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热点与前沿
今天，理论所关注的对象和主题更加多样化。从这个方面来看，这是理论的鼎盛时期。而另一方面，包括文艺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的价值引起了广泛的质疑和讨论。理论如何面对当代的生活与世界？在这个时代从事文艺理论研究意味着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是文艺理论研究者所无法回避的。
在国际学界，近年来理论概念爆炸式生长，呈现出异质、多元、无定形的状态，“21世纪前二十五年研究的爆炸式增长，几乎没有机会将文学和文化理论组织到各种流派和运动的旧矩阵中”，理论关注的焦点和对象不断扩大和变化，“下一代的理论家们对他们如何完成手头的对象或主题的研究并不那么着迷，他们更关心的是为什么要追求它。换句话说，方法让位于公共利益、社会和政治活动以及道德等方面。这是一种持续至今的理论趋势”。当前文艺理论的驳杂面貌从布鲁姆斯伯里学术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文学与文化理论概览》章节目录可见一斑，其包括十五个主题，分别是：（1）早期理论；（2）结构主义与符号学；（3）马克思主义；（4）精神分析理论；（5）后结构主义理论；（6）女性主义理论；（7）LGBTQ+理论；（8）种族与正义；（9）生命政治；（10）全球化；（11）生态批评；（12）后人类；（13）情感理论；（14）流行文化；（15）反理论。具体到理论新动态，从劳特里奇“文学与文化中的非人视角”“环境人文系列”、爱丁堡“现代主义文化批判研究”以及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文学、文化与环境”等系列丛书的众多选题，可以发现近年来文学和文化批评打开的新世界：后人文主义、生态批评、批判动物研究、新唯物主义、采掘主义和其他新方法改变了批评环境，使我们重新接触熟悉的文本，并关注新的或被忽视的文本。由罗西·布拉伊多蒂等推出的《世界人文学科报告·欧洲篇》将人文学科的新近发展归纳为三大方向：一是回应“以生命科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融合为标志的惊人技术进步”的数字人文；二是回应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后果，包括财富分配不均和技术获取、经济两极化和紧缩措施”以及学术环境中也无法回避的“知识商品化、市场化和货币化”的公共人文；三是回应“气候危机以及这些先进技术支持的采掘经济对生存环境和多样物种生命造成的损害”的环境人文。这些新方向的开拓反映了文艺理论界的积极努力。
从2024年中国文艺理论的学术研究状况来看，一方面，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理研究更加深入，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进一步推进；另一方面，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呼应了国际学术界的发展趋势，文艺理论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理论的现实关怀和介入性更加突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中华传统美学、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数字人文、环境人文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都进入学界的研究视野，成为构建中国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效资源。此外，文艺理论界也积极参与了“文科何用”的探讨，就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意义与价值展开热烈讨论。就此，本文归纳出十大热点和前沿议题。需要说明的是，归纳梳理旨在追踪文艺理论的前沿热点，并不寻求面面俱到。单列出来的“情感”“数字”“物质”“后人类”等条目实际上都是从不同角度对人类世文学与文化现象的阐释，在理论文本和研究人员上存在交叉的情况，这里将它们分开介绍，一是凸显年度文艺理论新话语的拓展和深化，二是凸显中国文论与世界文论的互鉴和对话。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内涵，系统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系列重要论述，关注其中的文艺观、美学问题，特别是对于构建中国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指导意义，是2024年文艺理论界的重要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年来，中国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状况发生了许多变化，这种变化凝聚起的情感力量值得认真研究和阐发。泓峻分析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理论内涵与时代价值，认为《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理论创新巩固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当代中国的指导地位，引领当代中国文艺开辟出一个新的时代。丁国旗探讨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系列重要论述对建设“文质兼美”和“德艺双馨”浑然交融的中国式美学的指导意义。王杰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学艺术以及审美经验方面的特殊性，阐释了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文化领导权的建立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之间的学理关系，阐述了情感结构改造的重要文化机制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
二、构建中国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研究
在“两个结合”指引下，探索文艺理论创新发展路径，建构中国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是2024年文艺理论界的重要工作。
一是“中国阐释学”“生生美学”“文心美学”等自主理论话语和命题的阐发。《文艺争鸣》《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刊物均推出了“强制阐释论”研究专辑。张福贵指出，“在张江的带动下，学界对于阐释学本体论探讨已经相当充分，从理论资源——中外相关理论的影响到相关理论范畴——‘阐释与诠释’‘强制阐释’‘公共阐释’‘公共理性’‘训诂阐释学’等，其理论构架趋于完整，影响也日渐扩大。时至今日，需要将本体论的探讨转向方法论的实践”。南帆致力于对中国阐释学方法论实践的探讨，提出了“积极的阐释”和“消极的阐释”两种理论姿态，强调“积极的阐释”放弃文本的有机整体观念，时常跨越审美愉悦的羁绊而另行制造各种新的话题，这种阐释的理性语言与感性体验不对称的状况使文学成为“积极的阐释”最为活跃的一个区域。
二是中国文艺理论史和当代语境中的“中国文论”的构建与反思。段吉方思考了中国文化研究从西方文化研究中汲取理论和思想资源之后的理论建构问题，这也是当前中国文艺理论知识体系构建需要面对的问题：“文化研究如何表征与重构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生活经验，在从经验到理论的生成中展现中国语境下的文化研究价值，形成完整意义上的理论范式，这是中国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在理论上需要反思的问题。”许徐借助阐释学视角，聚焦五四时期学者的文学观与文章学之间的关系，重释中国文论内涵，主张中国文论话语应该具备历史连续性和时代超越性的统一。曾荣梳理了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建构的历史进程，指出其反映了文艺大众化背景下文化社团网络形成与文艺理论话语生成的双重互动，折射出革命曲折演进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的张力与局限。此外，谭桂林从现代佛教文学、罗振亚从印象批评、沈亚丹从山水画的形而下之道、胡玉明从中国园林的不规则之美等不同方面，汲取中华传统美学养分，使其有效融入当代文艺理论话语体系。
三、马克思主义与人文主义关系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主题之一。近年来，面对技术挑战与生态危机，后人类主义、新唯物主义等新兴思潮质疑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文话语体系，主张祛除惰性自然与活力文化之间的二元论，这种概念转变对人文学科制度实践的影响是深远的，也直接带动了对马克思主义与人文主义关系探讨的又一波热潮。2024年，在马克思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0周年之际，面对新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中国文艺理论界也作出了自己的思考，重新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主题。
一是学术史梳理。祝东力对人文科学的概念、历史和方法进行整体考察，梳理了“人文”的含义和人文科学的历史。汪宸、李哲罕讨论了晚期资本主义危机和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复兴。此外，对中国现当代文论话语中“人民性”范畴的理论探索也有所收获。文浩探讨了俄苏“人民性”文论话语的译介对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影响：一方面这种译介有助于厘清理论内核，既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人民性”文论的理论基石，也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人民立场形成理论互证关系；另一方面俄苏文论对“人民性”阶级内涵的机械理解，窄化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中“人民性”的意涵。汪卫东以从“鲁迅方向”到“赵树理方向”的转变来标记延安文艺人民性思想的探索过程，认为中国现代文艺的政治性诉求与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对文艺的政治要求在文艺人民性思想中找到了历史共识。
二是理论的反思与建构。周小仪选择从主体性角度切入马克思主义与人文主义关系的探讨，追溯了在人文主体性受到广泛质疑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对能动主体性的理论建构，强调行动主体的阶级层面，把实践主体看作应对全球化地缘政治冲突和东西方文化矛盾的途径。在此基础上，周小仪将审美视作实践主体建构的一个重要面向：鉴于传统人文主义审美观的局限性，西方通过文化霸权实现的财富转移被遮蔽，然而审美是一种社会关系，通过关注审美与资本运作的内在机制，可以重新审视全球化阶级关系。杨建刚等提出了“后理论”的命题，主张“后理论”的价值取向是反对传统的人文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范式，积极参与后人类主体性的建构；“后理论”的基本诉求是回归文学，推动理论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共生，使理论能够从丰富的文学经验中获取养分。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及文艺理论基础命题研究
中国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离不开“在世界中”的中西文论的交流互鉴。我们需要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审慎地处理好古与今、中与西的关系。在新时代背景下，立足“两个结合”的文论知识体系建构是化解“古今中西”文论互鉴难题的重要方法。2024年，学者们将西方美学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成果的借鉴，与学科基础命题的研究探讨相结合，在此基础上扎实推进中国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一是对西方美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成果的借鉴，探索其为我所用的可行路径。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纪念，是2024年中西文论交流互鉴的一个重要案例。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政治无意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等著作均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核心文本，拓展了唯物主义批评的界限，推进了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对文化的理解。2024年，多家学术期刊推出“詹姆逊纪念专辑”，围绕詹姆逊的重要概念“社会形式诗学”“认知图绘”、詹姆逊与中国的对话、詹姆逊之于中国人文学术的意义等展开讨论。文化形式如何产生和调解其时代的物质条件？叙事是一种特殊的行动形式吗？这对（政治）实践意味着什么？人们如何描述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星座以及这些星座是否真的允许对时间和空间霸权思想的症候性理解？……詹姆逊对唯物主义问题的思考还将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得到更多的回应。此外，在2024年文艺理论的观照视域内，还有康德、阿多诺、本雅明、贡布里希、布莱希特、拉康、布朗肖、巴塔耶、德勒兹、德里达、阿尔都塞、巴迪欧、南希、朗西埃、阿甘本等重要理论家。
二是对美、净化、同情、情感、形象思维、形式、意义等学科基础命题的研究探讨。赵毅衡持续关注文学形式理论，探究意义作为通道，如何让内容形式化，使意义自身的流动简洁而高速，推动文化形态的转变，从而推动当今社会意义方式的巨变的问题。丛子钰从西方理论话语的冲击与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论建构的角度重新审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认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建立起一套以文学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科学方法论，赋予文学研究以科学性，成为第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论流派，它的影响力也因为将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作为共时性研究的样本而得以扩大。丛子钰的文章主张批判性地反思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科学性与同时代性的特征，对建设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五、文学的地方性与文学地理学研究
地理问题不仅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论述之中，而且是中国当代空间文化实践和文学创作与批评需要直面的重要问题。2024年，新南方文学、新东北文学、新乡土文学等关于地方写作的讨论方兴未艾，《当代作家评论》和《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联合开设了“新东北·新南方”专栏，《文艺报》推出“从‘地域’出发笔谈”专栏，将话题向纵深拓展。师飞的《“地方”的发现——论作为方法的“新东北”》、谢有顺的《谈谈“新南方文学”的文化地理》等，都是有代表性的论文。
文艺理论界关于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探索以及“文学与地方性研究”的浪潮，构成了学术的对话与呼应。《学术月刊》2024年第6期推出“文学与地方性研究”专题讨论，刊发了葛永海、沈闻的《“自古文人多入蜀”：一种文学地理观念的生成》、韩琛的《风下之地：中西间的南洋》、苏永延的《东南亚华文文学语言特征辨析》以及孟宁、刘忠的《“地方的浮沉”与20世纪中国的语言运动——以茅盾的方言观及其流变为中心》。《理论月刊》2024年第2期推出“文学地理学”专题，刊发了陶礼天的《关于文学地理学的三种误解辨正及其传统与方法新论》、高人雄的《从文学地理视阈分析西夏乐府〈杨柳枝〉的艺术传承》、袁循的《“地理本体论”的提出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体系建构》。陶礼天文章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文学地理批评是在以先秦两汉《诗经》《楚辞》为代表的文学批评中逐步建构起来的重要传统，具有丰富的辩证的理论与批评内涵；二是要把大地理研究与文学微地理以及文学空间批评研究结合起来，丰富文学大地理与文学微地理的研究方法。
晚近国际人文学界的批判地理学理论致力于研究环境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塑造机制，从地理、历史、社会、文化、文学等不同方面探讨现代社会自然转型的基础问题，进一步发展出马克思主义文学地理学的当代论述，关注人类如何获得地理能动性，文学又如何进行表征等问题，这些都是可资借鉴并进行批判参考的理论资源。刘英指出，欧美文学研究敏锐捕捉了人文地理、环境研究等学科对“尺度”的重新思考，搭建起文学分析的新理论框架：通过探寻人类世的尺度研究范式，展开对世界文学的认知图绘和星球尺度的文学研究，揭示文学对多尺度、多中心和多种能动性的表征策略。这种尺度转换和重构的新近思考对中国文学研究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六、数字人文研究
数字人文研究和文化技术批判是近年学界关注的热点。人工智能和其他数字技术的崛起引发了普遍的担忧：科技发展如何重塑人文科学的社会责任？人工智能会对传统的文学问题和作为知识领域的文学与文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人工智能是否会改变并重塑人类本身的观念？在这一系列追问之下，大量学术研究涌入，诸如技术资本主义、技术封建主义等技术批判语汇不断更迭，形成理论界新话语生发的肥沃土壤。《文艺理论研究》2024年第5期推出“媒介诗学研究”专题共4篇论文，《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24年第1期推出“媒介美学研究”专题共6篇论文，集中呈现了数字媒介技术背景下对审美活动新形态的理论思考。王茜从物质性与环境感知差异的角度，对虚拟现实和真实世界进行了明确区分；聂春华强调赛博文本需要通过实质性的互动操作来生产和消费符号，是控制论意义上的互动文本。沈郑、郑锦琪结合短视频具体案例，探讨了如何在线上数字审美世界中加强跨文化互动并促成社群的数字审美世界认同，进而形成数字审美世界主义。
学界还进一步扩展了对当代中外文学文本中的数字叙事与后人类叙事、跨媒介科幻小说与新社会想象等的理论关注。李国成指出，对人工智能文学的认识和评价，不应局限于以情感、灵感和创造力为核心的人本主义现代文学观念，应考虑到后人类和后文学的背景。当下的人工智能文学在人类视角与机器视角、作者与读者、语言文本与非语言文本等方面的跨界探索，可能极大地拓展文学的概念空间与表现形式。黎杨全认为，随着交互活动不断内化进作品，故事外部超叙事的玩家（用户）介入故事之中，生成了故事文本在视角、人物、主题与审美体验方面的复合性，带来故事结构的深层变化，要求文学摆脱对立思维，走向2.5次元。唐小林、潘鹏程指出，电子游戏让文学书写成为改造数字媒介生态的具体方案，也成为再理解现实为何的清晰起点，是文学书写参与到时代对话的有效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人文科学和数据科学之间的交叉点始终是数字人文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算法是将数据转化为预测模型和可操作见解的基础设施，同时也有可能重新配置从中提取这些数据点的社会背景，因此算法是数字时代人文研究的合适议题。在数字化（算法）影响下，传播语法如何影响并重新配置文化文本和社会经验？围绕算法的社会力量及其伴随的危害，学界正在进行批判性讨论。深入推进数字人文研究，超越对算法的盲目崇拜或谴责，更好地理解算法运作所带来的改变，还需要人文研究与科学研究展开更进一步的跨学科合作。通过文艺创作、文艺理论与数字技术的结合，建立有意义的联系，进而提升文本和理论的活力。
七、环境人文研究
当前的环境人文研究从批判性的后人类视角质疑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例外论和人类世时代“人类”主体的中心地位，重新定义自然，反思人与非人、自然与人为的二分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人与环境关系的现代主义理解范式和各种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专门论述。一方面，将视域扩展到所有生命相关的星球生态，带来了从“地球”到“星球”的尺度拓展；另一方面，对“人类世”概念进行反思，认为“人类世”是一个抹去差异的通用叙事，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所有人类被看作同质性的铁板一块，“资本世”“种植园世”等概念在这个意义上被纳入，作为替代的概念框架。这些新思考开辟了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的新空间。
《文艺理论研究》2024年第6期推出“后人文主义研究”专题，刊发了王宁的《后人类时代的来临与后人文主义批评的崛起》、江玉琴的《后人类主义新维度：一种赛博格主体与主体性报告》等3篇论文。在介绍后人文主义理论与批评的基本情况之外，江玉琴的论文对后人类时代的“赛博格主体性”进行了理论阐述：赛博格主体性一方面基于对人类主体性的新发展，彰显人与非人、现实与虚拟的具身化融合新特性，以一种居间界面性呈现身体感官认知及其世界观念；另一方面则致力于系统性的文化—世界—物质性的新主体性建构。由此将生态与物质性维度介入人文主义讨论，在更深广的时空路径中认识赛博格蔓生身体的编码与解码，重新认识宇宙、世界与自然。
2024年，中国文艺理论界对国际学界从生态批评到环境批评的发展也予以关注，越来越多学者参与“能源人文”“气候小说”等议题的讨论。环境主义是文学批评的天然沃土，强调恢复个人的地方感，主张这种对连通性、环境、地点感或自然的诉求都需要被多重渲染，培养一种全球和历史方式的意识，“即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自然和文化场所与过程是如何相互联系和相互塑造的，以及人类的情感是如何影响和改变这种联系的”。这种理论和方法为解读许多现当代文学作品提供了建设性视角。陈文佳关注到“能源人文”对文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重塑，指出能源除为文学生产提供物质支持外，也从情节、结构、修辞、意识形态等层面塑造着文本的形式和内容；“能源人文”不仅是重新认识文学研究对象、重写文学史的新途径，而且从方法论层面为阅读和阐释提供了深刻的社会和生态批判视角。姜礼福的文章体现了中国学者理论对话和建构的积极主动性，通过对21世纪以来包含中国书写的西方气候小说的梳理，考察中国气候书写的表现形式与特征，探讨具体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提出“生态形象学”理念，认识到西方对气候话语权的操控呈现出丰富的形式，并对如何应对西方利用气候变化议题打压中国提供建议。
八、物质转向研究
物质转向或新唯物主义的研究是21世纪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作为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从形而上学转向语言和文化的反应而发展起来的一组理论方法，它强调所有形式的物质都是能动者，共同创造星球故事，形塑真实和感觉。新唯物主义与思辨实在论以及其他唯物主义的结合，使其成为当代理论中最具前途和政治性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之一。近几年，相关主题的研究在课题立项、期刊论文、学术专著出版与翻译上屡有收获，物质转向已经成为国内文艺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和前沿议题。
李艳丰提出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美学形式，具有深刻的“物性”内涵，文学艺术的“人性”和“物性”在审美实践中达成了美学唯物主义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要重视意识形态的物质结构内涵，重申并建构文艺审美意识形态的“物性”诗学之维。吴美群从科学性、西方现代性之思辨、中国性三个方面重新阐释了新唯物主义之新，探讨新唯物主义在物研究和人—物关系探索方面的创新性，以及由此引发的新的生命观思考。涂年根关注物质转向开拓的物叙事研究，物叙事将沉默之物在文本中的作用凸显出来，沉默之物具有重要的叙事功能，主要表现在：通过物感，激发人类想象；具有物性，参与叙事活动；形成“活力之物”，再现“事物间性”的动态实践过程。夏开丰用“原象”命名非物质装置的新物质性，表示物质和非物质之间的互动和再生，原象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期性和事件性使世界秩序和意义得以重组，提供了一系列新的可能。陈恬关注新唯物主义所启发的场景学的新思维及其在当代剧场场景设计中的应用：人类身体与场景材料构成一个临时的“能动的聚合体”，通过持续内部作用产生一系列体验性的、突发的事件；场景设计不是创造世界、事物、观念的表征，设计师的工作是创造一个由“活力之物”构成的能动聚合体的表演。批判理论的“物质转向”为审美形式的阅读和批评、阐释带来的洞见与盲见，还有待更进一步的讨论。美国理论家简·本内特在新唯物主义研究领域的代表作《活力物质：“物”的政治生态学》中文版本的出版，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我们相信，随着更多相关作品的译介，将有更多学者投身于物质转向研究中。
九、情感转向研究
近年来，“情感”已经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广泛使用并讨论的概念。对情感的持续探索，发展出了一种由“情感转向”所标志的批判能力，为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上的不平等和持续到现在的分裂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新近的一些理论文本以不同的方式接近数字化、情感和劳动的概念及其关系。例如，情感与定量数据相结合的思考产生了对数字技术如何经常模糊劳动剥削和榨取过程的批判性描述。情感资本主义、情感劳动、情感经济、酷儿情感、数字情感等术语逐渐为学界所熟识。本年度国内学界或进一步发展情感理论的见解和方法，或应用既定的方法来研究各种情感现象，使情感转向研究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
卢春红考察了18世纪西方思想境域中的情动理论，重点关注了康德解说“兴趣”概念的思路转化：通过剥离兴趣与其对象的关联，理智的兴趣得以彰显其在自由层面的积极意义，即在与诸对象的关联中推进诸能力的自由协调。由此，审美判断中的情动不仅凭借“精神情感”呈现出自身的感性本色，而且以“威力”的方式彰显了无形式背后的情动意涵。创伤事件的表述及其情感意义是情感研究的一个重点。《文艺理论研究》2024年第3期推出“创伤与记忆”专题，刊发了陶东风的《走向建构主义的文化创伤理论》、姜宇辉的《没有童话不是黑色的——童话与童话电影中的生成与创伤》等论文。其中姜宇辉关注童话文学和童话电影中的创伤经验与儿童建构，对德勒兹的“生成—儿童”框架进行反思，这也是当前国际上儿童研究和情感研究的前沿领域。
与国际学界的研究相比，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对情感问题的讨论重点关注中国具有差异性的历史经验与问题意识，诸如情感现代性的发生、现当代中国情感结构的演变、情理关系的转换、情感文化的转型、情感政治的建构、情感与性别的关系等陆续进入观照的视域。邓瑗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情感转向”逐渐完成了从置换历史叙事动力到以中国为中心重述历史的转变，并基于本土经验建构了一种柔性、灵动的情感主体，提出“情感转向”进一步深入的关键是重启“情本体”，实现从主体重构走向本体重构。此外，近年来关于情感的理论研究也多与技术批判、物质转向等相结合，例如基础设施诗学就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学术领域，也成为理论研究和文本解读的新资源。
十、关于人文学科价值的讨论
2024年以来，“文科何为”“文科没落”“文学何用”屡屡成为社交媒体的热门话题，在专业填报、就业选择、收入对比等不同方面，文科的价值不断遭受质疑和拷问。关于人文学科价值的讨论，也是本年度文艺理论界积极介入的议题。
朱国华在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2024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的致辞《文科何为？》中表示，尽管在以物质利益为基座的绩效主义社会，人文学科的变现速度显得缓慢，但这并不意味着文科无用。人文学科培养的批判性思维、审美能力、对经验多样性的认识以及人文主义的关怀在现实世界中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如莫言所说，文学需要生活，生活也需要文学。文学关乎一个人、一个民族的精神素质。落实到文学研究，王尧提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重要工作便是打捞作品、发现价值，在不确定性中寻找和建构确定性，“在‘不确定性’时代之中而又不被‘不确定性’裹挟，应当是文学的最佳处境，而‘创造历史、文化和文明’便是在寻找和建构‘确定性’”。对于人文学科有用性的争论，反映了社会上对文科介入性的要求，人文科学研究如何回应社会现实，积极介入并形成有效的对话，承担起相应的教育使命和社会责任，这实际上是每个时代的人文知识分子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历史上，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做出积极的调整，是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的成长脉络。这个时代概莫能外。作为新时代文学的参与者，我们每个人都在共同推动这一进程。
结 语
通过理论对历史和文化进行语境化，提供对当前时刻更丰富更清晰的理解和分析，是重申文艺理论学科价值的重要手段。基于此，在上述关注领域之外，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可以从四个方面进一步加强。
一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以及后人文主义的对话与阐发。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理阐释中吸纳借鉴学术界已有的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与后人文主义的对话成果，在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探索中深刻阐发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性内涵。二是情感转向、环境转向（包括物质转向）的理论资源与本土资源的对接。我们已经对情感转向和环境转向的理论进行了介绍和评述，接下来，还需进一步结合本土文学资源，构建一个概念性的理论工具，建立起对文学和文化的阅读新视角，发展出符合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话语。比如，探索中国当代文学重新定义人与物、人与自然关系的方式，与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进行对话，探索某一时期的文学如何反映其对物质概念结构不断变化的理解，以及人类如何在非人关系的网络中重新配置自己的位置，等等。三是文化技术主义（包括技术资本主义、技术封建主义）、“另类右翼”（包括特朗普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文艺理论阐释与批判。比如，面对当前“另类右翼”在全球崛起的新局势，需要分析其理论支撑，揭开权力、技术、资本与文化相勾连的面纱，批判其所炮制的反人文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黑暗启蒙神话。在这个时刻，重启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启蒙和法西斯主义批判的理论资源，也是反驳“另类右翼”和文化多元主义论述的有力工具。四是全球南方理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艺理论对接。当前在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南亚等地如火如荼展开的全球南方理论研究的术语、方法论以及跨文化洞察力，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艺学话语也是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如雷蒙德·威廉斯所言，文化是一种“整体生活方式”，在各个层面上调解经济逻辑和理解，“写作常常是一种新的接合表述，实际上也常常是一种新的构形，它超越了其自身的种种方式。但是，如果把它作为艺术另行分离出来，那就会切断它同实际的创造过程的联系而将它化为空想。这样，写作便被置于完全超脱于社会过程之上或完全受控于社会过程之下的地位上了——事实上，写作恰恰就是社会过程，它是社会性最为突出、最为持久也最为全面完整的形式之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改变历史的同时，也存在于历史中。在此意义上，从事文艺理论研究既要坚守对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以及对历史性条件、时代挑战和机遇的充分洞察，又要保持对人文学科特殊性和基础的尊重、对学科实践和传统的尊重。我们认为，通过积极主动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话语体系，通过面对当代问题的有针对性的反思和有效的自我转变，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可以将学科存在的危机转化为一种自我生成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