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个月，能干什么
韩愈在袁州的九个月，影响了一千多年，至今宜春人还在感念他，扩建昌黎书院、立韩文公祠、修建气势巍峨的昌黎阁……甚至将宜春至今文脉昌盛，也归功于他的影响。
公元前201年，也就是汉高祖六年，置宜春县。因地利而得名：“城侧有泉，莹媚如春，饮之宜人。”还有一说：“山明水秀，土沃泉甘，其气如春，四时咸宜。”后因看重人文，改名为袁州。东汉宰相袁安次子袁京，满腹经纶，却不思仕进，被誉为“孤高处士”，寻觅到偏僻的宜春，潜心读书、讲学，著书立说。与隐居富春江畔的严子陵齐名，称“汉室两伟人，千古更无比”。
宜春人慕其名，仰其学，为他修“高士坊”，建“高士书院”，城区大道叫“高士路”，山称“袁山”，河叫“袁水”……地以人重，索性将城市名称也改了。城郭山川，皆从袁氏，可见宜春人求贤若渴的情状。
唐天宝五年，袁州改回宜春郡。12年后，乾元元年，又改回袁州，许多年后，再次改回宜春……一大片忽而称府、忽而叫郡的地域名字，这样改来改去，似乎是在呼唤、在等待什么，是一个人，还是一种变化呢？
唐元和三年，韩愈在出长安必经的灞桥，为被贬去袁州的同科进士、翰林学士王涯送别，路边杨柳依依，两人昔日风雨同忧，今日荣华异路，离情别绪，不可无诗。韩愈诗的后两句至今还广为传诵：“莫以宜春远，江山多胜游。”
当时是韩愈对好友的慰藉，后来却成为他对自己的鼓励和为官的一个目标。11年后，身为刑部侍郎的韩愈，年已51岁，上表力谏唐宪宗，被贬往潮州。在通过秦岭深处一段险道时自悲自叹：“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他的家眷随即也被赶出京城，幼女病死于贬谪的途中，草草葬于山道一侧。他到潮州不久，曾寄以厚望、博学多才的侄孙韩滂又病逝……可谓迭遭祸患，雪上加霜。
韩愈以戴罪之身，在潮州仍然干了几件被后人称颂的大事：破鳄鱼灾害、兴教办学、挖渠凿井、兴修水利……古代伟大的文人大致分两类：一类严子陵、陶渊明，隐逸于世；另一类韩愈、苏轼等，闲不住，被贬到哪儿干到哪儿。八个月后，朝廷特赦，因罪远贬的官吏可以调迁到离长安近一些的地方任职，此谓“量移”。韩愈就戏剧性地被“量移”到袁州做刺史。直线距离袁州确实比潮州距长安略近。
当代宜春学者舒建勋在《莫以宜春远》一文中写道：“当时的袁州，由于地处偏僻，文化落后，买卖人口，学校不兴，弊政陋习极多。”韩愈到袁州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还宜春以春天——解救奴婢。他亲眼见到了一些因贫穷或其他原因而卖身为奴者的苦难，于是颁布法令、制定标准，凡以工抵债的男女奴婢，皆给以自由。有些父母双亡，以工抵债尚不足者，韩愈自掏腰包为其赎身。在袁州境内共解救了730多位奴婢。当时，恰逢820年。
韩愈解救奴婢有一个客观原因，他一到袁州，就赶上大旱，自初春至夏，滴雨未下，土地干涸，民生凋敝，奴婢自然更苦。他率领州县士绅两次三番地祈雨，先拜城隍，后到城外的仰山祭祀山神。
他祈雨也不是乞求，祈雨祭文中跟老天讲道理，甚至有质问、抗议：“若守有罪，宜被疾殃于其身；百姓可哀，宜蒙恩悯，以时赐雨。”我有罪，你随时可以惩罚；百姓无辜，你不该让他们遭殃。说也怪，老天似自觉无理，大雨就真地下来了，百姓欢天喜地，感恩戴德。
韩愈在袁州尽心竭力干的另一件大事是兴办书院，鼓励学子发奋读书，倡导务实文风。知名散文家陆春祥，在《袁州长歌》中转引唐五代笔记《唐摭言》称，后来成为中唐著名古文大家的李翱、皇甫湜，以及诗人张籍，均是韩愈在袁州的高足，他的另一袁州学生黄颇，是会昌三年的进士，官至监察御史。
据《宜春县志》记载：“袁州自韩文公倡明道学，嗣是守郡者类以造就人才为心。宽刑禁，尚文学，悉奉昌黎为法……昔韩昌黎自岭南移守于此，教化既洽，州民交口颂之。”五代诗人韦庄的《袁州作》中这样形容当时的读书风气：“家家生计只琴书，一郡清风似鲁儒”。
韩愈的兴学重教，十几年后大显成效，“文化落后……学校不兴”的袁州，竟出了江西第一个状元卢肇。紧随其后，易重又成为江西的第二个状元。整个唐代，江西只出了两个状元，都在袁州。进士则有三十多位，江西全省只有进士60多人，人称“江西进士半袁州”。宜春城内也有了状元路、重桂路乃至黄颇路等。
韩愈“量移”袁州只九个月，除去上面简述的卓著政绩，还写了23篇文章，其中有《祭柳子厚文》《新修滕王阁记》等名篇。他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苏东坡称他是“文起八代之衰”，文学史上有“杜诗韩文”一说……所谓“一字千金”应可用来形容他的文章。这令人很难理解，一个人在九个月的时间里，怎么办得了这么多事？而且都是大事、好事，被后人念念不忘、载入史册的事！
韩愈在袁州的九个月，影响了一千多年，至今宜春人还在感念他，扩建昌黎书院、立韩文公祠、修建气势巍峨的昌黎阁……甚至将宜春至今文脉昌盛，也归功于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