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大众化”和“新大众文艺”
随着新技术理论的推动，人工智能应用已经拓展到文学艺术领域，文艺创作的技术与艺术之“争”再次面对新临界。计算机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生产方式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也塑造着文学艺术的理念、形态和存在方式——“互联网使文艺生产、传播越来越网络化，文艺消费的大众化、人民性得到显著提升；人工智能正在使网络化向智能化跃升，将使文艺制作机制越来 越智能自动化，文艺生产的大众化、人民性将得到更大提升。”虽然人类悠远的文学艺术传承早也预演过诸般断崖式的、聚变式的文化革新，如何抢占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要素高地来创新文艺生长机制，建设社会主义大众文艺事业、繁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由此产生陕西文学新的经典性与先锋性，使其在这种历史大变革中书写新的可能性，是我们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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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大众化”是近代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后世界文学走向的总趋势。考察晚清至今社会现代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历史境遇，影响中国文学“大众化” 进程的因素复杂性与多样性并存。事实上，文学“大众化”在中国存在、延续和发展的最根本的现实动力是“现代性焦虑”——即“将现代性作为一种一以贯之的视角来考量中国现代文学中各个历史阶段的‘大众化’问题，就会发现，文学‘大众化’伴随着中国社会现代性诉求的整个历程，是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政治运动、文化思想在文学中的投射，它几乎配合着每个历史时期社会变革的中心任务”。尤其20世纪以降中国社会从启蒙现代性到革命现代性再到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导的市场现代性，文学“大众化”随之历经了民族化、阶级化到民众化的逐渐深化过程。
问题是自21世纪人类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复制和模仿不可避免地成了文艺 “大众化”的一个新趋势。正像AI做诗依托技术和数据库，系统学习碎片化原型后几秒钟完成再造输出，它彻底颠覆了传统文学或大众文学的创作模式。此前瓦尔特 ·本雅明曾说：“艺术作品在原则上总是可以复制的，然而，即使是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也会缺少一种成分——原真性。”文学艺术在它独一无二的时间性和空间性“诞生”,以其“灵韵”和“膜拜价值”保证它纯净与高贵的意义存在。而AI写诗打破了文艺作品的这种“原真性”,在满足大众能随时“创作” 或“体验”文学的时候，它以诗歌的传播价值代替其“膜拜价值”、使审美意义让位于消费意义。由此，人工智能不仅实现了文学“大众化”的“量变”,更实现了文学“大众化”的“质变”。虽然它的“量变”某种程度上是以“质变”为代价(关于AI诗歌的文学性、主体性等问题一直是学界争鸣的焦点)。故而人工智能时代文学“大众化”的重心就不再是文学的“大众化”(量),更包括大众的“文学化”(质),即“化大众”。如此才可能整体解决市场现代性和技术现代性中人的现代性，尤其文学本身的现代性问题。因为这不仅是时代发展的“焦虑”(危机),更关涉文学和人自身的“焦虑”(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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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于新一轮的技术与艺术之“争”中，如何保证文学本体性并保证人的尊严，成为文学“大众化”面对技术现代性的核心问题，来自历史经验的“化大众”需要社会各领域为文化的自治提供条件使文学发展充分的自律，更仰赖大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艺术鉴赏力的晋级，使“大众”能够从精神上真正享受文学。而“化大众”以大众作为社会的客体，“大众化”以大众作为社会的主体； 根本上“化大众”和“大众化”的矛盾在文学“大众化”中就不可避免：文学“化大众”必须经过“大众化”过程，文学“大众化”的过程又往往对“化大众” 之目的有所消解。不过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大众化”在客观量级上已经有所实现，从而我们更多关注其目的——“化大众”。
以诗歌为例，AI写诗其实是一种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数据重组—— 数据输出的过程——“其创作主要利用大数据对信息进行分析，对语言材料进行数学建模，套用固定算法对文字重新排列组合”,然后按照素材库中的特征规律包括使用频次进行输出。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向人文艺术进阶，为何首选诗歌领域?”有学者认为“诗歌本身即是由多种意象构成，并不要求过高的精确度，在某种程度上，诗歌允许语句混乱，允许错误的出现，其创作的着力点是营造意境和呼应感觉”而更适宜于AI 写作及其算法逻辑。事实上，人工智能不仅为诗歌提供了一种数字化生存界域，对于无数读者和作者，一个可以不断输出词汇、句段的机器如同一份永远奉送不完的灵感锦囊，它赋予“诗人”无限可能，也推动每一位读者转变为作者身份。而当每个人都开始“写诗”(比如借助AI), 大众的诗歌素养、艺术品位将成为决定中国诗歌事业的最终力量。那么为保证诗歌艺术的本体性和诗人主体性，人工智能时代每一个欲做诗的人都 应先成为诗人再去做诗(而不是反之),由此文学“化大众”的事业也就同时完 成了。可见，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大众文艺”,不仅指涉类型上的“新文艺”(如网络文学、AI 文艺),更包括文学主体之“新大众”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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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瀚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作为社会变革主动力的“大众”一直是建设国家图景的主体，19世纪末以来的文学“大众化”试图使“大众”成为文学之主体。人工智能时代文学的“大众”主体，不仅要求文学作品以“大众”为描写的对象主体，还要求“大众”能够作为接受主体，同时成为(理想的)创作主体。事实上由于各种包括“大众”自身条件的制约，文学史上即使“大众化”作品的创作者也一直以知识分子为主，并造成了——“对政治权力的认同和知识分子自觉的社会责任担当，促使知识分子作家必须要向‘大众’和集体价值全面认同，以个体自由为主的文学创作也要符合‘大众化’对群体价值的要求，知识分子主体被要求必须获得‘大众’意识。存在的问题是‘大众’主体和作家的个人主体难以达到完全弥合一体的状态，这样的历史宿命使得知识分子作家主体经历着摇摆在个人和集体认同之间的困境体验，作家个人的主体性受到损害。‘大众’在经济文化教育条件限制下，也难以成为文学的创作主体。”面对知识熵增我们提出的“新大众文艺”以“大众”为“大众文艺”之创作主体刚好解决作家主体之“难”。旨在建构一种以“新大众”为主体的新型生产、传播和评价体系，“新大众文艺”在强调文学本位的同时，通过AI文学的新态体验和流通机制全面促进人工智能时代的文艺大众化与媒介流布。
总之，基于AI 写作的文艺创作智能化、大众化倾向，昭示着现代文艺发展的先进性和未来性。但过往的困境表明“文学”和“大众”的关系问题若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文学“大众化”便只能是一种未完成的历史向往。故而我们建设“新大众文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大众化”和“化大众”中处理好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与“大众”的新型关系。依循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把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的重要作用描述为对“文艺形态” 的改变，对“新的文型”的催生以及由此带来的“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新大众文艺”理念除了以“大众”为主体的创作者革新，也力图以新的“文艺观念”“文艺形态”和“新的文型”开辟新的“文艺实践”,从而建立一种包含艺术现代性和技术现代性的“全民智能文学”生态并助力“人人皆可当作家”的时代艺术梦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之文化复兴孕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