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游
一
我们坐在大厅聊天，普通话、潮汕话交替，偶尔夹些粤语，绕着圆桌一轮轮转。吊顶垂挂下无数彩色琉璃，仿若一尾尾锦鲤海底巡游，灯光一打，青黄红蓝，流光四溢。从敞阔的落地窗望出去，靛蓝暮色拢近来，玻璃上即刻显影出一只八角亭的造型——那是汕头老城的标志性建筑，食客足不出户就能倚亭而坐，也算一种雅趣。
饭点已至，周边餐桌陆陆续续坐满了，说话声、谈笑声像从音箱传出，轻轻拍打耳膜。
服务生端来头道菜，坐我左首的椰子旋动玻璃转盘至杨爸跟前，右掌前伸，做了个“请”的动作，一口“潮普”招呼道，剪彩，剪彩。杨爸颔首微笑，用不锈钢勺舀起一勺，另一只手托起白瓷碗，先给身旁的杨妈盛了半碗。
这叫芋头芡实煲，椰子用他口音独特的潮普介绍说，潮汕菜一头一尾要“食甜”，讲究个“甜头甜尾”。
杨妈捧住小碗，细嚼慢品间，捏住汤勺的右手尾指微微翘起。她七十开外的年纪，穿一件鹅黄色的亚麻唐装，领口竖排盘扣，衣身绣有粉色蝴蝶与花瓣；刘海往后梳，弓起又高又亮的发髻，纹了两道细长的眉，高颧骨，深眼窝，典型的东南亚华人长相。听到“甜头甜尾”的说法，她心领神会，点了点头。一颦一笑，仿佛从民国电影中走出来的富家太太。
下午两个钟头的讲座过后，我饿得低血糖，苦于没有随身带糖果，忍不住干呕，肠胃像被剪刀铰过，阵阵发痛。芋头芡实煲转到我面前如同救命稻草。一勺落肚，我才缓了过来。芋头的甜在舌尖留驻，鲜百合炖得粉糯，白果略带苦，裹了椰汁的甜在唇齿间滑动。
其他人轮流品尝，纷纷称赞“好食”。
挨着杨妈坐的阿钰问，阿姨，您会讲潮州话吗？
阿钰是陈铭新婚太太，在文旅局工作，落了班专门赶来赴宴。她戴一副厚厚的眼镜，说话时马尾辫在后脑勺摆荡。
杨妈放下勺子，轻声答，我其实是在怡保——马来西亚怡保出生的。
杨凯插话，就是那个很能打的杨紫琼老乡啦，语气透着戏谑，仿佛“杨紫琼”是他们之间一个心照不宣的暗号。
杨妈嗔怪地看了儿子一眼，是啦是啦，怡保不但有杨紫琼，还有著名的河粉。
杨妈的话让我想起翻过的一本介绍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书。怡保旧称锡都，是霹雳州首府，有声名远播的“旧街场白咖啡”——十几年前我在广州读研究生，学校西门出来有家餐厅，招牌就叫这个。
杨妈自我介绍，我祖上是梅州的，讲客家话，先生才是正宗潮州人。随即又换粤语，但系我识讲少少广东话。
这番无缝切换把众人逗乐了。
柏齐接话，在英国读书时，有个四川同学问我，广东人是不是都讲广东话？
说到这里，柏齐顿了一下，这个问题取决于怎么定义广东话，如果特指粤语，答案就是“否”，如果指广府话、客家话和潮汕话，答案就是“yes”。
柏齐说得像个绕口令，杨爸也加入话题中，马来西亚有客家话、潮汕话、福佬话，也有讲广东话的，我哋识讲少少啦。
杨爸声音浑厚，略带沙哑，他突然开口，把众人注意力吸引过去，最后那句粤语透出一股浓浓的潮州口音，略显滑稽，席上气氛更添喜乐了。
我留意到，讲“马来西亚”时，杨爸杨妈都把“亚”发作“哑”的音。
我问坐在右手边的杨凯，杨导，你会讲潮州话吗？
他意味深长看我一眼，拇指食指尖捏在一起，讲一点点。
见我有困惑，他正色道，不过最好不要跟我讲潮州话哈。
杨凯的坦诚让我吃了一惊。我猜想在他迄今为止的人生中，应该遇到过无数次类似的疑问，说不定早已免疫，所以干脆以直截了当的拒绝来代替解释和澄清。
这时候，椰子凑过来朝我耳语，透露秘密似的，老先生好有来头，之前是东南亚一家唱片公司的老总。我仔细端详杨爸——鬓角灰白，穿了件圆领的红色休闲唐装，上面缀满鹅黄色花纹；手机插在左胸的衣兜里，说话时，右手手肘支在桌面，半眯着眼，似笑非笑。我将信将疑，无法将眼前这位长相普通的老先生和“唱片公司老总”的身份联系起来。赴宴前，陈铭只提起过杨凯，没说他会带家人来赴宴。杨爸杨妈的出席，为这场聚会添了些家宴的味道。
实际上，聚会全因杨凯而起。他是马来西亚导演，拿过一个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陈铭说，请杨导来一趟不容易哦，我还帮你准备了书，到时送他。我感激地看了陈铭一眼，佩服他待人接物的周到和细心。他说的书，是我写的一部研究华南作家的专著。眼下，杨凯正在筹拍一部马来西亚华文小说改编的电影，这次来潮汕，就是想四处走走看看，找一找拍电影的灵感。
杨凯体型微胖，像头棕熊，一件灰黑色圆领T恤衫（上面印了东京电影节的logo）套在身上，衬得整个体型更壮硕了；头发自来卷，后脑勺扎了根小辫子，说话时两枚上门牙露出来，我的目光总被他笑眯眯的双眼和厚厚的嘴唇吸引。要不是陈铭事先透露，我会以为杨凯是哪个片场的工作人员，或者临时串场的“茄哩菲”。
我的目光在清瘦的杨爸和胖硕的杨凯之间来回巡视，试图在他们父子身上搜寻一些相似点。整场饭局下来，令我好奇的不是同龄人杨凯，而是坐我正对过的杨爸。他一副不显山不露水的神情，让你想一探究竟，又觉得相距甚远。陈铭说杨凯是移民三代，意思是，他们家族最早南下是祖父那一辈。那么，杨爸在哪里出生的？潮汕？马来？我觉得他千里迢遥来到潮汕，一定装了一箩筐的故事。这正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
好奇心一旦被勾起，就如无数条虫往我身上钻。我拿起手机，在浏览器搜索框里键入“马来西亚”“唱片公司”“董事长”“总裁”之类的关键词。页面上蹦出几条链接，我点进去其中一条，随即看到杨爸出席某个音乐节的照片。早年的网络照片像素有点模糊，但仍能清楚看到，杨爸满头黑发，面带微笑，对着镜头竖起了右手大拇指，样貌比现在年轻了二十来岁，一身黑衣黑裤的休闲装，像是闯进活动现场的一位衣着朴素的街坊。有趣的是，与他合照的歌手明星个个表情恭敬、谦卑，看起来犹如配角。照片右下角，“大马××”的水印赫然出现。我猜测，这应该是杨爸在事业如日中天时候拍下的照片，报道称杨爸为“新马地区流行音乐教父”，是发掘了几代新马华人歌手的伯乐。我在心底惊叹，一些熟悉的旋律在我耳畔萦绕。大学时我的手机铃声，就出自一位马来西亚女歌手的代表作。我把视线从手机屏幕上移开，再次落到杨爸的身上。由于隔了好几个座位，我可以假装不经意打量他而不至于被察觉。
二
和杨凯一家人见面，本来不在我的计划中。
一个月前，久未联系的柏齐在微信上找我，邀我回潮汕老家做一场讲座。“我期待很久了，望兄拨冗”。柏齐很少这样字斟句酌，我犹豫片刻，把原本打算婉拒的一行字撤回了。
上一次和柏齐见面，是五年前了。当时他策划的影展在深圳华侨城开幕，邀我参加其中的工作坊。影展和潮汕有关，取名“潮水流波”，好听易记，引人遐想。现场来了不少观众，多是在珠三角生活和工作的潮汕人。逛展时，总能听到熟悉的乡音，像调皮的孩子从角落冒出头。仔细辨认，还能分清哪个口音是揭阳的，哪个是潮州、汕头或者澄海的。
那是柏齐毕业后正式策划的第一个影展，他的初衷很简单——为潮汕电影正名。硕士阶段，他学文化人类学，擅长在文献里搜寻资料，论文和十九世纪东南亚潮汕移民有关。如今，他的工作更像一个考古学家，从古早的影像世界里分条缕析，层层考掘，然后拎出实物，将它们呈于众人面前。
在华侨城树影斑驳的街道穿行时，柏齐说，呾来呾去，大家只知潮剧和潮汕美食、民俗，唔知潮汕在中国影史上也有一席之地。
通过他的讲解，我才知道，原来在“生齿日众，地狭人稠”的潮汕，电影这么重要。最早的一部潮汕电影是潮阳人郑正秋1913年拍的《难夫难妻》，片子用了不少潮汕文明戏演员，又加入潮州传统音乐，为20世纪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短片。
夏天，柏齐专程去新加坡和伦敦拷贝电影底片，又从旧货市场淘了几台九十年代的影碟机。摆在观众面前的，就是团队奔忙的成果。玻璃展台陈列了几十份录影带和碟片，分门别类，齐齐整整。目光扫到《无敌鸳鸯腿》时，我差些惊呼起来。记忆倏忽跳回二十多年前，电视在播这部电影，我们一群孥囝鬼看得痴醉，学主人公的招式，练习飞踢，街头巷尾蹿来蹿去、追逐，“睇我无敌鸳鸯腿”的喊叫不时回荡。在我们那里，这部《无敌鸳鸯腿》在潮汕的风靡程度，一点不亚于李连杰演的《少林寺》，鸳鸯腿是比鹰爪功和铁布衫还厉害的武林绝学。
柏齐在影碟机上播放片子，不少观众闻声而来。
他介绍道，电影是根据潮州民间传说《鸳鸯铁履桃》改编的，八〇年代末在澄海冠岭神山古庙开拍，附近不少村民跑来围观，后来剧组还在潮州开元寺、樟林西塘、中山路，陈慈黉故居和莲华“五枞榕”等地取景。
观众中有人频频点头。
工作坊安排在下午，谈南方的影像和文学。嘉宾不多，不过讨论得挺热烈。这份热烈出乎我意料。会场出来后，我被知识和话语的暴雨浇头冲刷了一遍，看眼前的事物，似乎更清晰了。
晚上，我们在放映厅看了一部叫《四不像》的短片。导演是马来西亚的伍思明，比我小两岁。片子讲的是马来西亚一对年轻夫妻跨境到新加坡打工的故事。简陋的组屋，郁郁葱葱的热带植物，扬起灰尘的土路，破旧昏暗的大巴车厢。所谓的“四不像”就是马来貘，因耳朵像马，身躯像猪，鼻子似象，皮毛像熊猫而得名。电影里，一只四不像游进了新加坡的水域，像那些起早贪黑前往一桥之隔的邻国务工的马来人。看的过程，我想起老家，一些思绪如同蛛网，垂挂着，飘荡着，勾起我的怀旧之情。从放映厅出来后，那头被通勤巴士撞倒的马来貘一直在我眼前晃，长长的鼻子弯垂着，眼底噙满泪水。
放映结束，一行人在入夜后的酒吧街穿行，边走边聊。
十二月末的深圳已经入冬，冷风吹得我浑身起鸡皮。几个手持电子烟的女孩子在闲谈，酒店大厅的灯光斜斜透出来，照亮了黯淡的街面。我们在便利店买了啤酒，围坐在店门口的简易食桌旁聊天。柏齐的太太挺着大肚子。她开了瓶气泡水，咕噜咕噜喝起来，丝毫不在意旁人的眼光。陈铭刚从日本留学回来，开口闭口不忘飙几句日语，口头禅是“どうぞ”（请）。一晚上，我耳边来来回回都是“多咗、多咗”的发音。
伍思明也在，他是华人移民三代，会讲一些不太标准的潮州话。这次来中国，准备回一趟老家省亲——他的堂叔一家至今仍生活在潮州城内。
我说，《四不像》有点安妮·普鲁的感觉，《半剥皮的阉牛》。
伍思明一脸好奇，安妮·普鲁？
我说，李安拍的《断背山》你肯定看过，原著小说她写的。
伍思明有点激动，原来是她，台湾那边译成安妮·普露，露水的露，我读过的。
我问他，下一部准备拍什么？
还没想好，不过我一直关注流动的话题，周边的人都在流动，包括我在内，下部片子，或许和这个有关吧。
他的话让我想起《半剥皮的阉牛》里的八旬老人梅罗，有些执拗，被过往的记忆困扰，一度渴望逃离，后来又顶着风雪漫漫，独自驱车返乡。
隔天，我赶早班飞机返回北京。去机场路上，正好刷到伍思铭发布在社交媒体的动态。一张路灯下的人影，镜头晃动，留下一道模糊的光带。配的文字是“Liquid”。我疑惑，这个英文单词到底是译成“液体”，还是“流动”？
那时谁也没有料到，有一天，世界会从里到外被翻个遍，继而加速坠入另一重时空。影展尚未结束，疫情来了。不多久，展览不给办，柏齐所在的策展部变得可有可无，公司预算大幅度缩水——不出意外，他被裁员了。
柏齐闲不住，决定申请去英国读艺术学博士。
那天他在医院陪老婆待产，儿子的出生和录取通知几乎同时抵达。柏齐说得风轻云淡，但我知道，五年里许多东西已经彻底改头换面了。
我跟朱彤提起讲座的事，汇报任务那样讲了行程安排：搭早班高铁，剔除中间吃饭、休息、讲座和应酬，当天来回绰绰有余。家里无人帮手，只有我们夫妻二人带孥囝。我离家意味着朱彤要单打独斗，甚至连上厕所都要搂着女儿，简直寸步难行。
朱彤摸摸女儿的脸，怪声怪气道，宝贝女儿，爸爸又要出差咯。
女儿嗲嗲学舌，出差咯。
我站在一旁，哭笑不得。
得知我要当日来回，微信上回复，理解理解，本来还想留你多住一晚的。
高铁抵达汕头南站，是陈铭来接的我——柏齐有事走不开。
柏齐呾你讲座结束就返广州，那么急的吗？后半句，陈铭用的是普通话，语气夸张，好像这是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
我无奈地笑笑，我走仔（女儿）过黏我，返去还有别的活动，得做功课。
陈铭皱皱眉，我们今夜请了一个马来西亚导演食饭，你要是能参加就好了。
原来柏齐说想留我多住一晚，是这个意思。
陈铭语速极快地过了一遍杨凯的基本情况。听到他正在改编我熟知的某位马华作家的小说时，我眼前一亮，让陈铭稍等，找了个僻静处给朱彤拨去电话。
听到计划有变，朱彤语气明显不悦，留下一句“自己把握时间，别错过高铁”就挂断了。
我喜欢和朋友们待在一起，都对我而言，这是从繁重的家庭琐事里的短暂逃避。每次聚会，聊起来没完没了，本该早点回家，最后总拖得很迟。有时女儿等不到我，闹情绪，电话里哇哇大哭，像鼓槌，一声一声锤击着我。
我自我安慰，不过推迟两三个钟头返程罢了，不算食言。
陈铭带我参观场地。独立隔间被用来巨型工作坊，我的讲座安排在一个小型会议厅，能坐几十名观众。有块投影幕布用来播放PPT，幕布正下方的地板上，摆着两只他们在隆都找工匠制作的油纸灯笼，上面用朱红油漆手写了六个大大的英文字母“Teo Kwan”。我仔细琢磨，才发现是潮汕话“潮观”对应的英文。工匠师傅肯定费了不少心思，毕竟在油纸灯笼的曲面上写书法需要极高技巧，更何况写的是陌生字母。
陈铭是柏齐高中校友，两人一起做影展七八年了。第一届参加者寥寥，属于小众活动，几年过去，俨然成了当地一年一度的盛事。俩人为此耗费了大半个青春，初衷就一个——给这个省尾国角的家乡吹入一丝世界的风。
五年前，柏齐辗转找到我，我说我搞的是文学研究，对电影行业不了解。
柏齐说，我们的训练营需要学术加持，让学员涨涨知识，知道好作品就在家门口，不必舍近求远。我心里一动，就答应了。
时隔五年和柏齐重新接上头，我产生了一个错觉，仿佛中间几年时光被粗暴地剪辑，镜头倒错、纷乱，不成体系，一眨眼画面就切到了当下。
三
每上一道菜，服务生都会报菜名，金不换焗小龙虾、鲜花椒蒸鼠斑鱼、卤水鹅肝……席间，椰子讲起他的马来之旅，说这次在槟城潮州会馆认识的一位理事，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大框榴莲，招呼我吃，我们就自己拿把开榴莲的小刀，搬张小矮凳，坐在那里边开边吃，真是刺激！一位老华侨洋洋得意说，马来西亚有猫山王、黑刺、小金凤，内地呾个金枕榴莲，在我们这里不过是番薯仔，随便食啦。
椰子模仿那位老华侨的语气，笑得眉角绽出了鱼尾纹。
椰子是我的大学师兄，热心潮汕老家的文化保育工作。他的家族里有不少华侨，在新马泰开枝散叶。自从马来西亚免签后，他一个月内跑了两趟，这次去槟城，一来是为找寻宗族先辈在马来西亚的足迹（他祖父的叔叔是当地一家华文中学董事长），二来受潮州会馆邀请，要为槟城组建第一支英歌舞队。椰子说，这两年潮汕英歌舞“出圈”火到海外，槟城遍地是潮汕人，没有一支英歌舞队，实在说不过去。
椰子感慨道，老话说“海外一个潮汕”，去趟马来西亚就明明白白了。
杨爸说，欢迎你们都来看看。
这里的“你们”，自然包括我这样从未去过马来西亚的人。
大家闲聊时，杨凯沉浸在美食中，偶尔抬头看看，听听我们聊了些什么，一直礼貌性地保持微笑。陈铭把事先准备好的一袋书递给我，由我转交给杨凯。我索性当起传话人，给杨凯介绍袋子里装的书目。
杨凯说，你们这边的作家在写什么？
我三言两语做了介绍，顺势将话题过渡到了我关心的马华小说和中国的关系上。我凭着曾经读过的一些马华作品的印象侃侃而谈，结论是，二者的关系有点像“隔代遗传”，说到底还是一脉相承。
杨凯眼神里闪过一丝怀疑，从他的反应能看出来，他对我的判断并不赞同。
我拍电影的，不懂你做研究的那套，有句话叫“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的感觉是这样。
我一时间不知如何应答。我猜想，可能是我下的这个结论冒犯了他。毕竟我关于马来西亚的零碎知识，多半是从书本上获得，而读书人最爱犯的毛病，就是把想当然的认知套在经验和事实之上。
陈铭这时候开口，无意间替我解了围。
杨导，我看你脸书，你们是在香港转机，怎么不直飞潮汕？
杨凯答，我爸爸在香港有事嘛，就随他老人家咯。
陈铭脱口而出，“soga”（原来如此），那这次来潮汕感觉怎么样？
杨凯放下筷子，双掌交叠撑住下巴，然后用一种稀松平常的口吻说，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就是这边比吉隆坡还要热，我今天冲三次凉了。
说完，他笑眯眯地望向杨爸，声音略高，你这个问题要问我爸爸，他这次专门回来的，最多感觉啦！
杨凯的语气带点戏谑，他抛出来的话如同一颗石子砸落到杨爸头上。
我们把目光转向杨爸，期待他说说对潮汕的“感觉”。
杨爸估计没料到，自己会突然间被推到话题中心。他的表情起了些细微变化，一对灰白眉毛下撇，显得局促，像是掩藏的秘密被人揭穿。
他端起茶杯喝一口，放下茶杯，缓缓说，我来潮州，是送我老父亲回家。
这话一出，席上登时陷入了沉默。
我和椰子互看一眼，不明白杨爸话里的意思。按照他现在的年纪推算，他的父亲或许早就过世了，为什么要“送老父亲回家”，难道是迁葬？
杨爸像是早早预料到这句话会引起的歧义，他轻轻咳一声，大家不要误会，我父亲过身快三十年了，我这次来，是要完成他生前的心愿。
听到这里，我松了口气，但旋即又有新的疑惑生出，什么心愿要这样大费周章？
椰子说，杨爸不介意的话，和我们说说？
杨爸看了杨妈一眼，是征求意见的意思。
杨妈眉眼带笑，说吧，都是过去的事了。
杨爸开口，讲了前不久在香港遇到的一件事。
飞机临近赤鱲角机场上空时，他远远瞥见青山绿水间，一座佛像巍峨趺坐，背靠山林，面朝波光粼粼的大海。那是大屿山宝莲禅寺的天坛大佛。一九九三年，大佛铸成，开光的消息传到东南亚，杨爸在《星洲日报》上获悉此事，激动异常。隔年开春，他出差香港，专程带上杨凯。父子俩去了趟大屿山，中途因杨凯哭闹，不肯走路，本来近在咫尺的大佛，无奈只能远观。杨爸最后改道，背起杨凯去搭缆车。缆车跨越山岭，自远处望去，那尊释迦摩尼大佛在日光下熠熠生辉。杨凯小脸贴在缆车玻璃窗，兴奋喊叫，大佛，大佛！
时隔多年，杨爸透过飞机舷窗再次看到大佛，不远处的海面，港珠澳大桥像蛟龙匍匐着。他暗暗发誓，这次一定要登上那二百多级石阶。他有个郁积心底多年的困惑，要跟佛祖讲讲。
杨爸说，九〇年代中期——用粤语来说，是他最“巴闭”的时候。当时一口气签了几个歌手，唱片卖到整个东南亚，还顺势打入了中国内地的市场。总部派他到香港拓展业务，期间有机会去潮州，回到出生地。不过每次他都把名额让给同事。
同事不解，粤语问他，唔想返乡下睇睇？
他用潮州口音的粤语答，屋企人都系槟城，返去做乜？
只有他明白，这句回答不过是个彻头彻尾的幌子。
1996年，八十岁的父亲洗澡时不慎跌了一跤，“偏祜”了，日后只能坐轮椅出行，潮州自此成了一个甩不掉的符咒，通日挂在嘴边。杨爸推掉工作上许多事务，返槟城照看父亲，天气晴时，推轮椅沿老街走，到公园散步。
父亲年迈，却有旺盛得惊人的“记池”——潮汕话把记忆形象地比喻成池塘，石子一颗颗掷落去，咚咚咚，溅起无数水花。他记得在潮州时去哪家裁缝铺量身裁衣，记得对面铺头卖老药桔的阿婶，见伊生来有架势，要给他做媒，吓得他赶紧开溜；记得年幼时阿妈哄他入睡时哼的童谣：“天顶一粒星，地下开书斋，书斋门未曾开，阿囝哭爱食油锥，油锥未曾熟，阿奴哭爱食猪肉，猪肉未曾割，阿奴哭爱食番葛番……”很多往事浮上来，美好的，辛酸的，痛苦的都有，压得他不堪重负。他觉得人老了，理应活得轻松，而不是困在轮椅上动弹不得，被密集的往事侵扰。
父亲面朝斜阳，哼起了熟悉的小调，声音颤颤巍巍。
杨爸知道他有心事，不敢打扰，只是静静立着，心中翻涌起万千情绪。母亲因病早早离开了，若是父亲也过身，那他在这世上就无父无母了。想到这里，杨爸禁不住湿了眼眶。
一年后，父亲走了，老人家数念了半辈子的那个潮州，再无机会踏足。
料理完父亲后事，杨爸继续投身工作，本以为可以心无挂碍地常驻香港，不料这一年金融危机汹汹来袭，把东南亚掀得底朝天。马来西亚令吉贬值，各行各业受挫，杨爸所在的唱片和娱乐业也未能幸免。公司业务惨遭腰斩，他不得不停下来，思考今后的去路。
时间突然充裕了，像从不知名的角落里溢出来的水。他不知如何消遣，闲下来会想起父亲，想起父子俩之前那么多年的隔阂，强烈地渴望推着父亲四处走走，哪怕父子之间已经没有多余的话可讲。他心中烦闷，于是从公寓里出来透气，从中环搭港铁，转金钟站，不料竟鬼使神差，一路坐去落马洲。
那是关口，父亲当年就是从这里进入香港的。
杨爸记得，父亲七十大寿，在酒楼庆生，喝了酒话多起来，对着一众亲友说，我是凭一双脚行来香港再转道槟城的，我食的苦，恁后生人唔懂。
杨爸坐在底下叹息，时代不同了，后生人免食上辈人那种苦。
……
（节选完，责编杨晓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