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又是春天。

总有春天像走马灯，一茬又一茬地过，世界也绿了一次又一次，又在季节更替中失去颜色。春天一到，我就像蛰伏了一个冬季的昆虫，在拂面温柔中走出家门，张罗这崭新的一年。

有天突然想喝后桃林市场的朝鲜族玉米酒，和先生驱车三十多公里去买。早春的街灰突突的，行道树在街边站了一冬，枝丫上蒙着的厚厚灰尘还没来得及被新绿洗掉。买完酒，在路边遇到新打捞上岸的海裙带，一下子想起很多年前的春天，以及陷落在那个春天里的人。那会儿我还年轻，年轻得还没来得及遭遇爱情，在观象山路上的一家街道工厂打工。

厂长是位五十多岁的凶巴巴胖阿姨，但对我还好，允许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上班。饶是这样，那份在缝纫机前扯扯拽拽的工作也实在乏味到令人倦怠。我任性地辞了工，让漂在青岛的自己顿时陷入何以为生的更大窘迫，惶惶不可终日。

忘记是谁把我介绍到另一家街道工厂——福利印刷厂。街道办福利印刷工厂是为了解决辖区内残障人士就业而创办的，但有些工作专业性强，不仅需要技术，还要反应快和身手敏捷。于是，我得到了这份工作。

厂长也是残疾人，个子矮小，后背严重隆起，好像背部的衬衣底下塞着一只巨大号篮球，这让他平视别人时显得很吃力。但他修养很好，永远穿浅色衬衣和深色背带裤，样子很体面，说话声音也很轻，总带着笑意。据说他读书很多，有魄力，也睿智，祖上是我老家高密人。妻子是父母托亲戚介绍的漂亮而健康的乡下姑娘，婚后生了俩漂亮女儿，日子和美。

厂长成立彩印车间是因为不满足于领着几十号残疾人给大大小小的工厂压叠包装盒。彩印车间距离印刷厂总部两公里，租的某家单位的一楼。与其说这是房东单位的一楼，不如说是房东单位盖出来的隔潮层。因为西侧是海，房子沿海岸东侧的山势而建，门口往东两三米就是一方七八米高的花岗岩山体，山体上面是房子的第二层。房东单位的院子是沿着花岗岩山体往东圈起来的，租给我们彩印车间的部分像住着因不受待见被赶出家门的逆子，另立门户，大门单独开在院外西南角，被一群建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居民楼包围。进出要走一条三四米宽、约二百米长的沙土巷子。不管阴天下雨还是青天白日，人走上去，沙子们唰唰欢唱。尤其夜晚，歪歪斜斜的巷子里没有路灯，月光被楼群挡住，唯沙土在脚下发出唰唰声，很是瘆人。

彩印车间占地四百平，层高六米，青灰色水泥地面，墙上的白灰抹得很潦草，有的地方还露着红砖。因为没窗户，白天也要开灯，几根硕大的荧光灯管横七竖八地吊在半空中，很凌乱的“工业风”。车间最里面摆着一台印刷机，中间是一台四色胶印机，正冲大门的位置是像电动铡刀一样的裁纸机。裁纸机和胶印机之间，摆着一个堪比小锅炉的铸铁炉子，冬天一到，炉火熊熊。活儿不多的时候，我们围着炉子嗑瓜子闲聊，也会烤一些东西吃，用火钳子挑着饭盒热饭菜。彩印车间生炉子，是因为四色胶印机对温度有要求。在那个北方没有普遍集中供暖的年代，我们跟胶印机“沾光”，整个冬天过得温暖而惬意。

彩印车间一共七个人。车间主任姓鲁，我们都叫她鲁阿姨，厂长的小姨子和表妹都来自高密，还有来自胶南的小柯、来自鲁西南的小媳妇、来自菏泽的搬纸工和来自高密的我。也有两位从国营印刷厂聘请的老师傅。

鲁阿姨年龄最大，从面貌上看四十五六岁的样子，长得像索菲亚·罗兰，个子很高，看上去很严肃，其实善良开朗，跟我们无话不说，活得很敞亮。但我知道她不快乐，因为她下班也不愿意回家，说回去也是一个人，没意思。她知道我单身，下班无事，就常常说“小连，你下班也没地方去，陪我坐会儿说说话”。

我就留下陪她。

正好冬天，我俩围着熊熊的炉子坐着，东扯葫芦西扯瓢。大多是她在说，说着说着点支烟，眼神空渺地看着一个地方抽完，又说。也怂恿我抽烟，我试了一下，呛得打退堂鼓。改天她就从家给我拿软中华，大有不教会我抽烟誓不罢休的倔强。

最终，我让她如愿以偿。有时候她还会跑出去买几样小菜，拎一瓶酒回来，央我陪她喝。我不喜欢喝酒，直到这么多年后的现在也没喜欢上。我也不喜欢鲁阿姨喝酒，因为喝了酒她会流泪。面对流泪的鲁阿姨，那种手足无措的无力感会像水漫金山一样淹没我。

小柯三十多岁，颧骨有点儿高，圆鼻头，风风火火，总是眼含愤怒的泪水。她看人时，目光从底下挖上来，好像站在对面的不是人，是棵招人讨厌的树，必须挖掉方能解恨，因此，我有点儿畏惧她，但保持着见面友好。

小柯先前也没有青岛户口，丈夫是本市人，个子不高，有些粗鲁，在近海客轮做船员，每天喝得醉醺醺的。有次在工作岗位上喝醉了，掉下海，差点儿淹死。死里逃生并没让他改掉嗜酒如命的毛病。我唯一一次见他，是他拎着喝剩的半瓶酒扶着我们车间的门歪歪站着，逼小柯回家。那次，大概小柯真恼了，决定治治他，说要离婚，可青岛是她的异乡，又没别处去。她下班就待在车间不回家，夜里睡在放纸张的大台子上。

小柯在车间睡了两夜，丈夫就拎着半瓶白酒找来了，倚在车间朱红色的门框上，随时要仰倒的样子，骂骂咧咧，骂小柯。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肚子里的那几根蛔虫，跟我不就是想把户口弄成青岛户口嘛，弄到手了就想跑，没门儿！看老子怎么收拾你！说完，举着酒瓶子就要往门框上砸以示威。举手间酒洒到脸上，才想起不是空瓶子，手忙脚乱地把洒到脸上的酒往嘴巴里划拉。最后把划拉酒的手指一根一根地在嘴里咂摸一遍，又举着瓶子咕嘟咕嘟干掉，才把空酒瓶子打碎了，使劲瞪大通红的双眼，一步一趔趄地往车间里走。

我们想笑又不好意思笑，气氛尴尬极了。小柯站在硕大的裁纸机前，羞愧得无地自容，眼泪稀里哗啦地往下滚。要不是鲁阿姨早就切断了裁纸刀的电源，我毫不怀疑她会爬进去把自己铡了。

彩印车间最危险的东西就是裁纸刀，一张巨大的金属面案台上，架着铡刀一样的裁纸刀，硕大锋利，寒光四射，几百张胶印纸塞进去，一按开关就给切得整整齐齐，莫说切一个人，一下塞三个也是切豆腐。所以，只要不裁纸，鲁阿姨就把裁纸刀的电源切断，以防万一。

小柯到底没钻裁纸刀，她不回家，也不是想离婚，就是想使一下厉害，逼酒鬼丈夫戒酒。毫无疑问，次次以失败告终，这次也不例外。虽然她的户口已迁进青岛，自己也有份在印刷厂的工作，但离婚就势必要从丈夫家搬走，租房可是笔不容小觑的开支。像小柯这样靠婚姻进城的乡下女性，没学历，也没技术，找一份高工资工作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印刷厂的工资仅够应付日常开支，一旦离婚就要自己租房，还要独自抚养女儿，杂七杂八加起来，不是小柯一个弱女子能支撑起来的。所以，每次小柯发狠要离婚，鲁阿姨就会一遍遍给她算离婚后的生活开支，算着算着，小柯就汪着眼泪沉默了。离婚的事就这么拖泥带水地搁置，她又一次在大家和稀泥的劝解中被酒鬼丈夫领回家。

小柯给我印象最深的样子是只要车间的电话一响，不管她正在干什么，都会像遭了电击，一个激灵停下来，惊恐地看着电话机。因为打进我们车间的电话，十个有两三个是别人打来让她去收拾酒鬼丈夫惹下的烂摊子的。

至今，我不知道小媳妇姓甚名谁，只知道她在我们车间的昵称：小媳妇。小媳妇是细高修长的身材，皮肤白皙细腻得像白瓷，有一头天然的棕黄色头发。她之所以被称为小媳妇，是因为她刚到法定年龄就结婚了。丈夫是家里的小儿子，出生时难产，大脑受了点损伤，反应慢，像《阿甘正传》里的阿甘。他父母很疼爱他，考虑到他独立生存于社会的能力差，一到适婚年龄，就到处托人给他介绍对象，大概是希望百年后他能有所依仗吧，就有人介绍了小媳妇。

小媳妇来自鲁西南地区，像所有在那个年代进城打工的乡下姑娘一样，渴望留在这里。可没有户口是很难的，哪怕小媳妇貌若天仙，也不能令城市小伙儿动心娶她。毕竟，生活现实而又残酷，像小媳妇这样漂亮的姑娘，谈恋爱谈着玩儿可以，娶回家是万万不肯的。因为在当年，没有本市户口意味着不可能有正式工作，没有正式工作就意味着没有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而且户籍制度规定孩子出生后落户跟着母亲的户籍走。

也就是说，在那个城乡差别较大的年代，娶一个乡下姑娘就等于娶了个“累赘”，也等于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苦哈哈的乡下人。所以，但凡条件差不多的男人，是不会娶乡下姑娘的。乡下姑娘想留城，只能嫁城里姑娘不要的男人。这也是摆在小媳妇和我这类女孩子眼前的选择：要么打几年工回乡下，要么嫁给城里姑娘挑剩的男人。

大多数乡下姑娘选择了后者。小媳妇也是，我应该也是，但我倔强地硬撑，暂时不想向这套留城规则投降。小媳妇的丈夫虽有些憨，但很善良，对小媳妇很好。小媳妇的公婆对小媳妇也很好。小媳妇婚后和公婆一起住，老两口儿承诺百年之后，把房子给他们，并征得了小媳妇的大伯哥和几个大姑姐的同意。小媳妇的丈夫没工作，他母亲每天会煮一桶茶蛋，让他拎到团岛的 21 路公交总站，卖给赶早班车的上班族，钱也不少赚。大家都觉得，小媳妇的丈夫只是反应慢，有点儿憨，并不傻，个子也高高大大的，待小媳妇好，公婆也没因小媳妇是乡下姑娘而歧视她，日子算是祥和，小媳妇应该满足。

可，小媳妇不快乐。

可能，这就是生活吧，外人看见的，和自己身在其中的婚姻生活，总是有差别的。

小媳妇总是很愤怒，极少笑。

她的丈夫上午十点后卖完茶蛋就没事了，跑到车间来看她，笑呵呵地站在门口，目光的落脚点一直在小媳妇身上，一副怎么看也看不够的样子等她下班一起回家。

鲁阿姨邀他进来坐。小媳妇面红耳赤，不让，像恼怒的乡下妇女赶一只企图来偷米的鸡一样赶他回家。渐渐地他就不怎么来了。后来，我发现他在公交车站等小媳妇，看见我跟做坏事被发现了一样赶紧背过身去，高耸着双肩，使劲往前胸腔缩脑袋，好像这样别人就看不见他了。那是附近唯一的公交站，也是我们下班的汇聚地，我猜，一定是小媳妇不许，他偷偷来的。所以，我们大概都在公交车站见过他，但在小媳妇面前都不提。

小媳妇说她公爹是船长。她这么说，并非出于虚荣，因为那年春天，小媳妇破天荒地允许她的丈夫去我们车间给大家送海裙带。海裙带是近海海菜，比海带细小许多倍，柔软，不管凉拌还是做菜，有种难以言喻的鲜洌温柔口感。

小媳妇说她公爹退休了，闲不住，在一家公司的船上值夜班。老人家白天在家睡足了，再加上船上晃，睡不着，就捞裙带。捞得多，自家吃不完分给左邻右舍，左邻右舍也吃不完，小媳妇就让丈夫送到车间分给大家。

那个春天，彩印车间的九个人，家家饭桌上顿顿有裙带——凉拌的、肉炒的、做汤的。裙带以营养成分丰富的方式，把小媳妇镶嵌进我们的记忆。每逢吃裙带，我总会想起她，想起她愤怒而漂亮的脸掩映在棕黄色的长发里。

还会想起我的邻居大姨，因为带回家的裙带太多，我想分她一些。她说她正在吃中药，不能吃辣，不能吃和海腥味儿有关的一切。许多年后，她的孙辈联系上我，说她顽强地一个人生活着，还时不时会跟别人说起我。我突然怆然。

被已经分离多年的人记得，就是生命在精神层面上的相互镶嵌吧，这样的温暖，即使今生不再相见，也是慨然的，那是没有被浪费的相处和遇见。

厂长的表妹叫小兰，个子不高，脸色有种病容的苍白，但在我们面前时不时流露出优越感，因为她虽没有户口，却是厂长的表妹，住在厂长的母亲家。

我去过一次，房间不大，虽拥挤但温馨，这让租住在城区边缘城中村的我羡慕不已。直到我离开印刷厂，她还单身，估计也不想回乡下了。我猜，她大概率会步小柯和小媳妇的后尘。只是她嘴上是不肯的，说起她俩的婚姻，小兰总是流露出淡淡的不屑。但我们觉得，以她的资质，另辟蹊径留在青岛的可能性太小了。

小兰如此自负，大约是因为厂长的小姨子。厂长的小姨子和她的姐姐一样，是个美人，嫁给一个家在青岛郊区但在城里工作的小伙儿，邀我做伴娘。

迄今，我已忘记她丈夫的模样，大概率不会很帅。因为我是才华和美色势利眼。但凡有才华的，总能惊动我的灵魂，但凡美好的，也总能惊动我的眼睛，从而在记忆中留下痕迹。

印刷需要搬运纸张，成百上千张胶版纸像豆腐一样整整齐齐地码成方，单凭我们几个女流之辈，是搬运不了的。厂里就安排了一个男性搬纸工，他姓什么叫什么，我完全忘记了，只记得他是菏泽乡下人，身高不超过一米五五，敦实，像拍一巴掌就能弹起来的小钢炮，总带一副被戏谑了也一脸讨好的卑微表情。

他和那些想在城里扎根的乡下姑娘一样，娶了一位得脑膜炎留下后遗症的城里姑娘。他中午在炉子上热自带的饭菜，不忘跟我们强调是丈母娘做的，说话时脸上是毕恭毕敬的心满意足。厂长的小姨子不止一次说，以他没有三块豆腐摞起来高的身高，进城娶个“傻”媳妇，还能赖在岳父母家蹭吃蹭住，简直是捡了天大便宜。

他并不恼，心悦诚服地点头说那是那是，仿佛这就是人生至臻了。

搬纸工的妻子我见过，矮矮胖胖的，每天都在傻笑，在印刷厂的纸盒车间叠纸盒。纸盒车间破败不堪，一下雨就漏。纸板被漏湿了，我们彩印车间的人就要去帮忙——把纸板抱出来晾晒，摆在人行道上，摆完之后还要负责看守，不看的话会被人捡走。

所以，我喜欢下雨天，只要一下雨，第二天就要去纸盒车间帮忙晒纸板，摆开就没事了，可以在街边东看西望或者掏本书坐在马路牙子上看。

搬纸工到底有没有把户口迁进城我不得知，只知道鲁阿姨的户口也在乡下。她曾经为了迁回户口而奋斗，然始终未果，她也索性“佛系”了。鲁阿姨是青岛最后一批下乡知青，当年偷偷跑回城里，怕街道知道来劝返就躲在姐姐家。因为漂亮被负责姐姐家那片的投递员看上了，不管不顾地结了婚。

结婚不久鲁阿姨就怀孕生下女儿，全家就靠丈夫一个人的工资养活着，日子紧巴得每天都要扒拉着手指头过。渐渐地，丈夫就悔自己不该一时冲动，恨自己被美色迷了眼。就像他母亲说的，漂亮顶什么用，不当盐不当酱的也不能当饭吃。嫌隙渐生，矛盾就像水草丰茂的池塘边迎来了黄昏的蚊子一样“蜂拥而起”。离婚俩字像喘气一样挂在丈夫嘴边。

鲁阿姨是烈性子，一怒之下把婚离了，但放弃了女儿的抚养权。因为当时有政策，如果女方是乡下户口，和城里丈夫离婚，孩子跟丈夫，户口可以跟丈夫落。鲁阿姨说如果不是为了女儿落户，她无论如何不会把女儿给前夫。

每每说起办完离婚在民政局门口的一幕，她的眼就一闪一闪的，汪着两口池塘一样的泪水。她无法忘记那次别离，丈夫一手把小小的女儿抱在肩上，一手扶着自行车把，滑翔一样从她眼前潇洒离去，轻松得好像从陷身的沼泽拔翅飞起，那是她第一次切身体会心如刀割这个词的意思。

离婚后，丈夫不让鲁阿姨看女儿。她偷偷去看，可孩子见着她并不亲，对她爱搭不理甚至恶声恶气，好像她不是亲妈。渐渐上了年纪的鲁阿姨，除了轮廓依然非常“欧美范”外，已谈不上漂亮，炉火映在脸上，在瞳孔里一跳一跳的。她面容冷静，抽着烟和我说这些，好像在说上辈子的事。

后来鲁阿姨再婚了，第二任丈夫是位医生，也是二婚。她搞不懂第二任丈夫为什么要再婚，好像结婚的目的只是对她行善，把她娶进中山路老楼中的一间房子，让她以妻子的身份居住其中。而他依然住医院宿舍，偶尔周末回来，也睡吊铺，不和她同床。鲁阿姨怀疑他和前妻还有瓜葛，但没有把柄又不想居无定所，只好尴尬地僵着。看她每天在痛苦的泥沼里跋涉，涉世未深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一边陪她抽烟一边说些肤浅的安慰话。

尽管印刷厂厂长认为我是块可造之才，希望我能跟国营印刷厂的老师傅认真学习印刷技术，但每当我坐在看印刷套色是否套齐的高凳子上时，总会迷迷糊糊地打瞌睡，觉得这份工作也没意思，就又一次离职了。

离职后我还经常去找鲁阿姨。一年后，印刷厂厂长突发心梗去世，他的妻子接手承包了印刷厂，却经营不得方，最终印刷厂关张，大家像隐没烟尘的落叶，消散于茫茫人海。鲁阿姨年纪大，难找工作，就在家包各种海鲜馅珍珠水饺往各酒店送。有一次我问起小媳妇，她说别提了。

我问为什么。

她说惨。

四色胶印机，每印完一个颜色都要清洗胶辊，印刷机要缓慢运转，胶辊才能完全洗干净。小媳妇清洗胶辊时没戴帽子，长发垂落，被胶辊卷进去，如果不是她拼命挣扎，把半张头皮活生生扯下来，整个人都会被卷进去挤成肉饼的。

被扯下半张头皮的小媳妇植了皮，但后植的头皮没有毛囊，半个脑袋是秃的。

她会因为秃掉的半个脑袋而不再一脸愤怒吗？

不，我希望她保持愤怒，否则，我倒要因她而哭一场。

想起他们，不知他们是否记得我，他们是岁月馈赠我的厚礼。我见识过的他们的生命部分，就像昨夜焰火，奋力地绽放过了，也像一份小小的生物切片，在这个春天，被风吹活，招招摇摇地生动在我心里，青春不败，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