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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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站就看到熟悉的场景，司机举着牌子，嘴里喊着各县地名，几条胳膊伸过来，我横着身子努力摆脱，穿越到空旷的广场上。十月，气温有点凉，夜色浸泡在清冷的灯光里，旁边的板面馆白烟弥漫，我饥肠辘辘，极想扑进那饱暖的烟雾之中。一位瘦矮的男子走过来，手里夹着烟，是张勋吗？我说，是。走吧，阿宝让我来接你。你怎么认出我的？他抬起一只手比画着，个子一米八，国字脸，身材魁梧，阿宝说，像当过兵的。我笑了笑，说，以前想过当兵，后来体检没过，人家捏着我的阴囊检查，说两个睾丸大小不一样，一个像鹅卵石，一个像弹珠，不合格。他哈哈大笑，说他叫刘恒。

他开车很猛，音响里一直播放着网络DJ歌曲，夜晚省道上车不多，他一手扶着方向盘，一手夹着烟，胳膊伸出窗外。遇到红灯也不停车，不减速，先拐到右边，过了路口再重新拐到主路上，轨迹等于画了个半圆，这架势跟黑车司机没两样，目无王法。抽完烟，他把车玻璃抬上来，音乐声调小，说，你在北京工作？我说，嗯。干什么工作？写稿子的。哦，看你样子像是练家子，没想到会拿笔杆子，写那玩意儿很难吧？我说，不算难，跟砌砖头一样，一点点往上垒。他说，说得简单。我说，有时垒歪点斜点少块砖也没什么大碍。他说，你们也能偷工减料？我说，正确，哪里都有不合格的工人，这不失业了嘛。

车是一辆雪弗兰克鲁兹，有股浓重的劣质香水味，刺鼻，我坐在副驾驶上，摁下玻璃透透气。外面正起风，冰凉的空气往车里灌，吹得眼睛有些睁不开，他像漂移一般连续过了十多个红绿灯，晃得我想吐，好在喝口水又压了下去。车开出了市区，乡镇郊野升起大片的黑，只能看到零星的亮光，忽明忽暗。

等会到城里想去哪吃饭？阿宝请客，他说。去管仲公园，吃那家小肥羊，上学的时候经常去。公园被封了，最近县里打黑，张家被一锅端，爷几个全进去了。他们家别墅就在公园里。我说，看到新闻报道，没想到会连累公园，小情侣去哪约会呢？他说，那谁能管，阿宝也不好过。我问，阿宝怎么了？他说，他爸跟张家有关系，受牵连了。我说，阿宝受牵连了？他说，不是阿宝受牵连，是他爸受牵连，人下落不明，不知道是不是进去了。他猛踩一脚油门把音响声音调大。

我和阿宝已经两三年没联系过，他在朋友圈看到我要回来，突然打给我。我一直存有他手机号码，来电显示这个名字，不免一惊，以为他遇到什么困难，想跟我借钱。转念一想，朋友处到两三年没联系的份上，借钱也不太够得着我。他说，几点到阜阳，请你吃个饭。我说，客气啥。他说，不是客气，有个事想请教你。我说，什么事。他说，不着急，酒桌上再说，下了火车打电话给我，我有个朋友在阜阳，可以开车捎你回来。不劳烦，到了我自己打车，也没多远，我说。他说，现在黑车涨价，拼车五十块打不住，我已经跟那朋友讲好了，七点在出站口等你。此时是下午两点，他正在乡下干活，电话那头伴有哭声、油锅刺啦声、唢呐声。我判断那边正在办丧事，他正忙，于是没再说什么，挂了电话，背着包赶往火车站。

阿宝住在县里，每天要去乡下做席，这事我也是刚知道没多久。他朋友圈里发的都是做席的照片和视频，几口大锅冒着白烟，白绿相间的大海碗排成几排，里面盛满八大块、滑肉、茶叶蛋、猪耳朵，遇到丧事，唱戏的台子搭在旁边，唢呐声震天响，我偶尔给他点个赞。人生无非如此，处得再好的朋友过了段时期心思就不在一起了，走的路也越岔越远，最后沦为点赞之交。

路上和刘恒继续聊天，才知道阿宝和他的关系。刘恒是阿宝的表舅，头几年两人在县里合伙开过一家物流公司，为了省钱，仓库租在农贸市场的屠宰场旁，前期没生意，他们就坐在门槛上，眼巴巴地看人宰杀牛羊。腥臭味弥漫在空气中，热血滚滚流出，阿宝见不了血，肠胃翻涌，呕吐过几次。生意一直不赚钱，每天仅三五个订单，送完货两人又坐回到仓库门槛上，等着下班。

大公司涌进县城后，更竞争不过，苦苦支撑一年，黄了。营业最后一天，阿宝第一次从旁边屠宰场割二斤鲜羊肉，在门口支起烧烤炉，两人就着烤串喝了一整夜啤酒。次日朝阳升起，阿宝从满地的绿瓶子上爬起来，望了望太阳，缓缓走回家。再往后，酗酒成为他的常态，有时深更半夜，他趴在马桶上吐的照片出现在朋友圈，字是这样写的，这个狗日的又喝多了，以后谁他妈再找他喝酒，全家死光。那是他老婆用他手机发的，我看到过不下十次，不敢点赞，只是暗自发笑。

我们坐在一家牛肉汤饭馆，阿宝十点钟才赶来。他胸前挂着一个军用水壶，背着灰色布兜，兜里竖着两把铁勺，一把漏勺，两把铲子，都是下乡做席的工具。见我比较好奇，他从布兜里掏出两把敦实的菜刀，黑面白刃，刀背弯曲，圆筒刀把上镶着三颗黑钉，磨得光滑锃亮。他举起一把，在灯光下晃了晃，刀口划破空气发出清脆的声音。他胖了，身体宽阔不少，腮边的肉往外鼓，肤色黝黑，眼睛看上去有些倦怠，透着幽幽的光。服务员，拿副扑克牌。他冲门外喊。一副新牌扔在桌上，他熟练地洗了几遍，左掰右掰，一手捏一沓，牌从两个拇指往下漏，叠堆在一起，卡得很死。三个人开始斗地主，不论当不当地主，全程他一直赢，运气在头顶上悬着，不肯下来。每赢一局，他就抱着水壶喝两口，嘴里吐的是酒气，等到吃饭的时候他已喝到半醉。

三个人喝了两瓶酒，最后半瓶实在喝不动，只好玩“数七”。他还是一次不输，邪了门，我和刘恒把酒喝得一滴不剩。走出饭店大门，刘恒险些摔倒，他搂着我肩膀，问我的睾丸是不是真的一个像弹珠，一个像鹅卵石。我没想到他会痴迷于这个问题，认真跟他解释了一番。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哪天走给我打电话，我送你到车站。阿宝走路有些晃悠，说话依然很清晰，他想拽我回他家睡，握着我的胳膊，手劲特别大，虎口紧紧卡着骨骼，生怕我借机逃跑一样。我判断他不是跟我假装客气。我们相互搀扶着往前走，深夜的县城灯光闪烁，桂花飘香，路边大排档还在营业，棚子下的灯泡摇摇晃晃，这个景象还跟上学时一样。

他把我胳膊放在他脖子上，说，张勋，没事吧。我说，还好，看这夜色多美，闻这花香多沉醉。问你个事，你爸是个啥样的人？我说，一肚子大道理，总教训我，做人要有出息。你们关系怎么样，吵过架吗？我说，头些年吵，现在不吵了，看，月亮好大，夜空像个泳池，我们跳下去游泳吧。如果你爸做了错事，你咋处理？我说，他几乎不做什么事，能错到哪里去，光教我做事了，谁开的跑车，吵死了，这小地方居然还有跑车。他说，你有文化，有个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能给我出个主意吗？我说，你说说看。我们进入一个小区，两个影子在水泥地上拖着，我的意识开始模糊，耳边嗡嗡作响。

2

感觉有根羽毛在我鼻孔里撩动，我挥手摆开，又来，共摆三次，打了个响亮的喷嚏。睁开眼睛，我看到的是一个男孩的脸，大概七八岁，长得和阿宝有点像。已经是早晨八点，阳光透过纱窗照进来，我睡在一张榻榻米上。一间面积不大的儿童房，墙上壁纸画着一条花斑狗，衣架上挂着一套男人的衣服，顶端有一顶儿童瓜皮帽。男孩问，你是从北京回来的吗？我说，是的，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小小宝。你爸爸是谁？我问。他眼神发直，反问我，你爸爸是谁？我从包里掏出一盒稻香村，递给他。

老姐待朋友十分客气，厨艺也不错，早上做的叠菜馍，茴香味的，炒了一碗辣酱豆，一人一碗小米粥。吃得挺舒服，回乡的感觉让人温暖。老姐是阿宝老婆，比阿宝大4岁，我一直这么喊她。十年前，我还在读高三，阿宝已经退学，他和老姐通过相亲认识，在当年情人节那天结的婚。婚礼上，我们同学都羞于闹洞房，光顾着喝酒，结果集体宿醉，主要是第一次参加同学婚礼，不知道喝多少算达到标准，就往死里喝。第二天一起被拉到小诊所挂葡萄糖和生理盐水，十多个人在大通铺上躺成一排，嘴里呻吟着，场面相当壮观。老姐穿着礼服来看我们，送来清淡的饭食和水果，又让阿宝去学校为我们请假，我们这才真正认识老姐。

今天阿宝不用下乡做席，准备带着老姐、女儿和小小宝回镇上老家吃饭，又拽上了我。我本不大想去，几年不见的朋友，老在人家里晃荡，怪别扭的。老姐说，听说你是回来相亲的，这事不着急，跟我们走吧，回去尝尝孩子奶奶的手艺，她土鸡做得地道。不再推辞。阿宝开的是一辆长安车，老姐坐副驾驶，我和两个孩子坐在后排。路上老姐说，你读了大学，28岁结婚不早不晚，刚刚好，不像我们十八九岁就结了婚。旁边两个孩子在玩剪刀石头布，他们年龄相当，女孩说，你输了得叫我姐姐，男孩说，不行，差辈了，我是你叔。老姐又说，重要的是，不能光看她这个人怎么样，也要考察一下她的家庭情况，父母是做什么的，他们情感是否稳定，都要搞清楚，不然婚后的麻烦多着嘞。老姐话里有话，阿宝一根烟抽一半，剩下半根丢到窗外，一直到家车行驶得都不太平稳。

小小宝不是阿宝儿子，是他弟弟，我这才记起来。

阿宝家庭状况复杂，这一点要怪他爸。他爸是个混子，上世纪90年代在上海开卡车，因为跟人抢生意，用扳手把一个本地人脑袋开了瓢，连夜逃回家后再也不敢往沿海地区跑。后来他在村里竞选村长，一票之差输给了堂哥，他气恼不过，一把火把堂哥家的房子烧了，险些伤人性命。到镇上收棉花是他干过最正经的事，做这个生意免不了跟人打交道，他因此结识了县城第一恶势力家族，张家。表面上他是做棉花生意，背地里是给张家当打手，以及洗钱。张家的靠山是本地一名官员，县城房地产发展迅猛那几年，张家捞到不少油水。一次，县北十几户人家拒绝拆迁，阿宝爸只身一人拎着砍刀，从几台轰鸣的挖掘机后面走出来。他并没伤人，而是用刀把几个妇女的大辫子割断，堆放在一口铁锅里，一把火烧掉，并扬言，再不后退下次割的可就是脑袋了。

这些与阿宝无关，阿宝和他爸一向不对付。他高中退学后，一时不知道干啥，就在镇上帮他爸收棉花，父子俩把各乡镇的棉花收到一起，攒够五万斤，拉到外地卖一次。他爸负责跑河南路线，他负责山东路线，他们各跑各的，自负盈亏。他爸帮他做的唯一的事是给他办了个假驾驶证。那时候阿宝每跑完一趟棉花，就来学校请我们吃饭，他爸也常在县里应酬，父子俩总是在一家饭店碰上，谁也不搭理谁，形同陌路。

他爸长得有点像崔健，戴一顶帽子，帽子上有个红色五角星，也可能因为戴着这顶帽子，所以看上去像崔健。那次阿宝路过他爸的包间，看到他爸怀里搂着一个女人，他没当回事，回到我们包间继续喝酒。几瓶啤酒下肚后，他面色通红，眼睛像着了火一样，突然拎着一个啤酒瓶子闯出去。还没等靠近他爸，就被人钳住了双臂。他爸缓缓走上前去，面色从尴尬变得严峻，把一杯酒泼在他脸上，给他一记响亮的耳光，骂道，小畜生，起反了你。挨揍的阿宝像匹凶狠的野狼，目光猩红，无法想象一旦松开胳膊后，他扑向他爸的后果是怎样的。

阿宝早知道他爸在外面有女人，还不止一个。他结婚那年，他爸送他一份大礼，从河南给他带回来个不到一岁的弟弟。阿宝妈妈觉得，男人在外有女人不打紧，只要每天还能回家，心就没跑太远，但现在有了孩子可就吃不准了。阿宝姥爷紧急召集家族亲戚，对这个在外养私生子的女婿进行批斗，整个过程中阿宝爸坐在桌上，头都没抬起来过。直到批斗结束，他站起来指着老丈人的鼻子说，你算老几，有什么资格说我？拿你当爸你还是个爸，不拿你当爸你又算个啥。为了避免一场家庭大战，阿宝妈妈选择妥协，与他爸达成的协议是只要他与那女人彻底了断，孩子可以留下当自己儿子养。

老姐说这些的时候明明很严肃，语气似乎又充满调侃。因为公公的事，老姐跟阿宝的日子也不太平，常常闹离婚。她有时夜里打车来到县城，说要请我们吃饭，实际是来诉苦。她边哭边说，用完一包又一包餐巾纸，核心意思是后悔结婚了，婚前应该了解清楚，有公公在这个家迟早要散。那时她相貌出众，端庄大方，扔到哪都出类拔萃。作为高中生，我们还无法理解她作为一个媳妇的境遇，只觉得再漂亮的女生，一旦进入婚姻，那美貌便像浸泡在腌菜缸一样，渐渐失去了光泽。

阿姨做的土鸡的确好吃，肉质鲜嫩，一点不柴，就是有点塞牙缝。吃完饭，我和阿宝出去抽烟，镇上已经罢集，大多摊子已经收了，太阳照在青石板铺的街道上，一片宁静祥和。我说，你不是有事吗？说吧。他说，没什么事，就是想骗你喝顿酒，你在北京出息了，挺难约。我说，真不是缺钱？他说，不至于。我说，听刘恒说，叔叔出了点事。他说，是，他自己作的，我管不了。我说，目前情况怎么样了？他说，不清楚，就是我最近总做噩梦。我问，关于啥的？他说，也没啥，可能是我想太多了，人没事不能想太多，容易出事。我说，哪方面想多了？他摆了摆手，目光盯着街道尽头，不想继续聊下去。

当天下午，我从阿宝家搬出来，住进了宾馆。第二天早上，被鸟叫声吵醒，晨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这一刻，最强烈的念头是想独自在县里逛逛。县城不大，从城南走到城北用不了半小时，不少地方都以管仲命名，最有名的地标是管仲公园，位于中心区域，管仲的石像立于门口，手握竹简，看向远方，一副天下尽揽的神态。公园内有片湖，占公园一半面积，上学的时候，我们考试完常在湖里划船，夏天买杯炒冰，能划一天，把学习压力忘得一干二净。管仲故居位于湖边，紧挨着张家的别墅。别墅被查封后，公园也禁止出入，我看到门口拉着警戒线，一辆警车停在石像下。

今天还有个相亲的任务，地点是县一中。

得知我失业，远在杭州的母亲催我回家相亲，潜在的意思是，事业不成先把家成了。父亲全程不想参与，自从我干了写字这行，他总对我爱搭不理，觉得写字的人没出息，一开始还跟我争论，后来他有几次败下阵来，便不再管我了。我大学学的是机械制造，他对我的期望是未来能当个工程师，我早意识到自己没那思维，平时拆个螺丝都费劲，CAD更弄不明白，大学混了四年，毕业设计都是在网上买的。

人一混日子，自己觉得无所谓，在别人眼里异常难忍。他和母亲在杭州一家超市打工，平时喜欢看老版《三国演义》，每年都看好几遍，爱研究权谋，一个超市拣货员研究权谋，能有啥用武之地。有一次喝多了，他说，生子当如孙仲谋。我说，孙仲谋的爹是谁，你能比吗？一句话把他拿住了。他在杭州混了二十多年，几乎啥活都干过，就是不出成绩。人活一世无非都是在混日子，只不过各有各的混法，混不出来纯属正常，但凡混出来的都带点时运。

大学四年，我整天泡在图书馆，看了许多文学作品，像是在茫茫大海抓到一块浮木，不至于那么快沉下去。毕业后从广告干起，后来转入媒体行业，这行的黄金期早过了，我勉强搭了个末班车，啥好处也没捞到。失业是因为一次报道失误，我把一处重要的信息写错了，采访对象十分不满，发帖指责我们公司“不良媒体吃人血馒头”。这事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领导迫于舆论压力，果断把我开掉。

女生叫孙苗，跟我一样大，28岁，211大学毕业，学的是汉语言，目前在县城一中当语文老师，希望30岁之前找个人结婚。母亲跟我这么说。把孙苗的电话和照片发给我，她又嘱咐了几句话，我跟人家说，你在北京一家报社当记者，月薪两万，别说漏了，见了面别提你丢工作的事。女生看上去挺高，五官算得上精致，就是嘴有点大，穿着西装，戴着眼镜，颇有教师模样。

走到县一中，掏出手机，我拨通了她的电话。电话接通，是孙苗吗？她立即回答，是，你是张勋吧。你怎么知道？手机显示是北京的号码，我在北京没别的朋友。就不怕是诈骗电话？声音听上去不像，骗子一般会在名字后面加个女士。睿智，我在你学校门口。她说，你可以在旁边德克士里坐着，我下课去找你。我说，嗯，等你下课。

进门后她一眼认出我，直奔我坐的位子。她身穿红色大衣，白色运动鞋，披散着的头发在两肩上起起伏伏，身材比我想象中的瘦，样貌跟照片相差无几，只是没戴眼镜。寒暄两句，我们没在店里过久停留，来到一个小公园里，她手捧一杯咖啡，北京生活怎么样？她问。需要全神贯注，没时间出神。为啥要出神，我每天都在要求学生，听课不要出神。我说，那你教不了我。是，你看上去不像个教条的人。我不听话也没几年，世界已经这么无聊了，听话的人不缺我一个，我说。那我们在这里坐着，你是不是认为也很无聊？我说，恰恰相反，第一次相亲，原先挺排斥的，现在感觉有点意思。她说，有什么意思？

她有些生气，把咖啡放在台子上，起身就要走。我不明白怎么得罪她了，从花坛上站起来，说，孙苗，你不认识我了吗？她说，第一次认识你，也是最后一次。我说，高一（18）班的时候，我坐你后面，拽过你辫子，撕过你扇子，抄过你卷子，还给你写过信，后来分了班，我们再也没见过面。她停下脚步，歪着脑袋，仔细打量我，做出努力回想的样子。我继续说，第一次看你照片，只觉得人和名字都很眼熟，直到刚才你来，所有回忆都开始涌现，就像开闸时颍河里的水。她还在想，阳光把她的影子打在我脸上，清风拂过，桂花飘落在她头顶。我又说，当时好光景，一似此园中。几秒钟后，她紧皱的眉头逐渐松懈下来，笑容绽开，几颗白牙在鲜红的嘴唇里闪闪发亮。她说，记起来了，原来是你啊，张勋，好久不见。

老同学通过相亲又重新认识一次，有些尴尬。本来同学的时间就不长，相隔那么久，已经没什么共同语言。第二天晚上，下了班她和我回酒店，两人坐在沙发上喝酒，嗑瓜子，打游戏。她爱玩上单，还是个肉，玩得挺独，不让队友靠近，也不怎么帮队友，一个人一条路线，一直推到水晶。窗外视野开阔，灯光成片成片的，牛皮癣一般，能看到一中的教学楼，学生在上晚自习。县城是个充满躁动的地方，可以嗅到青春的味道，陌生又熟悉，腐败且暧昧。有时会让人感到恍惚，前一秒感觉自己还是高中生，下一秒意识到已经快三十了。

我先吻了孙苗，手臂缠在她腰上，她把下巴放在我肩头，身体有些僵硬，不知如何是好。紧张的时段过去，往后是水到渠成。完事后，我们去洗澡，在浴室又弄了一次。我们躺在床上继续玩游戏，电视里播放起周杰伦的《以父之名》，这歌好听，属于青春期的一道硬菜。我光着身子蹦下床，在地板上为她跳了一支舞，她坐在床上笑得前仰后合。在钟爱的部分，我跟着哼唱起来——闭上双眼，我又看见当年那梦的画面，天空是蒙蒙的雾，父亲牵着我的双手，轻轻走过那安安静静的石板路。我用手指比画成枪，对着她砰砰几下，她裸着半身倒在床上，脸上的笑容一点点褪去。

3

KTV里，刘恒在唱《向天再借五百年》，他从地上站到沙发上，又站到茶几上，脖子都仰到天上去了，高音死活上不去，一唱就劈。孙苗跟阿宝玩摇骰子，她说，我见过你。阿宝说，地方不大，见到熟面孔不意外。她说，你给我送过物流，当时我从阜阳买了个沙发，因为质量不行，退换了三次，都是你过来取的件。阿宝说，可能吧，没什么印象。她说，我记得那时候你挺白的，也瘦，是个帅哥。阿宝说，这话说得，现在不帅了吗？孙苗说，肿了许多，看样子被生活摧残得厉害。他们俩继续玩吹牛逼，骰子撞得叮当响，两张脸一白一黑，在绿色闪光灯下跳动。

老姐把嘴凑到我耳朵边，让我出去一趟。我们乘电梯下楼。啤酒喝多了，我顺便上了趟厕所，小便池里有只苍蝇，一直瞄准了冲，可怎么都冲不掉，差点上手。走的时候才发现，另外一个小便池里也有一只，被骗了，老板很懂人性，或者说懂男人的心思。

老姐问我要根烟，连着抽了几大口，她说，阿宝最近不太正常。我问，怎么不正常？她说，每天晚上做噩梦，嘴里喊叫着，有时会讲梦话，醒来一头汗。我问，最近你们吵架了吗？她说，不是吵架的原因，我怀疑跟他爸有关。他爸？她说，是，他爸失踪可能跟张家没关系，张家出事前他爸就失踪了。我说，有可能提前听到了什么风声，逃走了？她说，不会，他爸是个老混子，却从没一声不吭就离家出走。我说，失踪前，阿宝有没有跟他发生过争执？她说，没有，反正我没看到。我说，最近你们家发生过什么重大的事吗？她说，除了他失踪没别的事。

老姐穿着紫色旗袍，抱着胳膊，身体靠在墙上。结婚十年，她的容貌已经不如当初，面部生出一些密集的斑点，身材也走了形，几乎看不到腰。十点钟，广场上还很热闹，大婶们卖力跳着广场舞，音乐是十几年前的，我上学的时候就在放。作为朋友，或许也出于记者的职业习惯，我又问她一些问题，她回答得有些模糊，线索始终串不起来。我说，他梦话讲的啥？她说，零零碎碎的，听不清，我想让你帮我查查，不做席的时候他都干些什么。我说，好。下次他再讲梦话，你录下来发给我。

孙苗九点下班，我们去吃刀削面，她爱吃辣和蒜，尤其是蒜，在碗里铺满整整一层，吃得满头大汗，一点不注意形象。她说这爱好随她妈，她妈是山东人，从小家里就没缺过蒜，吃馒头或面条必然要就蒜，有时吃米饭也得嚼两瓣。我说，今晚我们玩个刺激的。她说，那晚还不够刺激吗？我说，跟那方面无关，是跟踪。她说，跟踪谁。我说，阿宝。她说，阿宝怎么了？我说，不知道，就觉得他不对劲。孙苗说，我也觉得他不对劲，吹牛逼就没输过，全程都是我在喝酒，你说他是不是会作弊？

明天上午她没课，我说服她跟我同行。吃完饭，我用手机扫一辆共享电动车，我骑，她坐在前面，座位很窄，她的身体几乎要趴在车把上，姿势很不舒服，跟我抱怨了一路。我没心思搭理她，想起自己写过的一篇报道。有一年，我接到一个线报，对方说他父亲杀了他母亲，就埋在家附近的位置，过了五六年，警方不给查，当时案件立的是母亲被人拐卖。我说，你怎么确定你父亲是凶手呢？他说，母亲消失前和父亲吵过架，还大打出手，母亲消失后，父亲很快把老房子推倒重建，多盖了一层楼，目的是压住地下的母亲。我说，这都是你的猜想，没有实际证据。他说，有证据，父亲在新家的院子里种了坛仙人掌，每天回家都在仙人掌里上香。我说，这又能说明啥呢？过了两个月，他不知通过什么方法让警方重新立了案，通过多天审问，他父亲对杀妻事实供认不讳。尸体就埋在自己院子里，警方带人过去挖，果真在那坛仙人掌下挖出尸骨。当时我向主编申请出差，想去跟踪一下嫌疑人，看看他日常生活是怎样的，然后再找机会跟他聊聊，兴许能抢个头条。主编没同意，说这位线人一定有神经病，类似的线报每年太多了。等警察破案，已经失去报道的先机，最后只能随便写了篇稿。

老姐说，阿宝今晚从乡下收工回来，到省道的出口能截到他，车牌号是皖K60153。已经晚上十点，温度有点低，护城河两岸路灯通明。我和孙苗躲在路边一棵杨树下，她穿着短裤，冻得直哆嗦，我把外套脱掉披在她身上。路上的汽车越来越少，土方车反而多起来，拉着一车车水泥沙子往城里奔，车灯下灰尘萦绕，像无数只蚊子乱舞。半小时后，阿宝的车出现，因为灰尘太厚，险些没看清车牌号。我拍了拍孙苗，戴上头盔，骑车跟了上去。城内红绿灯多，他开车不快，即便被甩掉，在下个红绿灯就能撵上。车往他家的方向开，拐了几个弯到达锦绣家园，没停车，直接开上了县道。我说，看，这么晚，过家门而不入，一定有事。孙苗气愤地说，我们这么晚不也没回家，停车，我要换位置。

汽车绕着县道跑了半圈，在江心洲附近减速。这是一片新修建的景区，主要景点是一个人工湖，湖里种着大片的荷花，中心矗立着一座塔，共八层，夜里灯火通明。我趴在车前，半个身子悬空，感觉极不舒服，腰都快断了。汽车终于停下，阿宝走下来，穿过路边的柏树进入景区。我牵着孙苗跟上去，一路猫着腰，跟做贼似的。景区已经没什么人，偶有情侣坐在椅子上亲吻，像是高中生。孙苗说，真挺刺激。我说，别说话，你嘴里有蒜味。她故意往我脸上哈气。

阿宝直奔塔的方向。塔看上去璀璨辉煌，像是某个圣物的象征，或者本身就是圣物，倒映在水里，随湖水的涟漪微微荡漾。越往塔下走四周越安静，空气愈发地凉。走完木道，我们绕到一棵松树下，隐蔽在一片草丛里。阿宝登上几级台阶，进入塔内，塔里供着一尊金色大佛，几十根蜡烛围成一个圈，一座香炉摆在正中央。他从旁边拿起三炷香，点燃，插进香炉里，拜了三下，又跪地磕了三个头。蜡烛的火光跳动着，有的东倒西歪，像是对他做出回应。我打了个寒战，克制自己不去想那个案子，或许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只是单纯地来拜一拜，求个平安。

做记者那些年，编辑部同事常围在一起，探讨采访对象的心理动机。有时候，对方的行为毫无逻辑，是由无数个潜意识驱使的，他们自己都解释不透，也有时候，他们又能把完全不相关的事情扯上关系，形成一条对自己有利的信息链。如果阿宝真做了些什么，我贸然过去质问，他未必会讲实话，这个隐秘的夜晚，只属于他自己，别人靠得再近也只是个旁观者。也许他曾试图跟我说点什么，但是错过了，一些事一旦错过，再难遇到合适的时机。这样想着，阿宝已经走出来，顺着木道原路返回，我们走到塔前空旷的石板上，看着他的背影在木道的尽头消失。

我打电话给老姐说明情况。她说，阿宝以前没有烧香拜佛的习惯，夜里去就更加可疑了。

晚上和孙苗喝了很多酒，几乎一夜没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傍晚，孙苗不在床上，我有些怅然若失，说不定关于她的一切都是我想象出来的，孙苗根本就不存在。想到这一点，更大的失落感在胸口萦绕。上完厕所，开始刷牙的时候收到一条微信消息，是阿宝，让我去他家一趟。正好，省得我找理由去见他。刚进家门他就塞给我一个布兜，里面叮叮当当，很沉。他说，刘老村死了个老头，我的帮手今天生病，你跟我干一晚，钱咱俩对半分。我说，我连菜刀都没握过，让我去做席？他说，别想那么复杂，你们读书人又不是不明白，治大国若烹小鲜，何况大席，配菜会吧？搭把手，其他的都由我来干。我指着脑袋说，还没醒酒。他坦然地说，你以为我醒酒了？他从包里拿出一瓶红牛扔给我。

他开车跟刘恒一样猛，三档拐弯，一脚刹车也没踩。汽车穿过一片金黄的玉米地，开进一个村庄，唢呐声从村子深处飘然而至。他说，你猜我喜欢做婚席还是丧席？我说，婚席。他说，不，丧席，因为丧席可以连做三天，挣得多。我们拎着包，穿过哭闹的人群，来到几个柱形泥炉旁边，这是用新泥刚糊的炉子，泥土未干，表面粘着麦秆，大铁锅架在上面。几位妇女正在井边洗菜，男人把八仙桌搬到席棚下。三个方正案板拼接成长条形，上面躺着两把明亮的菜刀，四桶油，一盆盐，雪白的整鸡装在蓝色海碗里，排成三排。两大扇猪肉吊在一棵歪脖树上，一头肥羊四脚朝天，半睁着眼，皮还没剥。

阿宝卸下身后的布兜，军用水壶仍挂胸前，他掂量掂量菜刀，将它们扔在一旁，从布兜里掏出自己的刀，大小是它们的两倍。正式做席时，天色已经全黑，几个梨形灯泡吊在树上，风一吹它们跳动起来，夜色忽远忽近，明与暗相互推攘。阿宝切菜动作娴熟，俨然一副大厨模样，台上的丧葬乐队吹着欢快的调子，声音太吵，我们无法对话。军用水壶在胸前荡来荡去，他不时喝两口，面色愈加红润，尽管如此，手里的切菜刀一直没停。过了一会儿，他试图跟我说些什么，我怎么也听不到，只看到他的嘴张张合合。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老姐发来的消息。她说，昨晚他在梦里说了两个字，公园。我问，没别的了吗？她说，没了，还是零零碎碎的，只听清这两个字。我把手机装进兜里。丧葬队的音乐声小了一些，阿宝正盯着我。他说，我知道你昨晚在跟踪我，后视镜里看得明明白白。我说，你爸到底怎么了？他说，没怎么，原本想跟你说，这些天我自个儿想通了，人各有命，我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此时我才发现，他切好的芹菜、青椒，在案板上堆成几座小山。

那头剥了皮的羊被抬上来，摆在他面前。他两手各拿一把菜刀，刀口相互剐蹭，抱起水壶喝上一口，目光呆然，肩头下沉，脖子歪向一边，面部被灯光镀上一层淡黄。他左手摁住羊头，右手挥刀，朝羊的脖子上砍去，羊头和羊身分离，稳稳地躺在案板上。只有一小块肉飞出来，在案板上弹跳三下，滚进一个潲水桶里。阿宝脸色惨白，嘴角抽搐，像是在蓄力，直到大嘴张开，惨叫盖过所有声音。夜晚归于安静，席棚上的塑料薄膜哗啦哗啦响，如海浪从天际滚滚而来，灯泡在树上跳得更欢，继续推搡无边夜色。

我从潲水桶里捞出那半截拇指，开车载他向县城飞奔。

乡村道路坑洼不平，汽车起起伏伏，像一艘行驶在大海里的船。他把断掉的拇指摁回原处，外面裹着一层层卫生纸，血不断往外渗。因为疼痛，他几乎咬着牙说，你不是想知道吗，我告诉你，我杀了他。我说，尸体在哪里？他说，那天我做完席回去，看他走进张家别墅，两个小时后才出来，我从身后勒住他，拖到别墅后面，用菜刀抹了他的脖子，对付一个醉汉很容易，他做错很多事，坐牢惩罚不了他。我说，但是，坐牢能惩罚你。他说，只要他能死，我坐牢不坐牢无所谓，他不能进祖坟，我把他的尸体埋在别墅后面，那才是他的归宿。痛劲过去，他语气笃定，连呼吸都逐渐平稳，唯有血从他指缝里渗出。他说，一个家不能没有父亲，长兄如父，我得好好活，养好弟弟，供他上学，给他买房结婚。我说，你都要坐牢了怎么养弟弟？他看了看我，好像在渴求什么。往后是大段的沉默，车内只有发动机的嗡嗡声。夜色苍茫，哪怕开到水泥路面车身仍在摇晃，乡镇上的路灯如萤火一般暗淡，我不知是怎么把车开到医院的。

老姐已经在医院等着，我们把他送到手术室门口，我正要离开，他一把拉住我的手。你去报警吗？他问。我说，不去。他说，我喜欢做丧席，因为一听到唢呐声我爸就死一次。

我坐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打电话给孙苗，很快接通。我松一口气，证明孙苗是个活生生的人，并非是我幻想出来的。我说，你有没有办法进管仲公园？她问，那里面有什么可进的？情况紧急，你想想有什么办法进去。她说，倒是有面矮墙可以翻进去。行，另外，有没有办法弄把铁锹？她问，你到底要做什么？我说，事后给你解释，先别问那么多，我到公园对面的巷子里等你，到了打给我。挂断电话才发现我的双手在不住地颤抖，点燃一根烟，身体渐渐平稳下来。

孙苗赶到时肩上果然扛着铁锹，外面裹着一层黑色塑料袋，这架势跟下地干活的农妇没区别。我们来到矮墙处，在墙根摞几块砖，我先爬上去再拉她上来，基本没费多大工夫。被查封的公园清冷寂静，四下暗黑无人，仅湖边围着一圈路灯，湖面被照得惨白，像殡仪馆里的人脸。管仲故居是一片低矮的瓦房，门口有几个石墩，两个石像，一个是管仲，另一个是鲍叔牙，两个瘦棱的暗影盘腿而坐，在下一盘棋。一栋白房子出现在眼前，共三层，外形像个碉堡，正面全是玻璃，门口两个石狮子上方贴着一副对联，只有八个字，上联是“鱼游深水”，下联是“鸟占高枝”。

穿过一片草丛，我拉着孙苗绕到别墅后面，她把我攥得很紧，手心发汗。这是一块土路，泥土并不结实，上面铺着一层碎石子，旁边有个废弃的集装箱，几根木头倚在上面。我举着手机照明灯，沿着墙根走到头，再横拉一步距离，折返回来，如此重复。光始终打在我脚下，形成一个圆形光圈，一趟又一趟，脚掌突然下陷，踩到一块松软的地方。我停下脚步，重心移到右脚，石子受到挤压吱吱作响，整只脚都陷了进去。我看一眼孙苗，她表现得很勇敢，把铁锹递给我。泥土和石子在空中飞散，堆积成一个小土堆，方形坑挖到不过30公分，一颗红星冒出土来，上面支棱着一块布，不难判断这是顶帽子。我弯腰蹲下，把帽顶上的泥土扒掉，细碎的灰尘腾起，在光线里弥漫。孙苗不敢再看下去，头扭向另外一边。我深吸一口气，拉着帽檐，缓缓揭开，看到的不是任何一个人的脸，而是一把锈迹斑斑的菜刀。

已是凌晨两点，在灯光的照射下，近看湖水像一面镜子，一切试图靠近的事物，都被反射出其原有的面貌，丝毫不打折扣。水草静静地腐烂，天是透明的深蓝色，星光飘渺，在浩瀚的宇宙中迷茫。我的身体变得轻盈飘渺，手里拎的刀如千金重，湖水深沉哀叹，将刀吞噬进去，很快重新归于平静。青蛙若隐若现地鸣叫，忽远忽近，路灯从我身体里打出数个重影，黯淡模糊。

我想起十多年前一个明媚的午后，我们在湖里划船，一群人在岸上追逐，脚步如雷。被追的男人从护栏外一跃而起，跳进湖里，帽子在细密的水泡上浮出，几分钟后，一颗脑袋从我们船边露出来。阿宝将他拉上船，两人面对面坐着，湖水荡漾，空气凝滞，阿宝一拳打在男人的脸上，随后一猛子扎进湖里。沿着那细密的水泡，他把身体如船一般开向岸边，浮光掠影，湖水层叠远去，如梦般虚幻。

4

打电话给母亲，告诉她相亲失败，人家没看上，我准备回北京找工作。她叹了口气，说，别灰心，我再给你物色物色，争取年底回来再相一波。

回北京的倒数第二天，我去了一趟学校，和孙苗告别。她教的班级在一楼，经过时听到她在领读课文：“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洪亮的朗读声从窗口传出来，几个男生在后排睡觉。窗外，有只麻雀在电线杆上叽叽喳喳。下课后她带我来到操场，手指像秒针一样转动，讲她毕业后学校发生哪些变化。

我说，其实我骗了你，我不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她说，知道。我说，我不是高一（18）班的，根本就不认识你，没抄过你卷子，也没揪过你辫子。她说，知道，我中学期间留的都是短发。我说，你一直知道我在骗你。她说，你也知道我知道你在骗我，有什么重要的呢，这几天过得不挺刺激吗？她继续挽着我的胳膊，在跑道上漫步，几个学生向我们看过来，她大方地笑着回应。我说，人有时候是不是挺无聊的。她说，不仅无聊，还自欺欺人。我说，如果我留在县城，我们会结婚吗？她说，别胡扯，你自己心里清楚得很，这里不适合你，你不安于待在这。我心里咯噔一下，觉得她好像说得对，又觉得她好像在为我谋划道路。我说，叫你声孙老师，问你个严肃的问题，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她露出慈母般的笑容，眼镜背后的她变得十分陌生，尽管本来也不熟悉，一只鸽子从她头顶飞过，钻进漫天血红色的夕阳里。

我们在学校门口拥抱，桂花在树上摇曳。她轻轻拍了拍我的背，嘱咐我回北京好好找工作，写出新稿子发给她看。我说，我喜欢你沉默的时候，因为你仿佛不存在，突然想到的一句诗，送给你。

阿宝躺在医院病床上，面色苍白，手包得像个粽子，那条胳膊用绷带吊在脖子上。老姐坐在床边给他剥香蕉，他盯着老姐，示意她出去。我绕着床走了半圈，看到地上排着一排果篮，我把自己带的果篮放在最后的位置。他说，要走了吗？我说，嗯，下午的票。他说，我打电话给刘恒，让他送送你。我说，不用了，你没什么话要跟我说吗？他说，说什么，我爸吗？哦，我确实想过杀了他，最后发现没那么容易。我说，当时你是怎么想的？他说，刀架在他脖子上，划拉一下，他这辈子就结束了，我也结束了，这都不重要，但我女儿怎么办？她的人生才刚开始。我说，多亏你想到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想跟你说声谢谢。他说，不瞒你说，那是我第一次想到孩子，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也成了父亲，你懂什么是父亲吗？我说，没当过，不懂。他说，我也不太懂，当了十年父亲才懂一点点。我说，别搞得那么玄乎，叔叔到底在哪？他说，在看守所，去看过一次，吃得又白又胖，日子比在外面过得好，他在里面，家人也能过得更好。我说，懂了，你好好养伤，医生说能恢复得跟以前一样，就像没断过，不算什么大事，人生很多事都不算什么大事，我得先走了。刚起身，他拉着我的胳膊说，下次什么时候回来，以后还能坐一个桌上喝酒吗？

火车一路向北，窗外的世界绿意盎然，农田被切割成一块块的。经过一片白杨林，树干笔直，阳光穿透进去，叶子泛着即将枯萎的淡黄色。云彩飘飞，各种形状，如画一般，不稳定，任意组合。鱼塘连成一片，增氧机下翻着水花，有人把网撒下去，有人坐在岸上垂钓，中秋将至，捞鱼是一项庆祝活动。从山东过了黄河，天色暗下来，窗外变得一片萧瑟。

我盯着玻璃上的自己，看了许久，越看越陌生，几乎快不认识。在困意袭来之前，我打算拨通父亲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