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没有人不认识腌制厂，若说你不认识，那会被笑话。这个镇上响当当的工厂，总是有一股源远流长的味道如魂灵，成为镇上的气味，若一个地方有标志性的气味，那腌制厂便是我们庵埠镇的气味。有豆瓣酱、沙茶酱和酱油等多种气味混合，久远而弥，岂止一个“香”字能表达？岂止一个“臭”字可张贴？

它总是矛盾的，既香而臭，但没人敢说它臭。谁能跟自己的生活过不去，柴米油盐酱醋茶，镇上的人还真爱它。路过厂的门口，都要往里瞧瞧。

我们可不像别人那样稀罕，我家可是天天把这味道当作自家的。因为它就在我家一墙之隔，腌制厂也天天接受着我家的炊烟，虽然它也不稀罕。腌制厂也有两三百号人，汗巾和沾着盐灰的衣服，那些工人太多了，我们可不稀罕，我们稀罕的是厂里的厂长，他就是不一样。

我们只能用“不一样”来表示我们的敬仰，就像吃米饭与吃番薯，自然不一样。能管这么多人的厂长，自然不一样。

1

厂长戴着眼镜，穿着卡机布中山装外套，四个口袋的那种，有纽扣，上面一排左边的口袋里还别着一支钢笔。更重要的是他戴着眼镜，黑色的框，其实在这个时代也就这种款式，别无选择。还想有选择？我们连想都没想到。

黑色眼镜配在他那方方正正的头上，严肃感一下就提到台面上。

夏天的他却是一身白色的确凉衬衣。白衬衫，更像一盏灯闪亮在黑皴皴的工厂里。

我们镇上能这样穿扮的应该不超过两三个。

厂长这一身派头就是与众不同的，他那身衣服总是笔直整齐、干干净净的，白衬衫也好，中山装也好，都像不食人间烟火。这样如入无人之境，兀自行走在厂里，是的，旁若无人，怕跟脏兮兮的工人打下招呼都会弄脏了衣服似的。

这我相信。

我见到他，会一溜烟地躲回墙角边，不用管大门的阿雄伯驱赶。

其实厂长从不赶我们，他压根儿就不瞧我们。他一到厂里，来自工人的招呼他都不一定搭理，没有人表示不服，想想，两三百个工人，他一个厂长怎么搭理得来呢？何况厂长有很多重要的事情，你看他一进厂，就面无表情进入办公室那严肃的神态便知道了。某次他在大门口，跟坐在隔壁的我外婆打了声招呼，寒暄了几句“您今年高寿”“吃饭了没”之类的客套话，让我外婆很是得意了一阵子，她逢人就夸，厂长这个人很好的，知识分子就是不一样，很尊重老人家的。

被大腌制厂的厂长尊重的我外婆，感觉在邻居面前也挺拔了些。

厂长矮墩墩的，若不是矮，他长得可谓是相貌堂堂。可是，换了别人矮会成为取笑的缺陷，厂长就不同了，好像他的矮才配得上他，配得上脖子上的四方脸，和脸上的黑眼镜。

厂长抓的都是大事情，一般不容易看到他的。就像阿雄伯的事情就是他管的，他批评的人很多，不仅仅是阿雄伯，还有杨副厂长等，每天厂里的会很多，奇怪的是那些台上批人的副厂长主任们后来都一一不见了，就他还一直在。

当我看到杨副厂长后来也在台下，跟工人们坐在一块时，很是惊讶了一阵，因为他那些振奋人心的话还在我耳边，突然他也成为台下那些跟酱缸打交道的工人中的一个。

四目厂长就是不一样——突然“四目”这称谓落在尊敬的厂长身上。四目（四眼）这名词一听就知道是绰号，镇上带眼镜的人极少，本来这个名词安上去是很自然的，谁叫他跟普通人不一样呢？但绰号安在尊敬的厂长身上，让人一时半会立场无法站稳。我四下张望，确定我们身边没有厂里的人。

“是他们说的——”臭弟指着厂里头那帮忙碌的身影靠近我耳边，悄悄说。臭弟第一次把这个信息传给我的时候，我瞪大了眼睛，话都说不出来。

“骗你是小狗！”我相信的——谅臭弟也没这个胆量给厂长起这个绰号。

当我们还为这个绰号忐忑纠结的时候，发觉早已经在厂里如发酵的豆豉酿开了。那帮咬舌头的工人悄然叫开了：“四目来了——”

叽叽喳喳的声音马上安静了，大伙回过头，却发现原来是捣蛋鬼骗大家的“狼来了”。

“四目都说他老婆文化不高，思想也不高——”四目厂长是阿英的大哥，阿英的家跟我们家可没什么两样，奇怪的是怎么她家里就出来了这样的大干部呢？

但四目跟阿英家里所有的人分开，自己一家住在另外的地方。这在老家庭式的小镇上算是异类，因为大伙即使娶媳妇生孩子，还是跟父母不分家的。

现在听工人们“四目”长“四目”短的，越来越肆无忌惮，他们干脆省略了“厂长”这个词，也难怪，这样叫起来轻松自如，何况腌制厂就他一个戴眼镜，要是换了个人，早被人家叫“四目”了。

阿英却是半点自豪都没有，有点可怜兮兮说：“我阿妈说大哥每个月给的生活费都要她去要好几回呢！”我紧张地往厂里张望，生怕四目厂长这个时候突然走出来。

我外婆赶紧接话：“怎么会呢？你大哥不是最有钱的吗？”

阿英不再说话了，想来她也找不出什么话来。好几次见她到厂里找她大哥，我很是高兴，高兴的是我跟阿英是好伙伴，这足以让我自豪。可阿英一点都不买账，每次都匆匆忙忙，进了厂长的办公室，说不了几句，就见四目不耐烦地把她赶走。

好几次阿英都是噙着泪水从里面出来。不明白阿英有这么一个气派的大哥，为什么还会噙着泪水？

厂里有很多女工，年轻的、年长的，她们分一波一波，每一波人负责一道工序，那装人的地方叫车间，其实没车，不像我妈厂里机器轰鸣，她们就是在围着酱缸忙碌，每个车间的工人都很忙的，能进镇上这样的大工厂工作、拿工资，是很令人羡慕的。年轻的姑娘们工作之歇不像那些老女工豪放，她们羞羞涩涩，大嗓门是轮不到她们的。一听水龙头边的大嗓门肯定是负责锅炉的几位老女工，特别高亢，尖锐。

“我哪敢跟你斗啊？！跟官斗，穷；跟鬼斗，死——”这个“死”字拖得很长，是矮矮瘦瘦的米钱嫂那把破嗓门，别看她瘦小，声音倒很大，可以媲美厂里的喇叭。当然喇叭是很刺耳的，活儿多，工人们忙碌时，喇叭就很少用。不外乎“请注意请注意，今天下午四点半开会”这些大同小异的通知了。

女人老了那声音也像金凤树上结得熟透的果实，镰刀般的荚果一摇就“哗啦啦”响。还是那些扎着长长麻花辫的姐姐们声音好听，她们笑起来也是像牛肉丸般圆滚滚的，弹跳力十足，滚出老远。

女工们三五成群，上下班是必定要手拉手在一块的，她们会趁休息的时间到街头买绕着各种颜色毛线的橡皮筋，扎她们黑油油的辫子，红色的毛线最多，很是显眼。两分钱可以买一小把，见我眼巴巴看着她们，走进厂门时嘻嘻笑地丢给我一圈。那个圆脸的姐姐还转过身说：扎辫子才给你噢！不扎不给你的。

后来她们不买毛线橡皮筋了，不知谁发明了自己用毛线缠橡皮筋。厂里的旧轮胎到处都有，翻开黑色的外轮，露出里面红色的软轮胎，这些就是做橡皮筋绝好的料了。她们用大剪刀，小心翼翼地剪下一圈圈，每一圈都比买的橡皮筋耐用。然后用红的、橙的、黄的、棕的羊毛线——织毛衣剩下的线头很多，零碎的羊毛线便可以缠橡皮筋，买的橡皮筋很容易断，自己缠的橡皮筋很经用，圈子要多粗有多粗，不容易断。扎她们浓浓密密的头发非常结实，干活时甚至都往头顶上捆。

她们请男工友剪轮胎的时候，我们小孩子都会凑上去，跟他们也要几圈，回来自己缠着。这样的日子有颜色有弹性，母亲也不会反对我留长头发扎辫子了，因为每次都说是费橡皮筋的钱。

四目厂长出来斥责她们：

“看看拖过多少时间了？”他指着墙上的钟，墙上的钟不仅是厂里的，也是我们街上的，我们家里虽然都有闹钟，可外婆还是会支使我去厂里瞧瞧：“看现在几点了。”几点她可以洗米下锅，几点她就知道需要干什么活。

阿英也经常跑来看厂里的那面大钟，反正哪家跟哪家的钟若是时间有差别了，我们都会说：厂里的钟是几点几分了，我们刚看过的。

四目厂长若说扣工钱，那事情就严重了。每个姑娘都会舍不得的，不仅舍不得，还觉得面子被剥了一层皮。

四目还是扣了谁谁的工资了，那边有几个姑娘在哭。

“跟官斗——穷！”米钱嫂那把铜锣声在下班之后又响起了，也是工人们走得差不多了，她才倚老卖老，边用布擦手擦汗，边自个儿说话。

四目早已下班了，所以搭讪的话语也多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们没听过啊？”

米钱嫂的话越说越玄，现在人都走光了，她就靠着我们后院的窗口，跟我外婆聊起来，那把破铜锣声变成了蚊子声，低得几乎听不清。

“罪孽呐！这个老头——”

“也是女孩子容易哄，嘴馋，就那些零食就把她——”一听零食我去凑过去。

“去去去，小孩就是不可馋嘴，知道么？！”米钱嫂的声音又恢复到铜锣的响亮。

“他的女儿都比她大！贪什么呢？”听不出哪门子事情，可我相信我是能把零碎的话像野梨串成“刺鸟梨”（冰糖葫芦）的。大人们往往忽略了我们的存在和无所不在的触觉，我晃荡在厂里面，腌制厂的蜜饯桔子虽然不会掉下一个，但零碎话语和故事可不会少半个。

缠了羊毛线的橡皮筋毛茸茸的，这个方法真好，线缠到一半不够用，很简单，继续拿其他线缠着，只需要在接口时多搓几下，使线紧紧地绕有可伸缩的橡皮筋里就行。

年轻的女工并不是集中在一块工作的，很多车间都有，叫作车间的地方是两排不是很规整的平房，每个车间里有十几个工人，一两个年轻的，年轻的脸庞在车间里是一根一眼能瞧得见的橡皮筋。

每个人都埋头做手里的活，也有偶尔说话聊几句家常的，我要找的那些姐姐都忙着，忙得都没有抬头的缝隙，路过一个车间，我在门口站得久了，终于，对角有个扎鞭子的姐姐从她面前那些黑糊糊的活计中抬起头，看到我，冲我一笑。

我也笑了，飞也似的跑掉了。我已经忘了去厂里晃荡的目的。

女孩子，女孩子，是哪个馋嘴的女孩子？我难道能从“馋嘴”这个词就对应出哪个女孩子的模样？

2

下班了，大家都是松弛的，洗手换衣服，工人们陆陆续续走光了。工厂渐入安静。

四目来了，他提着一个袋子，纸的，虽然包得严实，但某些香味却不争气地跑了出来。四目不是去他的办公室，而径自往后面的车间里去了。

办公室就在大门位置，这是两层的大楼，四目他们一般都在办公区里面。

我想跟着四目，看他把那袋东西拿去车间干嘛。工人都往外走，何况工人们也不配吃四目的东西啊，跟了几步，还是作罢。车间么？我都熟悉啊，现在哪个碰到我都会赶我的：“人家快关门了，你钻里头干啥？”“赶紧走，去去——”

我实在想不起来他拿给谁。越来越空旷的厂，谁都巴不得早点回家吃饭。看看我们家，炊烟已起，也是晚餐的忙碌时分。

米钱嫂洗完手，边用那张从不疲倦的抹布擦手，边唠嗑开了：“吃饱穿好，溪边不要去——”

我笑了，她用潮汕话说得很滑稽，她可能饿坏了，才突然说吃饱穿好。“笑，还笑？过几天送去读书了，读书识字，多好。”

“读书就变成四眼啦！”我说，这我知道的。

米钱嫂哈哈大笑：“这孩子——”

几个女工过来，也跟着洗手，有的已经在穿衣服了，米钱嫂瞧车间那边努努嘴，几位年长的女工意味深长地笑了，有的捂着嘴。继续在水槽头边，洗刷完毕，有谁喊了一声“走——”随即几个人都转过身，紧凑一块，加快了脚步往门外走去。

米钱嫂努嘴的那个方向是四目进去的车间。所有的灯都已经熄灭了，那间还亮着，亮着灯的还有阿雄伯的房间。单身的阿雄伯在开始自己的生活了，这生活是属于他的，与刚才的热闹无关。大门关后，腌制厂就是属于他的了。

大门已经关了。我还惦记着里面的四目，他可是没出来呢！

“阿囡，吃饭啦！”外婆的声音穿过来。我始觉肚子饿得咕咕叫。我无不担心地对外婆说：“四目被关在厂里面呢？”

外婆愣了一下，挥手就打我：“整天疯！别到处乱跑，管人家那么多事！”

这一掌有点疼，疼得有点不明就里。我还在想着腌制厂，四目是厂长，他让阿雄伯开门他就得开，他是不用谁管的，何况，他手里那包东西，香喷喷的，饿不死的。

我本来还要告诉外婆，四目还拿了好吃的什么东西去车间，就冲外婆刚才一巴掌，我偏不告诉她了。

我赶紧爬上饭桌吃饭。那纸包的东西究竟是花生米还是猪脚喾，那么香，简直混合了所有好吃的东西。

我的晚饭在夜幕降临前已经扒进肚子里，往门口一站，邻里的门窗飘出各种菜香，阿春她们还没吃完，每个吃完晚饭的孩子都会往外跑的，家里乌七八黑，灯都省着。拿着碗站在门口扒饭的阿磬又钻进家里，估计饭还没吃完。

奇怪的是隔壁厂大铁门虽然关紧了，可边上那个小门是虚掩着，我一推就开了。我钻了进去，也不见阿雄伯，没人的厂空空荡荡的，办公室的灯却敞亮着。后面的厂房、车间黑糊糊地跟金凤树迷糊成一片，我斗着胆，悄悄走近办公室。

门是关着的，不知道有没有上拴，我是不敢推的，我知道里面不会是阿雄伯，阿雄伯不是干部，不可能在里面待的。我把耳朵贴在门缝，里面有声音，很低，我想听出说什么，可是这木门太厚实了，低低沉沉的，就是不知道说啥，有笑声，是女人的笑声，咯咯地笑，笑得很青绿，就像金凤春天的碎叶，不一会有低沉的男声，然后所有的声音都被寂静压下去了。

我从来没这么耐心过，就为了要听出声音，从安静里拎出声音来。有嗑瓜子的声音陆续，很脆，估摸还吃的其他东西。刚才低低的男声渐渐恢复，那是四目的声音。四目的声音谁没听过？最多的是在广播里，按米钱婶的话，是“都听得我耳朵生茧了”，平时四眼一批评工人，我看着都有些颤抖。

“好，你先走，这些带回去。”这话语一下子清清楚楚了，声音挪到了门口，我倒吸一口气，赶紧转身，一溜烟往大门口跑。小铁门依然开着，我比猴子还利索，一下钻了出来。

站在街上，终于舒展了一口气。天上星星已经布满整条街的上空，鳞次栉比的家汇街，错落的门窗亮起了橘黄色的灯光。

3

工厂的女工们又在绕毛线。厂里最近的活少，轮班上，轮不到班的有些也自动过来，反正在家里也是干这些女人的活，她们干脆把家里的活计带来，勾花的，织毛线的，这些能赚些零钱，还有自己的闲活，比如缠毛线，缠了扎辫子用，臭美。红毛线、绿毛线、棕色毛线就落在竹篮里。

看到她们绕着漂亮的毛线，米钱婶很是不屑：

“姿娘仔（女孩子）也不能太爱靓。”

这些女工其实穿的大都跟米钱婶差不多，除了那头上的辫子，辫子上扎的红绒线，一下就点亮了青春的灯光，这个时候谁也没有更好的衣裳了，但就是一点碎花的布料，清清爽爽的，青春便在阒寂的老墙中明亮起来。

米钱婶虽然也凑过来帮手，把线缠成一团，这需要两人的配合，一个用两个手肘撑着，一个从线头开始团，慢慢团成一个圆圆的线球。米钱婶双手举着，纱线一大捆就绕着她的手肘，整个人像电影里投降的特务。

她琐碎的话语也绕着她们，一圈一圈的：

“女孩子更不能贪（吃），贪吃的女孩子就被偷（骗）走的。”

配合着从她手里团线的那个女工接过话：“她这几天没来，不知道怎么啦。”

“是不是生病了？”

“什么病啊？很重吧？要不然，不会好几天没来的。”

旁边几个七嘴八舌地响起回应，说：“等会要不要去她家看她？

“她现在又不跟我们一块了，你们去看她不是有点——”

“傻啊？她躲着咱们，咱们还自讨没趣找上门去？”

我一直不知那个“她”是谁，每张年轻的脸庞我都见过，缺了哪一张却不知道了。我看着她们，有热气往下，一张圆圆的脸蛋看着我，扑哧一笑：“这孩子！听这么认真，知道我们讲啥？”

我突然就无师自通，说了出来：“你们说四目嘛！”

线团不小心掉了地，滚得好远。她们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吓——你也知道了？”饼子脸的姐姐“嘘——”了一下，虚张声势，她们的脸故意绷紧了一下，却又松了下来。

米钱婶可不理会我，也不赶我回家去，自顾自说：“唉！一个女孩子就这样啦，也是命，自己作孽自己受。”

4

办公室吵吵闹闹，跟以往工人的吵闹不同，没有围堵得那么严密，干活的工人又好奇又胆怯，便假装干活，其实心神一直关注着，竖起耳朵，眼睛总往那边张望。

四目的老婆——阿英的嫂子，在办公室大吵大闹，她指着四眼破口大骂：“你个老不死！还有脸坐这里！”

四目却是轻声细语，不停地说“回家去吧”。一向说话赑屃有力的他原来也是和风细雨的。

他老婆继续吵闹，也没人敢劝说，几个办公室的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尴尬得很。

幸亏阿英急急忙忙赶来了，冲进人群里，推搡着她嫂子，有人顺势帮忙，终于把她连推带搡，拉出了腌制厂大门。

厂里安静了下来，工人们各就各位，不敢随便离开车间，也没人咬舌头，今天的活大家闷声干着，即使眼睛往办公室瞥，也一下就收回。

四眼不再像从前那般威严，他下班后依然坐在办公室。就那么坐着，一直坐，办公室的灯一直亮着。

那个年轻女工生孩子了，就在四目家里生的，叫了接生婆去的。四目的老婆和三个孩子住楼下，他和女工住楼上，还有刚出生的孩子。

阿英说，嫂子和三个儿子跟大哥绝交，儿子不认他。四目大儿子也有二三十岁了，本来该娶媳妇的是他，家里早应该给他张罗。

腌制厂没有波澜，继续出货卸货，大卡车就停在我家门口，只有搭了汗巾的工人上上下下，带着一身臭味和酱油味。

四目上班时顺路买了菜。

在我家门口，我外婆跟他寒暄着：“当家的啊，还自己买菜！”四目和蔼可亲地说：“是啊是啊，阿婆要吃带鱼呢！”

回头进了屋子，外婆有点纳闷，喃喃说：“为啥还说是阿婆（他老婆）要吃呢！”

米钱婶左手拎右手提的，跨过我家门槛，进了我们家，她把买好的菜先放在门后面，这样下班后她就好拿回家去。

外婆跟她说起四目买菜的事。

米钱婶压低了声：“还那么要面子？我买菜时也碰到他阿婆，她也去买‘一家子’的菜呢！”

“他跟年轻的两个人过，买这点东西都嫌少了，要是跟楼下那家子过，怎么够吃？！”米钱婶狠狠地白了外婆一眼，这狠狠的一眼又朝门口丢去。

现在，四目每天都买菜，他手里的菜不比米钱婶张扬，那么一丁点东西在他胖墩墩的身量下显得畏畏缩缩。

他提着了菜会马上闪进办公室。走腌制厂大门都有点局促。

大家心照不宣。每当大家“好意”问起，他都会赶紧打哈哈说，阿婆今天要买什么什么。他已经越来越平易近人了。

四目的衣服没有先前那么亮，还是一贯的衣服，那套老衣服，穿旧了。但依然笔挺，四目是“很爱打扮”的——这话多次从米钱婶嘴里蹦出来，他的白衬衫是烫过的，即使很旧穿了很久，那也是烫得整整齐齐的。

四目很少站在厂里监督工人干活，本来每次装箱上大货车时他必定跟着，装订箱子时叮嘱、上车时指挥……

现在，四目走路的威严没了，我想是他手里拎的菜造成的，一旦拎着菜，那还不如米钱婶和我外婆呢！

跟我差不多呢！米钱婶这么一想，她手里那些菜更加鲜亮起来。

于是米钱婶买菜买得更加勤奋了。每每买菜归来，菜的价、菜的斤两必须在厂门口给大伙张罗几遍，她展示买来的鱼肉菜，每每都能在大家的关注和回应中得到莫大的满足。

厂里的铃声响过，她买菜兜一个圈后才回到厂。不用太着急了，大伙也都松松垮垮。

5

腌制厂经常关门，工人轮班，没有那么多的活可以做。

很多人懒洋洋的，喝茶聊天。就在厂里、门口，甚至办公室，办公室也轮值了。

轮值的办公室没有像那么回事了，我可以进去看看他们走棋子。发觉主任他们其实也是会臭棋会开玩笑的，阿雄伯是可以跟他们大声争吵的。

“这棋刚才明明是你先走一步的。”阿雄伯站起来指着棋盘骂骂咧咧。

我开始对阿雄伯另眼相看了，他也敢在办公室这样，以前可是噤若寒蝉。可惜我要上学，已经顾不上看他们走棋了。

工厂一打烊，阿雄伯好像也不用吃饭，炉灶也很冷。厂里很多工人可以去镇上找另外的工做，他就不能——他看着厂的。我觉得他离不开这个厂，别人做工后就回家，他做完工还是待厂里，吃饭睡觉，他的人生不外是躺在腌制厂里，或者说被腌成了墙上的记事本。

那些女工姐姐好久都不见了，米钱婶还会过来唠叨几句，完全是为了手里的菜篮子。

“我是个没用的人咯，赚钱的事让年轻人去了，干了大半辈子，也该歇歇。”

米钱婶一见到我外婆，就像溪里飘下来的布缠到了码头的木桩，可以在门口站上大半天，现在的她一直笑吟吟，嘴里多半是孩子们。

“说歇歇，更忙了，这不？一早买这么多菜，回去还一大堆衣服、被褥要洗，媳妇么？她每天也要忙着上班啊！”

外婆不停地点头作答，年轻人上班是家里最大的事情，我爸妈不也是每天上班？

米钱婶试着推开厂里的小铁门，推不开，发现被锁了。米钱婶又退回脚步，叹了口气：

“半个人影都没！不知什么时候来工做（有活做）。”

外婆说：“反正你孩子都当家了。”说到这个，又点拨到米钱婶心里那根弦，她仰起头说：“我是不指望再靠它吃饭了。你看，走的走，都往私人作坊去了，年轻的还得活啊！阿华、阿秀她们早就找到工了，比这里赚得还多。年轻人，靠双手，不会饿死的。”

说这些名字，我还记得那些年轻的脸庞，只是名字套不上脸部五官。

外婆念起那个四目厂长：“老厂长很少见他啊！”外婆觉得他人很谦逊，不外乎他曾问外婆“您高寿”之类。

说到四目，米钱婶把头凑过来，神秘起来：“小的还住楼上，奇怪！生了两三个孩子，从没下楼来。”

“从没下楼来？”

“是的，邻里从没见她下楼来。”

外婆也纳闷。

“他阿婆有次看到他的衣服皱巴巴的，还让他脱下帮他熨……这女的整年都躲楼上，不知道怎么活……”米钱婶讲述的细节已经朝另外的方向铺展去，我却努力朝她来时的地方追寻。

我瞪大着眼睛，搜遍记忆的每个角落，就是捕捉不到某张确切的脸庞。

米钱婶又念起那些女孩子来：“嫁的嫁，走得都七七八八了。”

回头，眼睛抓住了我：“女孩子，总归要嫁人。”

我赶紧一溜烟跑回屋里写作业了。

想来我已经写了好多好多的作业了，一摞本子叠得高高，把好多的人和事情都叠到下面去了，再翻翻，本子已经陈旧，或是再也找不着，就如腌制厂那些人。

【鄞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作品》杂志社编辑。从事散文非虚构写作，作品发表于《散文》 《青年文学》 《青年作家》等，被《读者》 《作家文摘》 《散文选刊》 《海外文摘》等转载，出版《刀耕墨旅》 《草根纸上的流年》等8部，曾获三毛散文奖大奖、大地文学奖等。散文集《草根纸上的流年》入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