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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2024:翻阅长篇小说的三种方式
来源:红岩文学(微信公众号) | 何亦聪  2025年01月25日08:29

新年将至,气象万千,太平春市,琳琅满目。过去这一年,中国文学呈现出鼎新迭代、层出无穷高品质发展的态势,为读者捧出充足和厚实的文学年货。由此,我们的阅读生活,也收获了别一种新鲜而浓烈的文学年味。好个文学年!——

回顾2024年中国文坛,可以断定,这是一个文学的收获之年,这种收获是多方面的:老一辈作家纷纷推出新作,显现出旺盛的文学生命力;中生代作家努力走出舒适区,突破创作瓶颈,尝试不同的题材、手法;新锐作家不断涌现,且早早就展示出娴熟的技艺和对文学、文体的深刻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年的长篇文学现场,除了文学出版界,各地文学刊物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作家》《十月》对文学新人的推介,《芳草》《天涯》对文学话题、社会议题的捕捉,《红岩》《花城》则刊发了较多颇具艺术追求的佳作。本文基于海量阅读,从阅读经验和专业视界出发,围绕现实、历史、地域三种视角和路径,对2024年长篇文学行以回望和注目,注入感受和理解。

现实:写实手法的开拓

写实的手法似乎越来越呈现出一种“难度”,而造成这种难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近百年来强大的写实主义传统是一份沉重的遗产,它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写实的边界与内涵;其次,小说艺术本身就具有拒斥现实的能力——技术越完善、手法越成熟、虚构的世界越逼真,往往这种能力则越强。就像莫里亚克所说的,在乔伊斯和普鲁斯特之后,年轻的小说家发现老派小说的艺术宗旨是被预先搭建好的,与现实生活并无关系。当下写实小说的另一困境在于,写作者往往不得不依赖特定的题材,乃至把写现实变成了写题材。不过,在2024年的一些优秀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写作者的勇气与突破。

优秀的写实小说往往与写作者自身的生活经验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鬼金的长篇小说《驶向拜占庭》(《红岩》2024长篇专号)。小说的名字来源于叶芝的同名诗作,鬼金似乎很喜爱这首诗,他曾在另一小说《旧地重游》中将其用为开篇。鬼金原本从事的是开吊车的工作,一个孤独而压抑的职业,《驶向拜占庭》中的艾国义就是吊车司机。这部小说的动人之处不在细节的写实,而是在于感官的写实——鬼金写出了人处在长久孤独之中的那种特殊的感官经验:钢铁、机器、狭小的空间、形如穴居动物的工人,极端物化使得精神世界得以开合,同时也构建了某种浓烈的诗性时空。

乡土题材向来适于写实小说的艺术发挥。魏思孝的新作《土广寸木》(北京日报出版社2024年)延续了《王能好》中关于当下农村现状与农民生活的那种真切到几乎带有“毛刺感”的描写风格,却又多了一层广袤而深沉的抒情意蕴,作者似乎有意识地要赋予“写实”更多的可能空间。吕新的《深山》(中信出版社2024年)同样专注于描写北方农村的生活日常,在内敛、平实、深沉的笔触中蕴涵着先锋性,并且具有一种“写实的说服力”——有能力让读者对这个存在于小说中的乡村世界深信不疑。

格非的《登春台》是有趣的作品,这部小说对比其前作如《望春风》《山河入梦》等,风格上有明显变化,那种标志性的带有江南意味的工致描写,以及格非式的哀伤,仍然存在,但作者似乎不再写得那么小心翼翼,小说中加入了大量议论性、哲理性的文字,初读略感冗赘,全篇读完之后却仿佛有种真诚、透彻在其中,构成了另一种独特的智性写实风格。

还有一些小说致力于描写荒诞现实世界中的个人境遇,在荒诞与真实之间制造奇妙的艺术效果。鬼子的《买话》(首发于《十月·长篇小说》2024年第2期)与李修文的《猛虎下山》(首发于《花城》2024年第1期)都是“荒诞写实”的力作,也都隐含着某种关于“写实”本身的诘问:《买话》中的刘耳无法融入所处的生活环境,只好花费钱财去购买他所认为的“真话”,这些真话却为他编织了一层躲避真相的外壳;《猛虎下山》中的刘丰收为应对生活困境而制造谎言,却又不得不因一个谎言而去制造更多的谎言,甚至他自己都变成了谎言的一部分。

历史:考据、日常与家族史

近年历史小说的突出特点在于摒弃那种以“历史观”或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写作模式,转而将重心放在细节考据和日常生活的再造性想象上面。传统的历史小说并不注重细节考据,比如长篇巨制《乾隆皇帝》虽然参考、使用了大量来自清代野史笔记的材料,却连基本的人物年龄乃至辈份都缺乏精细的考订,这种情况在当下的历史小说中变得不可原谅——故事可以虚构,细节却必须真实。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历史小说首先应当是“小说”,然后才与历史有关,或者说,历史小说只有在充分意识到自身“小说性”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理解历史、进入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历史小说可以比历史书容纳更多的历史,前提是,不要僵化地理解“历史”这一概念。

邱华栋的长篇小说《空城纪》(译林出版社2024年)使用了考据学的方法,作者自言多年来收集和阅读了大量西域历史方面的书籍,并实地勘察了很多废墟、遗址,这部小说是立足考据、文献、塑像、绘画等材料,积三十年之功力始完成。小说中许多细节都体现出作者深厚的考据功力,如反复出现的各种琵琶类型,以及对《霓裳羽衣舞》所用乐器的细致考证。不过,这部小说最吸引阅读的是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既非脱离历史细节的向壁虚构,又充满了诗性的、情感的、打动人心的力量,从而具有了一种“历史的诗性”,或构成了一部“诗性的历史”。

陈继明的小说《敦煌》(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亦是一部立足真实史料的佳作,作者说:“在所有的敦煌文书中,一份出自吐谷浑人之手的《粟特村人户录》最不起眼,也最难被破解。”这份难以破解的文献构成了故事的一个重要起点。由此出发,作者借助一位宫廷画师的视角描绘了初唐时期吐谷浑人与汉人民族融合的状况。人物的个体生活与时代的宏大背景交织在一起,又通过其诗性的、精美的语言呈现出来,气象不凡。

马伯庸的历史小说向来有着浓重的考据癖,这在《长安的荔枝》《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等作品中都有体现,而他的最新小说《食南之徒》(湖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仍然延续了这种写作风格,并表现得更为成熟。这部小说可视为一部有趣的、故事化的西汉饮食史,从一个小小的剖面想像性地重建了西汉特定时期的日常生活。考据癖意味着写作者将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或兴趣更多地安放在具体细节上,马伯庸的小说让我们联想到史学领域的“微观史”研究方法——他似乎并不试图帮助读者建立关于历史的整体理解,反而更多是以故事化、个人化的方式,将历史的经验碎片编织起来。或许他更加意识到,宏大的“史观”是很容易趋同的,而且对史观的盲目追求会反过来绑架小说的叙事,历史的特殊性毋宁说就是存在于这些微小的、日常化的碎片上。

还有一种历史书写是以家族史的形式呈现出来,比如范迁的《十面埋伏》(《收获》2024长篇春卷)。在长篇小说领域,家族史类型的作品并不罕见,且佳构频出,但是,这部小说还是可以给人丰富的感受、长久的回味与震撼性的阅读体验。《十面埋伏》似乎调动了作者在艺术、生活、知识、情感方面的大量积累,比如其语言风格的精炼、隽永,让人想起古典画论,这必定与作者的知识积累、审美趣味有关。相比此前的《锦瑟》《惊鸿踏雪》等作品,《十面埋伏》处理生活、人物,多了些分寸感、距离感,显现出一种苍茫却又澄明的艺境。

地域:地方性的多元表现

或许是农耕文明的传承,又或许是幅员辽阔之故,中国的多数作家有着强烈的地方身份意识,其作品也往往乐于展现语言、生活、文化的地方性。而这种地方身份意识又反过来造成了地方性的危机——我们已经形成了某些约定俗成的认知地方、了解地方的方式,诸如方言、饮食、风景、地理环境等等,问题在于,如果文学中的“地方性”仅止于此,那么归根结底,它和互联网上那些地方文旅短视频有什么不同呢?一首诗并不会因为运用了方言就成为好诗,一篇散文不会因为事关故乡就具有审美正义,小说亦如此。写作者需要找到一种更为有机的、个人化的,或仅仅属于文学的地方性。

近年来,重庆作家在挖掘地方性方面表现得格外突出,这可能与川渝地区由来已久的文学性格有关。周宏翔的长篇小说《当燃》(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就是一部极具可读性的、展现重庆地域风貌的优秀作品。《当燃》中的“重庆”已不仅是重庆话、重庆小吃、山城街巷、市井风俗,它更化为一种重庆性格或重庆气质。柏桦是强调地方性的一位重庆诗人,他曾说:“现在有人提倡口语诗,我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口语诗、好的口语诗应该是方言诗。”甚至说:“如果口语诗不是方言写成的,我认为是伪口语诗。”当然,方言入诗是个大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柏桦本人的创作也并不以方言诗为主。柏桦曾经写过一些关于重庆的诗作,如《重庆素描》或《剪刀重庆》,但是,在他新近发表的七首“瞬间诗”(《红岩》2024年第1期)中,我们看到了地方性的另一种有趣形态:奥克兰、爱丁堡、巴黎、日本、成都、南京、打箭炉,不同的地方成为碎片,又因诗人的经验而被重组——说到底,地方性的极致是个人性。

将“地方性”与“个人性”融为一体的典范之作,还有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儿女风云录》(《收获》2024年第5期)。王安忆向来擅长在人物身上发现地方,又或者在地方发现人物,她似乎意识到,只有在具体的人那里,地方性才是鲜活的、可以被理解的。《儿女风云录》里的“老法师”就是这样的例子,这是一个只能在上海出现的人物,他的身上有种破碎的完整性,也有康明逊、陈书玉等人物的影子。

小说也可以成为一种特殊的地方志。叶兆言曾写过《南京传》,那是一部散文集,钩沉南京历史,从三国写到民国,他的近作《璩家花园》(译林出版社2024年)则是小说形式的《南京传》续篇,故事从建国初期(1954年)讲起,直写到2019年,叙事风格工稳平实,情感表达内敛蕴藉。《璩家花园》亦是家族史类型的小说,但我更喜欢其中的地方性色彩,这部小说对于地方性的挖掘体现出了“有机”的特点。叶兆言堪称是一位真正具有“地方感”的小说家,南京城的点点滴滴,都被揉进了看似漫不经心的细节之中。

我们以为绝大多数对于“地方性”的书写都是以某种必要的距离为前提的,因为日复一日地生活在某个地方,会对这里的一切都变得习焉不察,而张楚的长篇小说《云落》(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4年)就是在这种距离感中展开叙述,如他所说:“当你在一座城回望另外一座城时,内心会有一种仪式感,好像中间穿过无数树木、村庄、铁轨、河流、工厂、烟囱,才能抵达你的故乡。”《云落》是近年最好的书写县城的小说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县城文学”正在成为热门话题。在抖音、小红书、知乎等平台上,有关“县城文学”的讨论层出不穷,其中当然也隐含着大众文化的陷阱——人们对于“县城”的理解和想象变得固化,甚至县城文学背后的情感、思想都渐渐呈现出某种单一的模式。互联网建立起种种简易的、廉价的知识系统,而文学,终将成为抵御这种单一模式与廉价系统的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