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文学》2024年第10期|王月鹏:蓬山近
钓者
一个钓者,面朝大海,只把背影留给世人。他双眼微闭,钓竿的抖动、鱼在水里的游动,都被他看在眼里。他所背对的那些人与事,也都在他的预料之中。在身前的大海与身后的世界之间,他独立存在,表情是零度的。海天浩茫,一个钓者的形象越发凸显出来。人们习惯将其理解成所谓隐逸和超脱。事实上并非这么简单,这般阐释是难以概括他的。他手执钓竿,意不在水,也不在鱼,他的心里其实装着水和鱼之外的世界。那是一个更大的世界。是这支钓竿和背影,建起了他与那个世界的联结。他的背影,就是他的语言、他的态度。那条将要被他垂钓的鱼,不在身前的大海里,而在身后的世界中。这样一个钓者,在史书中是神仙一样的存在,他被想象,被赋予了各种阐释。他在海边垂钓,志不在海。大海只是他的一个道具,他的心里装着比海更大的宇宙。
历史上很多胸怀大志或大智的人,常被描绘成钓者形象,这符合世人对于智者的想象。在他们心目中,智者多以貌似轻松的方式来解决重大的问题。问题再棘手,在他们这里也变得从容有序,不乱方寸。这是智者的处事方式,所谓“举重若轻”。其实,孰重孰轻,唯有智者自己清楚。他的所思所想、他的忧虑与牵挂、他所走过的心路历程,无人知晓。他手中的钓竿不知道,他钓上来的鱼不知道,他所面对的海水也不知道。他端坐在那里,不回头,把背影留给世界。大海如此丰富,他不撒网,只垂钓,他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齐人安期生曾经垂钓于东海之滨,他用所钓之鱼换酒,别人想要靠近他,却总也靠近不了。他是齐国的一个方士,也是蓬莱仙话中的一个特殊人物。据说他生活在战国晚期,秦末动乱时他还活在世上,被称为不死的仙人,谁能与他见上一面,得到他的指点,谁就能长生不老。秦始皇曾赐重金,被他拒绝了。他浪迹尘外,成为世人心目中的一个高洁偶像。把安期生想象成为一个钓者的形象,主要与他的归隐之举有关。胶东地处东夷,路远地偏,有很多方士活跃在这里。他们向帝王推销自己的主张,大多是为了获得信赖和器重。安期生似乎不是这样的,他摒弃了秦始皇的赏赐,留言曰:“后数年,求我于蓬莱山。”
秦皇汉武于是不停地派人入海求仙,幻想着与这位蓬莱仙人会晤。直到汉朝灭亡,海上求仙活动才算消停,蓬莱仙境却在民间传说中一直流传下来,成为人们向往的理想世界。
历史是一条长河,随处可见钓者的影子,或隐或现。他们在钓鱼,所钓的不是世俗意义上的鱼。最典型的就是姜太公,他端坐在溪边的一块巨石上,悬三尺无饵直钩于水面,最终钓得周文王的关注和赏识,借此实现抱负,建立了旷世奇功。“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成为不可复制的政治神话。这一垂钓行为,夸张且有奇效。从史书的记载来看,是确有其事的。三国时期诸葛亮隐居隆中,亦有相仿之举,他以垂钓的方式,等待时机,等待一个值得辅佐的君主。这样的钓者,意不在鱼,而是以隐为进,静观时局,把握出场的历史机遇。
当然也有真心垂钓的,比如隐士严光。他与东汉光武帝刘秀有同窗之谊。光武帝即位,严光坚辞不仕,携妻子梅氏回富春山隐居,耕田钓鱼终老林泉。他再三拒绝刘秀的征召,最终也没出山做官。范仲淹所写下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当属对严光最好的赞语。唐朝诗人张志和被贬逐后,隐居垂钓江湖,自称“烟波钓徒”。“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首《江雪》,可谓千古绝句,形象地隐喻了诗人柳宗元改革失败、官职被贬后的境遇,他不被理解的孤寂,抱负无处施展的悲情,都寄托在了雪天垂钓的那个老翁身上。
胶东一带,古时有很多高人隐姓埋名生活在这里,他们得志则复出,不得志则隐居,看山海空茫,度过余生。最著名的当属徐福,他独自面对大海,看到了大海之外的东西。他所“垂钓”的,是秦始皇这条大鱼,然后带领3000名童男童女越海而去,一去不复还。
那年夏天,我在胶东一个渔村度过,隐约觉得会邂逅那个传说中的钓者。一个多月的时光,我寻访了五十多位老渔民,跟渔村的很多人聊天,那个想象中的钓者并没有出现。我固执地相信他一直是存在的,潜藏在渔村每个渔民的身上,并且成为每一个渔民。我在很多渔民身上看到了这个钓者的影子,他偶尔会在风中摇摆,他对于自我的认知和对于世界的态度,让我时常对自己所做的事和所走的路质疑。它让我警醒,让我对每一个选择都保持尽可能的冷静。
我试图描述这样一个钓者,一个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人。我想按照我对他的想象写下他,却被巨大的现实阻遏。这个虚构的人,其实具备更为坚硬的现实内核。那些庸碌的现实事务,抵不过这样一个虚构者的背影。他让我在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中节节败退。他试图改变的,是我对这个世界的观察和思考。此前,我一直以为我是对的。其实太多的事不能以是非眼光来划分,看到这个世界的复杂性,试图表达这样的复杂,我感到了无能为力。
我曾效仿那个陌生的钓者,独自坐在海边,以臂为杆,以五指钓鱼。海水从指缝间淌落。这个空空如也的动作,这个注定永远空无所获的动作,在日日年年的反复中,得到了某种强化,它把大海的气息凝定在心里。这比那些具体的渔获更为重要。
这么多年了,我在拥挤的人群中,一直在寻找那个钓者。他身怀绝技,并无豪言,仅留一个背影给嘈杂的人群。他的背影照耀了我前行的路。我希望自己就是那个钓者,对于这个世界,并不需要无尽的索取,也永远不会说出爱。他走进人群,很快就泯然众人了,那些精神同道者,会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他。
写下即是终结。我所能做的,仅此而已。
蓬山近
蓬莱仙岛与昆仑神山被称为中华远古的两大仙乡。不同的是,一个位于东部,一个位于西部;一个在海里,一个在陆地。“昆仑”在《山海经》的记载中较为详尽,有“世界中心”的宇宙山性质。蓬莱山在先秦典籍中的记载很少,比如有“蓬莱山在海中,大人之市在海中”一则。学界有一种观点,昆仑神话发源于西部高原地区,流传到东方以后,跟大海结合起来,形成了蓬莱神话系统。
山东先民最早构思出海上仙山,给它起名为蓬莱山,认为只有神仙才能在那里居住。民间有“巨鳌背负”之说,认为有一只巨大的神龟背着蓬莱山,戏舞于沧海之中。
作为仙山,蓬莱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常与神山仙岛并列叙述。与蓬莱山相伴的,还有方丈和瀛洲,这便是上古流传下来的“三神山”。在典籍中,在口传中,在人们的描述中,海上仙山长满了灵药仙草,而且有仙人居住。蓬莱神话自战国以来广泛流传,发展到魏晋时期渐趋稳定,蓬莱成为三神山之首,有“蓬莱三神山”“蓬莱三山”之称。它们被建构在大海中,寄托着人类对生活和生命的向往,以及逃离“此在”的愿望。围绕这样一个异质空间,诞生了大量蓬莱仙话;围绕蓬莱仙话,渤海之滨活跃着一批方士,他们共同致力于一件事,那就是“入海求仙”。秦皇汉武都听信了方士的话,相信神仙的存在,产生入海求仙的念头,向着深阔和虚无缥缈处,追求一个更大也更虚缈的理想。他们这样去做,大约与海市蜃楼有关。是海市蜃楼的出现,让他们误以为是真的看到了仙境,遇到了仙人。这种神秘感,拓展了他们对于大海的想象。想象也是一种推动力,人类那些最初的关于海的创举,大多是从想象中衍生出来的。
蓬莱作为确切的地名,始于西汉。汉武帝东巡至此,在这里筑起一座小城,命名“蓬莱”。一个想象中的空间,一个不存在的“所在”,从此在现实中有了对应物。如同“昆仑”一样,“蓬莱”也超越了具体的地理位置,成为“仙境”的代名词,成为美好的象征。影响最为广泛的,当属蓬莱与八仙的“相遇”。
八仙传说的起源很早,但是人物并不统一,有多种划分和说法,最终在明代吴元泰的《东游记》中定型为汉钟离、张果老、韩湘子、铁拐李、吕洞宾、何仙姑、蓝采和及曹国舅,也就是我们目前流传的“八仙”。他们的最初传闻都不是在蓬莱出现的,原型人物的籍贯也没有一个是蓬莱的。因为“八仙过海”的传说,他们与蓬莱结下不解之缘,至于究竟是“从蓬莱过海”还是“过海到蓬莱去”,至今没有定论。
仙,是具有特殊力量的存在,主要依靠修行或法术来实现成仙,比如通过服用仙丹而成仙,或者经高人点化而成仙。而神,则是一种超人、超自然力的存在。如此看来,所谓仙话,是人类对自然奥秘的理性探索,带有一种主动生成的意识;神话则是原始初民对不可理解的自然的一种幻想化解释,有概念化的东西预设在里面。神话在流传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转换,不断被增删和修改,甚至被重写。不管是被附加一些什么,还是被减去一些什么,神话本身变得越来越完美,讲述方式越来越有弹性,更加契合不同的时空语境。在这个过程中,神话被赋予不同的理解和阐释,生命力也获得了强化。读各地搜集编印的神话故事,常会发现同一个神话在不同地方被讲述,而不同地方的神话又有着很大的相似性。这是因为,神话是一种解释系统,它所解释的,是关于人类的原始母题,看似随意性的表情下面,其实有着原始初民的心灵模式。漫无边际也好,没有逻辑也罢,各种光怪陆离的神话讲述,都会指向这一根本的核心问题。比如“八仙过海”这一神话的产生,与古代蓬莱寻仙活动的历史底色有很大关系。有这样的环境,有这样的氛围,自然也就容易产生这样的神话传说,人们在这里面寄寓了探寻自然奥秘、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神话在民间的传播方式,不仅借助民众的语言,而且很大程度上依托于民众的理解方式,民众以自己的语言和理解方式把神话传播成了他们所希望的那个样子。
在现实中沉浸久了,需要神话来解除精神的紧张和心灵的困顿。隔开漫长的时光,再来回望神话,人们恍然发现这种貌似脱离了现实的虚构,其实可以解释现实中所有真实发生的事情,人类遇到的所有精神问题,可言说与不可言说的,都隐在神话的理解和阐释之中。神话如“根”。再繁茂的枝叶,循着经脉找寻下去,最终找到的一定是根,我们所以为的那些现实中的重要物事,不过是枝枝叶叶而已。看似虚缈的神话传说,其实有着最为坚实的现实基础,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文化之根和精神本源。
神话之所以是神话,就在于它的不可实现性。正因为它的不可实现,所以它一直在引领着人类对生活和生命的理想,成为面对现实困境的一种自救方式。
“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蓬山,这是古代神话版图里的神圣空间,也是脱离了既有秩序的异质存在。它遥不可及,又近在咫尺。
秦台
从统一六国,到病死沙丘,十一年的时间里秦始皇曾经四次东巡。所到之处,沿海修筑了许多高台,为的是让千古一帝远眺大海,等待入海求仙者的归来。这些高台,被后人称为秦台。史书中有记载的秦台,山东沿海就有寿光秦台、莱州秦台、文登秦台、牟平秦台、滨州秦台和无棣秦台,都是当地的著名景观。秦始皇东巡,民间说法是为了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因为东方的仙道文化盛行,大批方士活跃或隐居在此。透过寻仙问药的表象,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秦始皇四次东巡,源自一种超前的海洋意识。他统一全国后,就开始巡游国境和海疆,这说明他的心里装着更大的世界。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在山东沿海巡游,先后去到之罘(今芝罘岛)、琅琊和成山,这三个地方分别在山东半岛沿海的三个不同方位。之罘北临黄渤海,遥望辽东;琅琊南凭黄海,俯视江淮;成山则是山东南北海域的转折点。他选择这三个地方绝非偶然,应该是考虑了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此后两千多年间,这三个地方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越来越显现出来。
秦始皇东巡,自然会在海边落脚远眺,后人据此修建所谓秦台,只能说这是牵强附会。再加上历代文人的渲染,写下太多关于秦台的诗文。托物言志也好,借景抒怀也罢,问题在于这个所谓的物和景是不确切的,那些由此而生的情感和思考,是可信的吗?
似乎仅有秦台还不够,他们又以秦始皇为主角,虚构了秦皇石桥,把目光和想象继续向海里延伸。
传说中的秦皇石桥,不过是几块散落海中的礁石。据说秦始皇当年来到成山头,开始动工修建跨海石桥,这个构想和动作,颇有修筑万里长城的那种气势。关于这座石桥,历代文人有太多记叙与赞颂,从现存遗址看,其实只是成山头南侧大海中的几块礁石而已。礁石嵯峨,在海潮中酷似桥墩,被人们视为海中石桥。他们把这种天然景观与秦始皇牵扯到了一起,只为赋予这景观更多的意义和意味。古人的这般想象,更多是为了托物言志;而当下整合与包装历史资源之举,主要目的在于招揽游客发展经济。
人们知道秦皇石桥不过是传说,却没有人怀疑它的神圣来历,甚至有人经过一番实地考证,最终确认某地是秦皇造桥的取石之地。此类学问,沿着虚渺的传说不断延伸,竟然生长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唐朝时,日本僧人圆仁曾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叙了他乘船靠近成山头时的所见:“海去百许里,遥见山,唤为青山,三峰并连,遥交炳然,此乃秦始皇于海上修桥之处。”有个叫韦充的唐人,写过一篇著名的《鞭石成桥赋》,给予这座海上石桥很高的评价,借此赞颂秦始皇征服海洋的壮志。《古小说钩沈》引云:“始皇作石桥,欲过海观日出处。时有神人能驱石下海,石去不速,神人辄鞭之,皆流血,至今悉赤。”这个记载也很有意思,石头下海的动作迟缓了,遭到神人的鞭打,所以石头上至今留有鞭痕。在古人看来,在大海里筑垒石桥是一种惊天动地的壮举,这种壮举堪比女娲补天。这里面,有着人类最初探索海洋、开发海洋的自觉意识。透过这座所谓的秦皇石桥,一种神秘的力量穿越两千多年的时光,持续散发出来。
后来的汉武帝到过之罘山,人们把海中的几块大石头看作汉武帝所造之桥,希望它能与秦皇石桥一样传颂人间。面对大海,人们最想要的,是一座跨海之桥。
由秦台,我想到望夫石。几乎在所有海边,都会见到望夫石,都流传着关于望夫石的故事。这个普通且普遍的“景观”,与出海人的具体命运有关。相仿的故事,不同的遭遇,她们伫望大海,祈祷奇迹的发生。在大海面前,在她们的命运里,现实是残酷的,容不得浪漫与想象。
常与非常
周密《癸辛杂识》中记载了一则奇闻:“扬州有赵都统,号赵马儿,尝提兵船往援李璮于山东。舟至登、莱,殊不可进,滞留凡数月。尝于舟中见日初出海门时,有一人通身皆赤,眼色纯碧,头顶大日轮而上,日渐高,人渐少,凡数月所见皆然。”
这应该是一种幻觉。古代航海者进了渤海,很多人都会产生这样的幻觉。这大约与渤海的各种海神传说有关。一个人的心里装着什么,眼里就会更多地看见什么,他们心中有海神,所见亦是海神。
渤海状若斜置的葫芦,面积不大,约有8万平方公里。古时“四海”中,可以说渤海最具文化和历史色彩。古书中的北海、幼海、少海、渤澥、小海、内洋,大多是指今天的渤海。远在两亿多年前,渤海所在的地方,原是一片陆地,后来慢慢地沉下去了,先是变成盆地,后又变成湖泊,再后来沉降运动加剧,变成了渤海。因为是内陆海,有人把渤海比喻为庭院里的一个池塘,这里仅有渤海海峡中的几个狭窄水道与外海相通。出了渤海海峡,海面骤然开阔,就进入了黄海。
古时没有黄海这个称谓。渤海以东的海域,一直到南海交界处,统称为东海,也就是说,现在所说的黄海包含在古代的东海范围之内。很多人把过去的“黄水洋”理解成了黄海,其实不然。“黄水洋”是指长江口以外的一段海域,因为含沙多,水呈黄色,古人以此作为海区标识。“黄海”这个名称,源自清末。
海太大了,征服它远非人力所能及。生活在海边的人,长年与海打交道,心有恐惧和担忧,就把希望寄托在海神身上。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位超凡的海神可以管理大海,管住风,管住浪,管住那些不可预知的危机和隐患,所以凡是靠海的地方,必有关于海神的传说。在黄渤海,主要推崇北海之神和东海之神。相传东海之神叫禺虢,北海之神叫禺强,又叫禺京。禺强是禺虢的儿子,具有超强的法力,骑着两条龙巡视海域。在山东先民的传说中,海神是黄帝后代,人面鸟身。后来海神从人面兽身的形象逐渐人像化和人格化,不再虚幻,从海洋深处走到了人的面前。
在古人眼里,渤海与东海是融为一体的,都由东海之神管辖,不再单设渤海之神。官祭四海之神,自然是要加封神号的。朱元璋即位后,把海神所有的封号都去掉了,只称“东海之神”。在黄渤海,习惯称东海之神为“广德王”,海神庙则叫“广德王庙”,庙中供奉的是东海之神的神像。随着海洋文化的交融,一些外来神开始进入山东海区,比如龙神与萧神。在有的海神庙中,安放三座神像,正中是东海之神,东侧为龙神,西侧为萧神。出现多神信仰,是因为人们希望更多的神来保佑平安。大约宋元时期,山东海神崇拜中开始出现“龙”的形象。此前人们更愿把龙奉为雨水之神,并未与海洋联系在一起。宋将李宝与金国水军战于石臼之海,李宝向龙神祈祷,这大约算是山东沿海第一次把龙奉为海神。在石臼岛上,人们建起了一座龙祠,既可海祭,又可作为祈雨的场所,这也意味着,农耕活动和海洋活动更为紧密地融合。
东海之神在山东沿海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渔民心目中,他是海洋统治者,福祸都与他相关,敬到极致,则是一种畏。他们幻想能有一位保护神,只提供救助,不带来任何灾难,而且很有亲和力。到了宋代,女神天妃出现了。
在民间,女神天妃有很多名号,诸如海神娘娘、显应娘娘、妈祖、天后,等等。天妃信仰起于北宋,起源于福建,通过航海路线传播到全国各地。出海的人,不管是船工,还是渔民,都会在出航前,或者抵岸后,到天妃庙中祭拜。他们深信天妃,把海上的命运寄托在这位女神身上。天妃成为山东沿海最受崇拜的神,她比东海之神更具亲和力,不仅可以安定海洋,还能安定人心。人们都愿向天妃敬献一炷香火,以求内心安宁。
一个渔民欠钱不还,被起诉了,他矢口否认借钱的事。法官把他带到妈祖神像前,让他当着妈祖的面把说过的话重说一遍。他沉默了,不敢在妈祖面前说谎。
海神崇拜,这些看似超越日常的东西,恰恰是建立在日常的基础上。再具体到蓬莱这方土地,作为一个并非日常的神圣空间,其实是以“常”为背景建构起来的。也就是说,神圣空间是在俗世中建构起来的,它所寄寓的,是祈望超越俗世的向往。
葫芦与药
胶东沿海一带,古人擅长炼丹,通常把丹药装在葫芦里。走街串巷的郎中,多在腰间别着一个葫芦,药装在里面,密闭性很好,越发显得神秘,正应了那句俗语“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东汉时有个叫费长房的人,看到一个卖药的老翁时常悄悄地钻进药葫芦里。他看得真切,断定遇到了高人,就买了酒肉,恭恭敬敬地拜见老翁。老翁领他一同钻入葫芦中,只见朱栏画栋,奇花异草,宛若仙山琼阁,别有洞天。费长房随老翁十余日,学得方术,临行前老翁送他一根竹杖,骑上如飞。返回故里时家人都以为他死了,原来已过了十余年。从此,费长房能医百病、驱瘟疫。
那位壶翁,传说是一位身怀医技、乐善好施的隐士。后人为了纪念他,就在药铺门口挂一个药葫芦作为行医的标志,于是有了“悬壶”这一说法。
民间认为葫芦有驱灾辟邪的功能。八仙过海中的铁拐李,就是背着葫芦云游四方,用葫芦里装的灵丹妙药救世济民。在电视剧《八仙过海》中,铁拐李的葫芦太神奇了,再棘手的麻烦,他的葫芦总有招数应对,让悬念落下来。在烟台初旺渔村附近有一个貌似葫芦的小山丘,当地人说是铁拐李的葫芦变成的。相传当年八仙结伴神游到初旺村界,看到这里风景宜人,北有群山,东临大海,唯村西缺一屏障,于是铁拐李将手中的宝葫芦向西一掷,顿见金光闪烁,化为一山,故名葫芦山。这个小山,后来在城市化建设中被挖空了,神话传说从此没有了现实中的对应物。
早在7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开始种植葫芦了。把葫芦作为盛水的用具,则要早于陶器和青铜器。葫芦一剖为二,即为瓢,这是乡下最常见的容器,舀水,盛粮食,随处可用。一个葫芦变成了两个瓢,肉眼可见,就不再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的神秘了。葫芦家家户户都可栽种,判断一个葫芦是否成熟,主人通常会用针去扎那葫芦,如果扎不动,就可以摘下来做瓢了。破损的瓢,主人用针线缝补一下,照常可用,即使漏点儿水,也无妨。乡下好多器物都是凑合着用的。实在不能凑合了的瓢,有的就被置于院子角落,当作喂狗的饭盆。
因为葫芦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存在,很多人习惯了借助葫芦与瓢来讲道理。比如,一个葫芦两个瓢,照着葫芦画瓢,按下葫芦起来瓢,等等。这些常识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缠绕,不费解,不多义,妇孺皆可听得明白。他们依靠这些简单道理,支撑最为复杂难言的生活。
葫芦可做浮具,古时有“腰舟”的说法,几个大葫芦绑在一起,简直可以漂洋过海。渔民出海捕鱼,在鱼筐的四边绑扎葫芦,还另备一个大葫芦随身携带,下水之前,把脱下的衣服塞进葫芦里,盖上盖子。
人下了水,衣服在葫芦里,可以避水。清代陈恒庆的《谏书稀庵笔记》写到渔民捕捉海参:“芝罘岛海滨多有之,以伏日取者为佳。渔人赤身入水,以长绳系一大胡壶,胡壶浮于海面。人入水,带一利铲,腰系布袋,口能吸水吐水,如鱼,目能瞪视不迷。海参皆黏石上而生,以铲取下,入于布袋。一铲不能下,再取则破碎,便弃之。布袋皆满,人乃泳上水面,卧胡卢上以喘息。喘息既定,方寻船而上。”胶东的“海碰子”,潜水时在船边系一只大葫芦,当他从海底浮上来,并不直接上船,伏在葫芦上稍作休息,缓口气。
在八角渔村,一个老渔民讲述他当年如何在海里布置牛网的事。他一边讲,一边在纸上画出示意图,鱼进了这种网,就没有漏网的可能。如今这种网被禁用了。在访谈的间隙,我抬头,看到墙上一个彤红的“喜”字,是用若干小葫芦串联而成的。葫芦是吉祥物。那么多的葫芦集中到一起,被挂到墙上,就有了一种关于吉祥的仪式感。眼前的这个老渔民,他没有多余的话,只是坐在那里,嘿嘿地笑。
那年我游走于胶东乡村,在一个破败的院落前驻足。这个院落有些年代了,一派荒芜,院墙上悬着一个葫芦,叶子早已枯萎了。这葫芦,就像隐藏在村庄深处的某个秘密,让我的心一下子动了起来。这些童年里随处可见的葫芦,自从离开故乡,就再也没有见过,甚至在我的心里,早已淡忘了“葫芦”这个概念。
以前在乡下,喝水是用水瓢的。如今,水瓢已成为往事,甚至日渐从记忆中消失。一只水杯攥在手里,我偶尔也想到水瓢,想到用水瓢大口喝水的乡村生活。有一年出差到兰州,看到很多专卖葫芦的商店,每个葫芦上都绘制了不同的图案,拿在手里,有些不舍,又有些失望。在夜市,我看到一个人在路边卖葫芦,他在地上铺了报纸,葫芦摆在报纸上,没有经过任何加工。我买了两个,同行的人都不理解,跑这么远的路,为什么要买两个葫芦?
我把两个葫芦摆在书架上,每天都可见到。它们默立在那里,就像我的童年。那句“我要的是葫芦”,已成为最初的启蒙教育,时刻提醒我关于根和枝叶之于果实的重要。这些年,我对这常识越来越淡漠,活在脱离地面的空间,越来越失去“根性”。我从市场上买来葫芦,放到书架上。对于葫芦之外的事,不愿花费哪怕一点儿时间去关注,去了解。我成了童年记忆中的那个“我要的是葫芦”的人,至于葫芦里究竟装着什么,以及葫芦之外还有什么,似乎都已不再是我所关注的。
海渐行渐远
精卫填海,被解读成一个励志故事。在一粒沙石与一片海之间,这个神话故事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延续。比如河流,携带着泥沙入海,日积月累,海岸线不断向内退缩,就形成了新的土地。最明显的是黄河三角洲。由于历史上黄河河道决口改道十多次,黄河所携带的巨量泥沙入海沉积,淤出大片陆地,岸线不断向里推移。以利津县城为例,金朝时这个县城至海的距离是30公里,到明朝变为60公里,到清光绪年间变为80公里,可见黄河冲积的造陆速度。
在距离海岸很远的地方,常会见到海神庙遗址。这标示着,在遥远的过去,这里曾是热闹的海港。北宋著名的板桥镇曾设置于胶东湾海边,是当时北方海运的重要港口,清朝以来,因为大沽河携带的泥沙淤积,海向后撤退,这个海港渐渐地成为内陆。当时建在海边的海神庙,成为一个见证和参照。莱阳的丁字湾,300年前是一处深水港,贸易很是兴盛。因为五龙河泥沙的淤积,出现大片滩涂,海岸线不断前移,港口逐渐淤死。还有河北沧州的镇海吼,当年也是建在海边,如今与大海隔了近百公里的距离。这意味着,从镇海吼落地以来的千年时间内,海渐行渐远。
渤海是一个内陆海,是世界上较浅的海,平均水深只有20米,相当于六七层楼的高度。因为水浅,冬天很容易结冰,所以也被称为冰海。这样一个海,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海,是有些不同的。渤海这么浅,除了基底地形原因,还和沿岸河流带来的泥沙淤积有关。渤海三面被陆地包围,只在东部有一个出口,河流泥沙在这里淤积,渐渐让海底升高。可以想到,在未来的时光中,这里还会变得更浅。
人类对海洋的认知,也伴随了人类对自身的认知。最初,有人认识到自己的生存之地被海洋包围,开始有了海与陆的概念,称自己所处的地方为“海内”,便是以海洋为地理坐标的。战国时的齐人邹衍,在稷下学宫发表了海外九州的学说,认为中国只是海洋中的一块陆地,与其他陆地隔海相通。他提出“裨海”和“大瀛海”两个概念。所谓裨海,是靠近内陆而相连的各个海区。而大瀛海,则指各大洋。
因为海太大,很多看不清也想不明白的东西,被诉诸于想象。于是太多神话故事诞生了。随着航海技术的应用,人们从远古神话中解脱出来,开始乘风破浪,穿越大海去见识海那边的世界。
海经历了很多。
我曾亲见过填海工程的现场,他们把水泥制件抛入大海,在海上再造一片土地。还有时光之手,正以不被察觉的方式,改变着海。我们该给后人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留下一个什么样的海?
海渐行渐远。关于海的神话也渐渐清晰,不再神秘。失去了神话色彩,海单纯变成一个被索取的所在,我们一边向海索取,一边感慨:“大海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