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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作家之一，格非的作品无论是结构、主题还是人物形象塑造各方面均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江南三部曲”是格非的代表作之一，该系列由《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三部小说组成。本文从“悲剧命运”角度切入，对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及其悲剧命运进行剖析，探究这些人物悲剧的必然性及造成其悲剧命运的谶语，挖掘人物悲剧命运书写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格非 “江南三部曲” 人物形象 悲剧命运 乌托邦理想

格非作为1980年代与苏童、余华等人并驾齐驱的先锋文学代表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无论在主题、结构还是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均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其代表作“江南三部曲”曾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是他耗时十余年撰写的心血之作，该系列由《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三部小说组成，以优雅、诗意的文字书写了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和处在其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乌托邦理想的构建和追求，以及这一美好愿景在残酷的现实中破灭的悲剧，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广阔的历史画卷。“江南三部曲”呈现出清末民初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内在精神的演变轨迹，讲述了一个家族几代人跨越百年的理想追求与爱恨纠葛。该作品既有梦想的破灭，也有历史轮回的宿命，让人读罢不由得掩卷深思。

本文选择以“悲剧命运”为切入点，对这部史诗般的作品进行剖析，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从个人的阅读感受来看，这三部小说具有整体性，一脉相承，带有浓郁的悲情色彩，饱含了苦涩和惆怅的气息，小说中的人物大都带有一种悲凉的生命底色，且在时代变迁中，每个人物虽然都如彗星般闪现过生命光辉，同时又都逃不过命运的轮回。其次，在收集整理相关文献后，发现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江南三部曲”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少，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乌托邦”主题和知识分子叙事方面，以及格非写作由先锋文学向传统叙事的回归，而较少关注这一系列作品所贯穿的人物悲剧命运。格非是一位尤为关注社会、历史等问题并常做深入思考的学者型作家，他喜欢像营造迷宫一样建构他的小说，并在创作中时刻留意时代变迁下的个体生存状态，书写着不同的社会悲剧和现代人的命运悲剧，其小说的悲剧内涵很值得我们做深入探究，故本文旨在对“江南三部曲”中主要人物的悲剧命运做出阐释，力求探究这些人物悲剧的必然性及造成其悲剧命运的谶语，深入挖掘人物悲剧命运书写的现实意义。

一 、“江南三部曲”中人物悲剧命运呈现

格非在谈论“江南三部曲”时曾言：“我笔下的人物都是失败者，只有失败者才能肩负起反思的重任。”1在被格非称为“失败之书”的“江南三部曲”中写到了很多失败，同时书中的“失败者”们大多结局悲惨，犹如某种遗传、某种宿命，跌宕起伏，无处可逃，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失败之书”似乎也是一部“悲剧之书”。亚里士多德说过，“在最完美的悲剧里，情节不应该是简单直截的，而应该是复杂曲折的”。2在“江南三部曲”中展现人物的悲剧是复杂曲折的，其最主要的展现形式是理想的幻灭过程，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大多陷入了乌托邦实践和幻灭的困境当中，他们试图将个人的理想放到大的社会背景下进行实践，却不知他们的理想必然会因各式各样的原因破灭，因此他们各自所面临的境遇和所遭受的命运也因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而有所差异。

《人面桃花》中持有古代士大夫“兼济天下”情怀的陆侃理想极为纯粹，从扬州罢官回到普济时他满怀雄心壮志，“……他相信，普济地方原来就是晋代陶渊明所发现的桃花源，而村前的那条大河就是武陵源”。3为了在普济重现世外桃源的图景，他持刀砍树，想要在各家各户门前都种上桃树，又为了实现精神上的统一，他想到修造一条风雨长廊把散居在各处的每户人家都连接起来，这样一来人人都能免受日晒雨淋之苦，人人都能安居乐业。然而这一切不切实际却又纯粹无比的理想遭遇了无情的失败，象征着理想的“风雨长廊”被妻子说成“劳什子”，他也因不被理解的想法和行为而被周围人指责“发了疯”。女儿陆秀米称他为“疯子”，“这个疯子平时很少下楼”；邻居花二娘称之为“昏头昏脑的人”；歪头宝琛叹道：“天底下的读书人，原本就是一群疯子。”4而沉浸在桃源美梦之中无法自拔且几近癫狂的陆侃却全然不知妻子已有私情，阁楼即将易主迎来新的主人，这为他的悲剧命运增添了戏谑性的一笔。“心系天下”之人尚未给他人带来福祉，自己却城池已失、后院起火，何其可悲。最终在周围人的不解之中，被囚禁于阁楼的陆侃决心出走去寻找自己心心念念的“桃花源”。

“父亲是如何发的疯？这宗疑案多年来一直沉沉地压在秀米的心头”5，陆侃的发疯和出走不仅给女儿陆秀米的眼睛蒙上了第一层薄雾，还仿佛是一个预兆，暗示了她日后的命运。身为陆家小姐的陆秀米自小衣食无忧，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先天性遗传和继承了其父乌托邦精神气质又因受制于闺阁视野的局促，使得她心中满怀文人理想主义的情怀。革命党人张季元的到访，再次给陆秀米的眼睛蒙上一层薄雾，这让她对外面的世界越发好奇。她在出嫁的当日被土匪绑架误入花家舍，在阴差阳错之中完成了自我的性启蒙和革命启蒙，结束了自己纯真懵懂的少女时代，毅然决然地踏上革命之路。留日归来的陆秀米也想同父亲一样按照自己的梦想来改造普济，她的改造方案是以其父陆侃和王观澄等人的“桃源虚境”为蓝本，融入了张季元等革命党人的思想，“她想把普济的人都变成同一个人，穿同样的颜色、样式的衣裳；村里每户人家的房子都一样，大小、格式都一样。村里所有的地不归任何人所有，但同时又属于每一个人。全村的人一起下地干活，一起吃饭，一起熄灯睡觉……”6。为此陆秀米不惜牺牲一切，与母亲决裂，变卖了全部的家产，不仅拒绝给予亲生孩子关爱，且置之生死于度外。尽管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那个如桃花源一般美好的世界，但她的学识与能力皆不足，手下在普济无法无天、携款私逃、资金短缺时纷纷作鸟兽散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无力挽回。她所能做的，只有卖掉家产来填补亏空。更可悲的是，革命的意识在她脑中始终是模糊的，她不过是在追寻别人理想的残影，最终因种种因素导致革命失败，而劫后余生的陆秀米为了惩罚自己，后半生禁语，在自家阁楼之中了却残生。

《山河入梦》的故事背景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江南，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但由于缺乏对现实的理性认知，导致各地洋溢着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精神，而这种盲目热情和脱离现实的年代印记，在小说主人公谭功达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谭功达，作为陆秀米的次子先天性地遗传了母亲谜一样、飘忽不定的性格和怪诞不经的处事方式。为了早日实现梅城的共产主义，他走上了其外祖父和母亲的老路。身为一县之长的谭功达整天对着一张破旧的梅城手绘图，不断地进行着各种不合实际的规划，他想在梅城修建水库发电，开凿人工运河，甚至还想修一条风雨长廊将每家每户遮蔽起来。他想把梅城打造成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想要在梅城建设如苏联那样随处可见到处是烟囱和高压输电线的工厂。7在考察时谭功达总是会忍不住在脑海之中幻想社会主义在自己所管辖的县城已变为现实的景象，但他只是看到社会主义的海市蜃楼，忽视了实践过程中的现实情境。他所提出的一系列工程与梅城的实际发展情况毫不相符，最终在周围人的茫然不解和内部政治权力的斗争中一切都化为乌有。可无论是身居庙堂还是身陷囹圄，谭功达始终没有停下追逐梦想的脚步，在后半生长达十多年的囚禁生涯中，他不断地向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写信试图继续实行自己的规划，他的遗书是谁也看不懂的经过多次修改的“梅城规划设计图”。在这张“规划设计图”中所描绘的，正是他脑海中曾幻想过无数次的理想国。正因谭功达是一个时刻沉浸在自我幻想中又不谙人心的人，所以最终他的命运犹如他母亲命运悲剧的延续，孤独而悲凉。

与谭功达同为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的姚佩佩因特定的出身退居到社会的边缘。她自幼父母双亡，被势利吝啬的姑妈领养，过着看人脸色的屈辱生活。后因县长谭功达的恻隐之心，她意外成了他的秘书，在朝夕相处之中爱情悄然滋生，但年龄的差异和身份的悬殊始终是两人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生长于社会边缘的姚佩佩并不具备陆秀米那样心怀天下的理想，命运中接踵而来的磨难和生活中的种种不顺与压抑，驱使她梦想寻求一个荒无人烟又远离尘世的岛屿隐居，“按照姚佩佩的设想，她要把小岛的每个角落全都种上紫云英”8。显然，这是一处属于姚佩佩的避世之地，表明了她对现实的抵触、恐惧与逃避，充分体现出她与周遭世界的格格不入，可是被命运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她，愈想要逃离却愈深陷其中。之后不得已卷入政治斗争中的姚佩佩被好友汤碧云出卖，遭到道貌岸然的秘书长金玉的强暴，在失手杀死施暴者后，她开始了孤身一人的逃亡。在担惊受怕的日子里，姚佩佩曾在寄给谭功达的信中自艾自怜：“我是一个孤儿，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亲人。”9这里的“孤儿”，一方面指她无父无母的实际身份，另一方面指的是她在精神上的孤立无援。她曾在紫云英花地许愿：“如果这事真的能成，等我数到十下的时候，睁开眼睛，就让这片阴影从大楝树上移走吧。”10然而苦楝树下那片可怜的小紫花似乎就是她的替身，无法摆脱被阴影笼罩的命运。作为一个被现实所排斥且并不适合在时代中生存的“多余人”，姚佩佩最终的结局只能是走向死亡。

在《春尽江南》中格非以一种极为冷静克制的笔调，讲述了谭功达之子谭端午和其律师妻子李秀蓉（后改名为庞家玉）之间的婚姻爱情悲剧。大学时代的李秀蓉是一个淳朴腼腆的少女，如在皎洁月光下含苞欲放的纯白色睡莲，那时的她满怀理想，喜爱文学，崇拜诗人，对爱情充满美好纯真的幻想。懵懵懂懂的她在与“绝对重量级”的诗人谭端午第一次见面时，带有某种悲壮色彩地献上了自己的身体和满腔的爱意。在委身于诗人谭端午的那个夜晚中，李秀蓉憧憬成为他的妻子，殊不知对方只是将她当作一个解决情欲的对象，并暗自鄙夷她是“小地方的姑娘”。谭端午将李秀蓉的满腔爱意丢弃于淤泥之中无情践踏，他趁高烧不退的李秀蓉熟睡之时，将她身上所有的钱财取走且不辞而别，仅留下一篇题为《祭台上的月亮》的未完成诗稿。诗中的“祭台”一词，使李秀蓉认清了自己作为“牺牲者”这一本质，以及被人抛弃的这一残酷现实；与此同时，在大雨中身无分文，无法乘坐公交，只得徒步返回遥远学校的窘境让她近乎绝望，“如果实在走不动，就随便往路边的草丛里一躺，死掉好了。她觉得像自己这么一个人，不如早点死掉干净”11。和谭端午分别后，李秀蓉与警察唐燕升相恋并订了婚，可命运偏偏指引李秀蓉与谭端午再次相遇。相遇一个月后，两人匆匆结了婚。因反感那个懦弱无能的自己，决心改变自我的李秀蓉转行做了律师，将名字改为充满金钱和欲望气息的庞家玉，试图借此摆脱套在她身上的命运枷锁。庞家玉意识到若想在这个被金钱、利益和欲望裹挟的社会中存活，她必须不断地向上攀爬，只有努力挤入上流社会才不会沦为时代的牺牲品。因此她尽力去迎合、适应社会，到处争强好胜，凡事力求走在时代的前列，用她的话说就是“不掉队”，但她的这种追求和人生奋斗却遭到丈夫谭端午的蔑视，他们的婚姻也充满了各种冲突，多年来一直过着同床异梦的日子。直到死亡迫近触发了她对生命的重新理解，可惜为时已晚，身患癌症的她最终选择以自缢的方式了结了自己。

男主人公谭端午在小说中充当着“边缘人”的角色。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恰恰是与郭从年的花家舍世界相反的另一个极端：人的欲望缺乏必要的控制而走向泛滥，一切社会乌托邦实践和理想主义情怀都受到了挑战。这时，知识分子早已不受重视，人们并不认为一个诗人能创造出什么价值，所以他不可避免地被这个社会所孤立，无人关注他的生存，甚至连他自己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现实。他不如其家族中先辈那般坚信自己的理想，在这个问题上，他选择了妥协，选择了逃避。他窝在地方志办公室中从事着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的工作，对于生活、爱情、人际关系都失去了热情和渴望，整个人正在一点点地烂掉。与凡事都追求做到极致、争强好胜的妻子相比，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多余人。当唐宁湾的住所被占之时，恰逢妻子在外出差，他束手无策，“他像水母一样软弱无力。同时，他也悲哀地感觉到，自己与这个社会疏离到了什么地步”12。他的肉体和灵魂被挤压到一片狭小的空间之中，而这个空间正在将他的朝气一点点榨干，直至最后心有不甘而又无可奈何地看着自己在俗世中烂掉。这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整个时代共同的悲哀。

二、“江南三部曲”中人物悲剧命运谶语

鲁迅先生曾在其杂文中说过：“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3悲剧产生的过程也是价值毁灭的过程，其具体表现可以是人物的毁灭、宿命的控制、精神的压迫等。人物的悲剧性是格非小说一个较为典型的特点，张清华曾用“哈姆莱特式的性格”来形容格非小说中的主人公，旨在说明格非笔下人物大多有一种骨子里的忧郁和犹豫，这是一种如同哈姆莱特式的诗意而分裂、智慧又错乱的“悲剧性格”14。“江南三部曲”中人物的悲剧命运具有某种必然性。笔者认为，这种必然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跌宕起伏的命运，二是凋零萎谢的爱情，三是梦碎幻灭的理想。

作为1980年代中后期成名的先锋派作家，格非无论在其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中，始终坚持探索人性之中某些集体无意识或不可控的元素，譬如欲望、宿命等，并结合他对小说叙事技巧的娴熟掌控，使其小说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和书写定式，呈现出一种迷宫般的诱人之处。在“江南三部曲”中，小说主人公们的命运大多曲折跌宕，其结局也都充满了悲剧色彩。《人面桃花》中的陆秀米本是官宦小姐出身，长相出众又饱读诗书，自幼过着锦衣玉食的无忧生活，却在出嫁当日被土匪劫持到花家舍，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她的人生在这里彻底被改写。在遭受了从爱情纠葛、身体蹂躏到理想幻灭的过程之中，她由最初单纯的官家小姐变成了一个职业女革命家再到闭门索居的巾帼英雄。而她的精神也承受着非人的折磨，随着革命的失败、内心世界的崩塌，最终她选择以“禁言”的方式自我惩罚，回到自家阁楼了却余生。《山河入梦》中的姚佩佩身世则更为凄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姚佩佩是个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的孤儿，虽被远在小县城的姑妈收养，但一直以来被对方视为负担，不受待见。父母被迫害，姑妈的恶语相向是她悲惨童年的阴影，给其心灵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疤。父母双双离世使她对官员深恶痛绝，不愿与之共谋，而身边仅有的两个朋友则是不会当官的谭功达和“落后分子”汤碧云。因羞于示爱，她错失所爱的同时还惨遭好友的背叛，莫名其妙成了谋害烈士的凶手，不得不亡命天涯。《春尽江南》中的李秀蓉（庞家玉）一生都在为了生存而挣扎，五岁时母亲去世，酗酒成性的父亲并未因此怜惜她而给予更多的爱，反而在其母离世一年后，带着她搬进了一个寡妇家中。她从小在父亲和继母的呵斥与冷眼中长大，原生家庭带给她的是无尽的屈辱和伤痛。成年后的她总是通过贬低自我的方式来获得更大的好处，然而她的决定和作为似乎总是与幸福背道而驰。最终身患绝症的她选择孤独地自尽，从而完成对个人尊严的献祭，实现自我意义上的反思和救赎。

“江南三部曲”中人物的爱情大多不尽如人意，憧憬爱情的男女主人公们总是无法得偿所愿，充满缺憾似乎是小说中人物爱情的永恒结局。其实这些凋零萎谢的爱情表达了作者对历史洪流之下的人类情感与生存境况的关注。经历了时代变迁的男女主人公陷入爱情却仍然逃脱不了注定的悲剧。《人面桃花》中陆秀米的父亲在她初潮来临时出走，大人的世界对她来说是神秘而陌生的，之后突然出现在生活之中的张季元，让正值懵懂且缺少父爱的陆秀米对他逐渐产生了一种异样之情，这种感情充斥着各种因素，其中既包含了对父亲的依恋，又包含了对恋人的无限遐想。而身为陆秀米母亲的情人，张季元一面沉溺于对她的情感欲望之中难以自拔，一面又为身份所牵绊，无法将这种欲念付诸实际行动，只敢在日记之中宣泄自己炙热的爱意。当两人还未来得及向对方表明心意，张季元便因计划暴露而被杀害，可以说陆秀米的爱情在萌芽之时便被掐断了。爱情的夭折导致她的人生轨迹彻底颠覆，自此走上了不归路，造就了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山河入梦》中谭功达与姚佩佩的爱情也因偶然的相遇而开始，两人身世相似，支离破碎的亲情对他们的成长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冲击，这使得他们对于爱情都抱有戒心，更加向往亲情的温暖，但由于双方性格的缺陷，这段爱情最终也以悲剧收场。谭功达生性善良多情，天生“花痴”的他陷入了与姚佩佩、白小娴、张金芳三个女人的感情纠葛之中，而姚佩佩因曾经所经历的坎坷，时常悲观地认为自己的命运如紫云英一样被悲剧的阴影所笼罩，因此自卑的她始终无法鼓足勇气向谭功达表明心意。这段看似一纸之隔的爱恋最终因谭功达未能抵住诱惑与张金芳结婚，姚佩佩深陷好友出卖的泥塘成了通缉犯而与圆满人生绝缘。《春尽江南》中谭端午与庞家玉（李秀蓉）的婚姻充满着猜疑与不信任，多年前在招隐寺的那个月夜里，谭端午抛弃她时的绝情始终像一根尖刺横亘在两人之间，尽管双方都装作此事从未发生，但这犹如隐藏于平静海面之下的巨大冰川，潜藏着轰坍的威胁。直到庞家玉身患绝症，他们的婚姻才迎来转折。濒临死亡的不幸消解了两人之间多年的隔阂，也让死寂的爱情重燃温情的火花，但双方迟来的醒悟无法扭转生死的阻隔，最终这段爱情所迎来的结局仍是无限的失落与悔恨。

“乌托邦理想”是“江南三部曲”系列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乌托邦”的中文翻译可理解为：“乌”，即无；“托”，是寄托；“邦”乃国家，合起来的意思就是“空想的国家”，意指一种虚拟的理想国度，是人类对理想社会和美好生活的一种想象、寄托和追求。“江南三部曲”以陆家四代人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对乌托邦理想的追寻为主线，首先讲述了他们一生都在致力于乌托邦理想的实践与守护。《人面桃花》展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与近代知识分子所分别追求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想——“桃源梦”与“大同世界”，通过两种不同理想的破碎，为我们揭示了乌托邦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从而提醒人们理想固然美好，但若是缺乏对现实清醒的认识，再饱满的理想终究是镜花水月一场空。而在更具现实性的《山河入梦》中，谭功达建设共产主义的理想在现实面前溃不成兵。一方面向人们展示那个年代浮躁冒进、不切实际的不良社会风气，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依托于某种强大体制势力又缺乏群众基础的乌托邦建设是不堪一击的。到了《春尽江南》中，乌托邦理想成了物欲横流的消费时代下一种个体的自我救赎。然而，面对这样一个无可奈何的时代，个体的乌托邦实践者所贡献的力量过于单薄，并不能解决任何具体的现实问题，所以这种“救赎”最终也只能宣告无效，对这些身为理想主义者的主人公们而言，那个令人向往的“乌托邦世界”是无法实现的幻影，而他们自身在追寻理想的这一过程中也逐渐迷失和堕落在欲望之中。

其次是人物性格上的致命缺陷。“江南三部曲”中处于不同时代的主人公们各自面临着自身的历史使命，他们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履行各自的责任和使命，对各自理想的追求贯穿始终，理想本身对他们的命运有着巨大的影响，但他们在追求理想的同时又具有典型的“空想家”精神气质，尽管他们都有极为丰富的想象力，但他们的幻想往往与现实严重脱节，在时代和社会大背景下，被夹杂其中的个人必然无法做到具备与时代和社会抗争的能力，于是他们不得不做出妥协。《人面桃花》中革命党人张季元未能成功抵抗个人欲望，夹在梅芸与陆秀米之间为情欲所困的他竟在日记中写下：“没有你，革命何用？”的荒唐话语15。可见当自身欲望与理想纠缠在一起时，所追求的理想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变质，推动他们走向最终的悲剧命运。除了来自时代和社会因素的不可抗力导致小说主人公们理想的幻灭外，他们各自性格上致命的缺陷也是造成其悲剧命运的另一谶语。《山河入梦》中谭功达时刻沉浸在自我幻想中又不谙人心的懦弱性格，注定了他的抱负必然无法实现，最终他迎来的是革职离乡的结局。在爱情方面，他始终不能直视自己的内心，优柔寡断的性格最终导致他痛失所爱。格非通过这些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深刻揭示了现实生活的荒谬之处，同时也揭示了生存现状与理想人性之间的悲哀与冲突。

三、“江南三部曲”中的“孤岛”与“寻梦”

在“江南三部曲”中，格非书写着不同时代的不同悲剧故事，既展现了社会及个人的悲剧命运，也传达了作者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关怀与思考，表明格非有着直面现实的巨大勇气和不懈探求的精神，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学者型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江南三部曲”中的人物悲剧命运的意义与能指何在？

在波谲云诡的命运交互中，这些执着于追求理想的男女主人公们呈现出一种边缘化的倾向，他们过度关注自我的精神和内心需求，无视时代变迁与社会规律，有时甚至会忽略身边的血亲，他们对现实的态度并非完全接受，并且有着强烈的抗拒意识。在他们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各种矛盾和冲突不断缠绕着他们，使他们陷入了一片茫然之中。这种迷茫不仅体现为个人对爱情的追求上，更表现为个体对理想人格的坚守上。因此即便不被周围人所理解，他们也无所畏惧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活成了一个个“孤岛”。《人面桃花》中的陆秀米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她执着于将陆侃和张季元遗留下来没有烦恼的“桃源世界”变为现实，她渴望将普济所有人都变成同一个人，过着同样的生活，就连做的梦都是一样的。然而，这种试图抹杀个性、强行大同的理想社会早在王观澄所建设的花家舍中已被证实是行不通的，尽管如此，她仍然执迷不悟，不惜与身边的所有人决裂，甚至没有给予自己亲生儿子一丝母爱，可这种惨痛的割裂并未让她收获回报，她的理想国最终成了围困她一人的孤岛。此外，在另外两部作品中也多次出现了“孤岛”情境。《山河入梦》中姚佩佩的梦想是逃离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生活；《春尽江南》中庞家玉在追逐个人利益与刺激的过程中，精神上陷入了一片荒芜之地，无法抵达的西藏圣地仿佛是宿命对她的警告。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孤岛”印证了韩六与王观澄的预言：“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被围困的小岛。”16但于格非而言，孤岛并非完全是一种断绝和逃避现实的消极手段，它是守护清醒内心的最后壁垒，亦是屏蔽现实的一道帘幕，自我封闭也带来了灵魂的自由，从而达成了心灵的觉醒。陆秀米在经历了一系列荒诞的革命实践之后，终于领悟到了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之安逸；姚佩佩在逃亡途中完成了对心上人感人至深的告白；庞家玉亦在濒临死亡之际发现被自己所抛弃的过去之理想所散发的珍贵光芒。这对于生活于当下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之中的人们，如何做到拒绝物欲诱惑，如何安置个人的理想和精神，如何不被周围的质疑之声所击败不无启示的作用。

格非在“江南三部曲”中反思了百年中国乌托邦实践历史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向现实，审视当下这个欲望泛滥而又缺乏节制的时代。当下的人们为了最大化地满足自己的欲望，无所不用其极地“恶性竞争”，导致诸如环境污染、信仰缺失等社会乱象频出，“江南三部曲”中承载了陆家三代人普世梦想的灵魂之乡——“花家舍”也未能幸免，最终被世俗欲望异化为权力与金钱角逐、道德与理想沦丧的销金窟。作者在《春尽江南》中借用庞家玉对儿子若若急功近利的教育方式，揭示了“恶性竞争”所异化的教育带来的危害：庞家玉总是给若若灌输强烈的竞争意识，她与“戴思齐的老娘”胡依薇时常攀比孩子的成绩。如果孩子的成绩不好，庞家玉就会训斥、怒骂甚至丧心病狂地朝儿子咆哮，胡依薇失去理智时会拿着毛衣针扎女儿的脸。如今的家庭教育正朝着违背人性的方向发展，连学校教育也漠视学生的心灵成长：不仅功利性地邀请身为“成功人士”的学生家长到学校进行演讲；若若的班主任更是把成绩不好的学生称其为班上最烂的苹果。17本应是促进孩子全面发展的教育，却在功利化的时代下沦为利益追逐之工具，将若若这代人培养成了冷漠自私的绝缘体，并且“恶性竞争”所异化的还不仅仅是教育，它早已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传统文化意义上的故土——‘江南’，这块属于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土地，正遭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厄运”18，这表明整个传统文明正面临着坍塌，人们的灵魂正在高楼大厦和物质财富的围困中变得日益苍白乃至无处栖身。面对这个时代的人们正处于精神层面荒芜和塌陷的危机，格非对此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重新寻回乌托邦“梦想”，试图为这个太过功利的时代提供救赎的精神资源，以期使异化的人性复原。乌托邦虽然虚无，但它不仅在于激发社会变革的理想与动力，更在于其精神上的激励作用，它促使人们以一种超越现实而非屈服于现实的姿态来彰显人性之崇高与尊严，如果缺失了这种精神依托，人们很容易陷入社会现状和世俗欲望的旋涡之中，成为狭隘的功利主义者。格非甚至疾呼：“时代已经不提供理想主义氛围了。……今天这个时代，老成、狡诈，我们不可能轻易驾驭它，对个体来讲，今天是个强大得多的对手。从这个角度来讲，（谭）端午要面对的挑战肯定比秀米和谭功达更孤绝。正因如此，他的坚持才更有价值。”19或许在这个被认为缺失理想与梦想的时代，寻回曾经遗失的梦想，重燃希望将会是改善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的一剂良方。但是，良药有效吗？不得而知。

综上所述，“江南三部曲”可谓一出关于理想、爱情、婚姻、命运的悲剧，仿佛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兜兜转转，不停轮回，无限悲凉。格非借助书写一个又一个鲜活人物的悲剧性命运，表达了对于生命哲学的思考和追问，以及他对现代人生存处境和精神困境的关注。他运用多种独特的叙事策略使得其作品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审美特质，并在主题意蕴中传递出对生存意义的精神探索，加之对中国古典文学诗情画意的借鉴，创造出一种融合现代观念的“中国式诗意”，使整部作品呈现出浓郁的古典意境之美，而又承载着深厚的人文意义与生命哲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欧洲华文文学及其重要作家研究”（项目编号：19BZW14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18 格非、张清华：《如何书写文化与精神意义上的当代——关于〈春尽江南〉的对话》，《南方文坛》2012年第2期。

2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8页。

3 4 5 6 9 15 16 格非：《人面桃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5、3、5、10、8、254、171、348页。

7 8 10 格非：《山河入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4、200、344、404页。

11 12 17 格非：《春尽江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53、8、363页。

13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8页。

14 转引自张磊：《格非小说悲剧性研究》，辽宁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

19 丁杨：《格非：愿读者在小说中找到自己》，《中华读书报》2011年9月21日。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