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老家的集十天四个，按阴历，一三六八。腊月二十八，一年的最后一个大集。每年，但凡抽得出时间，我都会在这天驱车而回。乡间，三九寒天，草木萧条，街上的集市，冷风飕飕。但置身熙熙攘攘的人群，看着花花绿绿的年货，听着高高低低的吆喝，觉得无比温暖与亲切。好像，这才是生活本该有的样子。我的名字中有个“凤”字。凤，雄性，百鸟之王，是有翅膀的。这些年，我常常扇动着翅膀飞到东，飞到西，飞到南，飞到北，越飞越远。而所有的远，都是以“故乡”为圆点测量的。我给我的故乡界定的范围很小，汶水之阳的一个小镇，它是一个核，核心更小，生我的村庄。小小的镇子与村庄之外，都是异乡。

集市占用的是我们村的土地。每次回去赶集，停下车，脚一落地，心里瞬间踏实了。树木，是打小看惯的树木；田野，是打小看惯的田野；天空，是打小看惯的天空。在集上，慢悠悠挨个摊子逛，水淋淋的藕，顶着花的黄瓜，绿枝生生的菠菜、芹菜、芫荽，带着泥土的地瓜、山药、胡萝卜……什么都是新鲜的。故乡的集市上，有不新鲜的菜蔬么？没有！不新鲜也是新鲜。谁的故乡都这样，除非，他没有故乡。每次置身这种场景，我都像第一次见世面，什么都稀罕，这也买那也买，大包小包拎回家，这样，我的年里，就有了故乡的参与。

有一年，我竟抱回一盆迎春。此后的每个春天，它蓬勃而柔软的枝条都为我尽数呈上数不清的小黄花朵。每一朵都是一个小小的漩涡，我望着它们，深陷其中。我信任那片把我养大的土地，它生长的草木、菜蔬、瓜果桃梨，都知我根底。它们熟知我的脾胃，也熟知我的秉性。

自然，集上会遇到村里的老人。故乡遇故知。一照面，对方愣一下，立刻大声唤出我的乳名：是小尕妞啊！

语言是人的另一张脸，我也认出来了：三奶奶，是我！尕妞！

恁娘没来啊？

我和三奶奶热切地看着彼此，目光都不从对方脸上移开。我一向讲熟了的普通话，此刻，如一根扎嘴的冰棒，被我抛得远远的。

俺娘在俺大姐家唻，今年不天冷么，年纪也大了，怕她冻着，没敢带她来。

可不是可不是，你看今年这大雪，一场接一场，下成雪窝子咧，脚底下打滑嚓。暖和了带恁娘来！好几年不见怪想哩！

俺娘也常提起你。恁家俺开火叔唻？

不是前年出国了么，上哩哪里唻，欸，你看我这记性，噢，新加坡，新加坡，说的是三年才回。

那也快了！

谁不说唻，快了快了！走，回家喝一壶！三奶奶说着上来攥住了我的手。

不了不了，三奶奶，我还没逛唻！

尕妞妞，那你再逛逛。春上拉恁娘来啊！

好！好！三奶奶！

这才松了我的手。

开火叔是三奶奶的儿子。他其实不叫开火，叫郭吉根，大家根儿根儿的叫他。上初中后，他嫌根太土，翻字典不知怎么看见了“烎”字，意思是光明、霸气，觉得高级，跑到派出所把名字改了:郭吉烎。但村里没人认得那字，便都叫他郭开火。小孩子也跟着叫。后来大家知道那字读“yín”了，还是叫他开火。平时想不起来，一见三奶奶，这一切都回来了。我已离家多年，可是，在他们眼里，我还是当年村北头三间草屋里那个叫尕妞的小女孩，而在我眼里，他们是村庄的全部。我大老远跑回去赶集，买菜只是微不足道的借口，遇见故人才是我最隐秘的心思。他们是我在老家的见证。不如此，热闹的集市，该是多么荒凉。现在，每个我认识的故人都是一条通道，顺着它，我一次次回到曾经的岁月。彼时的集上，穿着缀满补丁衣裤的我小心地攥着彩色滴滴金儿。往往等不及除夕，我和小伙伴就在胡同里挥舞着手臂放起来。深浓的夜色里，噼啪燃放的小小烟花，璀璨夺目。我睁大眼睛看着，那时我就想，绚烂，应该是生命的一部分。

一个集上会遇见好几个熟人，都免不了一番寒暄。

村里人的日子再不济，年终这个集上，也要多少置办些年货。忧放一边，愁也放一边，过年要紧。年，犹如萃取香料，是从三百六十五天中提纯出来的精华。买菜，买肉，买鞭炮，买年画。欢愉如此浓烈，没人空手而回。最后的一个集，弥补年最后的尊严。要到下午三四点，集上的人才渐渐散尽。喧腾拥挤的街市，顿显冷清而空旷。

我没走。我家在这里。仅一路之隔的集市南头，抬眼可见。

只是，回不去了。

父亲走时，小七岁的母亲才五十六。在农村，这个年纪的女人身体泼辣得很，春播秋收，洗衣做饭，里里外外，样样能干。让母亲离家跟着我们去住，她不肯，说得守着父亲留下的家。我们也不强求，终究是三十五年的患难夫妻。家在，父亲的气息在，她心里不空。母亲是一九六三年娶进的门，早两年，父亲找人帮忙好歹垛起了三间北屋。当时，缺这少那的，没石头砌地基，只好垒砖，用母亲的话说就是“没坚壆”，地基不稳；墙是箔打墙——两边各横着立一块门板一样的木板，往里一锨锨填土，用镢头一层层砸实，一硎硎起高；屋顶苫麦秸。关于箔打墙，父亲讲过一个笑话。墙高过人头时，两边用铁锨往上扔土的人互相看不见了。墙东边的人说，我家的鹅今年甜欢人，下的蛋这么大——他用手比划着，虎口对着虎口，茶杯口粗细。墙西边的人问，多大？高高站在墙上的人身子一侧，他说这么大——双手一掐，比大腿都粗。墙西的人不服，嚷道，你就睁着眼说瞎话吧，你老婆生个孩子一只鞋壳篓都装不满，你家鹅比你老婆都会下！墙东的人急了，你井底的蛤蟆见过多大的天！我养的鹅我还不知道，就下那么大的蛋！墙西的人也急了，你养的天鹅啊，纯粹胡扯淡！你说谁胡扯淡？我说你胡扯淡！两边的人铁锨一撂，活也不干了，要开打。待弄明白，两人齐心把墙上传话的捶了一顿，大家一阵欢笑。

我记忆中，很多年的春末，父亲和住在村子南头的少海大老爷都会把我家的屋顶修整一番。坏了的麦秸揭掉，重新苫上新的。但到了盛夏，天河决堤时，屋里还是漏。雨点从黑乎乎的屋顶接连不断地跌落在地上的盆盆罐罐中。有一次，狂风掀走的几块麦秸，偏是正对着我睡觉的那张炕，面盆，菜盆，脸盆都用上了。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不是只有琵琶才会发出这样的声音。生活的漏洞，就那样进入了诗歌的审美。直至一九九三年，地里的高粱长势喜人，用高粱秸打了几领萡，正好大姨夫在我们村干建筑队，就帮忙把我家的屋顶换成瓦。院墙还要更晚些——五年后的春天，过完父亲的五七，二姨家的大表哥给换成了空心砖，当时他在他们村里的砖厂干活，用砖方便。在那之前的多年间，隔着矮矮的土院墙，我们在家里能看到外面，外面的人也能看清我家。水晶般透明的日子，一览无余。除非，夏天墙头上长满了草，我们的天井才有了自己的秘密。

母亲在家那几年，我们姊妹四人轮流回去，这周末大姐，下周末二姐的，让母亲的期待与欢喜细水长流。母亲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村子里，与我家一样清爽的还有三家，同一条胡同的四婶子和大奶奶家，西胡同的大婶子家。大婶子的母亲活到一百零一岁，乌黑的头发，耳不聋眼不花。她吸纸烟和烟袋，一天两顿白酒，一顿一小瓯。我每次回去，大奶奶、大婶子、四婶子家都会去坐坐。别人家则很少，因为我从小忍受不了满地鸡屎无处下脚的天井。但我们回去，只能填补家与母亲内心的空白，支撑不起历经四十年风雨的一座摇摇欲坠的老房子。夏天，但凡大雨，必定给西胡同的二奶奶打电话，让她找个理由把母亲叫去她家。嘴上不说，心里都明白，怕屋塌了把母亲砸底下。这样勉强过了几年。后来，妹妹有了孩子，她瘫痪在床多年的婆婆又过世，母亲进城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从此，老家的院落空了下来。

没人住的土房子，迅速朽败。夏天的一场透雨，天井里的茂草高过了屋檐。野花盛开、蝶飞蜂舞的繁荣，更加衬托出了宅院的寥落。到了冬天，屋里水管又冻裂了，到处流淌的水结了冰。这下轮到母亲担心了。若墙倒屋塌，破茬烂院的，那就难看了，乡间人也忌讳。有段日子，各种梦境充斥着母亲的睡眠。她甚至有一次猛然坐了起来，冷汗淋漓。

房子不好，但地段好，在村子的主街——一条南北向胡同的最北头，屋后就是一条大路，大路以北是庄稼地。雨后，村里人出来，胡同泥泞得拔不动脚，我们未曾有过此种不堪。白天，站在自家门口，南望，是整个村庄；北望，是无边的田野。青、绿、黄、白，季节神秘的大调色盘，在眼前变换。无数安宁的夜晚，躺在床上，玉米拔节、小麦灌浆之声，有如美妙而盛大的神谕，不绝于耳。我听见有片麦田率先成熟了。果然，天不亮，母亲就握着镰刀去了那块地。黑暗中，我甚至能看见荠菜怎样一点点打开了它星星一样的花瓣。乡间的星星都不是绝对的。它们在天空，也在人间。彼时的我并不知道，作为生活背景的田野，我尚未出生，就已参与了我的成长，把诸如自由、天真、率性、旷达等词语根植体内，并日复一日塑造着我对世界最初的审美。多年后当我为了理想四处行走，所到之处，无不是繁华都市之外的田园与山水。那一刻我幡然醒悟，曾经的我，一部分，是作为一株从泥土里萌生出来的植物成长的。后来，从我家屋后的田野里辟出一条南北向的大宽路，铺上沥青，成为集市。每逢一三五八，四面八方的人涌到这里。别人赶集走十里八里，我腿一抬就到了。这样的便利绝不是偶然。当初建房选址，父亲自有他的参照。一个正经读过书的人，总会在某些地方表现出他的过人之处。

一座空闲的宅院，让挤在村子中间出行不便的人家动起了心思。人们心里再明白不过，一个没有男丁的家庭，早晚会在这个村子里消失，绝户。这是当父母将四个女儿带到世上并决定就此为止时，村里人对父亲的评价。他们用近乎恶毒的词语，一针见血地给一个家庭下了结论。当年少的我懵懵懂懂地窥到了这个词语的内涵时，曾心生恨意，与整个村庄为敌。我姓刘，住在以康、孟两姓命名的村里，本就像个异类。然而，它显然是一个没有悬念的预言。当作为户主的父亲已然不在，四个女儿飞鸟一样各奔东西，年迈的母亲又不得不寄身于女儿时，那个词，如一枚熟透的果实，不偏不倚，掉落在我们面前。

或许父亲并没那么在乎。当他才十几岁，不思婚娶，与奶奶母子二人相依为命时，曾有天赋异禀之人观他面相，断言他将来会娶一个小七岁的女子，且“注绝”。一个事件，尚未发轫，结果已昭然若揭。父亲未必相信。但语言是有力量的，他一定有心理准备。后来的一切，只不过是验证。果然一语成谶。

不过父亲差点就有了儿子。在我之前与之后，母亲分别生过一对龙凤胎。但他们都只在世间待了三天就厌倦了，义无反顾奔向了下一世。为此人们说我命硬。那么反而是我，把整个家族，在父亲之后连根拔起吗？这多么可悲而荒唐。

渐渐的，村里有人拎着大包小包的礼品进城试探母亲，让与母亲相交甚好的人带着，坐在沙发上，话不多，讪讪的。乡村是一把筛子，七漏风八漏气。消息传开，本家五服上国泰叔与梅花婶子也去找母亲了。血缘就是这样，平时再疏于联系，一见面，那股热络劲就出来了。国泰叔一进门就热情洋溢地大声喊了句“嫂子”，不待母亲答应，上去抓住母亲的手攥着不放。为人妻多年，母亲早已忘了自己是谁，她的眼里只有父亲。站在她眼前的，是与父亲血脉最近的人。母亲浑浊的眼窝一下子有了泪光。婶子本就说话好听，嫂子长嫂子短的，偎着母亲，拉着母亲的手把村里的大事小情讲了个遍。母亲沉浸其中，唏嘘，感慨，惋惜，欢喜。汶水边的小村子，她生活了四十年的巴掌之地，那才是她的家，她的主场。城市，住上一万年，她也是客。“嫂子，俺这几个侄女个顶个的又有本事又孝顺，侄女女婿更是比儿都强。现在，咱村里比得上你的有几个？谁提起你来不是竖大拇指？那些有儿的还不是干瞪眼？那个光福大爷，五个儿，说好的一家子一个月50块钱的月份钱，月初到月末，老大家瞅着老二家，老二家瞅着老三家，都大眼瞪小眼的，谁痛痛快快地给他？没介！气得光福大爷骂自己，早知道有这天，那时候不生这么多熊羔子！嫂子，谁不说你掉到福囤儿里？听说那年俺大侄女带你去云南旅游，坐的飞机，哎呦嫂子，就是今门儿（现在），咱村里有几个坐过飞机的？人家都说赶脚的拾了个料布袋，福从天降，嫂子，说的就是你！再看看俺大大——恁二叔，坐轿闷得慌，骑马嫌摇晃，净事！嫂子，跟着俺这几个侄女，好日子还在后头哩，你就等着享福吧！”这话如一针致幻剂，母亲飘飘欲仙，不知所然。老家来人，自然留下吃午饭。破例，母亲喝了半盅白酒。直到下午临走，国泰叔和梅花婶子才提房子的事。之前的所有，不过是铺垫。

本来没想过要卖房子的母亲，动了心。

总比塌了好。后来，母亲每每提及此事，都说，就是不卖，百年后留也得留给一家一户的，不给外人。于是，二○○四年初春的某一天，母亲、大姐、二姐三人一合计，敲定了。直到回老家办手续的前一晚，才给我说。啊？啊？……我像失了语，一句话说不出。放下电话，过了会儿，我才醒悟过来。

我不同意，却为时已晚。

我承认，父亲的四个女儿中，我有些特别。不仅我的眼睛最像早夭的姑姑——姨奶奶家的三姑说的，性子也不驯。十七岁那年，大年初三，父亲的众多表弟去我家走亲戚，父亲人实在，谁敬他都喝。我看不过，拿了只盅子上了席。一杯酒就是一把剑，割着喉咙就下去了。我不管。父亲酒量小，得有个人站出来对付他那些表弟。傍晚，东倒西歪的表叔们走了，我看着一家人傻笑。那一刻，我突然就理解了父亲。有次他醉酒我端茶给他，他直勾勾地看着我，问，你是谁？我怀疑自己托生错了，我本来应该是父亲的一个儿子。我潜意识里，总想替父亲、替家族保留着什么。可是，多年间，母亲说话也是一口唾沫一个钉，一切已无可挽回。当晚，我借了部录像机。第二天回去，录遍了家里的角角落落，包括西窗下一株刚冒出地面一拃高的小香椿。午后照相。一把杌子摆在屋门前，母亲坐正中，我们姊妹四人一字排开站在母亲身后。《乱世佳人》

中有句话，世界上唯有土地与明天同在。到不了明天，父亲的家就没了。我让照相的人尽可能把背景拉远，把三间房子、天井、房顶的半截烟囱、烟囱上方的天空、房后的树冠，都一起拍下。那是我们与家最后的合影。末了，我把北屋东间东山墙上贴的一个“福”字小心翼翼揭下来。“福”巴掌大，红纸，黑字，纸背面的浆糊把墙皮粘下来一小块。纸已褪成淡红，字依然黑黢黢的。那是一九九七年大年三十那天父亲写的。我记得很清楚，彼时的我从父亲手里接过字拿到天井里，待晾干后蘸了浆糊亲手贴到了东山墙上。转过年的二月末，父亲猝然离世。他一辈子沉着冷静，慢条斯理，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意外加了速，离开只用了三秒钟。他自小工书法，写字无数，那个“福”，是他留在人间唯一的墨迹。

除了字，我还留下了一把铁锨，一把木质的翻饼擗子。一个属于父亲与田野，一个属于母亲与炊烟。没有高低尊卑，它们共同营造与见证了我们曾经难以维系却又充满希望的生活。

午饭后，本家几位长辈也在场，商量房子的事。

却遇到了麻烦。

我家与西邻大奶奶家，是真正的一墙之隔。父亲一九六一年盖的房，大奶奶家晚一年。东面，她借了我家的西山墙当她的东山墙；西面，借了五婶子家的东山墙当她的西山墙。这样，她家盖屋不仅少垒两堵墙，东西还各宽出来几十公分。那年月，日子贫薄，没什么。那天，房子眼看要卖给国泰叔了，大奶奶却从邹城儿子家回来了。其时，她家房子也已空了好几年。急急赶回的大奶奶不让卖西山墙。她说，当年她借那堵山墙是付了钱的，不是十五就是二十元。母亲断然驳了回去。母亲说，大婶子，俺家恁侄儿死了，恁家俺大叔也死了，死人口里没对证，你别拿着死人说话。盖房子到现在四十五六年了，当年你有那个钱，就不会两边借山墙了。俺家恁侄儿活着时说过，恁没给，这事板上钉钉，我知道。大奶奶才悻悻地罢了。

前几日，与母亲说起此事，我问那堵墙后来怎么弄的。母亲说，后来大奶奶家的房子翻盖，叫了一家一户十来口人商量那堵墙怎么办。实际上那时国泰叔也本打算多少折点钱把墙给了她，但那天十几个人打狼一样去饭店吃饭，大奶奶没喊上国泰叔和梅花婶子。吃完饭找国泰叔说山墙的事，国泰叔置气，出多少钱都不卖。我想也好，那样，父亲回来，即使什么都变了，有这唯一的线索，就能找到他的家。那个有着他的指纹、脚印、呼吸、歌声、梦想、不甘、绝望、遗憾、欢乐、痛楚、从容、释然的家。还有我们——他的母亲、妻子、女儿。

那天晚上，大姐代表母亲在协议上签了字。母亲摁完手印，国泰叔递给母亲两万四千元钱，母亲数出两千还回去，算是情面，接着把房产证递给国泰叔。一个在世间存在了四十五年的家，正式易主他人。几天后，推土机三下五除二将其夷为平地。盛着我童年、少年、青春记忆的容器彻底粉碎。不久，原地起了二层小楼。

国泰叔说，妞子！你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这是咱的家！

好。我答应着，并努力让自己笑出来。

真就回去过一次。

那是第二年农历七月初七下午，我和母亲回去讨论修家谱的事。梅花婶婶把我安排在了二楼。我原来的家，是一点气息也寻不到了。晚上大家一起吃饭。国泰叔的父亲母亲——我叫二老爷二奶奶——也在。在我们老家，外祖父叫姥爷，祖父叫老爷，听起来一样，但血脉上混淆不了，大家都心知肚明。我们说了很多话。席间，二老爷从裤子口袋掏出几十块钱非要给二奶奶，说他花不着了，二奶奶不拿，说，俺不要你的钱。如此几次。二老爷打年轻脾气大，家里人不合他意他就去天井里磨刀，天天嚷着刀了这个刀了那个，二奶奶受了他一辈子气。晚上都睡下了，突然咣当一声，一只碗打碎在地上，接着就听二老爷喊，我喝药了！我喝药了！惊慌失措中，家里顿时乱作一团。这边，众人七手八脚把二老爷往三轮车上抬，那边，国泰叔抱着母亲哭，嫂子，我没脸见人了！柱儿——母亲叫着他的小名，劝慰道，谁不知道你孝顺？是俺二叔不懂事！别的不管，咱先救人！国泰叔骑着三轮车向镇卫生院奔去。大家一路小跑跟着。我在家守着二奶奶。二奶奶把枕头竖起来靠在床头上斜倚着。天热，她只穿了一身白色小碎花的棉质睡衣。二奶奶先是茫然地盯着天花板看了会儿，后来摸过一支烟夹在指间慢慢吸。都说，年轻时的二奶奶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俊。风风雨雨一辈子，如今，七十多岁的人了，依然高挑，白皙，一头花白的天生的自来卷拢到耳后，齐着肩颈，美之外，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从容与恬淡。二奶奶吸着烟，望着前方，若有所思。我盘腿坐在她的对面，亦不言语。关于二奶奶，早年间村里是有些闲言碎语的，说她为闺女时就与一个一表人才的民办教师私定终身，却终是违逆不了父母，嫁给了五短身材的二老爷。婚后不久出生的大儿子，迥然相异于二老爷的清秀面庞说明书般向世人昭示了一切。而接下来仙女般降临到人世的女儿更是将不可争辩的事实和盘托出。直到又一个儿子呱呱坠地，全村人替二老爷悬着的一颗心才落了地。这个儿子便是国泰叔。再后来的两个女儿，没什么可说的，那小脸活脱脱是从二老爷那张大脸上扒下来的。村里人打趣说，老天爷给到人间的脸谱不够用了，爷几个共用一张脸。可是无济于事。二老爷体内的羞愤早就被唤醒，磨刀霍霍与骂骂咧咧成了他多年的日常。没有人与他亲近。他成了家里的被疏离者。书生气的大儿子聪慧过人，什么东西，比如修手表，修收音机，不用学，一琢磨就会。只是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未做任何治疗，二十八岁上郁郁而死。死之前，他被关闭在夏天潮热冬天湿冷的逼仄的小西屋里，已经很久不曾出门。实际上，他几乎是在那间屋里长大的，那是他的囚禁之地。二奶奶的大女儿——我喊她华英姑姑，高中时与大姐同学，我记得很多次，晚自习放学回来的她不肯回家，一直在我家拖延到很晚，有时就和大姐挤一张床睡了。后来考上了中专，毕业后留在了省会城市，再后来成立了公司，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下面三个弟妹，藤一样依附着她，虽算不得荣华富贵，也都尽显欢颜。华英姑姑遗传了二奶奶与传闻中的民办教师最好的基因。记得有一年春节后她去我家打牌玩，一头松软的黑色卷发垂至肩窝，黑亮的紧身小皮衣敞开着，露出里面的钴蓝色低领绒衫，毛茸茸的黑色貂领不时扫着她圆润流畅的下颌线。几个人边打牌边大声说笑。我静静地看着华英姑姑，她笑起来，花苞轻绽一样。我忽然明白了什么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莫名的，心中郁郁。我恍然，那是时为少女的我第一次对一个人的容颜之美充满强烈的嫉妒与向往。那张明朗、娇媚、生动的脸，如一幅油画，多年间一直刻印在我心里。二奶奶晚年，多是跟着华英姑姑待在繁华的都市。二老爷则很少。华英是他内心的耻辱与骄傲，抵触与依赖。那无疑是一湾泥淖，他一辈子都在挣脱，也一辈子深陷其中。及至晚年，面对华英，他甚至有些腆着脸了。时间，终于像从银行取钱一样，一点点取走了他全部的自尊，漫长，不动声色。那晚，当他握手榴弹一样将农药瓶抓在手中，是对尊严的坚守，还是放弃？毒药喝就喝了，在沉默与呐喊中，他还是选择了后者。是释然？还是不甘？我与二奶奶面对面，那些远远近近的是是非非，无法提起，也无从提起。这一生，波波折折的，二奶奶值得么？不得而知。

他可舍不得死。二奶奶侧身朝床头橱的烟灰缸里弹了弹烟灰，眨了眨眼睛，平静地说。

然而，一会传来信，二老爷死了。

死了？二奶奶夹烟的手停在半空，不相信似的嘟哝了一声。

我身体前倾，怕二奶奶难过，紧紧握住了她的另一只手。

我显然错了。二奶奶面不改色，波澜不惊。难过的是我。再怎么着，二老爷都是与父亲血缘上最近的人。他的消失，父亲在世上的痕迹就更少了。这样想着，自己竟先流下泪来。

吊唁、火化、发丧，忙乱了三整天。到了第三天晚上，连落忙的也走了，二奶奶家才稍稍清静下来。我和母亲没走，大人孩子一大家二十来人挤坐在一起吃饭，好酒好菜上了桌，国泰叔给一个姐夫两个妹夫敬酒。一开始，大家都还极力屏声敛气，极力维护一桩丧事该有的悲壮气氛，三杯酒下肚，各个难掩轻松与喜悦，嗓门越来越大，竟逐渐热闹起来。二老爷，那个虚张声势了一辈子、也孤独了一辈子的人，正在被人迅速遗忘。不，是遗弃。我们翌日早晨离开，从此，我再未回国泰叔家住过。

十几年间，每年的腊月二十八回去赶集，人群中的我，无数次驻足，越过黑压压涌动的人头，看向原来的家。集散了，人走了，我站在辽阔的寒风中，还不舍得离开，直到夕阳西下，暮色四起。

卖房子也不和我商量，那又不是恁仨自己的家，那也是我的家啊，我同意吗你们就卖了！我质问母亲和大姐二姐。

可惜，这不是真的。它只是我脑海中的一股飓风，左奔右突。我的头被它撞得千疮百孔。我常在夜半醒来，盯着暗无一物的房顶发呆。我使不出来。父母砸锅卖铁倾其所有地供我读书所习得的教养，不容许我为自己出那口郁闷之气。我不忍看母亲惊慌无措的样子。如今八十二岁的母亲，身体已是一座老房子，经不起风雨了。

我想过无数遍，假如我狠下心把这个问题拿到桌面上，一定与母亲掰扯个底朝天，母亲会后悔吗？——房子卖给国泰叔不几年，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村里很多平房拆了，无偿置换到了楼房。面积大的，还置换了两套三套。假如我家还在，会不会也是这种结果？那样，母亲就可以时不时回去住住，与四邻八舍聊聊家常，不至于像无根的浮萍一样一直飘在城里的女儿家，自己无家可归。

也只是想想。我一旦说了，母亲怕再无安宁之日。因为，那一定是她希望的。

离开老家的母亲，先是跟着小妹，给她看大了两个孩子。后来跟着二姐。去年二姐的儿子结婚，大姐就把母亲接到了自己家。新房，高端简约的现代装修。母亲朝南的卧室（我一直感觉朝北），宽敞，干净，明亮。新被子新褥子，不薄不厚，又暄又软。窗台上的长寿花开得喜庆，一盆白的，一盆红的。母亲的心脏几年前放了两个支架，原来一天三次药，大姐分得更仔细——早晨起床后、早饭前、早饭后、午饭前、午饭后、晚上睡觉前，一天六次。药分装在不同颜色的小瓶里，按顺序摆放，母亲只需记清吃药时间。大姐和姐夫习惯了早起，五点多开始，跑步，做瑜伽，后来甚至上了杠铃和哑铃。健完身，不到七点，早饭就吃完了。母亲睡不踏实，也跟着早起。有时我去看母亲，一会没说话，坐在沙发上的母亲就眯着眼睡着了——晚上的药效不曾退去，早晨的又吃上了。电脑程序一样的生活习惯让母亲变得小心翼翼，我看出来母亲在忍，但她不说——她明白，自己已经婴孩般无力左右什么了。

在城市的这些年，母亲最快乐的时光是她最初跟着小妹时。那时小妹住在城边，那爿平房像个大四合院，谁家进进出出都看得到。年轻人上班走了，留下的都是和母亲差不多的，是农村上去给儿女看孩子的。小圆桌搬到院里，沏上茶，几个人坐一圈，喝着茶聊你家长我家短。于母亲，俨然生活在乡下，她是舒适的。后来那地方拆迁，小妹搬到了市内的高楼上。母亲，从此生活在严密的防盗门之后，没有了交往，囚禁。我常常想到这个词。视力的囚禁，门的囚禁。孝心的囚禁。前几年的腊月二十八，我还能带母亲回老家赶集，现在姐姐不让。姐姐说，娘走多了腿疼，也禁不起冷了。被支架支撑着的心脏，感冒容易引起心率忽高忽低。高了低了都不行。岁月，冬寒，也一起囚禁了母亲。

那就等天暖。我想。天暖了，母亲的世界就大了。

“那时候，咱家……”母亲讲述什么时，常常这样开头。她只能用过去式。链接现在与未来的媒介，她亲自切断了。大姐和二姐后来后悔了吗？我没问过。问也没用。看到的，听到的，未必就是真的。真相是最贵的奢侈品。退而求其次是我唯一能做的。甚至，为了让母亲安心，我查阅过资料：“按照相关规定，农村宅基地上房屋自然倒塌后，其物权自然灭失，该宅基地由村集体无条件收回。”因此，每次谈起当初卖房子，我都浅尝辄止地随声附和说，多亏卖了，要是塌了咱说了就不算了，就是大队里的了。

是啊。母亲说，神色黯然。

我不知她是确信还是怀疑。平常的大小事，母亲心里都明镜似的，在这一宗上，她其实是否也和我们一样，在掩饰？只不过掩饰久了，连自己也分不清了。

如今，苍天厚我，让我在城市中拥有了一栋理想中的大房子。置身书房，抬头望向窗外，天高地阔，群山连绵，满目苍翠。然而，我曾在乡间的家，那三间土坯房，土坯圈起来的天井，是无论如何回不来了。

那是父亲的全部。是他一个人，为母亲、妻子以及接踵而至的四个女儿筑造在大地上的宫殿。

我常常异想天开地期待着国泰叔和梅花婶像当初母亲撇下老家一样，也抛家舍业，进城跟着两个女儿住。如此，我就把那座二层小楼重新买过来，拆掉，按我的意愿，再造一个家。一个父亲能寻得到的家。

果真如此，得多么好啊。

自然，每次赶完集回去，我都会给母亲打电话，把在集上遇到的人、看见的物、听说的事，一五一十讲给她。三奶奶想她这样的话尤其不能忘。我能感觉到电话那端母亲脸上的笑容。“噢，是啊？说想我了啊？” 母亲高兴得声音都变了，犹如少女。老家的消息已是她生命中不可多得的盐。

这样的电话会打很久。在我的描述中，我和母亲又一次回到曾经的家，那个属于我们的独一无二的宫殿。那时，奶奶和父亲都在，母亲也年轻。要过年了，我们的家里，鸡鸣狗吠，炊烟袅袅，笑语欢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