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平民小吃

鄙人的朋友刘杼友新编《释名志》里解释“平民”一词，可谓言简意赅：“平民，平常之民也。”

由平民说到平民之食品。所谓的平民食品，是指平民经常在吃，或者是平民经常吃得起的食品。这种说法如果落实到北京的炒肝儿和卤煮火烧上，我认为最合适。炒肝儿对于我，是经常吃而经常还想吃的小吃，不吃还想得慌。“炒肝儿”在念的时候尾音必须儿化，你绝不能念“炒肝”，因为这么念太生硬，不是北京人的念法——“炒肝儿”。而鄙人第二故乡大同的方言中却很少儿化音，大同话会叫“肝子”——猪肝子、牛肝子、羊肝子，这三种肝子里我比较喜欢吃牛肝，其味道有浑厚之气，白水煮熟放凉了吃，撒微量盐，挺好。牛肝、牛肚还有羊头、羊蹄都宜白煮，白水煮羊头是北京的一道名菜，就用白水煮，要的就是那个味儿。前不久妻子买回酱牛肚，我就觉得不如白煮而蘸盐的牛肚香，尤其是牛肚梁，切片蘸微量盐以之下酒，真好。羊肚也是这样，洗净白水煮，什么都不放，凉吃热吃都好，煮完羊肚的汤，撒上一把切碎的香菜来喝，真香。

因为好久没去北京，前几天去了北京，绕着我那个小区走，走到西门就看到了“护国寺小吃”的牌子，一时也是想吃炒肝儿想昏了头，进去便问有没有炒肝儿。女服务员算是客气，说我们是清真饭店。一时觉得自己十分好笑，在清真饭店里莽莽撞撞问炒肝儿可谓找骂。

炒肝儿说是炒肝儿，里边却大多是猪肠子。北京人喝面糊是转着碗喝，而我会转着碗吃炒肝儿。转着碗吃炒肝儿，碰到一小段、一小片的肠子便用嘴嘬一下。吃炒肝儿宜多放蒜末儿，一大勺不够，再来一大勺，也许还不够。用勺子吃炒肝儿，吃到后来炒肝儿会澥掉，“稀汤洸水”很不好。炒肝儿好吃，就是要吃猪大肠那个味儿，那是什么味儿，你最好自己去试试。炒猪大肠我也喜欢，用很辣的尖椒炒。我还特别向往的一道菜是“生炒猪大肠”，但至今没有吃过，我甚至怀疑这只是一个传说——我怎么都想不出来应该怎么生炒，炒出来应该是什么味儿？熘肥肠和炒肝儿里边的猪肠应该都是十分软烂的那种，生的下进去怎么可以？北京各个饭店里差不多都有熘肥肠——当然清真馆子除外——而我认为最数丰泽园的“九转肥肠”做得好，得“软烂”二字，味道虽经九转还是很冲，吃肥肠就是要吃那个味儿。

我去北京，喜欢吃的平民食品主要是炒肝儿、卤煮火烧和炸灌肠。有时候我会坐在小饭店里，只要两盘炸灌肠，让它略微凉凉，然后一片一片地蘸着蒜泥下酒，是越嚼越香。此刻要是再上一两盘别的菜，就会破坏了那种简单的口感。炸灌肠没一点肉，全是淀粉之类，但就是好吃，宜下酒。

因为前天吃炒肝儿的事儿，我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图片，有一位女友在微信上问：“炒肝儿是甜的吗？”

“炒肝儿没有甜的。”我马上告诉她。无端的，我或许还有那么点儿不高兴或生气，我觉得这真是对炒肝儿不礼貌，怎么可以这样。这简直就像汪曾褀先生说他某年和人们在四川吃汤圆的事。

某女一进小店就说：来碗汤圆，别放辣椒。

乖乖！

黑衣清瘦

马上好！

我现在正在道观里避雨，一边用手机和你说话。现在的人们有手机就是好，因此几乎废掉了书信，甚至据说有00后的小年轻请教别人什么是信封。这倒并不让人心里觉得可笑，只是让人觉得这样下去我们是否会变成各种“盲”——不独是“手机盲”和“电脑盲”。想想这些真是让人觉得可怕。我并不希望眼下用熟了的东西变化太快，或者说是进步太快，我喜欢慢一点的生活，比如登山，坐上缆车嗖的一下就到达了山顶，终究没什么乐趣。登山和谈恋爱一个道理，如果不谈恋爱，直接奔了性而去，也没什么乐趣。今年的某一天我去银行办事，那里摆着两台自助服务机，说是可以自己去操作，但结果是我照样做不来。好在银行有专门的人在那里负责帮顾客操作，可见不独是我，而是许多人都不会。所以，我以为科学发展到够用就行，不必天天在那里变化，这个可并不好玩儿。生活在这样瞬息万变的时代里，我以为最好的以良善之心对待人的方法，就是尽量少变来变去。

我现在待的这个地方，应该是道教的第×洞天，这个你可以去手机上查一查，就会明白天下道家的第×洞天在哪里。因为下着英国式的细雨，雨和雾交缠在一起，特别潮，而且冷。所以有人说这是英国式的雨。

因为这雨的缘故，我还想跟你多说一会儿话。我一边跟你说话，一边看着旁边的那个很胖的道士，不知怎么忽然就从心里生出对他的不满来。我很奇怪，他怎么会把自己吃到这样胖？这样子绝对很难去飞檐走壁，哪怕是只有一米来高的那种檐或壁。而且，他刚才带领着几个看上去懵懵懂懂的人去睡觉也被我看到了，当然我知道那些人睡觉是为了做梦，他们睡觉的地方我也去看了看，就在洞天东边突出的一大块石崖下，那下边已经有一些人在睡着，但不知道他们睡得着睡不着。我在旁边听到他们说，要交多少钱多少钱才可以在那里睡觉。那石崖下原来是个碑廊，好几个人就斜靠着那些石碑在睡。我看了一下那些石碑，大多是清代的东西，但确实有些字写得很好，起码要比现在许多书法协会会员写的字好得多。有一通碑让我想起了邓石如。

我和你用手机说话的时候，那个胖道士已经注意到了我，他倒是很礼貌，只是小声提醒我声音小一些，别影响了那些人睡觉。这个道士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才发现他岁数不大，二十多岁吧，这样小的年纪就出家当道士，这样小的年纪就吃到这样硕胖，这让我突然想起我喜欢的一个作家，他叫沈从文，是湘西汉子。他在一篇文章里写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他看到对面走过来一个很胖的妇人，心里忽然感到很难过。我当年读他的这段文字时还不能解其意，而我现在明白了他为什么会难过，只不过他看到的是一个胖妇人，我看到的是一个道士。那么，为什么会在心里难过？这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好的文章便是如此。沈从文先生的《湘西散记》真是一本好书。我计划明年去凤凰古城，一定要带上这本书一点一点仔细读，当然到时候最好能找到一条船，坐在船上读读看看，再下一点雨，当然最好是这种英国式的雨。我要把他在《湘西散记》里写过的地方都一一对应一下。当然，我想现在的那些水手们，可能不再会把脏话骂得那样精彩，因为我们的生活已不复那般精彩动人。

比如，我看着现在依旧站在离我不远处看手机的那个年纪轻轻的胖道士，他有许多不合我意处，我喜欢的道士要偏瘦——仙风道骨的人都要偏瘦，而且要身穿黑衣。我刚才就奇怪一个道士怎么会穿灰色的衣服。我的理想观念若放在道家身上，我以为他们应该是：黑衣且清瘦。

下一站，我还要去另外一个洞天，我希望在那里遇到一个黑衣清瘦的道士，倒不在于他年轻不年轻，只要他是黑衣的、清瘦的。

我喜欢黑衣清瘦之美。

一泼水

民生，听说你最近在家里盖房子，我突然觉得你是幸福的。

现在居住在城里的人，自己建房自己住的很少了，或者可以说几乎没有了。这不像在农村，自己的房子可以亲自去盖，从砖到瓦，再从房梁到房顶上的椽柱，缺一不可。盖的时候需要请的匠人，从泥瓦匠到木匠等等，也是缺一不可。上梁这一天，照例还要放炮仗、贴大红对联，并且要请客。房梁上照例还要贴一张三指宽、一尺长的红纸，上边写着“太公在此，诸神退位”的话。过去有句话是：“忙一天请客，忙一年盖房，忙一辈子娶小老婆。”信是经验之谈。依此可见盖房最少也得用上一年时间，我想，你今年可能都要忙盖房了。

在农村，盖房很少是只盖一间，一盖就是数间，而且还要在院子的西南角把厕所盖上。一般来说，厕所在西南角，院子的大门便开在东南角。进了院门便是一个照壁，照壁后面是东房，而一进院门的左手必定是南房。在我们那地方，南房一般不住人，是家里堆放各种杂物的地方，但鲁迅先生在北京阜外的“老虎尾巴”的南房，却曾经用以接待客人。山西籍的高长虹在后来的回忆文章里还专门谈及此事。

鲁迅在北京阜外的这所故居，厕所是开在院子的西北角，我某次去，还专门去了一下位于西北角的这个厕所，但我并没有考察的意思，确实是需要去小解一下。当时留下的记忆是，有几棵小枣树从厕所的地面钻了出来，而当年鲁迅先生在他的《野草》里写过的“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两株枣树，据说刚刚死掉了一株，新近补缺种下的一株不大，正在努力地生长。

鲁迅阜外故居的“老虎尾巴”，因为是从北房后边接出来的一间房，所以不可能大，而房顶也是一面高一面低，用我父亲的话说，就是“一泼水”。我的父亲是学电气的，而我那一点点关于建筑的知识，居然是从他那里听来的。房子的顶部，因结构不同而有各种专门的建筑术语，比如“一泼水”“两泼水”“四泼水”，而民间的住房一般都是“一泼水”和“两泼水”。到了我们那里的乡下，“一泼水”的房子尤其多，碰到下雪多的年份，一面高、一面低的“一泼水”房顶因为积雪太厚，雪有时候会整块地“突鲁”下来。整个房顶上的雪一下子雪崩似的“突鲁”下来，多少有点吓人。“突鲁”这两个字是不是这么写我不知道，山西北边有许多语言是外来的，蒙古语、鲜卑语或许还有契丹语，加在一起真够复杂的。山西北边把“滑坡”也叫作“突鲁”，“雨下得太大了，半座山都突鲁下来了。”——人们会这么说。一个人从雪坡上一屁股摔倒、滑下来也叫“突鲁”。“大下雪的，出去做什么，这下可好，一下突鲁到沟里去了。”——人们还会这么说。

乡下的“一泼水”房子现在还很多，这种结构的房子一是省料，二是整个房顶都能晒到太阳，好处多得很。但在城里，盖这种房的就不很多。可不可以说，世界上论结构最简单的房子，大概就数这种“一泼水”。至于“四泼水”，除了公园里边的凉亭或某些特别的建筑，无论城里的居民还是乡下的乡民，都没见过别的“四泼水”，当然更不会住过。再说一句，乡下的“一泼水”房子上，到了秋天晒满了金黄的玉米棒子，可真好看。满房顶上都是金黄的玉米，衬着秋天瓦蓝瓦蓝的天。

再说到“一泼水”的房子，即如鲁迅先生北京阜外的“老虎尾巴”，这种房子的好处在于，可以依附于主体建筑，就那么随随便便盖起来，不过往往是盖在主体建筑的北墙之外，到了冬天，一开门，大约有喝不完的西北风。但据我所知，很少有人会在“老虎尾巴”的北面墙上再开一个门。北京阜外鲁迅故居的“老虎尾巴”，北墙上就没开门，鲁迅休息用的那张两条木凳架一块床板的木板床，就放在北墙之下。这种房子一般也都没人愿意去住。

至于“三泼水”的建筑，好像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我也从没听人说过。

“洋火”帖

前不久我的老朋友李群说要送我一件古董，我以为是瓦罐胡瓶之属，过了两天他把古董果然拿了来，原来是一包六七十年前的白头火柴。人们习惯把火柴叫作“洋火柴”，再往后“洋火柴”少了一个字，人们只叫它“洋火”，至今叫“洋火”的人还不在少数。在没出现火柴这东西之前，人们是用火煤子取火。火煤子是家家户户必备的东西，但它是用什么材料做成？怎么做？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它是条状的东西，像一根绳，里边有火，看上去已经灭了，没火了，但吹一吹，火又会被吹出来，这种东西土货店里有的卖。抽旱烟的人大多手边有一根火煤子供抽烟之用，民间把火煤子叫“取灯”。这个名字起得很有意思。灯自然是用来照明的，而光明是望空取不来的，只能靠火煤子来取，若无此物，灯就不会被点着。在这里，不好说“取灯”这个词是名词还是动词，这个词在汉语里很特殊，仔细想想，即使我这个做过语文老师的人也说不清。再仔细想想，还是让人说不清。到了后来，乡下的人们把洋火柴也叫“取灯”，而且叫“洋取灯”，以示与以前绳状的老火煤子有区别。但你现在若是对00后的年轻人说这个词，他们一准儿会懵。

李群拿来的那包火柴，看包装就古，盒上糊了一层蓝紫色的纸，好像那时候火柴盒上糊的都是这种纸。我对这种颜色的纸很不喜欢，因为它让我想到纸扎店里的那些纸扎。我是很怕看给死人们做的那种纸扎的，若纸扎的人跟真人一样大小，就更让人看了不舒服。不过纸扎店现在与时俱进，扎出来的小汽车跟真的一样，还有冰箱和彩电，也跟真的一样。当然还有扎美女的，扎的也不能说不漂亮，但站在那里就是有点瘆人。

李群把火柴拿来，我不免打开取出一盒来，果然是老东西，火柴盒上摩擦火柴头的那一面，是一层比较粗粝的石英砂，这样粗粝的石英砂，在现在的火柴盒上早已不见踪迹。这真是一包“古董火柴”，因为它是白头——现在哪还能有这种东西？这就不免让人想到许多小时候的事。白头火柴盛行于六七十年前，这样的火柴，其实不用火柴盒也可以一下子就划着，比如在裤子上随便一划，比如在衣服袖子上随便一划，它都会着。再比如，怕把衣服划坏，你就把它在指甲盖上划那么一划，它也会着——是虽方便又危险，虽危险却又方便。

记得那年，我跟随家父坐绿皮火车回东北老家，对面座位上的一个老先生，正在龇牙咧嘴地用一根白头火柴掏耳朵。老先生忽然小声叫起来，原来那根白头火柴在他的耳朵里划着了，只见小火一闪，小烟一冒。我父亲其时正在埋头看一本小说，连头也没抬。父亲看的小说左右不离福尔摩斯，父亲之所以连头也没抬，是因为这种事在那时候司空见惯。

在过去的理发店——时间大约是在六七十年前吧，理发师除了理发，还要负责给顾客清理鼻毛和耳朵里的毛。清理耳朵里的毛，其一是用剃刀，这得好技术，现在有这种技术的理发师不多了。他们用剃头刀的刀尖给顾客清理耳朵里的毛，还可以给顾客清理眼睛上的那层白膜——这就简直是眼科手术了，简直有点吓人。其二就是用这种白头“洋火”燎耳毛。取两根白头火柴，往顾客的耳朵眼里一插一抽、一插一抽，或用手指一拈一转、一拈一转，小火苗一闪，小烟儿一冒，最后再对着顾客的耳朵“咈咈”吹两口，便大功告成。就这么个画面，现在再也看不到。不知怎么回事，每每想到这些往事，我总是会想到印度，不知道印度是不是也这么做，但我总是想到印度。印度那边，好像什么奇怪的事都会发生。

我的朋友卫鸦在印度待过很长时间，我想问问他印度那边现在还有没有白头“洋火”？

西红柿帖

西红柿是红的，但黄的西红柿也叫西红柿。

西红柿的叶片有种古怪的味道，闻不惯觉得很不好闻，如果闻惯了便会觉得不难闻。西红柿又叫西番柿，或者叫番茄，我经常吃的老梅林牌“茄汁黄豆罐头”，又只叫它“茄汁”。这种罐头说不上好吃，但我几乎天天在吃，和茴子白丝搅拌在一起，如果有酸奶就再放些酸奶，还不错。黄色的西红柿和红色的西红柿在味道上有区别，好像是黄色的西红柿更好吃一点，所以在菜市场见有黄色的西红柿，我就不会买红的。但近些年西红柿的味道大变，不好吃了，一是硬，二是没味道，三是几乎没有那种半红半绿的西红柿，是全红，像是被人为催熟了的，不好吃。我喜欢那种半红半绿的，放在窗台上让它慢慢变红，这种西红柿一般都很好吃。全红的西红柿好看但不好吃，没有西红柿的味道。所以现在很想念那种自然成熟的不上任何化肥的西红柿。

我小时候最早认识的西红柿，是那种名叫“满天星”的小西红柿。我家西边的邻居沿着院子篱笆种了不少，邻居早上起来摘西红柿的时候会给我几个，味道真是好。这种西红柿的小型品种，不知为什么后来被叫作“圣女果”，也许是嫌“西红柿”的名字太一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在我个人的印象中，新疆的西红柿很好，又沙又甜。但西红柿的好吃，似乎又不在于它的甜，而在于它的那种特殊的味道，而它的味道到底怎么个特殊法，又让你说不出来。

新疆的水果好像都有胜过别家之处。葡萄和哈密瓜不必说，新疆的伊拉克枣也很好。伊拉克枣在内地的北方不能种植，在内地的南方好像也不行，伊拉克枣耐得住干旱，而雨水太足了反而不行，这是我的认知。比如你要把伊拉克枣种到多雨的四川或江浙一带试试看，好像还真不行。伊拉克枣学名叫“椰枣”，它们喜欢生长在比较热而又干旱的地方，比如伊朗。伊朗的椰枣最好，颜色发黑，蜜甜蜜甜的，新疆的椰枣没法跟人家比。喝红茶的时候来两颗椰枣不错，喝咖啡的时候也可以。

西红柿的原产地是南美的秘鲁和墨西哥，那里的西红柿可以长到两米多高，在中国，西红柿可没这么高的。西红柿十六世纪才进入中国，一开始是种着当花看。西红柿的花太小，说不上好看，也说不上难看，就那样。西红柿是被传教士带入中国的，我想它应该首先出现在教堂，而且它叶子的味道当年会给去教堂的人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西红柿（西番柿）的出现，在当时算是新鲜事物。而同样来自西番的西番莲纹饰当时已经十分流行。我家有一对硬木太师椅，椅背上就雕有西番莲的花纹。但西番莲是西番莲，西红柿是西红柿，虽然它们都姓西番，如果植物们有这个姓的话。雕在椅背上的花纹分别是柿子、葫芦、如意、西番莲，加起来是“事事如意，万代福禄”的意思，我喜欢。这两把太师椅坐上去很舒服，真是宽大结实。这两把椅子很重，力气小的人想搬动它会感觉有点吃力。我在这两把太师椅上读书的时候可以盘腿，在别的椅子上就不行。我写字画画的纸放在家里的柜顶上，取纸的时候，我必须蹬着椅子才够得着，有时候我就蹬着这两把椅子的扶手上去取，就是蹬椅背，也稳稳的，一点事儿都没有，如果蹬别的椅子的扶手或椅背就不行。这两把太师椅真好，好木头不上漆，这两把椅子就没上漆。我常想，这么好的两把椅子以后谁来坐它？

为了方便我很舒服地坐在上边看书，这两把太师椅现在放在我的小书房里。两把椅子之间是原配的茶几，茶几上放着一个备前烧的花瓶，插各种花；放着一个剔红漆盒，里边装着一些中药的公丁香，有时候取一粒放在嘴里含着，很舒服；还放着一个日本的很大的粉引盘，盘子里平时放水果，有什么就放什么，苹果、橘子、樱桃、颜色绝美的小水萝卜或一两个颜色金黄、马上就要开裂的苦瓜，现在放的是一个很大的木瓜。当然有时候我还会用它放西红柿，半红半绿的西红柿，也很好看。看书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找一个红透了的西红柿，把它慢慢吃掉。

西红柿传入本土比较晚，好像西番莲纹样的出现要早于它，它们应该不是同一种植物，但它们都来自西番。

【作者简介：王祥夫，以小说、散文创作为主。作品见于《当代》《十月》《人民文学》《收获》《北京文学》《中国作家》《上海文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山西文学》《黄河》《新华文摘》《芙蓉》《江南》等刊物。文学作品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上海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赵树理文学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杰出作家奖”等。出版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随笔集四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