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岳：山前山后的树
古岳，又名野鹰，本名胡永科，藏族，高级记者，中国作协会员，自然书写者，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青海省高端创新人才千人计划杰出人才。已出版文学作品《谁为人类忏悔》《黑色圆舞曲》《生灵密码》《坐在菩提树下听雨》《巴颜喀拉的众生》《草与沙》《冻土笔记》《源启中国》等十余部，有作品译成英文出版。曾获第五届地球奖、青海省“五个一”工程奖、青海省文学艺术奖、第八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第十七届长江韬奋奖等。
从甘果台子上望向西南，甘沟寺坐落山前，寺院东面是一片开阔的河谷滩地，名寺滩。寺滩长满了杨树和柳树，还有少量榆树和山杏。
我小时候，这里也有一些杨树和柳树，杨树多山白杨和青杨，柳树多亦本土树种，都是很老的树。每棵白杨尽管挺拔，却颇清瘦，树干上都是层层叠叠的黑斑，像是经历了太多的风雨，上了岁数的样子。每棵柳树上都是鱼鳞状的皱纹和疙瘩，尽管枝繁叶茂，却更显沧桑。
这些老树还在那里生长的时候，从峡口到杂干滩，寺滩一侧的磨河里，有十几盘老水磨像长在河边的一朵朵蘑菇，整日里望着那些杨柳，其中的两三盘水磨就在甘果台子下面。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磨坊大都闲着，隔老远望过去，关着木门的磨坊透着神秘气息，好像里面住着一位巫师或法师。
只有秋冬季节，几乎所有水磨的磨扇都在轰隆隆地转动。一到夏天，所有磨坊，隔上十天半月才会迎来一个磨面的，且磨物很少。磨主看见远处的路口出现了一头毛驴，驴背上搭着半截小口袋，像是空的。
磨主叹一口气，还不死心，仍杵在原地，看着那头毛驴。等跟在毛驴身后的人从驴背上将那半截口袋挪到自己肩上走进磨坊时，磨主才看清那口袋的两头还是装了一点磨物的。他就想，那点磨物是麦子呢还是青稞？或者就是一点麸皮或豌豆啥的？没办法啊，那年月，很多人家吃了上顿没下顿，磨坊和磨主就都闲着。
我前面已经写到过，突然有一天，所有的水磨一年四季都没有磨物了，又三五年，所有的水磨坊都歪歪斜斜的，快倒了——有的还真倒了，有的被拆除了。也就在这时，寺滩稀稀拉拉的那些老杨树、老柳树都不见了。
与之一同消失了的还有山前山后仅存的那些天然林。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过度砍伐，山前原本广袤的天然林早已所剩无几，只在前山两侧峡口的寺院前后还能看得见一小片林木，严家峡口阴面还有一小片云杉林——但也是日渐稀少。到上世纪70年代末时，山前几面山坡上已经看不到乔本植物的身影，要看到成片的灌丛也得走到前山背后的几条山沟深处才行——那些灌丛也在一天天退向山后。一年四季，此起彼伏的砍伐声还在继续……
二十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小散文《想起童年的森林》，里面写到过那些消失的森林：
我们用斧子、锯子和镰刀把你们砍尽伐光了。那片美丽的天然林备遭砍伐之害的时间最长也不超过百年，而大自然却可能用了亿万年的时间才孕育了那样一片森林。我从祖辈们的口中听说那森林一片片被砍倒的每一刻里，我都听见了它们一棵棵轰然倒地的声音，那是地球母亲的哀号吗？后来，我不仅亲眼目睹了那一棵棵参天大树倒地毙命的惨状，而且还用自己的手砍倒过无数棵大大小小的树木。而当时，我却并不知道，那是一种罪过，一种错误。在砍倒那些树木时，我甚至有一种收获的幸福感。
一开始，我和我的那些小伙伴们，只是跟大人们一起进山，看他们砍树，并学他们的样子砍树。把一片片的森林砍倒之后背回村庄，修盖房舍，充当燃料。那时，我顶多只有八九岁的光景。等再长大些了，就能和小伙伴们一起进山了。在没有大人的世界里，我们干起来甚至比大人们帮忙的时候更加疯狂。
我们把一株株尚未成材的幼树苗砍倒，而后捆在一起，背回家。那样的幼树苗只能当燃料，每次背着一大捆幼树苗回家时，遇见老人，他们总是说：“这么嫩的树苗，烧掉太可惜了。”但我们从没当一回事，依旧成群结伙地进山，照砍不误，而那些砍回去的树苗也无一例外地都在烧茶做饭时化做了灰烬。等再长大些，我就独自进山砍柴了，开始觉得那些嫩树苗砍了可惜。但这时，漫山遍野除了那些幼树苗之外，已别无他物了，就是那些幼树苗也正日少一日。
至上世纪70年代末时，前山的几面大山坡上已经砍不到像样的烧柴了，要背一捆烧柴，须翻过村庄后面的大山，从山尖阴山、溜头、大垭豁走到民和、化隆两县交界处的马圈沟、岗楞沟、阿姨山甚至更远的地方，才能找到理想的柴火。
很久以后，我才想起，我们从山上一捆捆砍回家烧掉的那些烧柴，大多还是开花植物，比如金露梅、银露梅、苏鲁等小叶杜鹃和甘青大叶杜鹃、细枝绣线菊、鲜卑花、栒子和黄刺……因为，地球史上这些最后的开花植物多油脂，易燃，且极具香气，一经点燃，清新典雅、曼妙悠远的香味儿弥散开来，令人心旷神怡。要知道，在近现代以来满世界的皇家园林和城市花园里，这些都是极负盛名的观赏植物，我们却都当了烧茶做饭的燃料，真是暴殄天物啊！
山前山后的那些天然林快要消失的时候，住在山下的人们却开始在村庄周边的一些荒滩荒坡种下了一茬又一茬树苗，开始植树造林。为解决苗木问题，几乎每个生产队都开辟专门苗圃来育苗，多为扦插的杨树苗和柳树苗。因为一批一批地规模出圃，生产队的社员同志们把那些苗木栽植在提前平整好的空地上时，他们先用一条细麻绳和白石灰粉在将要建成的林地划出一条条横竖平行等距的直线，在空地上划出一个个成片的正方形，而后在生产队长的指挥下，每个正方形的四个角上都栽上一株选好的树苗。
每栽种好一排或一小片，生产队长又带领若干眼神好的社员弯腰蹲在两头的地上，眯起一只眼睛，用一只眼前后左右地瞄，检查所有的树苗是否横竖都在一条直线上，只要发现有一株树苗有点歪斜，就会拔出来重新栽植。
过几年，等那些树苗长大一些，每次路过这样的人工林地，我都会站在那些像士兵一样整齐排列的林木一侧，叹为观止。再后来，等我有机会到大江南北走走的时候，才发现，中国大地上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人工林地，北方尤为多见。横贯整个北中国、规模浩大的“三北”防护林体系就是用这个模式建成的。
在举国开展轰轰烈烈的植树造林“运动”的同时，另一项更加轰轰烈烈的旧貌换新颜“运动”也不断推向高潮，几乎席卷了每一个村寨，万里山河到处都激荡着“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即使偏僻如青藏高原末端的甘沟山区也不例外。这项名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中国大地上史无前例的壮举，惊天动地。
以前，甘沟几条山沟的两面山坡上都是陡坡地，村庄周围也还有一片片草滩荒地，都长着一些老柳树、老榆树、老酸梨树和老杏树……每棵树的样子都不一样，千姿百态，却都好看，像一幅老画，更像一群闲散而居的老者。
到我十五六岁时，一片片陡坡地都已经改造成了水平梯田。以前，我家所在互助村几个生产队的一两千亩耕地都是坡地，几乎所有的耕地都从未经过平整。但是，到上世纪70年代末时，除坡度极大的山头地，凡可平整的所有山地也都平成了梯田。大部分荒滩也都变成了梯田，那些上了岁数也好看的古树一下不见了，像是被梯田埋了。
我家东边隔两块地的地块中间，原本也有一长溜荒草滩，有一排高大粗壮的柳树，饱经沧桑的样子，每棵树冠上都有一个或两个喜鹊窝。秋冬季节，每天的某个时间段，还有一大群乌鸦落在上面，不时发出叫唤，像一群偶尔才会聚到一起高谈阔论的云游者。听说那是我的祖先迁居此地不久种下的树之后，每次经过树旁，我都会驻足仰望，心生敬畏。
后来，草滩周围的地块也平成了梯田，那一排东倒西歪的老柳树也不见了。隐约记得，一棵树干早已朽坏的柳树好像被抬到了我们家里，被我父亲一分为二，把树干腐朽的部分掏空了，做了喂牲口的马槽——说是马槽，在那里前后喂养过的却是骡子、毛驴、黄牛、犏牛，甚至还有山羊、绵羊和几头猪，唯独没有马。
大约是1977年的秋天，杂干滩东面的大片河谷荒滩与部分零散耕地连成一片，一项大规模土地平整工程告竣，成为干沟公社农业学大寨的样板。一天，全公社农业学大寨暨路线教育观摩会在那里隆重举行。那片新平整的土地上到处都飘扬着五星红旗，架设在四面的高音喇叭里播放的革命歌曲响彻整条山沟，即使在十里开外也能感受到那激昂的旋律，令你热血沸腾。
我们全校几百名学生都写作文记这一天发生的事。我猜，即使每个同学都别出心裁，这样几句话一定会出现在所有同学的作文中：整个会场歌声嘹亮，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山人海……
会议的其他议程我记不住了，记得的一项重要议程是，全公社十个大队的大队书记都要站到用木头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作大会发言。因为高音喇叭的音量调得极高，加上那主席台搭建得特别高，所有发言人的声音都极具穿透力。时隔近半个世纪，每个人发言的具体内容我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们互助大队书记苏玉林发言时特别提高嗓门使劲儿喊出的一句话：“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细细想来，他大吼着念出的这句话，断句没有任何问题，他只是加重了个别字的力度和音量，尤其是“路线”“纲”“目张”几个字词，像一发发重型炮弹，从几只巨型高音喇叭射出之后，在会场上空炸裂。那时，我听见有人问身旁的人：“这个人是哪个大队的？声音太洪亮了！”对方答：“刚报了，你没听吗？是互助的苏书记。”当时，我还颇为自豪。
初中三年，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几乎每年秋冬都会参加各大队、生产队集体平整梯田的劳动，只要某个大队、生产队平整梯田的进度落在后面，可能影响到全公社平整任务完成情况，公社就会命令全校师生出动，响应号召，加入到农业学大寨的洪流中去。
不仅平整土地，我们还以年级为单位，到很多生产队修过路、拔过麦子、挖过洋芋、翻过地、修过小水库……这还不是劳动课的全部内容，我们每周某一天或两天的课程表上还赫然印着“劳动”两个字，至少都会占到三四节课的时间。也就是说，作为“德、智、体、美、劳”的一部分，我们每周还有固定的课时在校园里上劳动课。
说实话，我们在劳动课上学到的东西，一点儿都不比从书本上学到的东西少，且都是真正有用的东西。后来，我们都长大了，都离开学校、结束了校园生活，走进了社会——这话放在以前，大概是这样说的：我们走进了社会这所大学校、大熔炉，接受进一步的改造和锻炼。
再后来，我们这些当年积极参加学校和生产队劳动的孩子们都开始变老，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甚至孙子，这才发现，现在的孩子尤其是城里的孩子，真正缺少的一门课就是劳动。真正的劳动绝不是打扫校园和教室那样简单，而是走到田野上，既能触摸到泥土也能闻到泥土气息的劳动……
我在二十年前的一则文字《亲近泥土的感觉》中曾写过一段话，今日重读，感觉我所担心的那一天似乎已经来临：
现在城里长大的孩子们，有谁知道泥土的味道呢？但是，人们却似乎并不为此而感到忧虑，甚至在言传身教中让孩子们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泥土。我有一种担心，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们会忘记泥土。虽然他们依然吃着泥土里长出的粮食和蔬菜以及水果，但他们可能会更愿意相信那都是网上超市的产物，而不愿意相信是泥土生产的。进而他们会对自己的生命意义产生怀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
回想起来，我们这一代人感到幸运的是，我们从小就经历了真正的劳动锻炼。我们走出校园，去支援农业生产、参加生产队劳动的那些记忆，也不比在校园度过的时光差，甚至更加美好。我们唱着革命歌曲走向田野，跟社员同志们一起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要是秋天去挖洋芋，中午还能享受到免费的午餐和茶水——午餐主食自然是我们自己刚从地里挖出来的洋芋。几十上百人在一起劳动，生产队安排给我们送饭的社员却找不到合适的家什盛装刚出锅的洋芋，几乎都用柳条编的篮子或背篓装，洋芋就会粘在上面。一次，在一个脑山生产队，他们装洋芋的背篓可能刚背完湿牛粪，热洋芋的热气一腾，炸开花的洋芋就会粘在牛粪上，没办法，还得吃。我们就小心地抠掉上面新鲜的牛粪，再吃。可能是心理作用，吃的时候好像还有牛粪味儿。
干得最多的自然是植树造林，几乎每年春天的清明前后，我们都会参与到植树造林、绿化国土的行动中，战天斗地。先是绿化校园，在校园里面和周边能种树的空地上都种上一棵棵树苗。学校没有树苗，树苗得由全校师生自行解决——这个任务最终都会落在每个学生的头上。我们用幼小的身躯扛着一棵棵树苗走向学校时，看见的人都知道学生们要去植树造林了。
印象中，我和我的同学们都不怕去劳动，除了寒冷的冬天，其余时间还非常乐意去。因为劳动都在田野上，可能有好几天时间不被关在教室里，随时可以闻到泥土草木的味道。为什么冬天除外，主要是怕冷，几乎所有同学身上的衣服都很单薄，有的还穿着单衣单裤——裤腿都短，露着脚脖子，脚上没有袜子不说，单布鞋还裂着口，能看得见脚趾头，甚至看得见冻裂的伤口里流着血水……
有一个冬天奇寒无比，我们很多同学的脚都冻伤了，肿得厉害，每天放学回到家，鞋冻硬了，粘连在脚上脱不下来。我穿着爷爷手织的羊毛袜，脚也冻坏了，一天回到家，想脱下鞋，在火上烤烤脚。父亲说，不能烤，会落下病根儿。只能用冰雪搓。
刚好下过雪，自己铲了一锨雪放篮子里提进屋，抓一把想放在脚上搓。可是鞋和脚牢牢地冻在一起了，脱不下来——在弟弟妹妹的帮助下，折腾半天才脱下来。这才把雪抓到脚面、脚后跟和脚掌里使劲搓揉，奇怪，几乎感觉不到冰冷，搓着搓着，还有一点温热。但是，第二年冬天，我的脚还是有点奇痒，老人们说那就是冻伤留下的病根儿，要除根儿，还得用冰雪搓。
现在寺滩里看到的那些树都是后来栽种的，最早的一批树栽种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1977年前后），那时，我已经上初中了。每年春季开学后，甘沟中学所有师生都会到寺滩植树造林，每年可能要在那里劳动一个星期或更长时间。一连好几个春天，我们都在那里植树造林。
因处于山前河谷，寺滩，实为乱石滩，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很难独立完成一棵树的栽种任务，至少得有两三个人合作才行。没有大石头的地方，我们费力地挥动着铁锨和十字镐，折腾半天，才能挖好一个树坑。
如遇大石头，只用铁锨和十字镐还不够，还得用钢钎和铁锤。一个孩子用双手扶着钢钎，并不停地转动、挪动，另一个孩子则费劲地抡起铁锤敲打钢钎。一天下来，我们所有人的手掌里都有一层血泡，虎口都会震裂或磨破，钻心地疼，但我们还能不时开心地放声大笑。
如一个地方都是大石头，没办法，只能在那里硬生生地挖出一个坑来。如果几个孩子怎么折腾都无法撼动一块石头，就喊来班里力气最大的孩子帮忙。好不容易把那块石头挖出来了，树坑又过大，把树苗或栽子插到树坑里后，却找不到足够的泥土来填满那个树坑，得到很远的地方才能挖到一铁锨土，实在没办法时，我们偶尔也会偷工减料，先填点土，再放几块小石头，上面再盖上一层土……
可我们还是在一片乱石滩里种上了几万棵树，而且，都种活了。对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来说，那可是我们创造的一个奇迹。
除了寺滩，我们还在学校内外的空地上都种上了树，不少树苗都是学生从家里扛到学校的。每到春天，所有同学都会烦难，不是因为去劳动，而是要带树苗——家中没有树苗。
这里所说的树苗并非来自苗圃，而是刚从杨树和柳树头上砍下来的树枝，当地俗语称栽子。杨树和柳树皆易成活，只要土层厚有水分，随便挖个小坑、插根树枝都能成活，过个十年八载就能长成小点的梁柱，所谓十年树木是也。现在每家每户房前屋后和田间地头的那些树枝多得根本砍不完，也都懒得去砍，所有树木都自由生长。要是妨碍到人畜的生存空间，或有个什么用途，要砍伐一两根自己栽种的树木——无论是什么树，还得到当地林业部门办理采伐手续方可，即使属于自己家的树，自行砍伐都会受到相应惩罚。
可那会儿就是找不到树苗或栽子，每家每户房前屋后仅有的几棵白杨或柳树稍粗点的树枝，几乎每年春上都会砍下来当了栽子，一茬一茬地砍，树枝都来不及长大。每年春天，植树的季节临近时，人们从一棵杨树或柳树下经过，总要抬起头望着树头，看是否能砍下一两根树枝当栽子。那年月树苗金贵的记忆恍如昨日。
顶多也就三五年时间吧，到上世纪80年代初，人们发现，山前山后的天然林和人工林好像突然多起来了，从房前屋后到已包产到户的田间地头，从村庄边上的几条山沟到远处的荒山荒坡，一棵棵绿树正抽枝展叶，覆盖着荒凉已久的土地。
村庄里的人纷纷抬起头，望向村庄后面的大山，无边的山野竟然出现了大片绿色的植物。一面面山坡、一道道山梁上早已砍伐殆尽的那些乔灌木的根里也长出了新的枝丫，大有绿叶婆娑的势头。看到如此变化，村庄里的老人们有点不大相信自己的眼睛，见了面“呵呵”笑着，互相表达自己的疑问：“啧啧……你说说，你看看，一个政策居然能让大山返老还童，变得年轻起来了。”
寺滩的那一大片树林就是那几年长出来的。
在寺滩栽树的不止甘沟初级中学的全体师生，还有当时五六个大队连年派出的造林队。造林队里全是壮劳力，他们不仅挖坑栽树，还用满河滩的大石头给林地砌上了城墙一样厚实坚固的围墙。围墙高约1.5米，能挡住所有的牲畜，种在那里的树木可免遭牲畜啃咬，得以成活长大。
当整个寺滩都种上树木之后，这片新造的树林就成了甘沟公社的集体林，公社派专人看护，主要是防止人为砍伐和破坏。寺滩周边都在解放大队的地界范围，这名护林员只有产生在解放大队，才便于管护。
记得，甘沟举全公社之力在寺滩造林时，我另一个太爷、冷青太爷的二哥尕关正好是解放大队的大队长——他有没有当过大队书记我不记得了，但他还当过大队民兵连长，全大队几十杆枪都归他管，他自己还配有五四式手枪，俗称盒子炮。印象中，他出门时腰里总斜挎着这把盒子枪，看上去很威风。
尕关是小名昵称，他大名叫什么，是藏语名还是汉语名字，我从未听到过。只记得背地里，男女老少都叫他尕关，当面自然要尊称大队长或爷爷、太爷什么的。尕关太爷也好酒，微醺，走路生风，要是发现有人干了损人利己或损坏集体利益的事，他都会鸣枪警告。他自然不会朝人开枪，但也足够威慑到坏人。见他从大路上走过，只要是干过一点坏事的人都会提前跑开，想逃命……
可能是太威风的故，他走得早，好像农村土地承包到户不久，他就早早离开人世，那时，他大哥、我五斤太爷还活着。
尕关太爷死前，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了，原来的甘沟公社改成了甘沟乡，解放大队也成了解放行政村。我冷青太爷就在这时成为解放村的党支部书记，没多久，还兼职寺滩那片林子的护林员——但那只是一个名分，有名无实。他不尽护林员之责肯定是不行的，可乡政府没有经费来源，原本答应要给他的报仇几乎从未兑现过。就一年年欠着，到后来，只有既无法兑现又越来越大的一个数字。
直到他因年迈不当书记也不想当护林员时，乡党委政府竟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因无法给付护林员累计拖欠一二十年的工资，把原甘沟公社位于寺滩的200亩集体林全部划归冷青个人所有，以抵消所拖欠工资。如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寺滩那片均已长成大树的林子一下都成了我冷青太爷的私有财产。也就是说，只要在当地林业部门办理正常采伐手续，某种意义上，我冷青太爷便可以决定那片杨树和柳树的命运。
他确实也把其中的一少部分树木换成钱花了——部分树木甚至直接换成了一瓶瓶白酒，他就坐在那林子里把它给喝了。谁让乡政府为这些树欠他那么多钱，在他看来，那些树就是政府给他的护林员工资，就是他自己的钱，既然是自己的钱，他爱怎么花就怎么花。
有意思的是，他后来不当书记了之后，他三儿子、我长命得爹爹又当选为村支部书记——这不全是因为父辈的铺垫，长命得初中毕业去当了兵，复员回来又去乡上当了几年临时的青年干事，后因为待遇问题没等到转正就回家务农。随后就当了村支部书记，但时间不是很长——也就三五年吧，书记不当了，却从他老父亲手中接过看护林子的衣钵，看起了已经属于自家的那片林子。至此，他父子俩的人生之路似乎多有重叠，像是同一条路。至于未来，他在这条路上究竟能走多远，或者，比老父亲会不会走得更远，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他先在寺滩盖了几间房子，然后直接住到寺滩的林子里，没有特别的事，他都不太回家。因为住在林子里的大部分时间是他独自度过的，这给了他太多自由发挥的时间和空间。有两三年，他还在林子里养了一群鸡，很少喂食，直接放养。怕遭狐狸和黄鼠狼祸害，每天到天黑时，才赶回鸡棚关起来。我见过那一群散落林间的鸡，全长着白色的羽毛，个头大小和长相几乎一模一样。也是三两年光景吧，那一群白鸡一只都不见了。
就在他一次次醉卧寺滩林地时，林子里凡能入眼、堪当小用的树木也一天少于一天。后来，已没人觊觎林子里所剩的那些树木，附近村庄尤其是家族内谁家要修建个什么，但凡需要一些石材，而附近又找不到别的石头时，人们都会想起寺滩林子的围墙是用石头砌成的。几年下来，跟我同岁的长命得爹爹用那围墙上有人要的石头都换了一瓶瓶能醉人、能让人神志不清的液体。
恰在此时，与我同岁的长命得爹爹的身体却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一天比一天清瘦，几乎到了骨瘦如柴的程度。跟老父亲一样，他也喜欢有酒精的液体，不一样的是，老父亲是好酒，他却超越了“好”的层次，已然到了嗜酒如命的境界。从四五年之前，除了喝酒，他几乎什么都吃不下了。每天一早醒来，要是不赶紧喝上一口，他已经动弹不了。好像一杯酒下肚，他才能恢复神志，清醒过来，安静下来——其实不是清醒，而是烂醉如泥。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他父亲我冷青太爷离开人世的那一天。
因为老父亲的离世，加上疫情肆虐，没人在意那天我的长命得爹爹有没有乘人不备灌了几杯烧酒。我判断他还是灌下去了，因为那天和随后的几天里，屋里屋外随处都能看到已经打开的酒瓶。
老父亲在时，无论他是否真的像他嘴里唠叨的那样厌恶，毕竟那是自己的老父亲，只要他老人家在世一天，他就不敢称老。即使防不住嘴说自己老了，也没人会当真。你上面还有俩亲哥、好几个亲族哥哥姐姐，况老父亲尚在，你算哪门子的老？但是，老父亲的离开，至少意味着他自己已经成为这个家的老人了。
因为这个重大变故，整个家庭成员之间原本稳固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你是一家之主，上可以怼父亲，下可以使唤儿孙。可从这一天开始，老父亲在世时的角色已经悄悄地换成他来担当了。尽管有酒精麻醉，但他还是突然意识到，这是个非常严重的变故。
更可怕的是，他必将成为这场变故唯一的受害者——除非死亡或者离开，否则，这一角色关系再不会有任何变化。可这一切又是谁之过？或者，这一切又是谁造成的呢？
而且，早在老父亲尚在人世的时候，他长命得的儿子已经成为后来的村支部书记，此前有12年时间（2008至2022年），福来也任过村支部书记。如此说来，他儿子也可说是老父亲和自己的后任。这个后任能否治理好解放村他不敢说，但肯定能把他这个嗜酒如命的父亲治理得服服帖帖……
当然，他儿子也将顺理成章地接替他成为寺滩那片树林第三代“世袭”的林主。他可能没时间打理那些长了四十多年的杨树和柳树，但是你能就此否认他就是那片树林的主人吗？
当然，寺滩的那些树不会在乎这些变故，更不会因此改变它们生长的方式和模样。
不止寺滩，也不止甘沟。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短短几年时间，甘沟几条山沟的荒滩荒坡上一下长出一片又一片新栽的绿树。只要是大片的，都是集体林，除了公社的集体林，更多的是大队和生产队的集体林。
有了承包到户的土地，一家一户的种树积极性也空前高涨。以前村民只在自家房前屋后栽种几棵树，不敢到田间地头上去种。现在所有的土地都成了一家一户的承包地，都开始在自家承包地的地头上栽种树木。如果自家承包地周边有荒滩荒坡，都会种上树。
我父亲也在每块承包地的地头种了很多树，除几棵榆树外，都是杨树和柳树。我父亲离开这个世界已经过了八个年头，但这些树都还在。每次回家，经过这些树旁，我都感觉父亲好像还在。父亲弟兄仨中，他还不是种树最多的，我伯父和叔父所栽种的树木都比他多。尤其是伯父，他种树的事情可以写成一个单独的故事。
照以前的老话说，伯父曾是一个吃商品粮的长期工人，也叫吃公家饭的人或工作的人，开过推土机，参与修建过青海很多的水库。现在看来，他也是一个劳动者，可在以前那可是令人羡慕的差事，一辈子不愁吃穿，干到退休，还有不少的固定工资。退休之后，他本可以住在城里单位的宿舍楼里，他却回老家住下了。平日里，他也操心农事，种地、养羊啥的，都上心得很。
他最上心的还是种树。他退休回去的时候，村庄周边所有容易种活树木的地方，几乎都已被别人捷足先登了。他找遍沟沟岔岔，只有村庄西边沙子坡坡的南侧阳坡还是空地。它为什么空着？一是干，没水分，往下挖，整个小山坡几乎干透了；二，这就是沙子和石头组成的一道山梁，挖一个树坑，相当于在一块巨石上打一个眼儿，难。
可我伯父就瞅准了这个地方。虽然艰难，但离家近，还处在家与祖坟的中间，上个坟啥的都会经过，他打心里就想在这里种上一片树。虽然干透了，但旁边就是山沟，雨季都有水流淌。此去不远，西边崖下还有一眼山泉，在泉眼周围挖出一个大坑，便可当简易的蓄水池，只要在那沙石崖壁上修一条小水渠，水即可自行流到树坑里……
说干就干。当年春上，他先在那个地方栽上了几棵白杨栽子。之后，差不多用了一整年时间，基本修成了那条水渠。之后的好几年里，我伯父的很多时间都是在那片小山坡上度过的，春夏两季完善渠系配套，栽种新的树苗，秋冬两季又忙于捆扎保护树苗，防止牲口啃咬树皮树枝。五六年之后，一天路过此地时突然发现，伯父种下的那一片杨树已然成林，一派绿荫婆娑的样子。而这时，我伯父却已经不在了。
早在我伯父进军沙子坡南侧开始栽种那片杨树之前，我父亲和叔父已在沙子坡北面的小山沟里也种下了上百棵杨树和柳树，因为水土条件稍好，树木的长势也似乎更旺些。
我叔父栽种的树木主要集中在小山沟顶部。因为叔父一家分户另过时，最早的庄廓就打在小山沟顶部的山头下，宅基地都是我叔父从那山头下硬挖出来的一小片平地。叔父搬到那山头上住下来后，成了全庄子住得最远的一户人家。那会儿，我已经上高中了，在家的时间少，去叔父家的次数也少了。好像没住几年，家里不怎么安稳，叔父去找人算了一卦，说住得太高了的缘故。再看，的确太高了，不说人家，比庙神住的地方都高出好几条绳的距离。
叔父又耗费巨大心血，往山下离村庄近一点的地方搬迁，也是用了好几年的工夫，才安定下来。可山头的宅基地周围已经栽种了不少树，现在宅基地空了，门前开出来的菜地也荒了，叔父又下死力气，在所有空闲的地方都栽上了杨树、柳树和榆树，使曾经光秃秃的一片山坡长满了绿树。
相比伯父和叔父，我父亲种的树要少一点。他只在这条小沟的中上部分一块承包地的地头上栽种了三四十棵杨树和柳树——后来那块七八亩的大地划入退耕还林的范围，也种上了杨树和柳树，与父亲之前栽种的那些树连成一片。退耕还林的效果整体还好，只是中间有些树木会不停地遭到人畜毁坏和老鼠的啃咬，为此，有一两年我还领着一个外甥一个侄子补栽过几棵柳树。
土地承包到户之后，一家一户栽种的树木一下多起来了，一些生产队的集体林地也陆续被分到户。一些连片的林子被分割得七零八落，尽管还长在一起，前后左右树木的遭遇却不大一样，一部分曾经的集体林子因此受到了一定的损毁。
我家门前巷头以下的沙拉沟，属于第三生产队或吉兰社的地界。70年代末，我爷爷最小的妹夫当最后一任生产队长时，曾带领一众社员将那段河沟整理改造成了一个苗圃，给植树造林提供苗木，后来苗圃成了集体林地。包产到户后，河沟两面坡顶的农田也都承包给了农户，按常理，地头河沟的树木也分给了一家一户。
尽管一部分树木一直在河沟里生长，但跟以前比，所遭受的破坏也很明显的。更糟糕的是，隔三五年，遇个山洪什么的，河沟会被冲开一道口子，越来越深，像伤口，一家一户的，没人带头去治理，久而久之，就不像林子了。
好在承包到户之后，因为有大量秸秆，农户普遍不再缺燃料，加之集体林子的树木多为杨树，木质很差，人们对林木的需求已发生变化，部分林子才得以保全。后来，沟壑之内、树木周围和两面沟坡都成了村里人的垃圾场，什么垃圾都往沟里倒，一度臭气熏天，脏乱不堪。
几年前的一个春天，在征得村民的同意之后，我自己掏钱雇了一台挖掘机，把这条堆满垃圾的臭水沟整理成了一片五六亩的林地。之后，又设法运来一两车云杉树苗，在几十个村民的帮助下，忙乎一整天，全种上了树。树种好之后，我还从家里拿了一捆铁丝网，又从自家另一片林地拆下来一圈，拉上了围栏。
到夏天，我回去一看，成活率和长势比想象的好。云杉是常绿暗针叶树种，冬天也是绿的。除了云杉、青杄、柏树、杜鹃等极少的几个树种之外，整个漫长的冬季，青海再也见不到绿色。只几年过去，曾经脏乱不堪的河沟已是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象。
这期间，我曾多次爬到村庄后面的前山顶上，去看山上的林木。发现以前去往山后的几条路都被茂密的灌丛遮蔽，要上到山顶，须小心扒开已经长到路上的小树枝，方可勉强通过。才几十年过去，灌丛已经密密地覆盖了每一面山坡，灌丛深处还长出了一片片日渐高大的白桦和云杉。那些云杉可能是人工栽种的，但那些白桦林应该是从以前的树根里长出来的。
2019年7月，我曾带着女儿参加过一次几位甘沟同乡好友组织的穿越活动。我们从甘沟峡门河滩出发，用两天时间翻越一座大山和几道山岭，穿过几条峡谷，走到化隆回族自治县塔加乡垭豁村，再从那里乘车出杏儿沟，到黄河岸边。当晚，夜宿马圈沟。是夜有雨，次日出岗楞沟，往垭豁。一路上，仿佛穿过了一片雨林。雨中的大森林一遍遍用露珠和雨滴荡涤我们满身的尘埃。
只过去四十年，一片几近消失的大森林又重新覆盖了四野八荒望不到尽头的山野。在马圈沟阴坡的密林深处，有一片云杉已经长成大树，几可参天。云杉是一种十分娇贵的暗针叶常绿树种，极难从树根抽枝发芽，幼苗都是从种子生发的。因为种子有坚硬的壳，自然破壁难，不是每颗种子都有机会长成树苗。这里又远离村庄，不可能有人背了树苗来种植，但一棵棵高大的云杉依然出现在了远离村庄的山坡上。
这就是大自然的造化。
只要没有人为的破坏，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和速度是惊人的。
人们差不多用了一百年的时间，几乎将一片数万公顷的林莽摧毁殆尽。可以说，那都是上一个地球时代大自然的珍贵遗存，也是青藏高原东北大森林的东部边缘，是这片土地上最古老的地球生命。至上世纪80年代初，山野又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
至1989年之后，这片山野同全中国所有的天然林区一样，得以全面禁伐，实现封山育林。也就从那一年开始，整个南大山麓——包括甘沟乡西边几座大山在内的宗喀山东端，山前山后的天然林均纳入国有林区的管辖范围，每一片山林，一年四季都有护林员看护。
尔后，只过了三十多年，一片历经千万年繁茂的大森林，几近消失之后又回到了曾经的山野——这是昔日那些大森林的子孙。只不过，以前山上有大森林的时候，山下只有很少的几户人家，现在山下却已住满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