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松浦》2024年第5期｜汗漫：烬余犹涵芬（节选）
在历史的浩渺烟云中，张元济是文化传承的巍峨灯塔。商务印书馆遭日军重创，涵芬楼化为灰烬，他却如坚毅的舵手，引领复兴之舟破浪前行。
张元济一生矢志典籍整理，汇聚贤才。《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等扛鼎之作问世，似熠熠星辰闪耀知识苍穹。乱世之际，勇立潮头，联合同仁组建文献保存同志会，护古籍于危难，守民族精神之根本。
他于风雨如晦中播撒文化火种，燃起传承烈焰；在文化荒芜中播撒希望种子，培育葱郁的学术森林。张元济的岁月长卷中，已满是文化坚守与奋进的墨痕……
汗漫，诗人，散文家。著有诗集、散文集《一卷星辰》《星空与绿洲》《在南方》《纸上还乡》《上海记》等。曾获“人民文学奖”“扬子江诗学奖”“雨花文学奖”“清明文学奖”“芙蓉文学双年榜”等奖项。
烬余犹涵芬
文/汗漫
1
自这一日起，张元济耳边与梦中，时常回响着日军飞机乌鸦群一般密集俯冲的轰鸣声，炮弹呼啸炸裂声，涵芬楼、东方图书馆、印刷厂区与编译馆大楼组成的商务印书馆墙体倒塌声，数百万册典籍和书稿的哔哔剥剥燃烧声……心脏疼痛，呼吸也急促、困难。他必须用手伸进长衫或被子下，揉搓胸口许久，才松出一口气来。
这一日，即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对于张元济任董事长的商务印书馆，对于上海乃至中国现代史，都是分水岭般的一天。
前一天，“一·二八”事变在深夜爆发，日军不宣而战，进攻驻扎在上海北郊的中国军队。这是上一年“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战而退后，中日间首度正面发生的军事冲突，史称“淞沪抗战”。蔡廷锴将军带领十九路军，拒绝蒋介石反复下达的“顾全大局，少安毋躁”的不抵抗令，以步枪、机枪一类劣势装备，与自吴淞口外登陆的日军、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敌机，一番番殊死拼杀，使日军“三天占领上海、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破灭了。其间，日军三次调换战地指挥官。长江上，黄浦江边，外国商船密集停泊，物流中断，欧美各国因战事而利益受损，故积极调停。至五月，达成停战协议。中国军队撤出主城区，退至安亭布防。此一战，使全国军民抗日激情高涨。许多怯懦者由此认识到：日军并非不可一世，中国绝非仅有苟且一途可走。此一战，似乎也在为一九三七年将发生的“淞沪会战”进行预演，蒋介石试图重演“淞沪抗战”这一剧本，让欧美介入调停而不必与日军对抗下去，继而集中力量对付中共，未如愿。五年后，上海进入孤岛期，南京城破人亡……
“一·二八”事变这一夜，枪炮声阵雨般喧响于窗外。张元济通宵难眠，在位于极司菲尔路四十号的家宅中，接商务印书馆同仁高梦旦、郑振铎的电话，又打电话给《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了解战况。他们都在担心位于苏州河以北的商务印书馆。此一时期，日军尚忌惮欧美各国反应，苏州河以南租界地区大致安全。曾有数千日军士兵潜伏于租界，欲借道，穿越，自西郊包抄中国军队。各国领事与日方代表村井松聚集于法租界内，讨论“借道”。村井松气焰嚣张，领事们态度怯懦。杜月笙见此情形，轻轻拍了拍桌子：“各位领事，今日若允许或默认日方借道，我杜某，无须国家出面，两小时内，把租界夷为平地。小事一件。各位先生，可抓紧收拾家当，一路平安……”领事们面面相觑，忙表态：“中日间冲突，与我们无关，绝无‘借道’之可能。”随即下令驱逐潜伏的日军士兵。
这一年，张元济六十五岁，退休六年，仍为商务印书馆工作。在静安寺旁租用一小楼，率几位青年学者组成“校史处”，编纂《百衲本二十四史》，已历时两年。所谓“百衲本”，就是像僧人缝缀百衲衣，从各种版本的《二十四史》中，逐字拣选最准确的表达，去错讹，溯原委，重组一个最接近本貌的《二十四史》版本，为古人存心续命。
一月二十九日，这分水岭般的一天来了。清晨，张元济通过收音机获悉：史量才、杜月笙等上海名流发起成立“上海市民自救协会”，为未受当局支持的中国军队募捐，为受伤士兵和市民建立战地医院、难民所，以备长期作战。张元济眼里有了泪水。餐桌上的面包，咬了两口，一杯牛奶未动。起身，要司机阿姚开车送他去商务印书馆查看。阿姚为难地看看张夫人。夫人说：“菊生啊，到苏州河边吧，看一眼就回来，别过河。”语气柔和而决绝，眼睛却看着阿姚。阿姚点头。“菊生”，是张元济的字，晚辈或同辈的人，常呼其“菊翁”“菊老”“菊公”。菊花生于岁寒，壮烈士子每每成就于历史的冷峻关键处。
轿车抵达苏州河，停下来。车窗外，站满看景致的外国人、记者。对岸，枪炮声作响，硝烟弥漫，像舞台上的道具和拟声器，充满不真实感。一辆辆卡车满载上海市民捐献的物资，呼啸着越桥而去，朝中国军队集结地奔驰，确证眼前的惨烈绝非虚幻。张元济在后排座位上嘀咕：“我们也过河去看看吧……”阿姚回头软语解释：“夫人的交代，我不能不听啊，先生也请听一听，不安全啊……”河对岸，商务印书馆的一座印刷厂，清晰可见。张元济看着它，像看着一个濒危的孩子。
这一座印刷厂，因临近租界、孤立于商务印书馆建筑群之外数公里处，成为即将到来的一场劫难的幸存者。多年后，它作为“商务印书馆纪念馆”迎接我。墙上，当年标语犹在：“为国难而奔赴，为文化而牺牲。”依靠这一幸存者的运转，半年后，被毁灭的商务印书馆恢复出版、印刷业务。所有新版书籍的版权页，都有“国难后某版某次印刷”字样——这是张元济的提议。因轰炸，所有出版物毁灭一空，新出版物无法与原版次相衔接。“如此表述，是纪念，也是新生……”高梦旦表示赞同。张元济不语，捧着刚装订好的新版《共和国教科书》，一页一页抚摸。他吸吸鼻子，像一只蜜蜂重回花香，这好闻的油墨气在印刷厂内荡漾。时任总经理王云五，脸铁青，对面前两位前辈说：“日本人叫嚣：炸毁一条街道，中国人三天就能恢复生计，炸毁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中国人永远不能回过神来。现在，我们已经回过神了，必浴火而重生……”张元济眼睛一亮，抬头盯着王云五，点点头。
此一刻，站在一月二十九日清晨的苏州河边，张云济还不能预见到未来一切，关于商务印书馆，关于自我、上海和中国。
八点一刻，张元济乘车回到家门前。夫人许氏、花工阿喜、佣人高妈等，都站在门口迎他。半小时后，苏州河方向传来更强烈的炮弹轰鸣声。张元济走到院子里，隐约看见日军飞机持续盘旋、俯冲。电话铃响了，传来消息：日军开始对商务印书馆进行轰炸。张元济一下子瘫倒在地，面色苍白，一阵阵冷汗湿透内衣。轰炸持续到下午四点，浓烟弥散整个城区。空气中满是铅字和油墨焚烧后的呛人气息。不同时代、各种质地的书页碎片，像前贤士子之断魂碎魄，乱纷纷扑向大街与弄堂，寻求慰藉和寄托。傍晚，上海《申报》“号外”和电台等媒体，发布新闻：由张元济、高梦旦等同仁构建的涵芬楼、东方图书馆，不复存在。由江南各著名藏书楼萃集而来的五十余万部孤本、经典，不复存在。夏瑞芳在一八九七年创建的商务印书馆，不复存在。
晚上，许氏亲手做了牛排、沙拉、罗宋汤。张元济爱吃西餐，在清廷任职期间养成这一习惯。光绪在颐和园里跳交谊舞、学英语、吃西餐，一批谋变求新的知识分子追随之。张元济认为，吃西餐，无须主客间频频夹菜传情，耗时短、效率高，干净、自在。他曾游历欧洲，以英语演讲，用英文写信，一身西装，蝴蝶结绚丽如蝴蝶——装点、渲染咽喉这一发声部位，有助于杜绝陈词滥调？回到中国大地上，他始终是一个穿长衫的人。一九四八年，去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与会者合影，只有他和胡适长衫在身。胡适穿皮鞋，体现出“中西合一”风致。张元济穿一双布鞋，完全彻底的旧书生打扮。“守旧者中的先锋，追新者中的后卫。”这是经历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知识者，共同为张元济勾勒的一幅肖像。胡适就此询问：“菊翁同意否？”他淡淡一笑：“无愧我心，不负文心，如此而已……”
这一晚的西餐，张元济一口没吃，躺床上。家人来床边坐一会儿、站一会儿，不言。他自责：“怨我……如果不将那些典籍汇合于涵芬楼，让它们散布四处，也不至于被今天的轰炸连锅端。日本人，狠，要灭我文化的种……”枕边，放着从花园里捡来的一个碎片，可见残余的三个字：“……仰不愧……”通过纸质和字迹，他知道，这碎片，来自宋版《孟子》中关于“君子三乐”的一句话：“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幸亏，张元济历时多年编纂、修正、出版的《四部丛刊》，藏于中国各地，使经、史、子、集的精华得以流传，否则，这一番轰炸的后果更严重。
四岁的孙女张小龙，摇摇晃晃地把餐盘端床边：“爷爷吃一口吧，为小龙吃一口吧……”张元济眼眶里忍了一天的泪水，一下子涌出来。他朝墙壁方向扭过头，不看孙女，伸出一只手拍拍她的肩：“去吧，小龙，爷爷没事，没事……” 侄孙女、上海圣玛利亚女中学生张祥保，扶着小龙手中的餐盘，站一旁，也泪流满面。
次日，在商务印书馆残垣断壁间，张元济与同仁磕磕绊绊行走，勘察着，商议着。他代表董事会，当即决定：第一，成立“商务印书馆复兴委员会”，张元济任主任，委员由高梦旦、胡适、王云五等人组成；第二，对商务印书馆两千余名职工、五百余名编译人员进行精简，或分流至商务印书馆外地机构，或解聘，予以补偿，确保无生计之大虞；第三，清理、拍照、存续资料，以备向日方提出抗议和索赔；第四，在租界内另辟新址，重建商务印书馆总部，尽快恢复书籍出版业务。于是，有了那“国难后某版某次印刷”字样，与我、与后世国人对视，触目惊心。
此一刻，废墟间，满是典籍册页燃烧后的余烬。铅字融化凝结成铁黑色溪流。几个人的皮鞋、布鞋上，蘸满余烬。走到马路上，一步一个铁黑脚印，像正在为苦难中国书写一首绝句、一纸绝命书。
2
涵芬楼，一九〇四年年初问世，楼名意为“涵蕴文化之芬芳”，由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定名。同事曾提议，借用张元济祖先在故乡海盐所建著名藏书楼“涉园”之名，遭其否定：“一座公共性质的藏书楼，属于同仁和社会，岂能借机抒发菊生一己之情怀。”
此前，一九〇一年，张元济应夏瑞芳邀请，辞去南洋公学亦即后来的上海交通大学代理校长一职，投资商务印书馆，成为股东。友人不解：为何去一小印刷厂就职，终止教育生涯？他答：“以出版启蒙、教化更多国人，而非仅仅着眼于少数精英，中国方有希望。”后来，他召集南洋公学同仁高梦旦亦即高凤谦，也加盟商务印书馆，继任编译所所长。我曾进入上海图书馆，查阅商务印书馆在晚清时期印行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民国建立后印行的《共和国教科书》，从初等小学，到初级中学、高级中学，各学科、各年级门类齐全，版式庄重大气。封面右侧，竖排两列字：“福建长乐高凤谦、浙江海盐张元济校订。”以两位学人的非凡声望为广告、为承诺，从构建现代中国教科书体系入手，相继出版《辞源》等工具书，整理国故，固本培元。至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轰炸前，张元济先后选聘留学归来的青年才俊二百余人，加快欧美文学、科技、文化等出版物的翻译、传播，“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且以《小说月报》推出的，高扬“为人生”旗帜的作家作品，深刻影响中国新文学亦即中国现代性新面目。商务印书馆原本印刷商务账册的小作坊格局，在嬗变中剧变，成为中国文化的守望者与创新者，端赖于张元济这一灵魂人物。
再此前，一八九八年，北京，张元济因参与戊戌变法失败，幸免一死，遭清廷“革职永不叙用”之处罚。自此，“以文化人移风俗”，成为张元济的终生选择。经李鸿章指点，他南下上海，先后得到盛宣怀签名的两张聘书：南洋公学编译院院长，代理校长。任职期间，南洋公学添设“特班”，聘蔡元培、赵从藩等知名人士为教习，黄炎培、邵力子、李叔同、谢无量等人为该班学生。每天，张元济与学生共进午餐和晚餐，以监督餐饮质量。在其推动下，南洋公学迅速对接欧美高校教科书体系。自一九〇〇年始，张元济屡屡写信给远在天津的严复，催促其加快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翻译进程：“此书对国人认识财富之本质极有益，吾国甲午一战败于东瀛，根由之一，即在于国力薄弱。”严复亦及时回信通报翻译进程，对张元济开出的高额版税，表示满意——中国版税制度，也是从这一部书，经张元济之手，开始建立。一九〇二年，此书以《原富》译名，由南洋公学编译院出版，“看不见的手”“分工”“价值”等现代经济学概念，随即进入中国知识界。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观，张元济也在商务印书馆内反复阐释、倡扬：“要体贴原本而可信不虚，要畅达而不凝滞，要雅正而成就汉语之美。”
再向前追溯，一八九二年，二十五岁的海盐青年张元济，与蔡元培同年考中进士，入紫禁城，行走于翰林院。对中国以外的广大世界，抱持殷殷关切之态度。与陈昭常、张荫棠、夏偕复等八人，结“健社”，后为避“结党营私”之祸，改称“通艺学堂”，招生数十人，教习英语、数学，成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通艺学堂，建有面向社会的图书阅览室，似正为多年后东方图书馆的构建，埋下伏笔。光绪曾开列一张西学书单索书。宫廷内外急忙搜罗，送上来的每部书，扉页上都有“张元济”购书时的签名和阅读圈点痕迹。一个海盐人，进入光绪视野，与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形成维新阵营。
那一日，张元济等人被光绪召见。入西苑，天色未亮，坐在客房长椅上，几个人睡意犹存。竟有鸡鸣隐隐约约传来，张元济笑了，其他人也笑了，精神一振。康有为第一个进入正堂，与光绪谈叙良久。其他人随后陆续进入、出门、窃窃私语而去。待张元济被传唤，天地大亮，光绪独自坐在正堂龙椅上，身形瘦削，脸苍白。此前，张元济曾上书变法建议，诸如：兴办教育，消除满汉族群隔离制度，兴发国力，等等。此一刻，光绪只问通艺学堂情况，张元济一一作答。临别，光绪咳嗽一声，问：“海盐有大潮？”张元济一愣，答：“有，壮观无比，陛下春秋时节可拨冗南下，观澜后必有卓见。”光绪戴着锦绣小帽的头颅动了一下，不知是点了点，还是摇了摇。之后，就是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遇难。
晚年某一日，张元济与友人提起谭嗣同，举右手，在头颅边做出利刃一闪的动作，哽咽良久。
入商务印书馆后，张元济持续搜集谭嗣同等人遗著，在一九一八年，编辑、出版《戊戌六君子遗集》。序言中，张元济这样写道：
六君子者，实世之先觉；而其成仁就义，又天下后世所深哀者……默念当日，余追随数子辇下，几席谈论，旨归一揆，其起而惴惴谋国，盖恫于中外古今之故，有不计一己之利害者，而不测之祸，果发于旋踵。余幸不死，放逐江海，又二十年，始为诸君子求遗稿而刊之。生死离合，虽复刳肝沥纸，感喟有不能隐喻者矣！
感喟有不能隐喻者矣，唯有以行动，明心志、祭前贤，赋旧邦以新命运。故，张元济只能成为张元济，张元济必然成为张元济，如霜天雁阵下一地野菊，涵芬蕴芳随风扬。
张元济遍访各著名藏书楼，如陆氏皕宋楼、瞿氏铁琴铜剑楼、杨氏海源阁、丁氏八千卷楼等，购买各种旧本、校刻本、注释本。耿耿于怀的一件事：他正在筹措一笔购书巨款期间，陆氏违约，将皕宋楼典籍售于日本静嘉堂。张元济渡海东赴，用一个半月时间，沉浸在静嘉堂及京都等地图书馆，面对流散于异乡的中国典籍，如遇先人，心疼魂恸。日日埋首其中，选择、抄录、拍摄，带回四十六种罕见古籍的摄影胶片，使《四部丛刊》的编纂得以完善。后人由这部丛刊，可目睹宋元明时期善本风貌，却未必能看见张元济青灯黄卷间的稀疏白发。我通过一张照片，眺望他，那白发像一朵白菊，额头阔大而明亮，如一块高傲岩石。
张宅门口，长期挂一牌子：“收买旧书。”下班，张元济就整理送上门来的旧书，顾不上吃饭和休息，惊喜与沮丧并存。他尤其注重地方志的收集：地方志里有民间野逸气息，可补充高雅典籍所无视之盲区。经一番费心经营，涵芬楼如少年，日益壮大、丰沛。夜晚，那座小楼与编译所巨大办公楼，一概灯火辉煌，成为苏州河以北光辉的中心。一九二六年，以涵芬楼为核心，扩建成立“东方图书馆”，由四面建筑物围合而成的这一宏阔院落，与北平图书馆齐名并立。所藏古籍版本众多，力压江南众多藏书楼，并大量采购欧美政治、经济、科技、文学、文化、社会等领域最新书刊，利于编译者查阅资料，且向社会开放。商务印书馆由此形成集翻译、编辑出版、印刷、文具制造、印刷机械制造、电影拍摄、典籍收藏整理、图书借阅、大众培训、幼儿教育、慈善事业等功能为一体的出版集团，声震亚洲。故遭日寇觊觎，引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的轰炸、摧毁，旧恨未消添新仇。
夏瑞芳亦即夏粹芳，未看到涵芬楼、东方图书馆的成长和毁灭。一九一四年一月十日，傍晚，夏瑞芳在租界棋盘街遭枪杀，年仅四十三岁。从青浦乡村牧童，到上海一家西人印刷厂的排字工，至创立商务印书馆并成为出版巨头，一个壮年人，壮烈如正午烈日，倒地不起，省略黄昏般的晚年，直接陷入漫漫长夜。歹徒逃之夭夭。这一天，《申报》恰好发布新闻：商务印书馆完全成为中资企业，日方小股东退出。歹徒是谁？无定论，难免令人猜度。这一“退出与收购”之举，夏瑞芳与张元济谋划、行动一年，其目的，就是以纯粹的民族立场，应对中日关系恶化之局面，避免受制于人、授人以柄。日方小股东，看好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出版巨擘之盈利前景，拒绝退出。夏瑞芳数次赴日本谈判，用异乎寻常的超高股价，收购其全部股份。
那一天，张元济闻噩耗急奔医院，守灵，握着小自己四岁的这一同道之手，紧紧不放。当夏瑞芳灵柩放入万国公墓内新掘的墓穴，石质墓顶缓缓覆盖其上，数日未发一言的张元济，低喊一声：“粹芳兄，有我在，君可放心上路……”这低喊，令在场者无不动容。
自张元济、高梦旦等人相继加盟后，商务印书馆隐隐有了“老派”（鲍贤恩、鲍贤昌、徐桂生等企业原创股东）与“新派”（张元济、高梦旦、王云五、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等后来者）之分野。两派有共识，更充满冲突与歧异。前者保守，注重短期利润，偏袒嫡系人员。后者新锐、开放、着眼未来。夏瑞芳作为最大股东和控制人，超脱于老派旧友之羁绊，坚定站在新派一边。当初，因联系出版业务去南洋公学，结识张元济，夏瑞芳即认定：眼前这一个学者、教育家，正是商务印书馆需要的堂堂君子，可信赖，可托付。故诚意相邀，终成为同仁、至交。从耗巨资建设涵芬楼，到高薪引进海外才俊，到确定教材编写方针，再到费时多年编订《辞源》等工具书、出版《续古逸丛书》等六百余种近两万卷古籍，夏瑞芳对张元济的眼光，始终信而不疑，有口头禅：“且听菊翁安排。”令旧派人士沮丧、郁闷。张元济一系列充满风险的举动，为商务印书馆带来巨大声誉和高额利润，旧派人士也渐渐无话可说。
粹芳与菊生，两个人的字，意义贯通，与涵芬楼之意象融会不二。
张元济对涵芬楼的命名，也有向夏瑞芳致敬之意。万物芬芳，历四时风霜而生生不息，这一自然铁律，岂能被一场轰炸所毁灭？
……
本文为节选，完整版请阅读《万松浦》202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