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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贵州大曲杯·记忆里的味道”征文大赛于2024年4月19日正式启动，在规定投稿时间（2024年4月20日—2024年10月7日）内，主办方共收到有效投稿作品9206篇（首）。经过初评、终评两个阶段的严格评审，选出特等奖2名、一等奖3名、二等奖10名、三等奖30名，共计45名。

征文作品择优在中国作家网刊发，以飨读者。

——编者

阿丈的青草药

陈再见

从小，我有一个羡慕别人的地方，说出来都感觉不好意思——我羡慕他们可以大大声声、堂堂正正地喊自己父亲“阿爸”。我们家就不行。我们家像是犯了错，兄弟几人都不能叫父亲“阿爸”。那叫什么呢？叫“阿丈”。这当然很难听，也很难为情。阿丈是另有所指，我们却只能用来称呼父亲，像是借来的称呼，名不正言不顺。这事，成了我年少时期一块不大不小的心病。

父亲生了七个孩子，从他在林场当会计那年初为人父，到八十三岁时突发心梗去世，从没有被叫过一回爸。父亲是不是因此有遗憾，我们不得而知。在我看来，这事确实让我有些耿耿于怀。尤其是我也为人父后，孩子每叫我一声“爸”，就总感觉欠父亲的东西也在那一声声中被累积了起来。

父亲倒不介意，他似乎还挺乐意孩子们管他叫阿丈。多数时候他在家里就像个缺席者，给他一个像是远亲的称谓，看样子也蛮合适。我们偶尔提及，说是不是应该改一改，别老是这么叫下去。父亲还紧张起来，他说别改了，有人还管父亲叫阿叔的，叫阿丈也没什么。叫阿叔好理解，毕竟还有叔父一说，就是我家有些莫名其妙，无论是姑丈还是丈人，那都八竿子打不着。

母亲依稀有印象，说当年大哥出生，去找瞎子算八字。瞎子摸了摸大哥的头，说这孥仔命水厚，别叫爸，叫阿丈吧。结果大哥那么一叫，往后我们一个个的，就都叫顺了嘴。兴许是瞎子先生随口一说，我们却奉若神明。由此也印证父亲的命水那是真薄，怕是不配当我大哥的父亲。据说大哥后来是历经几次病重，险些丧命，至于命水有多厚，也不见得应验，至少没成为富翁，也当不上村支书，倒是害我们这些命水薄的弟妹，也一并不能叫“阿爸”。

父亲和我们对他的称呼一样，他在家里，其实也没找到多少存在感。除了下地种田，他几乎没有任何兴趣爱好，哪怕是喝酒、抽烟——他也买烟，每天雷打不动在巷口的小卖部买一包红双喜，自己却不抽，只为了遇见人了递一枝。父亲甚至都不爱看戏看电影，这在母亲看来，简直有些匪夷所思。母亲是喜欢找乐子的人，她为了看戏，可以跟着戏班一路走出县界。当然，父亲也不是一无是处，他略懂点青草药，在我们村里算得上半个土医。每天从地里回来，父亲总不忘带一手青草药，用溪水洗净泥土，回家后摊放在天井里，晒到干翘翘的，再用化肥袋装起来，分门别类，藏在阁楼上。万一有个头昏脑热，父亲也不爱看医生吃西药，他会从阁楼上抓几把草药，熬汤喝，一瓯黑乎乎的汤水，看着都苦，家里弥漫的味道却有些清甘，通常要一整天才能消散。

我们不知道父亲的青草药到底能不能治病，反正我们有病，是不太信父亲的。反倒是外人，同村的，外地的，隔三岔五，会登门寻医，骑着摩托车，甚至开昂贵的小车，停在村口的榕树下，到处打听父亲的大名。那些时候，父亲免不了“装模作样”，端坐厅堂等着客人到来，还真有点名医的架势。有外人造访时，我们全家对待父亲的态度会随之改变，母亲时不时为父亲的茶杯续上热水，我们作为儿子的，也毕恭毕敬，分工明确，有的负责泡茶待客，有的则垂手站在一边，像个学徒颔首微笑，隔一会就给父亲敬上一支烟，尽管不抽，父亲还是会接过去别在耳朵上。父亲看病从不收钱，用他的话说，青草药就在地里长着，不需要成本，但病人吃了药，总得上门答谢，茶叶和香烟便少不了，多数时候也是我们代为收了，对父亲来说是妥妥的“蚀本”生意。

父亲是如何成为草药师这件事我们全家人其实都很疑惑，唯一的说法只能是久病成医，他年轻时体弱多病，看过不少中医，也喝过不少草药熬成的奇奇怪怪的汤水。我们也算是耳濡目染，知道米碎草、乌龙花、虎耳草，还有四叶莲，还知道假花生可以治肾炎、牛喫埔可以消肿……至于父亲的青草药师到底能否治病、能否救人，我们后来其实越发担忧，害怕病没治好，还闹出事故来。这种事乡下也不是没发生过。父亲对自己的青草药却十分有信心，现在想来，父亲的信心来自于用药的保守，他采回家的无非都是一些清热解毒的草药，有病喝不好，没病喝着玩那种。那些年，村里村外草木茂盛，父亲的草药越晒越多，以至于最后家里的阁楼都堆不下。母亲为此无不唠叨，任何一根来历不明的草屑都可以让她对父亲破口大骂。父亲照样我行我素。父亲凡事都听母亲的，唯独在对待草药这个事情上，他表现出强硬的态度。事实上，再老实的男人一旦强硬起来，再强势的女人也拿他没办法。

有那么几年时间，父亲迅速衰老，身体也开始不行。现在回头想，就是父亲去世的前两年。照乡下迷信的说法，父亲的衰败与我们为他庆生有关。父亲八十一岁那年，我们全家给他庆生，在镇上的大酒店摆了好几桌。父亲作为全家老少几十口人的长者，身穿红色短褂，显得异常兴奋。奇怪的是，庆生过后，父亲的身体就不大好，经常会无缘无故头晕呕吐。村里人就说，年纪大了可不能随便过生日……尤其是命水薄的，那是大忌。父亲却一句都没提，即便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他逢人还是会说起那次庆生怎么的热闹，子孙怎么的孝顺，镇上的海鲜怎么的好吃，怎么的贵……似乎是想先堵住他人的嘴。

我们曾带父亲去县里的医院查过，医生怀疑是颈椎的问题，父亲却对西医十分抗拒，他甚至用充满挑衅的语气跟医生说，他也是草药师——言下之意，咱们不分高下，谁也别蒙谁。从医院回来后，为了印证他在医生面前吹出去的牛，父亲开始着手医自己。他不知道从哪弄来了一本皱巴巴的黄色皮的中药书，坐在门槛上一边翻阅，一边用笔抄录药方。他从地里薅回来更多的青草药，叫得出名字和叫不出名字的，都来不及在天井晒干，直接就塞进面盘大小的铝锅里，舀进几勺井水，开始熬药，从傍晚熬到深夜，浓重的烟雾和草药的味道弥漫全家，久久难以消散。母亲开玩笑说，不用喝，熏都熏好了。父亲确实也有好转的迹象，不知道是真的好，还是一种心理慰藉。那两年，父亲喝下去的草药水少说也有一池塘，光是药水其实不难喝，只是有些青涩，加了蔗糖还挺可口，问题是父亲越喝越上瘾，还老爱往青草药里加药引，比如肥厚的肪朥，熬出来后一层浮油漂在暗绿色的汤水上，看着都饱。

一直到父亲突然去世，我们才知道他的所谓好转其实是假象，或者是他故作出来欺骗家人的伎俩。父亲去世的原因应该是心脑血管梗死，虽说他那时已经八十三高龄，但细想起来，还是我们作为子女的疏忽导致病情的延误，难免竞相自责，尤其是得知父亲可能是有意瞒着我们，一是他怕住进充满消毒气味的医院，面对冰冷的器械；二来也怕我们麻烦，花钱不说，还得在外地与老家之间奔波……在父亲的葬礼上，我们个个哭得跟泪人似的。

清理父亲的遗物时，我发现父亲的中药书和笔记本上，布满了他两年来的笔迹，抄录着各种医治心脑血管的方子，还有改良——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父亲就知道自己患的是什么病，而不是所谓的颈椎问题。

母亲把阁楼上的青草药都清理下来，以前她最想干的事，真干了却又颇感失落，不舍得把它们扔掉。我说要不熬一锅汤水，全家人每人喝一碗，这事阿丈肯定同意，他在世时最希望我们能喝他的青草药。母亲喜出望外，连忙去父亲的灵柩前打圣杯，顺顺当当，三个圣杯。于是，家人们再次搬出父亲熬药的那口铝锅，摆上灶台，打上井水，再塞进慢慢一锅青草药，余下的就在底下当柴火烧——也是奇怪，阁楼的青草药刚好能把一锅药水熬熟……家里再次弥漫在浓烈的青草药味里，只是这次闻的不再全是苦涩，还带有草木燃烧的清香。