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１.阳光坡地

父亲从雷州东洋到小镇工作，小镇里没有他的房屋。模模糊糊的记忆里，我们租住在旧楼房的一间房子里。是二楼，有条通道与另一栋楼连接。两边的绿琉璃栏杆，是花瓶的样子，通道看上去像个露台。角落里蹲着个用玫瑰色陶土做的小圆灶，不下雨时，母亲在这里做饭。雨天把小圆灶搬回屋，烟气也跟着进来。

楼梯是一块块搁板做的，很陡，大人一不留神就踩空。一次，一个人在家，从梯上滚落到地上，像睡了一个饱觉。母亲吓着了，决意要做一间自家的平房。

她是小镇的人，租房的感觉太不踏实，一直想有间屋子，才像个家。

两个月后，我们在小镇西北坡建好了一间屋，土夯的墙，稻草屋顶。秋风初起，屋子孤零零地挂在镇子边缘，真担心它被吹走。向西看去，北边是一片花生地。花生叶子已经发暗，有了锈斑，该收获了。南边则是一片长满野草的坡地。低头吃草的雷州黄牛，看上去一动不动。啃过的青草气味清新，掺在被阳光晒透的泥土燥气里。

母亲很开心，问我，你闻到香味了吗？

乍一看，这是小镇的一处风景。秋天里，依然有些野花，一小朵，一小朵，有黄的，有红的。蝴蝶在上面飞来飞去，像飘起的花儿。狗儿跳跃着，不依不饶地用爪子抓蝴蝶。坡地上鼓着一个个坡草覆盖的小圆包，问大人那是什么，大人有些不情愿地说是些旧墓，当作小土堆好了。好心情一下子坠落下来，还听见自己咚咚的心跳，显然是被吓着了。清明节时，这片坡地成了镇子最热闹的地方。之后天热起来，那里的中午几乎看不到人影。太阳直直地烘烤着，稍远的地方，像是忽然生出一片虚虚晃晃的水塘，蒸腾的水汽里，还看得见扭曲破碎的倒影。

这似乎是另一个世界。

到了冬天，枯干的狗尾巴草被风扫倒，吹跑，露出贴在地面的蜈蚣草。蜈蚣草粗壮结实，爬满坡地，像一张灰中带绿的大渔网。远处偶尔有个新土堆，很扎眼，眼睛不听使唤地老朝着它看。来年的第一场春雨，远远地从海上吹来，贴着地面落下，砸出一股烟尘。坡地一口气呼出了鲜亮的绿色。花儿招引着各种从地里爬出的、从天上飞来的小生灵，也召唤着孩子们。孩子们看到的是花儿的世界。喝饱雨水的蜈蚣草，肥硕而生脆。挖开泥土，孩子们捡拾到各种贝壳，还有珊瑚枝。泥土一直滋养着它们，它们的颜色和纹路依然鲜活。蒿草和艾草长高了，坡地显得平整了许多。偶尔出现的送葬队伍，在野草野花里露出脑袋和腰身。飘动的白幡，摇晃的纸人，带来一阵哭哭啼啼和敲敲打打。孩子们不再害怕。那些人像是一帮路过的戏班子。他们在白晃晃的阳光下，只是一些闪亮的轮廓。

当初母亲说要在这里建屋子，外婆不吭声。母亲请“盲公＂去看过。“盲公”是双目失明的老男人，能算命，会“看”风水。有人说这是封建迷信。对他们的存在，大家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盲公”需要时在，不需要时不在，若隐若现，更为神秘。“盲公”戴着手工作坊做的平面墨镜，遮挡着老是看着天际的“目光”。他们手指头白白净净的，时而灵巧，时而迟疑，摆动着，掐算着。母亲将“盲公”的话讲给外婆。盲公是这样说的，坡地此处地形颇好，上下透彻，阳气上行，择个吉日动土便是。外公跟外婆说，还怕什么，建吧。父亲真的不相信这些，觉得多此一举。挖地基时，浅层黄土下就是红土，几颗贝壳、螺壳和珊瑚石，滚落出来，闪闪发亮。那时我还以为是有人故意放进去的，好让外婆放心，还竟然怀疑到了“盲公”。

慢慢垒高的夯土墙，在暮色里前后张望。

来了一只小黑山羊，咩咩地冲人叫，眼里满是孤独和祈求。舅舅把它拴到刚刚夯出的墙角边，母亲抱来很多细嫩的树叶，好让它挑到它最喜欢的。隔天解开绳子，它也不跑掉。一家人高兴了好些天，这是个好彩头。房子做好了，鞭炮燃了长长的一串。门前的草地上，踩出的一条小路，被几场雨水刷出发旧的灰白。小路将房子连接到一条从镇里通往坡地下方酱油厂的牛车路。不再有游离的感觉。

这条大路热闹。酱油厂的西面是屠宰厂。牛车拉着装在猪笼里的肥猪，歪歪扭扭地转动着木轱辘，风雨无阻。有些后生则更生猛，吭哧吭哧抬着一头大猪，就来了。猪也是装在桶状竹笼里。猪烦躁地从笼眼里挤出硬蹄子和长嘴巴，不时尖叫几下，不喜欢这般伺候。

这条路有一处旁边长满翠竹，微微隆起的路面，被牛车压塌了，翘起拱砖，露出个小窟窿。好心人很快铲土填平了它。高高的竹子在风中摆来摆去，澄澈的声响，像擦拭着什么。

黎明时分，这条路咚咚地被嘈杂的脚步敲响。买卖人肩上的扁担上下晃动。从屠宰厂挑出的沉重担子，匆匆地赶往集市。 春节、清明、端午、中秋这些民间节日，契合了一年里人们情感的变化，在累积、释放中找着节。这一些起承转合，轻重缓急，抑扬顿挫，悲欢离合，有的是不期而遇，有的是等待已久。

雷州人似乎更看重清明，没有什么比得上祭祀先人重要。先人跋山涉水而来，世代血脉留下。四处奔波的人们，清明时节跟着细雨悄悄回来了。千里迢迢，只是为了给祖先上一炷香。已是满目青翠的坡地，一时人头攒动，鞭炮噼噼啪啪地响成一片。坟头培上了新土，又用长势更好的更平整的新草皮压实。没有烧透的纸钱漫天飞舞，落在近的和远的灌木丛里。一个坟前，几代同堂，是最珍贵的影像，最值得的炫耀。一些人还带来自己的朋友。那些朋友看上去有头有脸，着装严谨，表情肃穆，只是有几分僵硬。泥土看不惯他们发亮的皮鞋，早就把它弄脏。清明时家家户户就有些故事。小时候，父母带着我们走回雷州东洋给爷爷奶奶过清明。后来父母坐车也走不成，儿子辈打摩的回去做，儿子辈走不动了，孙子辈开车回去。以前母亲回去，穿戴得体，挑不出毛病。一年当中，她也就是这一次用米汤浆过衣裳。挺括衫裤的响声，窸窸窣窣的，让人沉浸在悲伤和敬畏中。

可怜那些无人照顾的坟头，风雨侵蚀，在丛生的杂草里，悄然衰老和枯萎，不知不觉的抹成了平地。后人凋零，香火已无。坟在时，人们还有议论，说这是谁家故去的什么什么人，或者说，这个故去的人其后人是谁谁。故去之人品行的优劣，成为高看或蔑视他们健在后人的依据。这确实失之偏颇。坟头有着有形无形的高低和薄厚。坡地上有座大墓，面向大海，石碑高高的。小时候，还有人问这是什么人等？后来灌木丛把墓碑遮挡得严严实实，知道一点底细的老人也已不在。多看一眼的是路过的陌生人。坡地几处浓密的灌木丛里，还有以前装着穷人遗骨的酒坛子。即使在烧柴火和收集枝叶沤绿肥的年代，也没人砍过这些灌木。灌木丛里棘刺横生，鼠的出没，引来了花纹精美的蛇。之后又招来胆大心细的捕蛇人。从远处看，乡间小路蜿蜒于坡地起起伏伏的线条里，如此流畅，是想不到的。故去的人们，只是走累了，在路边歇息。

我们家周围，后来建起了越来越多的房屋。有人在挖地基时，见到不想见到的，会托人悄悄找个酒坛子，不声不响地收拾好，找个僻静处埋好。有人讲究些，请来庙里的和尚，简单而庄重地比划一下。不知道的，还吃了一惊，以为他们家怎么的了，西方一些城市，坟地与人们毗邻而居，早有所闻。

西方人的眼里，开罗是东方城市，在那里也见过一片安顿故去之人的“老城”，没见到屋顶，是极少下雨的缘故吗？我们小镇不避先人的坟墓，与那些地方不是一回事，各有说道。 有人说，他们在坡地看到过鬼火。鬼火跟随人，你跑它跑，你停它停，要是招惹了它，说不定要跟着你回家。说得活灵活现。这话吓唬住了调皮的孩子，也能使说这话的人成为一时的话题，受到关注。镇中学的老师说，不是一点儿道理都没有，只是夸大其词罢了。烈日的炙烤，暴晒的遗骨在黑夜里是可以发出磷光的。再说，夜幕里，行走在坡地里的人们提着的马灯、吸食的烟卷，也是闪烁不定，飘飘忽忽，给人以幻觉和想象。

父亲活到九十出头，有足够多的时间让他反反复复地推敲后事。即使火化后只是一捧骨灰，埋在何处，还是叫他左右为难，念叨了一年又一年，这使他忘记了自己的年老体衰和疾病的痛苦。有些年，他说落叶归根，要回雷州东洋，跟我爷爷奶奶在一起。有些年又说，家门口这片坡地上也不错。这道选择题，他来回地变，从非此即彼，到嘟嘟囔囔的，不分彼此。母亲说她不想回东洋，那里的墓地在潮间带，时不时被潮水淹没。

父亲不再抵制这个看法。临走前那些日子，他喜欢久久地看着视野之内熟悉的风物，比如家里的旧物件，屋顶，风，雨，天空，还有巷口。他到巷口看着那片熟悉的坡地，说，坡地的花还是这么好看，又说，这坡地地势高，说不定真的可以望得见雷州东洋。东洋的水稻，春天好绿，夏天好黄。夏种之后又好绿，秋天又好黄。那望不到边的万顷良田，在他眼里绿了又黄，黄了又绿，循环往复，没有尽头。其实，如果不是在梦里，从坡地上是看不到雷州东洋的，还有三十多里路呢。

从巷口看去，坡地上那小片桉树长高了。桉树几乎贴着地面就挂满枝叶。桉树林后面，我们在挖土埋父亲的骨灰。已经走不动的母亲，扶着墙根，一步一歇，拖着自己的身体到了巷口。桉树浓密得像一堵墙，她看不到林子的后面。她在前一天就叮嘱我们建完后，不要从那里直接回家。要是直接回家，那三四百米的距离，只是喝一碗热粥的工夫。我们绕了一个大圈，上了公路，往回走。小时候，这段公路是一个大坡，黑色的沥青是一条带子，抖落下，又挂上起。公路已修整得又宽大、又明亮。心里记着那个大起大落的陡坡，它还在脚底的感觉上。这天必须穿的草鞋早就磨破了。几十年没有光脚走过路了，柔软的脚底不能再叫作脚板，石头子轻轻松松就扎出一些血口子。回了家，母亲问，挖出的泥土是新的吗？她听到挖出的是新土，还有马齿沙，白净干爽的马齿沙，一块石头落了地。她还问，旁边留够位置了吗？

老母亲说，等她走得动，就去看我老父亲。好像老父亲只是出去一趟，没走远。

转年，春节回家。母亲颇为担心地说，你们不知老例，我要先给你们打个招呼，春节不兴上坟。我还是去了，因为我带着父亲没见过的，生前没少念叨的第四代。坡地开阔，向阳，只要小镇有一缕阳光，就会洒落在那里。母亲在家门口，费着劲儿，扶住墙角，等着我们回来。见到我们，就问，有人看见你们了吗？母亲是希望有人看见的。这短短的一截路，没见到别的人，也没留意过远处或身后有无别的人。我清理着顺着裤脚往里钻的一种带刺芒的草芯，想了想该怎么回答她。我跟母亲点了点头，说，有人看见了。从小到大，不管嘴里说着什么，脸上做出什么样的表情，心里是怎么想的，母亲一眼就看出来。老母亲的目光，还是那个样子，会心而温暖。

六年前，母亲到了父亲身边。她说过要来看他的。这片坡地埋下了我最美的记忆。

２.影子在前

从记事起，家里就有一条小黄狗。只是不知它是怎么来的。

前两年，上小学一年级的孙子在家里上网课。他在家里跑来跑去，稚嫩而纯真地背诵着一篇课文：影子在前，影子在后，影子常常跟着我，就像一条小黑狗。

整整一个夜晚，小黄狗就在眼前，活蹦乱跳。接下来的那些天里，小黄狗像是在前面的影子。

那时小黄狗总是跟我一般高。我长高，它也长高。不管它长多高，我们还是叫它黄仔。黄仔蹲在门边，等我放学回来。一见到我，就扑到我肩膀上，几乎要把我压倒。然后，转着圈，摇着尾巴，上下左右地打量着我，像在检查我是不是跟出门时一模一样，有没有少了些什么。它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甩着尾巴，有些得意，有些张扬。它似乎在说，在这个家，它是一个角儿，一个不可或缺的角儿。

七岁那年夏天，我们要离开小镇，回父亲的村庄住一些日子。母亲提前跟黄仔念叨过，不时带它到外婆家，好到时把它留下来。它似懂非懂，变得更机警了。那天我们一出门，它就紧跟着，哄不走它。天快亮了，我们狠下心用石头扔它，使劲地扔，想吓唬住它。当然都精准地打歪了。这依然没用。它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停下来歪着脑袋看了看，又跟了上来。忽然间，它似乎看明白了，不顾一切地扑上来，像迎接我放学那样。我抱住它脑袋。母亲落泪了，蹲下来跟它说，回去吧，别再跟着我们。现在到处打狗，你去一个陌生地方，怎么能让人放心呢！它一脸茫然。母亲又说，回去吧，回外婆家，她的院子里，有你吃饭的大花碗，有你睡觉的暖窝窝，还有你的好伙伴大白猫，还有小牛犊呢。这些话母亲不知说了多少遍，这次说得颇为动情。黄仔用鼻子贴着我，闻了好久。它好像闻到了我的阵阵心疼。它呆呆地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又追了一会儿。这样，反反复复地，慢慢地拉大了距离。在看得最远的坡顶上，它终于停下了脚步。它看懂了一场不舍的告别。雷州半岛东岸这片土地类似丘陵，坡地像倒扣过来的铁锅，坡顶宽宽的平平的，黄仔显得无比孤单。

我一直盯着越来越小的黄仔，没看到它的身边还有一棵马尾松。后来，看不清黄仔了，只能看见这棵树冠很大的马尾松。马尾松也小得像一只牛蚊子，叮在长长的坡顶上。

在我们离开的日子里，黄仔是怎么过的呢？邻居说，它天天到坡顶那棵马尾松底下等我们。有时举着脑袋，好看得更远些。有时蜷曲着身子趴在地上，耳朵贴在地上，细心辨认着远处的脚步声。有时长长地呼唤一声，山坡脚下，桉树林间，响起阵阵回声。它饿了，累了。邻居中有个常常经过坡顶的大婶说，这个小家伙，是个死心眼，谁跟它说都没用。天天去瞎等个啥！要是人嘛，时间长了，还有个淡漠，还有个想法，这黄仔啊，它死也变不了。外婆跟我们学完她说的这些，好久才落下一声叹息。

好在有外婆，黄仔还有个温暖的窝。外婆说，它有时好几天不回来，从那边过来的赶集人说，你家的黄仔趴在马尾松下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八成是绝气了。我对他们说，我的黄仔命贱，死不了。狗儿几天不吃不喝，是不会有事的，可听人这么一说，还是火烧眉毛地着急！就跑到巷口喊它。它听是听不到的。它有心灵感应，夜里回来了，饿得连吃一口的气力也没了，一回家就趴倒在门楼间，眼看就活不成了。我端着煤油灯细细看它，皮包骨的样子，眼睛一会儿慢慢地闭上，一会儿缓缓地睁开，真让人疼到了肠子。我把大花碗挪在它嘴边，跟它说了很多话。我说，好孩子，瞧瞧，你最爱吃的碎骨，没把肉剔下来，人都吃不上呢，快吃，快吃。黄仔在，我的瞌睡来得真快。还没睡死，被什么东西蹭了一下，醒了，发现黄仔又不在了。大花碗舔得干干净净的。它太饿了。看着它趴过的地方，落下了一些沾满红泥巴的绒毛，想哭一场。外婆话少，这次她没少说。她没埋怨过谁，这次她责怪母亲了，尽管语气还是不紧不慢的。外婆说，这可怜的小家伙怎么过来的，也不想想，不早几天回来！

这些话都是我们回来后外婆说的。

快到秋天开学了。我们离开父亲的村庄回小镇的那天，没走多远，就被风雨罩得严严实实的。一心想着快点见到黄仔，路上没找地方躲雨。不远处在刮台风，雷州人说这是个台风尾。雨下得越来越大，到处都是往下泼的水。看上去浅浅的水滩，走着走着，水就没到了胸口。脚下是个不知有多深的沟。母亲急忙把我们拽回水浅处。白茫茫的雨墙就堵在跟前，伸手不见五指，辨不出东西南北。母亲毫不犹豫地蹚回雨河里。不一会儿，她回来了，像忽然从水里钻出来的。她连口气也来不及喘，说，赶紧走。我在她背上，看见她腾出的一只手在水里划着，好像要在水里抓住什么，每一次都抓空了。我们似乎漂浮在水中。母亲说，要是黄仔在就好了。

平时从父亲的村庄回小镇，也要走大半天。暴风雨中太难了。台风雨已走远，终于望见远处的坡顶。那里迷迷濛濛的，像是雨后的雾霭，又像是小镇黄昏时分柔软的炊烟。坡顶马尾松还是个不大的黑点，从里面跃出一个几乎看不见的更小的黑点。它迎着浓厚云团缝隙间斜斜射出的几道夕照，像箭矢一样飞来，地上的积水溅起了一串水花。

这不是梦里见过的吗？

眨眼间，黄仔扑到了我身上。它瘦成了这个样子。它绕着我们转圈，转圈，转圈，惴惴不安，仿佛它也在确认这不是一场梦。

一路上，它缠在我们脚边。它依然害怕失去我们。它的尾巴一直蹭在我身上，舌头舔舐着我露在衣服外边的腿脚和胳膊。这还不够，还不时轻轻跃起来要舔一舔我的脸。我的视线一阵阵地模糊。黄仔兴奋地蹦来蹦去，我耳朵里模模糊糊的紊乱的狂嚎声慢慢清晰起来，明亮起来。黄仔见到什么都要汪汪地吼几声，它在说，看好了，我不是被遗弃的黄仔。一天又一天的跟死着了一样的日子过去了。狂野一阵后，黄仔踏实了，放心了，不再那么紧地缠在我们身边。它在前面领着我们回家，没走几步就回头看一眼，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回家的路，上午还是风雨飘摇，这会儿像在欢笑。溽暑了无踪影。黄仔脚步欢畅，一颠一颠的，每一步都踩着轻快的节拍。它穿过坡脚茂密的灌木丛，跃过正在由浊变清的小溪。它灵巧地躲着田埂上耕牛踩出的凌乱脚窝，一路上弹跳着优美的韵律。

不久，小镇里出现狂犬病例。那时没有足够的办法应对狂犬病，恐惧传染得更快。黄仔感觉到了什么，整天心神不宁，坐卧不安。都不敢多看它一眼，那双无助的眼睛让人揪心。父亲对它说，快出去躲躲吧，躲得远远的，山坡北边有一片很深的桉树林。他给黄仔指着远方。黄仔不知是觉得家里更安全，还是觉得这时它不能撇下这个家，不走。那段分离它没有忘记。它依旧趴在门边，不放过任何动静。看似风声不那么紧了，都有些松懈。正是这一时的疏忽，疲惫不堪的黄仔被狗钳夹一声不响地带走了。

开始时，觉得它会回来的。它披着一身被风吹趴的毛发，边回头看有没人追它，边拼命地往家跑。这只是幻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它没有出现。后来到了北方工作，在单位看苏联电影《白比姆黑耳朵》。那时看场电影不容易，看得太投入了。出了礼堂，大家习惯地议论电影里的故事，战争中的一条勇敢忠诚的黑耳朵白狗让人还在抹泪。忽然看到外边的阳光，刺进眼睛。很久才看清了眼前的每一个灰暗的角落，处处都像有我的黄仔。

什么也没有。

想起没有黄仔的那些日子里，家里很寂静。每个人都有心事，但不说出来。

小镇边，有条通往西边农田的僻静小路，从小就不敢走。胆子很大的母亲，以前经过那里时，都要叫上黄仔。

那天，母亲又要经过那里。我壮着胆子，装作若无其事，跟着母亲。经过那里时，一种比一般蝉小得多的小金蝉，叫得声嘶力竭。与熟悉的懒洋洋的普通蝉鸣全然不同。乐器也是如此，越小，声音越响亮，越尖锐。刚开始，小金蝉听到脚步声，还停下片刻。很快，它就满不在乎了。我们的脚步声不是被层层叠叠的蝉鸣声淹没了，而是抬了起来，飘浮着。往里走，路两边的茅草更高，举着许多白晃晃的花絮。小路窄得对面的来人需要侧着身子才能过去。牛车的旧辙早就消失在路肩后面的草丛里。这里一天很难见到人，要是冷不丁冒出一个人，更吓人。母亲紧紧拽住我的手。她说，要是黄仔在就好了。母亲在暴风雨里说过这句话，那时黄仔还在。

走出小窄路，母亲长长舒了一口气，说，不该带着你。眼前是那个清澈明朗的老水库，小镇的人叫它小湖。风从水面拂来，身上一阵凉飕飕的。

衣衫是湿的。

抬头看见小镇西边的那片坡顶。雨水冲刷掉表层的黄土，露出大片红土。阳光扑在上面，像燃起一层火焰。母亲和我一眼就看到了那棵马尾松。它鲜亮地站在那里。

马尾松树冠很大，它投下的影子是明亮的。

３.美丽的蒲草

秋天晨雾里，渐渐露出模模糊糊的屋顶。早就响起咚咚的舂草声。它不紧不慢，此起彼落。小镇处处应着的回声，像一阵阵脚步声，跑不远，也走不近。

勤快的女孩子，在巷口舂着蒲草。

这个巷口，杨桃树影影绰绰。晨曦的光亮落在树下两个嵌入地上的石垫上。晒干了依然坚硬的蒲草，搁在石垫上，女孩子双手握着草槌的尾端，使着腰劲，抓紧，提起，放下，松开，一次次地重复着。草槌跟八九岁孩子一般高，头大尾小，用老荔枝木做的，很沉，磨得锃亮，视觉上不笨重。舂草声歇息间，传来女孩子飞快的说话声和嘻嘻的笑声。有人已经舂好了蒲草。渐渐稀疏的舂草声中，一个女孩子肩膀上搭着软软的蒲草，走了过来。青中带黄的蒲草，随着她柔软的身子轻轻摆动。出门时，蒲草还像细麻秆那样，支棱着，横在女孩子的肩上。

雾天里正好舂蒲草。这时蒲草有韧性，不易脆裂，舂出来的是细软又齐整的长扁条。若是干燥天，舂前还得含着水，鼓着腮帮子，噗噗地，往蒲草上喷几口。喷出的水雾，是一个毛茸茸的小扇形。

中午日头毒辣，不能下地干活。女孩子像是约好的，又来到杨桃树下，铺开舂好的蒲草，坐在上面，编起草席来。三三两两的，有说有笑。杨桃树高高的，枝叶却有些稀疏。树冠缝隙间落下的阳光，斑斑点点。树荫的光影缓缓地移动，女孩子编的草席有了模样。

树荫里，光滑的石垫，像濡润着一层水，闪烁着亮光。曲线优美的草槌，斜斜就倚在杨桃树上。

女孩子纤细的双手，不是用来舂蒲草的。编草席，方能展示她们的灵巧。磨出茧子的手指，在蒲草间，窸窸窣窣地舞动。左右手瞬间聚拢，轻轻一碰又弹开。指间夹着的一根蒲草，像飞来飞去的梭子。全凭指尖感觉，眼睛无论如何是跟不上的。

她们还备着染色的蒲草。染蒲草时，两口大铁锅，沸腾了，融化了红的和绿的矿石颜料。舂好的蒲草，从锅边放了进去。她们双手握着长长的木棍搅动着，使蒲草均匀着色。染上颜色的蒲草晒干了，色彩越发鲜艳。红的蒲草、绿的蒲草和本色的蒲草，斜斜地交叉着，编织出种种好看的图案。双人草席上编出大红的双喜字，四个角还有牡丹花的衬托。女孩子是在编织青春和未来的梦。母亲准备的嫁妆里，有这喜气洋洋的草席。

小伙子常常装作没事，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在巷子里蹬来蹬去，来回经过杨桃树边。女孩子看都不看他们一眼。她们的肩膀，从这头晃到那头，又从那头晃到这头，腰身起起伏伏，像一阵轻柔的波浪。小伙子看傻了。

小伙子前几年还在蒲草田里玩，练着胆量。蒲草长在水田里。一块块的草田，在绿的田野里是一团团更浓的绿。水源源不断地从草田深处冒上来，像要稀释这黏稠的绿色。蒲草疯狂地长，直直地挤在一起，越挤越细，越挤越高。大人走在草田埂上，已露不出脑袋。刮风下雨后，蒲草顺着风向斜倒一片。第二天又挺得直直的。调皮的孩子打赌，看谁能扑在上面，爬到田的那边。密密麻麻的蒲草有弹性，有韧劲，托举力大，半大的孩子顺着一个方向爬，掉不进水田里。话是这么说，趴在上面，才知道这不是好玩的，没抓没握的，晃晃悠悠，草尾像无数针刺，又硬又尖，扎进皮肉又痒又疼。要是刺到眼睛，那更不得了。比的就是谁够胆。傻大胆也不行，还得心细，手脚得跟得上。一个胆子并不大的小子爬到草田中间，害怕得喘不过气来，想逆着压倒的蒲草退回来，迎面就是草尾的尖刺，一片倒刺，只好硬着头皮爬到了头，还差一个身位，就赶紧滚落到田埂上。他好歹爬了过来。浑身上下不能沾水，是约好的。大家大度地认可他的说法，裤裆那一块湿，不是草田里的水。过了这一关，他胆子真的大了，大到胆大包天，声称他见到鬼，鬼都躲着他。小伙伴们就这样快乐地调侃着。

蒲草田密不透风，田里的水闷热得咕噜咕噜地冒起气泡。那气泡像鱼肚那么坚韧，久久不破。一种红色的小鳝鱼，小嘴巴露在水面，身子像筷子般直直地立在水里，像死了许多天。最难抓的鱼就是它。一有动静，它身子一闪，眨眼钻回泥底下，搅出一团浑水。只要躲进蒲草根里，谁也拿它没办法。这时比的不是胆子，更不是嘴上功夫。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有劲也使不上，气得骂骂咧咧的。能捉到这种又细又长的小鳝鱼，是那些精瘦精瘦的老农民。他们静静蹲在田埂上，一动不动，好像也死在了那里。等到小鳝鱼露头，手在水面飞快一抹，闪电般掠过，中指和食指间便带出一条小鳝鱼，好不神奇。小鳝鱼似乎只长在蒲草田里。雷州人叫它血鳝。煲血鳝价格当然比不上炖鱼翅燕窝，却更抢手。当地流行的说法，渲染着它的药效，价钱已经涨得很高。

蒲草是空心的，里面有些横隔，踩着它时发出噼噼啪啪的脆响。秋天割下的蒲草，晾晒在坡地上。随着它碧绿的颜色变浅，与周围的草木分离出来，人们才发现到处都在晒蒲草。蒲草扎着草尾，散得很开，是一个个圆圈，像旱地里数不清的巨大荷叶。蒲草晒干了，变轻了。牛车装着堆得高高的蒲草，摇摇摆摆地走回镇子里。赶车人坐在挨着牛头的车把上，利用杠杆原理，压一压车。远远看去，牛车像拉着一座小山。赶车人像一个小小的偶人，用蒲草编的草帽，紧紧扣在脑袋上，只有手里的细竹条，不时高高扬起，黄牛哞哞地应了几声。

那个年代，蒲草除了编大小席子，还可以做好多东西。草袋对蒲草没什么严苛的要求，需求量又很大，是大宗的产品。麻袋好是好，就是太贵。草袋成了麻袋廉价的替代品。草袋用处更多，装稻谷，装大米，装荔枝龙眼，装萝卜茨菇，装带壳花生和不带壳花生。它耐咸，耐湿，装海盐也没问题。它装上泥沙，成了抢修堤坝的最需要的沙包。它不挑不拣，任劳任怨，跟雷州农民一个性格。草袋曾经大量出口香港。后来，有了塑料编织袋，草袋才完成了历史使命。塑料编织袋不好降解，成了一个环保难题。现在，一些旅游点，还有蒲草编的帽子、手袋和好玩的工艺品，受人喜欢，是外地人雷州之行的纪念品。

蒲草就这样提升了档次，离雷州人的日常生活却远了。小镇作为雷州半岛蒲草主产区的那份荣耀，被人遗忘了。

离开家乡上大学，行李里有一张单人蒲草席。

母亲说，草席是家乡的东西，要带上。

我说那就带本色的，母亲说不行。

她在小镇里挑了上好的染色蒲草，找口碑最好的阿婶赶编了一张单人席子。草席很耐用。四年的大学毕业了，它跟新的差不多。我分配到北京工作，又把它带上了。到北京是一月，北京最冷的时候。单位领导知道我简简单单的行李里有一张蒲草席，又想笑，又着急，说，这个小老广！第二天他就从家里给我带来一件很新的厚毛衣，还叮嘱处里多关心我。那时北京似乎比现在冷，棉鞋棉帽棉手套是过冬的标配。单位附近的白塔寺大街小巷的边上，撒着煤灰的积雪，压得又黑又亮，不肯消融。不时有骑车的人摔得老远，也满不在乎。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些老同事说起我那张花花绿绿的蒲草席，还拿这事开个小玩笑。到了这个年龄段，说起那些往事，很是温煦，全无年轻时的窘色。

蒲草席到北京还真用上了。

北京夏天其实也热。单位院子的集体宿舍，是两层小楼。一楼是外事部门的办公室，以前住过大名人。在那里拍末代皇帝的电影时，让我们住在二楼的，不要弄出声响。宿舍仅有的窗户朝西，夏天夜晚，跟老家一样热。铺上草席，清爽了许多。梦里醒来，摸到草席，以为还在老家小镇呢。月光照着窗边老楸树的枝叶，在靠窗的书桌上落下浅浅的影子，轻轻晃动。这里是北京城里的一座旧郡王府。

又过了四年，分到了住房。集体宿舍的家当是公家的，搬出来的，多是舍不得扔掉的书，特别是大学时用过的油印教材，里面还有这张蒲草席。

它已经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