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风，从瓯江上来，裹挟着一股湿润的咸味。它从江心屿古塔的阴影里穿过，从瓯江大桥下掠过，从一叶叶渔舟的桅杆尖上掀起，把河岸的青苔拍打得青翠欲滴。风一路拍打到船埠的老余身上，他弯腰撒网，手上用力，脚步稳得像钉在甲板上。天光还没亮透，他的身影已经和江水融为一体。

老余的渔船不大，三米宽，七米长，孤零零泊在水面上。岸边还有几条老船斜斜地靠着码头，锈迹斑斑的铁皮船身有着年代的陈旧，但船里的人却从未停过。老余常说，瓯江上养活了千百代温州人，这片江水，容不得人偷懒。他抬头望了望江面，船篷上挂着的一盏昏黄的灯泡像一只摇晃的眼睛，四周的水面一片墨绿，映着星星点点的反光。他的儿子常劝他别再出海，说养鱼养虾一样能糊口，可老余不肯。他说：“瓯江的风是有劲儿的，它吹了一辈子人，也吹了一辈子的希望。”儿子不再劝，只能任由他像一条永不停歇的潮水。

潮水是什么？对老余来说，是瓯江日复一日的涨落；对更年轻的一代人来说，是涌动的市场，是奔向未知的冒险。

1980年代的温州，大批人从这片潮水中站起来，转过身，奔向山外。有人扛着铁锅，有人挑着衣料，有人用麻袋装着自己打磨的铁钉或手工缝制的鞋子，登上长途车，搭上火车，再换上一艘海船，走向离家千里的地方。瓯江边的风，吹到了广东，吹到了香港，甚至吹到了异国的码头。老余没见过那些更远的地方，但他听说，瓯江人从来不会把江的尽头当成终点。他们会走得更远，再带回什么东西来。

阿华就是那批人里最早的一员。他出生在瓯江边，父亲是码头工人，母亲是裁缝。阿华年轻的时候，每天从江边的厂里挑两双皮鞋，蹬上自行车去邻县的市场叫卖。那是最初的四千里——不是地理的四千里，而是生活的四千里。他从街边小摊走向更大的市场，后来从江南走向了广东，从广东又跨过一片海洋。他像所有的温州人一样，总能找到最远的路，也总能带回最多的货。

阿华出发时的瓯江，还没有如今的繁华模样。江心屿上只有两条破旧的小路，岛上的塔虽然矗立了千年，却无人打理，长满了青苔，像孤岛上的沉睡者。阿华路过那里时，总喜欢停下来抽根烟，盯着远处天际线上的货轮出神。他的父亲常告诉他：“江水只会向前流，做什么都别回头。”可阿华却总爱多看一眼瓯江后退的水痕。他说：“我们不是不回头，是知道回头的时候，自己要变得更厉害。”

阿华卖鞋的第一笔生意，是在香港做成的。他和几个老乡搭上一艘货船，在甲板上摇了五天五夜。一路上，他盯着船舱里那些鞋，紧张得一刻不敢睡。那时候温州鞋子还没什么名气，款式单一，做工粗糙，价格却低得让人心动。到岸后，阿华穿着自己那双皮鞋，把装鞋的包裹背得笔直。他走进九龙的批发市场，听着嘈杂的粤语和外语，硬是靠手势和目光，与对方谈成了一笔交易。

“那天签完合同的时候，我差点掉泪。”阿华后来对人说。他没说出的是，那天晚上，他爬上船头，看着香港码头的灯火，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情绪。他知道，自己做成了第一单，可也明白，这只是更漫长的一场奔波的开始。

风吹过瓯江，再次吹上了阿华的货轮。那些鞋成了温州制造的符号，也成了温州人四千精神的象征。从瓯江码头到香港市场，再从香港到意大利、到法国，温州人从不让鞋停下。他们不只是做鞋，而是在用每一双鞋丈量世界，用每一次交易换回机会，再用机会把自己的路拓得更宽。

老余每次听人提起阿华这样的故事，都会点点头。他们是瓯江的追光者，敢用脚步丈量四千里的风浪。可老余说自己也没差多少，他的渔网捞不到什么名气，但他捞的是瓯江的日子。瓯江养活了他，也养活了他的儿子，甚至养活了阿华。江水涌动时，网线拉紧时，他都能听到瓯江在耳边低语：“这里每一个人，都要跟着风走。”

夜色退去，老余的网终于满了。他站起来，拍掉手上的水，慢悠悠地靠岸。岸边的天光亮起来了，江心屿的古塔在晨雾里变得清晰，塔尖指着天际，像是温州人抬起的目光——坚定，永远向前。

风从瓯江上来，从未停歇。

二

山，从不说话，却一直注视着脚下的人。

瓯北的山村，四面环山，唯有一条山涧小道连通外界。雨季的时候，水冲断了路，连牛车都难以通过；旱季时，满是碎石的土路让人走得小心翼翼，稍不留神，脚就被磨出血来。陈大爷一辈子生活在这儿，从小挑着稻谷穿行于这样的路上。他常说，山是有性子的，“你敬它，它护着你；你不敬它，它就断你的路”。可他说这话时，语气却是那么平静，仿佛他与这座山早已达成了一种沉默的妥协。

1973年的一个清晨，陈大爷还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第一次挑起两袋稻谷，走出村子去换盐。稻谷不重，可路难走，早晨五点出发，直到夜里月亮爬上山头才到镇上。那一路，他要绕过山涧、翻过乱石堆，还要蹚过一条冰凉的河。他记得河水灌进鞋子里时的寒意，也记得肩膀压得几乎脱臼时那种快要倒下的挣扎。但到了镇上的集市，他把两袋稻谷换回两包盐时，心里竟有种说不出的轻松。他明白，日子就是这么过的，扛过去就是另一头。

“那时候，一袋稻谷卖三块五。”他说，“走两天的山路，换不到什么钱，可全村都靠这条路活着。”山路是村子和外界唯一的纽带，挑担的队伍经常连成一线，男人挑谷，女人挑柴，孩子们跟在后头，身子骨稍微壮一点就要学着分担重量。陈大爷抬头看过那些挑担人头顶上的山，他们的身影小得像一只只蚂蚁，却在山涧里留下了一条清晰的泥路。

直到1980年代，瓯北的村子还停留在这样的时间里。地形封闭，资源贫瘠，村民唯一的财富是田间的粮食和山上的木材。没有公路，没有电灯，更没有外面的生活。那时陈大爷三十出头，挑谷子的日子依然没有停，他开始学会不再抱怨，而是盘算如何在这种“日复一日”里开辟一点新的可能。也是那时，有人提议：山路太窄，得把它拓宽。

“拓路”这个词，最初在村里引起了争论。有人说，山路是祖辈留下的，“走了几十年，有什么不好”，也有人摇头：“泥路再走几十年，咱的孩子也没出路。”这些争论持续了整整一个冬天。最终，全村人商量出一个办法：靠自己。村民自己挑着锄头和镰刀上山，从山脚一点点开凿泥土。陈大爷记得清楚，那年春天，第一批“修路队”踏上山坡时，村里响起一阵久违的锣鼓声。年轻人挑着土石，老人在一旁搬运碎木，连妇女都忙着往返山间运水送饭。

那条泥路，是瓯北山村的第一条“通天路”。它把封闭的村庄和外面的世界连了起来，尽管依旧狭窄泥泞，但已经能容下牛车和农用三轮车。随着第一条泥路的修通，村民们的脚步越走越远。陈大爷说，他记得当年的第一批“村外人”到来的样子。几个县里的干部走进村子时，带着一张张地形图和公路规划图，他们说：“泥路修得不错，但还不够。要想日子好，得让公路进来。”

公路，像一条从山外伸来的手，伸进了瓯北的山里。它带来了卡车、拖拉机，带来了外地商人，也带来了光亮和机会。山村的稻谷不再是村民挑出去换盐的筹码，而是成了米厂的货物；山上的木材也不再只是村里建屋的材料，而是成了家具厂的资源。山村的孩子们开始第一次坐上车，去镇上读书；年轻人开始坐上货车，去城市打工。

到1990年代末，瓯北的泥路已经变成了宽敞的水泥路，陈大爷也不再挑谷子。山脚下，建起了一片工业园，村里一些有想法的年轻人开始尝试办厂，有人做木材加工，有人做农具制造，也有人做纸箱印刷厂。“我们那时候不知道啥叫工业园，就知道这是个新鲜东西。”陈大爷说，“年轻人有本事，我们这些老骨头就是修路修到他们出头。”

今天的小村，已然成了新村。陈大爷的茶园就在山脚下，外面来的游客喜欢在他的小屋里坐坐，喝点刚泡的毛峰。他会慢悠悠地讲那些拓路的旧事，讲那些肩膀上挑过的稻谷，讲那些用手挖开的山石。他的声音平淡，像山风掠过，却让人忍不住多听几句。后来，有人问他：“你们修了这么多年路，到底图啥？”他想了想，说：“修路，不就是为了让人能走出去，也让人能回来嘛。”

瓯北山村的路，连着瓯江，也连着更远的地方。路开通后，有人走出去了，在外面扎根；也有人回来了，把外面的东西带进村里。山从未说话，但它见证了这一切——它看着人们用肩膀和双脚扛起第一条路，看着村庄从一片荒凉变成如今的新农村。路，是拓开的；而希望，是从脚下生长出来的。

天边渐渐泛起金光，陈大爷走到茶园的树下，远远地望着那条早已铺满柏油的村道。他知道，山的性子始终没变，只是走路的人不同了。新的村庄，新的生活，也该是新的四千里奔涌。

三

冬天的早晨，制鞋厂的车间里，机器的轰鸣声像是流水一般在空气中荡漾。林师傅蹲在车间一角，双手拎着一块鞋模，仔细端详着模具表面的弧线。他的指尖沾满油污，指甲缝里嵌着残留的胶水，这双手已经在鞋厂里干了三十多年。年轻工人们打趣说：“林师傅，你的手不是人的手，是‘鞋的手’。”林师傅听完，总是笑着点点头。他的确觉得自己的命运和鞋联系在了一起——不只是他的命运，而是温州人的命运。

温州这片土地，被称为“鞋都”。然而，这个名号并不是一夜之间得来的。

1970年代末，林师傅刚满二十岁，第一次进入鞋厂做学徒。那时候，温州的鞋子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品牌”。鞋厂不过是一些小作坊，木头钉成的房子，几台简单的缝纫机和钉鞋机就是所有的家当。林师傅的师傅常对他说：“做鞋啊，最重要的不是机器，是人。”他说这话时，拿着一把手工刀，一点一点在鞋模上刮出鞋尖的弧度，刮一遍，用手摸一遍，再刮一遍，直到那块鞋模的表面光滑得如同瓷器。

林师傅学着师傅的样子，也拿着刀刮模具。但他一开始并没有师傅那样的耐心。他想快点把模具做出来，好让鞋赶快成型。没过几天，他就因为一个模具做得不够细致，导致一批鞋的鞋底开裂，被师傅狠狠训了一顿。那次之后，他明白了一件事：鞋的好坏，取决于一个细节、一处弧线、一道缝线。“鞋子是脚的命根子，不能凑合。”师傅这么说，林师傅也记住了这句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温州的鞋子开始慢慢进入全国市场。林师傅记得，当时大多数温州鞋厂都在生产一些仿制款——模仿广州、上海的样式，价格却低得多。温州鞋的销量越来越大，几乎每一条街道的小作坊里都堆满了皮革、鞋模和裁布料的碎片。林师傅说，那时候的温州鞋子就像一种“跑出来的生意”。只要把货装上火车或长途汽车，送到外省，卖一批就能赚一批。林师傅带着鞋厂的货，跟着老板跑过无数城市，从江西、安徽到河南、湖北，一天能换好几个市场。他看到成百上千的顾客涌向摊位，争着买那些款式普通却价格低廉的鞋子。

那时候，温州的鞋，似乎风头无两。

可是，风头却转瞬即逝。1987年的“假鞋事件”让林师傅第一次尝到了“行业风波”的苦涩。那一年，温州的一批低质劣鞋被集中销毁，温州鞋厂的名声一夜之间跌到谷底。林师傅当时刚刚升任厂里的技术主管，听说销毁消息的那天，他站在厂房门口，整整愣了一天。

老板冲着工人们发火：“做鞋这么多年了，就因为质量问题，全砸了！”林师傅却没有说话。他站在堆满鞋盒的仓库里，低头盯着那些没有缝合好的鞋帮和粗糙的鞋底，心里掠过一种说不清的惭愧。他想起师傅教他刮鞋模时说的话：“鞋不能凑合。”可眼前这些鞋，确实是“凑合”出来的。他握紧了手里的鞋模，那种冰凉的触感让他一下子冷静了下来。他对老板说：“鞋厂不能倒，我们得重新做，做更好的鞋。”

从那之后，林师傅几乎天天泡在车间里，不断改良鞋模。他发誓，哪怕只卖出一双鞋，也不能再因为质量问题砸了温州鞋厂的招牌。

那几年，温州的鞋厂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许多小作坊关门倒闭，剩下的几家鞋厂也几乎是在硬撑。林师傅的厂从最初的几十台机器，缩减到只有几台缝纫机。工人们走了一半，剩下的人也看不到希望。林师傅没有放弃。他坚持用最好的材料，做最耐用的鞋模，每一双鞋都经过严格的测试。他对老板说：“温州鞋再便宜，也要有质量。”

到1990年代中期，温州的鞋厂终于迎来了转机。那时候，林师傅的厂开始尝试从“模仿”转向“创新”。他们花了整整两年时间，研究出一款独家设计的皮鞋，款式时尚，做工精细，耐磨性远高于市面上的同类产品。那款鞋一经推出，就引起了市场的轰动，销量迅速翻倍，厂里一下子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

林师傅看着厂房里重新忙碌起来的工人，心里既兴奋又感慨。他知道，这份成绩来之不易。温州鞋能从假鞋的阴影里走出来，是因为温州人始终没有放弃。林师傅说：“我们不怕摔倒，就怕站不起来。可只要人站起来了，鞋也能站得住。”

1990年代末，温州的鞋厂越来越多，不少鞋厂老板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他们开始组团去意大利、法国学习制鞋工艺，林师傅也跟着老板出了一趟国。他第一次站在意大利的一家鞋展上，看着那些精致得像艺术品一样的鞋子时，心里突然明白了什么。那些鞋不仅是商品，它们代表着一种文化，一种标准。“我们也能做到。”林师傅这么想。

从那之后，林师傅的厂不再满足于做便宜的鞋，而是开始向中高端市场进军。他们学习国外的设计，优化自己的工艺，还开始创立自主品牌。到2000年，林师傅的鞋厂已经出口到十几个国家，成为温州鞋业的代表之一。

如今的林师傅，已经不再是车间里的技术主管了。他的儿子林涛接过了父亲的衣钵，却没有继续留在制鞋厂，而是创办了一家智能鞋模公司。林涛说：“父亲做了一辈子的鞋，我也想做鞋，但我不想只做鞋，我想用技术改变鞋厂。”

林涛的公司用3D打印技术制作鞋模，大幅缩短了传统鞋模的生产时间，也让鞋厂的效率提升了好几倍。林涛说，他从小看着父亲在车间里摸索鞋模的样子，手上全是磨出的老茧。他希望有一天，做鞋的人不再需要那么辛苦，但温州鞋的精神却能继续传承下去。

林师傅有时候会去儿子的公司看看，看到那些用机器打印出来的鞋模时，他总是摸一摸，说：“好东西，比我手刮得还快。”林涛笑着说：“爸，现在鞋模得跟得上市场，手刮可做不出这么细的东西。”林师傅也笑了，嘴里嘟囔着：“鞋好，路才稳。”

温州的鞋，从当年的“假鞋”到如今的“国鞋”，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这条路，不只是从作坊到工厂，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展会的路，更是温州人“四千精神”的路。千方百计争市场，是温州鞋厂的根基；而温州鞋厂的崛起，又成了温州精神的最好注脚。

瓯江的风，从码头吹到鞋厂，又吹到海外的展台。林师傅常说，鞋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路。而温州鞋，正是用千千万万人的脚步，走出了自己的路。

风，从瓯江上来，吹过老余的渔舟，掠过瓯北山村的茶园，也吹过鞋厂里林师傅手中的鞋模。它一路穿行，带着温州人用脚步丈量的路，用双手开辟的梦，也带着四千精神不息的力量。

瓯江的潮水从未停歇，正如温州人的脚步从未停下。那风里藏着的是一代代人闯荡的勇气，是千山万水间拼搏的执着，更是对未来的信念。渔网捞起的，不只是瓯江的鱼；拓开的山路，不只是脚下的泥土；走远的鞋子，不只是温州的商品。这一切，连接起过去与现在，也延伸向四千里之外的世界。

山河无言，却是四千精神最好的见证者。风还在吹，从瓯江的潮头吹向每一个温州人的心间，催促着他们去奔波，去开拓，去奋进，去迎接更辽阔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