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仿佛火花，又似星斑，在夜空中闪耀着神奇、魔幻而美妙的光芒。我们屏住呼吸，瞪大双目，直到毕老师抽回教鞭、声音从喉咙里涌出来才想起，那不过是坑坑洼洼的黑板上七个呆板的数字。

亮光诡谲地褪去，毕老师的声音沿着一道看不见的木梯向上攀缘，于某处迅速返转跌落，越来越陡，越来越低，最终滑向池塘和深井。多重意味的匀速停顿，磨刀般反反复复的节奏，渐渐生成一个节拍器，成功唤醒我们体内暗藏的乐感。

在毕老师的示意下，我们摇晃着脑袋和上身，配合着音阶的规律，野蛮声线如河堤决口，喷涌而出。毫无起伏和美感的喊叫盖过了毕老师的声音，冲出窗棂，向着山峁和沟渠、空旷天边和无尽远方飞去。

毕老师一离开教室，我们便迫不及待跑上讲台。教鞭躺在桌上，呈现僵硬、暗淡、毫无生气的一面。“你看没看见刚才这教鞭像马良的神笔，一下子点亮1234567们？”他的话音未落就被另一个急吼吼的声音打断：“不是1234567，是哆来咪发唆拉西。”又一个挤过来，将说话的人往边上一推，无比坚定地说：“不像神笔，像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他身后的同学用力点头：“是嘞，是嘞，满黑板都是星星，一闪一闪的。”

教室外面，有人还在练习《我爱北京天安门》的前两句。音节与音节之间，被谁悄悄掖了一块小石子，稍不留神就磕绊住了。一节课下来，除去“哆来咪”，其他四个音几乎没人分得清。一个伸出四根指头，问：“这个怎么唱？”另一个从头数起：“哆来咪发，发——”两个人都笑了。

此时的暖阳，照着暖村每户人家的院子，照着院子里的鸡窝和柴房，还有柴房门口的果树。树下的家犬正在假寐，鸡娃们单腿站立，缩在翅膀下昏昏沉沉，享受着人类无法窥视的梦境乐趣。五道庙前的聚集地，突然变得敞亮阔大，柰子树浅黄色的干枝上，几只麻雀怕烫似的跳来跳去。老牛们庞大的身躯隐隐泛着油光。

青石上，一溜儿坐了近十个人。发光的是一个箍着浅蓝头巾的婆姨，她的双颊布满雀斑，泛着似乎永不褪去的潮红。不用猜也知道，大人们的音乐课正要开始。他们不必学习“哆来咪发唆拉西”，只要用小指将耳屎清理干净，然后殷切地对婆姨说劝一番，渴望听到的小曲儿就会从这个叫桂莲的婆姨声腔中涌出。

据说暖村以前最会唱曲儿的人是成双老汉。他七十多岁了，住在村东头，一个人守着一“挂”院子。我们去羊圈玩耍，见他坐在石磨盘上，左手死死抓着拐杖，右手不停地揉搓眼睛，棉袄的前襟亮晶晶的，仿佛蹭了二两油。按照祖母的说法，人老了，是浑身上下、身里身外全老了，眼睛模糊了，舌头品不出香甜，骨头疼，肉疼，筋疼，脚后跟疼，手指头也疼，浑身没了力气，连觉也睡不安稳，更不在意洗不洗脸、吃什么饭、穿什么衣裳这些事了。成双老汉的闺女嫁到距暖村二十里外的村庄，一年回来几次。那也是个顶着帕子的老婆婆，一次比一次瘦，一次比一次佝偻，所以成双老汉一到冬天就变得亮晶晶的，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但他居然是暖村最会唱曲儿的人，这事儿听起来挺不靠谱的。

三十多岁时老伴儿过世，没几年闺女也嫁人了，成双老汉就开始放羊，一放就是大半辈子。白天他跟羊群上山入谷，晚上睡在羊圈里，眼前晃来晃去的，心里惦的念的，除了羊还是羊。可惜羊们不会说话，老汉只好唱小曲儿解闷，对着黑黑白白的羊群，对着望不到头的山峰，对着夏涨冬瘦的温河，对着羊圈里的石墙和草料。他觉得，他放的羊是世上最聪明伶俐的牲畜，不止能看懂自己的眼色，还能听懂自己唱的曲儿。

人们听了哈哈大笑，但又不得不佩服成双老汉随口即来的唱曲儿能力，蚂蚁土坷垃河西西蚂蚱蝴蝶，山峰流水沟卯悬崖，小媳妇大闺女后生小伙儿……这么说吧，凡世间存在之物都能成为曲儿里的主角，被他晃悠悠唱出来。有年他跟邻村五六个羊倌比赛唱曲儿，愣是唱了一天一夜都没重样，最后还赢了一根枣木羊鞭。

在暖村，没有人记得成双老汉最后一次唱曲儿是什么时候，或许也追忆过，争论过，并无限次在记忆深处掀翻过，但也或许没有。对于失去，人们总是一边惋惜一边顺从，一边念叨一边忘记。

而现在，这个叫桂莲的婆姨，从时间深处轻松打捞起一串熄灭的技艺，让暖村人的耳朵，重新享受小曲儿轻柔又暖痒的抚摸和挑逗。

桂莲婶子二十岁嫁到暖村，像其他小媳妇一样，脸皮薄，说话羞答答的。现在她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跟经风历雨的树木一样，粗糙，硬朗，泼辣，大胆。桂莲婶子会唱曲儿的消息，是她家人无意间“泄露”的。那时她最小的娃娃刚过百日，有婆姨正好去她家借笸箩，进了院子，就被她哄娃娃睡觉哼唱的小曲儿迷住了。隔着窗户，歌声虽不嘹亮，却婉转好听。她婆婆从窗子里看到人来，便扶着门请婆姨进去。婆姨不好意思地笑笑，跨过门槛，坐到炕沿边，仿佛忘了自己来的目的，说：“婶子，桂莲唱得好好听啊。”她婆婆抿嘴一笑，说自家媳妇过门这么多年，饭做得不精，针线活粗拉，但性格爽朗大方，小事小情从不计较，关键小曲儿唱得好咧。于是第二天五道庙前，婆姨们便“怂恿”她来上一段，她肯定是要推辞的，人前唱跟人后唱完全是两码事啊。但婆姨们表现出最大的诚意，有人接过她怀里的娃娃，有人把刚纳好的一副鞋垫塞到她怀里，还有人把刚摘下的眉豆放到她脚边，大家眼巴巴盼着桂莲婶子来一曲。

桂莲婶子坐在那里，正正身子，轻咳一声，明明人还是原来那个人，但声音一出来感觉就不一样了。只见她眼神迷离，神情缥缈，俨然远离了五道庙，离开面前的人群，踩着云彩，披着雾气，晃晃悠悠升到半天里。眼前听曲儿的婆姨和小孩儿，以及树木和飞鸟们，必须挺直身子，仰起脖颈，才够得着她和她的调子。

一年多过去，桂莲婶子早已百炼成钢，不羞不臊，大大方方，不忌讳听曲人的性别和年龄，更适应了暖村音乐课的秩序。此时，她被暖阳照耀，周身发亮，脸变得更红更亮，圆圆的，鼓鼓的。显然，在这堂音乐课上，她既是毕老师，也是一群学生；而听曲儿的人，是教室里的桌椅板凳，是教室外摇晃的树木和飞过的鸟雀。

二

课堂上，毕老师说简谱中的“1”发“哆”音，就像我们学过的多音字，比如自行车和太行山，“行”的书写方式虽然相同，但发音不同。也比如贾小芳，她在学校叫贾小芳，在家里就叫二闺女，但她的样子并没有发生改变。我们笑得前仰后合，二闺女是不是也可以叫“来”闺女？禾苗在我耳边说：“那样的话，我小弟弟就可以叫‘发蛋’了。”我对小名情有独钟，每听到别人的小名心里总涌起一股羡慕，仿佛这样才能体现一个人被珍爱的程度。现在，反反复复“哆来咪发唆拉西”的“小名”练习，让我渐渐感到某种难以描述的乐趣，仿佛那七个数字最终成为七朵美丽的花，具备愿想中的颜色形状，关乎珍惜和热爱。

窗口挂着的话匣子里，每天早上都会响起“热腾腾的油糕哎嗨哎嗨呦，摆上桌哎嗨哎嗨呦”，我端着一碗稀和子饭吞咽，忍不住回头看看空荡荡的炕桌，希冀有一碗热腾腾的油糕。

那是九岁的我听过最好听的歌曲，带着香甜的味道和浓郁的色彩。有天早上话匣子失去“魔力”，我被村里大喇叭传出来的声音吸引，放下饭碗，飞快跑出街门。许多大人和娃娃都已跑出去了，仰望着头顶上方的大喇叭。大喇叭一东一西背靠着背，同时发声，虽含糊刺耳，但所有人恨不能离大喇叭近些更近些，好让晚上放电影的消息更加确凿。

我们穿上“猴大衣”。那是一种带帽子的蓝色棉衣，村里的女人和娃娃差不多都有这样一件“猴大衣”，平日并没有机会穿它，只有看电影的时候，大人们才从柜子里翻出来。包裹在浓郁的樟脑丸味儿中，暖融融圆滚滚地出现在庙院，是我记忆里最美的事儿。

雪白的幕布挂在两株老柏之间，住在树上的黑老鸦，慌乱地绕着树梢飞来飞去。我们去河沟里寻找石头、砖头、木头，垒成一个个座位，坐在那里，盼望天黑。也有人穿过街巷，去接放映员。放映员正在某家吃晚饭，窗外等候他的人心急如焚，恨不能推门进去，一把将他拉出来。

第二天上午，听到桂莲婶子唱“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时，我们脑海里全是那两个俊美的年轻人，双手托脸趴在草地上的样子。这次显然跟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她的歌声一改低沉幽怨，变得高亢嘹亮，吸引了更多人前来。

大家都看着她，笑吟吟的，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仿佛她变成一只快乐的百灵鸟。毕老师破天荒迈着方步，带着笔和纸来到五道庙前，请她再唱一遍，因为他没记全歌词。不识字的桂莲婶子竟然全部记得。按照她的解释，她前后看过《红日》三次，在暖村看了两次，在她娘家温池村还看过一次，这首歌已经学会了。

“那《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会唱吗？”毕老师充满期待地问。

桂莲婶子迟疑而谨慎地回答：“我试试吧。”

那天起，音乐课从教室换到五道庙，我们更加卖力地唱“哆来咪发唆拉西”，也更加用心地学习电影里出现的歌曲，比如《爷爷为我打月饼》《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也有《地道战》《十送红军》《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

大伙儿都说，桂莲婶子的脑袋里装了个百宝盒子，你想要什么歌，她稍微翻一翻，就能拿出来，唱给你听。毕老师无比欣喜地将歌词抄到本子上，又在夜里反复练习曲调的准确性，向桂莲婶子求证后再教给我们。

可我们从未将桂莲婶子归类于任何表演者，就算她会在人们的要求下唱几嗓子晋剧，如“秦英你太无礼，不该去钓鱼”，或者“魏虎贼莫把舌嚼烂，三姑娘早已不耐烦”。在庙院的戏台上敲着锣说三句半，或者描眉画眼将辫子拉到胸前高唱“一条大河波浪宽”的女子，都不该是桂莲婶子的样子。在我们心里，桂莲婶子是音乐课的一员，靠我们最近，在我们中间，甚至就是我们自己——一个在暖村才鲜活自在的桂莲婶子，一个在灶台前做饭、去泉子沟担水、跟邻家婆姨吼着吵架、到地里劳作，无异于暖村任何一个婆姨的妇人。

就这样，桂莲婶子成了毕老师的老师，也成了我们的领唱，五道庙闲坐的人们顺从地加入我们的音乐课，他们边笑边唱，忽略自己的年岁和身份。笑声也感染着我们。

日头一日比一日高，天就要暖和了，暖村人又要去温河对面的地里劳作。我们的音乐课不得不回到破旧的教室里，大人们的音乐课也从五道庙前转移到田间地头。音乐课一分为二，各归其位。那些我们不在场时唱的小曲儿，包含了多少大人们的秘密，直到我长大才知道。

毕老师把教鞭塞进桌子下面。教室的墙壁和屋顶上，日光画出各种图案——圆形的亮点、不规则的方框、长条形的光棒……这些只出现在音乐课上的图案，如今想起，宛如奇迹。

三

新学期要开始了，我们兴奋不已，不止要来新老师，关键是我们还更换了新教室，就在庙院的戏台子上。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们坐在阳光普照的新教室，嗅着崭新的课本里散发出来的香味儿，窗外老柏树上的喜鹊替代了我们的聒噪声。瘦小的中心校校长身后，是那个将辫子拉到胸前高唱“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暖村闺女，校长说：“从今天起，贾老师就是你们的老师了。大家欢迎！”然后带头拍起手来。

我们并没有拍手的习惯，只是笑嘻嘻地看着我们年轻的女老师，她站在讲台上，脸越来越红。去年冬天，我们还参加了她的婚礼。师范毕业后，她嫁到城里，因此缺席了暖村社火，现在却以这样的方式重新回到暖村。

第二天我们就知道她回暖村教书的缘由：她怀孕了，需要家人的照顾。跟毕老师的教学方式不同，除去课间操时间，她希望我们坐在教室里写作业，也给我们安排了晚自习。上午最后一节是音乐课，肚子里饥饿的呱啦啦叫声被我们的歌声压下去，再从暂停的间隙跑出来。我们越唱越高，仿佛是饥饿带给我们优美的声线、清晰的吐字，歌声长着翅膀，从教室的窗户飞出去，飞到树尖，沿着庙脊，扩散到四面八方去。

我们变成了快乐的小鸟，上下学路上，吃饭的当儿，甚至临睡前也在唱歌，有时做梦还在唱歌。时间不长，村支书就来制止了，他的理由是，我们太闹腾，会惊扰神仙。我们无数次去教室旁的小庙里偷窥过，那扇斑驳的红门板，虽然旧了，却异常坚固，又沉又重，还上了锁。我们两三个人合力才能推开一条缝，里面空荡荡的，只有阳光投在地上的影子，泛着橘色的光晕。

五道庙前，我们按年级排成方队，像一摞摞刚出窑的青砖。贾老师把教鞭当作指挥棒，站在我们对面，闲坐的大人们散坐在我们周围，男人们嘴里叼着烟袋，女人们手里拿着针线，当我们的歌声响起，他们会渐渐忘记嘴里的烟袋和手里的针线，仿佛让歌声揪着到处跑。

贾老师一般先教歌谱，要唱到谱子熟得不能再熟才会教歌词，一首歌学下来，差不多需要六七节课。有意思的是，那些围坐在我们周边的大人们，也学得滚瓜烂熟。回家的路上，他们便会低声唱起它们。那段时间，所有人都学唱了《南泥湾》《绣金匾》《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我的祖国》《十送红军》等等。有时，桂莲婶子也坐在那里做针线，人们已不再请她唱小曲儿。

秋天到了，贾老师的肚子越来越大，她经常在课间休息时，跟有经验的婆姨说悄悄话。我们都知道她需要讨点儿生孩子的经验，但心里是微微失望的：我们一直觉得老师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跟传说中的神仙有几分相似。小林有次掀开裤腿，看着腿腕上那个伤疤，搓了搓，说：“不知道毕老师去哪里教书了。”一句话，让我们都安静下来。毕老师临走时，把一只裹着黑胶布的笛子送给了珍珠，小林还羡慕了一番呢。不过后来他就想开了，说他笛子没有珍珠吹得好，腿可是毕老师给治好的喽。

我还记得那天坐在羊圈边背课文的情形。小林不知怎地找到一块小石片，拿它在石头上到处割，看到自己黝黑小腿上的青筋，便拿着石片凑过去划，悄悄跟身边的同学说：“你看我勇敢不，都不喊疼的。”突然，他身边的同学惊叫：“你们看啊，小林的腿里白白的是什么！”毕老师正坐在一旁看书，听到这话，猛地站起来，跑过去。我们看到小林的手里拽着一根白白的电线般粗细的东西，另一只手紧紧压在下面。毕老师脸色煞白，抱起小林就跑——在他伤疤的每个皱褶里，都有毕老师的担心。

在我们像羊群即将失去羊倌的那个冬天来临之时，贾老师给我们上了最后一节音乐课。她靠坐在一块高高的青石上，说：“今天我们把学过的歌都温习一遍啊，先唱《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预备起。”

深秋的风，携带着粮食浓郁的香味，浩浩荡荡在暖村上空游荡。柰子树上的叶子，不停地往下掉。我们张开喉咙，用尽浑身力气嘶吼。我们的歌声，被风送到每一户人家的树梢和洞顶上，那些窝在家里休息的人们纷纷跑了出来。桂莲婶子、月亮大爷、秀嫂子、文会、跟前大大、兰荷婶子，连梳着大辫子的俊兰只、林英只、小果只这些大闺女都来了，还有很多人也来了，站在我们身后。歌声让我们忘记了时间和空间，恍惚中，我们像秋风一样，飘浮在空中，看见比温河还大的河流，比小梁还高的高山，比舅舅家还远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