘若真正想弄清楚中国社会与政治的变迁，文学是‘晴雨表’，而中国乡土小说则是这个‘晴雨表’上最精密的刻度”13。“先锋”性的文学品格与深厚的故乡经验碰撞出吕新《深山》深扎于现实、深具人文关怀的当代乡土寓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史研究”（项目编号：24&ZD238）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崔昕平：《恒定的先锋气质与内敛的现实锋芒——对吕新小说创作的一种理解和判断》，《小说评论》2022年第5期。

2 李锐：《纯净的眼睛，纯粹的语言》，《文学自由谈》1993年第1期。

3 8 吕新：《关于〈深山〉》，《深山》，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版，第540—541、542页。

4 吴义勤：《“民间”的诗性建构——论吕新长篇新作〈草青〉的叙事艺术》，《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4期。

5 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

6 王尧：《“新乡土叙事”札记》，《南方文坛》2022年第5期。

7 刘志刚：《从冲突叙事到双向救赎：城乡关系的当代文学书写》，《江苏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

9 魏策策、张雨：《窃别国的火，煮自己的肉——论鲁迅国民性话语的城乡视角》，《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10 高晓声：《后记》，《陈奂生上城出国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11 周景雷、郑慧文：《中国式现代乡村叙事的新景象、新境界——关于老藤长篇小说〈草木志〉兼及新东北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5期。

12 张丽军：《山深流清泉 岭高昂白头——论当代文学史视域下的高晓声》，《小说评论》2022年第2期。

13 丁帆：《重读鲁迅的乡土小说——〈中国乡土小说研究丛书〉序言》，《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6期。

[作者单位：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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